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学瓒

罗立洲    范寅铮

（一）

罗学瓒，号荣熙，湖南湘潭县人。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马家河南岸的一个农民家庭。兄弟三人，他居长；但在叔伯兄弟中，他排行第二。九岁时（一九O二年），祖父罗谨菴送他去私塾念书，想把他培养成一个能写会算的人。两年后，祖父为了让所有孙儿都能读书，请来一位塾师，在家设塾课读。在私塾中，他是一个肯用功的学生，成绩好，很得祖父的欢心。十三岁时（一九O六年），又特地送他去离家八里的青龙桥罗氏明德两等小学校读书，并在校寄宿。这是罗氏族姓进步人士用祠产办的一所学校。这里的老师，大都是赞成社会改革的人，学校风气较为开放。他在这里读了六年，学习了语文、历史、地理、数学、自然等课程，初步打下了现代文化知识的基础，成了家里第一个有学问的人。

一九一二年，罗学瓒在罗氏明德两等小学毕业时，已经年满十八岁，祖父不肯让他再读书了。但他求学心切，私自考取了县立湘潭中学。旋因祖父不肯为他拿出每年六、七十块银元的学费，以致不能入学。于是，他去长沙报考不要学费，还能给学生补助生活费用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才得以实现继续求学的愿望。不久，第四师范并入省立第一师范，他被编入第一师范第八班，与毛泽东同班同学。

罗学瓒能来长沙读书，得力于教师罗拔卿等人的赞助。这是他从事真理探索的一个重要起点。在一师读书的五年期间，在良师益友的切磋熏陶下，他的思想境界上升到比较高的程度，这在他的文章、日记、书信和诗词中可以看得出来。由于学校新思潮的影响，他在罗氏明德两等小学校时，开始理解个人与天下国家的关系。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人当视天下犹一家，视中国犹一身。故天下有患，曰：我家之患也；中国有难，曰：我身之难也。我身家之患难，我必思有以排去之，义务也。”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曾经促使他关心社会政治，促使他探索一些事理，而不只是满足于知识的追求。到了第一师范后，他的写作尤多，从现在保留的遗墨来看，无论在“治学”、“持身”、“交友”、“感时”等方面，都反映出他忧国匡时的抱负和志向。他曾坚决表示：“人不为颓俗所移，遂可以转移颓俗”。

罗学瓒治学勤奋，孜孜不倦。在一师写的日记中，有许多关于自己怎样读书的记载：

“晨起读国文，熟读新受者，然后温习前读者。读书必先阅过一次，细考其中章句、段落，与解释其难字难句，然后再读，不然则囫囵吞枣，与不读无异。”

“午后功课完毕，照每日所授之功课有欲练习者，即日练习完毕。不可今日等待明日，明日等待后日，致日积月累，练习既难，记忆又忘，且心常念虑，废日旷时，莫此为甚。”

为了鞭策自己努力求学，他还给自己的课余时间，定了一张每日必做的“功课表”，“在家时切实践属之”。

“晨起往野外行呼吸运动

早餐前读韩文

早餐后阅史十页

中餐前写大字一张

中餐后读英文

晚餐前野外游息或谈诗

晚餐后写日记

有余暇，阅杂志。有事缺课，须补读。”

这种发奋读书的习惯，曾引起视力衰退。他在日记中批评自己说：“余读书不好运动，不如休止，虽是好处，亦最是不好处。盖所益者知识，所损者身体。”又说：“余近来目力甚薄弱，蒙昧不堪，此由于黄昏时阅读不止之故。私念学问所以发达吾人之心思材力，若是者益少而害多，失为学之道矣。”于是他决定早起晚餐后“不阅书”，因为之时的光线不足或光线渐暗的缘故。

他很注意学以致用，认为“吾侪受教育之人，亦即救吾国之人。”“维持国本，改良风俗，普及教育”，“此固吾人之任，责无旁贷者也”。为了担负起这一责任，他认为应该“伤心家国事，勇猛直前行，不知今日乐，不顾后来身。”他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正是为了要把自己锻炼成为“救吾国之人”，才这样发奋求学的。

他持身严谨，尤注重身志之锻炼。他认为：“身体之不强，不足以为事，意志之不强，不足以成事。”他表示要在身志两方面“力加注意，必求有以护奉之。学以求其方，守以定其志。”但怎样在日常生活中，达到“求方”、“定志”的身志锻炼呢？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两件事：有次天气寒冷，他没有穿长袍御寒而得了病，因此想到“朋辈衣服多有薄于余者。尝观市井中乞丐，于冬雪纷降盈尺之时，每有薄衣如吾侪夏秋者。彼何人也，何以能如是，我亦人也，又何以不能如是？”他认为是“不知练习筋肤之故”。不注重锻炼的人，“岂独不能寒，且又不能暑。寒暑犹人之大敌，今日不畏寒暑，即后日不畏大敌，其事甚微，其关（系）甚大。”基于这种认识，于是“虽病不忧，虽寒不顾，不数日而病愈。”他由此体会到身志锻炼之重要，认为“医药没有这样的灵验”。“是知吾人之病，由吾人自长之，而又惟吾自医之，此中自有良法，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他还用两句话概括这件事的心得，叫做“习惯成自然，改过患不勇。”

另一件事是学游泳。他的日记有初学游泳情况的记述：“今日下午，与同学游泳，初在浅水，颇以为难；继学没泅，能没泅斯不畏难矣，继即可以浮矣。”还有一段在秋末冬初游泳的记述：“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泳。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亦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力气，不得谓非运动之最有益才，人言固足信哉？”还有一节坚持冬天冷浴的记载：“余前数日，因浴冷水，致身痛头昏。休养数日，少饮食，多运动，今日已痊愈。复与毛泽东等往河干洗擦身体一番，大好畅快。”

