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罗从彦哲理诗笔记
何乃川
【提要】
本文通过读罗从彦的哲理诗，结合罗从彦的著述和生平，看其遵师说、性仁情义说、安民说和对政局的寄望等方面的思想，做了简单的笔记。从遵师说出发，看罗从彦对静的理解和行为；从性仁情义说看罗从彦对其关系即内外本末的看法；从安民说看罗从彦的忧国忧民和对政局的寄望，说明罗从彦自青年到老年，一如既往关心国家兴亡。从而认为罗从彦像松菊一样，是一位值得褒扬和纪念的先贤。
罗从彦，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避地南剑，因家剑浦，后徙沙县。（《南平县志·儒林传》）同书记罗从彦“严毅清苦，笃志求道”。求学于扬时，“尽得不传之秘”。宋周垣《覆谥议》曰：“公受学龟山之门，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同门皆推敬之”。称罗从彦“上承伊洛之正派，下开中兴以后诸儒之传受，昭然不可泯也”。读其诗，思其人，吟咏之采其数首，笔记如下。其《观书有感》曰：
静处观心尘不染，闲中稽古意尤深；
周诚程敬应粗会，奥理休从此外寻。
我把这首诗读为遵师说。关键在于“周诚程敬”和“奥理”是什么？理学开山祖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朱熹、张栻皆推崇之。周敦颐的“太极图”和《太极图说》，演绎无极、太极、阴阳、五行而万物，为宋明理学的宇宙生成说奠了基。《通书》则完全避开无极、太极、而只谈“诚”。黄宗羲说：“周子之学，以诚为本”。周敦颐曰：“寂然不动者，诚也。”这就把《通书》和《太极图说》挂上了钩。周敦颐曰：“乾元”是“诚之源”，“乾道”是“诚之立”，而“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在周敦颐学说中，诚是“纯粹至善者也”，是“五常之本，百行之原”。这样，诚以及其运行也就是由静及动又复于静。所以，在社会伦理道德观上，周敦颐强调“主静，立人极焉”。这是一脉相承的。在这点上，程子则强调不讲静而讲“敬”。程子认为，不能以“主静”来提升为修养的最高标准，而以主敬较为妥当。黄宗羲在《宋元学案》曾经说：“自周元公（敦颐）主极立人极开宗，明道以静字稍偏，不若专指于敬。”程子曰：“但惟是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
周敦颐《太极图说》的“静”，与《通书》的“诚”，是一脉相通的。程子却用一个“敬”字把它贯穿起来，纠偏过来。而罗从彦的“周诚程敬应粗会”，说得很得体，很谦虚，让我们看到，尽管罗从彦有许多“静”、“闲”之语，但“奥理”不只是一个“主静，立极人”，而应该从先师们思想的发展去探求。程子说过：静也定，动也定，并没有绝对的“静”，把“敬”贯穿到动静之中，尤其是灌注在“静”当中，更要强调的是“敬以直内”，就可以把偏纠正过来。罗从彦是领悟到这个“奥理”的，所以诗中表达是那么明确。
有关“静”的问题讨论，朱熹的评述是比较公允的。在谈到杨时门人，朱熹说：
“罗先生严毅清苦，殊可畏。”“……道理自有动时，自有静时。学者只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见得世间无处不是道理，便以道理处之。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得平。也是他经历多，故见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纷扰人观之，若会静得，固好。若讲学，则不可有豪发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吃得也好；便不可。”（《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
这里把“敬”与“静”看成是内外之分，敬是一心如此，静即是具体的履行之事，有的人须静，但静并不是万灵的膏药。在与学生议论罗先生和李（侗）先生时，朱熹说：
“盖心下热闹，如何看得道理出！须是静，方看得出。所谓静坐，只是打叠得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则心愈明静矣。”（《语类》卷第一百三）
“盖义理自有着力看不出处。然此亦是后面事，初间亦须用力去理会，始得。若只靠着静后听他自长进，便却不得。然为学自有许多阶段，不可不知也。如某许多文字，便觉得有个吃力处，尚有这些病在。若还更得数年，不知又如何。”（同上）
