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中华罗氏公益文化的思路

罗训森

2017.10.8，董强教授在《文化纵横》上，发表题为《中国公益正在出现的若干主义》论文，其导读为：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NGO大量进入中国，将西方国家-社会范式下的社会实践模式带到中国，同时也在中国原有的国家主义和民间主义的互嵌式模式中加入了具有竞争式政治特点的“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观念。随着中国公益实践的不断推进和研究的不断深化，中国公益的思想也正在走向成熟，中国公益界也出现了诸多代表人物。在这个背景下基于个人经验、学科背景、自身关切的学理不同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公益界的理论思想开始出现各种主张的分野，而且相关主张也呈现“主义化”的趋势。作者厘清“主义化”现象的特点和逻辑，最终归纳为三个主义：公益原教旨主义、公益市场主义、公益改良主义。

笔者作为长期罗氏文化公益事业的实践者，深有感触：情感上，认同传统的“公益原教旨”；理论上十分赞同、支持“公益市场化”的探索；实际奉行、探索穿透不同阶层的公益文化。同意李小云教授的观点，植根于本土的朴素公益才能更好地唤起草根群体的公益觉悟，构建中国广泛的公益力量。

简言之，创新中华罗氏公益文化，需结合中华罗氏公益实际，灵活运用“三主义”原则，将其有机结合，创造出具有鲜明中华罗氏“罗家将”、“老实罗”特色的公益模式。

中国传统社会中，主流的是“公益原教旨主义”，但互联网大佬马云先生，有精彩的见解。

据凤凰科技讯 7月9日消息，首届全球XIN公益大会今日在杭州召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英国前首相布朗、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以及姚明、李连杰等知名人士参与了本次大会。

马云在大会上表示，公益和慈善不同，因为慈善是给出自己的善心，而公益在于唤醒更多的善心，慈善是个人的，而公益却是以群体行动为主，你未必有能力去做慈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去做公益。公益的职责就是真正唤醒每个人内心的善良。

同时，马云指出，公益需要钱，但是光有钱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公益需要花出的是时间、激情以及智慧。

马云表示，这个世界的穷，救不完；这世界的病，也治不光，但可以做的是唤醒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善意和善心，这也是其做公益的初心。

马云认为，公益除了善心，更要有善能，只有有能力，我们才能把事情做好。我们一直坚信“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这是做公益最好的办法。政府考虑的是如何把事情做得更为公平，科学家做事情是如何把事情做得更为准确，而企业家希望做的是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加有效。

“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公益事业市场化，已经不单是专家学者的学术观点，而是当今社会的某种现实。

历史上，国史《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得到西鄂侯罗宪的赏识和推荐（拉虎输忠，令望之功崇乔岳），他就是用公益市场化原则来主编《三国志》的，陈寿因向柳家募捐未果，拒绝在《三国志》中为柳家刊录史料，受到很多史家的反对、垢病，陈寿似乎有辱斯文。但若他没有用此原则，何来国史《三国志》？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罗宪是陈寿的恩师，自然地在国史中留下罗宪详实史料，成为中华罗氏骄傲之一。若柳家后代读《陈寿传》，当时不捐款，至使珍贵柳氏史料失传，恐怕会有遗憾之感。

公益市场化面临双向选择：公益要选择有能力的贤仁，有能力贤仁要选择感兴趣的公益领域。

创新中华罗氏公益文化，续修《中华罗氏通谱》编委会怎么办？

第一阶段，即筹备阶段

继续沿用2007.5，中国文史出版社版《中华罗氏通谱》“公益原教旨”原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光宗耀祖，共襄盛举。

第二阶段，即编辑阶段

采用“双向选择，公益市场化”，选择“抱团发展，敦族强宗”的合作对象。

用行动书写中华罗氏历史，用成功范例佐证“抱团发展，敦族强宗”中华罗氏家风家教之优秀。

实行的是“公益市场化”原则：捐多捐少一个样，有捐没捐不一样。

第三阶段，即出版阶段

“文章千古事，下笔重千斤”，组织审校小组，再次争取国家级专业出版社出版《中华罗氏通谱》第七册，争取成为中华罗氏的正史！

“弘扬祖先业绩，启迪后昆奋进”是本会的指导思想，用于回答宋理学家、《鹤林玉露》作者罗大经之父罗茂良与从祀孔庙、参与创修江西吉水《罗氏族谱》罗从彦等宗彦的千年之问：如何使宗族“长显而不晦”？

