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彦

傅泽铭

罗小彦于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生在东莞桥头镇迳贝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幼时家境清贫，父辈靠种地为生。小彦少时，父亲让他在村中的私垫里读了几年书，后来考上东莞塘厦圩耶稣教会办的学校，同时成了一名基督徒。由于他读书勤奋，深得老师的爱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介绍考取了北京警监学校，后又就读于北京大学。

小彦就读北大时，李大钊等在这里传播马克思主义。罗小彦深受影响，目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掠夺，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对人民的压榨，内心激愤不已，逐渐地把寄托在上帝的虚无飘渺的感情，拉回到现实。他认识到人民的苦难绝不是祷告能够解除的，国家的沦亡绝不是祈祷能够挽救的，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它比教义要概实得多。

一九二四年暑假，罗小彦毕业于北京大学。一九二五年，来到广西梧州，在美国基督教浸信会办的梧州培正中学任国文教员。不久，他认识了当时任梧州《民国日报》编辑的共产党员钟道生，通过钟的介绍又认识了梧州二中教员、共产党员周济，后又经他们的介绍，与中共梧州支部负责人龙启炎交成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他继续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思想觉悟不断提高。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的梧州，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帝国主义一桩桩的侵华罪行，使小彦积极投身到反帝斗争中去。他在基督教内开展了以反帝为中心的“非基督教运动”。一九二五年夏天，他和爱国教徒一起，成立梧州“基督教促进会”的进步组织，召开一次“基督教浸信会”，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罗小彦也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由龙启炎、周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培正中学原规定《圣经》为学生必修课，罗小彦入党后，在支部指示下，组织学生反对读《圣经》。他通过讲课、与学生个别谈话，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发动学生参加爱国反帝斗争。学校当局多次警告罗少彦，甚至煽动学生家长和学校部分教师出面，要学生不要听罗小彦的话，阻止学生参加爱国反帝运动。罗小彦并不畏缩，继续对学生进行反帝爱国教育。

一九二六年春，罗小彦被培正中学解骋。党安排他到梧州《民国日报》任编辑。《民国日报》社长谭寿林、总编辑龙启炎等都是共产党员。小彦在谭寿林等领导下积极工作，撰写评论，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传播马克思主义。一九二六年初，广东国民革命军继取得二次东征胜利后，又取得了南征胜利，统一全广东。二月二日，罗小彦以《攻下琼州与统一中国》为题发表社论，揭露军阀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指出在军阀暴政治下“人民必须革命以求生”“唯有民众革命，然后可铲除军阀统治之痛苦”，呼吁两广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消灭军阀，统一中国。二月五日，他又在《最近时局两个严重的问题》的署名评论中，指出我国民族危机严重“是帝国主义嗾使少数丧心病狂的卖国军阀造成的”。号召广大群众关心国家的命运，团结一致，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罗小彦既是《民国日报》的编辑，又是撰稿人，还要兼校对。当时住在报社的只有龙启炎、钟道生和他，龙多忙于党的工作，钟则负责工运，他们在外活动多，因此报纸的出版工作几乎全部由罗小彦负责，每天他都要工作到深夜。《民国日报》成为当时梧州党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发动群众的重要宣传阵地，它的影响遍及广西全省。

一九二六年七月，革命形势迅速高涨，中共两广区委特派员黄日葵在广西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政治部主任，领导广西党组织工作，由于黄以合法身份在上层工作，党便派罗小彦到南宁，在广西民政公署办的《革命之花》杂志任编辑。代表黄日葵联系工农群众，同时领导南宁党的工作，他努力联系群众，发展党组织，在省市党部、军校、中学和工人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建立中共南宁地委，小彦任地委书记，这时，《革命之花》由半月刊改为周刊，小彦既要主持编辑杂志，又要致力于党的工作。他十分重视市郊农民运动，常亲自找农会骨干谈话，具体指导农会活动，成立了南宁市郊农协总会，各区、乡都成立了农会，当吴圩近万农民入城请愿，反对恶霸团总时，他发动全市工人学生予以有力的声援。

