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汀
罗克汀（1921—），原名邓焯华，广东番禺人，1921年生。
1938年底，考入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社会教育系。
1943年夏毕业，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任职，并在广州大学计政班讲授经济学。
1944年在重庆育才学校社会科学组和社会大学执教。
1946年任重庆西南学院哲学系教授。因参加重庆进步文化界活动和学生运动，于1947年6月被捕。1949年3月获释；5月去香港，任南方学院教授。并一度担任《大公报》副刊《思想与生活》和《文汇报》副刊《学术思潮》主编。
1950年1月回广州，任南方大学教授兼研究室主任、第四部（政治研究院）副主任。1953年1月，任中山大学哲学教授兼哲学教研室主任。1960年任欧洲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教学工作。
1979年后，任现代西方哲学教授，并任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理事，中南、西南分会副理事长，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自然科学讲话》、《新哲学教程》（与侯外庐合著）、《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辩证唯物论与科学》等。
附：罗克汀自传
我有幸同我们的党是同一年诞生的，于一九二一年的冬天，阴历十月二十日诞生在祖国南方的一个美丽城市——广州。我父亲是一个中医生、教授，母亲是一个勤劳的妇女。二十年代，广州兴起巨大的革命风暴，但我当时年龄太小了，还没有能够感受到革命的脉搏。因此，童年、少年时代是在平静的日子中渡过的。
抗日战争开始，这时我正在广州的勷勤大学附属高中一年级念书。由于当时时代精神的巨大影响，我才感受到了革命的脉搏。一九三九年夏天，我以同等学力，考进了当时在粤北开办的广东文理学院社会教育系。由于时代精神的感染、地下党的教育和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的指导，使我走上了革命和哲学探索的道路，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队伍的一个“新兵”。作为我最早探索的成果，是一九四○年写的自然辩证法论文《数学的历史的考察》，发表于当时我们党的重庆出版的《群众》双周刊上（1941第7卷第22期）。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四十年的辛勤工作，虽然自问成果不多、不大，但对于哲学探索的经验教训，总还有点体会。既然我四十年来的生活是同哲学探索分不开的，因此，作为“愚者一得”之见，谈谈在治学中常常遇到的几个问题，我想多少总会有点好处的。
在这里先谈一下我个人的经历。我原名邓焯华，广东番禺人（现划为广州郊区），但出生于广州。我于一九四三年毕业于广东文理学院社会教育系。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在桂林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工作，并在广州大学计政班教经济学。一九四五年到重庆，在陶行知先生主办的育才学校社会科学组和社会大学经济系任教，主要是讲授哲学。一九四六年任重庆西南学院哲学教授。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而被捕。在“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监狱关了近两年。一九四九年三月底，由于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和民盟四川省委的交涉和提名被释放。后来由于民盟四川省委的帮助，由渝经穗赴港，任香港南方学院教授并在报刊上撰稿。杜国庠同志参加新政协期间，我又曾担任香港《大公报》副刊《思想与生活》和《文汇报》副刊《学术思潮》的主编职务。解放后，我于一九五○年一月由港回穗，担任南方大学（叶剑英兼校长）教授兼教学研究室主任、第四部（政治研究院，杜国庠兼主任）副主任。一九五三年一月起任中山大学教授至今。现在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在社会工作职务上，担任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理事，中南、西南地区分会副理事长，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我的主要著作有：《新哲学教程》（与侯外庐合著）一九四六年新知书店出版；《自然科学讲话》，一九四六年新知书店出版；《自然哲学概论》，生活书店“学习与研究”丛书之一，一九四八年版；《哲学浅释》，一九五○年香港初步书店出版；《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一九五四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真理》，一九五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辩证唯物论与科学》，一九五五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等。此外，还有论文几十篇，散见于解放前后的社会科学刊物。
下面结合我个人的治学经历，谈几个治学方法问题。
一
在哲学探索中也同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常常遇到一个自学与指导的关系问题。我想从四十年的哲学探索中谈谈对这个问题的一点体会。我于一九三九年进入广东文理学院，有幸的是当时的社会教育主任张栗原（1940年不幸病逝于广东连县）是一个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后来，我又得到郭大力教授的帮助，不但听过他讲授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说史和中国经济史几门课程，而且在私下也得到他许多“诲人不倦”的指导。后来，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又得到侯外庐同志的帮助，并在他指导下，合著了《新哲学教程》一书。从我的亲身经历中，我认为师长、老前辈的指导对于治学是起到很重要的指引和启发作用的，但更为重要、更为基本的是自学、自己钻研。
我从年青时代便养成了自学的习惯，这甚至可以追溯到家庭生活的影响。我父亲邓鹤芝是广州市一个有名望的中医生，并且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兼任广东光汉中医专科学校教授十余年。解放后任广东中医学院教授。他主要是自学成功的，并没有经过什么名师指导，而是在实践、探索、钻研中成为一个专家的。他著有专门医学著作几种，为中医界同人所推崇。这种自学成功的事例，刻苦探索、钻研的精神，我在青少年时期便有深刻的印象。