中华罗氏公益文化主要有三大部分：修谱、立祠、建墓（有文物价值的祖墓）。

其中，修谱，属于中华罗氏文化的软件，立祠建墓，属于硬件。中华罗氏文化软硬件，二者需均衡发展，相互促进。

弘扬中华罗氏优秀传统文化是上层建筑，离不开坚实的经济基础，而“工商精英”恰是中华罗氏各类精英中突出短板！

此阶段，祈盼各类罗氏精英结合各人实际情况，采用“公益市场化”原则，介入有需求的罗氏企业（罗氏任董事长、总经理、法人代表的各类企事业，不管他们做得怎样，客观上均关乎中华罗氏声誉），让大的变强，小的变大，在有关领域，增强罗氏企业的实力和影响力，光宗耀祖，为中华罗氏争光。

创新中华罗氏公益文化总思路：

学习、贯彻、践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

2017.10.15   于福州

附董强：中国公益正在出现的若干主义

2017年10月08日 10:30:02
来源：文化纵横

文章来源:文化纵横;作者:董强

导读：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NGO大量进入中国，将西方国家-社会范式下的社会实践模式带到中国，同时也在中国原有的国家主义和民间主义的互嵌式模式中加入了具有竞争式政治特点的“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观念。随着中国公益实践的不断推进和研究的不断深化，中国公益的思想也正在走向成熟，中国公益界也出现了诸多代表人物。在这个背景下基于个人经验、学科背景、自身关切的学理不同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公益界的理论思想开始出现各种主张的分野，而且相关主张也呈现“主义化”的趋势。作者厘清“主义化”现象的特点和逻辑，最终归纳为三个主义：公益原教旨主义、公益市场主义、公益改良主义。

中国现代公益脱胎于国家主义和民间主义两种文化的互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多数的公募基金会都是这一文化互动的典型代表。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NGO大量进入中国，将西方国家-社会范式下的社会实践模式带到中国，同时也在中国原有的国家主义和民间主义的互嵌式模式中加入了具有竞争式政治特点的“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观念。过去二十年中国市场经济的巨大发展的同时，市场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其去政治化的特点迅速占据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市场。国家主义、民间主义、市场主义和西方公民主义这四个方面的意识形态影响了中国公益思想的发展。

随着中国公益实践的不断推进和研究的不断深化，中国公益的思想也正在走向成熟。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中国公益的事业得力于徐永光先生、何道峰先生、王振耀先生等一批公益先驱者的巨大推动，中国公益思想的发展也得益于他们的思考。同时，中国的公益思想的发展也得益于康晓光教授、王名教授、杨团研究员、朱健刚教授、邓国胜教授、金锦萍教授、贾西津教授、李小云教授等诸多学者的推动。在这个背景下基于个人经验、学科背景、自身关切的学理不同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公益界的理论思想开始出现各种主张的分野，而且相关主张也呈现“主义化”的趋势。这些“主义化”的现象可以归纳为三个主义：公益原教旨主义、公益市场主义、公益改良主义。

▍公益原教旨主义

公益原教旨主义追求公益本质的纯粹性，在他们看来，公益的本质就是利他性，追求公共利益。公益原教旨者主义相对比较极端，对国家和资本保持高度警惕性。康晓光教授是公益原教旨主义代表人物。

康晓光教授对于中西方的公益本质有着深刻的分析。他认为西方与中国的公益文化存在着本质差异。西方的公益文化来自于个人主义。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公益的过程体现了公平交易，在此基础之上西方的开明个人主义产生了利他性。对于中国的公益文化，康晓光教授从儒家的思想切入，认为中国的传统公益文化将会成为主流的公益文化。他指出中国的传统公益文化主张仁爱，以自己为中心，不断地去向外扩展个体的仁爱行为。关于权力、资本进入公益，康晓光教授持非常警惕的态度。他认为无论是权力，还是资本都在试图将公益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康晓光教授多年来对国家与公益组织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研究。他提出了分类控制的概念来解释国家与公益组织的关系，国家会基于公益组织对政权的挑战性强弱，对不同类型的公益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

近日，康晓光在一篇书评中强调了资本是“控制公益”或“剥夺公益自主性”的一个危险力量。显然，他特别重视公益的自主性，要立足于人性善的一面，靠扬善赢得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也通过扬善来为社会做出贡献。

对于公益与国家、资本的关系方面，诸多学者都呈现出共同的倾向，公益应该与国家、资本保持一定的距离。比如，朱健刚教授认为慈善不应被资本逻辑左右。他认为如果以效率、成本、财富为标准的资本价值观在公益领域起到支配性的影响，将会使得平等、爱、参与、团结等公益价值观被逐渐边缘化甚至消失。他特别指出这种苗头已经出现，值得整个社会警觉。李小云教授提出的公益的捐赠问题实际上也有公益原教旨主义的倾向。

▍公益市场主义

公益市场主义是在中国的公益实践中呈现出来的，在强调公益原本的基础之上，更多地感受到中国公益本身的问题。特别是在面对市场化巨大发展的条件下，大量的资本进入公益，对传统公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造成了根本性冲击，对公益内部的变革产生迫切感，期望公益能够引领社会经济发展。

