隆庆二年（1568）戊辰科
状元罗万化
罗万化（1535-1595），字一甫，号康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隆庆二年状元，援例授翰林院修撰《大明会典》。历官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他为官较为清廉，不慕荣利。晚年多次上书乞归，获准。病逝于归家途中，赠太子太保，谥“文懿”。
策问
制曰：朕惟君天下者，兴化致理，政固多端。然务本重农，治兵修备，乃其大者。《书》言先知稼穑艰难，乃逸。又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夫成王初亲大政，而周公即拳拳以此告之，其意深矣。朕仰荷天眷，自惟寡昧，未烛于理。尝恭诵我太祖高皇帝《藉田》谕，成祖文皇帝《务本训》，乃知王业所由兴，民生之不易。乃观祖训所载居安忘备之戒，又日兢兢焉。兹躬率臣民耕藉于南郊，又屡敕边吏慎固疆圉，博求制虏长策，亦欲庶几乎知艰诘戎，以觐扬我二祖之光烈。顾彝典虽举而实政未孚，督策虽勤而武备犹弛。四方浮惰者众，未尽归农也。何以使人皆力本而不失业欤？丑虏匪茹，警报岁闻，何以创之，使不敢复窥欤？议者或言宜战，或言宜守；或欲罢调兵，或欲练士卒。计将安所决欤？朕日夜图虑安攘之策，莫急于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欤？抑其机要所在未克振举，故人罕实用，功难责成欤？尔诸士习于当世之务久矣，其仰绎我皇祖垂训贻谋之意，有可以便民益国者，明以告，朕将采而行之焉。
对策
臣对。臣闻人君之治天下也，必安攘兼举而后可以成天下之至治，必明断并行而后可以收天下之实功。何也？君犹天也，凡内而中国、上而四夷，皆覆冒于天，而为君所统驭者也。惟天好生，而覆帱之用并育而不害。惟君法天，而安攘之绩兼举而不遗。故务本重农以厚民之生，而于以成顺治之休；治兵备以固国之防，而于以达威严之化。是二者，诚有国之先务，而不可以偏废，不可以缓图者也。然非明以烛之于先，而断以行之于后，则虽外慕乎安内之名，而实效罔臻，虽从事于攘外之文，而成功罔奏。其何以合外之治，而用舒夫宵旰之忧也哉？故必君以实心主之，而委任以责成者，恒出之以英明果断之勇。臣以实心效之，而分猷以宣力者，每竭之以左右替相之诚。然后君臣道合而百度贞，上下志同而万化广。中国可安，四夷可攘。内可顺治，外可威严。而久安长治之功将致之而无难矣。
钦惟皇帝陛下以圣神之德，膺历数之归，至诚飨帝，恭己临民。天下臣庶，孰不翘首而观，拭目而望，以冀沾维新之化。而陛下方且望道未见，求治愈殷，乃特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拳拳乎安内攘外之策。顾臣愚陋，曷足以知当世之务？虽然，陛下此举益将采而行之，非虚循故事已也。苏轼有言君以名求之，臣以实应之。矧今陛下以实求之，臣敢不披沥以对扬万一耶？
臣窃闻之《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笼绥四方。则知天之生民，所以左右而曲成之者，其责恒寄之君；而君之主民，所以生养而安全之者，其道实法乎天。此人君所以与昊天同一道也。夫惟人君有同天之道，则凡历象日月以经天之时，体国经野以相地之宜，立纲陈纪以定民之极，爱养撙节以尽物之利。皆所以兴化而致理也，皆人君所以法天之政也。然语其政之大者，则惟曰务本以重农、治兵以修备二者而已。何也？盖国以民为本，而农者民之命也，兵者又民之卫也。农有不重则衣食无所自生，而啼饥号寒之民，且将有转死于沟壑者矣。君固代天以任养民之责者也，而乃使民无以为生，可乎？兵有不治则备御无所由固，而寇贼奸宄之发，且将有骈首于锋镝者矣。君固代天以当安民之责者也，而乃使民失其所卫，可乎？是故成王初亲大政，正天心陟降之际，人世间心观仰之时也。