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中共甘肃省工委副书记——罗云鹏

人物卷, 军政人物, 各省罗氏, 浩气长存, 网络通谱, 黑龙江 2016 年 3 月 7 日 luoxunsen 添加评论

罗云鹏

范圣予

罗云鹏，原名张会璿，又名张敬载、张西平，一九三一年于南开中学入党，先后担任过天津市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曾领导过天津学生南下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愿抗日，后又领导了甘肃省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九四○年被捕，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于兰州国民党监狱壮烈牺牲，时年三十六岁。

（一）

罗云鹏，祖籍河北省丰润县，清咸丰年间，迁居黑龙江巴彦县兴隆镇大房身村。一九一○年，罗云鹏出生在这里。

罗云鹏的家庭虽是一个拥有二百多垧土地、数十间房屋的大户，但是，由于父亲不愿花钱让子女读书，所以，罗云鹏九岁以后才开始上学。小学毕业后，于一九二六年春到齐齐哈尔省立一中读书。同年冬，又插班考入天津南开中学。

罗云鹏入校后，在高中读书的林枫（郑伯桥），经常接近他，给他讲解革命形势，介绍革命书籍，传播革命思想，使罗云鹏逐渐成为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积极拥护革命的进步学生。他们在校内组织了读书会，讨论“创造社”和日本进步作家厨川白村的作品。他还参加了南开中学校刊《南开双周》的编辑工作。在工作和学习中，罗云鹏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同学们的充分信任。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南开中学的学生，特别是东北籍的学生更是义愤填膺，强烈要求抗日救亡。为了使同学们抗日救亡的活动有组织地开展起来，十一月一日，罗云鹏、曹京平、唐凤都（永健）等同学，决意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限制，发起组织真正代表学生意志的南开中学学生会。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十一月二日上午课后，突然在学校礼堂举行学生会成立大会。罗云鹏、曹京平等在会上讲了话，愤怒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一千多名同学情绪激昂，对学校震动很大。会后，又通过学生代表选举由罗云鹏、唐永健、曹京平等人组成的学生会执行委员会，罗云鹏担任执委会主席。在罗云鹏等的领导下，学生会积极开展活动：组织“十人团”小组，编印抗日传单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料，供同学们宣传时参考；成立清查单身食堂账目小组，建立新食堂，改善了师生伙食；还组织义演晚会，将演出收入寄给抗日军队。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平津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进一步发展。南开中学学生会决定组织学生南下请愿。他们写了南下请愿的倡议书，又和在天津的水产学校、河北女师等学校的学生组织取得联系，掀起天津学生南下请愿的浪潮。在南京，罗云鹏、唐永健等带领南开请愿团，向国民党中央请愿，坚决要求抗日；在大街小巷或利用影剧院开场前和幕间休息时间，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他们和其他请愿团的行动，在南京造成很大的社会反响。

南开中学学生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引起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特别注意，认为学生会这样有组织的活动，一定有什么背景，要学校追查，并提出解散学生会。校长张伯芩以辞职相威胁，全体教职员迫于形势也集体辞职，对学生会施加压力，酿成有名的南开风潮。但是，由于学生会真正代表了同学的意志，罗云鹏、唐永健、曹京等在学生中有较高的威信，学生会始终团结了同学的大多数，在社会各方的支持下，和国民党天津市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校方进行团结争取工作，迫使当局妥协让步，承认南开中学学生会的合法地位，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一九三一年，罗云鹏经过斗争的锻炼和考验，经黄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南开中学党支部书记。

一九三二年夏，罗云鹏从南开中学毕业，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二）

罗云鹏离开南开中学后，担任反帝大同盟天津市党团书记。这年八月，反帝大同盟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在中央根据地江西瑞金召开。党组织派罗云鹏作为天津的代表前往上海，准备进入根据地参加大会。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围剿”，封锁十分严密，各地代表难以进入根据地，因而，罗云鹏在上海等候了一个多月后，根据党的指示又返回天津。不久，他被调往中共天津市委工作。稍后，调天津市委宣传部，接着又担任了市委秘书长。

一九三二年冬，中共天津市委机关突遭敌人破坏，住机关的组织部长夫妇一同被捕。罗云鹏不知情况有变，前往送经费，随即被捕，关押在军法处监狱。他在狱中半年，由于没有暴露身份，敌人又无任何证据，经亲属及同学多方营救，于一九三三年春，被释放出狱。一九三四年，他考入北平大学的法商学院政治经济系学习，并参加北平市委宣传部工作。

