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世文

郭久麟

（一）

碧绿清澈的威远河，从威远县西北缓缓流向东南，在贡井地区与旭水河汇为釜溪河。釜溪河畔的观音滩，两岸平畴沃野，竹林荫翳，垂柳拂舒。在观音滩靠威远县一边的罗家大院里，罗世文于一九○四年八月二日（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出生了。

罗世文家族是早年由湖北迁来四川自流井的。祖父罗声衢是自流井的盐业资本家。父亲罗万隆长期经营盐运，在重庆娶了二房，生下罗世文。罗世文三岁时，祖父在经营盐业的竞争中失败，不得不将全部企业家财抵押偿债，父亲也因此被抓入巴县狱中作人质，瘐死在狱中。罗世文母亲遭此横祸，几乎痛不欲生，但看到三岁幼儿可怜又可爱，才不得不咬紧牙关，决心顽强地生存下来，把罗世文抚养成人。

由于父亲早亡，母亲又是妾，因此，罗世文在这百口同居的封建家庭里，受到一些族人的歧视和冷遇，这使他幼小的心灵感到屈辱和不平。每当他们母子受到别人欺辱之后，母亲总是把儿子抱在怀里，辛酸地说：“自元啊，你要记住我们孤儿寡母受到的欺辱！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之后，要为妈妈出口气，不要使后世的子女象妈妈这样受苦！”年幼的罗世文牢牢记着孤儿寡母的凄苦和不幸，牢牢记着妈妈饱含血泪的嘱咐，从小就刻苦学习，受到老师的器重和喜爱。

一九二○年秋，罗世文在老师的推荐和亲友们的资助下，到重庆读书。他在重庆青年会的教会学校补习一年英语之后，于一九二一年秋考入重庆甲等商业学校。

罗世文考入商业学校之时，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正在全国各地深入发展。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进步书刊，特别喜欢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这些书刊使他逐渐明白—个道理：要改变象母亲那样受尽屈辱的中国人民的命运，光埋头读书是不行的，必须投入革命的洪流，同全国人民一起，赶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推翻地主军阀的反动统治，改变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才行！因此，他一面努力学习，一面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革命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罗世文结识了四川早期的革命者吴玉章、杨誾公以及恽代英、肖楚女等。在这些同志指导帮助下，他更加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斗争中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一九二三年，罗世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团重庆地委的宣传部长、学委书记等职务。一九二四年任团重庆地委书记。

（二）

罗世文任团重庆地委书记以来，积极协助肖楚女、杨誾公等同志组织进步青年成立平民学社、学行厉进会以及社科研究会等组织，吸收百名男女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斗争。这些青年后来大多数成为党在四川地区的骨干。罗世文还协助肖楚女、杨誾公建立重庆巴师、联中、巴中、商中等校团的基层组织，为重庆党组织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罗世文协助肖楚女、杨誾公领导重庆地区几次大规模群众革命运动。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在对我国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同时，还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渗透和思想麻醉。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侵蚀，罗世文在肖楚女、杨誾公指导下，发起组织重庆“非基督教同盟会”，大量印发标语、传单，发表演说，把非基督教运动与反帝爱国运动结合起来。一九二五年复活节，罗世文等还专门出版“反基特刊”，以大量事实揭穿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欺骗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反动本质。他还带领进步学生到教会学校华英中学及广益和求精中学进行宣传，教育和团结广大师生不信教，不受骗，不上当，使重庆青年学生，特别是教会学校的青年学生觉悟得到了提高。华英中学有三班人退学，教会学校招生时，应者寥寥无几。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重庆发生了日本商船私运伪币而拒绝检查，并将稽查之士兵推下大江，造成重大伤亡的“德阳丸案”。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及重庆反动政府妥协投降的态度，激起了重庆人民的愤怒。团重庆地委决定以这个案子为例，激发山城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打破死气沉沉的局面。肖楚女率先在《新蜀报》上发表文章，杨誾公积极做上层人士工作，罗世文则以重庆学联主席身份到重庆各学校进行演说和鼓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四川的种种罪行，号召全市学生行动起来，同全市人民一道，直接进行国民外交，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十一月二十七日，召开了各团体代表会，成立德阳丸案重庆外交后援会。会后，肖楚女代表报社，罗世文代表学联，同其他群众代表一起，前往日本领事馆提出强烈抗议。并严正要求：这次日本船主在中国土地，违反中国法律，伤害中国士兵，必须由中国政府按中国法律予以审判和制裁！十二月十三日，重庆各界人士七千多人冲破反动军警的包围阻拦，集会于打枪坝广场，召开了重庆人民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惨杀华人德阳丸案群众大会。大会通过了要求日本领事赔偿死者命债和丧葬抚恤费，以及制止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非法行为的宣言、通电、抗议及照会，表达了山城人民的强烈呼声。会后还举行了示威游行。罗世文率领队伍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发表演讲。许多市民和学生受到感染，自动加入游行队伍。队伍到达省署及两署督办时，杨誾公、罗世文等作为群众代表前往请愿。但省长邓锡侯慑于群众威力，不敢接见，只派人接洽。一位官员为群众爱国热情和代表们的堂堂正气感动，感慨地说：“德阳丸案有今日举动，足见中国民心未死。”并表示立即转达全市人民要求，促使邓省长等尽快拿出解决办法。

