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治史、治谱之异同

罗训森

国史、地方志、族谱，三大支柱，撑起中华历史文献大厦。

笔者浅显理解：

国史，以时间为纵轴，记载各朝各代的史实。一般是后朝记叙前朝的史实，以避免当朝官方的影响。

古代知识分子，考中进士后，佼佼者被选拔出任国史“编修”，如宋代罗氏名人罗畸，进士出身，其身后墓志铭，最看重的职务是“殿撰”；宋代官至宰相级别的罗点，考中进士初期，也当过“国史院编修官”；明状元罗洪先就任过“编修”等。

至于编修国史经费，国家之事，国库当保之。

笔者所知，国史中，仅《三国志》是由陈寿私修的。因官修的《三国志》的质量，比不上陈寿私修的，造成国史私修的唯一例外。

国史，绝大部分是中央政府修的，倾国之力，集中优秀人才，其史料价值，勿容置疑。

地方志，以地域为横轴，记载地方之大事。地方志分省、府、县，现在范围扩大至乡镇、行业、单位等。

地方志是地方政府官修的，可集中地方优秀人才，具有更接近地气的史料价值。但从人力、智力、财力，三方面分析，不同级别的地方志、行业志的质量，可能有很大的差别。

姓氏谱牒，也称“族谱”。纵横交错，从古到今，天南地北，记载本姓氏的血缘关系、族中大事及文化认同。

除了孔氏是历朝历代官方主修、协修之外，各姓氏、各支系各自为战，人力、智力、财力，天差地别。其主编的综合素质，基本决定了该谱牒的史料性和学术价值。

从祀孔庙、明探花、吏、礼部尚书罗钦顺，在退休后，重修本支系《阙城罗氏族谱》，其自撰谱序中，开宗明义：

古诸侯卿大夫之修其族，则必有谱，以别脉系、辨亲疏、严纪载、酌信疑、寓儆劝、昭著存，有同乎史之义例也！

然，史为国谱，谱为家史，谱史之相为重也，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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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地方志》编纂原则：盖棺定论。而族谱，其永恒的魅力——生可入传！当代人可看到身后的历史记载。

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开山作《困知记》作者，罗钦顺在族谱中留下《整庵履历》，详细记载了自己一生大事，为研究明史、他留下最可靠、翔实的史料。其以哲学家思维，充分认识民间谱牒和国史“相为重”。

地方志是介于国史和族谱之间的史书，既然民间谱牒和国史“相为重”，本文着重叙述治史和治谱的异同。

宋史学家李裕民先生在为早逝的西安高三学生林嘉文出版的《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一书作序时，说：

“治史大致可分写史和研史两类。

写史是描述历史，如人物传、历史事件等。历史转瞬即逝，又不断翻新，它不可能重复出现，纷繁复杂的历史过后，只留下一些残片碎末，后人只能根据有限的材料去复原历史，这就需要一定的想像去拼接，所以胡适认为这是文学家的任务（训森注：《三国演义》、《罗家将》等演义作者罗贯中，就是典型的名闻遐尔的历史文学家）。

研史是研究历史问题，材料有真有伪，需要辨别，许多疑难问题，需要解决，表像背后隐藏的奥秘，需要去探索。胡适认为，这一切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当然两者之间，并没有鸿沟，现在搞历史的往往二者兼顾。

写史可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搜集有关材料，连缀成文，不看他人有关的研究成果，不做考证。这类论著比较浅薄，缺乏学术含量。

第二个层次，是尽量吸收他人成果，这类论著能反映当前已达到的学术水准，但缺乏新的突破。

第三个层次，则是在作者自己做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能表现最新最好的水准。

本书属第二个层次。这一层次的局限性在于，对有分歧的见解，可以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对尚无不同看法的见解往往会照单全收……

摆在林嘉文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提高至第三个层次，这绝不是做一些修改所能达到的，必须从写史走进研史之路，向历史学家迈进。即不能满足于看他人的论著，而必须从阅读原始资料著手，切记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带著问题去读，才能发现新问题，然后设法解决新问题，写出有独到见解的论文来。对于一些热门话题，要想走出自己的路，一定不要轻易相信已有的结论，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李先生在这里细细区分了“写史”和“研史”的区别，鼓励并鞭策林嘉文同学走研史之路——作为现代学科的历史学，是以史料为基础，为出发点，在对史料进行考据处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进行研究的学科。对此，正如李先生在序文第一段中就提到的“临别，小林拿出予在2009年出版的《宋史考论》，请我题词，我写了一句：‘考据是治学的基本功。’”

根据李老师有关治史的论述，对如何治谱，试述如下。

治谱，一样可分为修谱和研谱两类。

修谱是描述家族起源，如上古篇、中古篇、开基始祖篇及优秀人物传、诗文文献篇、世系图表、历史事件等。修谱一般规定30年一次，因各种原因，实际上各家族很难做到。家族历史转瞬即逝，又不断翻新，它不可能重复出现，纷繁复杂的家史过后，只留下一些残片碎末，后人只能根据有限的材料去复原历史，这就需要一定的想像去拼接，所以胡适认为这是文学家的任务。笔者欣喜地看到，现任深圳海关缉私局副局长罗敏军，用纪实文学型式，编修家谱，正式出版《祖父的故事》。