一九三五年，北平学生在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爱国运动。罗云鹏积极参加了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并参加游行示威。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在宋庆龄、沈钧儒等人的号召和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罗云鹏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派遣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工作，担任组织部干事。他在上海工作了三个多月，因被特务发现，无法继续留在上海，便又回到北平，在北平市委学委工作。

（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罗云鹏离开北平大学前往延安，先在中央党校学习，后被派到陕北公学工作。一九三八年初，党派罗云鹏前往兰州，担任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工委）副书记兼管组织工作。当时，甘肃大多数党员都是青年，革命热情有余，斗争经验不足，尤其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知识了解较少。因此，必须加强党员的理论教育，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为此，罗云鹏首先给工委制定了学习制度，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联共党史、党内刊物及有关报刊杂志。工委还请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谢觉哉、伍修权等办党建训练班。谢老讲党的历史、上党课，谈形势；伍修权讲马列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知识。一九三八年三月，罗云鹏主编党内刊物《党的生活》，还翻印《党的建设提纲》等材料供党员学习。罗云鹏除以身作则努力学习外，并用化名向《西北日报》、《甘肃民国日报》、《抗敌报》等报刊写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这些措施对于甘肃党的思想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工委对各群众组织十分重视，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在各抗日群众组织中，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发展党组织。罗扬实等进入青年抗战团后，改组了原来的领导机构，使这个原来成份比较复杂的组织得以健康发展。杨静仁、鲜维俊等改组了原有的兰州伊斯兰学会和回民教育促进会，建立了回民特别支部。

罗云鹏尤其重视在工农群众中发展党的组织。那时，兰州市群众饮水很不方便，大多是靠人力从黄河里拉水或挑水，因而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挑水工人队伍。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是从农村逃出来的贫苦农民，吃住无着，露宿街头巷尾，生活极端困苦。罗云鹏认为，他们虽然不是产业工人，却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应该发动挑水工人为争取自身权利同顽固当局斗争。中共兰州市委根据罗云鹏的意见，对挑水工人加强教育。当时警察局规定，对挑水工人每天上午集训，听他们“训话”，这样，耽误了工人挑水时间，激起大家的义愤。在党的教育下，挑水工人团结起来，向警察局送交一份呈文，要求把“集训”的时间改在下午，不要耽误挑水，结果被警察局无理拒绝。党组织因势利导，把斗争引向深入，明确提出取消“集训”的要求。挑水工人迅速集中起来，展开了更大声势的斗争，使辕门（今中央广场）到五泉册一带的交通阻塞。警察当局惟恐事态扩大不好收拾，只好宣布取消“集训”。斗争的胜利，鼓舞了挑水工人的斗争意志，提高了他们的觉悟。党组织在这场斗争中发现并培养了一批骨干分子，不久，在挑水工人中建立了党支部。

在罗云鹏等的努力下，甘肃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除兰州市外，皋兰、榆中、天水、甘谷、徽县、靖远、武威、会宁、平凉东部等，相继建立了党组织，广泛开展革命活动。

甘肃省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使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坐卧不安，采取种种手段进行破坏。他们借口“统一领导”，一方面企图把抗日救亡组织和进步团体，纳入顽固派的轨道；另一方面竭力遏制进步势力，公然解散了“青年抗战团”、“省外留学生抗战团”，迫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转入秘密活动。他们还封闭和查禁各种进步书刊，并命令学校打击、开除进步学生，党政机关开除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员。为了保存党的力量，根据党中央提高警惕，加强戒备，防止万一的指示，中共甘肃工委决定，部分工委委员离开大城市，分散隐蔽。罗云鹏偕夫人樊桂英去天水。罗云鹏到天水后，住在著名人士周服之家的后院，与中共陕西省委派去的董邦取得联系，积极开展工作。一九三九年四月，由于工委书记孙作宾奉调回延安，工委工作由罗云鹏全面负责。因而，罗云鹏夫妇不久又返回兰州。

一九三九年十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为进一步检查、安排党在甘肃的工作，通知罗云鹏前往延安汇报。西北工委在洛甫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甘肃的工作。肖劲光、罗迈、贾拓夫等及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参加了会议。西北工委认为，甘肃工委前段工作，各方面都取得了联系，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组织工作上搬用了党在边区的一些工作方法，进行党员登记，这在白区是不适宜的，是危险的。责令工委立即销毁登记表格等可能暴露党的机密的文件。对一些知名人士和上层人士的组织发展工作要慎重，在过去发展的一些人中，有的尚未审查清楚，应该继续审查。罗云鹏参加了这次会议，接受了指示，还学习了党的许多文件，受到很大的教育。一个月后，罗云鹏从延安回到兰州。

