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学 瓒
罗立洲 范寅铮
（一）
罗学瓒，号荣熙，湖南湘潭县人。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马家河南岸的一个农民家庭。兄弟三人，他居长；但在叔伯兄弟中，他排行第二。九岁时（一九O二年），祖父罗谨菴送他去私塾念书，想把他培养成一个能写会算的人。两年后，祖父为了让所有孙儿都能读书，请来一位塾师，在家设塾课读。在私塾中，他是一个肯用功的学生，成绩好，很得祖父的欢心。十三岁时（一九O六年），又特地送他去离家八里的青龙桥罗氏明德两等小学校读书，并在校寄宿。这是罗氏族姓进步人士用祠产办的一所学校。这里的老师，大都是赞成社会改革的人，学校风气较为开放。他在这里读了六年，学习了语文、历史、地理、数学、自然等课程，初步打下了现代文化知识的基础，成了家里第一个有学问的人。
一九一二年，罗学瓒在罗氏明德两等小学毕业时，已经年满十八岁，祖父不肯让他再读书了。但他求学心切，私自考取了县立湘潭中学。旋因祖父不肯为他拿出每年六、七十块银元的学费，以致不能入学。于是，他去长沙报考不要学费，还能给学生补助生活费用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才得以实现继续求学的愿望。不久，第四师范并入省立第一师范，他被编入第一师范第八班，与毛泽东同班同学。
罗学瓒能来长沙读书，得力于教师罗拔卿等人的赞助。这是他从事真理探索的一个重要起点。在一师读书的五年期间，在良师益友的切磋熏陶下，他的思想境界上升到比较高的程度，这在他的文章、日记、书信和诗词中可以看得出来。由于学校新思潮的影响，他在罗氏明德两等小学校时，开始理解个人与天下国家的关系。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人当视天下犹一家，视中国犹一身。故天下有患，曰：我家之患也；中国有难，曰：我身之难也。我身家之患难，我必思有以排去之，义务也。”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曾经促使他关心社会政治，促使他探索一些事理，而不只是满足于知识的追求。到了第一师范后，他的写作尤多，从现在保留的遗墨来看，无论在“治学”、“持身”、“交友”、“感时”等方面，都反映出他忧国匡时的抱负和志向。他曾坚决表示：“人不为颓俗所移，遂可以转移颓俗”。
罗学瓒治学勤奋，孜孜不倦。在一师写的日记中，有许多关于自己怎样读书的记载：
“晨起读国文，熟读新受者，然后温习前读者。读书必先阅过一次，细考其中章句、段落，与解释其难字难句，然后再读，不然则囫囵吞枣，与不读无异。”
“午后功课完毕，照每日所授之功课有欲练习者，即日练习完毕。不可今日等待明日，明日等待后日，致日积月累，练习既难，记忆又忘，且心常念虑，废日旷时，莫此为甚。”
为了鞭策自己努力求学，他还给自己的课余时间，定了一张每日必做的“功课表”，“在家时切实践属之”。
“晨起往野外行呼吸运动
早餐前读韩文
早餐后阅史十页
中餐前写大字一张
中餐后读英文
晚餐前野外游息或谈诗
晚餐后写日记
有余暇，阅杂志。有事缺课，须补读。”
这种发奋读书的习惯，曾引起视力衰退。他在日记中批评自己说：“余读书不好运动，不如休止，虽是好处，亦最是不好处。盖所益者知识，所损者身体。”又说：“余近来目力甚薄弱，蒙昧不堪，此由于黄昏时阅读不止之故。私念学问所以发达吾人之心思材力，若是者益少而害多，失为学之道矣。”于是他决定早起晚餐后“不阅书”，因为之时的光线不足或光线渐暗的缘故。
他很注意学以致用，认为“吾侪受教育之人，亦即救吾国之人。”“维持国本，改良风俗，普及教育”，“此固吾人之任，责无旁贷者也”。为了担负起这一责任，他认为应该“伤心家国事，勇猛直前行，不知今日乐，不顾后来身。”他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正是为了要把自己锻炼成为“救吾国之人”，才这样发奋求学的。
他持身严谨，尤注重身志之锻炼。他认为：“身体之不强，不足以为事，意志之不强，不足以成事。”他表示要在身志两方面“力加注意，必求有以护奉之。学以求其方，守以定其志。”但怎样在日常生活中，达到“求方”、“定志”的身志锻炼呢？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两件事：有次天气寒冷，他没有穿长袍御寒而得了病，因此想到“朋辈衣服多有薄于余者。尝观市井中乞丐，于冬雪纷降盈尺之时，每有薄衣如吾侪夏秋者。彼何人也，何以能如是，我亦人也，又何以不能如是？”他认为是“不知练习筋肤之故”。不注重锻炼的人，“岂独不能寒，且又不能暑。寒暑犹人之大敌，今日不畏寒暑，即后日不畏大敌，其事甚微，其关（系）甚大。”基于这种认识，于是“虽病不忧，虽寒不顾，不数日而病愈。”他由此体会到身志锻炼之重要，认为“医药没有这样的灵验”。“是知吾人之病，由吾人自长之，而又惟吾自医之，此中自有良法，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他还用两句话概括这件事的心得，叫做“习惯成自然，改过患不勇。”
