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著有《南京纪事》，《治安策》等——罗森

人物卷, 各省罗氏, 广东, 文化教育, 网络通谱 2016 年 7 月 7 日 luoxunsen 添加评论

罗森

罗森，字向乔，广东人。早年与美国来华传教士马礼逊、麦都思等结识。

1852年，乘美国轮船到日本游历，作《日本日记》，详细描述日本遭受西文殖民侵略时的情形。

1853年在《遐迩贯珍》上连载。并参与日本与美国的通商谈判。又著有《南京纪事》，《治安策》等。

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者罗森

我们回顾二千年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时，有必要探讨一下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近代第一位赴日本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中国人以及近代中国人的第一部日本游记。

过去中外著作把1877年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率使团赴日作为近代中日交流的开端，以何如璋的赴任日记《使东述略》作为近代中国的第一部日本游记。然而比他早一年，即1876年，已经有浙海关委员李圭在赴美参加费城万国博览会的途中访问了日本，所著《环游地球新录》的第四卷东行日记也是一部日本游记。

事实上，在何如璋和李圭访日前二十多年，即1854年，已经有一位中国知识分子访问过日本，进行了许多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并写下了具有很高史学、文学价值的近代第一部日本游记《日本日记》。此人就是本文要论述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先驱者罗森。

我最初对罗森产生兴趣是在十多年前为《历史研究》杂志撰写《太平天国对日本的影响》一文时，从日本学者增田涉的著作《西学东渐和中国事情》中看到罗森向日本人介绍太平天国情况的记载。¹根据该书的线索，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大日本古文书》中看到了被称为《米国使节随行清国人罗森日本日记》的日文资料。²以后又承蒙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小岛晋治先生寄赠《日本日记》的汉文抄本，并据此加以标点解说，编入《早期日本游记五种》一书。³后来又通过多年访寻，在友人刘蜀永的帮助下，终于得到了香港图书馆收藏的1854年香港中文月刊《遐迩贯珍》所刊《日本日记》原本的影印本，⁴并与各种抄本、刊本进行了校勘。

有趣的是在《大日本古文书》收录的1854年日本开国史料中，有一幅幕末津山藩著名画工锹形赤子画的《米利坚人应接之图》。我看到图上除画许多美国官兵之外，还有一个圆脸、拖着长辫、戴着瓜皮帽、手持折扇的矮胖中国人，旁边写着“清朝人罗森”，⁵我才知道原来罗森是这个模样。以后又蒙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大石圭一和函馆市地方史研究家加藤昌市惠赠幕末日本珍贵史料《亚墨利加一条写》的复刻本。其中有幕末箱馆（即现北海道函馆市）画师小岛又次郎画的三幅罗森写生像。一幅打伞，注“广东人”。一幅摇扇，注“通理师”，即翻译，均带瓜皮小帽，与锹形赤子所画形象相似。另一幅则是罗森脱帽伏在地上挥笔写字之态，甚至还可以看出他在纸上写的字是“吾是广东人，亚墨”，书中说明“此图广东人罗森”，“恣态柔和”，“笔法可也”。⁶此外，樋烟翁辅画的《米国使节彼理提督来朝图绘》的第九图中，也有罗森站着写字的画像。

我在日本各图书馆、博物馆查阅1854年参加美日谈判或接待美方代表的日本官员各种笔记、日记及双方会谈记录上，也常常看到罗森的名字和记载。如《亚墨理驾船渡来日记》1854年2月13日记，“今度异船乘客之内有广东的罗森这样的异人”，“罗森又名向乔者，诗文之达者，书法之美笔也。”⁷幕府官员高川文鉴的《横滨记事》中也写道：“席末有广东罗森，字向乔者，颇善书画。”⁸《金川游记》还记录了罗森与日本官员之间的大段笔谈。⁹此外，在《墨夷应接录》、《随闻积草》、《探边聊极》、《北门史纲附录》以及《亚墨利加船箱馆碇泊中御用记》、《箱馆入港亚米利加船应接书》等原始史料中，也都有关于罗森的记载。

