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从彦对朱熹学术思想的影响

——以《遵尧录》与《八朝名臣言行录》之异同为中心

                    王志阳1,2

（1、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2、漳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 福建漳州 363000）

[摘要]    学术界一般认为朱熹与罗从彦之间的学术关系是朱熹从李侗处接触到罗从彦的学术思想，忽略了朱熹与罗从彦之间的另一层紧密的关系，即朱熹通过其父朱松接触罗从彦的学术思想。《八朝名臣言行录》与《遵尧录》在编撰思想方面均以致君尧舜为目标，但是在具体编撰体例方面，《八朝名臣言行录》对《遵尧录》则是既有吸收继承的部分，又有变革发展的部分，而其内在原因则是朱子与罗从彦相似的性格气质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中衍变发展的结果。

[关键词]     罗从彦；朱松；编撰目标；继承；变革

 

一、引论：罗从彦与朱子的学术关系

罗从彦，字仲素，号豫章，是二程学术南传的重要环节，而其对李侗的影响更是朱子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但是现有学术界注重研究朱子学术思想，而对杨时、罗从彦、李侗、朱子的学术思想的衍变过程缺少内在考察，尤其是李侗未有作品传世，罗从彦的《豫章罗先生文集》的幸存部分亦仅有《遵尧录》和少量诗文而已，因此，从罗从彦、李侗到朱子的思想演变过程付之阙如了。但是罗从彦在从杨时到朱子的学术思想演变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如元人卓说《豫章先生文集序》所言：

为朱子之学，万殊一贯，体用一原，行之以仁恕，充之以广大，苟不究其师传之统，恶克底夫精实之极于斯集也，可不致力以求之乎？

卓说以学术源流发展史的观点来看待罗仲素的学术地位，并以此观点来评价《豫章先生文集》，虽不足以成为罗从彦学术史地位的定论，但仍可由此确定，宋末元代的学者基本持以朱子的学术地位来评定与朱子具有学术师承关系学者的学术地位。因此，我们要更全面地获得朱子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必须深入研究朱子与罗从彦的思想异同。

但是卓说观点：“龟山既南其传，则豫章罗先生一人而已。豫章罗先生传延平李先生，李传齐国朱文公。”则是确认了杨时、罗从彦、李侗而朱子的学术关系，这就把朱子接触到罗从彦学术的时间延后了至少二十四年的时间了，因为朱子第一次见李侗是在绍兴二十三年夏，“始见李先生于延平。”但是朱子与罗从彦的学术思想发生关系远比此一脉络早得多。据《朱子年谱》明载“（绍兴）十年庚申（一一四0），十一岁。受学于家庭”则朱子最先师从其父朱松，而朱松的逝世时间是绍兴十三年癸亥，朱子时年十四岁。我们虽然无法确认朱松在教授朱子启蒙之学时所教内容是否涉及到了罗从彦的学术思想，但是朱子至少应该从朱松处接受过罗从彦的相关作品，这绝非我们主观臆断，而是有据可查。兹证如下：

《朱子年谱》在记载朱子从学于朱松之前，特地标明了朱子的从学过程，“四年甲寅（一一三四），五岁。始入小学。”在绍兴七年丁巳条还特地引用了《朱子行状》“就傅，授以《孝经》，一阅通之，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由此可知朱子十一岁受学于其父，实已经接受了启蒙教育达到六年之久了。又据一依朱子读书法而编撰完成的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有言：

前自八岁约用六七年之功，则十五岁前小学书、四书诸经正文，可以尽毕。既每细段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又通倍大段。早倍温册首书，夜以序通倍温已读书，守此，决无不熟之理。

右分年日程，一用朱子之意修之，如此读书学文皆办，才二十二三岁或二十四五岁。若紧著课程，又未必至此时也。

此处已经说明了其修撰过程的指导思想是依据朱子之意，但是程端礼生于朱子逝世七十年之后，其时代遵从朱子之教，以朱子的大量典籍作为教材，如《四书章句集注》及《仪礼经传通解》等书，故扣除上述典籍的学习时间，学生学成的时间当会更短。事实上，我们细考程端礼的日程安排，学生从八岁正式入学，到22岁至25岁学成，则其所用时间是十四至十七年。朱子于绍兴十八年实已中进士了，时年19岁，而朱子在5岁时便已入小学，前后所用时间正好十四年，正合《朱子年谱》所载五岁入小学之数。因此，朱子接受其父教育的时间将近于其考中进士之前所受教育的一半时间了。

由上述可知，朱子受学于其父朱松，当亦接受了罗从彦的部分学术思想，故朱松在朱子接受罗从彦学术思想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一环。上述观点实非我们主观臆断，而是朱门弟子实有言之。赵师夏在《宋嘉定姑孰刻本延平问答跋》中有言：

始我文公朱先生之大人吏部公，与延平先生俱事罗先生，为道义之交，故文公先生於延平为通家子。文公幼孤，从屏山刘公学问。及壮，以父执事延平而已，至於论学，盖未之契，而文公每诵其所闻，延平亦莫之许也。文公领簿同安，反复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於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则此编所录，盖同安既归之后也。