在身志锻炼方面，尤注重克服畏难情绪。他认为：“畏难之心，万不可有，畏难之人，不可以为人。”但怎样做到不畏难呢？在于勤劳和力行。他认为：“身体安逸，惮于行役，议论有余，力行不足。所以，事当为而莫不为，或为之而不尽其力，此事之所以失败也。”因此，他认定“夫士贵乎勤劳，勤劳岂止于读书？练达世清，识清世务，在所当勤也。”在日记中，他记载了用“勤”来克服“惮于行役”的一件事：“吾在校已五年，前往返省垣，惮于行役，无不行路坐车。此次年假，见诸同学有百里之路程，多能徒步以归者，遂因亦徒步归，至校亦如是，并不知其苦，且较闷坐舟中，反觉爽快，是畏难之心，万不可有也。”

克服畏难情绪之另一要诀，在于要有决断。他常说，为人应当“忘所当忘，断所当断，行所当行，住（止）所当住（止）。”又说，这是“养身的要诀”。他最反对那种“志气委靡，举止卑下，既无忧世忧民之心，复无有作有之毅，教既非为人之教，学亦非为己之学”的学风。认为学校“有数种人最无用：如终日低头读死书之人，不好运动之人，不阅报之人及一味消极之人。”认为这样的人，“即是社会一废人，或为害社会之一人。”他为这些人感到“惶然憎惧”，告诫自己不要做这样的人，并随时用“而己则如何？不可不勉”来责问自己。他认为“圣贤豪杰，别无过人处，只在能行所知而已。”用知来指导行，坚持知和行为的统一，这是当年进步知识青年可贵的情操之一。他在持身方面是坚持这样的标准的。

在求学过程中，他非常重视朋友的交往，认为这是人“欲有为于社会”的重要基础。他在日记写道：“人将欲有为于社会，安能特立独行，不求助于人乎？异日多望于人，今日岂能不交友乎？不化于人可矣，不交于人，非所以处世也。”但选择什么样的朋友？他给自己定了“三不交”的原则：第一是有势利的人不交，不但不交，而且应当远离他；第二是品行卑污、无远大志向的人不交；第三是好谄谀之人不交。他还特别提出对那些好谄谀之人，要倍加警惕，以为事情往往败在那些谄我者的手里。他说：“荀子谓谄谀我者吾贼也。吾尝思之，凡教师朋友，告我以过者，未尝不加惧，谀我以善者，未尝不加喜。惧者成事之基，喜者败事之由。大凡人心莫不好谀而恶过，又莫不败于好谀，此则谀我者，败我者也，岂非吾人之贼乎！”至于如何看待一个人的品质，他认为：“观人不必枝枝节节，只可观其志向如何。尤不可使人以言，使人以言，鲜有不受其欺者。”对待别人，他认为：“好人当知其所短，恶人当知其所长。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而说人尽善尽美，或穷恶极罪，可乎？要之，我非好恶于其人，实好恶其善恶。能如此，足以言好恶矣！”他还认为朋友交往之间，不应当“嫉才”，他说：如“我立志为救世救民，彼有才能救世救民，彼即是为我做事，为我担忧，即我是一助手，易于成功。若是，则当敬其人之不暇，何有于嫉？”在这里，他是把交友放在立志救国救民这个总目标下的。他在一师同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学的密切交往，以至后来共同组成新民学会，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目标，才走到一起来的。

在他的作文和日记中，对于时事多所抨击。起初，他对于帝国主义虽然深恶痛绝，但对政府尚抱有希望。一九一四年，当他阅报得知“日本兵又有侵掠济南之消息，心甚不快”之后，曾大声疾呼，“政府其预为备，国民其预为备！”然而，当时袁世凯当权，是一个投靠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复辟帝制的政府。对于这样的政府，是不能期望它领导国民抵抗侵略的。过了两年，他看清了这一现实，在一九一六年五月七日的日记中，抒发了“时局不可为”的感叹。他说：“今日为阳历五月七日。去年日本以二十一条向我下最后通牒之日也。去岁当此时，举国若狂，抵制日货也，救国储金也，演说国耻也，怀耻发奋，拟若有为。今日仅逾年耳，国人尽忘之矣。耻而可忘，安望其有救于国乎？”他认为军阀都是一些“不仁不义的豺狼”；而国会的议员，大都不过是一些“种祸之媒”，是一些“人品不齐，不审国家情况，徒以学理嚣张，捭阖纵横，睥睨一切”的家伙，因之给国家酿成许多大祸，所以他主张再搞革命。当他“最敬佩的人”康有为支持张勋搞复辟时，他也不禁发出“不识康氏何以乖谬至此”的慨叹！

上述是他求学时代的日记的一小部分。在当时各种思潮的影响下，他还不能辨别什么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真理，但可以看出，同毛泽东等同学一样，他是一个有思想、有志气的青年。只要他认为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他就认真去做，而且敢于否定过去的某些看法，认真探索新的事物，提出新的见解，这是十分可贵的。就拿“教育救国论”来说吧，有个时期，他也曾赞成过，如写文章进行改革教育的探讨；写信给家乡父老提倡办乡校族校，发展国民教育；同塾师商讨改进教学方法，适应时代需要等等。但结果怎样呢？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教育救国，人人言之，然我国从事教育已十余年矣，而不收良好效果，其故又安在哉？”他研讨的结果，认为首先要改革社会，社会不改革，谈教育救国，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他过去有过各种各样的救国理想，也设计过许多种救国方案，虽然在实践的检验中，感到行不通，而被自己否定掉，但他并没有因此在前进的道路上退却下来，而是把它当做一种推动自己前进的动力。事实也正是如此。经过许多周折，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真正救国救民的真理。

