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九二二年初秋，罗学瓒回到长沙，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做人力车工人的工作。在此之前，毛泽东也在人力车工人中活动过。他针对人力车工人租税、兵差负担过重，封建行规束缚很严，工人生活极端困苦等情况，用办夜校等方式，向工人进行阶级教育，把工人组织起来，向车主资本家作斗争。通过同很多工人的了解和交谈，他成了工人“亲密的朋友”。在发动、组织、教育工人的过程中，他培养了谭汉俊、宋万龄、贺友盛、李盛初、沈保田等先进工人入党，成立了行业工人中第七个党支部。他还通过积极分子用分区组织十人团的办法，把将近一千八百多名人力车工人都组织起来。并于这年十月八日，在仓后街正式成立人力车工会。这时，他已经是人力车工人信赖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了。十一月，他还被选为人力车工会代表，出席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同任树德、朱少连等人，被任命为联合会有关部的正副主任。

人力车工会成立后，罗学瓒几次领导工人同官厅和车主进行斗争，坚决维护工人的利益。有些行业的资本家，因害怕工人运动的高涨，曾勾结官府，阴谋对各个工会进行破坏，并在理发、机械、缝纫、笔业等行业制造了一系列的事件。长沙西区警察署也借口人力车工会不合法，突然派出警察把人力车工会的牌子强行摘了下来。为了反击反动政府对各个工会的挑衅，他随同郭亮、任树德等人，以省工团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就各个工会的事件，先后同省长赵恒惕、警察厅石成金、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等进行了斗争。他们不仅迫使石成金承认人力车工人有组织工会之权，而且还迫使西区警察署送回工会牌子，重新挂了起来。

一九二三年四月，人力车行主把每台车车租从五百六十文，猛增到六百四十文。为了反击人力车主的高利盘剥，罗学瓒组织人力车工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游行。经过周密的组织和部署，人力车工人在一天清早，从四面八方涌到教育会坪集合，然后整队游行示威。这支一千五百多人的队伍，沿途高喊着“反对业主私擅加租”，“我们要减租金”，“工人要自由”的口号。游行队伍来到警察厅，由罗学瓒带领代表向警察厅请愿，提出五条要求：“一、要求将各栈人力车收归公有；二、要求将车租仿照民国六年每日只交三百六十文；三、要求将车主每日浮收的车租一律退还；四、要求以后无论关于车工各项事件，以及加租等事，均要得到工会同意；五、要求自罢工之日起至解决之日止，免除每日车租。”由于代表坚持斗争，终于迫使警厅答应了部分要求，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当时长沙《大公报》曾就此事作了报道。同年八月，工会还要求警察厅贴出布告，制止往来军队给人力车工人乱派军差，警察厅被迫答应了工人这一要求，贴出了不许再派军差的布告，车行老板也被减少被派军差的部分车金。

