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中观理——罗从彦在道南一脉发展中的
地位和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朱雪芳
摘要：
罗从彦在南宋儒学中，被誉为道南第二人。罗从彦继承杨时之学，传之李侗，下开朱熹。在道南一脉中，上承濂洛之学，下开闽学。在儒学思想发展史中，北宋洛学至南宋闽学，是二大学派传承中间的过度人物。本文试就罗从彦的求学过程和学说分析罗从彦在道南一脉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体验静中观理
北宋理学，洛学蔚然成风。自公元—一二七年，宋室南迁，洛学亦因此往南移。二程门下弟子杨时（字中立，1053—1135），世称龟山先生，活动范围多在东南闽地（今福建），后人称此一学期学术为“倡道东南”；又据《宋史》及《宋元学案》记载，明道目送杨时有“吾道南矣”之叹，故自杨时至李侗之间的思想传承，后世学者称为“道南—脉”。杨时与门下弟子罗从彦、及再传弟子李延平，三人同郡出生，故时人遵为“南剑三先生”。他们的学说中，主要倡导理学，以弘扬洛学为宗旨。罗从彦老师杨龟山门下开创“体验未发”（观中）功夫，慕求证悟天道心性合—，并以之传后。罗豫章得龟山所传，“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决心专注学问，绝意仕途。后同郡李延平来学，亦受罗豫章影响，潜心体验天道与心性。延平亦主要以“观中”功夫教朱子。
（一）求学过程及著述
罗从彦，（字仲素，1072—1135），世称豫章先生，南平东坑罗源村（今延平区罗源村）人（编者注：祖籍沙县），毕生至力实践及传播理学，并从事于理学研究。罗从彦十三岁就学于县学，曾师事吴国华以穷经为学。后来至崇宁初（1102），约三十岁，闻同郡龟山先生得洛学真传，遂徒步往将乐见龟山。初次敬听龟山讲学，即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枉过一生矣!”同时，龟山亦爱其求道诚恳，兼且坚毅过人，曰：“惟从彦可以言道。”及后，由于他资质纯品、品性严毅，遂继龟山所传，肩负传扬洛学重责。继龟山之后，时人称为道南第二人。关于罗从彦的求学过程，除上所述的求道之心外，还有根据《豫章文集》序记载：
“先生初受学于龟山之门，闻龟山讲干九四爻义，曰，伊川说得甚善，即鬻田裹粮，适洛中求教于伊川，竟不外龟山之说，既而南归，益肆力于圣贤之学，晚就特科授博罗县主簿，居罗浮山中静坐三年，以观天地万物之理，超然自得，而不滞于言语文字之末。龟山之门从游者众，弟子千余人，能求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先生一人而已。”
由这段记载得悉，罗从彦立志于道而不惜放弃一切，步步扣紧心性功夫，实践圣贤之学。为了加深了解此段文献意义，首先从《周易》原文了解“干九四爻义”的意思。
《周易》“千卦九四，或跃在渊，无疚。”
《象》曰“或跃在渊，进无疚也”
《文言》曰“九四，曰或跃在渊，无疚，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疚”又“或跃在渊，自试也”又“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疚”。
根据现存的文献资料，可惜龟山所注的《周易解义》经已佚失。有依据现存《伊川易传》来分析，伊川对《文言》“干九四爻”的注解“或跃或处，上下无常；或进或退，去就从宜；非为邪枉，非离群类，进德修业，欲及时耳。时行时止，不可恒也，故云或。深渊者，龙之所安也。在渊谓跃就所安。渊就深而言跃，但取进就所安之义。或，疑辞，随时而末可必也。犹影之随形，可离非道也。”
由此可知，《周易》、《文言》阐释“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疚”。伊川对“乾九四爻”义的阐释，主要从个人道德实践上说明，表述进德修业的态度，如何让心之所安，把握时机，达至内心没有后悔。
综合上述所悉，罗从彦可谓活学活用，他闻龟山赞许“伊川所说甚善”即“鬻田里粮”，赴洛阳向伊川学习易学，发觉伊川所说“竟不外龟山之说”，尔后重返龟山处；跟从龟山学后“肆力于圣贤之学”；最后抛开—切，绝意仕途，不求人知，潜心著述讲学，并且筑室“居罗浮山中静坐三年”这连串的行动，可以知道：1.罗从彦充满慕道之心；2.由于慕道之情，他终生以实践“超然自得”，为达到“圣贤之学”。
考诸罗从彦著作颇丰，先后写成《语孟师说》、《书斋记》、《遵尧录》、《台衡录》、《中庸说》，以及《毛诗解》、《春秋解》、《春秋指归》、《议论要语》、《二程龟山语录》等理学著作，还有诗、记文和柬牍等。可惜大多数书籍经已佚失，现存的有《遵尧录》，讲帝王行事之道；《春秋解》、《春秋指归》讲圣贤制述之意；诗记柬牍讲明自得之旨。
研究罗从彦的著作，他主要关注于道德修养功夫，对天道论或天命问题等形而上学的论述甚少。这由于他生于动荡的时代和他的性格影响，他的兴趣主要在“正德、利用、厚生”等生民问题上。他的学术思想片面，以龟山观中说为基础，推进一步，定立“静坐”形式，确立为“静中观理”。
为了全面了解罗从彦的求学经过，补充一点罗从彦的性格与学习态度。据“朱子曰，仲素先生都是着实仔细去理会。又曰，先生严毅清苦殊可畏。”又全祖望记载“仲素笃志好学，推所义理，必欲到圣人止宿处，从龟山游，抠衣侍席二十余载”罗从彦跟从龟山学习二十余年。学习态度，从不苟且，尽得其师真传，远近慕者闻风而至，重迹而前，肩摩而袂。收李侗、朱松、婺源等为学生，常聚九峰山峡谷处讲道。时称“道南第二人”。