当时，党通过国共合作举办了三期工人运动讲习所，罗小彦都去讲课，并先后建立海员、印刷等三十多个工会组织，成立了南宁市总工会。

随着工农运动的日益发展，国民党右派加紧破坏和镇压工农运动，广西国民党省党部的宣传部长黄华表，肆意诬蔑工农运动，纠集其反动势力，排斥打击革命左派。罗小彦发动南宁工人、郊区农民和青年学生，开展反黄华表的斗争，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

一九二七年四月，广西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势力，紧步蒋介石的后尘，大批捕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南宁不少共产党领导人被捕。罗小彦虽然躲过反动派被捕，但已成为南宁“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华表搜捕对象。不少工人同志为罗小彦的安全担心，劝他暂时离开南宁。但罗小彦为了组织和掩护同志们撤退，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而仍在南宁坚持战斗。

一九二七年五月，中共广西地委重建，罗小彦为委员。八月,由于叛徒的出卖，罗小彦和妻子陈玉梅（共产党员）同时被捕。敌人从叛徒的告密中，知道了他的身份，妄想从他嘴里得到共产党南宁组织的情况，以便一网打尽，于是绞尽脑汁，对小彦软硬兼施。

罗小彦入狱的第二天晚上，就被带到敌军法处。他带着沉重的镣铐，昂首轻蔑地走进军法处。敌法官板着脸孔问：“罗小彦，你为什么被捕?”“为什么?我哪里知道！”罗小彦慢慢地回答。敌法官得意地哈哈大笑：“有人供出你是共产党，南宁的地委书记，是吗?”罗小彦知道被叛徒出卖了，心里变得坦荡，斩钉截铁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但又犯了什么罪呢?”敌法官被驳得脸孔通红，吼叫起来：“我问你，监狱里，南宁市谁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你的机关在哪里？ 只要你讲了实话，你的生命和出路是有希望的，否则……”罗小彦微笑着回答：“你们是知道的，我们的党是有纪律的，这些不便告诉你们！”把敌法官气得跳起来，歇斯底里地说：“你忘了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接着喝道：“来人，拿板凳来！”刽子手们把小彦按在老虎凳上，捆缚住他的手脚。罗小彦被折磨得昏过去了，当他被冷水浇醒时，还是那句话：“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敌人审讯了半天，一无所获。

敌人硬的不行，又改采用软的手段，对罗小彦施用美人计及设宴款待等手法，妄图诱骗罗小彦落水。但罗小彦立场坚定，斗争坚决。结果敌人又以失败告终。罗小彦于是又被押回监狱监禁。

一九二九年六月，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要求与共产党合作反蒋。在我党的提议下，释放“政治犯”。罗小彦因而得以出狱。他出狱后，被派到张云逸领导的南宁教导总队任政治教官，随后又调到张云逸任大队长的广西省警备第四大队第一营任教导员。他与营长何莽，为改造这支军队做了大量工作，在各连成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党支部，使这支军队成为我党领导的一支武装，为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一九二九年十月，我党掌握的武袭，在邓小平、张云逸率领下举行了百色起义。罗小彦随军参加了起义，被任命为红七军政治部组织科长。一九三○年六月初，红七军在取得榕江战斗胜利后，回师右江攻打百色，战斗中罗小彦受伤。不久，部队成立了第四纵队，罗小彦带伤任政治委员。

一九三○年十月，红七军奉命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到河池集中，在从广西到江西的征途中，罗小彦任团政治委员，带病行军作战。一九三一年，到达湘赣边区，党组织把罗小彦留在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工作。约在一九三四年，罗小彦不幸牺牲于湘赣边区。

罗少彦——红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

罗永平

罗少彦，原名罗惠祖，广东省东莞县迳背村人，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三）生，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参加工农红军，曾任中共南宁地委书记、红七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和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三四年在湘赣边区牺牲。

