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明佑
罗明佑（1900—1967），原籍广东番禺，生于香港。1918年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1919年经办真光影戏院，任经理。1827年联合平津六家影院，成立华北电影公司。1930年在上海组建“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在香港主持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香港分会工作，并主办《真光》电影半月刊。1967年病逝于香港。
罗明佑从事电影事业始末
罗明佑系广东省番禺县沥溶乡人，一九OO年出生在香港，一九六七年病逝于香港。祖居在广州市同福西路岐兴中北四号。
其父罗文亮，字雪甫。曾任广州商会会长和广州商团团长，也曾是香港东华医院总理。其叔父们均属民国政府要员。
幼年的罗明佑和家族兄弟一堂接受专聘教师在家教育，后毕业于广州高等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住在当时任北平军政府司法总长的叔父罗文干（字均任）家中。
一九一九年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当时，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罗明佑在家等候复课，闲来无事，外出看电影，由此，使他对电影发生了浓厚兴趣。而当时北平只有一家外国人经营的平安影戏院，放映无声电影，票价十分昂贵，一张电影票最低都售二元，时值超过当时半担米。当时即使大学教授，也难以每月欣赏一次。
十八岁的罗明佑，受“五四”运动的思想影响颇深，出于民族自尊意识，他想开办一家为中国人和学生开放的电影院，以打破外国人对中国影院的垄断，抵制外国人利用电影对中国文化、经济的侵略和掠夺。为此，他征得罗文干的支持，把寄居在叔父家期间省下来的钱加上向父母筹来的一笔钱，更得到钟石根（罗文干妻弟）的帮助，终于在一九一九年租下东安市场的丹桂茶园旧址，经改建成拥有七百座位的真光影戏院。
罗明佑为了实施自己办影戏院的宗旨而亲任经理。他白天上课，晚上到影戏院主事。由钟石根任副经理，聘请同学金擎宇撰写影片故事说明书和翻译字幕。票价低廉，只收一角。因而深受舆论界和青年学生的欢迎和支持，场场满座。外国影戏院商虽极不满，但因其有罗文干作靠山，也奈何他不得。只可惜影戏院经营半年余，东安市场忽遭火灾，真光影戏院亦付之一炬。
这时罗明佑在社会上已有些名气，罗文干更器重其办事认真精明能干，即鼓励他重建真光影戏院。
影戏院的建筑工本虽然甚巨，但因罗文干出面斡旋，一些社会名流、巨绅亦参与投资，又得其父资助，资金便不成问题。经延聘能工巧匠，仅一年时间，一幢三层花园式的真光影戏院便巍巍耸立在东安门街上。这就是当时中国人自己在北平创办的最大最完备的影戏院。
罗明佑经营的真光影戏院有其鲜明的特色，他拒绝放映诲淫、诲盗等毒害人民思想的影片，且重视对影片的宣传及观众的联系工作，使其生意愈发兴隆。当时，北平的其他戏院都操纵在外国资本家手里，外商对真光影戏院非常嫉恨，便联合起来暗算罗明佑。这时罗明佑也深感外商倚仗在经济上的优势，霸占中国影戏院这块地盘不光是生意营利问题，而实际上是进行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严重问题。所以，他决心针锋相对，扩大阵地，打破外资垄断。此举深得罗文干支持。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罗明佑陆续在北京西城增建了中央影戏院，在天津建了皇宫、河北影戏院。此时正值大革命时期，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形势发展迅猛，罗明佑紧握时机，树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利用电影进行文化和经济侵略的旗帜。于是，平津的观众很快被吸引到罗所经营的影戏院来。外商的影戏院陷入持续的萧条。罗明佑紧紧把握住这一“天时、地利、人和”的势态，立即以与外商合营的方式将平津两地外商经营的平安等三大戏院合并过来，并按照自己的意图，解雇了这些影院在雇的外国人，全部换上中国人管理。罗明佑因势利导，迅速联合平津的六家影院，于一九二七年建立了华北电影公司。尔后又陆续兼并了国内一些小的商办戏院、茶圃，在太原、济南、石家庄、哈尔滨、沈阳等地扩建影戏院。至一九二九年，罗明佑的电影业已伸展到华北、东北地区，建影院二十余座，控制了北方五省的电影放映事业。
一九二八年，美国有声影片开始输入中国。一九二九年罗明佑与外商合营的天津和北平的平安戏院改映美国有声影片。由于有声放映机价格昂贵，罗明佑无力一下子全部改装有声放映机。有声电影的问世，使外国的无声影片也逐步停拍，这就使无声影院的片源严重匮乏。而当时国内的制片厂（公司）多是只拍些神怪武侠或低级趣味的劣质影片，对观众的毒害不浅。在这种情况下，罗明佑惟有自办电影制片公司，遂于一九二九年在上海树起复兴国片和改造国片的旗帜，得到民新公司的经理黎民伟合作，同年十二月以华北公司名义与民新公司合拍了《故都春梦》等影片。
一九三O年，罗明佑以“民新”和“华北”公司为基础，合并了当时经济与人事正陷于危机的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加上原在上海经营印刷业的黄漪磋的合作，正式组建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
