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著作等身——罗炳之（自传）

人物卷, 各省罗氏, 文化教育, 江西, 网络通谱 2016 年 8 月 6 日 luoxunsen 添加评论

罗炳之

我原名罗廷光，别号炳之。从五十年代起统用号名，不用原名。一八九六年农历六月十三日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淳化乡云楼村。汉族。父名咏葵，前清秀才，教私塾兼行中医。从五岁起，父教我识字，并读《三字经》、《四书》等。十岁失怙，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我在家乡就学一直到十五岁，一九一一年一月入吉安县高等小学，那年适逢辛亥革命胜利，全校学生提前毕业。后靠借贷和戚友资助，才得完成四年中学学业。

我二十岁中学毕业后，曾任城乡小学教师各一年。当小学教师，原为解决个人生活问题，通过教学实践，我逐步感到当教师很有兴趣，也很有意义，这对我后来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影响。

一九一八年七月，我在南昌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八月往南京，以公费入该校教育专修科肄业。我入高师的第二年，适逢“五四”运动发生，当时激于爱国热情，参加了南京学生和各界群众的大规模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还我青岛”等口号。随着形势的发展，我的思想逐渐朝着新的方向发展。从这时起，我写文章也全用白话体了。“五四”运动前夕，美国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家杜威由美来华，到处宣传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我在南京听过他的讲演，读过他的一些著作，因而受他的教育思想的影响相当深。我在南京高师读了三年后，曾任厦门集美师范和河南第一师范教师，共四年。一九二五秋我往南京东南大学（前身即南京高师）进修（补读大学）。同时在第一女子师范教课，凡一年。就在这时期，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我在南京参加了声讨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我肄业南高、东大时期，曾在《教育汇刊》、《教育杂志》、《心理》、《中等教育界》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东南大学毕业后，我曾任南昌鸿声中学、扬州中学和无锡中学教师。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北伐军围攻南昌甚久，枪炮声日夜不绝，学校停课。就在那紧张形势下，我根据自己点滴教学经验，参引教学原理，写成《普通教学法》一书（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荒谬地通令各省撤销师范学校（包括乡村师范），把它归并到中学，成为高中师范科，激起了江苏省高中师范科主任和教育界的抗议运动，并发表文章坚决维护师范独立。经过这次斗争，师范学校终于得以恢复。

一九二八年七月，我从无锡往南昌参加江西省欧美留学考试，录取后，得以公费往美国留学。八月我往美国入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院，除攻读教育史和教育行政外，集中大量时间探讨欧美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并写成专稿（英文本）一份。肄业满一年，转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继续学习。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除学习教育行政和比较教育外，继续教育科学研究的编写工作，依据上述英文专稿，把范围扩充，除史的考察以外，兼及教育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和具体方法，如历史法、调查法、实验法、观察法、测量法和统计法等，写成《教育科学研究大纲》一书，交中华书局出版。在哥大师院研究工作结束，准备回国。动身前接受了国立中央大学之聘，于一九三一年八月，由纽约经欧洲返抵南京，任中大副教授，翌年，升教授兼教育社会学系主任，及本校实验学校（包括附中）校长。

我在中大教育学院，第一学年开了“教育研究”一课，以上述拙著为教材。次年增设了“实验教育”的学程，教材采自麦柯尔（W·A·McCall）的《教育实验法》（英文本），补充自编讲义。我和王秀南合编的《实验教育》，一九三二年，由钟山书局出版。此外还为中华书局写了《教育科学纲要》一书，重在探讨教育科学的内容、结构和体系，一九三二年出版。

一九三三年秋，我改任湖北教育学院院长。学院坐落在武昌郊外，附设一大农场，作为农事实验和学生实习之所。接办时，鉴于当时湖北农村经济凋敝，农业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苦，我和同事商定：本院教育以农业和乡村教育为主，设置相应系科，各由专业教师主持。企图通过教育发展农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而致国家于富强。试行过后，没有得到什么成绩。

