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从彦生平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作者：高令印，厦门大学哲学教授）

学术论文, 罗从彦研究, 罗氏人物研究 2016 年 7 月 13 日 luoxunsen 添加评论

罗从彦生平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高令印

一、世系生平著述

罗从彦字仲素，南剑州沙县（今福建沙县）人。原籍豫章（今江西南昌），自号豫章，学者称豫章先生（编者注：汉代豫章郡含今江西及广东北部）。生于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0），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绍兴二年（1132）进士，授惠州博罗县主薄，在任二年而卒。南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赠太师邹国公、谥文质。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596）从祀孔庙，在西庑司马光之下、胡安国之上。清圣祖康熙四十五年（1706），皇帝赐御书祠额曰：“奥学清节”。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罗从彦远祖周文由江西洪州豫章（今南昌南郊）至今福建沙县任县尉，是为罗氏入闽始祖（编者注：罗周文为豫章何县人待考）。至北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七世祖罗觉民（编者注：世次有误，据出土之罗畸墓志铭，罗周文为罗畸七世祖，应为罗从彦八世祖。）由沙县迁至剑浦（今南平）县城。此后，十世祖罗世南（罗从彦祖父。）定居于剑浦县溪南罗源里，从彦生于此。北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罗从彦到沙县西郊洞天岩讲学9年，到外地拜师杨时等皆从此出发，他便以沙县为家，后来文献记载便谓其为沙县人。由上可知，谓罗从彦为沙县人或南平人均可。

罗从彦一生主要从事儒学研究和文化教育活动。

罗从彦的著述，主要有《遵尧录》、《诗解》、《春秋指归》、《语孟师说》、《中庸说》、《台衡录》、《议论要语》、《春秋毛氏语解》、《二程龟山语录》、《诗文集》等，多佚失。结辑有《罗豫章先生集》。

二、师徒杨时李侗

罗从彦自幼聪明好学，10岁能诗，13岁从吴仪（字国华）学经学。后闻杨时得程氏之学，遂师事焉。据专家们的研究，罗从彦师事杨时有4次。1．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杨时职事浏阳，被诬告，罢官返乡将乐，在其故乡含云寺讲学，罗从彦前往受教，时年29岁。2．北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杨时在南京（今河南商邱）任敦宗院宗子博士，是年七月、八月，罗从彦前往受学，时年40岁。3．政和二年，杨时赴浙江萧山任知县，罗从彦前往受学。4．政和七年（1117），杨时在毗陵（今江苏常州、无锡、镇江一带）任提点均州明道观，罗从彦前往受学，时年46岁。

罗从彦在师事杨时过程中，曾直接向程颐求教。有一次罗从彦向杨时求教《易经》上的问题，杨时讲了，罗从彦有疑色，杨时便说：“以前我是听伊川（程颐）先生讲的，他讲得可透彻呢？”罗从彦便立即鬻田裹粮筹够资费到河南洛阳拜程颐为师。他听程颐讲《易经》之后，说：“以前我听龟山先生的讲解也是这样。”¹回闽后，便专心向杨时问学，“尽得龟山不传之秘”。²

罗从彦初听杨时讲学，即“惊汗浃背”，认为不向杨时问学，是虚度此生。因此，他在杨时门下非常努力学习，杨时“弟子千余人，无及从彦者”。³杨时非常喜欢罗从彦，认为“唯从彦可以言道”。⁴罗从彦之学传授给李侗。李侗于24岁时拜罗从彦为师。李侗认为，罗从彦之学为程氏、龟山真传。他称颂罗从彦说：

其惟先生服膺龟山先生之讲席有年，况尝及伊川先生之门，得不传之道于千五百年之后，惟明而修，行完而洁，扩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神微妙，各极其至，汉唐诸儒无近似者。⁵

“得不传之道于千一百年之后”，是程颐对其兄程颢的评论，这里李侗加在罗从彦头上，可谓评价至高。这也是借此以抬高自己。接着，李侗强调，“愿受业于门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趋，无途辙之句留；今之所受，无关键之能碍。”誓将孜孜于斯道，“死而后已”。⁶

杨时、罗从彦、李侗被称为“南剑三先生”。他们是闽中早期理学的代表者，朱熹的先驱，是二程洛学发展到朱熹闽学的中间环节，在程朱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以主静为宗

罗从彦跟二程、杨时一样，把理作为世界的本体。他反复强调，“天地之先也是理。”⁷“有理而后有物。”⁸这是他们一致的观点。罗从彦比较突出的观点是静中观（穷）理，以“主静为宗”。⁹周敦颐以主静开宗，后来程颐，以及未熹，为了与佛教禅学的主静区别开来，以敬易静，提出主敬。而罗从彦仍以主静为宗，就说明其学说有自己的特点。