我在广东文理学院，原来是学社会教育的。但我的时间主要是用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上面。钻研《反杜林论》、《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费尔巴哈论》等马列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不久，我便发现自己对于自然辩证法具有深厚兴趣，于是我便开始学习高等数学和理论物理，特别是钻研数学史。作为这一种自学和钻研成果，我便写出了《数学的史的考察》，论文发表在党的刊物上，这就鼓舞了我的信心，继续研究下去。当时在国内和苏联来说，自然辩证法都还是一种开拓性的研究，我如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肯定得到老一辈的哲学家帮助不多，只能主要领先自学和个人独立钻研。后来的经历证明，我在自然辩证法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依靠自学来进行的，如果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那末，这主要是依靠个人独立钻研取得的。
一九四三年夏天，我在广东文理学院的学习结束以后，便到桂林，决定在个人钻研的基础上写出《科学新论》一书。按计划全书分三卷约四、五十万字；第一卷是《科学概论》；第二卷是《科学史论》；第三卷是《科学思想方法论》。后来对《科学新论》原稿整理编成两书分别印行，即《自然哲学概论》和《自然科学讲话》。在《科学新论》写作过程中，我几乎是独立工作的，不但没有名师、老前辈的指导，甚至连个能够在一起讨论自然辩证法的朋友都没有。经历证明，依靠个人自学和独立钻研是可以成功的。
我的另一经历也证明自学是可以成功的。由于工作任务的关系，我在中山大学教学和科研的重点，逐渐转移到现代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批判工作。从我国现状来说，解放后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在对某些流派（例如实用主义）的研究工作中，甚至是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但也应该指出，这种研究现在还大大落后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有的研究家着重资料（这是必要的），在资料上下了比较深的功夫，但对资料缺乏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分析，因而出不了独创性的专著；有的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比较熟悉，但对资料掌握不多，不深，同样也出不了专著。而且，不论前者或后者，所有这些同志大都只限于从阶级分析方法（这是必要的，应用得如何是另一问题）来分析现代西方哲学流派，而没有把人类知识、自然科学史方面的分析同阶级分析结合起来，因而对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及其基本观点的产生、发展与演变，往往不能如实地加以全面阐明。特别是他们都只限于研究某一流派；或者是孤立地研究各个主要流派，这种研究方法我称为“横”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具有对某一流派可以研究得比较具体、比较深的优点，但是并没有考察现代西方哲学各个主要流派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特别地是没考察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的发生、发展与演变的规律性。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研究便没有现代西方哲学史。欧洲哲学史讲到费尔巴哈而终结，这应当说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因此，从七十年代开始，我便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各主要流派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研究现代西方各主要流派发生、发展与演变的规律，从而为建立现代西方哲学史打下基础。这一工作显然是一种开拓性的工作，很难得到师承和指导，主要是要有勇气进行独立钻研才能逐步开展工作并取得成果的。由于我向来是主要依靠自学和自己钻研的，因此面对着这种缺乏师承和指导的工作，依然知难而进。近年来以“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性”为总题目，先后在山西大学、河北大学、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华北分会研究班、中山大学、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班，广东高等教育局主办的现代西方哲学讲座等处作过多次系统讲学，现正准备在讲学录音稿的基础上写成专著。这一经历也证明，自学是取得科研成果的主要力量。
二
在哲学探索中，也同社会科学研究一样，遇到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创新的关系问题。近年来，我参加过几次关于外国哲学史和现代外国哲学的专题讨论会。在会上有的同志批评了过去在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中的简单化、片面性、“贴标签”的缺点（当然这缺点是存在的，虽然在建国以来对现代外国哲学的研究的批判，成绩仍然是主要的），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同时有的同志在批评一种倾向的时候，又陷于另一种错误倾向，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基本原理，或者对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产生怀疑；例如阶级分析方法、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本对立等等。这就说明，在哲学探索中，正确地处理坚持马列主义哲学普遍原理与创新或思想解放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治学方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和批判，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现代西方哲学学史的主要内容。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批判这一门科学，我们是应当用而且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的，不然便与西方研究家的工作没有区别，甚至跟着西方研究家的尾巴跑，因此，坚持马列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并贯彻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不但作为一门科学是必须的，而且也正是我们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这一门学科的特色和生命力所在。