（二）龟山所传
由上所述，豫章见龟山为什么会“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枉过一生矣”，从此改变他的生命方向？因豫章自小就读于乡贤所办的官方学堂，所习六经，尽是讲授圣贤之学，早已心慕圣贤之道，惟所讲方式仍沿习汉唐的方法，以传经训诂为儒，未得其门而入。又二程弟子遍各地，讲述洛学，弘扬为己之学。（1）豫章求道心切，所以能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2）豫章从龟山学得如何进入圣人之道的方法，遇上明师。因他过去所学的只是“博通古今为文章”辞章之学或“不为非义之士”的为人之学，并没有老师教他怎样进入圣贤之域。
从罗从彦的求学历程，了解其志愿后，进一步深讨，究竟什么是龟山所传？据龟山语录三（余杭所闻）记载：
语罗仲素云，今之学者，只为不知为学之方，又不之学成要何用。此事体大，须是曾着力来方知不易。夫学者，学圣贤之所为也，欲为圣贤之所为，须是闻圣贤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为文章，作忠信愿悫不为非义之士而已，则古来如此等人不少，然以为闻道则不可。……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
这所谓“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道与人有何关系？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与人的性命是息息相关，道是人性的根源，也是生命过程的准则，亦是生命的终极关怀。
龟山书信中（答吕居仁书）其三记载：“夫学者，必以孔孟为师，学而不求诸孔孟之言，则末矣”，龟山复信给弟子吕本中亦反复叮咛，学要以孔孟为师，才不会错过。
怎样是学至于闻道，以下二则龟山教豫章读书方法：（1）据（余杭所闻）记豫章问龟山如何看待？龟山答“诗，极难卒说，大抵须要人体会，不在推寻文义，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者情之所发也。……惟体会得，故看诗有味，则诗之用在我矣”以看诗为例，由诗所表述的文义，体会诗背后所言的情意，因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者情之所发”，至体会有心得时，便可运用自如“则诗之用在我”。龟山所谓的读书方法，大有先从“我注六经”，再而“六经注我”之义。
另一则是龟山教豫章读书的方法及态度（2）“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之表，此盖某所为者如此”从龟山所教的读书方法“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之表”，显然与辞章考据之学迥异，亦不同于记问背诵之学。与明道所教“从容涵泳”的学问态度，如出一辙。如孔子谓“默而识之”。“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站在儒学的观点，道德是必须透过实践才可真切地证成，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玄思。由于是个人真实的体验，所以不离实践，这是儒学的共法。由此可知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体系的本质分别。
罗从彦曾问龟山“尽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尽心底道理？”龟山答“未言尽心，须先理会心是何物。”又问“心之为物，明白洞达，广大静一，若体会得了然分明，然后可以言尽。未理会得心，尽个甚，能尽其心，自然之性不用问，人大抵须先理会仁之为道，知人则知心，知心则知性，是三者初无异也。”
从罗从彦的对答中，罗从彦透过静坐体验心灵的义蕴，静坐只是为了了解心灵义蕴的方法。知道“心之为物，明白洞达，广大静一”，了解心灵的本质，由心而知性，由此直探性命本源。
（三）静中观理
由于罗从彦的著作大多散失，其自述静坐功夫的资料更是凤毛麟角，只有零碎的诗文提及；唯有根据其师友及门人的资料中窥测一斑。
豫章讲述静坐功夫的资料稀少，唯有一诗提及，《观书有感》诗说“静处观心尘不染，闲中稽古意尤深，周诚程敬应粗会，奥理休从此外寻”。
“静中观理”并非只是因为世事纷纭，而要隔离一下尘的纷扰、休息一回，或是它的目的是在“稽古意”中观理。理是宋明理学的最高范畴，是宇宙的根源及终极。同是又是人性的根源、本质、过程、终极关怀。“观理”是透过对道德主体的把握，而能在已发时创生中节合度、不偏不倚的道德活动。由静见本体，奠基于本性即理的基础上。
罗从彦受学于龟山，“龟山初以饥渴害心，令其思索，从此悟入，故于世之嗜好泊如也”。龟山教以从生活上思考，从生存危机为切入点，再而观察欲望的恣扰，由此转向逐渐化除嗜好，了解圣人与一般人的分别之一，在于欲望的多寡。在著述《议论要语》中说“圣人无欲，君子寡欲，众人多欲”，表示圣人不同于一般人，在于圣人不受欲望的羁绊。