这里还要着重提及的，是他在求学期间，写了许多篇抒发豪情、脍炙人口的诗篇，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他那种“不言家与身”，“赤胆为将来”的崇高思想和革命精神。如他的《自勉》诗写道：“不患不能柔，惟患不能刚。惟刚斯不惧，惟刚斯有为。将肩挑日月，天地等尘埃，何言乎富贵，赤胆为将来！”他还有一首《咏怀》诗写道：“龙蛇争大地，豹虎满寰瀛，蹂躏无余地，巢空草木惊。安得异人起，拔剑扫妖氛，倾洋涤宇宙，重建此乾坤，一同登乐国，万世庆升平。”这就把全国人民在内忧外患的痛苦熬煎下，渴望革命的迫切心情完全表达出来了。至于自己应该怎样奋斗呢？他在三首《随感》的诗中，有一首这样写道：“我心如不乐，移足晤故人，故人留我饮，待我如嘉宾。开怀天下事，不言家与身。登高翘首望，万物杂然陈。光芒垂万丈，何畏鬼妖精？奋我匣中剑，斩此冤孽根。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这首诗写于一九一八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一年。这时，他正在实践自己的诺言，同毛泽东等革命志士一道，正以“迅猛直前行”的精神，大踏步走向革命洪流的前列。

把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联合在一起，共同从事走向社会、创建“为社会谋改革”的事业，这是他同毛泽东等同学的重要活动之一。一九一七年十月间，毛泽东曾倡导组织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他积极赞助这一筹备活动。在一则日记里，他这样记着：“毛君泽东发起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余甚赞成，盖有数利：一、谋求湘潭教育，宜有团体；二、吾人以文会友；三、有团体不致持特立独行，宜有所遗；四、异日为小学教师，应兴应革，互策进行，不致孤寡”校友会的成立情况，这是农历十二月十四日，他写道：“点名后，在本校成立湘潭校友会，到会共二十人，先由毛泽东报告筹备之手续及开会之理由，然后将本会所拟之规约，逐一报告，互相商榷、通过。公举周名弟为干事，罗学瓒为文牍，商同掌理事会内事务。时已三更，即散会。”全体会员还照了一个集体像。一直到赴法勤工俭学以后，他还与“校友会”保持联系。

一九一七年下半年，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酝酿筹组新民学会，作为以实现“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团体组织。这个学会是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在长沙岳麓山溁湾山市蔡和森家正式成立的。他参与了这件事，同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等，都成为新民学会的骨干。他在给祖父的家信中，陈述了他为什么要参加新民学会的想法。信中写道：“孙近几年来，颇研究世界各国之事，故晓得外国人打我中国人的主意。孙推测将来不久，中国难免不为外国所分割，百姓难免不为外国所杀害，故近日青年多为此惧，思组合同志，结成团体，为中国做一些有益的事，以谋中国之富强，为中国百姓开一条谋生之路，以图异日起死回生。孙窃思此事，既是为国，又是为家，又是为自己，不觉心动。已经加入，此孙此身之志愿，一也。”信中还谈到其他一些志愿。很显然，他是把加入新民学会，同为中国谋富强，同为中国百姓开一条谋生之路的志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不单是为了“改革学术，砥砺品行”而已。

（二）

一九一八年六月，北京有些教育界人士，发起一个勤工俭学运动，号召青年学生去法国半工半读。新民学会首先派蔡和森去北京联系。罗学瓒积极赞助这件事，并决定自己也赴法勤工俭学。但当他回家去筹措旅费时，曾遭到家里的反对。尤其是祖父，不同意他去法，也不给路费，但没能阻止他去法的决心，他曾把此事写信告诉了蔡和森。对于他的赴法，毛泽东有不同意见，认为他留在长沙从事教育，比赴法勤工俭学对于革命工作要好得多。毛泽东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说：“……弟又有一言奉商才，兄于从事工艺，似乎不甚相宜；而兄所宜，乃在教育。弟与蔡君等往返商议，深以同仁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近周君世钊就修业主任之聘，弟十分赞成欣慰。前闻兄有担任黄氏讲席之说，不知将成事实否？往保（定）固是一面，然不如从事教育之大有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使研究与性质相近之学，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会务之后盾，三也。有此诸层，似宜斟酌于远近去住之间，而不宜贸然从事。”很显然，毛泽东是因为他长于教育，不赞成他去法，而是要他担负起为学会培养后备人才的教育重任的。他之所以要赴法，是为了“考察强国的情况，学习强国之经验，要见见中国以外的大世面”。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中国富强起来的道路”。他的决心，得到蔡和森的支持。蔡在他的复信中，除了告诉他已经将他的名字列入赴法名单外，表示愿意帮助他解决旅费问题。信中说；“兄似乎现以难得家庭同意，预备费无从索取，此则舍却来否问题外，弟可为兄解决之。弟已与李石曾先生再三交涉，现侨工局已答应借五、六千元，与吾辈限额二十五名，兄业已在二十五之列，此全可解决兄之所难也。”此外，蔡和森还要他去长沙时，同肖子升、毛润芝商量，决定另一名青年黄守垣要求来京的问题。并希望他能组织一个初级班，自费赴法勤工俭学。

一九一八年八月，在毛泽东的率领下，罗学瓒同罗章龙、肖子升、陈绍林、陈焜甫、欧阳玉生等二十余人去北京。他在北京的情况，当时同他住在三眼井的罗章龙有一段较为详细的回忆：

“罗学瓒分在北京大学预备班学习。当时重点是学法文。法文比英文难一些，特别是发音比较难，学习十分刻苦。那时，我们八个人每天都是很早起来学习。罗学瓒几乎每天早晨都是读法语。一个单词，别人读几遍就熟了，发音也准了；可是他不行，他就继续读，直到自己认为熟练了、准确了为止。他常对我们说：‘我学法文困难多，只能人家念一遍，我念十遍。’他这种苦学的精神，给我与同住的几个同学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住在三眼井，生活上所有的事，都要大家分担起来。室内卫生，环境卫生，清除垃圾，罗学瓒总是带头干。本来这些工作是轮流值日，可是，他看蔡和森几个人身体不好，常常生病，就主动替他们干。我们几个人自己办了伙食，上街买菜，搬运煤球，这些跑腿出力的事，罗学瓒总是积极干。我们劝他轮着来，他笑着说：‘我身体好，应该多干一点。’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他一方面是愿意为大家多出力，一方面是让别人省下时间来学习。”