赵师夏是朱子的及门弟子，亲授于学，且其论证过程亦引用自身所闻朱子论学之观点。由此可见朱门弟子并不是简单的把朱子的学术渊源落实于杨时、罗从彦、李侗，而是细究朱子与李侗从学始末的具体关系，并重点突出了朱松与李侗之间的学术渊源“俱事罗先生”。清王懋竑在记载朱子与李侗之间的关系时亦引用上文，只是省略了朱子的父亲朱松与李侗之间的关系的部分，实启后代学者疑窦。由此文献，我们可以确认朱子与罗从彦之间的学术关系当是双线进行，一方面是理学传统观点，即杨时、罗从彦、李侗、朱子，另一方面则当是杨时、罗从彦、朱松、朱子。

综上所述，朱子与罗从彦的学术关系当是从学于其父朱松之时，至少通过其父朱松接触到了罗从彦的部分学术思想了。只是因朱松过早去世，导致朱子改学刘、胡二师，受到更深的佛道影响，所学内容亦多有佛道成分而已。但是由前所述，朱子与罗从彦之间的关系是从其父朱松和李侗二者而来，当可定谳。

虽然朱子与罗从彦之间具有上述因缘关系，但要具体考察朱子与罗从彦学术思想方面的关系，又存有十分巨大的困难，因为罗从彦现存的学术作品主要保存于《豫章罗先生文集》，却又散佚十分严重。考之现存最早版本明成化七年本，可知《豫章罗先生文集》实有《豫章罗先生年谱》、第一卷的经解篇《诗解》、《春秋解》、《春秋指归》、《春秋释例》、《语孟师说》、《中庸说》全部阙文，仅有出版者少量解说文字而已，并无原文献，而从第二卷到第九卷为《遵尧录》，第十卷至第十二卷为罗从彦记载二程、杨时语录、杂著与书信，第十三卷为罗从彦本人诗歌，第十四卷为事实、问答，第十五卷和第十六、十七卷为罗从彦时人、门弟子与后人的书信与其他纪念性的文章。

因此，我们实际上已经无法确认罗从彦的学术思想的整体情况了，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引卓说所序之内容，仍旧可以从朱子庞大的作品群中寻找到朱子与罗从彦之间的学术关系的痕迹，其最明显的作品是《八朝名臣言行录》与《遵尧录》之间的编撰目的、编撰体例及演变关系。

因此，我们将以《遵尧录》和《八朝名臣言行录》为主要考察对象，研究朱子与罗从彦之间学术思想的异同点，并考察他们成型的原因，力求更为全面考察朱子学术思想的源流。

二、致君尧舜的目标：朱子接受了罗从彦《遵尧录》的编撰思想

《遵尧录》为《豫章罗先生文集》的主体内容，其原因正如元至正三年曹道振跋所言：

先生著述最多，兵火之余仅存什一於千百。世所共见者，郡人许源所刊遗稿五卷而已。道振不揆浅陋，尝欲搜访为文集，其年月可考，则系以为年谱。久之弗就。邑人吴绍宗，盖尝有志於是，近得其稿，乃加叙次，厘为一十三卷，附录三卷，外集一卷，年谱一卷，凡一十八卷。先生五世孙天泽遂锓梓以寿其传。因识其梗概于此。若夫订其误而补其遗，不无忘於君子也。至正三年岁在癸未二月甲子延平沙邑曹道振谨识。

这不仅是曹道振对罗从彦所存文章之少的一个重要解释，亦是对《豫章罗先生文集》现有版本的情况说明，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的是在战火的摧残之下，唯有《遵尧录》被完整保存下来，其他作品散佚不存。这种现象仅以兵火为原因来解释，显然无法自圆其说，当是因为《遵尧录》实为宋代学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更是宋末元初程朱后学着重于致君尧舜的思想的影响。罗从彦致君尧舜的思想从《遵尧录》的命名便可窥见一斑，典型地体现了宋代士大夫本身的政治理想，亦因此原因而被学者保存下来。这并非我们的主观臆断而已，更是元代士大夫的共识。卓说《豫章先生文集序》明确说道：

先生之志哉《遵尧录》一书。一祖三宗之谟烈，名臣十贤之公忠，衍释之所发，辨微之所明，诚一代之大法，君天下之轨范也。

元代学者距宋代不远，且推尊程朱学派，当与宋代学者对《遵尧录》一书评价大体相同。更为重要的，罗从彦本人亦是以此为目标。他说：

有宋龙兴，一祖开基，三宗绍述，其精神之运，心术之动，见於纪纲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故其规模亦无所愧焉。