这次群众大会及示威游行，振奋了山城人民的革命精神，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风受到打击，使官府的卖国行径及腐败无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一九二五年初，肖楚女、杨誾公、罗世文等响应孙中山和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领导了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肖楚女负责著文进行宣传；杨誾公负责作国民党元老的工作；罗世文发动团员到各校进行宣传，组织青年学生去联络各群众团体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经过几天的工作，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于一月十八日召开成立大会。会上，杨誾公、肖楚女、罗世文等团结国民党左派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把广大群众争取到革命一边，使国民党右派操纵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企图落空。在此基础上，杨誾公、罗世文等在国民会议促成会内部进一步联合国民党左派，团结中间派，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和斗争，终于选出了以我党力量为主体的赴京参加国民会议代表。一月二十七日，在打枪坝召开有一百二十个团体、一万四千多人参加的赴京代表欢送大会，显示了国共合作的力量和群众团结的威力。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正当全国国民会议进行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友人，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不幸逝世。消息传到重庆，肖楚女、杨誾公、罗世文等十分悲痛。肖楚女、杨誾公、罗世文等人领导全体党团员及群众团体，在重庆商业场总商会，成立了孙中山先生追悼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肖楚女、杨誾公等领导，罗世文负责具体工作。在筹备期间，罗世文深入各校热情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思想。他还组织了几个讲演队在各群众场合进行讲演，印发七十余种传单，遍贴城乡。使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更加深入人心。四月十七日，在打枪坝召开了八千多人参加的追悼大会，表示要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二五年六月初，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重庆。团重庆地委经过研究，决定发动全市人民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会后，罗世文等以“重庆劳工互帮社”名义向全市发出‘通启’，并于六月六日上午出面召集各群众团体代表开会，讨论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暴行的问题。六月七日上午，重庆各界八十四个群众团体派出代表四百多人，在巴县图书馆召开了反对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外交后援会成立大会。二十一岁的罗世文被推选为文书副主任。当天下午，在首次主任会议上，罗世文代表后援会草拟向政府提出的重要条件及最低要求的文件，表达了山城人民的共同心愿，为会议一致通过。

在后援会领导下，重庆广大群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学生上街演说，商人抵制英日货物。驻渝英日领事十分恐慌，威逼重庆地方官员压制群众爱国运动，宣布“厉禁”。罗世文作为代理主席，当即主持了后援会第二次主任会议，提出与卫戍司令部接洽，取消戒严令，并商量团结社会各界，共同进行罢工、罢市、罢课的斗争。他还起草了给北京执政府外交部及全国各界军民的函电，鲜明地提出以要求英、日两国赔偿损失，要求政府收回领事裁判权、关税管理权等条件作为斗争的目标。在后援会领导下，重庆各界群众于六月二十五日举行了声援上海人民、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六月二十八日，在重庆的日本和英国工厂的华工一律罢工，并断绝了外国资本家的粮食供应，沉重打击了英日帝国主义在重庆的势力。七月二日，英国士兵在南岸刺死、刺伤工人多名，罗世文积极组织山城群众进行示威游行，并同军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为加强革命舆论和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一九二五年五月由平民学社出面办了《爝光》周刊，肖楚女担任主编，罗世文负责发行。五卅惨案发生后，肖楚女和罗世文以这个刊物为阵地，谴责帝国主义暴行，反映各地人民的爱国行动和革命精神，指导重庆外交后援会的工作。这一刊物受到革命人民的欢迎，也引起了反动军阀的仇恨。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在镇压重庆人民爱国运动的同时，勒令查封了《爝光》杂志，并要肖楚女与罗世文限期离境。罗世文愤然写下了三首诗：

勒令淫威下，爝光得永生；

燎原燃野火，草木自春荣。

苛政猛于虎，先行暂必争；

急风知劲草，抱璞守忠贞。

落帽秋风易，牺牲革命常；

前茅如海塔，后启允鹰扬。

这三首诗，表达了他对反动军阀无理迫害的轻蔑与仇视；抒发了他置生死于度外，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情怀。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培养革命人才，党决定派罗世文到苏联留学深造，并在他出国前批准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三）

一九二五年九月，罗世文由重庆乘船先抵上海，在团中央机关向恽代英等同志汇报工作后，就同中国共产党派到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和国民党派到孙逸仙大学学习的六百多名留学生一起乘海轮赴苏。在船上，他远眺无边无际的大海，仰望搏击长空的海燕，想起离开重庆时杨誾公的亲切嘱咐和离开上海时恽代英的殷切祝愿，心里充满了展翅奋飞的豪情！

船过日本时，日本警察上船，要他们脱去衣服，进行“防疫检查”，说是怕这些“东亚病夫”给日本带去病菌！面对这种人身侮辱，罗世文和其他留学生义愤填膺，愤怒地说：“一个小日本，竟敢如此欺辱我们，都是因为那些掌权者腐败无能，甘当狗奴才！我们要记住这笔账！不推翻卖国政府，不赶走帝国主义，不铲除封建军阀，国家就永远不能富强，人民的幸福就没有保障，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受侮辱，受压迫的命运！”

船抵达海参崴，罗世文等受到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的热情接待，随即又坐了十多天的火车，到达莫斯科。罗世文同蔡畅等进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在东方大学里，罗世文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潜心研究十月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及其经验，各科成绩都很好。他不仅自己努力学习，还热心帮助同学，特别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工人同志，主动给他们整理笔记，解答疑难。东方大学给学员配备有翻译，但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原著，罗世文刻苦地学习俄语，很快掌握了俄语。由于他英语和俄语都学得不错，所以领导上让他一面读书，一面在学校当翻译。他的学习和工作，受到教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赞扬。