有谓，罗从彦曾在罗浮山“静坐三年，所以穷极天地万物之理”。¹⁰他是通过静坐体验天理，而不是格物而穷理。

罗从彦的主静，主要是体验未发前之气象。他认为，“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不惟进学有力，亦是齐心之要。”¹¹这就是心性修养要从喜怒哀乐未发、思虑未萌的本然状态开始下功夫。只要能于静中体认到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处事应事接物就会自然合理、中节。这就是程颢、杨时一系的“相传指诀”。¹²对此，张伯行在《罗豫章文集序》中说：

先生（按指罗从彦）之学，传之者李延平也。常教延平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盖以寂然不动之中，而天下万事万物万理，莫不由是而出。故必操存涵养，以为应事接物之本。此龟山心法，深得伊洛之传者也。¹³

张伯行以静本动用、心体理心释罗从彦的未发说，是确切的。这静复以见体的工夫是逆觉体证之路，如以恻隐说仁等。由此可见，罗从彦的“以主静为宗”的修养工夫，是跟程颢、杨时一脉相承的。后来的李侗也以此教导朱熹，而朱熹始终未契入此逆觉体认之路。朱熹后来说：

当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实见处，辜负教育之间。¹⁴

这说明朱熹对逆觉体认之路不重视，未曾学进去：并且还提出批评，如谓“罗仲素（从彦）《春秋说》不及文定（胡安国），盖文定才大”、“罗先生说（按指孝答静坐）恐终坐病，此说终是小偏”。¹⁵朱熹明确指出，“乃在未发上面用不上工夫，不免急迫浮露。后仔细咀嚼伊川（程颐）遗教，特别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才涣然普释，为问题找到了满意的答案，从此认定性即是理，心则周流贯彻、通贯乎未发已发，在未发时只是涵养，已发之后则用省察。如此静养动察，分有所属，而敬贯动静。”¹⁶朱熹曾谓，“道理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程颐）谓自用敬，不用静，便说中了”。¹⁷今人蔡仁厚说：

从师承上说，朱子当然是延平弟子；但若专就理之脉传而言，朱子实不传龟山、延平之学。黄梨洲所谓‘龟山三传而得朱子，而其道益光’，实只是单从师承上说的仿佛之见。朱子所光大的，乃是伊川之道，并非龟山之道。龟山一脉，实到延平而止。¹⁸

总之，程颐、杨时、罗从彦、李侗是—系，至李侗而止。朱熹直承程颐等。闽学属程颐、朱熹一系。

四、道德观

儒家的基本内涵是内圣外王，其纲目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出发点，是前提，否则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可能的。那么，修身的内涵又是什么呢？那就是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四端。（汉代又加了信，合之为五德。）这是做人必须具备的，否则就不是人。罗从彦说：

仁义礼智，所以为立身之本，而缺一不可。故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之端，而无恻隐之心则非人；以羞恶之心为义之端，而无羞恶心则非人；以辞让之心为礼之端，而无辞让之心则非人；以是非之心为智之端，而无是非之心则非人。李林甫为宰相，在廷之臣皆非人也。掊克生灵，无恻隐之心；阿附宦官，无羞恶之心；势利相倾，无辞让之心；上下雷同，无是非之心。夫一端之亡，则非人矣，况四端俱亡，安得谓之人？宜乎有天宝之乱也。¹⁹

这里罗从彦对孟子四端的解释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的，而且很深刻。“掊克生灵”，即剥削民众，就是“无恻隐之心”；阿附宦官而谋私利，就是“无羞恶之心”；在势力和财力上伸手，就是“无辞让之心”；盲目信从在上者，就是“无是非之心”。而且，四端缺一“则非人”，非人即是禽兽。这样，仁义礼智四端是“立身之本”，是人之所以是人的标志。

鉴于当时金人灭宋之势，在道德修养上罗从彦特别强调“名节忠义”，民族气节。他认为，“士之立身，要以名节忠义为本。不名节，则不枉道以求进；不忠义，则不固宠以欺君”。²⁰他的“名节忠义”的具体化，就是他提出的“三热爱”，即爱君、爱国、爱民。他说：

立朝之士，当爱君如爱父母；爱国如爱家，爱民如爱子。然三者未尝不相赖也。凡人爱君则必爱国，爱国则必爱民，未有以君为心而不以民为心者。故范希文谓：“居庙堂之上则爱其民，处江湖之远忧其君。”²¹

“三热爱”的主旨是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这在当时国家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发出这样的呼吁是有特别意义的。

由此可见，罗从彦把道德教育看成是治国之先务，立国之根本。他说：

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不尚廉耻，而望风俗之美，其可得乎？²²

这就是说，只有教化才有好士风，好士风就会有好的社会风俗，而好的社会风俗社会就会安定太平。这样，全民一致抵御外敌，或朝廷国家就能保存下来。

上述罗从彦的道德观，主要是指“立朝之士”，对他们提严格要求，修己以安百姓。这是儒家“絮矩之道”的具体化。絮矩之道，是要求统治者要以身作则，人民就跟着效法。孔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大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具子而至矣!”²³这就是说，给民做出榜样、模范，使之效法。