此语中所言之“前王之盛”正是其序言开篇所言“尧舜三代之君”，至于罗从彦赞同汉唐的功业，而藐视汉唐的德业，则属有宋一代的主流思想，正如余英时的考论所言：“向往三代，轻视汉、唐，这本是宋儒的共同意见”罗从彦的思想正是这一历史思潮的体现而已。与之相同的是宋代学者都是执着于尧舜二帝与三代的业绩。正如朱子所言：

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

依据朱子所言可知，从宋代开始已经举起尧舜与夏商周的大旗，甚至可以说二帝三代已经成为宋代士大夫的政治理想的符号了。由此可见，罗从彦举宋初一祖三宗的的治国业绩的最为重要的依据是“足以追配前王之盛”，这正是对二帝三代理想目标的细化，并落实到当代的策略。

追随尧舜与三代功绩仅是士大夫群体的共识，尚不足以确认罗从彦选择宋朝开国之初的一祖三宗作为致君尧舜的细化目标的重要原因，而是有其更为重要的文化背景，即罗从彦选择了宋代赵氏皇族的祖宗家法的传统来强化自身致君尧舜的政治理念。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五《宋朝家法》说：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过于前人者数事，如人君宫中，自行三年之丧，一也；外言不入于梱，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三也；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余年。若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冗杂无纪，后之为国者，并当取以为戒。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亦引用上文，并对宋代家法之事有了详细的考证，其引文献甚多，但是其中一条最为具有说服力，即哲宗不许章惇穷治元祐诸臣的话：

朕遵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

这是《宋史》卷四七一《章惇传》和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所载之内容，其资料之可信度当无可疑。我们无法确证顾炎武所言之内容是否都是历史事实，但是至少可以确认宋代各朝皇帝之间确乎存有代代相承的家法。

正是家法的存在于事实的政治生活中，罗从彦便以宋代最具有说服力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作为《遵尧录》的主体内容，而其所载的十贤的言行及附录更多的是为了便于钦宗能够吸收自己的观点，按照祖宗家法来落实政策。

与罗从彦《遵尧录》一样，《八朝名臣言行录》有一篇《自叙》冠于卷首，其言曰：

予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观其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於世教者。然以其散出而无统也，既莫究其始终表里之全，而又汩於虚浮怪诞之说，予常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为此录，以便记览。尚恨书籍不备，多所遗缺，嗣有所得，当续书之。

此条信息对于理解《八朝名臣言行录》甚为重要，至少提供了两方面的重要信息。一方面，朱子编撰《八朝名臣言行录》的最为重要目的是弥补世教，使得八朝名臣的言行能够成为后世学者学习的榜样或者反面的教材，从而影响后世人臣的具体行为。另一方面，朱子编撰《八朝名臣言行录》的体例是采用集腋成裘的方式搜集散落于各种典籍的材料，选择重要内容加以整理成书，便于后世学者学习阅览。

虽然朱子是以“有补世教”作为编撰《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目的，与罗从彦《遵尧录》致君尧舜的目的似乎有着一涧之隔，但是我们细考《八朝名臣言行录》的内容可以获证朱子“有补世教”之背后语义的根本目的在于致君尧舜的目的。兹证如下：

一方面，《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编撰目的在于培养良好的士大夫阶层，其最终目的仍旧是直指致君尧舜的政治目的。《八朝名臣言行录》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五朝名臣言行录》，一部分是《三朝名臣言行录》，其时间跨度已然包括了除北宋亡国的钦宗朝之外的各朝了，与之相关的是其编选的对象是选取北宋各代在治国理政方面具有成就的大臣，而这些被选择的大臣的共同特征是在治理国政过程中，虽有自身的各种问题，但是在国家大政方面具有十分卓著的成绩。比如赵普被司马光《涑水记闻》明确记载为“普为人阴刻，当其用事时，以睚眦中伤人甚多”但是这无碍于赵普在宋太祖时代各种“谋虑深长”的卓越表现。又如吕夷简在废郭后事件中的表现，但是小的缺憾不足以掩盖吕夷简作为太平宰相的卓越功绩。上述这些名臣都可以成为各代辅佐皇帝的贤臣良辅的角色。与政治功业无关的二程、张载等理学家便不在上述文献当中，这典型的呈现了朱子有补世教的内在限定话语是名臣的言行当为士大夫阶层的外在事功的典范。

另一方面，《八朝名臣言行录》缺少了钦宗亡国之时的事件，本身便已表明了朱子在遴选材料的过程中始终以致君尧舜为终极目标。靖康之难内在原因的追究一直影响南宋士大夫阶层，朱子自己对靖康之难亦从两方面加以拷问。其一，朱子痛惜钦宗之才力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之际。朱子曰：“钦宗勤俭慈仁，出於天资。当时亲出诏答，所论事理皆是。但於臣下贤否邪正辨别不分明，又无刚健勇决之操，才说著用兵便恐惧，遂致播迁之祸，言之使人痛心。”“靖康所用，依旧皆熙丰绍圣之党，钦宗欲褒赠温公、吕纯仁，以畏徽庙，遂抹‘纯仁’字，改作‘仲淹’，遂赠文正太师。”可见靖康之难虽有外祸，实则生于内在朝政问题。其二，靖康之难的发生亦有士大夫的责任。《朱子语类》有载：