罗世文身在赤都，心怀故国，念念不忘水深火热中的祖国人民。他经常翻阅来自祖国的报刊杂志，了解大革命的进展情况。一九二七年春，重庆发生了反动军阀王陵基镇压革命运动、屠杀革命人民的“三三一”惨案，罗世文的老师和挚友杨誾公在惨案后不幸被捕，壮烈牺牲。罗世文从亲友来信中得悉噩耗，不禁悲愤填膺。在沉痛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涂山诀别几经秋，故国不堪江水流；可惜身无双羽翼，归来聚首斩须酋。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遗训，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莫斯科，罗世文怒不可遏，立即和留学生一起，组织了示威游行。

一九二八年五月，罗世文与留学生一起，参加了东方大学组织的在贝克瓦地区的军事野营训练。他们穿着军装，背着步枪，进行军事操练和实弹射击，并学习军事技术和战略战术，从当好一个士兵训练到能指挥一个团。

一九二八年七月，罗世文以优异成绩在东方大学毕业后，学校又送他到苏联黑海边、风景优美的克里米亚休养了一个短时期。八月，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通知罗世文回国。途中，他在德法等国作考察，于同年十月返回上海。回国时，他什么也不愿意带，就带了一箱马列主义的书籍。他明明知道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白色恐怖十分厉害，预料一进入中国境内便要受到严格搜查，而且只要查到了赤色书籍，就有被捕甚至杀头的危险；但是他还是想方设法，把那一箱俄文版的马列著作带回来了。回国后，他向党中央汇报了工作，并表示想继续从事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工作，但因当时四川革命运动很需要人，党中央决定派他回川参加革命斗争。他服从党的命令，毅然放弃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返回四川。

（四）

一九二八年底，罗世文回到重庆，任四川省委宣传部秘书。不久，省委派他到四川地方军队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进行兵运工作。这个旅经过我地下党长期工作，基础很好，第一团团长、代理旅长旷继勋不但早已入了党，而且工作积极主动；其它两个团也逐步为我党掌握。罗世文来到第七混成旅所在之广安县，化名罗泽模，以旷继勋私人朋友身分，住在旅部，辅导旷继勋学习革命理论，并对部队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宣传教育，秘密发展组织。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活动，罗世文回重庆向省委作了汇报。不久，旷继勋旅的赤化逐渐被反动军阀查觉，几个反动军阀都企图伺机吞并。因此旷继勋连续三次电告省委，要求立即举行暴动。头两次，省委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同意。接第三次电报后，省委又作了研究。罗世文认为，七旅赤化既已被敌人觉察，如不暴动，很可能被敌人瓦解，与其在准备暴动期间被敌人吃掉，不如干起来求得生存和发展。最后，省委同意旷继勋暴动，并派邹进贤、罗世文前往领导。

一九二九年六月初，罗世文赶到第七混成旅所在地——射洪县洪嘴。这时该旅党团组织暴露，上面扣发了军饷军粮，而且附近军阀正要对他们下手；一些军官对起义发生动摇。在这关键时刻，罗世文召开旅委扩大会，宣布了省委关于举行旷旅暴动的计划，以及暴动的领导机构及人事安排，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坚定了党员干部的信心。罗世文与邹进贤还举办临时训练班，向中下级军官传达中央军委关于暴动的指示，宣讲苏联十月革命和我党领导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及秋收起义的经验，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军事指挥能力。与此同时，罗世文同旷继勋研究了有关起义的军事计划及组织领导等问题。

随即，第七混成旅移住遂宁县与蓬溪县交界的大石桥，宣告暴动，部队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罗世文任前敌委员会书记，旷继勋任前敌委员兼前敌总指挥；三个团改编为三个师，分别由我党同志负责政治工作。

当天晚上，罗世文、旷继勋连夜率领部队到达蓬溪。次日拂晓，红一路军干脆利落地缴了军阀李家钰一个团的枪，天亮时分占领了县城。罗世文带领指战员在县城张贴红军布告和传单，搜出县征收局全部粮册、债卷及租税册子，在大街上当众烧毁，在大街上发表演说，宣告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红军的革命举动使全县人民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第二天，部队继续前进。在经过南部县流马场时，根据当地党组织及农民协会的要求，召开公判大会，公审了鱼肉百姓、包揽词讼的伪团防局长、恶霸地主范朝忠及其师父帅仕光。在南部县新政坝，部队召集群众大会，把闻讯逃跑的该镇首富、伪团总的财产分给了贫苦居民，受到群众欢迎。

罗世文、旷继勋率领部队转战营山、渠县，渡过渠河，由达县南岳场进入梁山虎城镇，向猫儿寨前进。猫儿寨是大地主石文交的要寨，地形险要，储粮丰富，由于部队经过十余天连续行军作战，粮食弹药匮乏，罗世文、旷继勋便与梁山县地下党组织商量，决定攻打猫儿寨，以便进行休整和补充。谁知给红军带路的同志引错了路，部队天明才赶到寨前；原来约好打开寨门的地下党同志又未能搞到钥匙。巧取不成，红军只好发动强攻。但敌人居高临下，凭险据守，红军两次仰攻，均未奏效。这时，军阀刘存厚、刘湘、田颂尧等派出的部队已前后逼近红军；长江一线也为刘湘派兵布防，部队无法前往湘鄂西与贺龙部队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前委决定东进，以便与王维舟、李家俊在川东的游击队靠拢，但部队在经过开江马鞍山夹巢时，被刘存厚的部队包围击溃，起义失败。蓬溪暴动期间，罗世文始终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他严格要求干部、战士牢记红军为人民求解放的宗旨，坚决打击敌人，时刻保护人民利益。由于他的努力，起义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到处播下了革命种子，扩大了革命影响，在四川现代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部队分散突围后，罗世文孤身一人，白天藏匿在乡村、山林中，饿了向农民要点南瓜汤充饥，渴了捧一口山泉解渴，夜晚赶路。不久，他就被饥饿和劳累折磨得身体消瘦，面色憔悴，还得了痢疾和疥疮。但是，这一切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信念。经过数十日的艰苦跋涉，罗世文终于回到重庆，找到了省委机关，向党组织汇报了蓬溪暴动的情况及其经验教训。他伤病痊愈后，继续留在省委工作。