罗森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怎么会与美国佩理舰队一起去日本的呢？

罗森，字向乔，广东南海人。他在居住香港期间曾与英美传教士有来往，会说一点英语。当时他的友人、美国传教士卫廉士（汉译名又称卫三畏、威廉姆斯）担任美国佩理舰队日本之行的翻译官。在1853年首次赴日期间，卫廉士感到与日本人打交道、订协议都离不开汉文，因而1854年培理舰队再次出发去日本前，他便邀请罗森充任舰队的汉文翻译。罗森感到这是一个开阔眼界、施展抱负的机会，于是就接受了卫廉士的邀请，同往日本。

罗森随美国培理舰队于1854年1月从香港出发，穿过台湾海峡，经过琉球群岛，2月11日进入日本江户湾。日本德川幕府命林大学头为首席代表与美方在神奈川谈判。在拥有七艘军舰一百多门大炮的美国舰队的武力威胁下，德川幕府被迫接受了佩理提出的各项要求。3月31日双方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日本向美国开放下田、箱馆等港口，标志着日本锁国的门户终于被敲开了。签约后罗森又随佩理一行到下田、箱馆等地巡视，6月末离开日本，经琉球、浙江、福建，8月返回香港。

罗森在日本期间，除了参与美日交涉、翻译双方文件（有关条约、文件均有文本）外，还进行了大量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他广交日本各界人士，除了负责接待美方的日本官员外，还与许多日本文人、学者、僧人接触。不少日本人士也主动与罗森交往、笔谈，并向他打听中国的情况，表达“景仰中国文物之邦之意”。¹⁰他发现日本人士“酷爱中国文字诗词”，很多人与他唱和汉诗，互赠书画，更多人请他题、写扇面。据其日记所载，在横滨，“一月之间，从其所请，不下五百余柄。”在下田，“一月之间，所写其扇不下千余柄矣”。至于在箱馆，虽未有具体数字，估计也写了不少。至今在日本函馆市松前城资料馆里，还藏有当年罗森赠给松前藩家老松前勘解由的大扇面，上面还题了两首诗。罗森也向日本书法家请教，他听说下田的文人云松窝擅长口笔书法，也请他写了十余张，“但其字多太草，仍有龙飞凤舞之势，人罕识之。”

罗森还向日本人士介绍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日本人十分关心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情况。他还把自己记述太平天国的著作《南京纪事》等书借给幕府官员平山谦二郎看。平山谦二郎借去后认真研读并加以抄录。在还书时还附信发表读后的感想。信上说：“熟读数回，始审中国治乱之由，且知罗向乔之学术淳正，爱君忧国之志流离颠沛未尝忘，亦未尝不掩卷而叹也！”罗森写的《南京纪事》第一次向日本人提供了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接近真相的详细介绍，比那些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说成是“明清战争”的传闻要可靠得多，因此引起日本人士的重视。《南京纪事》的抄本很快流传开来，不久就有了名为《满清纪事》的木活字本。维新志士吉田松阴又在狱中把它译成日文，题为《清国咸丰乱记》，刊行后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1854年3月28日，罗森在横滨宾馆与一位参加接待的日本官员、井户对马守的家医，用汉文进行了笔谈，回答了他提出的许多有关太平天国的问题。如日本官员问：“太平王小刀会何姓名？”罗森答：“洪秀全即太平王也，非小刀会。”问：“其势如何？既取南京乎？”答：“今既失去南京。”（指太平军已占领南京）问：“闻清朝皇帝遁朝鲜，然乎否？”罗森反问：“我尚未闻，你何闻也？”问：“太平王得志，复衣冠之旧文物乎否？”答：“能得志则复。”问：“成败之势如何？”答：“随天意。”问：“中国过半随贼乎？”答：“以仁义乃可使民服。”从这些笔谈中可以看出日本官员十分关心太平天国的情况，百般加以探询。而罗森的回答比较符合事实，纠正了不少误传，如指出洪秀全是太平王而不是小刀会，清帝未遁朝鲜等。罗森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并不是像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那样咒骂农民起义，而是标榜中立并稍带同情的倾向，反映了当时同西方传教士和商人接近的某些下层知识分子的观点。在笔谈中，那个日本官员还问他去过美国没有？罗森回答：“我在其船不过三阅日也，但我不管其事。倘我能言，我必教之以仁义。”又问：“言语通乎否？”罗森答：“我少言语，不过止能对答而已。”¹¹大概他只能说一些简单的英语日常会话。