罗学瓒在北京时，曾几次给家里及族叔辈写信：一是赞扬毛泽东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说“毛泽东组织预备班，出力最多，他的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二是商请叔辈帮他筹款，说明他的赴法，已“万不能不去”，“祈老叔至我家，向我大人说项，家中能办更好；不然，则不能不向各公借办。李先生（指李石曾）说于正月内动身，（借款）如十二月底得到最好，否则亦须正月上半月办到。此事关系重要，祈老叔特别尽力，感激无既。”信中还说，他这次赴法须要早去，“至要之志愿”还在于：

（一）听说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急需劳动力，他想先去“调查一切”，如果属实，就想从湖南组织一批劳动人民出国谋生；

（二）想为已在法国作工的十五万人尽“教导”之责，而为自己求学，“尤为次着”。

罗学瓒在北京期间，还拟写一篇《戏代各省‘匪首’致北京总统电》的电文。这篇电文是针对大总统及国务院公布所谓“剿匪”之法而写的。它以犀利的笔锋，尽情揭露官即匪，官逼民为“匪”的罪恶行径。现照录如下：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及各省督军公鉴：近闻公等会商剿匪之法，或数省联防，或指使督办，或清乡团练。纷纷扰扰，必使我等无所隐藏而欲尽行除戮。究不知诸公果何用意？

匪等本属良民，安居乐业，伏处乡里。乃诸公攘权夺利，好争好斗，以致连年用兵，战祸不止。兵所行过，庐舍为墟，鸟兽绝迹。匪等室家流离失所，呼吁无方，此不得不为匪者一也。且匪等本属士农工商，各居各业，诸公厚饵诱我为兵，使学战争之术，习掳掠之方，奋勇当先，为公尽力，舍死不渝。乃一旦成功，公等首居大位，坐享功名，命我等抛戈解甲，淘汰还田。岂知我等职业已失，谋失无路，此不得不为匪者二也；又公等师出不和，一旦溃败，逃之夭夭，仍结团体，以谋出路，此不得不为匪者三也。

要之我等之为匪，不过期保生命，以避危害而已。窃思公等亦复与匪相同。抑有甚者，一登大位，便成富翁，削民脂膏，浚民骨髓。且还要倚仗外国人势力，扰乱社会，杀戮人民，使人民生不能生，死不能死，以视我等所掠之货财，不知几万倍也。公实为之，谓之何哉！乃公等太不自量，更欲假公督剿，荼毒生灵，匪等心实不平，敢披诚相告，幸垂照鉴。”

在北京近半年时间，除了在留法预备班进行艰苦的学习，作好赴法的准备外，罗学瓒还对北京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一些考察。他在给族祖罗拔卿的一封长达四千五百字的信中，就这些考察作了阐述。这封信是一九一八年农历十月十六日写的，首先叙述了留法预备班情况，说自己“留京入大学预备班”学习，“功课专重法文（每日三小时），次之为制图（此预备往法求工者）外，尚有工程数学（此预备往法入学校者）诸科，每周约四十小时”；他谈到自己“乃是研究教育之事”，“功课为法文、哲学、伦理、教育、社会诸学”。“在此研究一年，即往法国办华工教育。”其次，“皆敦品力学之人”，是他“素所钦佩者，朝夕与处，时有受益。”谈到北京的情况，如政治、风俗、建筑、交通、名胜、教育、户口、气候、商务等方面，凡他所见的，都作了介绍。在信的最后，还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尽管他自己说这封信写得字迹潦草，言语夹杂，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知他是一个关心社会政治生活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总是把自己的前途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罗学瓒和同乡包光溢等，起程赴法，于九月二日达巴黎。在途中，他写了几篇游记，后来寄给毛泽东送《湖南日报》刊登。到法国后，他先进蒙达尼公学，读了三个月，然后由华法教育会介绍到施乃德钢铁厂作电工，被分配在法国南部的克鲁佐总厂。他身体壮健，能胜任工厂的繁重劳动。他给国内朋友写信谈到这些情况时说：“虽然过的是很低水平的生活，心情却是很愉快的。”他从事革命事理探索，每有所得，即给国内朋友写信。他是给国内会员通信最多的一个。他在一封寄给毛泽东、周世钊、陈启民、蒋竹如的信中，简要叙述了这一时期的情况：“自入工厂以来，每日要作八小时的工，工后又要上一小时半的法文课，又要回朋友的信，要看阅书报（此处各同学定阅书报甚多），几乎有日不暇给之势”。他对工学的勤奋，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誉，说很敬佩他那种“奋勉的志气”，并建议他利用去工厂做工的条件，对法国社会情况，“从事周密的观察和深湛的思考”。在法国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认为观察事物必须要正确的世界观。他在一封信中，分析当时一些青年不善于观察和分析实际事物的错误表现，认为这是由于思想认识上有某种“迷”的缘故。

他说，中国人有四种“迷”。第一种叫“感情迷”，就是遇事“感情用事”。无论处事接物，都拿感情的好恶来断定事物的是非。譬如：有人崇拜日本德国军国主义，就说法国爱好和平为不正当；看到中国一点小事小物比外国好，就说中国人胜于外国；一时在法国找不到工做，就说勤工俭学不行。第二种叫“部分迷”，就是遇事不作普遍的考察，总是拿一部分推断全部。并认为这种推理在思想界很危险，连托尔斯泰之反对工业，无政府之倡导废金钱、废商贾之说，都是这种不普遍考察之误。第三种叫“一时迷”，就是对事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的现象推断结局。如看到工人罢工没有结果，就说工人罢工无效力，正如康有为说中国贫弱和有战争，是不能共和之证一样。第四种叫“主观迷”或“信仰迷”，这是遇事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比如：从前有人说欧洲的机械比中国好，中国的道理比欧洲强，到了法国，也不从各方面去比较是不是真的，而是开口就说西人无道德之类。他认为这四种“迷”，几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也有，是造成思想混乱的原因。