一九三○年上半年，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宣传部长陈攸生、秘书邹贤以及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先后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残酷屠杀面前，罗世文不动摇，不悲观，不气馁，对革命事业仍然充满信心。不久，四川临时省委在重庆组成，由程子建任省委书记，罗世文任宣传部长，领导全省人民继续战斗！

一九三○年六月，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制定了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盲动冒险计划，并派专人到四川，要求四川临时省委立即组织武装力量配合全国总暴动。罗世文作为临时省委领导人之一，虽然对四川暴动没有把握，对这种盲目暴动的搞法有所怀疑，但还是执行了中央指示，参与领导江津、荣威（荣县、威远），广汉及梁山等地的士兵及农民暴动。在这些暴动中，尽管广大党员及革命群众奋勇战斗，但由于对整个敌强我弱的形势估计不足，因而均遭失败。惨痛的事实教育了临时省委领导和罗世文。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省委经过整顿，检查了执行立三盲动主义错误的教训。

一九三一年初，省委鉴于重庆白色恐怖特别严重，接受罗世文等同志建议，决定迁往成都。六月，中央决定罗世文任省委书记，程子建改任军委书记。这个时期，由于各地暴动陆续失败，各地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加上与中央的联系不时中断，工作极为困难。罗世文虽得了严重吐血病，但仍以顽强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勇敢地挑起了革命的重担。他在很久得不到中央指示的情况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原著，还千方百计找到苏联出版的报刊杂志，从中摘录一些马列主义理论文章给省委和各地领导同志传看，帮助干部提高马列主义水平。他经常鼓励省委和各地到省委联系工作的同志说：“我们暂时与中央失掉了关系，一时得不到党的指示，象失了舵的孤舟，但我们还是要坚持工作，继续战斗！”

“九一八”事变以后，罗世文和省委同志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局势，决定领导成都和全省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事变发生后不久，罗世文就要省委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草拟了宣传提纲，明确提出：“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略我东北，国家民族已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全国人民必须走武装抗日的道路！”他把宣传提纲印发全省各地，大造抗日的舆论。紧接着，省委又在少城公园召开了有各学校、工厂和街道代表参加的大会。登台演说的代表历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论述“九一八”事变后抗日运动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投降卖国政策，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

这期间，罗世文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领导工人斗争和武装斗争以配合红军的行动上。一九三二年，在他的主持下，省委领导了川东游击军的战斗，南部升钟寺地区和梁山南岳场的农民起义，以及德阳孝泉的兵变。一九三三年冬，红四方面军入川，罗世文和省委指示游击队在宣汉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改建为三十三军，由游击军纵队总指挥王维舟任军长。升钟寺起义的一部分农民武装，后来接到通知，加入红四方面军，编为一个独立营。与此同时，罗世文和省委还根据中央指示，派出不少党团干部及军事、医务和艺术等方面的人才前往苏区，支援苏区的建设。

（五）

一九三三年十月，罗世文受党中央的派遣，与廖承志一起前往川陕苏维埃。他们在沿途党组织的掩护下，穿过四川军阀的封锁线，到达通江，受到苏区党和群众的热烈欢迎。罗世文应邀发表演说，介绍四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分析四川军阀的实力，指出田颂尧虽然被打垮了，但比田颂尧实力更强大的其他四川军阀，正策划纠集其所有力量进攻苏区，鼓励苏区军民提高警惕，加强训练，准备应战。在这期间，罗世文担任川陕苏区省委委员、川陕省委高级训练班负责人。在省委高级训练班，罗世文给省委高级干部讲授了“列宁主义初步”。他以丰富精深的马列主义修养，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全面地、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罗世文明确指出：“农民在反封建的土地革命中是一支生力军。”“列宁主张工农联合，主张无产阶级利用国内农民暴动来达到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罗世文还联系中国革命实践，高瞻远瞩地指出：“无产阶级可以领导、说服农民，经过合作化、集体化，达到社会主义。”在论述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时候，罗世文在扼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种族、民族、国家的基本观点后，着重阐述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光辉思想。他根据中国革命实际，特别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应当毫不犹豫地拥护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而殖民地半殖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运动中应努力夺取对于广大劳动群众的领导权，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努力将这场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而且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经过民族革命的锻炼，才能成为领导群众的前卫党，才不至于成为空谈社会主义的小团体！”罗世文深刻而生动的讲演，开拓了川陕苏区高级干部的眼界，提高了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许多同志都称赞他是学识渊博、理论精湛的马列主义理论家。