（一）

罗少彦出身农民家庭，家境清贫，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维持生活。罗少彦幼年时代，在本村的私塾读书，后考入东莞县塘头厦耶稣教会办的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北京警监学校。在北京读书时，他受当时社会进步思潮的影响，同情劳动人民，又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和掠夺，感到无比的愤怒，立志要为祖国的独立和强盛献身。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一九二五年七、八月间，中共两广区委为了加强广西革命运动的领导，先后派共青团龙启炎、周济等到梧州从事革命工作。不久，共青团梧州支部和中央梧州支部相继建立，龙启炎等先后转为共产党员。就在这一年，罗少彦来到梧州市，被美国基督教浸信会办的梧州培正中学聘为国文教员。在培正中学任教不长时间，他认识了时任梧州《民国日报》编辑的共产党员钟山，通过钟山的介绍，又认识了在梧州二中当教员的共产党员周济。他们常在星期天一起到梧州的“洞天酒店”喝茶谈心。经过多次接触，彼此有了了解，周济、钟山便把罗少彦介绍给中共梧州支部负责人龙启炎。龙启炎、周济、钟山等因势利导，积极从政治上对罗少彦进行培养教育，介绍他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帮助他认识中国问题之症结所在，使他明确改造中国的根本途径，逐步引导他上革命的道路。

在党领导的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中心内容的“非基督教运动”中，罗少彦以进步教徒身份积极参加。一九二五年夏天，他同李保罗、谢云柱等爱国教徒一起，经过多方宣传发动，成立了梧州基督教促进会，使梧州的爱国教徒有了团结的核心，有力地推动了梧州基督教内的爱国反帝斗争。随后不久，罗少彦等人决定召开一次基督浸信会的教徒会议，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发动教徒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次会议是利用基督教桂南浸信联合会的名义，以“促进教务”为借口而召开的。会上，爱国教徒们情绪激昂，纷纷提出要把帝国主义的传教士赶走，把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的教会、学校、医院一律接收过来，由基督教促进会管理。会议进行过程中，教会负责人、美帝国主义分子李力善闻讯赶来制止。他斥责到会的人说：“你们不是开教务促进会，你们是在造反！这个会不准开！立即散会！再开下去，以后停发教会经费。”罗少彦怒斥李力善：“我们中国人开会不能由你决定！”“我们中国人开会不许你干涉！”他带领与会人员高呼口号。李力善在一片怒吼声中跑掉了。此后，罗少彦等人领导的基督教促进会，继续坚持爱国反帝的立场，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斗争的实践，使罗少彦认识到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引，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要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在龙启炎、周济等同志的帮助下，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思想觉悟大为提高，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罗少彦经龙启炎、周济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罗少彦入党后不久，中央梧州支部负责人决定派他到培正中学组织学生，开展反对读《圣经》，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斗争。罗少彦根据党的指示，利用讲课、个别谈话等形式，在培正中学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揭露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基督教的欺骗性，发动群众起来参加爱国反帝斗争。经过罗少彦的艰苦的工作，迅速改变了培正中学死水一潭的局面，反帝爱国运动热烈地开展起来。

反动势力千方百计破坏培正中学的爱国反帝斗争，使用种种卑劣手段打击迫害罗少彦。学校当局多次威胁、警告罗少彦，不许有违反教会学校校规的言论和行为，污蔑他是“把学校引入歧途”，扬言要把他从培正中学清除出去。罗少彦不怕威胁恐吓，同学校当局进行了直接的斗争。他说：“爱国学生参加反帝斗争完全是正义的行为，教会对中国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无权禁止。教会学校不应当要学生读《圣经》，不能要学生盲目服从基督教”。