（四）

一九四O年一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派李铁轮来兰州，担任中共甘肃工委书记。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工委机关设在罗云鹏家中，由罗云鹏和房东席维汉合伙开一个石灰窑作掩护，罗云鹏以石灰窑经理的身份公开活动。

一九四○年六月初，为了讨论今后工作，工委决定在罗云鹏家中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六月四日，李铁轮和委员林亦青（惠光前）先后从外地来兰州，住在罗云鹏家中。不幸，六月六日凌晨二时，警察突然闯入院内，以查户口为名进行搜查。警察以李铁轮、林亦青二人未报户口为由，将二人同罗云鹏一齐带走。第二天，樊桂英和仅八个月的女儿俐俐（罗力立），以及工委秘书赵子明也相继被捕，和罗云鹏等一起关在警察四分局。

由于在搜查时发现了一份党员教育计划，加之叛徒的出卖，罗云鹏的身份暴露了。这时又闻敌人企图以汉奸的罪名来处置他们。罗云鹏认识到，只有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才能挫败敌人的阴谋。于是，在一次审讯中，他庄严地正告敌人：“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日救国，我们是无罪的。”

不久，敌人将罗云鹏、李铁轮、林亦青、赵子明和樊桂英母女等，押送到警察一分局看守所。路上，罗云鹏趁敌人不注意时对大家说：“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揭露他们的阴谋和花招，不要多说一句，以免被敌人抓住漏洞。不该说的就说不知道，或者都推到我身上。这是严峻的政治斗争，不能动感情，能设法逃脱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胜利。”他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使大家十分感动。

在一分局看守所，敌人对罗云鹏等进行了多次审讯。罗云鹏以共产党大无畏的气概，和敌人进行斗争，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斥责国民党顽固派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打着抗日的招牌，干着反共反人民的勾当，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魁。

罗云鹏等被捕以后，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和党中央多方进行营救。党中央一面通过周恩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交涉，一面又电示甘肃党组织通知罗云鹏等：一、注意斗争策略，暂时不要进行大的斗争，中央正设法营救；二、利用在狱中的时间进行学习，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三、要注意保护身体，迎接更大考验。党中央的关怀，更加坚定了罗云鹏等人与敌人斗争的信心。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罗云鹏和大家一起对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全国形势趋于恶化，被营救出狱的可能性不大，随时都有遭到杀害的可能。因此，必须从最坏处着想，但是，也不要放过一切有利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就进行越狱。越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们住的牢房后墙，原是四扇木门，门外隔着一道不高的木栅栏就是大路。如果能把木门撬开个洞，就能顺利越狱。因此，大家积极进行准备，如有可能，利用即将来到的春节实行越狱。

越狱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十分秘密和顺利。赵子明利用给管理员修改火炉的机会，“偷出”二根炉条。他们把两根铁条在火炉中烧红，轮流在木门上烙洞。经过三个夜晚谨慎而巧妙的工作，终于把厚厚的木门烙开了一个一尺大小的洞。

越狱计划就要实现了，大家的心情是多么不平静啊！一方面为即将获得自由而振奋；另一方面又是由于樊桂英母女关在女牢，而临生离死别，心情更是痛苦。但是，罗云鹏以革命利益为重，克制自己的感情，勉励樊桂英坚定信心，锻炼独立作战的本领，和敌人作顽强不屈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春节。正月初五夜晚，看守们吃喝嫖赌之后酣睡去了，趁午夜时分，罗云鹏等四人，取掉烙下的板子，从牢房中逃出来，翻过木栅栏，顺利地越出了监狱。

按照原先的安排，越狱后，赵子明、李铁轮两人一组，罗云鹏、林亦青两人一组，向阿干镇煤矿方向前进，以便绕道奔赴延安。当他们走到孙家台附近时，碰上敌人的巡逻兵，便各自跑散了。由于越狱时间无法确定，事前没有同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未得到组织接应，罗云鹏、林亦青因道路不熟，不幸又被敌人捕去。

（五）

罗云鹏四人的越狱，使敌人大为震惊。他们给罗云鹏、林亦青带上二十四斤重的脚镣，整天带着手铐，严加看管。不久，又将罗云鹏、林亦青和樊桂英母女，转移到甘肃省第二模范监狱。一九四一年四月，又转移到国民党甘肃省党部调统室设在兰州大沙沟的看守所。