罗世文和廖承志抱着极大热情来到川陕苏区，希望能为川陕苏区的革命建设贡献力量。但是，他们逐渐看清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张国焘无视党的集体领导，尽在党组织、红军及政府中培植个人势力，推行党内的家长制度，把川陕苏区视为他的独立王国，而以“太上皇”自居，谁不听他的话就视为异己，给以排斥打击，甚至监禁杀害。为了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利益，罗世文与廖承志对张国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希望他能认识和改正错误，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但是，张国焘不仅拒不接受批评，反而怀恨在心，对罗世文与廖承志予以歧视、排斥和打击。罗世文认为自己是光明磊落的，真理在自己这边，尽管一时受到冤屈和打击，但是历史终究会证明自己的耿耿忠心！他写下了《过通江城》的诗篇，表达了自己坚持真理，坚持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履霜自信有同情；泾渭何愁不晏请；肺石光辉昭日月，熊熊烈火验忠贞。

一九三四年底，张国焘以莫须有的罪名把罗世文、廖承志非法逮捕。张国焘在亲自“审讯”他俩之后，又派人把他俩监视起来，要他们起草文件，刻蜡版，做苦工。在此期间，罗世文耳闻目睹了张国焘非法严刑拷打和残杀抵制其错误领导的干部以及四川省委派到川陕苏区工作的党团员的罪行，受尽了难言的痛苦和折磨，他坚信党和人民一定会为这些含冤死去的同志昭雪！

一九三五年四月开始，罗世文与廖承志被张国焘派人监视着，同红军战士一道，两翻雪山，三过草地，经历了许多的苦难，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在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及共产国际的关怀、干预下，罗世文与廖承志才没有被张国焘杀害。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与党中央派来迎接他们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罗世文、廖承志获得了完全的自由。罗世文被任命为红军大学教授，给红军高级指战员讲授革命理论。一九三七年三、四月份，党中央政治局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批判。在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罗世文作了长篇发言，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张国焘大搞肃反扩大化和分裂主义的严重错误，并进行了严肃尖锐的批判。

（六）

西安事变后，四川地方军阀刘湘、邓锡侯在全国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出于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企图借用我党和抗日力量，与蒋介石的排挤和并吞地方势力的政策相对抗，曾派出代表与我党联系。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抗日力量，党中央决定派罗世文回川开展统战工作。

一九三七年八月初，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亲切地接见了罗世文。毛泽东在分析了抗战以来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四川地方实力派人物政治立场上的变化后，告诉罗世文，党中央决定派他作为中央代表，回川与刘湘、邓锡侯等实力派人物联系、谈判，促使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毛泽东特别强调作好刘湘的工作，因为刘湘在四川实力派人物中，军队最多，武器最好，实力最强。作好了刘湘的工作，卡住了夔门，对全国的抗日运动将是很大的贡献！

一九三七年八月，罗世文肩负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由延安经西安到成都，会见了刘湘、邓锡侯等。罗世文向他们详细阐述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各种矛盾，希望他们开放民主，积极抗日，并抵制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刘湘等对罗世文的谈话很感兴趣，邀请罗世文作他们的参谋，经常给他们分析情况，出谋划策。

罗世文除直接同刘湘、潘文华等地方军阀接触外，还通过联系和指导早已在四川进行统战工作的张曙时、车耀先、王干青等，进一步在刘湘的中上层骨干及幕僚人物中开展统战工作；通过联系和领导郭秉彝，在刘湘的中下级军官中作发展进步势力的工作。

由于罗世文善于分析形势，利用矛盾，宣传真理，促使刘湘在抗战初期倾向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作了一些抵制；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民主，有利于四川各地，特别是成都地区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在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罗世文还指导了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使成都各抗日救亡组织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上团结和协调起来。他还促成“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社”两个革命抗日群众组织的合并，并以此为基础，更广泛地开展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七年初，罗世文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长江局汇报工作后，又乘船返回重庆。在轮船上，罗世文遥望故乡巴山蜀水，面对滚滚大江，吟颂起气壮山河的《别汉入蜀》的诗篇：

秋风夏口望渝蓉，百难蚕丛寓意浓；劫后余生仇禹贡，瞻前乐死反尧封。

誾公首义披荆棘，楚女横流布阵容；此去西南偿夙愿，开来继往为工农。

一九三七年冬，党中央派周凤平、廖志高、于江震等到四川，会同罗世文、张曙时等共同建立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先由周凤平任书记，一九三八年八月后由罗世文任书记。省工委在抗战初期的大好形势下，着力领导全川的抗日民主运动，积极开展建党工作。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下旬召开省工委扩大会议时，四川已建立成都、重庆市及宜宾、自贡、沪州、南充、梁平、阆中、乐山等中心县委，全川党员也发展到四千人左右。就在这次省工委会议上，根据南方局指示，决定分别建立中共川康和川东特别委员会。川康特委以罗世文为书记，周凤平为副书记，川东特委以廖志高为书记。在川康特委工作时间，罗世文主要负责统战工作，他联系和领导苏动农、王大飞、陈伯林、甘道生（林蒙）、康乃尔等，分别对潘文华、邓锡侯和刘湘进行统战工作。他还直接领导周国干、刘文哲、刘连波进行联系和指导国民党军政机关中的共产党员的工作。罗世文还经常给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三位知名教授作工作，参加成都地区高级知识分子的座谈会，推动他们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罗世文对青年工作也十分重视。他经常出席川康特委的学委会议，给学委的干部讲马列主义理论，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他还指导四川大学等学校的学生运动，领导《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的工作。

在南方局和川康特委、川东特委的领导下，在全国抗日潮流的推动下，成都、重庆和全川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抗日民主力量迅速壮大，党的组织也得到发展。