五、政治思想

罗从彦的政治思想，是以“遵尧”为出发点的。《宋史》本传谓其“著《遵尧录》，述祖宗以来宏规懿范，及名臣硕辅论建漠画，下至元丰功臣之人，纷更宽度，贻患国家，撮要提纲，无非理（治）乱治安危之大”。²⁴所谓遵尧，就是以尧舜为帝王的最高典范，由此臣下对君主要有爱君之心，事君之礼，告君之道。这是罗从彦政治思想的核心。以尧舜之道作为最高的典范，表面上是复古，实际上还是着眼于现实，针对当时的弊端对君主以爱、事、告。这表现了罗从彦对国事民瘼的关注，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罗从彦花了三年的时间，精心撰写《遵尧录》，即从北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至钦宗靖康元年（1126），正是北宋最后之时，金兵步步进逼京城，徽、钦二帝，节节后退，屈膝投降，以至灭亡。罗从彦在《遵尧录》中所表达出的思想，与徽、钦二帝和蔡京、童贯等人的行径形成了显明对照。如其谓：

人君者，天下之表，若自心正，则天下正矣：自心邪曲，何以正天下！²⁵

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以其有民也。民之所恃以为养者，以其有食也；所降以为安者，以其有兵也。《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昔孟轲氏以民为贵，贵邦本也。故有民而后有食，有食而后有兵。自子贡问政、孔子所答观之，则先后重轻可知矣！²⁶

尧舜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者，以其举元凯，去四恶也。夫君子与小人，相为消长。虽文明之世，不能必天下无小人；虽乱世，不能必天下无君子。惟能辨之，使各当其分。此南面之事，而天子所守者也。故近君子、远小人，则为宜其职；忠佞杂处，小人在位，是为旷职矣！天子而旷其职，则乱亡而已矣！²⁷

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此言孝子君丧，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况当易危为安、易乱为治之时，速则济，缓则不及，则其改亡，所以为孝也。天子之孝，在于保天下。²⁸

罗从彦反复强调，作君主的必须按尧舜内圣外王之道治理天下。君主心正天下才正，修己才能爱民，安百姓。他还强调，君主必须坚内以防奸。对于朝廷将要被金人灭亡，罗从彦劝君要树立信心。他认为，君主要变危为安、变乱为治，从而保住天下，是君主最大的孝道。罗从彦把君主的孝道同保天下紧密结合起来，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的。

罗从彦针对朝廷在用人方面的弊端，向皇帝建议用人之策。他提出，用人在德才兼备的前提下以德为尚。贪人才而不究德是不行的。他强调“古之用人，以德器为先，才大而德不足，只为累耳。”²⁹此外，他主张全面考察人才，不能求全责备。“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才各有所用，自非大贤不可责备”。³⁰他特别反对在人才问题急功近利的作法。他说：

善道以久而后立，人才以久而后成。故处之以燕闲之地，而宽之以岁月之期，俾专其业。俟其志也一定，财其仕也不迁于利，不屈于欲，道之民而民从动之民而民和，天下被其泽矣。³¹

罗从彦的原则是：“器博者无近用，道长者其功远。”³²这确是中国古代人才观的箴言。他还指出，用人要心存至公，善于与不同意见者合作共事。他说：

世俗之人，莫不喜人同乎己，而恶人异于己也。同于己而欲之，异于己而不欲者，以出乎众为心也。以出乎众为心，则以其不大故也。惟大为能有容，善其共说之，不善者共改之，宜无彼己之异，故舜曰大舜、禹曰大禹者，明乎此而己矣！³³

在此前提下，罗从彦主张明君贤臣同心同德，君明臣忠，国家就会长治久安，向上发展。

上面讲的罗从彦正君心，用善人才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在其仁义思想的基础之上的。也特别强调仁义兼隆。他说：

仁义者，人主之术也。一于仁，天下爱之而不知畏：一于义，天下畏之而不知爱。三代之主，仁义兼隆，所以享国至于长久。自治以来，或得其偏，如汉文帝过于仁，宣帝过于义。夫仁可过也，义不过也。³⁴

此谓“仁可过义不可过”，很有深意。这也是古人常说的刑德、赏罚并用。综观罗从彦的政治思想，是针对现实的弊端，而其改正的方法即多为向后看，具有保守性，有些复古改制的味道。他说：

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恃德泽则骄佚之心性。

自古德泽最厚，莫若尧舜，向使子孙可恃，则尧舜必传其子。至于法度，则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孙世守，则历年至今犹存可也。

“德泽不可恃”，就是治国光行使仁政是不行的，必须德刑兼施才行。罗从彦政治思想的保守性，从其反对王安石变法就是很好的说明。

【注释】

（1）（24）《宋史·罗从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