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承烈

 

罗承烈是一位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我国新闻界的前辈。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

一、走上国民革命的道路

1899年12月30日，罗承烈出生在四川涪陵孙白涛区一个偏僻的乡村里。家里世代务农。父亲罗聚五，治家极严；母亲罗张氏，非常娴淑勤能，乡里人对她无不敬重。家有弟兄姐妹6人。父母望子成龙心切，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聪明好学的罗承烈身上。他们节衣缩食，甚至有时借些债来供养儿子上学。罗承烈幼年入私塾，读四书五经，习孔孟之学，受到较多儒家封建思想的影响。1911年，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被推翻了，这对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极大影响。他目睹革命军强大的力量，由此立下了当兵的意愿。当他听说涪陵要开办陆军小学，就欣然前往，以最小年龄入伍。但他在学校只是学了一点体操，没有什么大的收获。1915年，他报考四川省立第四中学，以优秀成绩被录取。

那时，省立第四中学有两位同盟会会员，这就是担任监学的张明安和彭国屏。他们常给学生讲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三民主义的建国思想，以及康有力、梁启超的变法维新。罗承烈总是聚精会神地听，废寝忘食地读。特别引起他兴趣的是梁启超所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章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罪行揭露得那样深刻，说理是那样透彻，文笔是那样豪放畅达而又深入浅出，很富于感染力，他因此而阅读了全部《饮冰室全集》。这对启发他爱国主义思想和练习写作都有较大的帮助。

1918年中学毕业后，罗承烈考入四川法政专门学校，随即转学进了北京的中国大学，那时正值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时期，他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如《新青年》、《新潮》、《向导》等，还受到名噪一时、号称“打倒孔家店老英雄”吴虞的教导。吴虞广征博引，大力鼓吹反对“吃人的旧礼教”，给他的比较浓厚的封建意识以很大冲击。同时，他又受到经济学家陈豹隐的教导。陈先生在中国大学讲授马克思《资本论》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帝国主义的剥削本质，介绍当时俄国十月革命情况。因此，当时五四运动和吴、陈两位先生的切身教导，对他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起到深刻影响。

1922年他在中国大学毕业后，经涪陵同乡、国会议员肖湘的介绍，到蒲伯英在京创办的《实话报》当编辑。该报有写社评的“演说台”和登载批评性文章的“七嘴八舌”专栏，而且用白话文写作，这使他学到不少东西，为以后从事新闻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由于他对北洋政府那种腐秽纷乱的现状极为不满，于是离开报社，于1923年回到四川，到重庆联合中学担任斋务主任（即学监），后任教务主任兼授国文。那时，联中的教员有胡子昂、刘明扬、肖洁尘、舒启示等，他们是为着“教育救国”的共同目标而走到一起的。他认为，要救国，必须从改革四川教育入手。当时，四川教育处在贺伯中（教育厅长）、杨伯钦为首的所谓“高师派”（即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师生把持之下，存在不少问题，大有改革的必要。于是他们酝酿发动“驱贺运动”，决定出“驱贺特刊”。罗承烈被推荐为主编。在“特刊”上，罗承烈无情地揭露了四川教育的不少问题，对教育前途表示了极大的担忧。“特刊”的传播，在教育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贺伯中被撤职，由赖心辉（四川省长）的秘书沈与白继任。刘明扬被任命为四川省立法专校长，肖吉尘为省立第四师范校长，胡子昂任巴县教育局长，罗承烈任省立第四中学校长。当他接到任命后，马上征聘一批优秀教师到校工作。他们深入学生，了解实情，打破陈腐的教育制度，使学校面貌发生了变化。正当他做着教育救国的美梦时，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四川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肉税”，被穷兵黩武的军阀们扣留了。有些学校开始欠薪，教师的工资不能及时发出。罗承烈心情十分沉闷，他常常想：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和一定的经济实力，还谈得上什么教育救国？当时国内局势正急剧变化，广东国民政府准备兴师北伐，四川各军先后易帜为国民革命军。各“军头”都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军长，他们借此机会，招兵买马，扩充实力。野心勃勃的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正从各方延揽人材，组织“学友互助社”，办军官学校。一天，他亲自邀请罗承烈到家晤谈。罗承烈希望刘文辉立足四川，放眼全国，跟广东国民政府走。刘表示决心参加北伐，他说：“北伐是大势所趋，不打倒北洋军阀，中国就无法统一。四川各军不能再关起门来打内战，需要打出去。但要出兵北伐总得有所准备。我正在办军官学校，需要朋友帮忙。”罗承烈赞同地点点头说：“是啊！国家不统一，政治不上轨，什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会成为空谈！”于是，他毅然地辞去了校长职务，到二十四军作秘书、当教官，从而走上国民革命的道路。