（七）

一九三九年夏，罗世文到重庆参加南方局的会议。会上，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和工作安排。他指出，当前，由于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的劝降，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投降反共活动。时局可能逆转，可能有突然事变发生。我们要力争时局好转，但也要准备应对突然事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和斗争形式，都应作必要的改变。罗世文回到成都，向川康特委传达了这次会议精神，将已暴露的同志进行转移；把公开的、大规模的救亡运动改为小型的、分散的、隐蔽的活动，党的领导干部尽量职业化，社会化，还交流和对调干部，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还抓紧时间把大批活跃的进步青年送到延安和其它抗日战场。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三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为了扑灭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烈火，打击四川地方实力派，派出特务头子康泽等前往成都，策划了类似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的“抢米事件”。那是一九四○年三月十二日，康泽的别动队抢劫了有地方军阀潘文华大量资本的重庆银行的米仓库，逮捕了闻声前往观看的共产党员、《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并造谣栽赃说共产党策划饥民抢米，妄图暴动，从而胁迫地方军阀执行白色恐怖政策，企图将我成都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进步人士一网打尽。

早在“抢米事件”发生前几天，成都局势即已十分紧张，一个在国民党省党部工作的特务平时对罗世文十分敬佩，他悄悄告诉罗世文，要他赶紧躲一下。罗世文慨然回答：“大敌当前，我只能以国家利益为重，怎能以我个人的利益而离开抗战！只要国民党还有一分抗日的诚意，即不应危害我！”罗世文爱人王一苇也劝他快回延安。但他仍以党的工作为重，不愿离开战斗岗位。

“抢米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川康特委召集了临时碰头会。会上，多数同志都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有意策划的“国会纵火案”事件，特委领导同志应予注意，通知有关人员尽快疏散，并进一步了解敌情，以制定对策。两天以后，打入潘文华领导集团的党员传出情报，说敌人的黑名单上指名要抓罗世文等同志。当晚，川康特委副书记周凤平告诉罗世文：现在情况十分严重，大家觉得你应该转移到乡下避一段。罗世文回答说：“我是《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负责人和八路军驻成都代表，国民党还不至于把这几顶帽子拿走。而且这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离开了对各方面影响很大，还是让其他同志先转移。”

随着蒋介石批准了特务制定的“策动春荒暴动案名单”，国民党特务的魔爪早已伸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周围。三月十八日，罗世文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处理有关事务。刚一进去，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警特务立即跟踪。随即，军警特务包围了《新华日报》营业分处。在这危急时刻，罗世文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安危。他镇定地指示同志们坚守工作岗位，继续发行《新华日报》。此时，特务们已经冲到罗世文的面前。他昂首挺胸，向战友们告别，从容地向楼上走去。就在罗世文被捕的当天晚上，军警特务又在努力餐饭馆逮捕了车耀先。随后，还逮捕了其他几位同志以及由刘湘、潘文华组织的“武德学友会”的一批人士。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川康特委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防止国民党顽固派的更大破坏。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指示川康特委以成都市委名义在成都散发了《宣言》，揭露“抢米事件”是投降派的阴谋行动，要求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及其他抗日人士。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要求全党提高警惕，严防国民党破坏。

（八）

罗世文和车耀先的被捕，引起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狂热幻想。他们妄图使罗世文、车耀先在他们反革命淫威下屈膝投降，供出我四川党组织的机密，以便一网打尽；他们还妄想通过罗世文、车耀先的口，把“抢米案”栽到共产党身上，以便把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战争、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强加给我党，为他们消灭我党和抗日力量，投降日寇制造借口。于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立即报告蒋介石批准，用专机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重庆军统局总队部看守所。随即，戴笠率领军统局秘书李崇诗、司法科长余锋前往看守所，亲自审问罗世文、车耀先。在审讯中，戴笠绞尽脑汁，用尽了威胁利诱等各种手段，但罗世文、车耀先大义凛然，不为所动，打破了戴笠的如意算盘。

然而，戴笠并不死心。他又利用大特务邓文仪同罗世文一起留学苏联的关系，派他带着厚礼去“看望”罗世文，妄图通过述旧情，拉关系，使罗世文“回心转意”，归顺他们。罗世文看透了敌人的诡计，根本不吃他们那一套。邓文仪对罗世文说，只要你投降国民党，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罗世文勃然大怒，斥责说：“我们共产党与你们国民党是第二次合作。这次，如果国民党也以四万万人民的生存为重，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是可以继续下去的。那么我投降干什么？用不着！如果国民党一定要把一九二七年的那段历史重演，再次破坏国共合作，那简直是中华民族的灾难！我坚决反对国民党走这种重演历史悲剧的老路。如果你们一定要倒行逆施，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那末，我至死也不投降！”邓文仪碰了硬钉子，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劝降不成，戴笠恼羞成怒，命令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重庆歌乐山军统局监狱的白公馆看守所，分开关押起来。特务们采用轮流审讯，威胁利诱等办法，要他们脱离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均遭到罗世文、车耀先的严辞拒绝。罗世文知道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绝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眼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不禁想起一九三八年夏在重庆写的《赠张元弟共勉》的诗：