因论靖康执政，曰：“徐处仁曾忤蔡京来，旧做方面亦有声，后却如此错谬。孙傅略得，却又好六甲神兵。时节不好，人材往往如此。”又曰：“张孝纯守太原，被围甚急，朝廷遣其子灏总师往救，却徘徊不进，坐视其父之危急而不卹，以至城陷。时节不好时，首先是无了那三纲。”或曰：“京师再被围时，张叔夜首领勤王之师以入。叔夜为人亦好。”曰：“他当时亦不合领兵入城，只当驻再旁近以为牵制，且伸缩自如。一入城后，便有许多掣肘处，所以迄无成功，至於扈从北狩。”

这个问答当中至少包含了朱子的三个方面的思想：一是臣子之忠心并无法简单扭转政局的发展，还需要有真才实学方可有大用；二是靖康之难中出现各种悖逆三纲之事，其根源在于士大夫失去了传统的纲常思想；三是士大夫具备了真才实学，如张叔夜，但是要发挥自身的才华，还需要有足够丰富的政治军事的经验，并具备权变能力。虽然上述内容是李儒用己未所闻，离朱子去世至多仅有一年多的时间而已，距离宋孝宗乾道八年《八朝名臣言行录》成书时已有28年之久，但是朱子于《八朝名臣言行录》成书的同年稍早的四月份已经完成了《通鉴纲目》，可知朱子此后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和思考当已大体成型，故上述《朱子语类》的观点当可视为朱子编撰《八朝名臣言行录》时的观点。又以中国传统文化“四十而不惑”的传统心理成熟度而言，四十三岁的朱子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当亦成型无疑了。由此可知，朱子在编撰《八朝名臣言行录》之时省略了钦宗一朝的原因当是朝政腐化，实难以承担“有补世教”的目标。

因此，致君尧舜实为《遵尧录》和《八朝名臣言行录》编撰的根本目标，具有前后相呼应的作用。

三、继承与变革的体例：《八朝名臣言行录》与《遵尧录》的吸收与变革

据《朱子年谱》记载可知，《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编撰完成时间是乾道八年，朱子时年43岁，此时距离朱子正式从学李侗的绍兴二十八年已经过了十四年时间了，而距离朱子从学其父朱松的时间则已达到了三十二年的时间了，由此可知，朱子对罗从彦的学术思想之清晰程度当无可疑，可惜的是罗从彦的作品散佚过于严重，我们已无从考证朱子对罗从彦学术思想吸收的具体部分了，但是我们仍旧可以从《八朝名臣言行录》与《遵尧录》的体例中搜索到一鳞半爪，以便考察朱子对罗从彦的学术思想的吸收和发展过程了。

一方面，《遵尧录》影响了朱子编撰《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编撰体例。《遵尧录》的编撰体例在其《遵尧录序》有言：

因采祖宗故事，四圣所行，可以楷今传后者，以事相比，类纂录之，历三季而书成，名曰：《圣宋遵尧录》。其间事之至当，而理之可久者，则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则释以发之。以今准古，有少不合者，作辩微以著其事。又自章圣以来，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颢共十人，择其言行之可考者，附於其后。若乃创始开基之事，庙谟雄断，仁心仁闻，则於其君见之。袭太平之基业，守格法行故事，竭尽公忠，则於其臣见之。爰及熙丰之弊，卒归於道。

罗从彦此言大体蕴含了五方面的内容：一是《遵尧录》是以北宋一祖三宗的言行作为选材的范围；二是《遵尧录》选材的标准是以能够成为当世与后世楷模的历史事件作为取材的标准；三是罗从彦会对各则历史材料分为三类，即“理之可久”、“善之可久”“少不合者”，并依据其材料内容的性质，进行解说或者辨说，以便能够达到通俗易懂的效果；四是选择宋真宗时期及之后的十位具有功业或者良言的十位先贤。五是处理前半部分君主与后半部分臣子材料关系之时遵循的原则是开创基业之时与守成之时之间的差异。我们细考《遵尧录》一书，大体如罗氏所言之体例。

上述编撰体例的原因在于罗从彦自序中所言编撰之背景，即“今皇帝受禅，遭时之难，闵生民之重困也，发德音、下明诏，悉划熙丰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为言，四方乞踵以望太平矣。”则其编撰内容是为了上书皇帝御览的资料汇编，目的在于劝说皇帝能够改革弊端，促使朝政归于政治清明之目标。上述编撰背景及其编撰目的必然决定了罗从彦在搜集材料之时主要着眼于从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皇帝正确决策来为当今皇帝提供示范作用之功能，而臣子的行为则更多的是从李沆、寇准、王旦、王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司马光、程颢十人的言行来展示为人臣者该如何公忠体国，其更为重要的目的当是要让皇帝能够以此为标准来判断臣子之忠奸及用人之准则，至于熙宁元丰年间的政治实践被罗从彦所否定了，故罗从彦采用了《别录》一卷两篇文章，即《司马光论王安石》、《陈瓘论蔡京》来表明自己对乱由熙丰所生的态度。因此，《遵尧录》对于各朝代出现的不良政治事件并未进行采纳，即使被罗从彦认为属于北宋国家动乱之根源的熙丰年间政治事件一概不取，反而是以司马光和陈瓘之文来“归于道”。换言之，罗从彦的《遵尧录》就是一篇劝谏皇帝的奏章，并未客观陈述上述历史人物和完整的历史事件。

