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隐  集

（前言）

罗隐，字昭谏，浙江新城县（今富阳县）人。生于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死于梁太祖开平三年（909年），享年77岁，历文、武、宣、懿、僖、昭、哀七朝，主要活动于宣、懿、僖、昭四朝。

李唐王朝经安史之乱，元气大伤，逐渐崩溃，到唐穆宗（821年即位）后，藩镇进一步割据称雄，互相攻伐；宦官更加飞扬跋扈，完全操有皇帝废立生杀的大权；朝臣（南衙）和宦官（北司）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朋党之争纷变迭起；国防空虚，外族不断入侵；人民惨遭剥削和压迫，不得不揭竿而起。罗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政治腐败的时代。

但是，罗隐仍然亟思有所建树，希望有朝一日能“执大柄而定是非”（《谗书·重序》），以达到“佐国是而惠残黎”的目的（袁英《重刻罗昭谏集跋言》）。他自宣宗大中六年（852年）至僖宗光启三年（887年），十次参加进士考试，均有“有司用公道落去”（《谗书·重序》）。他行卷投书，浪迹天涯，足迹遍及陕西、四川、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然而，他的努力终告失败。自中唐以后，科场竞争愈演愈烈，后来完全为权豪把持，士子及第，或恃门第高贵，或以朋党相干，或赖显宦提携，或靠亲朋援引，甚至趋谒权门，贿赂请托，卖身投靠，无所不用其极，致使一般寒士投效无门。罗隐仕途坎坷，穷愁失意，“十上不中第”，在55岁那年东归吴越，投靠钱鏐。罗隐对唐末社会的腐败、黑暗有较深刻的体验和认识，退而“著私书而疏善恶，期所以警当世而戒将来”（《谗书重序》）。

一

为人才进退用舍而抗争，是罗隐诗文创作的一贯主题。罗隐诗歌中有大量自伤怀抱、感叹不遇之作。他在诗中诉说自己怎样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背井离乡，到长安应试，结果因朝中没有亲贵，只落得“一枝仙桂有风霜”，年复一年，总是不第（《长安秋夜》）。他把权豪子弟比作兰荪，饮受春风催放，春雨滋润；把自己比作几经严霜摧折、凋零殆尽的秋菊，不敢与兰荪争春（《登高咏菊尽》）。他对别人的倚势腾达投以轻蔑（《春风》）；对自己沉诸下位愤愤不平（《病骢焉》）。他经过王昌龄被贬谪的地方，发出了“漫把文章矜后代，可知荣贵是他人”（《过废江宁县》）的叹息。他想到燕昭王築黄金台招揽人才，喊出“浮世近来轻骏骨，高台何处有黄金”（《燕昭王墓》）的愤激之声。他既对自己“尘埃巩洛虚光景，诗酒江湖漫姓名”（《途中寄怀》）的遭遇深怀悲戚；也为他人“太平匡济术，流落在人间”（《题玄同先生草堂》）的命运而深感不平。罗隐的杂文更是蕴籍强烈的愤懑不平之气。他说自己“少而羁窘，自出山二十年，所向推沮，未尝有一得幸于人”（《答贺兰友书》）；又说自己在“风俗玄敛，居位者以先后礼绝，兢进者以毁誉相高，故吐一气，出一词，必与人为行止”的环境里，“不惟性灵不通转，抑亦进退间多不合时态，故开卷则悒悒自负，出门则不知所之，斯亦在地间不可人也”（《投知书》）。天高地厚，简直无处可以容身！

罗隐认识到，个人的进退用舍、成败荣辱，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他的不遇，是因为他出身寒贱。一个“江左孤根”（《投郑尚书启》）、“族惟卑贱”（《投湖南王大夫启》）的士子，要在唐末官场中争一席位，当然要碰得头破血流。他的不遇，是因为科举制度腐败已极，“难将白发期公道”（《东归》）。他的不遇，是因为统治者自身难保，根本顾不得选拔人材，“天子未能崇典诰，诸生徒欲恋旌旗。”（《寄三衢孙员外》）。总之，他的不遇，是他所处时代造成的。他在《叙二狂生》中就认为祢、阮二人之所以生不逢时、英雄无主，乃是“人难事也”、“时难事也”，是汉衰晋弊的时势使然。