关于儒学的休养成德方法，早在孟子时已重视养心工夫，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又“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没有佛学打坐形式，但在内容上，已有培养个人本有的浩然之气。这样的培养方法，由内心收敛平静体验，根据孟子所体验的浩然之气是“其为气也，至大至刚，直养而无害”。浩然之气的特性是至大至刚，然后能扩而充之，直养而无害。至明代王阳明致良知教便是孟子心性之学的充分表示。
现在从罗豫章学生李延平以书谒豫章问学的信分析，其略曰：“……抑侗闻之，道可以志心，犹食之充饥，衣之御寒也，人有迫于饥寒之患者，皇皇焉为衣食之谋，造次颠沛未尝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没世不知虑，岂爱心不若口体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资质之陋，忘意于此，虽之真儒有作闻风而起，固不若先生亲炙之得于动静语默之闲，目击而意会也。”
罗豫章依循龟山所授方法为切入点，先令延平从生命迫切处思考，如何在生活的基本需要上，像衣服、食物等，或生命遇上困难时，也不会忘失本心。即使是造次颠沛也能以道养心，成为真正的儒者。确正生命的目标。
延平相从豫章累年，所学何事？延平说“先生令愿中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时作何气象，不惟一进学有方亦是养心之要。”“道难一脉”对于如何养心的问题上非常重视，其目的有二：一方面在克治私意与变化气质，另一方面在闻道。前者为一般人容易了解与学习，后者则需跟随老师传承。从养心上说，罗从彦教“静中观养”是从心意荫起的根源处出发，因为心为可善、可恶，若想克治私意与变化气质，必须从本源处入手，才可达到“发而中节”。所以“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时作何气象”是令学者在心境时的状态，并肯认这才是人性固有的状态，向内体认天理，再通过端正身心，使心意动时能“发雵皆中节”，事事能循天理。延平跟从其师从容潜玩于心，尽得豫章所传之奥，致令延平创发“默坐澄心”要旨。
（四）结论
从先秦儒学发展至宋明理学，早有静中观理的资源。孔子“默而识之”，孟子“养浩然之气”；即使道家也有“吾以观复”、“致虚极、守静笃”涵养工夫。北宋五子，明道、康节常教人“从容涵泳”态度学习，濂溪、横渠、伊川更喜静坐。迨至南宋，龟山虽然没有提出静坐，但从不反对罗从彦静坐方式；至延平“默坐澄心”，至于朱子，虽不赞同静坐，但却言“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仍是不排除静坐对读书的帮助。
罗从彦继承并发展程颢“体认天理”、程颢“穷理”学说和杨时“观中说”；个人方面，在此基础上，创立“静坐观理”学说。在宋代理学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据全祖望说：“祖望谨案，豫章之在杨门所学虽醇，而所得实浅，当在善人有恒之闲，一传为延平则䆳矣，再传为晦翁则大矣，豫章遂为别子甚矣，弟子之有光于师也。”
又据王宗羲说：“龟山三传得朱子而其道益光，豫章在及门中最无气焰，而传道卒赖之，先师有云，学脉甚微，不在气魄上承当岂不信乎，然亦多湮没而无闻者，闻不闻，君子不以为意，而尚论者所不敢忽。”
全祖望认为豫章在洛学所学到的学问实浅，只继承杨时醇儒一面。王宗羲评豫章在及门中最无气焰，无论学问或修养都没有独特处，更遑论超越其师。豫章的地位只是依靠老师与学生的名气而提升。二人对豫章的评价不高，只是以醇、气魄上默许之。
至于静坐工夫的评价，王宗羲案“罗豫章静坐看未发气象，此是明道以来下及延平一条血路也。”静坐是使理论与实践合一的辅助法门，让学者透过其真实的亲证，不会流于空疏，在众说纷纭中屹立不倒。
罗从彦谨守师说，如孔子门中曾子，确立师门宗旨，令学说不会因诸言论而偏差，在众流中屹立不倒，诚如朱子所谓严毅清苦殊可畏，透出清高形象。
一般而言，从思想史上的创造与发展，罗从彦并未有突出的创见，更遑论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但从思想史的发展上看，罗从彦确实是秉承着承上启下、匡扶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再者与其说罗从彦不喜欢或不契以建构思想体系为目的，他认为“学不见道”的方式只是辞章之学，未能进入圣人之境。他初见龟山，听龟山一课，即“惊汗浃背”，足以证明他的目的是学圣人之道，以实践圣人之道为其终身奋斗的目标。不难看出他“鬻田里粮”、“静坐三年”、“超然自得”、“潜思力行”皆表示他已于弃现实生活上的名誉和利益，一心只慕圣人之道。实践圣人之道的首要条件是确立生命的定位；其次是在此基础上，不继地自我完善化的终身过程，以慕求止于至善。因此罗从彦在二程至朱熹之间的地位与作用，可谓承上启下，继善成性，实践了儒者的本义。
从学术上，一般学者对罗从彦的研究不感兴趣，但从儒学的本义上说，罗从彦的一生已经实践了作为儒者的使命。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7.13 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