罗森与日本人士在笔谈、书信及诗文中，交流了对一些问题及国际形势的看法。比较起来，罗森的思想和眼界要比当时某些日本人士更开明些。例如平山谦二郎曾用汉文给他写过一封信，解释日本锁国的理由。他说：“我祖宗绝交于外邦者，以其利以惑愚夫，究理之奇术以骗顽民。顽民相竞，唯利是趋，唯其趋，骎骎乎至于忘忠孝廉耻，而无父无君之极也。”“若夫贸易竞利以交焉，则争狠狱讼所由起，宁不如无焉。是我祖宗的深虑者也。”故而他主张与其通商争利，蛊惑百姓，不如闭关锁国，互不来往。平山还鼓吹万国交际要多讲义，少讲利，甚至希望罗森在周游四海时，“足迹到处，必以此道说各国君主。”

在下田，一个名叫明笃的日本人问罗森：“子乃中国之士，何归舌之门？”言中颇有惊讶责难之意。罗森写诗回答他：

日本遨游话旧因，不通言语倍伤神；雕题未识云中凤，凿齿焉知世上麟。

璧号连城须遇主，珠称照采必依人；东夷习礼终无侣，南国多才自有真。

从古英雄犹佩剑，当今豪杰亦埋沦；乘风破浪平生愿，万里遥遥若比邻。

这首诗抒发了罗森的抱负和豪情，表达了他要走向世界，适应新的时代潮流的远大志向。

许多日本官员、文人竞相与罗森唱和或互赠诗篇，这是处于同一文化圈的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特色。在罗森的《日本日记》中载录了不少诗作。如日本官员叨笃赠他《元旦试笔》，诗中写道：“依依门外柳，青眼为谁开？”玉斧僧居中则送他一首《新阳咏》：

昨夜惜华窗下咏，今朝爱绿苑中吟；人间何识天心意，已变红林作碧林。

罗森也立即吟诗酬答：

遥见春色偶为吟，日本山川雪尽侵；古径茶花红满簇，群冈松树翠为阴。

沙鸥冒雨浮波面，海鸟随风逐浪心；岸侧军营烟漠漠，湾中战舰雾沉沉。

横滨筑馆应非远，江户楼台望转深；未识人家何处是，泛舟摇漾到前林。

日本文士关研次写了一首诗，赞扬罗森在日美谈判中所起的作用：

横滨相遇岂无因，和议皆安仰赖君；远方口舌今朝会，幸观同文对语人。

另一位日本官员也赠诗曰：

君产广东我沽津，相逢萍水亦天缘。火船直劈鲸涛至，看破五湖无限边。

罗森还为黑川嘉兵卫等赋诗一首并写于扇面，诗中赞赏日本风景人物之秀美：

避乱夷船亦一奇，吴中鼙鼓不闻知；翻将万里东来色，快睹芙蓉绝世姿。

离开日本临行之际，罗森与日本友人依依惜别。平山谦二郎以唐诗二句录扇以作纪念：“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罗森即吟诗相答，也书于扇面：

火船飞出粤之东，此日扬帆碧海中；历览螺峰情不尽，遥瞻蛟室兴无穷。

双轮拨浪如奔马，一舵分流若耿虹；漫道骑鲸冲巨浪，休夸跨鹤振长风。

琉球乍别云方散，日本初临雪正融；暂寄一身天地外，知音聊与诉离衷。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日两国之间交往十分稀少之际，罗森到达日本，进行了许多友好交流活动，不愧是近代中日交化交流的一位先驱者。