罗隐的坎坷遭遇，在当时带有普遍性。他在《投知书》一文中指责当时“执大柄”者不能为国家罗致人材时说：“而执事者，提健笔为国家朱绿，朝夕论思外，得相如者几人？得王褒者几人？得之而用之者又几，夫昔之招贤养士，不惟吊穷悴而伤冻馁，亦将询稼穑而问安危。”

因此，罗隐的那些自伤怀抱、感叹不遇的诗篇，所抒发的就不仅仅是“卒不离乎一身”（《桐江诗话》）之作（方回《谗书跋》），而是通过个人遭遇的吐诉，表达了当时大多数有抱负、有理想的知识分子的痛苦不幸及其心声，对人才进退用舍的不合理现实进行了批判和抗争。

二

罗隐的诗文对当时的黑暗社会作了广泛的揭露和批判。

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是当时危害人民最深最大的两股黑暗势力。罗隐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了他们。伊尹、周公自古以来被尊为圣人，但罗隐却见前人所未见。他否定伊尹擅权立、放太甲，怀疑周公有谋篡野心，只是迫于舆论，才转而辅佐成王，成了“圣人”。罗隐实质上是针对唐末“君若客旅，臣若豹虎”（《叙二狂生》）的社会现实而发，是对宦官专权、废立生杀皇帝，藩镇反抗中央，妄图“取而代之”的阴谋的揭露和批判。

唐末吏治大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僚士大夫骄奢淫逸、贪婪成性。由进士出身的官僚士大夫，其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曾久困名场，他们一旦显达，便拼命享受。针对这种情况，罗隐在《秦中富人》、《贵游》、《钱》、《金钱花》、《塞外》等诗中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特别是《越妇言》，借古讽今，对那些未通达之前将“匡国致君”、“安民济物”叫得震天价响，而在通达之后“急于富贵”，把国计民生忘得一干二净的官僚士大夫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唐末的社会风气也十分腐败，罗隐在诗文中对此进行了有力的针砭。他痛恨趋谒权门、钻营拍马的宵小之徒，在《堠子》一诗中写道：“终日路歧旁，前程亦可量；未能惭面黑，只有恨头方。”在《刻严陵钓台》一文中，借汉光武当上皇帝之后仍然不忘故旧的事，赞扬了“富贵不易节，而穷达无所欺”，不以富贵穷达论交情的精神，并以此针砭当时的世道人心，说：“今之世俗偷薄，禄位相尚，朝为一旅人，暮为九品官，而骨肉亲戚已有等差矣，况故人乎？”

三

罗隐处境坎坷，却没有沉溺在自伤怀抱、感叹不遇的悲哀中，从他的诗文里，我们能够听到为民生疾苦的呼喊。

“乾坤垫裂三分在，井邑摧残一半空。”（《江亭别饶》）“生灵寇盗尽，方镇改更贫。梦里旧行处，眼前新贵人！”（《乱后逢友》）罗隐写出了战祸频仍、国家残破、人民涂炭的社会现实。而《即事中元甲子》、《秋江》、《送王使君赴苏台》等诗写战祸之惨，尤为真切。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在罗隐的笔下有时表现得十分深刻和沉重。

对于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罗隐也敢于进行正面指责。鉴于钱镠强使西湖渔人每天缴纳鲜鱼数斤，名曰“使宅鱼”，苛酷盘剥劳苦百姓，他写下了有名的讽刺诗《题磻溪垂钓图》，迫使钱镠不得不马上停止征收这种渔税。

罗隐希望官吏能够爱民，关心百姓疾苦。有朋友走马上任，他劝告说：经过战争破坏，国家残破了，非常需要清明正直的官吏来治理，因此不要考虑到边远地区任职条件太差，而首先应该考虑老百姓眼前的生计问题（《送溪州使君》）。他把爱惜老百姓视为评判官吏好坏的一个标准（《送前南昌崔令替任映摄新城县》）。处在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的时代，他经常发出“惟恐乱来良吏少”（《定远楼》）那样充满深切忧虑的呼声。

罗隐的诗文还接触到统治阶级对劳苦百姓的压迫和剥削所造成的贫富悬殊、阶级对立。“尽道丰年雪，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雪》）“不论平地与山尖，无数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蜂》）

四

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进行嘲讽和批判，是罗隐诗文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

