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香林

 

罗香林（1906—1978），字元一，号乙堂，别署香灵、一之、汉夫、罗汉，广东兴宁人。

1926年秋，入清华大学历史系。

1930年夏，毕业后，再入清华大学研究院。

1932年1月，受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洪业之托，自北平南下，至华南调查人种；9月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聘，任校长室秘书兼广东通志馆纂修。

1934年春，任中山大学副教授，仍兼通志馆事；同年9月，改任中央大学历史系讲师。

1935年春，兼中央古物考察六朝陵墓；9月兼暨南大学教授。

1936年9月，转任中山大学副教授兼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馆长。

1938年广州沦陷，赴云南返中山大学授课，并兼中大研究所指导教授。

1940年9月，随中大再迁粤北。

1941年，获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大学合格教授；同年兼中央政治大学研究部教授。

1943年2月，与傅斯年等，在渝发起组织中国历史学会。

1945年8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广东建设研究委员会总干事。

1946年兼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后兼代理主任委员；同年9月，派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监察会监察。

1947年7月，任党团合并后的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并任中山大学史学教授。

1948年，兼任广州大学特约教授及广州文化大学研究所史学部主任。

1949年7月，迁香港；9月任教于香港文化专科学校。

1950年2月，任香港官立汉文夜学院讲师；9月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兼任讲师。

1953年改任港大中文系兼任讲师。1964年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兼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1965年1月，升为港大中文系讲座教授。

1966年，当选为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会长。

1967年，获选为“中华学术院”哲士。

1968年9月，自香港大学退休，后被港大礼聘为终身职之名誉教授。翌年，任香港珠海书院文学院院长，及珠海书院中国文史研究所所长。

1970年4月，兼基督教崇真会副会长，同年再被推选为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会长。

1974年，三度当选为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会长。翌年任香港徐福会顾问。

1978年4月20日，在香港病逝。终年72岁。

著有《中国民族史》、《唐代文化史》、《唐代文化研究》、《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唐元二代之景教》、《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百越源流与文化》、《中国族谱研究》等。

附：资料一

罗香林（1906—1978），广东兴宁人。字元一，号乙堂，别号香灵、一之、汉夫、罗汉等。少承庭训。毕业于清华大学。历任中山大学校长室秘书兼广东通志馆纂修、中央大学历史系讲师、暨南大学教授、中山图书馆馆长、省立文理学院院长、香港大学讲座教授。1949年后去香港。曾当选为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会长。1978年4月20日在九龙病逝。著作有《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历史论》等。

附：资料二

悼念罗香林先生

——对珠海书院中国文史研究所全体学员讲话

李璜

今天（四月二十九日）在这个下午二至三时半的上课时间，集合诸位同学，来悼念罗香林先生，我有两点用意：一是罗所长艰难缔造这个中国文史研究所，花费九年精力，难能可贵；我们任教者，应使这个研究所，虽然所长不在了，而要弦歌之声不绝，所以我不停课，继续讲书。二因罗所长忽然逝去，同学们失所矜式，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我如照平常教课，大家一定听不进去，不如就此时此地将罗先生的学问修养，据我所知，来向诸位同学报告一下，且借之大家一表悼念之忱。

下面我要说的是三段话：第一段将香港新亚研究所与珠海研究所比较一下，以见这两个研究所各有贡献，都是学术界不可少的，尤其是今天香港两个大学的学位甚少，因而更有其需要。第二段话，要从十年来与罗先生接近，平日交换知识及阅他的大作甚多，应在引简要的向诸位同学一谈罗先生对学问上、尤其对史学上的修养及成就。第三段话，交谈到罗先生的做人、治学与办学的精神，俾诸位同学有所效法。

一

新亚研究所与珠海研究所，可称为香港研究中国学术的两兄弟机构。其创办宗旨，新亚称：“……俾使大专以上之毕业生有志于中国历史文化之研究者，能有一深造其机会，将来毕业，……使能成为各大学文史哲学科之继起师资，进而为中国文化之承先启后者……。”而珠海亦称：“……在使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两科已有相当基础更欲更加深造之学子，获得研究机会，俾成为对中国学术具有高深研究之专门学者，而能在本港及其他地区，于学术及文化上作专业之服务，及对中国学术为高度之发扬……。”

两所概览所标出之创办宗旨，可以说不谋而同；其所以不谋而同之故，乃自然是应需要，合时宜，所以一经兴办，两所皆能为世所重。不过两所虽同是宣称所授为中国的文、史、哲；但新亚洲则特重哲学，虽然文史课程毕具；因为新亚所长唐君毅先生是一位哲学家。而珠海则偏重史学，因罗所长是一位史学家。珠海如从前黄文山先生所授的文化学，现在我在高级班所讲的历史哲学，并不只限文史。然而对于新亚之佛学研究与宋明理学研究，则尚无专讲。