他在法国还同李和笙（即李维汉）等学友组织了“工学励进会”。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对这一学会的情况有所叙述：“我们在法组织一工学励进会，先本定有章程。现在人数日多，章程不够用，拟到年底去修改，故现在不能作具体的报告。大概来法的同学，有才略、有志气和见解，或有能力和品行纯正的，都想联络入会。在积极方面，想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储金，定书报，互相勉励，疾病救助，工学交互，及为将来别种建划之预备。在消极方面，可以免除孤独生涯之烦苦，及环境诱惑之堕落，及懒惰之预防等事。”信中还谈到七月初的蒙达尼会议，就如何组织会员向国内通信作了研究，并且由他负责征集通信稿。信中说：“昨日蒙达尼所议之事，有组织通信社一项。即由会内推人主持信稿，各会员每月担任写信一封，或寄稿一篇，材料由人自择。大概不外：（一）工厂情形；（二）工人生活；（三）华工情况；（四）勤工俭学情况；（五）法国社会各种情况；（六）旅法感想。此外还有译书报所载的。……现在法信稿，由我征集，我已一概寄至长沙，由你处置；或投长沙报，或投上海报，或附登会务报告，都可以，不过要寄一份或两份报来。又会员如欲零寄一份回家或朋友家（登他自己的稿子的报），亦请照办。此事并不烦难，并且在此地各会员，每月分三期寄来，拟用留法工学励进通社名义，并请你们派人选择或校正，因我在此太无时日，不能做这种事的缘故。”

罗学瓒在参加蒙达尼会议以前，还写了一篇题为《法兰西工人》的长文，详细记载了他在施乃德工厂做工五个月的调查情况，约一万三千余字；此外，还翻译有法国拉法格著的《共产主义与经济进化》一文（刊《新时代》第一卷第三号），约三万三千余字。在《法兰西工人》这篇文章里，他就工人情况、工人生计、工人习惯、工人身体性情、工人智识思想、工厂里对工人之设备及待遇等方面，按次作了详细的说明，这是一份详尽的有关法兰西工人情况的调查报告。在“工人生计”一节里，他谈了自己对当时罢工的看法，他说：“以前的罢工，都是一场空把戏。因为以前法国工人罢工，所要求的不过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价而已。现在工资比以前要增加多两三倍了，时间也减少了，但是工人的困难，非惟没有减少，并且还增多了。这是什么缘故呢？一、这是工人罢工的事，常落在百物腾贵的背后；二、就是工人所要求增加的工资，常不能与增涨的物价成正比例；三、就是工资既然增加后，而各种货物，因生活费加重，于是价值又随即加涨，互相影响，仍是工人吃亏。”至于资本家的情况，他说：“虽有时因罢工要受损失，其实，他所损失的，不是成本外的余剩，就是所掠得工人劳动的价值。并且，最后还是资本家占优胜。……所以，我说这种罢工是空把戏，仍不能达到解决生活的目的，是不能求安全生活的。”文章接着提到当时工人把罢工斗争的目的，转到“要求矿山、铁路及别的重要工业收归国有”方面，认为这是一种“有点觉悟”的表现。但他又指出：这种“收归国有，把资本家垄断的势力，转移到国家身上，是不是能达到目的，还是一个疑问？因国家与资本家，原来都是一种同性质的东西。据我看来，资本家害人，还有限量；国家害人，更是无限量的。”他在这里说的“国家”，是指由资产阶级控制的国家垄断，不是说的国家本身。但怎样才能解决好工厂的生计呢？他认为：“要从经济制度根本上改造着手，就是要变财产私有制为均有制，就是一方面都做工人，一方面都有财产。”“不然，我就只望见工厂一天天向那困难的境界去罢了。”这种触及所有制的精辟见解，是他有心于改革社会探索真理的一个重大成就。至于法国工人的思想，他说法国工人“痛恨战争”，痛恨资本家的剥削，“常因事举行游行示威，和资本家及政府抗衡，……有常掷破工厂里的器具和对着工厂里的东西发怒的。”但由于生活压迫的种种原因，他们又不得不长期忍受这些痛苦，“所以，人人都怀着怠业的思想，这是他们无可奈何的事。”他还谈到法国工人思想觉悟的表现。文章最后谈到自己今后还要对法国情况作“精密的考查，普遍的观察，来校正我自己的错误”，有利于今后担负“改造社会的责任”。文章还总结了他自己在考察中的体会：“可以晓得，要求精神生活，非从物资中去求职，是不能达到的，是枉费神力的。”这种对精神、物质关系的辨证见解，可以看出他在法国能观察和思考问题之一斑，因而受到参加蒙达尼会议的许多同志的赞同。

罗学瓒在法国还参加了许多重要的革命活动。如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四百多勤工俭学学生，为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向巴黎中国驻法公使馆进行请愿示威的斗争；同年六月，旅欧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派专使朱启钤到法国秘密进行“卖国借款”的斗争；同年九月，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冲进里昂中法大学，反对校长吴稚晖等人不招考勤工俭学学生入学的斗争。这些斗争，他都积极参加。据肖杰五老人的回忆：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他同赵世炎、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志，“都起了积极的组织和领导的作用。”后来，他和蔡和森等被法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强行遣返回国。一起被遣返的还有张昆弟、贺果、刘明俨、颜昌颐、唐灵运、肖拔、郭春桃等，共一百○四人。