罗森乘美国军舰于1854年8月回到香港以后，就把自己在赴日期间所写的《日本日记》，交香港英华书院主办的中文月刊《遐迩贯珍》刊载。英华书院本是第一个来华传教的基督教新教士以孙逊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的，1842年迁到香港。《遐迩贯珍》就是以英华书院名义发行之中文月刊，创刊于1843年。最初由麦都恩主编，第二年由奚礼尔继任，1856年改由理雅各主编，不久即停刊。罗森的《日本日记》在《遐迩贯珍》的1854年11月号、12月号和1855年1月号上分三期连载。编者按说：“今有一唐人，为余平素知己之友，去年搭花旗火船游至日本，以助立约之事。故将所见所闻，日逐详记，编成一帙，归而授余。兹特著于《贯珍》之中，以广读者之闻记，庶几耳目为之一新。”¹²

罗森在《日本日记》中，以生动的文笔，描述了琉球、横滨、下田、箱馆等地的山水、人情、风俗、物产。对当时日本的社会和人民亦颇有好感和溢美之词，这与佩理等美国官员在《日本远征记》等书中对日本人的轻视、责难态度大为不同。罗森在《日本日记》中赞扬当时日本的社会治安，“夫一方斯有一方之善政。日本虽国小于中华，然而抢掠暴劫之风，亦未尝见。彼其屋门虽以纸糊，亦无有鼠窃狗偷之弊。此见政治之略，各有其能矣。”对于日本的取士制度，罗森也表赞赏，认为中国仅以八股文章取士，而日本则“文、武、艺、身、言皆取”。他看到日本“所谓读书而称士者，皆佩双剑，”不由赞叹：“殆尚文而兼尚武欤！”

在横滨，罗森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日本的相扑表演。见到日本的大力士们，一人一次竟能搬运两三包二百余斤重的大米包，不禁赞不绝口：“足见日本之勇力人也！”在下田，他还看到一位日本侍童名叫桂正敏，“年纪虽小，身佩双剑，志气昂昂，善于应答。复能于公堂之上，描绘亚国（美国）各官之像，聪明俊秀，人多悦之。”

在《日本日纪》中，罗森描绘了日本各地的山川风景、街道寺庙、物产货币和风俗人情。如写北海道箱馆，“其港垣局宽旷，海阔山朝。时当五月，尚有白雪于山巅。房屋较下田而壮丽，衣冠人物似富盛于下田。妇女羞见外方人，深闺屋内，而不出头露面。风俗尚正，人民鲜说淫辞。”

作为美国佩理舰队的汉文翻译，罗森亲身参与了美日谈判签约的活动，《日本日记》中反映了日本历史上这一重大事件的一些史实。例如他写到佩理舰队初到横滨时，日本幕府抱有疑惧心理，“两国未曾相交，各有猜疑。日本官员感到很新鲜。”罗森还记录了订约以后，佩理将军在美舰上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日本官员的场面，船上奏乐歌舞，“日暮方终”。

《神奈川条约》签订之后，美国方面把带来的一批近代化器械赠予日本政府，并在横滨郊外举行公开展览。这些西方机械不仅吸引了大量日本观众，也引起罗森的极大兴趣。他在日记中以惊异赞美的语气一一加以介绍。如“火轮车”（即火车）“旋转极快，人多称奇。”“电理机”（即电报机），“以铜线通于远处，能以此之音情立刻传达于彼，其应如响。”“日影像”（即照像机），“以镜向日绘照成像，毋庸笔描，历久不变”。“浮浪艇”（汽艇），“内有风箱，或风坏船，即以此能浮生保命”。“耕农具”（农业机械），“是亚国奇巧耕具，未劳而获者”。这些欧美新发明的近代化器械，不少都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初次所见，因而倍加新奇。罗森的描述恐怕也是中国人对它们的最早记载之一。

《日本日记》记录了罗森在访日期间进行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如前面所述的与日本各界人士的交往、笔谈、题字、赠诗以及介绍中国太平天国的真相等等。还收录了罗森与日本友人唱和的诗歌多首。凡此种种，都是研究近代初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