研谱是研究家族历史问题，材料有真有伪，需要辨别，许多疑难问题，需要解决，表像背后隐藏的奥秘，需要去探索。著名谱牒学家罗香林认为，这一切才是谱牒学家的任务。当然两者之间，并没有鸿沟，现在修族谱的往往二者兼顾。

修谱也可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搜集老谱、墓碑、祠记有关材料，连缀成文，不看他人有关的研究成果，不做考证。这类论著比较浅薄，缺乏学术含量，是大量民间族谱的共性。但也有例外，江西吉水《桃林罗氏族谱》，因其主修者为明·进士、弘文馆大学士罗复仁之从孙、工部侍郎罗汝敬，遍请梁潜、金幼孜、杨荣等名流撰序，收有填补史料空白的、朱元璋写给罗复仁的信，故该谱极具学术价值。

第二个层次，是尽量吸收老谱成果，这类家族、论著、作品能反映当前已达到的学术水准，但缺乏新的突破。

第三个层次，则是在作者自己或编委会做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修成的，能表现最新、最好的水准。

200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版《中华罗氏通谱》，虽然注意将国史、方志、族谱三结合，有所创新，但仍属第二个层次。这一层次的局限性在于，对有分歧的见解，可以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对尚无不同看法的见解往往照单全收……

摆在笔者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带领编辑部一班同仁，将续修《中华罗氏通谱》提高至第三个层次，这绝不是做一些修改、增补、拾遗补缺所能达到的，必须从修谱走进研谱之路，传承唐·罗隐、罗绍威、宋·罗泌、罗点、罗勋、罗愚、罗季温、罗大经、明·罗汝敬、罗汝宽、罗璞、罗伦、罗洪先、罗钦顺、近现代罗启疆、罗香林等，向谱牒学家迈进。即不能满足于看他人的论著，而必须从阅读原始资料着手，切记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带着问题去读，才能发现新问题，然后设法解决新问题，写出有独到见解的论文来。对于一些热门话题，要想走出自己的路，一定不要轻易相信已有的结论，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治史与治谱，本质是相通的。其最大区别在于国史、方志，“生不入传”，而族谱者，“生可入传”，一字之差，彰显其极具魅力之处。但当代人写当代人，可能存在溢美之词，考验“主编”的学术意识、“案有春秋笔”（笔者八世祖、顺治五年举人、民呼为“罗菩萨”、太湖知县罗绮，留在《安庆府志》、《太湖县志》中对联的上联）的勇气和水平。

各姓氏家族都有自己的治谱历史。当代，各姓氏的修谱、治谱活动，十分踊跃。罗氏所幸，早在1999年，开国中将、享受副总理待遇的罗元发老将军（2004.9.22起，出任本会主席，2010.5.10，享年101岁，仙逝后，追认为本会永远荣誉主席），就介入修谱、治谱的学术活动。

他为修《中华罗氏通谱》，1999.10，订立宗旨：

弘扬祖先业绩，促进祖国繁荣。

他为治《中华罗氏通谱》，2004.9.19，订立原则：

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上仰祖宗，下对子孙，经得起历史检验。

开国元勋罗青长为治《中华罗氏通谱》，2007年，总结、归纳了指导思想：

中华一脉，渊远流长；包罗万象，有容乃大。

开国大将罗瑞卿夫人郝治平，为治《中华罗氏通谱》，题词：

敦宗谐族。

治史与治谱，大同小异，应用治史的科学方法来治谱，提高族谱的学术含量，让更多的民间族谱，走进学术的殿堂。

附：李裕民简介

李裕民，宋史学家。1940年3月10日生于浙江省崇德县崇福镇(今属桐乡市)。1959年入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历史系，师从宋史专家徐规教授研读宋史。1963年全国首次公开招收研究生时，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就读于宋史权威邓广铭教授门下，1966年毕业。后至山西大学历史系任教，1973年在《考古》上发表第一篇论文《我对侯马盟书的看法》，1978年在历史系创办考古专业。1986年晋为教授， 1990年赴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合作研究，发现已佚的司马光日记，赢得国内外学术界好评。又与日本、欧美学者共同创办国际学术刊物《中国史学》（副主编），在东京出版。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山西大学历史所副所长，民进中央委员、民进山西省副主任委员，山西省政协常委兼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山西省高校古籍整理小组组长。山西省地方志特邀编审，《北朝研究》主编。杭州大学（现浙大）历史系兼职教授。1996年后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讲座教授与国学院特聘研究员，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先后培养宋史、古籍整理、道教史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二十余名。主攻宋史，兼及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地方史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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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录入：罗训森     2016.4.28     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