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种姓利益冲突
姓氏文化避害趋利之思考
罗训森
观察者网载，凤凰网2016.2.22转载：
印度北部哈里亚纳邦农村地区的种姓抗议已经连续抗议一个星期，现在已经演变为持续两天的暴力抗议，导致人员伤亡，并引发首都新德里的缺水危机。
从法律角度讲，印度早已废除沿袭千年已久的将人依照种姓划分的制度，但种姓制度仍很大程度存在现实社会中。印度政府为了促进社会平权与减少对低种姓人口的歧视，在公共部门给予底层种姓族群一定配额的工作，不过这也引起其他一些高种姓族群的不满。
勿容置疑，中华姓氏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组成部分。以炎黄子孙自居的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凝聚力，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大一统”、“要统一，不要分裂”理念，深入中华民族的骨髓！
但也无须讳言，印度的种姓制度有负面作用和影响，中华姓氏文化也曾有其负面的作用和影响，如“宗派主义”、某些农村地区的宗族械斗等。
在传承、发展姓氏文化工作中，如何避害趋利，本文结合罗氏实际情况，试探之。
一、中华罗氏文化的传承、发展问题
冠名“中华”，意味在罗氏中有少数民族加入，历史上，甚至出现北魏鲜卑族、曲蛇侯罗结家族为代表的罗氏“河东郡望”。时至今日，少数民族罗氏，仍然为传承、发展中华罗氏声誉做出重要贡献。如现任四位省级罗氏中，就有两位是少数民族的：黎族、云南省政协主席的罗正富，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曾任甘肃省副省长）。
华人一出生，便有姓氏。说姓氏文化影响华人一生，毫不为过。它不但是姓氏文化的符号，还是遗传基因的代码。
2004.9.19，《中华罗氏通谱》首次北京座谈会上，本会北京联络处副主任、时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的罗锦麟教授（其父罗念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教授，在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和研究领域中，有杰出的贡献），就感慨地说：以前认为姓氏仅仅是一种符号，收看罗总编寄来的内刊简报后，才知道我姓罗，是罗氏文化、罗氏基因的代码，负有传承、发展罗氏文化的责任。
晋之王、谢，唐之崔、卢。在以姓氏选拔官员的时代，姓氏直接关乎个人的仕途、嫁娶等切身利益，其传承、发展均不是问题。
宋代虽废除了以姓氏选拔人才的制度，但欧阳修、苏东坡为代表的士大夫兴起的修族谱热潮，创建编修族谱模式，被当时及明、清的社会广泛接受。宋代，从祀孔庙的思想家张载，甚至论证修族谱“广慑天下人心”之惊人结论。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就研究、得出男性基因数千年不变的科学结论，并发现与中国以父系为主的姓氏传承体系高度相关的现象。为此，中科院遗传所成立专题组研究，并公开出版《中华罗氏大辞典》等学术专著，开辟了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但是，在强调“男女平等”的今天，纠枉过正了。法律规定子女可随父姓，也可随母姓。更有喜欢“标新立异”之人，为子女“人造”姓氏。将严肃的、具有遗传基因意义的姓氏文化科学，视为封建“重男轻女”产物，无形中，给中华姓氏文化的传承、发展，造成很大的困惑和问题。
历经数千年起源、繁衍、播迁、发展的中华罗氏文化，有高峰、有低谷，逞现出螺旋式上升态势，不会因数十年的低谷而停滞不前。
二、尊重当地本支系族谱上源认同问题
目前，在中国境内，姓氏文化工作绝大多数是民间性质，有的组织有在民政部门注册，有的没有注册，其领导层或选举、或自然形成，没有行政任命的先例。因此，领导团队的综合素质差别很大，由其组织的“通谱”类图书编纂，有的就出现许多问题。
1. 混淆支系族谱与多支系《通谱》的区别
当地本支族谱主要是自始迁祖以下的血缘认同。有的有明确的上源可寻，更多的是依据其主编的价值取向，从其他较大支系的大型族谱中，选取接入点，属于罗氏文化认同范畴。
文化较发达的支系，一般采用尊重历史、懂到那里，写到那里的“断代”处理。如江西吉安吉水的许多罗氏支系。元朝从祀孔庙的学者吴澄在为吉水《罗氏族谱》撰序时，对此，就大为赞赏。
简言之，支系族谱和《通谱》都有“收族”功能，但收族范围有很大区别：
族谱：收族范围是本支系始迁祖之下的每一个家庭及子孙（现含女性子孙）。其辈份、世系、成员关系，非常清晰、准确。
通谱：收族范围是不分民族、历史至今的宗彦贤达及每个支系的始迁祖及该支系概况。通俗地讲，《中华罗氏通谱》只认一个“罗”字，天下罗氏一家亲。
每个人都有权录入本支系的族谱，但不一定具有录入《通谱》的资格。
2007版《中华罗氏通谱》已扩大范围，收录有资格上各支系族谱“名位表”的宗彦贤达。
2. 《通谱》类族谱强接支系上源问题
能知本支系始迁祖尚且不易，何况其上源乎？但寻根问祖，“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之一，各姓氏均可文化认同为“炎黄子孙”，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姓氏文化。
为始迁祖找上源，华人本性使然，无可厚非。但打着“梳理源流，正本清源”似是而非的旗号，未经当地本支族人认同认可，强接其支系上源，就会出现问题。
林氏、黄氏、傅氏、卢氏等姓氏，与罗氏几乎同时起步，久久无法正式出版《通谱》，支系“上源”之争，是个重要原因之一。
春节前，在闽都文化研究会与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卢美松编审谈及支系上源问题。卢馆长正参与《中华卢氏通谱》的筹备工作，他感慨地说：还是你们罗氏好，尊重当地本支系上源认同认可，我们卢氏也要这样做了，编委会不能干涉当地本支的上源认同呀。
早年，笔者曾担任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黄氏委员会《福建黄氏通谱》学术顾问。福建某知名黄氏企业家对《福建黄氏通谱》极为重视，个人捐款达一千多万元人民币，但因编委会“梳理源流，正本清源”主导思想出问题，不但达不到修谱“敦宗睦族”的初衷，反而引起某些支系激烈对抗、冲突，以至组织分裂。
另外，据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出版的《中华姓氏大辞典》，每个姓氏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少数民族的加入，强接上源，让少数民族支系，情何以堪！
筹建期的中华罗氏通谱编纂委员会亦有过此类惨痛教训。
某些姓氏编纂《通谱》的深刻教训，值得其他兄弟姓氏借鉴。
“敢将衰弱附强宗”（唐·著名诗人罗隐与邺王罗绍威《通谱》时的诗句），小、弱支系并入大、强支系，是很缓慢的历史演变过程。人为强接支系上源，将引起罗氏有关支系纷争，违背《中华罗氏通谱》的宗旨和指导思想。
尊重当地、本支系族谱上源认同，是“避害趋利”的有效办法。
一篇印度种姓利益冲突的报道，引发笔者结合罗氏实际，对姓氏文化“避害趋利”的思考，撰成小文，供专家学者、宗彦贤达参考、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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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录入：罗训森 2016.2.23 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