罗先生既是一位史学家，而且对史学方面颇具博识，故珠海研究所的史学课程，涉及甚广，自中国今古史以至于香港之交通史，东南亚各国与中国关系以至华侨史，无不一一设有专课，诚有专益彰，确非偶然。

二

现在第二段话，我要说的罗香林先生的史学修养了。中国习俗，对于逝者，特予褒扬，是乃人之常情，不过我现在来谈罗先生，乃具实报告，并无浮语虚辞。诸位同学，都是受罗先生的教导有相当时日的，一听便知我所说的毫无谀媚之意。

从前罗先生的老师梁启超先生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书中总论第一章，“史的目的”上说，治史在“求真”、“求新”与“资鉴”这三在。今天便借用这三点，来分别叙述罗先生史学修养与成就。

在“求真”方面说，现在治史，特别注重史料，从事于搜集、比较，而且加以批评，然后才算得是在求真。我曾经在本所讲授“欧美之汉学”时，向诸位说过史料搜集与批判工夫的重要。不过这个工夫，第一需要的是勤而有常性，第二需要是敏而有眼光。所以我在《历史学方法概论》（见拙著《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书中第二七至四八页）上，一开始便说，叫“概括言之，历史学的工夫便是善于（一）搜集史料，（二）考订所搜得的史料，（三）连贯所考订的史料而综合之。”现在以此三点来观察罗先生的用力所在，则其搜求史料所下的工夫是真不少！在本所数年以来，罗先生为诸位陈述他数十年间所搜得的史料，而且加以批判整理，可谓丰富之至，层出不穷。这个工夫并非容易，必得先有耐性，处处留心，而且善于保存。在这些地方，我是深佩罗先生之既勤且敏。因此我在他《乙堂文存续编》作序，曾说到：“……每至一地，对于地方史乘之搜求，古迹遗石之考订，惟日孳孳，未尝怠忽，在抗战期中，亦未尝一日而忘其所业，故他人只感流离颠沛，而元一教授于学问则所得独多……。”并且我曾为诸位分析过，史料以实物资料最为重要，而罗先生在抗战中避地桂林时，于西山观音峰，发现唐高宗时代之摩崖佛像，又于复员广州时发现光孝寺之铁塔佛像，本此实物资料，悉力研究，而考订出唐代中印之南方交通，以及印度循海道而传入两粤之另一佛教宗派，为国人所尚未暇及者。这譬之法国名汉学家沙畹之搜集西突厥史料，其精勤处，并不在其将中西史中之有关于西突厥之材料搜译无余，而乃在其将发现之“阙勒勤碑”，加以研求，而在此碑中考出西突厥与东突厥之分野真相以及西突厥之世系，足补中西史之缺憾，而成为不朽之作。

至于第一手资料，因为罗先生之勤敏有功，不但其生平所得之有关中国学术文化之一札一纸，一均保留不失，可作近代史之佐证参考，而其巨著如《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与《香港中西文化之交流》，皆非抄袭他人遗作，而系自己多年留心，加意搜集，大半是用的第一手资料，发前人所未发，是罗先生治史在求真方面，确能达到其师梁启超先生所说治史这第一目的也。

三

其次谈到“求新”。诗人有言：“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为学固重师承，且要自己去认真下工夫，如我前面述叙罗先生之处处留心，多年积堆，因从梁启超，陈寅恪、朱希祖他的三位教师处得着治史方法，而固守之，方能有如是成绩表现。不过学问之道，尚贵另辟蹊径，要求能超过前人，方足以办到创新，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者，即求新之谓也。罗先生近十余年来，除努力于前面所说诸作，而加以增益外（其客家研究出了数本，每出一本均有新材料之增益），而特别对于中国族谱学研究，加以发扬，为举世瞩目，是即其创新之处。故予序其《乙堂文存续编》，最后有云：“然子仍不能已于言者，即为元—教授近年从事之族谱学研究，是足为史学创一新兴搜求与探讨部门，当裨益史识匪浅。元一教授就任港大中文系讲座时，即曾用此学作专题讲演，其言有曰：族谱为中国史籍之一类，与中国氏族及文化之维系，关系甚巨。顾近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界，则多已忽略及此。此则观于国内各大学；其史学课程，皆无涉及各族谱之研究者，如学者所发表之史学专著，亦甚少以各姓族谱研究为命题者，……余治中国史学，虽亦甚受近世史学潮流影响，然以喜为研究中国民旌之迁移与混合历史，深觉中国之所谓正史与方志，其载述往往仅能及其朝政之实施，制度之创立，地方之建置，财政之丰歉，人物之得失，及边民之入居，如是而已。而于各族姓之迁移转徙，与各民族之混合同化，则仍不能不于各姓之谱乘求之。罗先生此一新的见地，虽不完全自罗先生创始，然而见得这样明确，谈得如此透彻，而且宣示此学研究方法于国际史学会议席上，故罗先生之专家学誉从此知名史学界中。”我对诸位不惜辞费，而要将我序言最后一节，在此重说一遍，即有意勉励诸位于求真之外，尚须效法罗先生的求新。我知罗先生近年为族谱学研究，请有在座两三位同学在帮助搜求此中资料，加以整理。惜此工作正在进行中，而罗先生便撒手而去，我深望同学勿负其志，继续为之，期对此学更有所贡献。

