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典后裔罗宏：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

是一个亲戚集团

罗宏在长沙接受记者采访。 摄影/陈韵娇

 

桌上的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屁股，空气里的尼古丁刺激着每一个脑细胞。

一大早，记者到访时，63岁的罗宏正抓住清晨的几个小时，坐在烟雾缭绕里写剧本。

效率，他看得很重。一个甲子的人生里，他既是广州大学教授，又是《骡子和金子》的小说作者，还是《南方的河》等十余部大型政论片的主创。

教授、作家、评论家、电视策划……都是他的身份。然而，当生命越过甲子，走过耳顺之年，他却渐渐发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身份：湖湘子弟。

他吃惊地发现，父母看似普通的两大姓氏“罗”与“贺”几乎串起了近代湖湘政治文化精英的所有人物，成为湖湘近代史和湖湘文化绕不过去的两大家族，他们构成的关系网甚至拥有着左右中国近代史的力量。

离开家乡20多年的他，踏上了“生养我的父母先人而我却从未问津的故园”，开启了这辈子“第一个真正主动想完成的研究课题”——《湖南人底精神》。

近日，此书出版面世，由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和云贵总督贺长龄后裔、广州大学教授罗宏与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硕士生导师许顺富合著，引来多方关注。

本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近代湖湘文化的主要品格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除非我们对近代湖湘文化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有人感到诧异，罗宏说，“我做湖湘文化，不是为了跪下，而是为了站起来，给先人足够的评价，最后站在先人的肩上成长。”

是贺家小姐，那就错不了，你们订婚吧”

罗宏嗓门大，语速快，烟和打火机总放在触手可及处。 谈话间，一不留神，一根香烟开始点亮闪烁，升起或明或暗的青烟。

直到2年前，过了耳顺之年的罗宏才开始追问“我来自哪里”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问。

“小时候，因为那个噤若寒蝉的年代，父母不太讲，当时我们也不太想这些问题。”他说。

但也并非完全没听过，“小时候，我字写得不太好，奶奶就说，‘你这也叫字，简直辱没罗家的门楣。’”

“那个时候不管，以为所谓罗家不就是以前有多少亩田，多少个丫鬟么？”

直到近两年，罗宏去探望80高龄的叔叔，听他说起了父母当年订婚的事。

1950年，罗宏父母在部队相识相恋。当父亲征求祖父意见时，祖父因母亲是当兵的姑娘沉默以对，待问清楚了籍贯和姓氏，祖父一愣，“她是善化贺家小姐吗？”

罗宏母亲参军照

得到肯定的答复，祖父态度立即发生转变，说道，“既是贺家小姐，那就错不了，你们订婚吧。”

为何善化的贺家小姐，就“错不了”？

历史为罗宏打开了一扇窗，当他推门进去，却吃惊地发现了一个世界。

原来，母亲所在的善化贺氏家族如此显赫。家族以贺长龄、贺熙龄、贺桂龄三兄弟高中进士，入仕为官崛起之始，其中贺长龄官至兵部尚书、云贵总督，为贺家的最大骄傲。在贺长龄显要的时代，贺家的势力横跨湖湘政治、文教、经济三界达到鼎盛。

《湖南人底精神》内页截图

父亲罗氏家族也是湖湘望族，族中文武英杰迭出，其中罗宏的七世族祖罗典是岳麓书院山长，文化贡献最显赫，执掌岳麓书院27年，近代湖湘英杰大都是罗门弟子。罗宏母亲的伯高祖长龄公、熙龄公均为罗典得意门生。“难怪祖父一听说母亲是贺家姑娘就立即答应了亲事。”

说起湖湘近代史和湖湘文化，贺家和罗家是绕不过去的两个家族。

“遇到这个事情，我就激动了。虽然我不是学历史的，遇到多大的困难，我还是想办法开始做研究。做了几十年教授，这可以说是第一个我真正主动想完成的研究课题。”

新书首发日，作者罗宏先生亲友团队赶来祝贺。左二为大师级画家肖惠祥教授；右二为首都师大贺湘善教授，贺长龄后人，戏剧文化大师齐如山外孙女；右一为万迪基导演(国家一级，金鸡奖得主)，中央电视台原党组成员，原科影厂厂长兼总编，攝政王载沣的外孙，光绪皇帝的侄外孙，宣统皇帝的外甥。

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是一个亲戚集团”

一位中文系教授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了“历史系”中。

当历史在史料中渐渐清晰，拨开盘根错节的家族关系，罗宏和许顺富敏感地发现“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是一个亲戚集团。”

