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九一八年六月，北京有些教育界人士，发起一个勤工俭学运动，号召青年学生去法国半工半读。新民学会首先派蔡和森去北京联系。罗学瓒积极赞助这件事，并决定自己也赴法勤工俭学。但当他回家去筹措旅费时，曾遭到家里的反对。尤其是祖父，不同意他去法，也不给路费，但没能阻止他去法的决心，他曾把此事写信告诉了蔡和森。对于他的赴法，毛泽东有不同意见，认为他留在长沙从事教育，比赴法勤工俭学对于革命工作要好得多。毛泽东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说：“……弟又有一言奉商才，兄于从事工艺，似乎不甚相宜；而兄所宜，乃在教育。弟与蔡君等往返商议，深以同仁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近周君世钊就修业主任之聘，弟十分赞成欣慰。前闻兄有担任黄氏讲席之说，不知将成事实否？往保（定）固是一面，然不如从事教育之大有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使研究与性质相近之学，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会务之后盾，三也。有此诸层，似宜斟酌于远近去住之间，而不宜贸然从事。”很显然，毛泽东是因为他长于教育，不赞成他去法，而是要他担负起为学会培养后备人才的教育重任的。他之所以要赴法，是为了“考察强国的情况，学习强国之经验，要见见中国以外的大世面”。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中国富强起来的道路”。他的决心，得到蔡和森的支持。蔡在他的复信中，除了告诉他已经将他的名字列入赴法名单外，表示愿意帮助他解决旅费问题。信中说；“兄似乎现以难得家庭同意，预备费无从索取，此则舍却来否问题外，弟可为兄解决之。弟已与李石曾先生再三交涉，现侨工局已答应借五、六千元，与吾辈限额二十五名，兄业已在二十五之列，此全可解决兄之所难也。”此外，蔡和森还要他去长沙时，同肖子升、毛润芝商量，决定另一名青年黄守垣要求来京的问题。并希望他能组织一个初级班，自费赴法勤工俭学。

一九一八年八月，在毛泽东的率领下，罗学瓒同罗章龙、肖子升、陈绍林、陈焜甫、欧阳玉生等二十余人去北京。他在北京的情况，当时同他住在三眼井的罗章龙有一段较为详细的回忆：

“罗学瓒分在北京大学预备班学习。当时重点是学法文。法文比英文难一些，特别是发音比较难，学习十分刻苦。那时，我们八个人每天都是很早起来学习。罗学瓒几乎每天早晨都是读法语。一个单词，别人读几遍就熟了，发音也准了；可是他不行，他就继续读，直到自己认为熟练了、准确了为止。他常对我们说：‘我学法文困难多，只能人家念一遍，我念十遍。’他这种苦学的精神，给我与同住的几个同学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住在三眼井，生活上所有的事，都要大家分担起来。室内卫生，环境卫生，清除垃圾，罗学瓒总是带头干。本来这些工作是轮流值日，可是，他看蔡和森几个人身体不好，常常生病，就主动替他们干。我们几个人自己办了伙食，上街买菜，搬运煤球，这些跑腿出力的事，罗学瓒总是积极干。我们劝他轮着来，他笑着说：‘我身体好，应该多干一点。’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他一方面是愿意为大家多出力，一方面是让别人省下时间来学习。”

罗学瓒在北京时，曾几次给家里及族叔辈写信：一是赞扬毛泽东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说“毛泽东组织预备班，出力最多，他的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二是商请叔辈帮他筹款，说明他的赴法，已“万不能不去”，“祈老叔至我家，向我大人说项，家中能办更好；不然，则不能不向各公借办。李先生（指李石曾）说于正月内动身，（借款）如十二月底得到最好，否则亦须正月上半月办到。此事关系重要，祈老叔特别尽力，感激无既。”信中还说，他这次赴法须要早去，“至要之志愿”还在于：（一）听说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急需劳动力，他想先去“调查一切”，如果属实，就想从湖南组织一批劳动人民出国谋生；（二）想为已在法国作工的十五万人尽“教导”之责，而为自己求学，“尤为次着”。

