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八年（1529）己丑科

状元罗洪先

 

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幼读王守仁《传习录》，极推崇王氏“心学”，故拜同村“心学”学者李中为师。嘉靖八年（1529）中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次年，因父母年老多病，辞官回乡，嘉靖十八年授拜春坊左赞善。时世宗崇信神道，不理朝政，罗洪先联合唐顺之、赵时春上疏，欲请皇太子朱载垕临朝代世宗处理大事，触怒世宗。自此，潜心学问，天文、地理、礼乐、典章、河渠、边塞、战阵、攻守，阴阳、算数无不精究。尤于王守仁“心学”多有所得，并能对其流弊有所修正。死后追赠光禄少卿，谥“文恭”。著有《念庵文集》。

策问

制曰：朕惟治天下之道不可概举，其大者在乎知人、安民二者而已。夫知人则哲，必能官而任之；安民则惠，必使匹夫、匹妇各得其所。虽然尧舜尚于此犹难，夫岂后世所能及也？朕本藩服，仰承天命，入奉大统，朝夕战兢，不遑宁处。何自即位以来，灾变频仍，旱潦相继，岁复一岁，无得不之，生民流亡，朕甚恐惧。此非朕官非其人以虐民欤？或贤与不肖进退倒置欤？或劝惩之典失其宜欤？抑为我选任者失公平之道欤？夫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非民不聊生而天垂深戒者如此何欤？至于内有盗贼之扰，外有疆埸之患，此亦以为民之害者。民为邦本，而使饥寒困苦流离死亡至于如此，邦欲安得乎？朕虽存保邦安民之念，求其所以实无一得，朕欲俾灾沴潜消，民生安堵，盗贼息，边方靖，财充而食足，不知如之何可以臻此？特进尔多士于廷，尔多士明于王道有日矣，且目睹时艰，岂无真识的见以匡我者？当悉心吐露，推衍所以于篇，朕当勉为亲览焉，勿诌勿惮，勿泛勿略，庶副朕意。

对策

臣对。臣闻帝王之致治也，有覆天下之仁而以不费为施，有周天下之智而以不劳为用。施不费而后顺时鼓舞之权行，用不劳而后宪天聪明之实尽。尽聪明者存乎诚，诚无疑矣；妙鼓舞者存乎变，变无方矣。无方而显作用于旁行，仁之发也，以天下之才尽天下之敌，得天下之故神天下之化，夫何费之有！无疑而别贤否于不遗，智之运也，以天下之公为一人之度，廓一人之度达天下之情，夫何劳之有！

是故，诚以基智，智以广仁，仁以尽化，化以格天，天顺而时，化和而理，仁广而通，智睿而辨。非夫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者，其孰能与于此！故仁而不得其要，必纷错而弥文；智而不本于诚，必穿凿而任术。弥文之弊，泛而寡效；任术之弊，察而不弘。天下之事废者多矣，是故帝王存之为湛一之本，举之为易简之善，明而先觉，惠而久大，盖其所执者要而所尚者审故也。是以天地可位，万物可育，气化太和，灾沴不作。其上下一贯之理，显微无间之机乎！

是故，仁智合德之谓圣，志气交感之谓通，天人同归之谓治。是说之不明也亦久矣。古人之言曰：上有好言之君，则下必有尽言之臣。又曰：益志广德，莫善于问；乘事演道，莫善于对。臣愚，恭遇陛下精明纳言，得其时矣，观时势之敌，究恢济之本，极理要之说，广德业之规，臣非其人也，而窃有志焉，敢不敬述所闻以对。

惟天生民不能无欲，欲之不制，乱之成也，苟非至德，大道不行。故夫德合天者谓之皇，德合地者谓之帝，兼乎三才、足以叙伦尽制者，谓之天子。故亶聪明为元后，而佑下民也作之君师。子夏问孔子以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有败，必先知之，一人而定四方者，君也。

是故，天者立君之命也，君者立民之命也。裁成之道，辅相之宜，所自成也；典礼之衷，命讨之权，必有归也。安民非君之责乎？势一而后定于义，职分而后详于仁。

是故，惟王建国，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立民极也。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以奉天道也。此则共济之义，大公之制也。官人非君之助乎？然地远则德未易遍，情异则化未易齐，求万姓之咸休至难也；听言则易于匿情，尽实则乖于广容，求九德之咸事至难也。然臣尝求之矣。四凶之恶未著也，尧不逆探其奸；元凯之善未著也，尧不责备其用。是道也，其知人之要乎？黎民敏德，在臣工之克艰；帝力不知，由百僚之师师。是道也，其安民之要乎？然而当时病其难者，思日孜孜之心，后世之弗逮，忘其有事者也。念不念之间而治忽因之，其亦可畏也哉！