至于朱子《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编撰体例，实已于前文引朱子在《八朝名臣言行录》的卷首《自叙》之所言编撰目的“有补世教”，而其编撰的原因是史料“散出而无统”，因此其编撰过程是“掇取其要，聚为此录，以便记览”。我们细考朱子《八朝名臣言行录》的记载体例可知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朱子对北宋八朝的各时代名臣的生平事迹进行简短概述，再排列各种官私著作，据李伟国统计，“计有国史实录、别史杂史、文集笔记等百余种。碑志行状等又近百种。”由此呈现各位名臣的一生主要行迹。二是朱子对各位名臣的历史资料进行了简单的排列，力求达到完整呈现历史人物的全貌。

乍看之下，《八朝名臣言行录》与《遵尧录》之间并没有明显的体例相同之处，但事实上，《八朝名臣言行录》在选择北宋名臣之时，已经采取了“有补世教”的标准，正如前文所言，“有补世教”的最为重要目标实际上亦是“致君尧舜”，并以各朝名臣的良言美行作为《八朝名臣言行录》的主体内容。与之相同的是，《八朝名臣言行录》采纳了《遵尧录》中的以臣子“守格法行故事，竭尽公忠”作为各传主的主体内容，即使出现了颇有争议的人物亦作出了为贤人讳的史书笔法，此可以吕夷简一人的历史功过为典型。在《五朝名臣言行录》六之一“丞相许国吕文靖公”一文中，朱子只字未载对吕夷简生平的阴暗之处，但是在《五朝名臣言行录》“九之五御史中丞孔公”中引用了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了郭后之废与吕夷简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朱子虽然不直吕夷简所为，但是不把上述材料放置于吕夷简的言行录当中，而是放置于孔道辅言行录之中，显然是怕有损于吕夷简之整体形象。这与《遵尧录》仅录各种罗氏所认为的良言美行的原则实属相似手法。

虽然朱子不以君主的言行作为采录材料的对象，但是朱子在选取材料的过程中，必然处处涉及到君主本身的作为的情况，这可于前文所述《八朝名臣言行录》不选钦宗朝的名臣来作为传主的材料获得明证了。另外，《八朝名臣言行录》的选择对象虽以名臣为对象，但是以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来看，臣子之明暗实以君主之明暗为基础，反之，君主之明暗实可从臣子的所作所为来获得的明证。如《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一“中书令韩国赵忠献王”引司马光《涑水记闻》之语曰：“曏非韩王谋深虑长，太祖聪明果断，天下何以治平？”则此篇虽名为记载赵普之言行，实处处显示宋太祖之过人之处，其他文献亦可作如是观。

因此，朱子虽不以君主所作所为来作为主体材料，实际上，已处处显示君主的行为之优劣了。换言之，朱子直接采纳了《遵尧录》的后半部分体例，而改造《遵尧录》前后部分不同的体例，其原因则留待后文再详述。

另一方面，朱子变革了《遵尧录》的体例，并且改进了《遵尧录》的取材标准。

前文已涉及到《八朝名臣言行录》与《遵尧录》体例之间的异同之处了，但是尚未详述。我们有必要再次对其进行比较，以便能够清楚看到朱子的变革之处。

第一，《遵尧录》分成君主与臣子两部分来编撰材料以达到呈现明君贤臣的良言美行的目的，而《八朝名臣言行录》则是以各代臣子的言行来呈现各个朝代君主与臣子的言行举止，实现更为完整的编撰体例。

《遵尧录》体例分为两部分，前部分是一祖三宗的良言美行，后面部分则是纂辑十贤的良言美行，两部分的材料分工标准：“若乃创始开基之事，庙谟雄断，仁心仁闻，则於其君见之。袭太平之基业，守格法行故事，竭尽公忠，则於其臣见之。爰及熙丰之弊，卒归於道。”使得君臣之间的互动被人为拆开，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虽然有助于达到劝谏君主当以一祖三宗为标准，又以贤臣之言行判断臣子之忠奸，达到致君尧舜的目标。但是其不足之处又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明君贤臣从来都是相伴相生的，分开叙述必然使得完整的历史事实被人为割裂，失去了其历史真实性。事实上，罗从彦亦认识到此问题，故罗从彦对《遵尧录》中的材料进行了分类，并于《遵尧录叙》有言其处理方法分别是“衍而新之”、“ 释以发之”、“ 作辩微以著其事”，力求避免因为割裂历史事件而失去其内在的深刻内涵。