湖南人民为了支援收回旅大和废除二十一条的斗争，于一九二三年四月成立湖南外交后援会。罗学瓒是这个后援会的文书主任，还担任青年救国团的主席。为了推动湖南的反帝斗争，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他常带领学生工人群众，进行查抄焚烧日货的斗争；代表青年救国团与各团体一起，警告教会办的福湘女校当局，不许阻挠学生参加爱国运动，迫使该校取消开除七十多名学生的决定，将学生全部请回学校；特别是撰写了大量的文章，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如《劝大家速起立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的旗帜下来作战》、《帝国主义者加紧为中国制造内乱》、《日本人应该觉悟了》、《帝国主义宰割下的华侨——一片排华声浪》、《不平等条约的概述》等等。他还写了一篇《我们办教育者应有的觉悟》，批判当时教育界某些人士阻挠学生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错误行为。这些文章，先后登在当时省委办的《新民周报》和后援会办的《湘江半月刊》上。至于由他担任主席的青年救国团活动情况，当时的长沙《大公报》有一些较为详细的记载。如在四月八日刊登的开成立大会前致各公团函，鲜明地揭示了这个团体的宗旨，是“专为（对付）日本鬼子欺害我们中国人而组织的。我们专想抵制日货的方法，专做抵制日本的事业……”但在实际斗争中，他们的活动范围，比这要广泛得多。例如，他们进行抗议日本领事馆横蛮逮捕广益学生钟振翮的斗争；质问省政府交涉司等。特别是为了扩大青年救国宣传，他们还决定利用暑假，以县为单位组织讲演团，每团人数五至二十人不等，由各县推定主任带领，分赴各县沿途进行广泛的宣传，目的在于“讲演国耻，冀引起同仇乱忾之心，而为救国自卫之计”。并以驻团干事罗学瓒、罗仲彝，宣传部主任姜梦周的名义，向各县发出公函，请其协助讲演团开展活动。这对于反帝救国宣传，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这期间，一九二二年冬到一九二三年春，罗学瓒还在毛泽东举办的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任教。这所补习学校，是专为那些有志于学习而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人而设的，实际上是一所为党训练革命干部的学校。学生人数最多时达二百多人。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自修大学被赵恒惕查封，中共湘区委员会另筹办了一所湘江中学。原补习学校的学生都转入湘江中学读书，他仍到湘江中学教授历史和地理。一九二五年春，湘江中学迁到浏阳门外，就近吸引一些农民入学。学校与当地农民相处得很好，当时的《湖南通俗报》，还有关于学校与周围农民召开“农民同乐会”的报道，其中提到“有罗学瓒的演说，夏明翰的笑林，并有魔术多种及火棒电影等。”湘江中学学生中的一些优秀分子，大都由教师介绍入团入党，或派往广东参加革命。

对于罗学瓒在这两所学校任教的情况，贺尔康在一九二二年及一九二四年写的日记里，有一些零星的记载。有一次，贺尔康从街上买回几根针，向他请教这些针尖为什么能够互相吸引的道理，日记写道：“罗先生就详详细细告诉我，这些针和指南针一样，都是磁石做成的，……接着他拿了一本书，将磁石的形状、特性、用途等详细说明，于是我就明白了。”他很关心贫苦学生，当他知道贺尔康家里很穷，没钱读书，打算退学时，他把贺尔康找到家里，劝其继续入校读书，并答应借钱给贺解决生活困难。贺在日记里还详细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当他听到贺说自己“素有不喜与任何人来往讲话”的“大缺点”时，他就要贺抄写一遍《孙中山先生略历》，终于使贺领悟到“孙先生宣传力之大”，是因为“孙先生于革命事业，是随时随地宣传，找同志……”然后联系到自己的“缺点”，懂得应该怎样克服。他就是这样耐心帮助每一个学生。为了使学生熟悉时事，他不仅经常向学生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而且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同中国订立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协定，向学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教育。他要学生把这个协议全文抄出来，贴在壁上，让大家观看。这在贺尔康日记里也有记载，说“罗学瓒先生要我抄一张《中俄协定》所订条约全文，贴在壁上，使同学参看……抄写完后，其大意也很记得了。”贺的日记还记载有罗学瓒同学生去湘潭县参加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的情况；有他在“五四”纪念会上作“五四”的历史和起因的讲演情况；有给学生上公民课时，应学生之请，讲《金佛郎案》问题的情况；这些虽只是一些只言片语的记载，但也可以看出，在培养学生方面，罗学瓒是做了许多工作的。

罗学瓒热心教育事业，除任教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和湘江中学外，因工作的需要，他还先后在长沙女子师范、湘潭女中、醴陵渌江中学、开联女校、山东齐鲁大学任教。至于举办工农夜校，农民干部训练班，更是悉力以赴。应该说，在党的教育事业上，他是较早有过贡献的。

在自修大学期间，罗学瓒挤时间从事教育改革方面的研究和撰述。他先后在《新民周报》上发表《实业与教育》、《为什么要办平民教育》等文，指出旧教育是宰割平民的工具，而新教育应该“含有反对贵族教育与改造社会的性质”。他说：“归根结蒂，必先消灭军阀，排除国际侵略主义，才有振兴实业之可言，也才有振兴教育之可言。”他还写了一篇《环境与教育》的长文（见《新时代》第一卷第四号），提出了改造社会，才能搞好教育的观点。这一观点，即使在今天，仍有其现实的意义。