四

史学虽贵在求真与求新，然而治史者总有其自己的主要倾向。现代史学，虽号称科学化，注重客观研究，但史学能够成家，必有其成家的根本见地，以及循此见地，向某一方面特别有所深造。一观罗先生著作之书目，首先触目者，即《中国民族史》，次为畅行者，为《百越源流与文化》，自一九四二至一九五四年，连出《国父家世源流考》，《国父之大学时代》及《国父与欧美之友好》，以及有名于时而传译成英文《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巨著等，是皆足见罗先生是一位民族主义的史学家。如果本于我一开头讲话所说，粱启超所示之史学目的第三点“资鉴”来评判，则罗先生之治史目的，是想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作资鉴的。

在这里，我要略述罗先生的师承有自。罗先生的岳父与业师是朱希祖先生（朱先生曾是北大史学系主任，一九一四至一六我在北大教西洋史，即与朱先生同事，故略知朱先生的史学渊源），朱先生的老师，又是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便是大家所知的民族主义史学家，以其见解及著述，有助于推倒满清，建立民国。兹略引章太炎及朱希祖两先生之言，以见罗先生之悉心中国民族史，二是师承有自。

太炎先生曾在其《检论》卷九《光复军志心序》上言：“余年十三四，始读蒋氏东华录，见吕留良、曾静事，怅然不怡。辄言以清代明，宁与张李也。弱冠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奋然欲为诸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光之黄书，志行益定。”是足见太炎先生幼年读史及其后来治史思想主要倾向。

太炎弟子朱希祖先生在《制言》杂志第二十五期有文称就学于大师，深受其民族主义之思想感染，也曾录及太炎先生上面这一段话。民族主义的史学倾向，自然是造端于清初顾、黄、王三大师，而太炎先生则秉先导之风，复承浙东学派万斯同，全祖望等参加修明史之意，在晚年阐扬民族大义于其欲作之《后明史》中尽力，惜未就而殁，故其弟子朱希祖本其师志，特别对于南明史事，考订多而且精。前年，罗先生送我一小册他所撰的《朱希祖》，其行谊、学术与其著作。在著作目录中，关于“明史丛考”，朱氏便有七十二篇文章，中间大半是关于南明史事的搜求、发现与校勘与存信的，可谓不负其师太炎先生之所望于后死者也。故罗先生在此小册子中介绍其师朱希祖之行谊，而言：“先生毕生治史，最重气节，明是非，藏书外，无恒产；而高风亮节，不可企及。其为人，尤富民族情感，以迈行无倦为主。……夫其约古文篆籀省形为注音字母，经冀读音统一也；倡导科学方法，以冀确立新史学也；首议纂述国史，发扬修史义例，以冀绵延国魂也。网罗放佚，搜讨旧闻，以冀保存国家文献也；著述不懈，阐发真贵，以冀续往开来也；痛绝强寇，揭发奸邪，以冀培养正气也。……”

五

凡此为罗先生表扬其业师与岳父之治史志节所在，亦罗先生之夫子自道也！我与罗先生共事近十年，而在座诸位同学大都受教于罗先生有数年之久，大家都能了解罗先生之为人、治事与治学的难得可贵之处。概括言之，罗先生是一君子也。不过我这个“君子”的称誉，并非泛指，而是取典札的定义；“博义、疆识、礼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博文与疆识的长处，我在前面已谈得不少，罗先生除博文疆识而外，最难得的是一个“让”字。“让”者所谓虚怀若谷，有学问，有见解，而不自骄傲；此所谓“谦光自抑、其辉自扬”。我们都与罗先生相处有年，但从来没有听见罗先生刻薄的批评过任何人；而对事物则与人无争，只有退让。——这一点看来容易，做到却难，尤其在今天文人相轻，成为风习，即使在教育界中，也很难处；而罗先生则埋头苦干，从来不与人争闲气。编一本学报，也把别人文章排在前面，而很少以自己的文章作掌篇的。

