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开国大将——罗瑞卿

（摘自中央文史版《罗瑞卿》）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次年二月，红一方面军在彭德怀、毛泽东带领下渡过黄河，进行东征作战，五月，返回陕北。罗瑞卿参加了东征。一九三六年六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创办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罗瑞卿被任命为教育长。他一面工作，一面学习。这年下半年，他受中央委派，曾到红军各部队巡视，然后向中央写出报告，汇报了三个方面的情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杨虎城、张学良扣留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罗瑞卿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随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赴西安，处理西安事变。在紧张、复杂的斗争中，罗瑞卿协助周恩来等，为贯彻中央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做了大量工作，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打开了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

一九三七年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罗瑞卿任抗大教育长、副校长。他曾长期主持抗大的日常工作。这期间，罗瑞卿坚决贯彻了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为办好抗大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在罗瑞卿和抗大其他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抗大的各项工作都做得十分出色，成为全国闻名的革命大学校。在环境艰苦、条件困难的情况下，抗大为我军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事、政治干部。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他所倡导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成为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从抗大的初创开始，罗瑞卿在这里工作了四年，为抗大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九三八年，毛泽东指示罗瑞卿对我军政治工作做一总结。为了让罗瑞卿专心写作，毛泽东让他搬到自己的住处附近。在毛泽东的关心指导下，罗瑞卿写成了《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一书。这本书出版后，对加强我军的政治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并在全国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为发展敌后抗日斗争，一九三九年七月，罗瑞卿率抗大总校和陕北公学部分学员东渡黄河，在太原地区巧妙地穿过敌人的重兵封锁，挺进敌后，进入晋察冀地区。翌年二月，到达晋冀豫区。从此，罗瑞卿转战太行山脉，在抗日前线渡过了近五个年头。

一九四O年五月，罗瑞卿被中央任命为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并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

在罗瑞卿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期间，野战政治部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在部队享有很高的威信。罗瑞卿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指导部队的政治工作。他把党中央、毛泽东关于政治工作的指示同部队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政治工作的措施。他写了《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等文章，论述了我军的政治工作的传统，并总结出许多新的经验，对当时我军的政治工作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罗瑞卿特别强调要把党的建设放在政治工作的头等地位，他指出：“党在军队中的工作，乃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骨干与核心”，“没有党的工作的建设，是不能妄谈政治工作建设的”。一九四○年，他亲自组织巡视团，到连队帮助整顿支部、集训支部委员、支部书记，抓住典型，推广经验。在他的倡导下，部队普遍开展了“模范支部”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部队的基层建设。在对部队的政治教育上，他注意从当时的环境和指战员的文化水平等实际情况出发，把教育搞得简明扼要，实实在在。他领导并亲自组织野战政治部编写了通俗易懂的教材，印发部队，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欢迎，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在干部工作上，罗瑞卿坚决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强调对干部的选拔既要看政治条件，又要看工作能力。他要求野战政治部了解团以上干部，师政治部了解营以上干部，旅和团了解连排干部。他十分重视干部的学习，并带头执行学习制度。他指出政治工作的作风，应当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提出了“深入、具体、贯彻”六个字，作为对政治工作干部的要求。罗瑞卿最讨厌在工作中搞花架子，坚决反对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做法，他说：“任何美丽动人的决定，如果不实现起来，不变成活生生的成绩，即一个铜板也不值得。”

罗瑞卿作为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协助朱德、彭德怀等“集总”首长，领导和指挥了一九四○年的“百团大战”，华北抗日前线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的大规模反“扫荡”斗争和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罗瑞卿不仅为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建设，而且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四一年四月，罗瑞卿与郝治平结婚。

一九四四年初，罗瑞卿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九四五年五月，罗瑞卿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4.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