罗隐写了很多咏史诗借古讽今，讽刺荒淫误国之君。读他咏杨贵妃的几首诗，更能感觉到这些咏史诗的现实批判性。安史之乱是李唐王朝由鼎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后世的文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大多把一腔怨恨发泄在杨贵妃身上，有意无意地为最高统治者开脱罪责。罗隐的《华清池》、《马嵬坡》等诗，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唐明皇，认为罪责应该由明皇来负。他的见识，在当时确有高人一筹之处。

罗隐还写了不少史论，从历史事件中总结出许多兴亡治乱的经验来。《汉武山呼》指出汉武帝听信前后左右的阿谀奉承，穷极游观，结果弄得“劳师弊俗”、“百姓困穷”。《迷楼赋》指出隋炀帝大权旁落，细人用事，不迷于楼而迷于人，因而导致灭亡。《吴宫遗事》写吴王夫差不听忠谏，喜纳阿谀，重用奸邪，不顾百姓，终于国破身亡。这些都说明罗隐对于兴亡治乱是颇有见识的。而促使他去探求历代兴亡治乱奥妙的原因，就是当时统治阶级从上到下奢侈荒淫、醉生梦死的社会现实。

对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罗隐也敢于表明自己的批判态度。僖宗广明元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僖宗仓惶出逃，沿着玄宗走过的老路，再次逃到四川成都。而且就在国家残破、民不聊生，“乘舆播迁、流离道路”的时候，僖宗还因为喜爱一只驯善的、能跟朝臣们一起上班的猴子，而赐给玩猴伎人一件五品弼袍。对此，罗隐写出了《帝幸蜀》、《感弄猴人赐朱绂》这样充满尖锐嘲讽和强烈愤懑的诗篇。

罗隐对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揭露和批判，并没有停留在他们的奢侈浪费、荒淫误国上，而是触及到了（当然是不自觉的）他们的阶级本质。自古以来，封建帝王都打着“安天下”、“救黎庶”的旗号，来取得统治地位。罗隐的《英雄之言》一文，说刘邦、项羽这类“英雄”，由于“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因而看到秦皇宫殿“靡曼骄崇”，秦始皇“峻宇逸游”，便产生了“居宜如是”、“可取而代”的思想，却又要打着“救彼涂炭”的堂皇旗号。而“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正是“盗”异于常人之处，这就是说，西刘、楚籍非英雄也，盗而已矣！罗隐在这里借题发挥，把矫言饰性的最高封建统治者打着拯救民众的旗号，实际上则干着营私自肥勾当的卑劣心理和强盗本质，无情地揭露出来。

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罗隐在揭露最高封建统治者荒淫误国的罪行及其强盗本质的同时，还探索扭转时局、变革社会的途径。他在《辨害》一文里就指出“顺大道而行”，就不能“尽规矩而进”；“救天下”就不能“全礼义”。对于当时时局的解决办法，已经不是“叩马而谏”，而是非“佐盟津之师”不可了，也就是说，需要吊民伐罪，来一次大的变革。罗隐的这一思想，结合随后爆发的黄巢起义来看，是很值得注意的。

五

罗隐的诗文创作，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性质。诗到晚唐，流派众多，风格各异，流风一直延及唐末。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对诗文有不同的运用（有的将它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武器，有的则只当作谋取科第仕进的敲门砖）以及继承不同流派的风格，从不同的角度谋求艺术创新之外，主要原因是诗人们在政治局势纷乱，阶级战斗激烈的唐末社会现实面前，态度很不一致，因而表现出来的创作倾向，也就各不相同。有的粉饰太平，歌吟虚幻；有的躲到社会的一角，冷僻空寂，寻幽访隐，而于社会动乱则不置一词；有的流连风景，优游岁月，全不把国计民生放在心上；有的虽然也偶尔感念时事，心存天下，但终于栖隐林泉，全身乱世；有的虽然也有伤时忧国之心，起救苍生之意，而终于沉缅于绮罗香泽之中，写尽闺阁艳情；有的则承长吉余绪，搜奇猎异，惨淡经营，极力创造幽奇诡秘的意境。此外，还有的诗人专力创作咏史诗，他们以历代兴抒发对当时现实的感慨。但是，上述种种流派都不能，即使能，也不够大胆地直面人生，写出民生疾苦，为改革现实社会而抗争、呼喊。能够这样做的有皮日休、罗隐、杜荀鹤、聂夷中、曹邺、陆龟蒙、于汶、司马扎、刘驾、邵谒等现实主义流派诗人。《一瓢诗话》在论到罗隐时说：“罗昭谏为三罗之杰，调高韵响，绝非晚唐琐屑，当与韦端己同日而语。”，他是多少看出了罗隐的诗文不同于一般唐末诗人的作品的这一特点的。当然，在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中，罗隐又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他很少象皮日休、杜荀鹤那样把劳动人民的生活作为直接的、具体的描写对象。他的诗所写的不是具体的、直接的社会生活事件，而主要是那个时代的矛盾冲突、思想情绪。这是抒情诗反映社会现实的基本形式，在研究、评价抒情诗时，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