一九三四年终我离开武汉再往英国留学。一九三五年初，我入伦敦大学皇家学院研究教育学，以余暇翻译凯德尔的《比较教育》，并经常参观英国学校及其它教育机关。该年八月，出席第六届世界教育社会议。除参加各项活动外，向到会代表介绍了中国教育学会和中国社会教育社的概况，并散发了中国社会教育社的实验报告。一九三六年一月，我在伦敦大学研究工作结束，所译《比较教育》完成三分之二，余由韦悫先生续竣，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从一九三六年一月至六月，我往欧洲大陆参观访问，先后参观了法、德、意、丹、波、苏等国学校、社教团体及其它教育机关。七月从莫斯科经西伯利亚返国。

一九三六年八月，我任河南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及教育系主任，开设“比较教育”一课，同时将前在欧美学习和参观所得，汇集整理再加研究，写成《最近欧美教育综鉴》一书（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九三七年春，我接受北京大学之聘，学期结束，准备北上。讵料“七七”事变发生，交通阻绝。嗣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临时大学，设在湖南长沙和南岳，我从南京前往南岳任教。一九三八年上半年，临时大学迁云南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我偕同事汤用彤、朱自清、贺麟、郑昕、钱穆等人由南岳乘专车经柳州、桂林、河内，转滇越铁路抵达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我曾参加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硕士学位考试的典试工作；随后，兼了该大学教育研究所的课。一九三九年秋，昆明遭敌机猛烈轰炸，学校被迫停课，我家疏散到郊外岗头村。我向村民租了一间小角楼，面积小，光线差，楼下是牛舍猪栏，臭气上升，饮水既不卫生，电灯更谈不上。生活条件尽管坏，我的研究工作却没有中断（为中华书局撰写的《教学通论》即在那时脱稿）。

一九四O年八月，我离昆明返江西泰和任中正大学教授兼教务长。该大学初设在泰和杏岭村，日寇窜入吉安、赣州前夕，全校迁赣南雩都。抗战胜利，再迁南昌望城岗。在那颠沛流离的旅程中，我曾整理旧稿，结合教学实践和教育行政原理，写成《教育行政》一书（194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应中央大学吴有训校长之约，从南昌往重庆任该大学教授，未几，兼师范学院院长。该年下半年，中央大学全校迁回南京。我除参加迁校工作外，还负责重建师院的附中、附小。至一九四八年吴校长辞职出国前夕，我辞去了所兼师范学院院长职务，专任教课。一九四七年夏，我应邀往青岛，在该市暑假讲习会上，对全市中小学教师作了题为“最近欧美小学教育”的讲演，会后经研究整理，编就《最近欧美小学教育概览》一书（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四八年，我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出席了本年夏季在南京召开的成立大会，讨论了如何发展我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等问题。我在中大任教至解放时止。

解放后，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一九五O年我任南京大学教授，兼教育系主任。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南京师范学院成立，我即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后兼院务委员会委员及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我在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学院先后教过“教育学”和“教育史”等课，从一九五四年起，我在南师专任“外国教育史”的教学。一九五五年我代表南师出席教育部在上海华东师大召开的师范院校教育中教学大纲编写工作会议，在党的领导下，经代表们的努力，终于编就《师范学院教育系教育史教学大纲》（草案）一份，作为师院教学本门学科的准则。我主持了这次编写小组的工作。一九六一年秋，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我被特邀偕本院温建平院长往北京参加会议，详细讨论了各项师范教育重要问题。会期三周，收获很大。为了满足本系教学需要，我曾参加苏联和西方国家一些教育史教科书、参考书等编译，尽量采用原始资料（特别是马列著作、各家原著及有关档案），结合本国实际，重点地阐述外国教育史上的主要问题，写成《外国教育史》上册，一九六二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十年动乱，下册的编写工作中断。“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拨乱反正，各方出现欣欣向荣景象。我鼓起余勇，努力续完下册，并对上册作了适当修改。现在上下两册（共三十四章，五十余万字）均在印刷中，不久将由原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二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我代表南京教育学会出席，并在会上作了题为《王守仁的教育思想评价》的学术报告（本文在《江海学刊》1962年第二期上发表），本届会议我被选为副主席。

我现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和院及系的学术委员会委员；外兼人民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国民主同盟江苏省委员会常务委员。