而周公所以拳拳于告戒者，一则曰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一则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是岂无深意而漫为责尽于此矣。知戎兵之当诘，则武备饬而民生有卫，人君安民之责尽于此矣。夫人君而诚使民之得养也，民之获安也，尚何化之不可兴，而理之不可致哉！故穑人成功，而永清之治于前而有光。守在四夷，而重译之朝愈远而不替。此古今之称善治者必曰成周，而诵周公之功者，亦至今不衰也。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藉田有谕曰：欲财用之不竭，国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其必由农乎？大哉王言，谆谆乎重农之意也！成祖文皇帝务本有训，首举太祖创业之难，次及往古圣贤之君、昏乱之主，以昭鉴戒。讦哉圣谟，切切乎垂裕之心也。而又作《祖训》一书，兢兢乎选将练兵之图，居安忘备之忧，则当时所以重民之命、严民之卫者，盖周至而曲尽矣。故民皆乐业，而太和之治允洽。夷皆贡琛，而来王之化益昭。内固无不顺治，而外亦无不威严。
所以，上追成周之盛，而启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休者，端不在于此哉！惟我皇上临御以来，躬率臣民耕藉于南郊，则一念重农之意已切至而不虚。而又屡敕边吏慎固封圉，博求制虏之长策，则一念防患之心又诚笃而匪懈。
其于二祖之所以垂训，已身体而实践之矣。宜农事修而民无不遂之养，武功振而国无不安之民也。乃今彝典虽举，而实政未孚。啼饥号寒之民，不惟见于穷陬僻壤之所，而通都大郡亦或有不免焉。督责虽勤，而武备犹弛。寇贼奸宄之发，不惟见于穷边荒服之外，而弄兵赤子亦尚有未靖焉。则所以廑我皇上宵旰之忧，而不遑豫逸者，良有以哉！
臣尝反覆思之而得其故矣。试以农言之。方今四方之民游惰者多，归农者鲜，此生之所以不众，而用之所以不舒也。今皇上诚欲驱天下之民而皆力于本，其道无他，惟贵公粟而已矣。盖谷者，民之所资以为生也。民终日不食则饥馁随之，乃今挟末技而轻去其田里者，岂民之皆不乐生哉？谷贱故耳！我国家于常赋之外，罪有折赎，盐有飞挽。初非不贵谷也，嗣以国有不轻而见小以忘大，于是有折色之兑，有解银之额，而穑人之功日渐轻矣，又何怪其逐末而忘本也。故臣愿贵五谷，贱金玉，而晓然使知百谷之重，如晁错之所奏焉。则激劝化导之下，岂无力本之农矣乎？如是而谓民之有失业者，末之有也。
若夫屯政之修，盐法之理，又厚农通商之最大者，独不可讲而行之乎？臣以为法久而弊者，势也；遇变而通者，权也。故屯种之田干没于豪右，而番休之卒服役于权门，屯政之废久矣。然不曰湖山斥卤之可垦辟乎？奸豪欺隐之可没入乎？游手游食之民之可驱率乎？昔韩重黎之田振武，郭子仪之耕河中，彼岂夺诸其民者与？不过假不耕之地，而收无穷之税耳。今宜早为之。制田之见存者，履亩而正界，兵之服农者，间岁而代耕，而又时申召募之令，各与以可耕之田。则经界定而侵并之奸不肆，屯聚众而树艺之功可成。昔人谓其宽民力之最大者，正谓此也。工本之钞既难于补给，而守支之商又困于折兑，盐法之坏久矣。然不曰钱钞之用有当均者乎？输纳之粟有当复者乎？私挟私贩之令有当严者乎？昔管仲之煮山海，刘晏之斡淮盐，彼岂掊诸其民者与？不过总其权于上，而布其利于下耳。今宜定为之制，重钞法以收买余盐，而使灶有所偿，轻中纳以广招商人，而俾盐无所滞。则灶得实利而法禁可施，商有余赀而正课自溢。昔人谓其飞挽之最速者，正谓此也。不然则清查愈密而屯政愈不修，法禁愈严而盐法愈不理。辟之医者，不治其本而唯治其标，亦终必死而已矣。欲农商之两利也，胡可得哉！