从来壮烈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百战身经尝考验，念年冰蘖励忠贞。

他知道，现在是实现这个誓言的时候了！

一九四○年下半年，国民党军统局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贵州息烽监狱。这里岗峦起伏，连绵不断。监狱四面有三道围墙，围墙内外碉楼林立，里边是八大间棋盘似地隔开来的牢房，分别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来命名；每个牢房又分几个小囚室。罗世文、车耀先解到息烽监狱后，监狱主任立即提审。这两位革命战士，对国民党顽固派强加给他们的莫须有的罪名，予以坚决反驳。罗世文还正气凛然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负责人和十八集团军驻成都代表。监狱主任见罗世文正气浩然，庄重威严；车耀先也坚定況着，无懈可击，也就不再提审他们；又因为他们是要犯，所以也不敢轻易加害，遂将罗世文化名张世荣，车耀先化名田祖关入“爱斋”，以后又转入“新忠斋”和“老忠斋”。

在监狱里，罗世文以敏锐的观察力，识别和考察着狱中的各种“犯人”，发现和结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避开看守的耳目，秘密地给同监房的同志们讲述国际国内形势，讲红军长征、抗日的英勇事迹。他发现一些长期关监的人不了解“西安事变”真相，就详细地讲述“西安事变”的经过，阐明我们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正确立场，赞扬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立下的卓著功勋。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中的抗日诚意是有目共睹的。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推动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现在国民党顽固派却妄想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大业，这是注定要失败！”

罗世文在狱中表现出的爱憎分明的立场和他讲述的动人故事，鼓舞和教育了狱中的战友和进步人士，使他们从精神上增添了力量，增强了信心。狱中的党员同志自觉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向他汇报思想和狱中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了解，罗世文与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同志秘密商量，决定成立狱中临时支部，以团结和领导革命同志展开斗争。经过秘密酝酿，大家推选罗世文任支部书记，车耀先与韩子栋为支部委员。

支部成立以后，罗世文与支委一起，根据这个监狱是“死牢”，共产党员没有刑满释放或活着出狱的情况，首先团结狱中难友，争取部分管理人员的同情，打击个别变节分子向监方打“小报告”的活动，争取散步、晒太阳、看书、看报纸的权利。其次，支部还始终抓紧一切机会与狱外党组织接上关系，以便里应外合搞暴动或争取狱外援助。

不久，国民党军统局鉴于长期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严刑逼供和身心摧残没有什么效果，在息烽监狱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为适应这种政策上的变化，也为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监狱主任周养浩组织犯人当“工作修养人”，为监狱搞一些行政和体力劳动（如打草鞋、刻字、印刷、做衣服、收发等）。共产党员去不去呢？党支部秘密进行了研究。许晓轩认为这是敌人圈套，是剥削难友劳动，不能去；韩子栋认为可以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原则下参加。罗世文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考虑了党的原则和狱中的实际情况，发表了他的看法：“息烽监狱修养人有两三百人，共产党员只是极少数，如果共产党员都不去，敌人是很容易把我们孤立起来的。为了麻痹敌人，团结难友，了解情况，锻炼身体，我们可以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去当工作修养人。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我的身份已经公开了，就不参加了。”

支部根据罗世文的意见作出决定，除他以外，其他未公开身份的党员都去当工作修养人，在工作中去团结难友，开展活动。支部团结全体工作修养人，使狱方被迫答应了早晚开牢门、改善犯人伙食、不准无故打骂犯人等条件，从而改善了难友的处境，也为党在狱中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

一天，监狱主任周养浩把罗世文叫去，要他在工作修养人中担任一定职务。罗世文十分坦然地说：“我参加共产党已经多年了，所有熟人、朋友以及长年养成的习惯，都是共产党员方面的。因此，不愿也不能为监狱做工作！”周养浩听了这堂堂正正的声明，不能不为他对共产党的忠诚所慑服。罗世文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坚定，也使全监狱的进步人士更加钦佩。

罗世文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巧妙的斗争艺术，团结难友同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当监狱强迫难友们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时，罗世文就给难友们讲：“中国的命运不是蒋介石一个人能够左右的，而是客观环境和人民的努力来决定的。蒋介石连中国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搞清楚，却来侈谈什么中国之命运，真可笑！”监狱长强迫每个人写“学习心得”时，罗世文又指导大家以巧妙的借口进行了抵制。

有一年春节，监狱长要难友们排练节目，难友们都不愿意。罗世文启发大家利用这个机会自己编写、演出了歌颂反法西斯女英雄的话剧《女谍》和表现汉奸政权下士兵起义的话剧《反正》，既活跃了大家的身心，更进行了革命的宣传，收到很好的效果。监狱长发觉上了当，再出不敢让难友们演戏了！

罗世文在狱中坚持看书学习。他利用车耀先任图书馆管理员的条件，借阅大量书报，研究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和现状，并以“史迷”的笔名，在狱中办的《复活周刊》及《养正周刊》上发表文章，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揭露德、意、日法西斯的罪恶，赞扬苏联红军的功勋，以民主和人民必胜、法西斯必败的真理，鼓舞难友的斗志，坚定难友的信心。他写的文章中，有的高度评价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有的批判魏忠贤组织锦衣卫和东厂等组织镇压东林党的罪恶，批判清朝皇帝大搞“文字狱”的罪行。罗世文以这些借古喻今和影射、暗示的方法，曲折隐讳而又尖锐犀利地批判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