仰惟陛下即位以来，务学求理，敬慎夙夜，不遑宁处，求直言以广听纳，除冗役以刬蠹害，谨鬻爵以简任使，严章法以辩优劣，其于用人可谓谨矣。免杂租以重邦本，发余帑以苏时艰，减贡献以节浮费，明冤狱以行钦恤，其于抚民可谓至矣。是宜海内兴富足之歌，天下乐有年之颂，朝著崇相让之风，郡邑尚承德之美，而休征毕集，嘉气聿畅矣。夫何近年灾故迭见？旱魃肆虐，千里相继；淫潦损苗，逾时不止；白虹示警，坤仪载震；星变上现，霾气四昏。夫天人之应自古不诬，气数之说匪经之训，故曰：圣王在上，日月不薄蚀，星辰不悖，雷发不震，雨雹不为菑，一气之流行故也。今也仰窥晷度，俯考玑衡，岂惟圣明虑之，至愚如臣亦宜疑之矣。然尝延询博访，近察远闻，而知斯民之困也。仓箱无卒岁之储，田里无口分之业，耕获未已而称贷复行，亦有收不以时，如苏轼之虑者矣。播种已施而券契辄易，亦有欲亟其死，如陆贽之忧者矣。或病于赋税之增，或困于徭役之扰，至于灾异之地，犹失抚字之方。栗烈不免于悬鹑，原野谁矜夫蒙袂，是以流离载道，转相嗷嗷，攘劫为生，益见糜败，边尘稍动，僵仆满目。夫天心之仁，靡不欲其相养以生，而民之司牧，乃忍视其转死而不救，知人之道可不重省乎哉！陛下之睿思既有以洞烛其弊矣，臣也复何所言。

伏惟圣问有曰：官非其人以虐民。臣不敢谓无是也。

盖古之仕也，禄不计其厚薄，职不计其大小，惟以尽分为贤，不以年数为限。今也上无责成之心，下有苟安之幸，善政未必行，能声未必著，累日积资自可叙迁，是安得不以利为利也。陛下有以处之乎？圣问有曰：贤与不肖进退倒置。臣不敢谓无是也。

盖古之仕也，进以实德不以空言，故静言如兜，不得长奸，有能如鲧，犹谓方命。今也听其辞说，无以证其素行，取其才艺，不复稽其道术，是安得不以不肖为贤也。陛下有以辨之乎？以劝惩言之，古之课绩也，日有日成，月有月要，岁有岁会，故不紊也。今给由之制，亦有视为文具而以情毁誉者乎？是赏罚无可考矣。以选任言之，古之进贤也，官长自举其僚属，荐辟不避乎亲故，皆以情也。今铨衡之法，亦有故遗所知而远绝嫌谤者乎？是公平有所碍矣。四患不除，则庶理不得；庶理不得，则群贤不登；群贤不登，则处置失宜，而百姓无赖。

是故，潢池多弄兵之警，沿边无固守之防。以此立国，则国运不泰；以此制民，则民纪弗宁。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言乎感应之道，察乎机缄之萌，是安得不来宵旰之忧而切多士之问也。然臣以为知致弊之由，则必有救弊之方；病化源之郁，则必有更化之道。毋亦于知人者而加之意乎？臣亦不敢为近世苟且之见，习熟之说，以负陛下之诚意，请揆其本而论之。

夫天聪明，圣时宪，古之训也。然天之聪明不可度也，有德则降祥，有恶则降殃，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因其宜而未尝有为也，各尽其才而未尝有心也。山泽之广大，污疾之藏纳，而未尝靡容也，观于天道，可以知人君之度矣。

舜为大智，隐恶而扬善，谦之受益，能虑以下人者也。圣贵改过，不保其往，诚于取善，无不可师，在协于克一而已。是故虚心以应之，下己以待之。水澄则妍媸见也，衡平则轻重自伦也。必以形迹观人，则不可以尽人；

必以法制绳人，则不可以服人。而况人心至神，无感不通，上之好恶靡不审，上之情伪靡不知。示之以诚，犹恐其渝；示之以疑，弊将安极？己未信而欲人之信己，不可得也；人弗信而欲其惟志之从，亦不可得也。今以虞度之私，而视圣人问察用中之心为何如哉？虽然，此其本也，概举其端，则教育不可不端也，选举不可不慎也，考课不可不精也。而三者之中，教育又是其大端也。

欲端教育，在于正道术之习，重师儒之贤。欲正其习，则祖训所谓一以记诵为能，卒无实用者可戒也。欲举其师，则祖训所谓必求端人正士，以为模范者可行也。敦本而尚质，先德而后艺，如是而教有不成乎！