“查阅贺氏家谱，可以发现，贺长龄八兄弟以联姻串联起了十多位尚书、督抚级别的显赫人物及家庭，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士人领袖，”罗宏笑着说，“如果要开party的话，一般都会去贺长龄家，家世好又出得起钱。”

在这个“亲戚集团”里，常常还混杂着师生同学关系，如左宗棠既是贺熙龄的授业门生，又是他的亲家，左宗棠的长子娶了贺熙龄的第六女。

“这种姻亲和师生同学关系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问。 “其一就是互相提携。”罗宏说。

他讲了一个故事，道光十年（1830），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因丁忧返回长沙，当时18岁的左宗棠还只是一个穿着草鞋的乡下人。“当时湖南最牛的人回家乡来守孝，好多人来拜访，左宗棠一个乡下人也来拜访。”

贺长龄看左宗棠谈吐不凡，志向高远，于是将家中藏书任其借阅。每次左宗棠上门，贺长龄必亲自登楼帮其取书。“左宗棠看书很快，贺长龄不相信他能这么快看完。一考，左宗棠对答如流，成了忘年交。”

“后来贺长龄走了，就把左宗棠托付给了在城南书院当山长的弟弟贺熙龄。后来左宗棠被陶澍看中了，我相信，这里面可能有贺长龄的作用。据我所知，陶澍和左宗棠一辈子只见过两面，但对左宗棠非常好，还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左宗棠，并联姻结成儿女亲家。如果仅仅靠两面的缘分，还不足以对左宗棠印象这么好，这中间可能贺长龄平常讲了很多话，对陶澍影响很大。这不就是提携么？”

罗典（岳麓书院山长）

“学不是为学而学，而是为用而学”

罗宏如今的身份是教授，他的七世族祖罗典是岳麓书院山长。虽相隔两百多年，两人倒都是从事教育工作。

坐在岳麓书院对岸，谈起这位“七世族祖”的治学风范，罗宏说，“他最大的特点把经世致用与教育结合在一起。”

“比如，他并不拒绝研习科举的门道，乃至在相当程度上给予授教传喻。”

罗典自己就是考霸，他是乡试第一名，殿试考中二甲第一名，也就是传胪，其门人彭浚为清代岳麓书院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状元。罗典执掌岳麓书院27年，湖南中举名额总数只有四百余人，罗典培养出来的举人就有187人。

罗宏并不认为罗典为学趋世媚俗，恰恰是一种“现实而通达”的态度，“他与体制是在对话的，处在一种调情的状态，一种眉来眼去的关系。他不是号召学生如何特立独行，不要理制度，不考学校，而是找到与体制的平衡点。讲到底就是成本核算的问题，如果推翻体制，我付出的代价很大。如果我依附体制，我成本很小，效果还不差。”

颇具意味的是，在真正“认识”罗典之前，这种“现实而通达”的态度，似乎已经悄悄传到了罗宏身上。他毫无顾忌地说，“我也做学问写文章，但就是为稻梁谋，也就是评职称。罗典研究科举的套路，我也知道当教授的套路。”

罗宏搜集史料

他曾一年内捡起外语并发表了二十几篇文章，其中十多篇发表在核心期刊，第二年便评上了教授。“教授这个职业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音乐会的门票，我拿到了门票，有了和别人对话的平台，再做我想做的事情。”

如果看看罗典弟子名录，或许可以看到“经世致用”融入教育带来的更深刻影响。罗典亲传弟子有贺长龄、陶澍、贺熙龄等，再传弟子有左宗棠、魏源、曾国藩、胡林翼等。

“不用多说，这是一群高分高能的学生，几乎左右了整个中国。”罗宏说。

当年，在岳麓书院，他们接受的教育是，“学不是为学而学，而是为用而学，即义理和知识都要归结到经世致用。这种用不是指成为独善其身，孤芳自赏的圣人，而是兼善天下地创造经世功业。”

“湖湘文化是一种在今天来讲应该告别的文化”

因为血缘的亲近，罗宏用极大的热情，探讨着近代湖湘政治精英形成的原因。因为身为后裔，罗宏比他人拥有更多家族史料和家庭掌故，视野和史料是独特的。

然而，他在为先人骄傲的同时，依然需要保持着学者的理性和冷静。当研究接近尾声，罗宏忧心忡忡地得出了一个可能会“得罪”人的独特观点。

他说，“湖湘文化是一种在今天来讲应该告别的文化，不值得去做大做强。”