另一件事是学游泳。他的日记有初学游泳情况的记述：“今日下午，与同学游泳，初在浅水，颇以为难；继学没泅，能没泅斯不畏难矣，继即可以浮矣。”还有一段在秋末冬初游泳的记述：“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泳。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亦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力气，不得谓非运动之最有益才，人言固足信哉？”还有一节坚持冬天冷浴的记载：“余前数日，因浴冷水，致身痛头昏。休养数日，少饮食，多运动，今日已痊愈。复与毛泽东等往河干洗擦身体一番，大好畅快。”
在身志锻炼方面，尤注重克服畏难情绪。他认为：“畏难之心，万不可有，畏难之人，不可以为人。”但怎样做到不畏难呢？在于勤劳和力行。他认为：“身体安逸，惮于行役，议论有余，力行不足。所以，事当为而莫不为，或为之而不尽其力，此事之所以失败也。”因此，他认定“夫士贵乎勤劳，勤劳岂止于读书？练达世清，识清世务，在所当勤也。”在日记中，他记载了用“勤”来克服“惮于行役”的一件事：“吾在校已五年，前往返省垣，惮于行役，无不行路坐车。此次年假，见诸同学有百里之路程，多能徒步以归者，遂因亦徒步归，至校亦如是，并不知其苦，且较闷坐舟中，反觉爽快，是畏难之心，万不可有也。”
克服畏难情绪之另一要诀，在于要有决断。他常说，为人应当“忘所当忘，断所当断，行所当行，住（止）所当住（止）。”又说，这是“养身的要诀”。他最反对那种“志气委靡，举止卑下，既无忧世忧民之心，复无有作有之毅，教既非为人之教，学亦非为己之学”的学风。认为学校“有数种人最无用：如终日低头读死书之人，不好运动之人，不阅报之人及一味消极之人。”认为这样的人，“即是社会一废人，或为害社会之一人。”他为这些人感到“惶然憎惧”，告诫自己不要做这样的人，并随时用“而己则如何？不可不勉”来责问自己。他认为“圣贤豪杰，别无过人处，只在能行所知而已。”用知来指导行，坚持知和行为的统一，这是当年进步知识青年可贵的情操之一。他在持身方面是坚持这样的标准的。
在求学过程中，他非常重视朋友的交往，认为这是人“欲有为于社会”的重要基础。他在日记写道：“人将欲有为于社会，安能特立独行，不求助于人乎？异日多望于人，今日岂能不交友乎？不化于人可矣，不交于人，非所以处世也。”但选择什么样的朋友？他给自己定了“三不交”的原则：第一是有势利的人不交，不但不交，而且应当远离他；第二是品行卑污、无远大志向的人不交；第三是好谄谀之人不交。他还特别提出对那些好谄谀之人，要倍加警惕，以为事情往往败在那些谄我者的手里。他说：“荀子谓谄谀我者吾贼也。吾尝思之，凡教师朋友，告我以过者，未尝不加惧，谀我以善者，未尝不加喜。惧者成事之基，喜者败事之由。大凡人心莫不好谀而恶过，又莫不败于好谀，此则谀我者，败我者也，岂非吾人之贼乎！”至于如何看待一个人的品质，他认为：“观人不必枝枝节节，只可观其志向如何。尤不可使人以言，使人以言，鲜有不受其欺者。”对待别人，他认为：“好人当知其所短，恶人当知其所长。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而说人尽善尽美，或穷恶极罪，可乎？要之，我非好恶于其人，实好恶其善恶。能如此，足以言好恶矣！”他还认为朋友交往之间，不应当“嫉才”，他说：如“我立志为救世救民，彼有才能救世救民，彼即是为我做事，为我担忧，即我是一助手，易于成功。若是，则当敬其人之不暇，何有于嫉？”在这里，他是把交友放在立志救国救民这个总目标下的。他在一师同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学的密切交往，以至后来共同组成新民学会，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目标，才走到一起来的。
在他的作文和日记中，对于时事多所抨击。起初，他对于帝国主义虽然深恶痛绝，但对政府尚抱有希望。一九一四年，当他阅报得知“日本兵又有侵掠济南之消息，心甚不快”之后，曾大声疾呼，“政府其预为备，国民其预为备！”然而，当时袁世凯当权，是一个投靠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复辟帝制的政府。对于这样的政府，是不能期望它领导国民抵抗侵略的。过了两年，他看清了这一现实，在一九一六年五月七日的日记中，抒发了“时局不可为”的感叹。他说：“今日为阳历五月七日。去年日本以二十一条向我下最后通牒之日也。去岁当此时，举国若狂，抵制日货也，救国储金也，演说国耻也，怀耻发奋，拟若有为。今日仅逾年耳，国人尽忘之矣。耻而可忘，安望其有救于国乎？”他认为军阀都是一些“不仁不义的豺狼”；而国会的议员，大都不过是一些“种祸之媒”，是一些“人品不齐，不审国家情况，徒以学理嚣张，捭阖纵横，睥睨一切”的家伙，因之给国家酿成许多大祸，所以他主张再搞革命。当他“最敬佩的人”康有为支持张勋搞复辟时，他也不禁发出“不识康氏何以乖谬至此”的慨叹！