罗学瓒在北京期间，还拟写一篇《戏代各省‘匪首’致北京总统电》的电文。这篇电文是针对大总统及国务院公布所谓“剿匪”之法而写的。它以犀利的笔锋，尽情揭露官即匪，官逼民为“匪”的罪恶行径。现照录如下：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及各省督军公鉴：近闻公等会商剿匪之法，或数省联防，或指使督办，或清乡团练。纷纷扰扰，必使我等无所隐藏而欲尽行除戮。究不知诸公果何用意？

匪等本属良民，安居乐业，伏处乡里。乃诸公攘权夺利，好争好斗，以致连年用兵，战祸不止。兵所行过，庐舍为墟，鸟兽绝迹。匪等室家流离失所，呼吁无方，此不得不为匪者一也。且匪等本属士农工商，各居各业，诸公厚饵诱我为兵，使学战争之术，习掳掠之方，奋勇当先，为公尽力，舍死不渝。乃一旦成功，公等首居大位，坐享功名，命我等抛戈解甲，淘汰还田。岂知我等职业已失，谋失无路，此不得不为匪者二也；又公等师出不和，一旦溃败，逃之夭夭，仍结团体，以谋出路，此不得不为匪者三也。

要之我等之为匪，不过期保生命，以避危害而已。窃思公等亦复与匪相同。抑有甚者，一登大位，便成富翁，削民脂膏，浚民骨髓。且还要倚仗外国人势力，扰乱社会，杀戮人民，使人民生不能生，死不能死，以视我等所掠之货财，不知几万倍也。公实为之，谓之何哉！乃公等太不自量，更欲假公督剿，荼毒生灵，匪等心实不平，敢披诚相告，幸垂照鉴。”

在北京近半年时间，除了在留法预备班进行艰苦的学习，作好赴法的准备外，罗学瓒还对北京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一些考察。他在给族祖罗拔卿的一封长达四千五百字的信中，就这些考察作了阐述。这封信是一九一八年农历十月十六日写的，首先叙述了留法预备班情况，说自己“留京入大学预备班”学习，“功课专重法文（每日三小时），次之为制图（此预备往法求工者）外，尚有工程数学（此预备往法入学校者）诸科，每周约四十小时”；他谈到自己“乃是研究教育之事”，“功课为法文、哲学、伦理、教育、社会诸学”。“在此研究一年，即往法国办华工教育。”其次，“皆敦品力学之人”，是他“素所钦佩者，朝夕与处，时有受益。”谈到北京的情况，如政治、风俗、建筑、交通、名胜、教育、户口、气候、商务等方面，凡他所见的，都作了介绍。在信的最后，还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尽管他自己说这封信写得字迹潦草，言语夹杂，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知他是一个关心社会政治生活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总是把自己的前途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罗学瓒和同乡包光溢等，起程赴法，于九月二日达巴黎。在途中，他写了几篇游记，后来寄给毛泽东送《湖南日报》刊登。到法国后，他先进蒙达尼公学，读了三个月，然后由华法教育会介绍到施乃德钢铁厂作电工，被分配在法国南部的克鲁佐总厂。他身体壮健，能胜任工厂的繁重劳动。他给国内朋友写信谈到这些情况时说：“虽然过的是很低水平的生活，心情却是很愉快的。”他从事革命事理探索，每有所得，即给国内朋友写信。他是给国内会员通信最多的一个。他在一封寄给毛泽东、周世钊、陈启民、蒋竹如的信中，简要叙述了这一时期的情况：“自入工厂以来，每日要作八小时的工，工后又要上一小时半的法文课，又要回朋友的信，要看阅书报（此处各同学定阅书报甚多），几乎有日不暇给之势”。他对工学的勤奋，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誉，说很敬佩他那种“奋勉的志气”，并建议他利用去工厂做工的条件，对法国社会情况，“从事周密的观察和深湛的思考”。在法国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认为观察事物必须要正确的世界观。他在一封信中，分析当时一些青年不善于观察和分析实际事物的错误表现，认为这是由于思想认识上有某种“迷”的缘故。