没有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这一条，便没有具有我国特色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和批判这一门新学科。因此，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不但没有阻碍创新，没有阻碍思想解放；而且正是正确地促进了创新，促进了思想解放。因为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与“简单化”、“片面性”、“贴标签”根本上是两码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哲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密切结合阶级分析方法，从人类认识史和自然科学史上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性，这不但是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且也是一种创新、一种思想解放的表现。因为不论在国内外，从人类认识史、自然科学史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性，都仍然是一种开拓性工作。七十年代以后，我从事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的发生、发展与演变的规律性这一课题的研究，就是力图贯彻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应用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来创新，从而奠定现代西方哲学史这一门科学的基础。
此外，我们还必须指出，个人生活的道路往往不是平坦的，而是迂回曲折的。如果我们对坚持马列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这一点缺乏坚强的信念，便往往会在生活道路曲折的关键时刻，失去信念，不能把治学工作坚持到底，或者虽然还在从事治学工作，但走入歧途。我也是具有这方面的经历的。我在四十年代主要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对于这一学科有坚强的信念，五十年代，我从事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的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仍然从事自然辩证法方面的科研工作，用来丰富和充实辩证唯物主义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方面的内容。在一九五七年的“后右”扩大化中，我被卷了进去。当时批判我的同志，有人认为搞自然辩证法就是忽视阶级斗争，因而也就是修正主义；为什么阶级斗争方面的东西那么多，你不去大讲特讲，偏偏去讲自然辩证法；其实我当时担任讲授理科各系高年级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课程和马列主义夜大理科教师的辩证唯物主义课程，不过是多举了一些自然科学例子而已。我当时虽然受到批判，但是仍然坚信搞自然辩证法并不是修正主义，并没有错。因此，我后来虽然不能从事辩证唯物主义教学和科研工作达二十年之久，但在二十年当中，我对自然辩证法的信念始终不变。因为我坚信为实践所证实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这当然包括自然辩证法在内。因此，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我仍然不断地研究自然科学史，搜集并整理作为人类认识史的资料从来没有中断，因此，在七十年代，当我把阶级分析方法与人类认识史、自然科学史结合起来去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时，我多年来从事自然科学中资料的研究与整理，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便起了重大作用。如果没有多年来不间断的研究工作，从人类认识史，自然科学史方面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性，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比较大的进展的。我这一经历证明，只有建立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坚强信念，才能在个人不平坦的生活道路上，坚持正确的科研方向，并取得比较重大的科研工作的进展。
三
哲学探索同社会科学研究一样，也往往会遇到一个博大和精深的关系问题。我个人的哲学探索，四十年来的经历，证明只有博大才能更好的精深，或者说是真正的精深。
我从大学念书的时候开始，便对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数学等各个部门学科，具有广泛的、多方面的兴趣，有的同志也许以为这样的兴趣是太杂了，不能精深，或者说会妨碍精深。但我认为实际上不是这样。比如，我在大学一年级念书的时候，便对数学史很有兴趣，进行了研究，写出了论文，并且后来发表了；但在同时，我对历史学也很有兴趣，我密切注意四十年代初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迟滞性问题的讨论，并且加以研究。后来也写出了《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一文，发表在《群众》第八卷第一期（1942）。正是由于我对多门学科具有浓厚兴趣，所在，我的哲学探索是从博大这一方面入手的。正因为这样，经过多年积累，知识面便比较广，学问基础便比较广泛深厚。后来的哲学研究工作得益于这一方面不浅。例如，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批判工作，我的意图是着重从人类认识史、自然科学史方面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的发生、发展与演变的规律性的。因此，便需要具有多方面的知识：比如马列主义哲学原理、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史、世界通史和欧洲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如果不是从博大入手，在博大的基础上精深，那末，在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的发生、发展与演变的规律性这一课题时，便会由于知识广泛基础不够而难以进展；甚至在记忆某一西方哲学流派的产生时会只强调自己知识比较熟悉方面的原因，而忽视自己知识缺乏的领域方面的原因，从而陷入“片面性”和“简单化”。我这一经历证明，治学是有客观规律的，在博大的基础上精深就是其中一条重要规律。在治学上如果急于求成，专攻一点，不及其余，那末，这种精深就不是真正的精深。这种“精深”的结果，往往会发生看问题“片面性”，这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全面性要求是不符合的。我四十年来哲学探索的经历证明，在治学上开始慢一些是不要紧的，是符合在博大基础上精深这一客观发展规律的。由于在博大的基础上精深才是更好的精深，真正的精深。因此，到了一定阶段，治学出成果便会从慢而快，这样的快才是真正的快。有些学习哲学、社会科学的同志，往往忽视把外语学好，其实外语作为研究工具是必要的，至少要学好一门。忽视学好外语，其中有许多原因，但原因之一是认为学外语“远水不救近火”。但是从长远来看，没有外文是比较难以达到真正的精深的。