以兵言之，方今边疆之地，丑虏匪茹，警报岁闻，此备之所以不严，而武之所以未振也。今皇上诚欲奋天下之武，而克壮其猷，其道无他，唯重将帅而已矣。盖将者，兵之所恃以为主也。兵一日无将则丧乱从之，乃今食廪饩而轻离其卒伍者，岂兵之皆不卫主哉？将轻故耳！我国家于沿边之地，分据以参将，专制以总兵。初非不重将也，后以承平日久而重文以轻武，于是有巡抚以辖之，有总督以统之，而文法之拘日加密矣，果安责其应敌致胜也。故臣愿重其权，专其任，而屹然使当一面之寄，如赵充国之所行焉。则委任责成之际岂无敌忾之勇矣乎？如是而谓虏之有窃发者未之有也。若夫战守之策，调练之宜，又安边保邦之最急者，独不可议而行之乎？臣以为一劳者永逸之基也，暂费者久宁之道也。夫今之虏非昔之虏矣，飚举乌集，众寡之势既殊，而狼奔豕突，险阻之地难凭，此当事者所以苦于战守之难也。然臣窃计之，举匈奴之众，曾未足以当中国之半，而卒未有能一创惩之者，其故何欤？无乃先发之谋未定，而积弱之气有未振乎？兵法曰：宁我制人，毋人制我。此劳逸主客之几也。故昔高宗之伐鬼方也，不惮于三年之久；而孔明之保全蜀也，不辞夫六出之频。彼岂好为是穷兵哉？诚以不创之于前，则后之凭陵者当未艾。而不制之于我，则彼之窥伺者日未息耳。今丑虏之猖炽既如此，而犹因循委靡，不思所以振作奋励之术，则何以成中兴之治，而保边境于无虞也哉！故臣即今之势以权战守之策，必也其先决战乎？盖必以战为守，庶可以折方张之虏，而奠不拔之基也。今之兵又非昔之兵矣，锐气消沮，怯懦既已成风，而劳费不赀，司农又复告蒉，此当事者所以病于调练之难也。然臣窃思之，即燕赵之士，固素称多慷慨之材，而卒未有能一饬练之者，其故何欤？无乃屯盐之政不举，而给饷之期有不时乎？兵法曰：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此饱馁通祛之势也。故昔孔明之讨汉贼，莫急于五丈之屯；而唐宗之夷大难，悉仰于江淮之赋。彼岂徒为是扰民哉？诚以未战而不足其食，则不可以得其心。将战而不得其心，则不可以用其命耳。今边兵之柔脆既如此，而犹苟且支吾，不思所以长虑却顾之道，则何以振维扬之武，而致殷邦之嘉靖也哉！故臣即今之时以究调练之宜，必也其先理财乎？盖必财以为养，庶可以作有勇之气，而底于襄之绩也已。不然则闻敌而破胆者，既不能战也，而何足与言守？枵腹以待哺者，既不能养也，而何可以加练？譬之养身者有七年之病，而不蓄三年之艾，亦终无得而矣。欲中外之宁谧也，胡可得哉！虽然，天下之事非知之难，而行之难。人君之道非求言之贵，而用言之贵。故知而弗行犹弗知也，求而弗用犹弗求也。
臣伏读圣制有曰：朕日夜图谋安攘之策，莫急于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欤？臣以为陛下特未实行之，而臣下亦未能实奉承之耳。果曰行之而靡效，则彼成王所以致四十年之太平、我二祖所以垂二百年之善治者，果虚语也。而抑别有要机之执，以为振举之术也哉？臣以为听言贵广也，而察之尤不可以不明；察言贵明也，而行之尤不可以不断。伏观皇祖之训有曰：内外大小官员，其言当理即付所司施行，诸衙门毋得阻滞。是言也，其兼明与断而出之者矣。故臣愿陛下奋精明之气，大明作之功。谷所当贵也，则断然以贵之，而不狃于近利之私。将所当重也，则断然以重之，而不惑于一偏之见。屯田盐法以次而举，战守调练相机而行。其始也，简众贤以使之，而不贤者弗庸；其既也，分众职以任之，而不职者必黜。贤否欲明以辨，昭然如日月之行于天，而光不可掩也。赏罚欲必以信，轰然如雷霆之鼓于天，而威不可测也。然后君宰其权，臣能其事，上作其气，下效其能。守令司民牧者，诚知重农而劳心于抚字，则国无不辟之野，而野无不耕之民者，可几也。而何游民不归农之患哉？将帅司兵柄者，诚知奋武而尽力于封疆，则士无不振之气，而国无不伸之威者，可几也。而何夷狄不率服之患哉？盖惟明克允惟断有成者，即并用而不偏，故内安中国、外攘四夷者，斯兼举而不遗，周成王之治固不得专美于前，而我祖宗之业之盛又将廓大而增光之矣。此非要机之所在，而所当振举者哉！