罗学瓒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从法国回国，到达上海是十一月二十三日，历时四十多天。来到上海，即找到了党中央，并被介绍加入了共产党。据当时正在南京读书的周世钊解放后回忆说，一天，“我忽接蔡和森、罗学瓒两同志从上海来信，说他们刚从法国回来，要我去上海相会。我就赶到上海，当晚，我就到蔡和森、向警予的居处。……第二天，我和蔡和森、罗学瓒同志在半淞园中畅谈了半日。我们三人谈的很多，但主要是他们两位动员我参加革命（即参加党）。我当时以现正研究学问，将来可殊途同归为辞。”周世钊还填了一首“南歌子”纪其事，其中有“半淞园里对晴晖，长记蔡（和森））罗（学瓒）教我撷芳菲”之句。此外，据贺培真（贺果）老人回忆，罗学瓒回国后，他们同在北京中法大学学习，罗学瓒离校时，那种整理行装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罗学瓒在北京中法学习了将近一年，然后回到长沙，从事党的工作。

（三）

一九二二年初秋，罗学瓒回到长沙，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做人力车工人的工作。在此之前，毛泽东也在人力车工人中活动过。他针对人力车工人租税、兵差负担过重，封建行规束缚很严，工人生活极端困苦等情况，用办夜校等方式，向工人进行阶级教育，把工人组织起来，向车主资本家作斗争。通过同很多工人的了解和交谈，他成了工人“亲密的朋友”。在发动、组织、教育工人的过程中，他培养了谭汉俊、宋万龄、贺友盛、李盛初、沈保田等先进工人入党，成立了行业工人中第七个党支部。他还通过积极分子用分区组织十人团的办法，把将近一千八百多名人力车工人都组织起来。并于这年十月八日，在仓后街正式成立人力车工会。这时，他已经是人力车工人信赖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了。十一月，他还被选为人力车工会代表，出席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同任树德、朱少连等人，被任命为联合会有关部的正副主任。

人力车工会成立后，罗学瓒几次领导工人同官厅和车主进行斗争，坚决维护工人的利益。有些行业的资本家，因害怕工人运动的高涨，曾勾结官府，阴谋对各个工会进行破坏，并在理发、机械、缝纫、笔业等行业制造了一系列的事件。长沙西区警察署也借口人力车工会不合法，突然派出警察把人力车工会的牌子强行摘了下来。为了反击反动政府对各个工会的挑衅，他随同郭亮、任树德等人，以省工团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就各个工会的事件，先后同省长赵恒惕、警察厅石成金、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等进行了斗争。他们不仅迫使石成金承认人力车工人有组织工会之权，而且还迫使西区警察署送回工会牌子，重新挂了起来。

一九二三年四月，人力车行主把每台车车租从五百六十文，猛增到六百四十文。为了反击人力车主的高利盘剥，罗学瓒组织人力车工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游行。经过周密的组织和部署，人力车工人在一天清早，从四面八方涌到教育会坪集合，然后整队游行示威。这支一千五百多人的队伍，沿途高喊着“反对业主私擅加租”，“我们要减租金”，“工人要自由”的口号。游行队伍来到警察厅，由罗学瓒带领代表向警察厅请愿，提出五条要求：“一、要求将各栈人力车收归公有；二、要求将车租仿照民国六年每日只交三百六十文；三、要求将车主每日浮收的车租一律退还；四、要求以后无论关于车工各项事件，以及加租等事，均要得到工会同意；五、要求自罢工之日起至解决之日止，免除每日车租。”由于代表坚持斗争，终于迫使警厅答应了部分要求，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当时长沙《大公报》曾就此事作了报道。同年八月，工会还要求警察厅贴出布告，制止往来军队给人力车工人乱派军差，警察厅被迫答应了工人这一要求，贴出了不许再派军差的布告，车行老板也被减少被派军差的部分车金。

湖南人民为了支援收回旅大和废除二十一条的斗争，于一九二三年四月成立湖南外交后援会。罗学瓒是这个后援会的文书主任，还担任青年救国团的主席。为了推动湖南的反帝斗争，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他常带领学生工人群众，进行查抄焚烧日货的斗争；代表青年救国团与各团体一起，警告教会办的福湘女校当局，不许阻挠学生参加爱国运动，迫使该校取消开除七十多名学生的决定，将学生全部请回学校；特别是撰写了大量的文章，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如《劝大家速起立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的旗帜下来作战》、《帝国主义者加紧为中国制造内乱》、《日本人应该觉悟了》、《帝国主义宰割下的华侨——一片排华声浪》、《不平等条约的概述》等等。他还写了一篇《我们办教育者应有的觉悟》，批判当时教育界某些人士阻挠学生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错误行为。这些文章，先后登在当时省委办的《新民周报》和后援会办的《湘江半月刊》上。至于由他担任主席的青年救国团活动情况，当时的长沙《大公报》有一些较为详细的记载。如在四月八日刊登的开成立大会前致各公团函，鲜明地揭示了这个团体的宗旨，是“专为（对付）日本鬼子欺害我们中国人而组织的。我们专想抵制日货的方法，专做抵制日本的事业……”但在实际斗争中，他们的活动范围，比这要广泛得多。例如，他们进行抗议日本领事馆横蛮逮捕广益学生钟振翮的斗争；质问省政府交涉司等。特别是为了扩大青年救国宣传，他们还决定利用暑假，以县为单位组织讲演团，每团人数五至二十人不等，由各县推定主任带领，分赴各县沿途进行广泛的宣传，目的在于“讲演国耻，冀引起同仇乱忾之心，而为救国自卫之计”。并以驻团干事罗学瓒、罗仲彝，宣传部主任姜梦周的名义，向各县发出公函，请其协助讲演团开展活动。这对于反帝救国宣传，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这期间，一九二二年冬到一九二三年春，罗学瓒还在毛泽东举办的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任教。这所补习学校，是专为那些有志于学习而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人而设的，实际上是一所为党训练革命干部的学校。学生人数最多时达二百多人。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自修大学被赵恒惕查封，中共湘区委员会另筹办了一所湘江中学。原补习学校的学生都转入湘江中学读书，他仍到湘江中学教授历史和地理。一九二五年春，湘江中学迁到浏阳门外，就近吸引一些农民入学。学校与当地农民相处得很好，当时的《湖南通俗报》，还有关于学校与周围农民召开“农民同乐会”的报道，其中提到“有罗学瓒的演说，夏明翰的笑林，并有魔术多种及火棒电影等。”湘江中学学生中的一些优秀分子，大都由教师介绍入团入党，或派往广东参加革命。