罗隐诗文的讽刺艺术是相当突出的。《旧五代史·罗隐本传》说他的诗“多所讥讽”。《唐才子传》说他“诗文几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由此可知，罗隐的诗文多所讥讽，前人的评价是一致的。他善于借助历史题材讽刺现实。他的“史论”，思想犀利，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深刻观察和分析，敏锐地抓住事物的本质，所以能够超越前人，有所创见。而且文章中心突出、文字简约、笔锋凌厉，具有投枪、匕首的战斗作用。同时，作者能够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采掘史料，以史论政，使他的史论带有明显的政论性质。他的咏史诗，能够“别行一路”、别出新意，大多能从新的角度作翻案文字，做到“案”翻得有理；“新”，有高人一筹的见识。这就使得他的咏史诗，思想丰富、讽刺深刻。而且主旨常常以议论出之，更增强了批判现实的战斗性。

用寓言和故事刻画形象、说明道理，也是罗隐常用的手法之一。《说天鸡》寥寥数笔，勾勒出了“天鸡”行尸走肉、徒有其表的丑恶形象，借以讽刺那些徒然以貌骄人，其实百无一能的官僚士大夫，的确收到了形象生动、言简意赅的艺术效果。《越妇言》把一个嫌贫爱富的历史故事，信手拈来，借题发挥，构成了一篇嘲讽官僚士大夫的绝妙文章。这些说明罗隐是一名善于采用寓言和故事以表达主题的高手。

罗隐的讽刺诗文之所以写得深刻，有思想性，有强大的讽刺艺术力量，是与他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分不开的。罗隐能够于个人成败、家国兴亡之中，看出一定的社会政治原因，他把它称之为“时”。这指的当然不是唯心主义的“命运”，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势。这种客观形势不以人的愿望为转移，他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这在《叙二狂生》、《西施》、《筹笔驿》等诗文中都表现得相当明确。

罗隐的诗文创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糟粕，这是应该予以剔除的。罗隐虽然对唐末社会现实和最高统治者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是，当强大的农民起义要推翻李唐王朝时，他却又流露出对它的留恋和行将灭亡的悲哀，从而在诗文中表现了对农民的某种敌视态度。这种思想情绪集中地表现在《中元甲子以辛丑驾幸蜀四首》和《与招讨宋将军书》里。这正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他身上的反映。他世界观中的进步因素，并没有改变他的地主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

由于仕途失意，罗隐有时也流露消极出世的思想。他在《自贻》和《水边偶题》等诗中，把秦皇汉武的事业功名，个人的穷达荣辱视为过眼烟云，表现出心灰意冷、厌弃人间的思想情绪。

罗隐的诗文在艺术上也有粗疏浮泛之处。有不少诗歌脱口而出，格调不高，缺乏意境创造。《漫天岭》、《白角篦》、《自遣》都属于这一类。而《广陵妖乱志》则近乎荒诞，非严肃之作。

尽管罗隐诗文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缺陷，但绝不能以偏概全，将他一笔抹煞，如《石洲诗话》说他“极负诗名，而一望荒芜，实无足采”，显然是不公平的。前人对罗隐评价比较公允的，应数明人胡震亨。他在《唐音癸织》卷八中说：“罗昭谏酣情饱墨，出之几不可了，未少佳篇，奈为浮渲所掩。然论笔材，自在伪国诸吟流上。”我们今天来看罗隐的诗文，应该说，它是比较广泛地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的，龙其是他的讽刺诗和杂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我国文学史上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罗隐集》的整理校辑，得到了吴世昌先生、乔象钟先生和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同志们的指导与帮助，谨致以衷心的谢意。

注：作者待补。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4.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