与罗从彦《遵尧录》不同的是，《八朝名臣言行录》以统一标准来呈现君臣的言行，即以臣子的言行为线索来呈现北宋八朝的政治情态，并呈现君主的施政情况，全书构成统一的有机整体，避免了割裂历史事件而造成的弱化历史事件内在涵义的弊端。这是对《遵尧录》编排材料的改进措施之一。《五朝名臣言行录》一之一“中书令韩国赵忠献王”载：

太祖豁达，既得天下，赵普屡以微时所不足者言之，欲潜加害。太祖曰：“不可。若尘埃中总教识天子、宰相，则人皆去寻也。”自后普不复敢言。

此条引自《晋公谈录》，此条虽是记载于赵普名下，但是我们看到其内容至少包括了两个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太祖的豁达的言论，一部分是赵普的阴刻的性格，君臣二人的性格在此文献中已然形成鲜明对比，无需朱子的按语，便已呈现了朱子在传统君臣政治中力求格君心之非的政治思想了，而其文献的表现力和证据力显然远大于剪辑之后的效果。

第二，《遵尧录》注重编撰者的主观编辑材料，而未注意到文献材料的真实性与严密性，朱子《八朝名臣言行录》则在主观遴选材料基础之上，注重文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力求避免主观臆断，强化作品的学术影响力。

细考《遵尧录》各条文献，我们发现罗从彦以自己的评判标准来选择有关材料，并对各种材料进行剪辑或者概述，如宋太祖用贺惟忠事条有载：

太祖以贺惟忠知易州及捍边有功，迁正使。开宝二年，又加本州刺史，兼易、定、祈等州巡检使，惟忠在易州十余年，缮治亭障，抚士卒，得其死力，每乘塞用兵，所向必克，威名震於北虏。

罗从彦并未对此条材料进行解说并阐述其内在涵义，但是我们细考此条文献与《宋史》贺惟忠本传内容大体相同，但是与《宋史》本传有差异之处在于罗从彦已经剪辑了贺惟忠的生平事迹，而仅取其与太祖交集之处，不涉及贺惟忠的其他事迹，虽然能够突出宋太祖用人之眼力，但是失去了太祖中庸贺惟忠的原因，反而难以达到突出宋太祖用人之高明处的目标，也难以达到以一祖三宗为后世君主榜样的致君尧舜之目标，弱化了罗氏所举太祖高明之证据的说服力，反而有编撰目标与体例和具体编撰工作脱节之嫌。

与罗从彦不同，朱子在编撰有关名臣的言行材料之时，显然从各位历史人物的选择到各则史料都进行了精挑细选，亦是呈现朱子的主观价值评判，但是朱子在编选各种文献材料之后，明确标注各种原始文献，由此形成了更为扎实的文献基础，提高了《八朝名臣言行录》的文献价值，使得编撰者的思想更具科学性。正如李伟国在点校《八朝名臣言行录》之时说：“《八朝名臣言行录》摘录了大量的北宋官私著作，计有国史实录、别史杂史、文集笔记等百余种，碑志行状等又近百种”李伟国此条统计数据虽然可贵，但是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是李伟国之所以能够获得上述统计数据的原因，即朱子对每条文献内容标明了具体出处，这于当今学术规范来说，并无惊人之处，但是在宋代注重理论的时代，便已经大体标明其文献来源，实具有超越同代学者的文献自觉意识，由此进一步实现了《八朝名臣言行录》所编选内容的说服力和证据力，从而强化其服务于朱子编选目的的功能。

第三，《遵尧录》注重编撰者对文献材料内在政治思想含义的主观阐发和解读，而《八朝名臣言行录》则更加注重多种材料真实性的考辨和存异特征，从而呈现编撰者自身的政治思想。

《遵尧录》所存各种历史事件进行解说与阐释的原则有明确的说明，这可见于罗从彦《遵尧录序》，其言曰：“其间事之至当，而理之可久者，则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则释以发之。以今准古，有少不合者，作辩微以著其事。”而其可获证于罗从彦对宋太祖建隆元年处置吴越饥荒之事的评论，其言曰：

臣从彦释曰：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以其有民也。民之所侍以为养者以有食也。所侍以为安者以有兵也。《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太祖建隆初，杨泗饥民多死者，沈伦请发军储以贷之，此最知本者也。况军储又出於民乎！夫以廪粟振民固有召和气致丰稔之道，然水旱无常，万一岁荐饥所收取，论之言未为不信也。呜呼！太祖可谓善听言者也。

罗从彦从《尚书》、《孟子》、《论语》的经典中获取理论依据，并结合世道人情来评判太祖听取沈伦的政策建议，以此说明宋太祖善于听取下属建议的良好品质。虽然罗从彦所说之理甚为明确，且无任何争议，但是其论述过程实以罗从彦之固有观点为基础来引述经典，实难免陷于各种争论当中。