在党的领导和罗少彦的具体组织下，培正中学的爱国学生冲出校门，走上街头，勇敢地投身到社会上的反帝爱国斗争洪流中去。他们用化装表演的形式，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我国人民进行精神麻醉的罪恶勾当；还多次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先锋”、“反对强迫学生读《圣经》”、“反对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等革命口号。培正中学的爱国反帝罢课斗争，对梧州市的学生运动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九二六年初，罗少彦被培正中学当局无理解雇，党组织设法把罗少彦调到梧州《民国日报》。《民国日报》当时名义上是国民党梧州市党部办的报纸，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报社的社长、主编和编辑全由共产党员担任。在这里，他在社长谭寿林和总编辑龙启炎的具体领导下，担任编辑工作。同年二月，国民革命军消灭了盘踞在广东南部的邓本殷军阀势力，收复了钦州、廉州和海南岛，统一了广东全省。二月二日，罗少彦为梧州《民国日报》撰写《攻下琼州与统一中国》为题的社论。欢呼南征战斗的胜利，揭露封建军阀给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指出军阀暴政统治之下，“人民必须革命以求生”、“唯有民众革命，然后可铲除军阀统治之痛苦”；呼吁两广人民立即行动起来，乘东征、南征胜利的有利形势，督促国民政府出兵北伐，以拯救仍在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之下遭受苦难的人民，消灭军阀，统一中国。二月五日，罗少彦又写了《最近时局两个严重的问题》的社论，指出我国四分五裂、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又是帝国主义者嗾使少数力量的丧心病狂的卖国军阀造成的”，号召广大群众关心国家的命运，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迅速实行“坚决的大联合”，团结一致，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罗少彦的这些观点鲜明、笔锋犀利的文章，对提高群众的觉悟，激励群众起来为民族的解放、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起了良好的作用。

为办好报纸，罗少彦主动承担繁重而艰巨的任务。他既是报纸的撰稿人，又是报纸的编辑兼校对。当时住在报社的只有龙启炎、钟山和他三人。龙启炎多忙于党的工作，钟山负责工运，在外活动比较多，因此校对工作几乎全由他一人负责。每天晚上他把初排出来各种稿件校对完毕后，还须等大校印出后再校对一次才能睡觉。为了保证按时出版，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有时则通宵达旦。在党的领导下，《民国日报》成为当时梧州党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动员人民群众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重要宣传阵地。

（二）

一九二六年秋，党组织派罗少彦到南宁负责党的工作，被安排到广西民政公署办的《革命之花》杂志任职。他以《革命之花》杂志编辑的合法身份作掩护，密切联系群众，领导中共南宁支部，在陈勉恕、黄日葵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抓紧对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很快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为在南宁建立党的地方委员会创造了条件。随后，中共南宁地委和共青团南宁地委相继建立，罗少彦任中共南宁地委书记，严敏任共青团地委书记。在中共南宁地委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在南宁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日益深入人心，《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浅说》、《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少年先锋》等，成了深受群众欢迎的畅销书刊。

一九二六年十月，两广实现军政统一，广西民政公署改组为广西省政府。《革命之花》杂志也由半月刊改为周刊，罗少彦主持编辑从改版后的第一号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出版的第二十三号。他利用这个合法的刊物，发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文章，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大力支持工农革命群众运动，揭露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言行。一九二七第十四号《革命之花》还特别出版了“列宁专号”，对马列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作专门的介绍。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南宁的进一步传播，人民群众思想活跃，广大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特别是革命青年，向往革命，拥护共产党。

为了推动工人运动的开展，党通过国民党的省工人部举办三期工人运动讲习所。罗少彦同黄日葵、陈勉恕等一起亲自到工人运动讲习所讲课，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并先后建立海员、印刷等三十多个工会组织，成立南宁市总工会。一九二六年桂系新军阀黄绍指使驻百色的旅长刘日福派一团兵力，勾结东兰县知事黄守先，制造了血腥屠杀东兰武笤地区农民的“东兰惨案”。南宁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立即举行集会，发表通电，支持东兰农民革命运动，声讨桂系军阀屠杀东兰农民的罪行，迫使黄绍不得不装出公正的面孔，组织东兰调查善后委员会，调查东兰事件，并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作出要第七军司令部对镇压农民的团长“查核办理”的决定。