对于罗学瓒在这两所学校任教的情况，贺尔康在一九二二年及一九二四年写的日记里，有一些零星的记载。有一次，贺尔康从街上买回几根针，向他请教这些针尖为什么能够互相吸引的道理，日记写道：“罗先生就详详细细告诉我，这些针和指南针一样，都是磁石做成的，……接着他拿了一本书，将磁石的形状、特性、用途等详细说明，于是我就明白了。”他很关心贫苦学生，当他知道贺尔康家里很穷，没钱读书，打算退学时，他把贺尔康找到家里，劝其继续入校读书，并答应借钱给贺解决生活困难。贺在日记里还详细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当他听到贺说自己“素有不喜与任何人来往讲话”的“大缺点”时，他就要贺抄写一遍《孙中山先生略历》，终于使贺领悟到“孙先生宣传力之大”，是因为“孙先生于革命事业，是随时随地宣传，找同志……”然后联系到自己的“缺点”，懂得应该怎样克服。他就是这样耐心帮助每一个学生。为了使学生熟悉时事，他不仅经常向学生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而且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同中国订立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协定，向学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教育。他要学生把这个协议全文抄出来，贴在壁上，让大家观看。这在贺尔康日记里也有记载，说“罗学瓒先生要我抄一张《中俄协定》所订条约全文，贴在壁上，使同学参看……抄写完后，其大意也很记得了。”贺的日记还记载有罗学瓒同学生去湘潭县参加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的情况；有他在“五四”纪念会上作“五四”的历史和起因的讲演情况；有给学生上公民课时，应学生之请，讲《金佛郎案》问题的情况；这些虽只是一些只言片语的记载，但也可以看出，在培养学生方面，罗学瓒是做了许多工作的。

罗学瓒热心教育事业，除任教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和湘江中学外，因工作的需要，他还先后在长沙女子师范、湘潭女中、醴陵渌江中学、开联女校、山东齐鲁大学任教。至于举办工农夜校，农民干部训练班，更是悉力以赴。应该说，在党的教育事业上，他是较早有过贡献的。

在自修大学期间，罗学瓒挤时间从事教育改革方面的研究和撰述。他先后在《新民周报》上发表《实业与教育》、《为什么要办平民教育》等文，指出旧教育是宰割平民的工具，而新教育应该“含有反对贵族教育与改造社会的性质”。他说：“归根结蒂，必先消灭军阀，排除国际侵略主义，才有振兴实业之可言，也才有振兴教育之可言。”他还写了一篇《环境与教育》的长文（见《新时代》第一卷第四号），提出了改造社会，才能搞好教育的观点。这一观点，即使在今天，仍有其现实的意义。

在这一期间，罗学瓒还参加过中共湘区委员会的一些领导工作。一九二三年党的三大后，李维汉接替毛泽东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他是区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后来湘区党委改为湖南区委，李维汉仍任书记，他改任区委宣传部长。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他除了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爱国反帝运动和革命教育工作外，还以省特派员身分经常去湘潭、醴陵等地活动。他在湘潭家乡一带进行的革命活动：有推动那里的工运、学运、妇运等群众团体，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抵制英、日货轮在湘潭码头卸货的斗争；有带领学生宣传队到农村宣传群众，动员农民组织起来，向农民讲反帝反封建的道理；有联络国民党左派，进行反对国民党右派陈大榕阴谋把湘潭女中迁省，企图破坏湘潭妇女运动的斗争；有组织举行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的活动，广泛宣传孙中山的革命功绩及其制定的三大政策等事。

罗学瓒去醴陵从事农民运动，是一九二五年冬。在此以前，他曾多次去醴陵活动，与在醴陵工作过的党员李立三、汪泽凯、陈章甫、李石溪、傅剑英（女）、孙小山、易足三、宋华轮、易胜良（女）、胡雪怀等，都有过联系，参加过醴陵群众迎送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烈士遗体过境的追悼活动。这次来醴陵不久，就接替李石溪任醴陵县委书记，以县立开联女校和渌江中学教员的身份公开活动。他发展党员、团员，在各区建立起党支部；开展同国民党左派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李味农、潘疆爪、廖谈空、张晓霞等左派人士建立联系，通过他们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在学生中，则组织“社会问题研究社”，团结大批进步青年，并以他们为骨干，进行开展禁止仇货的斗争。

为了做好迎接北伐军的准备，罗学瓒在接到党的通知后，从渌江中学搬到醴陵县城关镇先农坛居住。同其他县委成员，积极进行运输队、担架队、慰劳队、平民救国团、农民武装队的组织工作，共有三百余人参加，配合北伐军作战。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十九期，对醴陵工农武装在泗汾桥战役有如下的记载：“七月十一日，北伐军开始分三路进攻，我们有平民救国团（工人、学生共同组成）和农民武装队三百余人，分布于栗山坝、泗汾一带。北伐军进攻时，……武装队乃以鸟枪、梭镖等直接进攻敌人阵地，复以革命军旗帜招摇其四周，以惶惑其军心”，最后，“掳敌团副一名，营长两名，连长四名，士兵三、四百人。毙团长一名，营长两名，拾弃枪二、三百枝。”接着，很快攻克了醴陵县城，在城关镇召开庆祝胜利的军民联欢大会。

北伐军攻占了醴陵，这时的农会已由秘密状态转为公开活动，农会会员人数猛增二十余万。为了推动农民运动更快地发展，罗学瓒先后举办五、六批农民干部训练班，亲自给学员训练讲课。各种基层组织如工会、农会、妇联、商民协会、教职工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均以各自的团体名义，在城乡从事宣传工作。但党的组织没有公开，只是在十月革命节的大会上，执照党组织的决定，公开了罗学瓒、孙小山、易足三三个主要领导人。