他在《湖南人底精神》的“尾声”这样写道，“近代湖湘文化的辉煌联系着乱世的社会背景，无论立场如何，这并不特别重要，特别重要的是，这是以政治博弈为中心的时代，是以救世为道德担当的时代，是以牺牲为人格风范的时代，是以暴力斗争为行为方式的时代，是必须走出湖湘才能实现勋业的时代。诸此种种，都是湖湘文化的强项。或者说，湖湘文化是治乱世的文化。而一旦脱离了乱世这个社会条件，湖湘文化就很难气壮山河。”

出生于湖南的罗宏，在广东生活了20多年，站得距离远了，看得似乎更清楚些，他说，“我一直认为湖南人性格比较激烈，很少服软，有点得理不饶人，我自己也比较激烈。”

“左宗棠和曾国藩的交恶，更多是意气用事，不够冷静，不够理智，不够妥协，不够委婉，说白一点，他们的冲突不是出于心计太强，而是自尊心太强。湖南人更多是靠才华和权威而不是更多靠科学的理智和心灵的沟通建立信赖，对治理天下而言，无疑是一大忌。说来说去，都和封闭保守，重政治，轻经济的民风传统有关，就思想根源而言，都与根深蒂固的儒学传统相关。诸此种种，就形成了湖南人上马打天下是豪杰，下马治天下就显示出文化的局限。”

“那你认为湖湘文化应该怎么办？”我问。

“可以把它分解，把湖湘文化打碎就可以，从中搬一些砖到行动中去，或者到新的文化体系中去。”他说。

“那么，这个砖是什么？”我问。

“很多，比如湖南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天下兴亡有我有责的精神；湖南人的勤奋等等。”

看完整本书，有朋友揶揄道，“说来说去，好像没给湖南人长多大脸呀，不就是说他们是一帮乱世枭雄，曾经牛过，现在过气了吗？”

罗宏说，“我们研究前人不是为了崇拜，而是为了超越。因为我们不能活在过去，只能活在今天和未来。诚如鲁迅所言，要我们保护文化，首先文化要保护我们。如果先人的辉煌不再能够呵护后人，后人的诀别天经地义。”

我对道德的反思有个过程

小松鼠：你说你以前做学问主要为稻粱谋，为什么？

罗宏：首先，我个人的经历，使我对做学问有种距离的态度。我走的是学者的路，但我认为我不会做出很好的学问，这是基于我自己的判断。我是77级的，真正的文化程度是小学五年级。这样的话，数学是我的短板。我认为没有数学思维，做学问做不大。第二，我外语不好，那看别人的书不都看译著吗？二道贩子，别人翻对还是错，我不知道。那么你做出来的东西，怎么保证它的质量？所以，不是我脑袋不好，而是由于我的两个短板，我要把他们补起来，我就老了。所以，我就知道我学问是做不大的。罗典熟悉科举的套路，我知道怎么当教授，我一年发了20多篇，而且都是发在高级别的刊物上。别人说，从登载级别上来看，你一年发了有些人一辈子的文章。

小松鼠：那你真正想做的是什么？

罗宏：遇到这个事情（《湖南人底精神》），我就激动了。虽然我不是学历史的，你看我遇到多大的困难，我还是想办法去做，我拉了许顺富教授和我一起做。他做了20多年研究，我就把我的思想嫁接在他的知识基础之上。凡是知识错误他负责，凡是观点错误我负责。

小松鼠：你在找资料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观点慢慢改变了？

罗宏：对道德的敬畏，我一开始是比较推崇的。湖湘先贤对道德非常重视，曾国藩用道德建军，战斗力才那么强。按道理，我应该从曾国藩用道德建军中获得共鸣。但我发现，道德强化到极致可能会使人走火入魔。道德要求所有人都往上走，当道德圣人，人人都大公无私。我认为这实际上不可能，个别人可以，对大部分人不行。因为道德审判，所有的人都要包装一个道德的外衣，这样有可能导致很多虚伪，虚伪是对道德最大的腐蚀剂。大家可能说一套做一套，实际上是奔溃道德的。

我认为对道德的强化，可能会导致一个非常灾难性的后果。我也对湖湘文化中的道德崇拜开始反思了。西方文化是守住地狱之门，不要堕落到魔鬼，在魔鬼之上有空间，给很多人自由，人就没有道德压力。而我们是底线没守住，却不断把人往天堂拉，拉的话又拉不上去，就成了虚伪。所以，我对道德的反思有个过程。不是说我不讲道德，现在再讲道德是有分寸的。

供稿：罗湘云    录入：罗训森     2017.3.4   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