罗少彦十分重视南宁市郊的农民运动，并通过《革命之花》杂志发表文章，大力支持农民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农民运动发展很快，一九二六年秋成立了南宁市郊农协总会，各区乡都成立了农会。当时吴村有几个农民被恶霸黄宜秀无理拘捕，吴村农民无比愤慨，在农会领导下列队入市游行，高呼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要求政府勒令恶霸立即释放无辜农民。

罗少彦经常深入学联会，向学生领袖、南宁革命青年会负责人何福谦和南宁学生联合会主席梁砥了解学生运动的情况，及时指导南宁的学生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南宁的学生运动非常活跃。如省立第一中学掀起了打倒反动训育主任梁琼的运动，农民讲习所学员开展打倒反动军事教官和总队长的斗争等。特别是中共南宁地委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右派、广西国家主义特务头目黄华表（实质上是反对黄绍）的斗争。这场斗争由青年学生扩展到社会各阶层，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大革命时期，党中央领导出现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在南宁，党的组织继续领导人民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发展党、团组织和武装工农。因此，南宁的革命运动仍在蓬勃发展。

（三）

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广西反动派紧步蒋介石的后尘，发动反革命政变，把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关进牢房，推向刑场。为了恢复遭受敌人严重破坏的广西党组织，中共广东省委派出党员廖梦樵，邓拔奇到梧州重新建立中共广西地委，廖梦樵为书记，邓拔奇、罗少彦、黄启韬、余少杰、宁培英等为委员。当雷沛涛、罗如川、周国杰等同志被捕后，罗少彦组织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通过各种途径，联络和照料被捕的同志，想方设法进行营救。但由于叛徒的出卖，这一年的八月，罗少彦和他的妻子陈玉梅同时被捕。在敌第七军军法处的刑讯室里，敌人要罗少彦说出南宁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情况。罗少彦承认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之外，再没有说任何东西。敌人以上老虎凳相威胁，他毫不畏惧，仍然是那句简单的话：“没有可说的。”随着一块一块砖头塞在罗少彦的脚下，他疼得昏了过去。但苏醒过来时，仍愤怒地斥责敌人：“再上刑你们也不能达到目的！”

敌人见硬的不行，便换了手法，妄图对罗少彦进行利诱拉拢。一个晚上，敌人把罗少彦带到一间布置华丽的宴会厅，“劝”罗少彦做一个“识时务者”，并为自己已经怀了孕的妻子和将要降生的儿女着想，争取一个“好的出路”。罗少彦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他坚定说：“我上次已经说过了，你们要我讲的，我不知道，既使知道也不能说的。”“我当然想过我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但我决不能牺牲党的利益和同志们的生命而挽救他们。你们的想法和我距离太远了！简直是做梦！”

后来，敌人对罗少彦还进行过多次审讯，始终一无所获。罗少彦在狱中同敌人斗争所表现出来的高尚共产主义品质，赢得了狱中党内外革命同志的衷心敬佩。

（四）

一九二九年，蒋桂战争后，桂系李宗仁、黄绍、白崇禧被迫下野。六月，俞作柏任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任军事编遣特派员。俞、李在广西执政后，在我党的推动下，释放“政治犯”，罗少彦和其他被捕同志一起获得释放。出狱后，他由党派遣到南宁教导总队任政治教官。随后，又到由张云逸担任大队长的广西省警备第四大队第一营任教导员。