上述三段话，起码有三层意思，肯定“静”对某些人，某些时候是需要的，一则心里热闹，看不得道理，这时，让心里静下来是十分重要的，这样才会理出心明。次则静是有条件的，在你对事物理解不了时，还是要靠你“用力去理会”，经过这个过程，因为心里杂乱，然后要排除其他，有利于一心理会事理。而不是头脑空空的，静下来会生出个道理来。静下来前有个经验积累、整理领会的步骤。再则，这是“义以方外”之事，讲学时更要强调的是“敬以直内”，才不会偏了。我们从朱熹的这些评述来理解罗从彦的诗意，才不会只着意于罗从彦求静和长期隐居生活而对“静”的片面描写。这也是把罗从彦的思想看偏了。从下面再吟读的诗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诗中的深义。《勉李愿中五首》之二曰：
不闻鸡犬闹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种情田勤礼义，眼前风物任繁华。
这首诗贯穿了罗从彦的性情、仁义说。“不闻鸡犬闹桑麻”，和“眼前风物任繁华”意思相衔接。“仁宅安居是我家”和“耕种情田勤礼义”是本诗的中心，表达了对性情、仁义关系的理解。罗从彦认为性为内在，情为外在，仁为内在，礼义为外在。《遵尧录》卷二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体也，义用也，行而宜之之谓也。”因此，性、仁安居为家，而情、礼义即如宅外之物。内为体为本，外是用是末，性与情、仁与义的关系，截然分得很清楚。仁宅安居需要一心一意呵护，情田勤耕也须专心努力。
在罗从彦的著作中，我们看到罗从彦认为仁义礼智四德是立身之本。他在《议论要语》中说：“仁义礼智，所以是立身之本，而缺一不可。故孟子的恻稳之心为仁之端，而无恻稳之心则非人；以羞恶之心为义之端，无羞恶之心则非人；以辞让之心为礼之端，无辞让之心则非人；以是非之心为智之端，而无是非之心则非人。李林甫为宰相，在廷之臣皆非人也。”为什么？因为：
“掊克生灵，无恻稳之心；阿附宦官，无羞恶之心；势力相倾，无辞让之心；上下雷同，无是非之心。夫一端之亡，亦非人矣，况四端俱亡，安得谓人？宜乎有天宝之乱也。”（同上）
这是罗从彦对社会观察的判断：“掊克生灵”、“阿附宦官”、“势力相倾”、“上下雷同”，这是社会混乱的四种恶劣的行为，它与仁义礼智背道而驰。话说的是天宝之乱，其实指的是现实社会，有此四恶横行，社会怎能不乱呢！小程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窃惟王道之本，仁也。”在《南庙试策》中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纯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养，幼者得其所，此纯王之政也。”四恶与仁政背道而驰，罗从彦看到社会危机严重。
四恶当中，罗从彦把“掊克生灵”看成是与仁相对立的劣行，就是认为它是首恶，生灵受到糟蹋，恻稳之心泯灭无存，仁宅被毁，仁政渺茫，国家危殆。加之阿谀奉承之风，成为主流；为一己之私和权势互相倾轧，比比皆是；一言堂使朝庭和社会毫无生气；四端尽亡，社会肌体病入膏盲，这是罗从彦痛心疾首的呼吁。罗从彦通过赠李延平之诗，呼吁有识之士，呼吁青年们应该振作精神，横扫四恶，安居仁宅，勤勉义礼，救社会之将亡。罗从彦在《自警》诗写道：
性地栽培恐易芜，是非理欲谨于初。
孔颜乐地非难造，好读诚明静定书。
《勉李愿中五首》之三和《送南剑王守归》，罗从彦的安民说直得注意。《勉》诗曰：
古今乾坤共此身，安身须是且安民。
临深履薄缘何事，祗恐操心近矢人。
“古今乾坤共此身”，天地人中，人的重要性是很明白的，没有此身，乾坤何在。“安身须是且安民”。古人云：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在罗从彦看来，所谓存正，安民也。“临深履薄缘何事”。一方面不但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安民之事，应该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便把本份做好。另方面，“祗恐操心近矢人”，特别要注意不该接触道外之人或者不该接触别有用心的人。罗从彦勉李侗“安身须是且安民”，这是读书明理人的第一要务。不要只看见罗从彦“筑室罗浮（坊）山中，绝意仕进，终日端坐，以验天地万物之理”。而且要注意到，“尝教学者读书之法，以身体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在罗浮山中著述《遵尧录》，其心可表。