欲慎选举，在于谨资格之弊，崇德行之科。谨资格也，则当鉴裴光庭混淆之失；崇德行也，则当用程颐荐达之议，而又止奔竞之风，重廉耻之节，如是而选有不当乎！

欲精考课，在久贤能之任，明赏罚之权。久任则杜恕所谓辟亲民长吏转为郡守，有绩则进爵加秩者，可法也；明权则傅嘏所谓君志定、国体崇，而后责其成者可取也。如是而课有不精乎！

然而，数者之要，非秉聪明之德不能行，宪天之说，无亦所当致省者乎？既能知人，则安民者举而措之耳。然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法不变则道不融，制不新则化不显。兼以时久则穷，事烦则弛，俗玩则弊，势积则屯，守其故必滞而不通，反其源斯顺而可达。是故作其倦怠，不可无劝相之道；一其趋向，不可无防范之规。刚克柔克，因人而施者也；尚质尚忠，与世相成者也。此可以观时矣。时未至而求之太骤，则易至于用智；时已至而行之无渐，亦不谓之适宜。故观其会通，顺其酬酢。以为当官之法，固可尽其才能；以为责效之期，尤当易于底绩。今习于惰逸，昧于物情，执一定之迹，应无穷之变，岂所以振皇纲而宣德意者乎？

虽然此其本也，概举其端，则东南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西北有可耕之地而无其法。旷土隙田之未治，晁错之所忧也；凿源灌渠之有法，召信臣之所行也。臣又闻因旱得雨，而皇祖犹悯其伤苗，乃免田租。今则善政置诸废阁多矣，无亦以实意行之乎？西陕告饥请粟，而皇祖倍其赉予，且令速发。今则虽有急请，稽延岁时久矣，无亦以便宜处之乎？田无定分，贫富不均，略为检制可也。赋有巧算，虚实莫究，加以清量可也。禁多靡之风而民自足，黄霸之惠政也；豫储蓄之举而岁不饥，朱熹之良规也。然而数者之要，非达变易之宜，不能行顺时之说，无亦所当致省者乎？顺时而不悖，则贤才无掣肘之虞；任人而不疑，则闾阎有切实之效。遂饱暖安逸之欲，而无饥寒，盗贼何从生乎？盖不但龚遂之治渤海也。得抚绥攻战之宜，而无败衄，外侮何由至乎？盖不但如充国之在湟中也。生之有道，用之有节，积之有备，取之有制，财用足而衣食富，又不必刘晏之取予而后为善计也。又何患于天心之不格，灾患之潜消哉！

然，圣问于终篇尤有明于王道真实的见之说，以启愚臣之尽言，而且戒谄畏之弊，臣有以知陛下求治理之切，广谋猷之陈，上嘉下乐之情至矣，臣复何顾忌而不终其义哉！

盖闻祖训有曰：一民未安，犹为未仁；一念未诚，犹难格天。又曰：人情遇祥则有骄心，遇灾则有惧心，惧则戒心常存，或皆蒙休矣。

呜呼，其殆天人之交，始终之义，安危倚伏之机乎！今陛下遇灾而惧，因变而警，归过于己，加念于民，是心岂有二哉！此皋陶所谓兢业万几者也，寅恭和衷者也，是知人、安民之大原也，万古虚灵不昧之天德也。今之灾变即潜消也，此心之敬戒无时可止息也。

孔子曰：为政在人，修道以仁，仁也者，即今日敬戒之真心也。是心也，天得之以情，地得之以宁，圣人得之能使天下和平。是故无有内外，无有远近，浑然与物同体者也，准则变化，皆由此出。清明在躬，可以一贯，谁则无之？难乎其纯耳。圣人之学，以纯其心者也，加以意必，即非此心，加心固我，即非此心，其得其失，不假外求匪思匪为，乃所自得。

是故，静而养之而未始有物，实渊深也；动而慎之而未始不定，实溥博也。故一念之觉即为诚，一念之放即为伪，达于此为大智，决于此为大勇，而饰外之累不足惑之矣。顺之而运用也，乃为周流之妙，失之袭取也，乃为执方之行，而似是之非不足动之矣。以此修己，中有主而不杂于二三；以此亲贤，任必专而不疑于可否；以此为裁事宰物之柄，则拟议而不穷；以此为事天治民之本，则精明而不懈。学不知心，难言穷理，不能穷理，何以泛应！此一贯之旨也，千圣之传也，百世之经也，愚臣终身学之而未能者也。