至于敦善行而不怠，罗先生尤其竭尽心力对国家、对朋友、对教会，惟日孳孳，服务不倦。凡此我们皆有目共睹，不须我再来一一叙述。我平日已感到罗先生这种竭尽心力去忠于学术，忠于辨事，且忠于为朋友与学生谋，昼夜不息，其精神所耗过大，势不能久支的。所以我当星期六午间课后聚而午茶，我与之接席，每每出声劝他要节劳，注意身体。我对他屡说：“凡人当了六十岁，体力是要走向下坡的，不可以一天忙到晚，从不休息，这是为体力所不容许的。”但罗先生这位健者，不知老之将至，他总是自强不息，不但写书不断，而且为会事（罗先生是笔会、同乡会、崇真会……等会长），奔走不停。不幸罗太太又是年前中了风，卧病在床，起居不便，罗先生不愿请看护，要自己来伺候，才心安理得。——这一来，罗先生的心力便都耗尽了啊！然而罗先生的一生辛勤，其所表现，乃是对得住国家民族，对得住家庭朋友，对得住其所服务的教会，因是真特别值得我们去悼念他！

附：资料三

恩师罗香林教授研究史学之伟大成就

——敬献于香林师逝世周年纪念之辰

余伟雄

我与香林师因为属基督教香港崇真会，因此认识香林师近二十年。在香林师门下受教也有十多年。亲领教泽。尤有幸者，香林师在珠海文史研究所硕士班与博士班曾先后教授之课程，我因在硕士班与博士班就读，均全部聆受。如“唐史研究”、“香港史研究”、“族谱研究”、“明史研究”、“中国学术资料之新发现”、“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与香港澳门在学术文化发展上之关系”、“中国史学之体系研究”（史学史）、“近代中国历史专题研究”等。上述课程为香林师一生研究学术之精华。从阅读香林师之著作及在课堂多年来聆听香林师之讲课与撰作论文之指导，深深体会到香林师在史学取得巨大之成就，现概述如下：

（一）在民族史方面——香林师从清华研究院学成后，即从事考察研究民族史，于一九三二年二月，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华南考察民族。三月与人类学家许文生博士，在广州从事蜒户之体质测验。并前往广东东北江各地，考察客家文化。经多年之研究，香林师在民族史研究方面，有重大之发现。在《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 （载于祟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两专书中，对于中华民族中客家之源流、系统、分布、语言之特征及五次迁徙之原因与路线说明，均阐释甚详，为我国研究客家最具权威之著作。《中国民族史》专书，说明中华民族系统之构成，内部之演进和扩充，对于中华民族系统构成后的中国边疆问题，内地人民的大迁移与南方的开发及几种方言，中国社会之演进及各时期之社会等，均有精辟之论述。另并撰著专书：《华夏系统中之百越》、《百越源流与文化》，说明百越与夏民族之渊源关系，及夏民族对南方百越文化之影响，有深度之阐述。在民族史除五本专书外，并撰写多篇甚具学术性之民族史论文，如《民族与民族研究》、《古代越族考》 、《唐代蜒族考》、《夏民族源流考》、《粤民源流与体系》、《越族源出夏民族考》、《海南岛黎人源出越族考》、《古代越族分布考》、 《古代越族文化考》、《古代越族方言考》、《广东通志民族略系篇》、《蜒民源流考》、《南诏种属考》、《焚夷种属考》、《缅甸民族源流及中缅人士应有之认识》、《中华民族与马来人》等。香林师对越族作系统之研究从渊源、文化、方言等作专题深入研究，从吾师之论文中，可见我国中原文化对南方之影响深远，有其历史渊源。

（二）在唐史方面——香林师在清华研究学院史学时，受教于世界唐史权威专家陈寅恪先生之门下多年，在唐史研究方面功力甚深，数十年如一日，因此有重大之成就，成了我国有名之唐史学者。著有专书：《唐代文化史研究》、《唐代文化史》。《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论文有《唐代蜒族考》、《唐书神秀传疏证》、《唐书源流书》、《唐代天可汗考》、《唐代波罗球考》、《大唐创业起居注考证》、《唐岭南行军总管陈元光考》、《唐时往来南海之高僧义净不空等与广州光孝寺之关系》、《唐代三教讲论考》、《交广道之中印关系及唐代粤桂佛教艺术之新的发现》、《旧唐书僧玄奘传讲疏》、《唐代天可汗制度考》、《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佛教各宗派之关系》、《广州光孝寺唐代大悲心陀罗尼经幢考》、《唐诗与中日文化交流之关系》、《唐相国房融在粤笔受大佛顶首楞严经翻译考》等。香林师在唐史研究方面有许多新发现。如唐代天可汗制度方面，唐代在国际关系上有一种特点而为各朝代所没有的，这就是“天可汗”之观念，与据此观念而生的国际上和绥关系之存在。在中国东北西北边外之各国，可汗是国家领袖之尊号，等于中国内地历来所称之皇帝或天子。而唐代自太宗时起，一方面为中国之皇帝，而同时又受中国以外之各国共同拥戴为“天可汗”。这所谓“天可汗”，就是诸国向化的可汗。换句话说，就是国际上所以和绥的中心。这种国际和绥之组织，开始于唐太宗贞观四年。太宗以后，如高宗、武后、睿宗，以至玄宗天宝十四年以前，凡一百二十五年，是天可汗和绥维系之阶段。在这阶段，唐代之文化，大放光明。学术教化，远被遐荒，唐代在法律体系上之广被世界，唐代在学术思想上之引导世界。又如关于李唐皇帝之种姓问题，香林师用各方面资料论证李唐胡姓说之非是，而认为父系是汉姓，李唐父系是陇西李姓，母系是胡族外姓，与胡姓有别。中国一切从父系讲起，故生下之儿女是中国籍。李唐皇室母系很多出自胡族。如李晒妻独孤氏（是匈奴之姓），李渊妻窦氏（是东胡所改姓），李世民妻长孙氏（为鲜卑姓），日本金井之忠认为李唐源流出于夷狄，此说为日本侵略中国而服务。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放弃了胡姓说，但维持赵李说。再如唐代三教讲论问题亦有独到之见解。