由于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对反对派的斗争也更加尖锐起来。当时，驻在醴陵的湘东保安司令罗定，妄想收缴浏、醴、攸等地农民武装的枪支。为此，醴陵县委决定解除罗定的武装。罗定闻讯，率部离开醴陵，来到攸县，同当地的豪绅地主勾结，暗地里捕杀攸县东区农民协会委员长罗震。罗学瓒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浏、醴、攸三县工农武装，讨伐罗定，迫使罗定远窜江西莲花等地；接着，又解除了团防局长、恶霸地主彭志藩的武装，并将彭逮捕，押送长沙，经过省特别法庭的审判，处以死刑。

一九二七年春，毛泽东去醴陵考察农民运动情况时，同罗学瓒住在先农坛的房子里，一共住了八天，同许多办农运的同志座谈，收集了有关农运发展的情况。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热情地称赞了这一地区的农民运动。

（四）

继“四一二”事变在长沙发生的“马日事变”，激起了全省人民的极大愤怒。当时在省委工作的柳直荀，以郭亮的名义号召组织农军围攻长沙。罗学瓒接到这通知后，立即以醴陵县委、县工会、县农会的名义，潘疆爪联合安源朱少连等同志，组成湘东赣西工农义勇军总指挥部，将醴陵各乡组织来的二万余农军集中到阳一石车站，与从萍乡安源来的工人纠察队汇合，乘火车西驰株洲。为了支援农军，醴陵的广大群众在沿途设置兵站，组织运输队，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这支队伍到达株洲后，与湘潭东一区、东二区的工农义勇军协同作战，对盘踞在株洲至易家湾一带的许克祥部展开战斗。这次战斗由于领导指挥上的错误而失败。当地的土豪劣绅则乘机反扑，把醴陵的革命人民置于血腥屠杀之中。在敌人的疯狂镇压下，罗学瓒不得不同孙小山、潘疆爪等同志，带领一部分农会负责人、学生及工人纠察队三、四百人，百余支枪，退到安源，并在安源工人的掩护下，避免了敌人的追捕。

在革命遭到严惩挫折的当时，罗学瓒和一些同志，同有着右倾思想倾向的一些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他的领导下，工农义勇军得到了整顿，提高了战斗力，在安源一带，有力地打击进攻的敌人，并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转战醴陵、萍乡等地，使队伍逐渐壮大起来，成为秋收起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秋收暴动前夕，罗学瓒被调到长沙，与夏明翰、罗章龙等人，准备武装起义。他们当时住在肇嘉坪。罗章龙有如下的叙述：“在当时血腥的白色恐怖中，人人都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罗学瓒每天坚定沉着地开展活动，从未流露出丝毫恐慌、畏惧和动摇。罗学瓒和夏明翰共同负责湖南省委组织部的工作，这是省委工作最繁重的一个部门。从物色干部，派出党员，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到组织长沙城里的秋收起义，破坏敌人的铁路、电讯等各种各样的工作，罗学瓒都要出面去干。有时，真忙得他饭顾不上吃、觉顾不上睡，但从没有见他为自己的安全发过愁。后来，省委组织部机构也被敌人破坏了，有人离开了长沙，但罗学瓒临危不惧，坚持在长沙工作。”

一九二七年九月，罗学瓒以湖南省委委员兼湘潭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身份来到湘潭。随即与罗哲、肖晃、张忠廉等同志组成县工委，县委机关设在湘潭五里堆鸡公嘴一处公屋内。他经常三更半夜外出，联络同志和组织群众。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使得易俗河、茶园铺、中路铺、朱亭、株洲、铁江坝、石潭、姜畲等地的党组织，很快恢复起来，共建立了三十多个支部。农民武装也有了发展。仅东一区（株洲）就组织了四百余人的工农武装，朱亭组织了百多人的武装。广泛开展攻打团防局，消灭清乡队，以及镇压恶霸地主的活动。例如，在株洲击溃恶霸雷黄带领的清乡队；在十一都镇压恶霸宋鹤皋；在十五都镇压恶霸阳秀岩；在东二区和东三区，分别镇压了黄十一和唐甫升，大大煞住敌人的凶焰，逼得湘江沿岸的土豪劣绅，又开始东躲西藏起来。

到了一九二八年三月间，反革命的疯狂反扑和屠杀又加剧了。县委机关遭到破坏，党干部张仪、黄逸夫等同志被枪杀；罗学瓒打扮成厨工，才安全脱险。后来，反动政府还悬赏五百块银元捉拿他，团防局经常来他家里搜查。有位叫张云的贫农，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一个只有五岁的儿子藏了起来。这时，他在湘潭地区已经难以开展活动。一九二八年五月，党中央调他去上海工作。他同在株洲从事地下工作的汪超凤同志，从马家河下游湾圹洪雇一小篷船去长沙，然后搭上外轮离开湖南。

罗学瓒到上海后，曾被派往山东工作，并在齐鲁大学任教。一九二九年二月四日，正是他三十五岁的生日，他从上海寄回两张全身照片，附有一信，要儿女在家自重，并说因日本侵略山东，进占济南，组织上已将他调回上海。他在上海同何孟雄同志工作了一个时期，由党中央派遣，任浙江省委书记。由于省委机关出了一个叫沈定毅的叛徒，把浙江省委的全部组织都出卖给敌人，罗学瓒到杭州不久就被捕了。一九三O年夏，他被敌人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三十六岁。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谢觉哉曾写诗赞美罗学瓒和陈佑魁两烈士：

浑身是劲陈佑魁，鞭辟入里罗学瓒；远瞩高瞻天下小，出生入死一边站。

忠义之血不白流，阶级之仇彻底算；三十年前恶战场，巍然两个英雄汉！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4.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