他说，中国人有四种“迷”。第一种叫“感情迷”，就是遇事“感情用事”。无论处事接物，都拿感情的好恶来断定事物的是非。譬如：有人崇拜日本德国军国主义，就说法国爱好和平为不正当；看到中国一点小事小物比外国好，就说中国人胜于外国；一时在法国找不到工做，就说勤工俭学不行。第二种叫“部分迷”，就是遇事不作普遍的考察，总是拿一部分推断全部。并认为这种推理在思想界很危险，连托尔斯泰之反对工业，无政府之倡导废金钱、废商贾之说，都是这种不普遍考察之误。第三种叫“一时迷”，就是对事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的现象推断结局。如看到工人罢工没有结果，就说工人罢工无效力，正如康有为说中国贫弱和有战争，是不能共和之证一样。第四种叫“主观迷”或“信仰迷”，这是遇事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比如：从前有人说欧洲的机械比中国好，中国的道理比欧洲强，到了法国，也不从各方面去比较是不是真的，而是开口就说西人无道德之类。他认为这四种“迷”，几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也有，是造成思想混乱的原因。

他在法国还同李和笙（即李维汉）等学友组织了“工学励进会”。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对这一学会的情况有所叙述：“我们在法组织一工学励进会，先本定有章程。现在人数日多，章程不够用，拟到年底去修改，故现在不能作具体的报告。大概来法的同学，有才略、有志气和见解，或有能力和品行纯正的，都想联络入会。在积极方面，想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储金，定书报，互相勉励，疾病救助，工学交互，及为将来别种建划之预备。在消极方面，可以免除孤独生涯之烦苦，及环境诱惑之堕落，及懒惰之预防等事。”信中还谈到七月初的蒙达尼会议，就如何组织会员向国内通信作了研究，并且由他负责征集通信稿。信中说：“昨日蒙达尼所议之事，有组织通信社一项。即由会内推人主持信稿，各会员每月担任写信一封，或寄稿一篇，材料由人自择。大概不外：（一）工厂情形；（二）工人生活；（三）华工情况；（四）勤工俭学情况；（五）法国社会各种情况；（六）旅法感想。此外还有译书报所载的。……现在法信稿，由我征集，我已一概寄至长沙，由你处置；或投长沙报，或投上海报，或附登会务报告，都可以，不过要寄一份或两份报来。又会员如欲零寄一份回家或朋友家（登他自己的稿子的报），亦请照办。此事并不烦难，并且在此地各会员，每月分三期寄来，拟用留法工学励进通社名义，并请你们派人选择或校正，因我在此太无时日，不能做这种事的缘故。”