上述是他求学时代的日记的一小部分。在当时各种思潮的影响下，他还不能辨别什么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真理，但可以看出，同毛泽东等同学一样，他是一个有思想、有志气的青年。只要他认为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他就认真去做，而且敢于否定过去的某些看法，认真探索新的事物，提出新的见解，这是十分可贵的。就拿“教育救国论”来说吧，有个时期，他也曾赞成过，如写文章进行改革教育的探讨；写信给家乡父老提倡办乡校族校，发展国民教育；同塾师商讨改进教学方法，适应时代需要等等。但结果怎样呢？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教育救国，人人言之，然我国从事教育已十余年矣，而不收良好效果，其故又安在哉？”他研讨的结果，认为首先要改革社会，社会不改革，谈教育救国，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他过去有过各种各样的救国理想，也设计过许多种救国方案，虽然在实践的检验中，感到行不通，而被自己否定掉，但他并没有因此在前进的道路上退却下来，而是把它当做一种推动自己前进的动力。事实也正是如此。经过许多周折，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真正救国救民的真理。
这里还要着重提及的，是他在求学期间，写了许多篇抒发豪情、脍炙人口的诗篇，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他那种“不言家与身”，“赤胆为将来”的崇高思想和革命精神。如他的《自勉》诗写道：“不患不能柔，惟患不能刚。惟刚斯不惧，惟刚斯有为。将肩挑日月，天地等尘埃，何言乎富贵，赤胆为将来！”他还有一首《咏怀》诗写道：“龙蛇争大地，豹虎满寰瀛，蹂躏无余地，巢空草木惊。安得异人起，拔剑扫妖氛，倾洋涤宇宙，重建此乾坤，一同登乐国，万世庆升平。”这就把全国人民在内忧外患的痛苦熬煎下，渴望革命的迫切心情完全表达出来了。至于自己应该怎样奋斗呢？他在三首《随感》的诗中，有一首这样写道：“我心如不乐，移足晤故人，故人留我饮，待我如嘉宾。开怀天下事，不言家与身。登高翘首望，万物杂然陈。光芒垂万丈，何畏鬼妖精？奋我匣中剑，斩此冤孽根。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这首诗写于一九一八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一年。这时，他正在实践自己的诺言，同毛泽东等革命志士一道，正以“迅猛直前行”的精神，大踏步走向革命洪流的前列。
把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联合在一起，共同从事走向社会、创建“为社会谋改革”的事业，这是他同毛泽东等同学的重要活动之一。一九一七年十月间，毛泽东曾倡导组织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他积极赞助这一筹备活动。在一则日记里，他这样记着：“毛君泽东发起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余甚赞成，盖有数利：一、谋求湘潭教育，宜有团体；二、吾人以文会友；三、有团体不致持特立独行，宜有所遗；四、异日为小学教师，应兴应革，互策进行，不致孤寡”校友会的成立情况，这是农历十二月十四日，他写道：“点名后，在本校成立湘潭校友会，到会共二十人，先由毛泽东报告筹备之手续及开会之理由，然后将本会所拟之规约，逐一报告，互相商榷、通过。公举周名弟为干事，罗学瓒为文牍，商同掌理事会内事务。时已三更，即散会。”全体会员还照了一个集体像。一直到赴法勤工俭学以后，他还与“校友会”保持联系。
一九一七年下半年，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酝酿筹组新民学会，作为以实现“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团体组织。这个学会是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在长沙岳麓山溁湾山市蔡和森家正式成立的。他参与了这件事，同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等，都成为新民学会的骨干。他在给祖父的家信中，陈述了他为什么要参加新民学会的想法。信中写道：“孙近几年来，颇研究世界各国之事，故晓得外国人打我中国人的主意。孙推测将来不久，中国难免不为外国所分割，百姓难免不为外国所杀害，故近日青年多为此惧，思组合同志，结成团体，为中国做一些有益的事，以谋中国之富强，为中国百姓开一条谋生之路，以图异日起死回生。孙窃思此事，既是为国，又是为家，又是为自己，不觉心动。已经加入，此孙此身之志愿，一也。”信中还谈到其他一些志愿。很显然，他是把加入新民学会，同为中国谋富强，同为中国百姓开一条谋生之路的志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不单是为了“改革学术，砥砺品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