程子言告君之贵诚也，犹钟之音系所感而应也。张子言曰：试言乃事君第一义，岂可有欺！臣之微诚何足为献，然亦不敢妄举以陷于自欺，刍荛之虑有补万一，亦大圣之所不弃也。惟陛下审择而力行之，不胜幸甚。臣谨对。

评析

 

嘉靖八年的殿试，皇帝制策问以“知人”、“安民”之道，这实际上是有所针对而发的提问。

因为从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以来，如他在策问中所言“灾变频仍，旱潦相继，岁复一岁，无处无之”。

嘉靖元年七月，南京暴风雨，江水涌溢，拔树坏屋，漂没船只；凤阳、扬州、庐州、淮安等府同时大风雨雹，河水泛涨，毁坏房屋，人畜死者无算。

二年，两畿、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及嘉兴、大同、成都均旱，赤地千里；南畿又遭大水，江淮都溢，淮、扬、邳、徐等府房屋田地大都被淹。五年，徐、沛河溢，坏丰县城。六年，黄河连年北溢，沛县以北运河阻塞，遂自兰阳北之赵皮寨引水南流，东经宁陵、夏邑至宿州离桥，出宿迁小河口。

同时，各地民变不断，自嘉靖元年到八年，先后有广西周克亮矿徒起义、山东王堂矿徒起义、文莱蔡猛三起义、大同兵变、广东瑶民起义、山西陈乡起义等等。世宗登基的初年在政治上曾作了一些适当的改革，先后实行了减轻租银、整顿赋役以及抑制宦官、裁撤锦衣卫校尉等等措施。更重要的是勘查了皇庄和勋戚庄田，把一部分土地退还农民。但是嘉靖皇帝却不能善始善终，他阅览奏疏的时间逐渐减少了，遇事不愿多动脑筋，也懒得与阁臣议事。

接下来，他开始出入教坊诸司，迷醉于乐工、舞女精湛的技艺表演。再后来事情就有些严重了，即位之初纳谏如流的情景很少再现，锦衣卫、监局里的冗员开始增加，封爵世宗之风又有所抬头……正如嘉靖二年南京礼部尚书秦全上疏所言，嘉靖皇帝有“七不如初”：诏令不能如初，任贤不能如初，慎名器不能如初，谨国法不能如初，恤民瘼不能如初，崇正道不能如初，啬精神不能如初。嘉靖皇帝在一天天腐化堕落下去。

由此，就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吏治腐败，政治昏暗，点滴的改革又都成为了泡影，社会的危机又一天天加剧。嘉靖皇帝虽仍然嬉戏、奢侈，但却不能不有所警觉，他坦白地向临策会试的举子们提出了如何“知人”、“安民”的问题。

罗洪先在回答策问时，以“知人之本在于诚，安民之本在于仁”为立论根本，尤其推崇纯心，认为是“知人、安民之大原”，这也是有其原因的。

朱明王朝在立国之初极力提倡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作为封建统治思想。朱元璋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他做皇帝，就是“行先圣之道”（《明太祖实录》卷26）。朱棣曾令撰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儒家书籍，广为传播。

在明朝统治者的倡导下，嘉靖以前，程朱理学在官僚士人当中十分流行，成为统治阶级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但明中叶后，政治腐败，世风日下，民变纷起，统治者所崇奉的程朱理学已不能束缚人民的思想，于是王守仁的“心学”兴盛起来，以补救理学的无能。

王守仁在治学方面继承南宋陆九渊的“心即理也”的学说，也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他反对程朱理学所承认的心外之理，这种心外之理在当时已被看作封建道德的准则。他认为理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也不是圣人所能制定的，而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所以他说“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非物理矣”（黄宗羲《明儒学案》引《传习录》）。

王守仁把这种存在于每人心中的理叫作“良知”，而主张人人“致良知”，于是程朱理学用以维护封建秩序的道德准则，又被王守仁移植到每个人的心中，使它在人心中生了根。

在明代中叶阶级斗争更为尖锐的情况下，王守仁把三纲五常这些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心所固有的东西，不是统治者强加于人的，那么人人就自然应该遵守这些封建道德，因此它更能直截了当地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它一出笼，就得到许多土大夫的赏识。

罗洪先在15岁时，便曾拜读过王守仁的代表作《传习录》，极为推崇王氏“心学”。他潜心研究王守仁的“心学”，成为王氏“心学”的重要传人。他赞同王守仁的“致良知”的说教，要求人们用自心去体悟他认为原本就存在于自心中的伦理说教。所以，他应对中的主张，实是他所倡导的“心即理”、“致良知”等“心学”理论的演绎。

问以政治实务，答以玄妙心学，这是这篇时务对策的一大特色。

（苗菁）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6.14     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