在这一期间，罗学瓒还参加过中共湘区委员会的一些领导工作。一九二三年党的三大后，李维汉接替毛泽东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他是区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后来湘区党委改为湖南区委，李维汉仍任书记，他改任区委宣传部长。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他除了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爱国反帝运动和革命教育工作外，还以省特派员身分经常去湘潭、醴陵等地活动。他在湘潭家乡一带进行的革命活动：有推动那里的工运、学运、妇运等群众团体，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抵制英、日货轮在湘潭码头卸货的斗争；有带领学生宣传队到农村宣传群众，动员农民组织起来，向农民讲反帝反封建的道理；有联络国民党左派，进行反对国民党右派陈大榕阴谋把湘潭女中迁省，企图破坏湘潭妇女运动的斗争；有组织举行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的活动，广泛宣传孙中山的革命功绩及其制定的三大政策等事。

罗学瓒去醴陵从事农民运动，是一九二五年冬。在此以前，他曾多次去醴陵活动，与在醴陵工作过的党员李立三、汪泽凯、陈章甫、李石溪、傅剑英（女）、孙小山、易足三、宋华轮、易胜良（女）、胡雪怀等，都有过联系，参加过醴陵群众迎送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烈士遗体过境的追悼活动。这次来醴陵不久，就接替李石溪任醴陵县委书记，以县立开联女校和渌江中学教员的身份公开活动。他发展党员、团员，在各区建立起党支部；开展同国民党左派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李味农、潘疆爪、廖谈空、张晓霞等左派人士建立联系，通过他们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在学生中，则组织“社会问题研究社”，团结大批进步青年，并以他们为骨干，进行开展禁止仇货的斗争。

为了做好迎接北伐军的准备，罗学瓒在接到党的通知后，从渌江中学搬到醴陵县城关镇先农坛居住。同其他县委成员，积极进行运输队、担架队、慰劳队、平民救国团、农民武装队的组织工作，共有三百余人参加，配合北伐军作战。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十九期，对醴陵工农武装在泗汾桥战役有如下的记载：“七月十一日，北伐军开始分三路进攻，我们有平民救国团（工人、学生共同组成）和农民武装队三百余人，分布于栗山坝、泗汾一带。北伐军进攻时，……武装队乃以鸟枪、梭镖等直接进攻敌人阵地，复以革命军旗帜招摇其四周，以惶惑其军心”，最后，“掳敌团副一名，营长两名，连长四名，士兵三、四百人。毙团长一名，营长两名，拾弃枪二、三百枝。”接着，很快攻克了醴陵县城，在城关镇召开庆祝胜利的军民联欢大会。

北伐军攻占了醴陵，这时的农会已由秘密状态转为公开活动，农会会员人数猛增二十余万。为了推动农民运动更快地发展，罗学瓒先后举办五、六批农民干部训练班，亲自给学员训练讲课。各种基层组织如工会、农会、妇联、商民协会、教职工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均以各自的团体名义，在城乡从事宣传工作。但党的组织没有公开，只是在十月革命节的大会上，执照党组织的决定，公开了罗学瓒、孙小山、易足三三个主要领导人。

由于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对反对派的斗争也更加尖锐起来。当时，驻在醴陵的湘东保安司令罗定，妄想收缴浏、醴、攸等地农民武装的枪支。为此，醴陵县委决定解除罗定的武装。罗定闻讯，率部离开醴陵，来到攸县，同当地的豪绅地主勾结，暗地里捕杀攸县东区农民协会委员长罗震。罗学瓒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浏、醴、攸三县工农武装，讨伐罗定，迫使罗定远窜江西莲花等地；接着，又解除了团防局长、恶霸地主彭志藩的武装，并将彭逮捕，押送长沙，经过省特别法庭的审判，处以死刑。

一九二七年春，毛泽东去醴陵考察农民运动情况时，同罗学瓒住在先农坛的房子里，一共住了八天，同许多办农运的同志座谈，收集了有关农运发展的情况。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热情地称赞了这一地区的农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