（三）在香港史方面——香林师于一九四九年冬来港，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用心研究香港史，并获得良好之成绩，为世界治香港史之权威。著有享誉学术界之《一八四二年以前香港及其对外交通》及《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二专书（均译为英文）。前书详述：香港之海湾，特产及其前代隶属，屯门自唐至明之海上交通，宋王台与宋季之海上行朝，香港村与九龙新界等香品之种植与出口，狮子岭与清初香港九龙新界之迁海与复界，锦田之力瀛书院及香港九龙新界等地之旧日文物，香港九龙新界等地一八四二年以前之史迹分布，佛堂门与香港九龙新界等地之天后庙，西营盘与张保仔祸乱之平定，大埔海与其地自五代至明之采珠等问题，对于香港一八四二年以前之历史概述清楚，港九各地之历史沿革，发生重大之历史事件皆记述无遗，为研究香港前期史之重要学术著作。后书之主要内容，香港早期教会与理雅各、欧德理等之翻译中国要籍，王韬在港与中国文化发展之关系，最早自香港留学美国之容闳及其所提倡之洋务，香港早期之西医书院及其在医术与科学上之贡献，中国文学在香港之演进及其影响，香港大学中文系之发展等。香港因为在世界交通上占有重要之地位，对于在中西文化汇合与对外放射上起到重大之作用。在满清统治时期，香港因政治上较为开放自由，且毗连广东，因此西方民主政治思想，透过香港传至国内，对我国洋务运动及戊戌变法均有所影响，如王韬、何启在港提倡政治民主之言论，均对康有为、梁启超影响很大。那时期西方之传教士从香港进入中国，部分传教士在香港学习中文，然后转往国内，除带来西方之科技文化之知识外，并在上海等地翻译西书，介绍新知，像李提摩太、理雅各等传教士所翻译之西书，对我国民智之开启大有帮助。后理雅各从中国再来香港，并在港继续翻译中国四书五经成英文，介绍到欧洲。中西文化在香港交流之事实，香林师论述详尽。此外，吾师香林教授在香港史论文方面有：《中国文学在香港之演进》、《香港开埠初期文教工作者罗向乔事迹述释》、《屯门与其地自唐至明之海上交通》、《香港新发现南明永历四年所造大炮考》、《香港之打史迹及其文化意义》等。从吾师香港史论著之资料看，香港地虽小，惟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重要之地位，与近代中国之洋务、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等重大运动均有密切之关系。因为香林师对香港史之研究，获得重大之发现，为世界研究香港史最具权威之学者，名重士林，享誉世界学术界。因此世界各地研究香港史之学术界人士，不少人不远千里而来，登门请教香林师有关香港史之问题。

（四）在族谱研究方面——香林师对于谱学亦非常重视与有兴趣去研究。其在《中国族谱研究》绪论中云：“余治史学……深觉中国所谓正史与方志，其载述往往仅能及于朝政之实施，与制度之创立，地方之建置，财计之丰歉，人物之得失，及边民之入居，如是而已。而于各族姓之迁移转徙，与各民族之混合同化，则仍不能不于各姓之谱乘求之。”因而对中国各姓谱乘之研究，遂寝为爱好。又以兼喜研究中国社会发展，与各地人才之盛衰消长，深觉中国前此之社会组织，乃以家族为本位者，自唐宋至清之人才登进，则以科举考试为基本轨道。而家族之组织与传统，则必载于各族谱，其收藏有族谱七十多种，及与谱牒学有关之书籍、杂志刊物等一百多种，并曾先后在日本、美国、英国等地著名大学图书馆阅览族谱。单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及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所藏的中国族谱，曾获浏览者，不下二百余种，由此可见其博览我国族谱。香林师在族谱研究方面，取得相当大之成就，亦为研究族谱之权威，在族谱之资料中，有相当多之学术新发现。如一九三七年，于广州获见花县官禄抪洪族所藏洪秀全家谱（花县洪氏宗谱），因之证明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等为出自客家系统。一九三九年，于云南昆明，获近人李士厚所撰郑和家谱考释，因证明郑和先世确为回教中人。一九四一年香林在曲江托友人在紫金忠坝所寻获之孙氏族谱，更明载十二世连昌公，于康熙时，移居增城，考其迁居之由：乃因其曾从同邑钟丁先等于忠坝等地，抗拒满清，事败后，初暂避居增城，旋应粤大吏招致，乃再迁香山县涌口门村，稍后移居翠亨。香林师著有专书《中国族谱研究》，此书曾获中山学术著作奖。内容：中国族谱研究之史学意义，中国谱学之源流演变与特征，中国谱籍之留传与保存，族谱所见明代卫所与国民迁移之关系，族谱所见之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之关系等。另一专书为《客家史料汇篇》。论文有：《家谱叙录》、《兴宁罗氏族谱校后记》、《蒲寿庚子孙考》等。