在罗从彦思想中，他时时刻刻想的是“人君”的行为规范。他在《遵尧录》卷一记载着：建隆元年（960）太祖听户部待郎沈伦的话，发军储赈饥民一事，大加赞颂。罗从彦说：“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以其有民也。民之所恃以为养者，以有食也；所恃以为安者，以有兵也。《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昔孟轲氏以民为贵，贵邦本也。故有民而后有食，有食而后有兵。自子贡问政，孔子所答观之，则先后重轻可知矣。”贵民是贵邦本，安民的重要性是很突出的。罗从彦在《送南剑王守归》一首写道：
三年政化被生民，甘雨祥风溢剑津。
解组幡然赋归去，攀流无计可留恂。
未把阳关三叠吟，且将谬句写离心。
千寻浩浩镡溪水，别恨不知谁浅深。
朝庭里“势力相倾”，而“三年政化被生民”的南剑州王守却“解组幡然赋归去”，这种离情别绪，用“千寻浩浩的镡溪水”来写也写不清楚别时的心情。从此可以看到罗从彦对仁政之本的重视和对朝庭腐败的失望。我们从《邀月台》诗看来，他把希望寄托在至高无上的“人君”上。《邀月台》一首读起来，我看主要是积极的，我把它读成罗从彦对政局的寄望。诗曰：
矮作垣墙小作台，时邀明月写襟怀。
夜深独有长庚耀，不许庸人取次来。
书注：“延平先生云：侗见先生出此诗，尝望意云：下两句不甚浑然。先生因改云：也知邻斗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盖作此数绝对时，正靖康间也。”我看原诗不错，能代表罗从彦忧国忧民的胸怀，改诗乃一时戏言，说说笑笑就罢了，编辑的人只作附注，并没有正试作出修改。但是，“正靖康间也”，此言重要。靖康间正是北宋末最混乱的时候，早年血气方刚，笃志求道，而此其时（1126-1127）罗从彦五十多岁，《遵尧录》正当完稿之时，他虽然深居罗浮山中，时常也静坐思考问题，但是思想却一直关注整个社会，他把对社会的关注完全沉浸在《遵尧录》的写作上，以待拯救社会痼疾。怎么可能把它当成“邻斗非吾事”呢！假如罗从彦有这种思想，就不可能专心致志地写《遵尧录》了。大节问题，该是十分严肃的。
《宋史本传》曰：罗从彦“著《遵尧录》，述祖（太祖）宗（太宗）以来宏规懿范，及名臣硕辅，论建谟画，下至元丰功利之人，纷更宽度，贻患国家。撮经提纲，无非理乱安危之大。”《遵尧录》卷一曰：“人君者，天下之表。若自正，则天下正矣；自心邪曲，何以正天下。”“人君当淡淡无欲”。所以诗中，“夜深独有长庚耀”，寄托罗从彦的全部希望。他希望当今天子，能像太祖重用“使捍北敌”的关南巡检李汉超那样，使“汉超感泣，誓以死报”；他希望当今天子像太祖那样，措施得当，“外人畏服，不敢犯塞”；他希望当今天子像太祖那样，“聪明英睿，善之人”，因而他希望朝庭不能搞一言堂，臣子不能唯唯喏喏，《议论要语》中说：“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 “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必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生，故天下必乱。”“天下之乱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庭，比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侵；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摧。”由此看来，《邀月台》一诗的立意，在于“夜深独有常庚耀”。那么，什么“也知邻斗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不过是一句戏言，绝非罗从彦真意，如此看方均。
笔记零乱，不足以表达对罗从彦先贤的敬仰之万一。最后，以罗从彦的《自述》作为收篇，我看还是适宜的。诗曰：
松菊相称莫厌频，纷纷人生只红尘。
自怜寡与真堪笑，赖有清风是故人。
2004年11月初稿
注：何乃川，厦门大学教授。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7.13 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