罗森以前虽也有一些中国人到过日本，其中大部分是商人、船员，偶然也有数名文人、画师、和尚、医生等，却很少有人写出游记。清初以业，只有乾隆年间多次随商船赴日的画家汪鹏写的《袖海篇》可算是一篇日本游记。¹³但是汪鹏的活动限于长崎中国商馆，因此，观察见闻有限。而罗森则周游了日本的横滨、下田、箱馆等地，并接触了许多日本官员、文人、百姓，再加上他到日本之时正处在东亚历史的转折关头。因此，他的《日本日记》无论从观察日本的广度、深度以及文学、史学价值来说，都是《袖海篇》等游记所不能相比。罗森《日本日记》可以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有较高价值的日本游记。

罗森从日本回香港以后的情况，史料记载很少。实际上他与日本人士仍有来往。1865年即日本庆应元年，幕府派遣高级官员柴田刚中为特命理事官到英法等国，为横须贺炼铁厂联系原料、技师问题。1865年7月初，柴田刚中一行赴欧途中经过香港时，曾与罗森会晤，这已经是罗森访日回国十一年以后的事了。据柴田刚中的日记《法英行》中记载，他曾两次与罗森会面。第一次是他们抵达香港当天，在旅馆的餐厅里，见到罗森，“当年赠柴田汉英对译书一册”。第二天罗森再到柴田所乘的赴欧船上拜访并话别，而且又以“各种著述七册”相赠。¹⁴

最后谈一下围绕罗森研究的中日学术交流。在研究罗森的过程中，我曾与好几位日本学者从各种角度开展了深入的学术交流。并得到他们的许多支持和帮助。

首先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小岛晋治先生（现在是神奈川大学教授）。他是日本著名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早在十多年前，我们就曾经对罗森向日本人介绍太平天国情况的问题进行交流。小岛先生还热情地提供了罗森《日本日记》的日本汉文抄本。

另一位是北海道大学水产部教授大石圭一先生，他是日本著名的昆布（即海带）研究专家。有趣的是他是从中日海带交流史的角度研究罗森的。他认为罗森是近代最早到北海道箱馆的中国人，1854年还在当地买了海带带回中国。据其考证，1859年，广东商人陈玉松就是拿着罗森带回的样品，到箱馆来买海带的。大石先生听说我研究罗森，1983年曾两次在北京特地和我见面交流，还在他的大著《昆布之道》中专门用一节谈到这件事。

还有北海道函馆市日中交流促进会会长加加藤昌市先生，他是从函馆地方史和华侨史的角度研究罗森的。我们多次进行通信交流，加藤先生还惠赠《亚墨利加一条写》复刻本等珍贵资料。1986年，我在日本访问研究期间，加藤先生与大石先生盛情邀请我赴北海道函馆访问，并在函馆市政府大厅作了关于罗森的讲演。他们还陪同我参观了函馆当年日美谈判地和罗森纪念柱，以及函馆华侨的中华会馆与中华山庄（墓地）。我们还在一起畅谈学术并到函馆市图书馆和函馆市博物馆查阅、复印一批史料。

后来我又见到了东京大学教授斯波义信先生，他是著名的宋史和华侨史专家。在他编的《函馆华侨关系资料集》中，就收录有关罗森的资料。特别是斯波先生通过在香港的友人找到罗森的孙子罗延年。罗延年是一位香港著名人士，1889年生，早年曾参加同盟会，赞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后来就职香港官署和经商。罗延年尚记得其祖父罗森的事迹，并向斯波、加藤两位先生表示希望能重印其祖父的遗著《日本日记》。大石圭一先生闻讯，便决定利用北海道大学水产学部练习船赴香港的机会去拜访罗延年。1982年9月，当他踏进罗宅的时候，不料见到的竟是灵位和遗像，原来罗延年刚于9月15日以九十四岁高龄去世，而罗家后人、族人都不知道罗森的情况和资料，不禁深感遗憾。大石先生在《昆布之道》一书中谈到这件事，并说中国出版了罗森的《日本日记》（指由我标点解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早期日本游记五种》）终于实现了罗延年先生的遗愿。¹⁵

因此，我觉得罗森研究本身，也是中日友好与学术交流的一个缩影。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