在此期间，罗明佑积极为制片厂筹集资金。到“联华”成立时，其资本集团有：美籍贵族巨绅何东、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中国银行总经理冯耿光和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当时的外交部长罗文干、其父罗文亮，还有华侨巨商烟草公司和颜料洋行的买办等等。这使“联华”有了一个强硬的政治后台和相当雄厚的经济靠山。
由于罗明佑在北方已造就庞大的发行和放映网络，其制片事业和放映业便相得益彰，收益倍增。
一九三O年十月二十五日，“联华”在香港成立总管理处。次年三月在上海设立分管理处，管理上海一厂（民新公司原址）、二厂（大中华百合公司原址）和三厂（罗明佑投资的由朱石麟在徐家汇办的厂），同时在北平设分厂和成立联华演员养成所，在上海办联华歌舞班。管理上仿效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同时加强了东北、华北、西南、东南影院网的建设和管理，使积存的原百多部大中华百合公司和民新公司摄制的影片能够发行上映。
“联华”是在国产影片靠神怪武侠片勉强支撑、逐渐走向没落的逆境中建立的。罗明佑筹建“联华”时明确提出了“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口号，并在《联华之宗旨及工作》中载明：“复兴国片、改革神怪迷信、凶恶、打杀国片之作风，普及社会教育；使‘联华’影片到民间去，向中国内地发展；多制新闻教育片，抵抗外片的文化与经济侵略；提倡民族固有之美德，指示时代的正轨，以抵抗外片的文化侵略；联合华资影院，收买外资影院演中国片，以挽利权……”（摘自《联华年鉴》）。
罗明佑在一九三O年提出这些主张，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民族自立自强的进步倾向。
罗明佑为了革新电影事业，广罗人才，“联华”的编导、导演等创作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或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的话剧演员。虽然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制片公司，其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在艺术创作上已完全摆脱了长期因袭连环图画及流水帐式交代故事情节的陈规俗套，比较讲究导演技巧和电影艺术特性的运用，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受到较多观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欢迎。因之观众称“联华”为新派。
可以讲，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是罗明佑的电影事业的鼎盛期。“九一八”事变后，罗明佑在东北的电影企业丧失殆尽。随着“一·二八”事变，上海抗日战争爆发，“联华”设在闸北的制片厂毁于炮火后，营业收入锐减。此时，“联华”上层分化，尤以当时的张学良与罗文干是力主抗日派，而“联华”的兴盛，很大程度是获得这两位扶持的结果。鉴于战火，走的走，散的散，最后只剩下罗明佑和颜料商吴性栽两个主要投资集团。罗明佑的家族多为国民党的政客要员，在经济上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罗明佑在经济上亦逐渐失去依傍，振兴实业终成泡影，思想上找不到出路，在徬徨中皈依了上帝，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一九三二年，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立，开拓无产阶级的电影事业，鲜明地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方针任务，团结进步的电影创作人员，向电影阵地进军。此后，左翼电影运动取得辉煌成就，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联华”拍出了如《都会的早晨》等有进步意义的影片，使反动当局甚为恐慌，为此采取一系列法西斯卑鄙手段，妄图迫害、扼杀左翼电影运动，国民党陈立夫亦匆匆抛出《中国电影事业的新路线》，企图与左翼电影运动抗衡。
一九三三年，罗明佑当选为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执行委员，曾两次被派去欧美调查电影事业，还被聘任为中央摄影场顾问。而到了一九三五年，“联华”因欠了吴性栽不少胶片贷款，导至其操纵权由罗明佑转到吴性栽手中。罗明佑虽力图挽救“联华”的经济危机却无能为力，惟有退出“联华”。一九三六年八月，“联华”全部制片业务正式由吴性栽组织银团“华安”公司接替。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罗明佑在香港主持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香港分会，后又主办“真光”电影半月刊，以宣传推广抗战影片。直至五十年代才脱离电影界。此后一直居住香港至病逝。
注：作者系罗明佑之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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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8.3 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