我从一九一六年任小学教师起，除升学、进修和留学外，任大、中、小学教师迄今共五十六年，其中任大学教职（从1931年中央大学执教起）近五十年。我一直是个教师，是个以培养人才为专业教师。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对培养人才的工作诚然做得不够，成效不大，但我看到我们学校历届毕业生先后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多能做出优异的成绩；不少人学术造诣深堪，已蔚为各门专家、学者，蜚声国内外学术界；更有好些人解放前后在党的教育下，茁壮成长，投身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今许多人已成为四化建设中的骨干力量，真是英人辈出，百花盛开，春色满园（而且一代胜过一代），心中感到无比高兴！

过去，为了适应形势和教学的需要，我在自己专业的领域内，做过一些科研工作，这在前面（经历部分）已经提到。总的说来；多年来我的科研工作，围绕着下列几个中心进行：（1）运用科学研究的体系；（2）将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和方法应用于教育行政和教学法，以提高行政和教学的效能；（3）深入实际，了解各国教育情况，从比较中吸取其有益的东西，供我国教育改革的借鉴；（4）针对时弊，宣扬师资培养的重要，系统地引述外国师范教育的起源和发展，并阐明师范教育的理论和实际；（5）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代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发展及其规律，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扬长去短，使古为今用。在上述各方面，我都发表了一些著作，其中以教育科学研究（或教育研究法）和教育史（侧重外国教育史）研究二项影响较大。当然我自己认为做的都是很不够的。

讲到治学经验，我没什么突出的地方，只是经常注意下列各点：

博学：首先是搜集资料，要多接触实际，多进行参观访问，多积累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既博览群书，又善于抉择，做到“博学以知服”。
深思：将所集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深思熟虑，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揭示其规律性。
存疑：不盲从，不武断，实事求是，处处问个“为什么”，一经发现问题，就及时研究解决。
求征：科学研究重在证验，“无征不信”。古代韩非说得好：“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韩非子·显学篇》）。我认为这几点对于做学问很有帮助。

对教学工作，我一向比较重视。过去曾写过几本有关教学原理和教学方法的书，自己长期从事教学，时时不忘“认真”二字。我从上第一堂课起，直到现在，始终认真负责，没有上过一次敷衍塞责的课；而且每上一课都感到有兴趣，有收获。我认为，教学既是一种艺术，又是一门科学，要求把一切教学活动（包括编制课程、教材、教学，辅导和考查成绩、记分等等）置之科学基础上加以研究解决。在教学中我除用适当方法传授知识以外，更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自学能力，这比传授知识本身尤为重要。

我在南师还肩负着提高青年教师业务水平的任务。方法是通过实践，同听课而参加部分教学，进而独立教学。条件具备，就让他们参加编写教材。总之无论对学生或青年教师，我都希望他们能迅速地成长，精益求精，在各方面超过老师，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鉴于客观形势不断发展，教育事业日新月异，随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研究解决，教育科学也需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展、创新，我必须积极学习，不断提高，教到老，学到老。

小结：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在旧社会生活了过半世纪，今年八十六岁。多年来从事教育工作，兢兢业业，不辞劳苦，目的只求对我国教育事业和教育科学的发展有所贡献。无如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文化教育因而落后，教育科学更难望其发展。只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革命斗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人民教育才被重视，人民教师才被提高到应有的地位。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爱护，不仅给了我优越的政治待遇，而且为我创造了有利的科研条件。我自应老当益壮，“自强不息”，在党的领导下致力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科学的发展，在当今四化建设中发挥一砖一瓦作用。

注：近因父亲患眼疾甚剧，不能执笔，本文由父亲口授，我撰写，最后仍由父亲订正。

罗宗真一九八一年九月

于南京师范学院

罗炳之主要著作目录

《普通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

《教育科学研究大纲》（中华书局1932年）

《教育研究指南》（中央大学教育研究所1932）

《实验教育》（与王秀南合编）（钟山书局1933年）

《教育概论》（世界书局 1933年）

《师范教育新论》（南京书店 1933年）

《教育科学纲要》（中华书局 1935年）

《最近欧美教育综览》上下两册（商务印书馆 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