（五）在近代史方面——吾师香林教授在研究国父之史迹方面，有相当多之发现，特别是对国父家世源流之考证，获得重要之证据。过去胡去非先生、邓慕韩先生、吴稚晖先生均认为国父先世为自东莞迁至香山县，自香林师获得紫金忠坝孙氏光绪二年重修族谱旧抄本，才证实国父上世源出于广东紫金忠坝公馆背之证据，十二世祖连昌公移居增城，再由增城迁居香山县即今中山县。著有专书：《国父家世源流考》、《国父之大学时代》、《国父与欧美之友好》、《国父的高明光大》、《国父在香港之历史遗迹》、《傅秉常与近代中国》、《梁诚的出使美国》。论文有：《国父与美国威尔逊总统》、《国父与威廉博士》、《国父由沪赴檀与兴中会的成立》、《国父早期与何启、郑观应等之关系》、《容闳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启发》、《傅秉常与中国法典的编订》、《傅秉常先生的生平与言论风采》、《傅秉常先生自欧返国前后》、《早期留学美国的容闳与中华民国创立之关系》等。从上述之著作中，可见吾师为海内外研究国父事迹之名学者，同时在研究近代史方面亦获得很大之成绩。如一九七七年十月出版之《梁诚的出使美国》一书中，对于十月武昌革命，另有新的发现。那就是川汉铁路之筑路问题面引起的，张之洞去世，清廷听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建议，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以前粤汉、川汉一切商办部分的旧案，除粤段外，全被取消。续与“四国银行”之代表，签订“湘鄂两省境内粤汉铁路与鄂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当时川，鄂、湘等省乡绅民众对此合同强烈反对，而清廷于是年七月正式颁布铁路国有之命令。……旋清廷以赵尔丰为四川总督，拘留“保路同志会”会长邓可孝与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伦等十余人，绅民相率要求释放反被杀死四十余人，因而激起民变。清廷命端方率领驻在武昌一带之新军，急赴四川镇压，致使武昌清新军减弱，而引致武汉革命军之起义成功，促成了中华民国之创立。从上述看来，中华民国之创立，间接是与赎回兴筑粤汉铁路各种权益的问题有所关连的。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出版之《傅秉常与近代中国》，系统地介绍了傅秉常的家世、工作及其在外交法学方面之贡献。

（六）在基督教史方面——香林师曾先后任基督教香港崇真会长老、教育部长、副会长、会长等职，因此，香林师亦致力研究基督教史，搜集有关史料，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写成《唐元二代之景教》，此书之主要内容：景教入华及其演变，唐岭南道之景教流传与刘蜕父子不祀祖等关系，景教流行广州之始于唐玄宗时代，唐代桂林西域人摩崖题刻与景教之关系，吕祖与景教之关系，敦煌石室所发现景教经典，元代苏浙闽等地之景教传播，宋季襄樊会战中所谓襄阳炮与景教徒之关系等。对于基督教最初传入中国之经过，提供许多重要之资料。公元六三五年（贞观九年），景教聂派大师阿罗本，始往长安，是为中国有基督教记录之始。另香林师从族谱中对基督教史亦有新之发现，如发现辽时自西域入华之马祖常之先世及其与景教之关系。从东莞虎门王氏家谱中，可知基督教信义宗福汉会与礼贤会及巴陵会之粤港传播及其关系。鹤山胡氏族谱亦尝记述胡燮庵先生曾任巴陵会牧师等事，及由此可知由福汉会所导引至香港传播福音之巴陵会，亦常于广东各地，发展传道事业，胡燮庵牧师亦常于归善（即今惠阳）、及南雄等地传道，而胡燮庵牧师，即香港名医胡惠德及香港中文大学校务主任胡熙德先生之祖父，与香港关系亦巨。胡燮庵牧师之长子尔标曾任檀香山中华圣公会牧师。从彭乐三先生所编撰香港新界龙跃头崇谦堂村志，附载凌公启莲家谱所记，宝安布吉凌氏，其信奉基督教始于凌振高及其子启莲，为振高施洗者系韩山明牧师，为启莲施洗者，则似韦永福牧师，而此凌启莲则为尝任巴色会牧师之凌善元之父，亦即为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长之凌道扬先生及曾任上海沪江大学校长之凌宪扬之祖，其家族与基督教在中国之传播及中国近代教育之发展，亦有相当关系也。另自族谱中可见基督巴色会、基督教公理宗伦敦会之粤港传道及其关系，近代与中国历史发展有关广东人才及其与基督教传播之关系。