罗世文对国民党特务无比憎恨，对同志、对难友却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敌人发给他的“津贴”和“稿酬”（狱中不发稿费，而发肉类及日常用品），他都与难友们一起享用。难友得病，他嘘寒问暖，精心护理。对由于各种原因被捕入狱的青年，他更是特别关怀和爱护。当一位青年难友在漫长的狱中生活和繁重劳役中感觉消沉和绝望的时候，罗世文亲切地鼓励他说：“你是时代的牺牲品，反动派想用苦役来摧毁我们的意志和身体，而我们却正好以此来松动松动我们的筋骨为‘天亮’做准备！”罗世文还让那个青年到车耀先那儿去借苏联小说看，使那个青年逐渐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念，坚定了斗争的决心。另一位青年难友政治上还不大成熟，罗世文就指导他读《战争与和平》、《复活》、《第四十一》、《毁灭》等书，并鼓励他坚强地生活和斗争。好几位侥幸从息烽监狱出来的同志都感慨万端地说：“国民党顽固派想用长期监禁和苦役来摧残我们，可是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等共产党人却以他们崇高的信念、光辉的思想和优良的作风把监狱变成了共产主义的课堂！我们这些对政治一点不懂的年轻人，从他们身上看到榜样，汲取了精神力量，明确了人生意义，理解了革命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四四年端午节，监狱长办了丰盛的酒席，请罗世文、车耀先“赴宴”，企图引诱和软化他们。罗世文、车耀先气宇轩昂地走进餐室时，那些平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军警特务都站起来，跟在周养浩后面，要给他俩敬酒。罗世文凛然说道：“你们搜刮人民的血汗，灌满自己的肠胃，我们不能同你们这些人一起吃饭！”说完，他冷笑几声，同车耀先拂袖而去。特务们面面相觑，半晌说不出话来。

软的一手失败了，敌人又使用了硬的一手。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息烽监狱当局在息烽郊外快活林，枪杀打入军统局电报组织的共产党员张露萍等五位同志。为恐吓和动摇罗世文、车耀先斗志，特务们竟将他们押去“陪杀场”。但罗世文、车耀先视死如归，毫不畏惧。特务无奈，只得又将他们押回息烽监狱。

一九四六年七月，息烽监狱撤销，罗世文等人被押往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监狱。途经桐梓时，因桥梁坏了，汽车就停在一座没有使用的兵工厂里。在这里，监狱长宣布释放几个外籍修养人。罗世文立即用烟盒偷偷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扼要汇报狱中情况，并希望能同党组织接上关系。他把这封信悄悄交给已宣布释放的外籍修养人小马。小马把信秘密带出去，通过秘密渠道转交给周恩来。罗世文把信交给小马后，曾对韩子栋讲：“你我的命运，就决定在这一两年内。这一两年内政治形势没有好转，你我就再不要想恢复自由了。”到重庆后，罗世文、车耀先被关进重禁闭室里。从此，罗世文、车耀先再不许出来放风，也很难与狱中难友接触，他们被剥夺了囚犯们所能享有的最后一点权利。

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后，我党曾多次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释放。一九四五年十月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了释放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的要求。蒋介石迫于全国进步舆论的压力，释放了叶挺、廖承志，却诡称罗世文、车耀先已被处决。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与此同时，在国统区，蒋介石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强化法西斯专制独裁统治。也就在这时候，蒋介石决定对罗世文、车耀先下毒手了！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七日，渣滓洞监狱副所长刘捱乾放出空气，说国民党政府要把罗世文、车耀先转到南京。狱中一些难友信以为真，很为他们高兴。但是，罗世文却清醒地意识到，是自己献身的时候了！他把自己和支部多年来积存下来的一万元悄悄交给了宋绮云，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还在一本俄文书籍的扉页上，写下了他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

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

老宋处留有一万元，望兄等分用。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这封短信，字字珠玑，熠熠放光！它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表达了人民的忠实儿子对战友的深切关怀和殷切期望！

第二天，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八日下午三时，监狱看守把罗世文、车耀先从重禁闭室押解出来。罗世文与车耀先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子，走出牢门。各牢房的难友紧紧抓住铁门，恋恋不舍地望着他们。罗世文以炯炯有神的目光，同难友们一一告别。他的眼光中，充满了对战友的深情，对敌人的仇恨，对未来的希望！

罗世文同车耀先庄重地走向松林坡。面对歌乐山连绵的群峰，面对苍翠的松林，罗世文眼前闪电般地掠过自己一生的经历……。他的心飞向延安，飞向党中央，飞向毛泽东、周恩来的身边，唇边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是的，祖国的山河是如此壮丽，亿万人民在严冬的苦寒中盼望着温暖的阳春，尽管独夫民贼蒋介石气势汹汹的高喊着“统一”的滥调，却做着统治全国的迷梦。但是，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亿万人民的努力奋斗，最后胜利一定是人民的！笑得最后，笑得最美丽的，决不是反动派，而是人民！于是他放声朗诵了自己孕育已久的诗篇：

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

“英雄”夸统一， 后笑是何人？

罗世文这一字千钧的诗篇，震慑了杀人魔窟。刽子手开枪了！罗世文、车耀先应声倒地。特务们又在他们的身上泼上汽油，点起烈火，毁尸灭迹。

解放后，人民政府惩办了杀害罗世文、车耀先的凶手。人民群众在松林坡挖出了烈士遗骨，进行隆重安葬。

周恩来为罗世文、车耀先烈士题写墓碑。

附：资料一

 

罗世文（1904—1946），四川威远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重庆地委书记，192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8年秋回国，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秘书。1929年初，被派到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共产党员邝继勋代理旅长）开展兵运工作。6月，同邝继勋领导的第七混成旅在莲溪举行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红军大学理论教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中央代表回四川领导统战工作，并指导成都、重庆等地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0月，任川康特委书记。1940年3月18日，在成都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在狱中坚持斗争，秘密成立临时党支部，任支部书记。1946年8月18日，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被杀害。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3.3     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