朱子《八朝名臣言行录》在传播过程当中实已引起各种了各种争议，如前文所言吕夷简与废郭后之事已经移出“六之一丞相许国吕文靖公”的材料而放置于九之五御史中丞孔公”当中了，但是吕氏子孙对此仍旧颇多异议，故朱子便采取了编者按语的形式来处理。其言曰：

公孙中书舍人本中尝言：“《温公日录》、《涑水记闻》多出洛中人家子弟增加之伪，如郭后之废，当时论者止以为文靖不合不力争及罢诸谏官为不美尔，然后来范蜀公、刘原文、吕缙叔皆不以文靖为非，盖知郭后之废，不为无罪，文靖知不可力争而遂已也。若如此《记》所言，则是大奸大恶，罪不容诛。当时公议分明，岂容但已乎！”

此条编者按语的原因正如李伟国所言：“这条自注应非初版本所有，而系吕氏后人提出质疑以后所加。”笔者认为李伟国的说法虽属猜测，但是细考李伟国引用《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所载：“《涑水记闻》，律家子弟力辨以为非温公书，盖其中有记吕文靖公数事，如杀郭后等。某尝见范太史之孙某说亲收温公手写稿本，安得非温公书？某编《八朝名臣言行录》，吕伯恭兄弟亦来辨。为子孙者，祇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人从己，则不能也。”则可作为李伟国的观点成立的铁证。实现了朱子既照顾到了吕氏后人的切身感受，也不违背自己对史实的严肃态度。

朱子标明文献出处，且尚未对吕夷简本人的事迹直接表述自己意见，已然引起了吕氏后人的各种不满与争议，这便使得朱子不得不对各种文献材料的处理异常谨慎。因此，朱子在各条文献材料引用之后，存有多种材料记载同一事件的情形，一般是把主要材料放置于正文，而把其他相似或者相异的文献资料放置于末尾，从而呈现不同角度的观点。当然朱子亦部分采纳了《遵尧录》的评论方法，但是朱子对此方法的使用显得十分慎重，并且仅限于使用编者按语简单说明历史事件的背景，如《五朝名臣言行录》“十之三泰山孙先生”引用墓志之后加按语曰：“论罢孙公者，杨安国也。”或者补充所省略的文献材料，如《五朝名臣言行录》“八之四参政王文忠公”引《墓志》中王尧臣的政绩时有按语曰：“公有建储事，见文潞公、富韩公、范蜀公事中”或者简明指出不同文献所载同一史料之间出现矛盾情况，如《五朝名臣言行录》“八之二枢密使狄武襄公”对狄青征侬智高之事所引《梦溪笔谈》和《东轩笔录》材料不同时有按语：“此事二书不同，未知孰是”但是不管哪种情形，朱子都尽量不参杂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直接评判，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笔墨之争。

四、异同之原因：个人秉性与时代环境

《八朝名臣言行录》与《遵尧录》之间的异同点的形成原因有多种，其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由朱子与罗从彦之间的个人气质、时代环境及学术渊源三方面所决定的。

首先，朱子与罗从彦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怀疑精神，而不是盲从于社会评判标准，由此形成了《八朝名臣言行录》与《遵尧录》均具有十分突出的创新点。

《宋史》本传有载：“罗从彦字仲素，南剑人。以累举恩为惠州博罗县主簿。闻同郡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慨然慕之，及时为萧山令，遂徒步往学焉。”“从彦即鬻田走洛，见颐问之，颐反覆以告，从彦谢曰：‘闻之龟山具是矣。’乃归卒业。”又载：“既而筑室山中，绝意仕进，终日端坐，间谒时将溪上，吟咏而归。恒充然自得焉。”《宋史》所载内容仅涉及到两方面，即前两处为罗从彦求学之动，而后一处则是罗从彦淡泊于官场，注重治学之静。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罗从彦与杨时之间的学术关系，并非一见面就信服杨时的观点，而是远赴河南洛阳求证于程颐，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罗从彦到洛阳求学过程是通过贩卖田地而完成的，可以想见其怀疑精神之强烈了，而一旦确认杨时所传授的学术观点出自程颐一门之时，则又对杨时百般佩服，终身不改，实属罗从彦怀疑精神发展的必然结果。

与罗从彦相同，朱子与李侗之间的师承关系，亦有其中的曲折之处。《朱子年谱》载有明文：

绍兴二十三年癸酉（一一五三），二十四岁。夏，始见李先生于延平。

二十八年戊寅（一一五八），二十九岁。春正月，见李先生于延平。

这两次见面相隔有五年左右的时间，虽有朱子南来同安主簿之任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朱子在此期间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最为重要的原因当有两方面：一是朱子早年感染于刘屏山、胡籍溪二人的学问而出入佛老之学，固与李侗存有学术观点的差异；二是朱子在同安期间，深入民间普及教化，专心学术，与之相关的便是阅读了大量的儒家学说，并与李侗第一次问学之间观点的切磋琢磨而获得了思想变化。此可证于前文所引赵师夏《宋嘉定姑孰刻本延平问答跋》。