（七）在明史及澳门史研究方面——香林师之岳父朱希祖先生为北大历史系主任及研究所教授，朱先生收藏南明史料甚丰，为我国研究南明史名学者之一。朱先生所藏之南明史料有相当部分交予其令婿香林师保存研究，笔者在珠海文史研究所攻读时曾亲聆香林师讲授“明史研究”，从其讲义中可知其对于明史亦有相当之研究，讲义之主要内容：（1）明代在中国历史上之重要意义及明史一书之代表性。（2）明史一书纂修之经过及其得失。（3）明代的开国与明教白莲教等问题之演变。（4）蒙古旁支之帖木儿汗与明成祖之遣郑和下西洋问题。（5）明代国势之转弱与满洲之兴起。（6）南明之更迭与会党问题。（7）明代之理学及其影响。（8）明清之际的广东诗歌。香林师因为研究香港史，也连带研究澳门史，笔者在珠海文史研究所，也亲聆香林师讲授澳门史“中国与香港澳门在学术上之关系”。其讲义主要内容：（1）本属于广东省的香港澳门之对内对外交通之关系。（2）葡人占居澳门及其地之西教西学西艺诸关系。（3）英人之继葡人东来及其取得香港初期之文化影响等。

（八）在中国文化史方面——香林师认为现代文化的重要内涵，就是“生存协进”、“道器双溶”、“权能同量”、“理法并治”、“业艺同兴”、“保育并学”。现代文化之重要使命，就是要将此六点，而为圆满之运用，以扩大民族国家乃至于全体人类生存发展的功能。著有专书《中国文化论丛》。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动向、中原文化的南下与广东学术思想的发展、中国自由文艺运动的理则、诗与中韩文化交流的关系，真相的阐发与真理的认识，中国传统的道义精神等均有深度之论述。此外并著有：《唐代文化史》、《唐代文化史研究》及《百越源流与文化》等专书。

一九七九年四月廿日于珠海文史研究所

附：资料四

罗元一香林教授诔

 

陈槃

罗元一教授之逝，实吾国史学界莫大损失。元一素曰精力过人，淹通博瞻。其教授广州、香港各大学校及主持各研究所，造就者众矣，而亦勤于述作，历年完成之论著，不下数百万言。尤其重要者有：

（一）中国族谱研究（一九七一年出版）。著者自一九三○年起，即致力于中国族谱之研究，除以族谱中之资料撰著各有关之专书及论文外，复就族谱研究之史学意义，与中国谱学之源流演变与特征，中国谱籍之流传与保存，及根据族谱研究所发现之明代卫所设置与国民迁移与国家统一之关系，宋、元、明、中西交通与若干家族之关系，基督教传播与若干家族之关系及其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之关系，乃至广东、香港及美国等地图书馆所藏中国族谱之叙录，撰著此书，而结论则揭出中国族谱之撰述对象，及由是而可为发现中国之民族迁移、社会演进、文物盛衰、遗传优生，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之关系等，以阐明中国族谱之学术地位，而中国谱学以后发展之方向，亦由是而得明焉。书中所考证与所发现，多属近年研究所创获者。

（二）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九四二年出版，现已至第七版）。著者根据所自发现之国父孙公中山上世之族谱旧抄本，归纳各种有关资料，证明国父上世，原居广东紫金，以抗拒满清事败，初迁增城，旋迁居香山，历世以耕读自励，因之即阐明孙公上世之历代史迹，其家世传统，与其民族思想之渊源。孙哲先生曾为撰序，谓“阐发明确”；并曾获一九四二年教育部学术审议会著作发明奖金。

（三）蒲寿庚研究（一九五九年出版）。著者根据对日抗战时期福建德化新发现“蒲寿庚家谱”，及著者在广州所获之“南海甘蕉蒲氏家谱”与崖县“三亚港通村蒲氏简谱”，归纳其他有关资料，阐明此蒲氏为自西域入华及其传演系统，与蒲寿庚本人及家族之活动，及其与宋、元、明历史发展之关系等。视日人桑原骘藏所著《蒲寿庚事迹孝》为发现更多。日本《东方学》第二十二期，有石田干之助教授书评一篇，推崇备至。