抑臣又有献焉。心也者，万化之原，而明与断所从出者也。使其心纯乎天理之公，而绝无人欲之私，明断固浑然而在。苟一以私蔽之，则明有时而昏；一以欲累之，则断有时而失。其何以主宰化机，而役使群动哉！宋儒范氏曰：君心唯在所养。故臣愿陛下存养省察以体其心，精知力行以强其心，广询博采以大其心，亲贤远佞以纯其心。一念之萌则曰：我其忘稼穑之艰矣乎？一虑之兴则曰：我其忘戎兵之诘矣乎？然后心无不存，而可以全明断之德，可以保安攘之功。此臣之愚忠拳拳而不已也。伏惟陛下少垂察焉，则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草茅贱士，不识忌讳，干冒天威，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评析
在明代的殿试策问中，隆庆二年戊辰科的策问试卷是不多见的一份专讲时务的试卷。策问中开卷明义，曰“君天下者，兴化致理，政固多端。然务本重农，治兵修备，乃其大者”，即君主当以重农治兵为急务。随后，连提了三个问题，即如何使人民归农务本？如何行屯盐之法？如何抵御异族侵扰？这些问题都是和现实的社会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般的只知唯四书五经之书是读，唯三皇五帝之事是究，唯先哲前贤之言是听的腐儒们，这次可能会碰上大大难题了。
但罗万化却能知难而进，较好地回答了这几个问题。
首先，对第一个问题，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今皇上诚欲驱天下之民皆力于本，其道无他，唯贵公粟而已矣。”当然，当时许多人离开了土地，所谓“游惰者多，归农者鲜”，主要是土地兼并的结果，罗万化虽没有看透这个现象的本质，但他能旗帜鲜明地提出一家之言，也能看出他还是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的。并且他还在文中对他的论点略加说明和阐释，可见他还是较有自信的。所以，从这两点上来说，他的这一回答还是圆满的。
其次，对第二个问题，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对于屯田，应进行“履亩而正界”，“间岁而代耕”的工作，也就是对于天下的土地进行清丈，对于服役士卒实行代耕。这里“履亩而正界”的措施，终于在万历六年，在全国实行，据说曾较有效地抑制住豪强地主的侵并，可见罗万化是有一定的卓见的。对于盐法，应强调“总其权于上，布其利于下”的原则，“重钞法以收买余盐，而使灶有所偿，轻中纳以广招商人，而俾盐无所滞。则灶得实利而法禁可施，商有余赀而正课自溢”。这两条措施也是较为切于时用的。
再次，对于第三个问题，他提出的对策更是详尽具体，这就是，一曰重将帅；二曰先决战；三曰先理财。如果我们较为熟知明朝的历史，就会知道罗万化的这几条建议都是较正确的。譬如，就重将帅一条而言，明朝兵制是将帅对军队无调遣权，只有临时统率权，逢战事可被皇帝委派领军出征，战事结束，归还将印，军队脱离将帅归于卫所。这样的办法虽对皇帝从军事上加强和巩固皇权有利，但是对于加强将帅的责任心和勇气却是极为不利的。故明中叶以后，边警四起，军队的战斗力却日益衰落，这不能不和将帅不被尊重有一定的关系，许多明智之士早已看出这一点，而罗万化在这里又提出这个问题，可见这是当时普遍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罗万化的对策虽然篇幅并不太长，但却句句无虚言，句句能有所指，句句能有所陈，不愧是明代殿试对策中的一篇佳文。
（苗菁）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6.14 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