四
哲学探索同社会科学研究一样，也往往会遇到一个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资料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和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此，在哲学研究工作上，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一样，资料是非常重要的。
在六十年代，中山大学恢复了哲学系，由于需要，我担任了欧洲哲学史部分的教学工作（即从古希腊至文艺复兴时期），同时也担任了讲授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与批判。我在当时很强调资料的重要性，我认为要把欧洲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批判这两门课开好，教师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我被扣上了“业务第一”，“资料主义”的帽子，受到批判。但是即使在那个时期，我仍然认为对于欧洲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批判这两门课程说，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是非常重要的。离开资料讲欧洲哲学史，讲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批判的课程，便没有办法做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因而也就是并没有真正贯彻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用来研究欧洲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
但我在欧洲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批判的工作中，从来反对离开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孤立搞资料。这样的研究往往流于非常狭隘。在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中，只研究一个流派，既不研究其他流派，也不研究这一流派与其他流派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结果，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也只成为某一流派的专家，甚至在某一流派中也只专门研究该流派中某一个主要代表人物，成为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中某一流派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的专家，不但如此，这种研究方向和方法，由于离开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资料的论文或专著，工作往往停留于搞翻译、考据、注释。当然对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或其主要代表人物的资料进行翻译、考据、注释也是一种需要有人去搞的重要工作。但应当说，这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也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和批判的根本目的和主要目标是要建立一门现代西方哲学史学科。因此，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和批判这一学科上，我们固然需要搞翻译、考据、注释的工作，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门现代西方哲学史的学科，要产生一批真正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史资料的专著，要培养出一批具有创造性的现代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专家。
其实，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同资料的关系是互相促进的，而不是冲突的，更不是互不相容的。只有重视资料，才能有真正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分析；而只有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资料作实事求是的、全面的、具体的分析，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资料，并作出科学的结论。
我四十年来生活的道路是同哲学探索分不开的，因此结合我个人的经历，谈谈治学中的几个大学经常遇见并且关心的问题，作为我四十年来从事哲学探索的一点体会，虽然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这不过是一种“愚者一得”之见，但也许仍然是一件颇有意义的工作罢。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九日于北京
罗克汀主要著作目录
《自然科学讲话》 1946年新知书店版
《新哲学教程》）（与侯外庐合著） 1946年新知书店版
《自然哲学概论》 1948年生活书店版
《哲学浅释》 1949年香港初步书店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 1954年香港初步书店版
《辩证唯物论与自然科学》 195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版
《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 195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7.30 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