罗学瓒在参加蒙达尼会议以前，还写了一篇题为《法兰西工人》的长文，详细记载了他在施乃德工厂做工五个月的调查情况，约一万三千余字；此外，还翻译有法国拉法格著的《共产主义与经济进化》一文（刊《新时代》第一卷第三号），约三万三千余字。在《法兰西工人》这篇文章里，他就工人情况、工人生计、工人习惯、工人身体性情、工人智识思想、工厂里对工人之设备及待遇等方面，按次作了详细的说明，这是一份详尽的有关法兰西工人情况的调查报告。在“工人生计”一节里，他谈了自己对当时罢工的看法，他说：“以前的罢工，都是一场空把戏。因为以前法国工人罢工，所要求的不过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价而已。现在工资比以前要增加多两三倍了，时间也减少了，但是工人的困难，非惟没有减少，并且还增多了。这是什么缘故呢？一、这是工人罢工的事，常落在百物腾贵的背后；二、就是工人所要求增加的工资，常不能与增涨的物价成正比例；三、就是工资既然增加后，而各种货物，因生活费加重，于是价值又随即加涨，互相影响，仍是工人吃亏。”至于资本家的情况，他说：“虽有时因罢工要受损失，其实，他所损失的，不是成本外的余剩，就是所掠得工人劳动的价值。并且，最后还是资本家占优胜。……所以，我说这种罢工是空把戏，仍不能达到解决生活的目的，是不能求安全生活的。”文章接着提到当时工人把罢工斗争的目的，转到“要求矿山、铁路及别的重要工业收归国有”方面，认为这是一种“有点觉悟”的表现。但他又指出：这种“收归国有，把资本家垄断的势力，转移到国家身上，是不是能达到目的，还是一个疑问？因国家与资本家，原来都是一种同性质的东西。据我看来，资本家害人，还有限量；国家害人，更是无限量的。”他在这里说的“国家”，是指由资产阶级控制的国家垄断，不是说的国家本身。但怎样才能解决好工厂的生计呢？他认为：“要从经济制度根本上改造着手，就是要变财产私有制为均有制，就是一方面都做工人，一方面都有财产。”“不然，我就只望见工厂一天天向那困难的境界去罢了。”这种触及所有制的精辟见解，是他有心于改革社会探索真理的一个重大成就。至于法国工人的思想，他说法国工人“痛恨战争”，痛恨资本家的剥削，“常因事举行游行示威，和资本家及政府抗衡，……有常掷破工厂里的器具和对着工厂里的东西发怒的。”但由于生活压迫的种种原因，他们又不得不长期忍受这些痛苦，“所以，人人都怀着怠业的思想，这是他们无可奈何的事。”他还谈到法国工人思想觉悟的表现。文章最后谈到自己今后还要对法国情况作“精密的考查，普遍的观察，来校正我自己的错误”，有利于今后担负“改造社会的责任”。文章还总结了他自己在考察中的体会：“可以晓得，要求精神生活，非从物资中去求职，是不能达到的，是枉费神力的。”这种对精神、物质关系的辨证见解，可以看出他在法国能观察和思考问题之一斑，因而受到参加蒙达尼会议的许多同志的赞同。

罗学瓒在法国还参加了许多重要的革命活动。如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四百多勤工俭学学生，为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向巴黎中国驻法公使馆进行请愿示威的斗争；同年六月，旅欧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派专使朱启钤到法国秘密进行“卖国借款”的斗争；同年九月，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冲进里昂中法大学，反对校长吴稚晖等人不招考勤工俭学学生入学的斗争。这些斗争，他都积极参加。据肖杰五老人的回忆：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他同赵世炎、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志，“都起了积极的组织和领导的作用。”后来，他和蔡和森等被法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强行遣返回国。一起被遣返的还有张昆弟、贺果、刘明俨、颜昌颐、唐灵运、肖拔、郭春桃等，共一百○四人。

罗学瓒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从法国回国，到达上海是十一月二十三日，历时四十多天。来到上海，即找到了党中央，并被介绍加入了共产党。据当时正在南京读书的周世钊解放后回忆说，一天，“我忽接蔡和森、罗学瓒两同志从上海来信，说他们刚从法国回来，要我去上海相会。我就赶到上海，当晚，我就到蔡和森、向警予的居处。……第二天，我和蔡和森、罗学瓒同志在半淞园中畅谈了半日。我们三人谈的很多，但主要是他们两位动员我参加革命（即参加党）。我当时以现正研究学问，将来可殊途同归为辞。”周世钊还填了一首“南歌子”纪其事，其中有“半淞园里对晴晖，长记蔡（和森））罗（学瓒）教我撷芳菲”之句。此外，据贺培真（贺果）老人回忆，罗学瓒回国后，他们同在北京中法大学学习，罗学瓒离校时，那种整理行装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罗学瓒在北京中法学习了将近一年，然后回到长沙，从事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