其次，不同的时代环境造就了《遵尧录》与《八朝名臣言行录》之间不同的风格，并呈现《遵尧录》重视主观阐述的方法与《八朝名臣言行录》重在文献的考证与严谨性。

《遵尧录》的撰写时间可由前文所引罗从彦《遵尧录序》可知，其撰写时间是金人南侵，徽宗仓惶之间禅让给钦宗之时，而其完成之时，则已经是靖康之难之后了，正如《宋史》本传所载：“尝采祖宗故事为《遵尧录》，靖康中，拟献阙下，会国难不果。”又据《宋史》钦宗本纪可知，钦宗是在金人进犯之时登基，而其在位之时，外有金人之步步紧逼，内有动荡不安之朝局，实已处于末世之环境，而身处于此环境下的有血性的士大夫要么以招募义兵进京勤王，如张叔夜等，要么如太学生以请愿之方式力求改变朝局，而罗从彦《遵尧录》正是处于此种动乱之中的环境中编撰完成，实追求快速解决朝政问题，故采用编撰者直接论述形式便于皇帝能够简单明了的掌握思想内涵，而无法顾及文献之出处及其真实性了。

与罗从彦所处时代不同，朱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南宋政治最为安定的时期，与之相应运而生的便是士大夫之间的学术活动的繁荣，而相伴生的便是学者之间的论争的激烈了，此可见于史料的朱子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子与浙东学派陈亮等的论争，而最为惊心动魄的事件莫大于朱子因学术思想之争而涉入政治党争，甚至因此而被禁锢。正如余英时所言：

这一党争（引者按：朱熹时代党争）跨越孝宗、光宗、宁宗三朝，而且自始至终，朱熹及其“道学”都是风暴的中心，因此构成了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一个主要部分。

由此可见，朱熹时代士大夫之间的分化形成了极为剧烈的党争之事，而在党争过程中，往往是以朝堂针对具体事件而呈现的情形，如《朱子语类》载：

在讲筵时，论嫡孙承重之服，当时不曾带得文字行。旋借得《仪礼》看，又不能得分晓，不免以礼律为证，后来归家检注疏看，分明说“嗣君有废疾不任国事者，嫡孙承重”。当时若写此文字出去，谁人敢争，此亦讲学不熟之咎。

此条为万人杰庚子（1180年）以后所闻，当是朱子回忆其担任侍讲之时的事情。结合《宋史》本传可知，此事是宋孝宗过世，光宗退位之后，宁宗是否因承继大统而着承重之服的事情，而其争论激烈之程度由朱子引用朝廷之礼律尚且无法说服其他士大夫可见一斑了。又由朱子不在朝堂，却仍旧恋恋不忘当时情景，亦可佐证当时朝廷关于宋宁宗是否着承重之服争论之激烈了。更为重要的是上述朝廷论争之事虽然发生在绍熙五年，即1194年，朱子时年65岁，与《八朝名臣言行录》成书的乾道八年（1172）相差已有22年之久，但是两者均处于政局最为稳定的南宋中期，其学术风气等情形实未有明显差异，正如余英时所言：

第三阶段即朱熹的时代，可称之为转型期。所谓转型是指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在熙宁时期所呈现的基本型范开始发生变异，但并未脱离原型的范围。……所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朱熹的时代也就是“后王安石的时代”。

据余英时同文的论述可知，前两个阶段指“第一阶段的高潮出现在仁宗之世，可称之为建立期。”“第二阶段的结晶是熙宁变法，可称之为定型期。”余英时以士大夫的文化变化发展过程来划分两宋各时期的发展阶段，实是超越了朝代的划分情形，虽属创新观点，但是其观点亦完全符合以皇权来划分朝代的传统观点，即宋高宗于1162年退位，而其过世的时间则是在1187年，宋孝宗于1189年退位，过世时间则是在1194年，那么宋高宗当了26年的太上皇，只差两年时间便覆盖了宋孝宗在位的时间了，而孝宗当太上皇的时间虽仅有5年，却完全覆盖了宋光宗在位时间。由此可见，高宗、孝宗、光宗三朝虽有朝代更迭，但是其政治思想明显呈现孝宗朝受高宗的深刻影响，而光宗朝则是在孝宗的直接监管下度过的。因此乾道八年（1172）与绍熙五年（1194）的政治文化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当可确证。

因此，朱子编撰《八朝名臣言行录》之时，已然面临着极为激烈的学术论证，甚至政治党争的情形，故其处理材料之时，更加谨慎，实亦外界文化环境使然了。

第三方面则是朱子与罗从彦之间的学术渊源，可见本文的第一部分，不再赘述了。

综上所述，朱子与罗从彦之间的性格特征的相似性，使他们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吸收前人的学术成果，并由此获得属于自己的学术成就。

 

作者：王志阳，漳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博士期间完成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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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稿：王志阳   录入：罗训森    2014.12.26 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