（四）唐代文化史（一九五五年初版）。著者归纳往年所作关于唐代文化论文十篇，成为此书。每篇皆有相当阐发，而尤以《唐代天可汗制度考》，阐明自唐太宗至代宗时期，以中国为首之国际和绥机构，及《唐代三教讲论考》阐明唐代儒、释、道思想所由汇合之一种由来，为发现特多。又其中《旧唐书神秀传疏证》一篇，陈荣捷教授英译《敦煌本坛经》所冠导论，谓为关于神秀与慧能之最佳传记。

（五）《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一九六○年出版）。著者根据昔年在广州光孝寺之实地研究，贯穿各种有关资料，以阐明自印度经海道传入之经典翻译、宗派构成、植物移植，与义净等高僧经广州赴印度等史实，对摄论宗之成立、传播与关系，及禅宗南派与广州译《涅槃经论》等之关系，均有相当发明。其中所考《首楞严经》之翻译底蕴，与诃子树移植之关系等，亦深为佛学界南怀瑾，及日本石田干之助教授等所推重。

（六）《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一九五八年出版）。著者于一九四○年冬，于桂林西山发现唐高宗时代之摩崖佛像，因归纳其他有关资料，著成此书，以证明此自海道传入之佛教艺术与自西域陆路所传入者，风格不同，而为另一重要系统。其中所论，皆为昔年日人常盈大定撰作《支那佛教史迹》一书前，所经考察而未及获见者。今则日人论述中国南方佛教与艺术者，皆推重此书而引用之矣。

（七）《唐元二代之景教》（一九六六年出版）。此书关于唐代之景教部分，收论文五篇，皆为著者悉心研究而有新发现者。其中尤以《景教徒阿罗憾等为武则天皇后营造颂德天枢考》一篇，证明唐高宗时由波斯入华阿罗憾即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述之僧首罗含，为石田干之助教授等所特别推重。《系出波斯之李旬及其海药本草》一篇，则为英国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之李约瑟教授（Josph Needham）所特别重视。其关于元代部分，则收论文二篇。其附录之《元景教之德西行伟迹记》，亦为前此中文所未有者。

（八）《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一九六一年版）。此书于理雅各等翻译中国经典之由来与关系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经港督宝灵（John Bowring）宣扬后，在英发生之作用，与王韬之介绍西学、倡导洋务与维新等之关系与影响，何启等创立西医书院之关系与影响等，皆有深湛之研究，与重要之发现。故出版未几，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兼东洋文库研究部长榎一雄教授即专程至港，商请译为英文由“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于一九六三年出版。一九六四年后由夏威夷大学东西中心出版社（East West Centre Press）出版行世。

（九）《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一九六一年出版）。此书乃根据坤甸《兰芳公司年册》及林凤超所著《坤甸历史》（向无刻本，此据 D.Twitcnett）曾作书评一篇，颇加好评。

余尝语元一：吾子之书，浩博无涯诶，几于使人望洋兴叹，不得其门而入。人亦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盖亦要删，为之津逮？元一以为然，遂钩玄提要以示余，以上所叙录者是也。

谨案元一治学之重要贡献，在其高瞻远瞩，能选择课题，然后充分发掘并利用第一手材料；加以识解精卓，态度谨严，组织缜密。每一篇问世，则海内外专家、学人兢相推许，有以也。

若乃元一之为也，肫挚而笃实，慈祥而恺悌，提携士类，热爱国家，弘毅贞固，直道正辞，足以矫时淑世，不徒为学林之英。如何不吊！令问无穷，遗型可则。呜呼哀哉！诔曰：

真实之学问，不朽之大业。精粹坚光，博涉周洽。性天体道，如琢如磨。衣被何广，乐育已多。身教言教，懿矣贞醇。于昭君子，怀哉德音。

一九七九年元月四日，时客台北南港山中

原载文光复兴月刊一○二期

附：资料五

罗香林教授著作目录

罗香林教授一生治学严谨，著作等身。自一九二八年所撰写《粤北之风》迄一九七七年著《乙堂文存续编》，五十年间，付梓问世之著作共四十一种，共二百七十三篇。

附：资料六

罗香林教授亲属概况

罗教授有四子二女（长女罗玲及三子罗成早殇）。长子罗文，港大文学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长媳徐理安亦在佛罗里达大学任教，均入美籍。次子罗武，港大内外全科医学士，美国病理学院士，现任芝加哥仁爱医院病理主治医师兼病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媳欧阳德玲，均入美籍。四子罗康港大文学士，并考获文凭，历任香港官立中学校长，现任宣道会陈瑞芝纪念中学校长，媳李丽瑜，均为香港籍。幼女罗瑜，港大理学士，美国圣三一神学院及印第安娜大学硕士；现任香港中国神学院教授。女婿吴兆宽，港大理学士，印第安娜大学博士，现任香港大学教授，均为香港籍。

阅读原文： http://www.hualuoshi.com/?p=13268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8.8     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