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从彦论治的辩证思想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卢美松    编审

罗从彦（1072—1135年），是福建理学发展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上承龟山道南之绪，下启晦翁大成之学”，对于闽学的形成做出突出贡献，是闽学的奠基人之一。

罗从彦是杨时的嫡传弟子，前后师事杨时20余年，人称“尽得不传之秘”。实际上，主要是因为他一生为学严毅清苦，又以明道为已任，所以收获颇丰，著述宏富，论述也特别深刻。他的许多言论阐述并发挥儒家正统思想，体现了儒家关心政治、积极用世的精神，任用君子、施行仁政的方针。在阐发这些政治见解中，反映了他的辩证思维和深刻内涵。

罗从彦在论述“治道”时强调：“朝廷立法不可不严，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严则不足以禁天下之恶，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这种论点看似互相矛盾，但具有某种合理因素。因为法律的制定必须有原则，考虑周全而细密，叙述明确而肯定，不能含糊，也不容模棱两可，这就是朝廷立法严密、严格、严厉之处。但违法、犯罪者由于各有其背景、环境及主客观因素，而且同一事例出自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动机与效果（后果），故行法、执法者应持宽恕态度，严格而又通情达理地执法。当然，罗从彦并没有提出执法中应做到不枉不纵的具体原则和要求，只是笼统地提出“通天下之情”的目标。这个“情”，既是指各种犯罪的事实与情节，也包括犯罪者的思想和动机。所以说，罗从彦所阐明的治国之道与立法执法原则，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法律与情理的统一，包含了全面的思想与辩证因素。

其次，罗从彦也强调“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这一论断，从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而且都符合辩证的思想。实际上，具体分析则未必。因为“祖宗之法”制定之后，如果社会变化，时过境迁，客观条件已经发生很大变更，却仍然死守成法、旧规，不能与时俱进，势必脱离实际，有泥古之嫌、保守之弊。因此，其害往往不是“变则生乱”，而是相反，不变则乱生。当然，他的后一句说得有道理，祖宗德泽确不可恃，恃之则生“骄佚之心”，使人骄矜淫佚而导致堕落，这有许多事例可以证明。所以罗从彦的这一警示，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常人所容易理解的。

罗从彦论“治道”，最精彩、也是最具概括力的归纳就是：“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他的这一结论是从君子与小人的两相对比中得出的，是从政治实践中总结出的，因而是正确的，也是有说服力的。他说：“盖君子进则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乱。”他认为，君子进朝在位，对人主常有乱世忧惕之言，使人主居安思危，不敢怠慢玩忽，因而对臣下、百姓有善心、行仁政，天下因此而安定，达到大治。而小人在朝干政则出现相反现象，因为小人靠阿谀奉承以窃位得势，也靠甜言蜜语来固宠专权，他们往往对人主报喜不报忧，自诩政绩，粉饰太平，极尽欺瞒迷惑君主之能事，人主受其愚弄，骄奢淫佚，耽于安乐，最后往往弄到破国亡家、性命不保的地步。这就是小人得势天下必乱的道理。罗从彦的结论与分析很有道理，但毕竟还不全面。因为，在封建社会，天下的治乱，主动权操在君主之手，君子、小人还不是主要因素，夸大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实际只能淡化或推卸昏君、暴君误国的责任。

罗从彦强调君子、小人对人主治国的作用，强调他们对天下治乱的影响，因此也十分重视“士行”问题。他认为，文人学士（即所有读书人）是官员的预备队，是将来执政的候选人，他们的道德品行，直接关系到他们立朝在位后的治政业绩。罗从彦指出：“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二者不可偏也。”罗从彦对士人品行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对他们品行在立朝当政后影响的分析也是很有见地的。“正直”是对士人人格操守而言，为人正直，在朝自能正道直行，无偏无党，公道正派，大义凛然，朝政因而少有过失，社会、百姓从而得以稳定、安宁。“忠厚”是对士人的品质禀性而言，为人忠厚，在朝自是忠勤谦慎，仁恕宽宏，扎实敬业，不沽名钓誉，不贪渎矜夸；辅佐朝廷，行仁政于天下，关心民瘼，厚德载物，民受其惠，天下自无怨言和谤议。

罗从彦还进一步认为，士人“正直”和“忠厚”的品格二者应是均衡的，不可有偏颇。否则，“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于懦。”这一分析也颇有道理。的确，人格的正直与忠厚应是相辅相成的。一味强调正直，而少忠厚之性，会导致刚廉方正有余、仁恕宽厚不足，势必入于苛刻严峻，这于治国治民都不利。而一味强调忠厚，却无正直之心，则是非不分，软弱无能，随风转舵，无原则，滥忠厚，极而言之，甚至会沦入认敌为友、助纣为虐的地步。所以，罗从彦主张的士人修养原则富于哲理性，包涵了辩证的因素，对于今天从政的人们仍有借鉴意义。

罗从彦从朝廷用人、施政的措施与效果出发，阐明天下治乱的原因，在历史观上唯心主义的，但却颇具辩证思维的因素。如他曾指出：“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侵；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他还举安禄山、朱泚之乱，说明奸臣当道误国的道理。这些论述抓住主要矛盾，分析主观原因，是很中肯很深刻的，具有辩证思想的合理因素。

罗从彦作为闽学的前驱、北宋理学的重要传人，在传道继统方面，有其独特作用。史称罗从彦为人“严毅清苦，笃志求道”，追随杨时，求学二十余载，“尽得龟山不传之秘”。朱熹也称罗从彦“潜思力行，任重诣极”，是杨时门下学习最刻苦、造诣也最高的弟子。其同学陈渊则称罗从彦：“奥学清节，真南州之冠是也。”无怪乎罗从彦在政治上极力主张用君子、用忠厚正直之士。因为他自己就是励志求道、严毅深思、笃学力行之人。在理学家心目中，个人的道术学问、品德修养与立朝执政、国家治乱有着深刻而直接的关系。他在上述关于人才与朝政的叙述中，已经深刻揭示了这种关系，这是颇具认识价值、且又深具历史意义的。

2004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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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7.12     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