徐永光先生是公益市场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敏锐地感觉到了市场化过程中资本受到道德挤压而呈现出回归公益的趋势以及市场创新对于公益的冲击。徐永光先生最近几年的公益观点，颇具有革命的意味。比如他提出的，危若垒卵的慈善体制将终结于互联网；公益要去行政化、去道德化，不可去市场化；淘汰掉1/3公益组织，这个行业才有希望；做公益的，99%是‘私’字当头；公益创新不求规模化，就是花拳绣腿；中国的公益不应该是简单的搬运工；光给钱的慈善是非常“要命的”。在徐永光先生看来，中国公益存在着两大根深蒂固的问题：公益行政化、公益道德化。

国家权力长期侵入本该社会主导的公益领域，是公益行政化的具体表现。公益道德化一方面造成公益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绑架了公益组织创新探索的可能性和公益从业者应有的社会保障。在这两大问题的缠绕下，当前中国公益创新性不足、市场化程度低下。徐永光先生开出大力发展公益市场化的“药方”，从而最终实现公益的社会化。

公益市场化的提法得到了包括何道峰、涂猛、刘文奎等公益实务界领袖的赞同。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是徐永光先生最为看重的公益市场化的“两大抓手”。他认为，社会企业，中国可以大搞；影响力投资，中国需要大发展。徐永光先生认为社会企业不是公益组织，但与公益组织一样，把解决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使命，但不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社会企业弥补了某些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

社会企业在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资源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故能在坚持使命导向的同时保持财务的可持续发展，从而解决政府、企业、公益组织三个部门失灵的问题。同时，徐永光先生主张社会企业可以分配利润，从而可以解决社会企业做不大的问题。徐永光先生认为影响力投资就是义利并举、公益与商业相融合的投资。但是由于制度的限制，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

▍公益改良主义

公益改良主义一方面赞成公益原教旨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公益的原本价值，同时也强调公益存在着异化的风险，从而无法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公益改良主义认为要形成自利和利他相平衡，自立和互助相结合的现代公益社会，当下的公益必须要改革。

李小云教授是公益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李小云教授提出公益改良主义的思想，与他的发展研究的学科背景有着深刻的关联，并且自身与政府、市场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从而站在融合性政治的角度，批判对抗性政治。李小云教授的公益改良主义思想强调了要在公益文化、公益与国家市场关系、防范公益组织异化等方面加以变革。

在公益文化方面，李小云教授认为当前的中国公益文化是中产阶级的公益文化，并没有形成能穿透不同阶层的公益文化。他认为植根于本土的朴素公益才能更好地唤起草根群体的公益觉悟，构建中国广泛的公益力量。李小云教授对于公益与国家、市场之间关系的理解是，公益是具有自主性的，不能成为国家主义的组成部分，也不能成为民粹主义的工具，更不能成为发展主义的奴隶。从这点来看，公益改良主义与公益原教旨主义保持了一致性。

公益改良主义认为公益的独特性不在于与国家、市场对抗，而在于有机地平衡国家和市场在民生和民主建设上的负能量。关于公益与政府的关系，李小云教授认为方案公益可以实现公益与政府的凝合。公益组织通过方案型公益，用公益资源引领政府资源，从而与政府协力解决社会问题。

关于公益与市场的关系，李小云教授看到了企业向左给公益带来的巨大挑战：公益很可能会被一个在社会伦理约束下尝试出的商业的社会行为所迷惑、所俘虏、所消灭，但是社会需要一个元公益伦理驱动的公益。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公益改良主义认同公益市场主义对于公益的市场化的改造，学习市场的手段，但不能破坏掉公益的元伦理价值。

金锦萍教授在这一点上观点非常明确，公益和市场都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但以市场方式解决的不能以公益的概念来替代，两条路径的法律与政策是不同的。公益组织的异化也是公益改良主义极为关注的问题。如果中国公益缺乏严肃的自我约束机制，可能会导致社会公益被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利用的可能。公益组织和公益人不应自我神圣化，需要做到自知、自觉和自律。

公益原教旨主义、公益市场主义、公益改良主义等其他的意识形态思潮正在影响着中国公益的当下和未来的走向。我们无法判定哪种主义未来会成为影响中国公益的主导思想。中国的公益必然会在与政府、市场互动过程中，不断型塑着自身的价值与功能。

注：董强教授是著名学者、翻译家、中法文化比较研究专家、文学史家、中法文化交流使者，现任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全国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2009年获法兰西政府“教育骑士”荣誉勋章，2013年获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法语国家联盟金奖，2014年入选“中法建交50年50人”。2015年，法国三任总理同台授予其法兰西荣誉军团骑士勋章。2016年，获颁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荣誉博士”称号。2017年，获法国“通讯院士”称号。

 阅读原文：http://www.hualuoshi.com/?p=15986

供稿、录入：罗训森    2017.10.15    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