大沙沟看守所建立时间不久，是一座秘密监狱，地处远离城市的山沟，偏僻荒凉，禁止一切亲属探监，因而几乎与世隔绝。牢房内生活条件极差，卫生状况很坏，阴暗、潮湿，空气污浊。夏天，蚊子、苍蝇、臭虫、跳蚤成群。冬天，牢房内不准生火，衣被单薄的难友们，几个挤着盖一床被子。伙食更为低劣，每顿饭一勺粗面糊糊拌土豆，有时连盐也不给，根本吃不饱。很多难友浮肿、生病，动弹不得。罗云鹏到狱中后，很快地熟悉了情况，建立起狱中党小组，领导难友同敌人展开斗争。

一次，国民党特务、中统局西北局专员陈国英来看守所“视察”，罗云鹏挺身而出，强烈抗议当局虐待“政治犯”，并提出了延长放风时间，反对克扣口粮，改善卫生条件，允许看书报等要求。从这以后，虽然条件仍然很差，但是，难友们的生活总算得到一些改变。后来，监狱又是发下一些《总裁言论》等小册子，让大家“学习”、“反省”。难友们对这些书籍十分反感。罗云鹏对大家说：“可以看嘛！反动的东西可以批判，还能增强免疫力。”在罗云鹏的启发下，难友们还把这些书另作妙用，有的把书中的空白处撕下来写字、写条子；有的干脆用它当手纸。特务们无可奈何，只好把那些残缺不齐的破书收了回去。

大沙沟看守所除关押政治犯外，还关有部分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及国民党员。罗云鹏和党员同志一起，利用一切机会对他们进行教育。胡润宝、罗克俭、高潘公原来都是伪西北公路局的司机，罗克俭还是国民党员。被特务枉加罪名，指控他们是共产党兰新公路交通线地下联络组织成员，加以逮捕。刑讯逼供，长期关押在这里。罗云鹏对他们进行了不少教育工作，使他们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认识更加清楚。他们的思想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后来，特务机关要罗克俭、高潘公交保出狱，并要恢复罗克俭的国民党党籍。但是，罗克俭、高潘公二人拒绝带有任何条件的释放，并表示不参加任何党派。以后，他俩在一次外出做工时，一齐逃跑了。胡润宝也一直表现很好，一九四六年二月被敌人杀害。

敌人明知许多活动是罗云鹏支持和组织的，但又拿不出具体事实。为了摸清情况，特别是罗云鹏的活动情况，敌人安排了一个叛徒混在难友中。这个叛徒挑拨离间，企图破坏难友们的团结，孤立罗云鹏。由于他们的报告，难友们经常莫名其妙地挨打，难友们对这个叛徒十分憎恨。有一次，难友杨永贤和这个叛徒吵了起来，趁叛徒不防之际，提起尿罐，劈头盖脑狠狠地打了一顿。事后，敌人把矛头集中在罗云鹏身上，说他煽动闹事，企图组织暴动。看守牛世元率领一帮人，用扁担把罗云鹏的下肢打得皮开肉绽，关进单间小囚室。

罗云鹏在单间囚室，虽然与难友接触的机会少了，但是，他仍想尽办法与同志们沟通思想。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罗俐俐，在罗云鹏夫妇及叔叔、阿姨们的教育和影响下，爱憎分明，性格坚强。她的身体非常瘦小，刚好能从小囚室的门洞中钻出钻进，罗云鹏经常利用小俐俐传递信息，和大家交流思想。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后，难友们十分高兴，盼望形势能有好转，争取早日出狱。不久，又传来毛泽东、周恩来等代表中共中央，前往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的喜讯，大家更是欣喜若狂。此时，看守们的态度也有些变化，这就使有些难友产生了一些不合实际的想法。具有和反动派长期斗争经验的罗云鹏，冷静地分析了形势。他认为目前形势是有利的，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和敌人进行斗争，进一步提出要求，争取改善现有条件。但是，也应该看到，国民党反动派是残忍的，是不讲信用的。因而，不能对他们抱有更多的希望，不能放松警惕性。罗云鹏认为有必要在难友中揭露反动派的阴谋，以提高大家的警惕。他说：“我们不能光听国民党说什么，还要看他们怎样做，国民党只有无条件释放政治犯，才能表现出他们的诚意。”反动派对罗云鹏的揭露十分惧怕，便决定杀害他。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罗云鹏被看守牛世元等带到兰州大沙坪活埋。临刑前，敌人再次劝罗云鹏自首。罗云鹏慷慨激昂地说：“我生为共产党人，死为共产党鬼，要我自首，妄想！”罗云鹏高呼“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年仅三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