广西省警备第四大队是俞作柏、李明瑞回到广西后建立起来的一支武装力量，其中有参加过北伐的老兵，也有相当数量的收编土匪和民团成员，成分十分复杂。我党为把这支混乱不堪的队伍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向第四大队输送了大批共产党员。罗少彦在张云逸的具体领导下，同营长何莽一起，为改造这支旧军队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他在士兵群众中宣传党的纲领，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连党支部，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官兵的阶级觉悟。他经常到连里同士兵、军官谈话，参加士兵委员会会议听取意见。他以连里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的苦难遭遇为活教材，教育大家认识工人、农民生活困苦的原因，号召大家起来推翻国民党地主豪绅阶级的反动统治。在党的领导下，经过罗少彦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警备第四大队第一营和整个四大队一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为后来举行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一九二九年十月初，俞作柏、李明瑞宣布反蒋，成立讨蒋南路总司令部，率军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后由于部下叛变投蒋而失败。十月中旬，根据党的决定，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在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等率领下，分别开赴左右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李明瑞后来也参加了革命。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到达左右江后，党由秘密工作转为公开活动。罗少彦进一步加紧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军事训练，积极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党的领导下举行百色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罗少彦被任命为红七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百色起义不久，他主持编辑出版右江革命根据地惟一的铅印报纸《右江日报》。按照红七军前委的指示，在报上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红七军的“目前实施纲领”和各项具体政策，使报纸在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巩固右江革命政权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十分注意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红七军到达哪里，他就组织人力把宣传标语写到哪里，把革命火种传播到哪里。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红七军经过河池时写下的革命标语，如“扩大红军组织”、“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等，至今仍完好保存。罗少彦根据军部首长的作战意图，在战斗中大力开展政治鼓动工作，鼓舞干部、战士奋勇作战，努力杀敌，有效地保证了部队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

一九三○年六月初，红七军主力在取得了榕江战斗胜利后，回师右江攻打百色。四、五月间，红七军主力到黔桂边境开展游击战争时，百色被敌人占领。敌人依仗坚固的大碉堡进行顽抗，战斗十分激烈，我军弹药消耗很大，山炮弹只剩下三发，如不迅速解决战斗，发展下去战局将对我军很不利。军部首长亲临前线指挥，作出尽快消灭大碉堡里的敌人的决定。罗少彦立即同其他负责干部一道组织政治工作人员，迅速把军首长的决心传达给前线的每个指战员，使军部的作战意图很快变成了大家的共同行动。当李明瑞总指挥亲自瞄准，开炮打中了敌人这个大碉堡时，罗少彦高喊“同志们，冲呀！”随战士们跃出工事，猛冲上去，打得敌人丢下尸体，败退到百色城里。红七军指战员一鼓作气，分几路冲入城里，迅速消灭了残敌，解放了百色。正当罗少彦鼓舞战士们冲上去夺取最后胜利时，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前额。后来经过治疗，伤势稍有好转，他又重返战斗岗位。

一九三○年夏，红七军开赴平马一带集中进行三个月整训。指战员政治上更加坚定，又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成立了第四纵队，由黄治峰任纵司令，罗少彦带病任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年六月，“左”倾错误第二次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九月，党中央命令红七军北上广东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向北增援，最后夺取广州，以保证全国红军首先夺取武汉的“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十月，红七军各纵队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到河池集中，改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十一月上旬，红七军前委率领红七军第十九、二十两个师从河池出发北上，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罗少彦在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的征途中，任团政治委员，带病行军作战，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到达湘赣边区。七月，红七军奉命开赴赣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秋，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湘赣根据地开展“肃反”。在王明的“左”倾错误的“肃反”方针指导下，许多干部、战士被打成“改组派”，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罗少彦也遭到诬陷而被长期关押，于一九三四年死于狱中。

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根据党内外同志的要求，公开为过去在错误的肃反政策下遭到诬害的同志平反昭雪。罗少彦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附：资料一

罗少彦（1897—1934），广东东莞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活动。任中共南宁地委书记，南宁教导总队政治教官，警备第四大队一营教导员，同年12月率部参加百色起义，后任红七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团政治委员，在“肃反”扩大化中被捕，长期关押。

1934年，病逝于狱中。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为革命烈士。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4.7    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