二、在国民革命的洪流中

刘文辉就任二十四军军长后，就派他的第二混成旅长张志和为代表、罗承烈为秘书去武汉与国民政府接洽。1927年春，张志和同罗承烈到达武汉。他们代表刘文辉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接头，汇报四川各军易帜后的情况，表达二十四军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决心参加北伐的意愿。他们受到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热情接待和鼓励。在接洽任务完成后，罗承烈向张志和提出：“我对今后四川如何开展政治部工作心中无数，能否给我一个机会留在外面学习一段时间，取得点经验再回去？”张志和则向邓演达转达了罗承烈的愿望。邓演达欣然同意，并把他介绍到政治工作搞得很好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去。他到第四军后，被分配到政治部宣传科，从事北伐革命的宣传。这位来自军阀混战的四川的青年，深有“神仙打仗，百姓遭殃”的感触，视兵如虎。而北伐军的表现却使他感触很深，这支军队同他以前所见过的军队不同，纪律严明，行军沿途，老百姓在路旁设茶水供应，而士兵都主动地给老百姓投一枚铜板。部队宿营不入民房，长官也不接受地方机关团体的宴请招待，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官兵之间、军民之间也团结友爱，亲如一家。他不禁为自己能到这里工作感到自豪！在他第一次行军时，尽管背上压着被包，腰间挂着驳壳枪，烈日炎炎，汗流浃背，脚上还打起了血泡，但一声不吭，咬牙挺住。行军途中他接受了编写“铁军简报”，通报行军作战情况，对士兵进行宣传鼓动的任务。他用出色的工作表明了自己是一名优秀的宣传员。

有一次，第四军到达豫东上蔡县，奉军的一个团向革命军投降，领导上派他去该团任政治指导员。在他任职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士兵逃跑被抓了回来，团长刘某暴跳如雷，一顿毒打还不解气，吼叫着要立即将逃兵枪毙，罗承烈认为随意枪毙士兵是军阀的作风，必须坚决制止，但又考虑到刘团长性情粗暴，对上级派去的人心存疑惧，还得给他一点面子，便巧妙地指出：士兵逃跑是违法行为，一定要处罚，刘团长做得对！但我建议先关‘禁闭’再作处理。刘团长欣然同意。之后，罗承烈则对刘团长作耐心的说服工作，还召开一次官兵大会说明这样的道理：“旧式军队同革命军队性质不同，任务不同。士兵来自人民，官兵都要爱民为主。不爱兵的官不是好官，不爱兵的官一定不能打胜仗……”他的话赢得了阵阵掌声。广大官兵从此更加了解北伐军的性质，对罗指导员的宣传才华也极为佩服。他因此受到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的表扬。

当第四军进军到开封，准备休整时，忽传政治部召开紧急会议。廖乾五参加会议回来传达了组织上的决定：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必须对这个彻底背叛革命的反革命集团进行讨伐，只有举行“东征讨蒋”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廖主任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勉励大家说：“同志们，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旋即他则指定罗承烈和另外两个干部同他一道马上去武汉，其他人员随部队行动。他们乘火车离开开封抵汉口后，则同黄琪翔、廖乾五、恽代英等少数人乘军舰去了九江，暂时住在一个小岛“湖心亭”上。可是领导上一直未布置任务，只嘱咐暂时休整待命。大家都惴惴不安。有一天，廖主任忽然叫罗承烈去，说他要到外地休息几天，留下一点经费和十几支驳壳枪交给罗保管。不久，他的警卫员取走了驳壳枪，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面。后来才知道廖乾五到南昌参加了起义。

7月31日晚，忽然听说南浔路不通了。8月1日，南昌响起起义的枪声，一切真相大白了。黄琪翔立即召集部分政工干部讲话，他说：共产党已在南昌“叛变”！国事如此，深感痛心。共产党员限3天内离境，希望国民党的同志继续留下工作，完成国民革命的光荣任务。面对这种情况，罗承烈不知所措。他想：我参加革命是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现在这个纲领恐怕已经失灵了。国共分裂，只会两败俱伤，还革什么命？他于是决定离开九江回江西去。经与几个人未走的同志商量，将留下来的一点经费分发给每个人作路费，自寻出路。他带着分得的七块现洋，换上在旧衣铺买的一件夏布大褂，买好到汉口的船票，乘船到了武汉。此时的武汉已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为安全起见，他想到第八军（唐生智部）的负责人曾同他有过联系，于是则前往说明情况，因而得到他们开县的通行证和送给的路费，才乘船离开了武汉。

三、主持《新社会日报》

1927年初秋，罗承烈回到涪陵老家。每想到革命前途黯淡，壮心未酬，他就十分苦闷。他给老朋友张志和写信，倾诉自己的愁苦。张志和回信请他来成都一叙。罗承烈到成都后，经常同张志和促膝谈心到深夜。他们反复分析国内外形势，认为目前革命已处于低潮阶段，但是“一江春水向东流”，革命一定会走向高潮的。同时还认为要继续革命，只能跟着共产党走。问题是如何作起？张志和认为应该到邛崃去，在那里办一所“团务”学校，招收一些有一定知识的青年入学，向他们灌输一些革命思想和军事知识，以徐图发展。罗承烈很同意张志和的意见。

罗承烈来到邛崃后，才知道张志和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挂上钩了。当时，邛崃及其邻县是刘文辉二十四军的驻地。驻防在邛崃的是二十四军的张志和旅。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至“七一五”以后，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根据1927年3月2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议改组的）等处撤回到四川的不少共产党员，其中洪仿宇经中共川西特别委员会批准，让他通过与张志和的私交关系到邛崃张志和旅工作。11月，洪仿宇等人就在张志和旅内秘密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又称“军特支”。在1928年上半年，罗承烈便由洪仿宇、先大启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和他们合编在一个支部。为提高部队素质，张志和征得洪仿宇的同意，办了一个直属旅部的“学兵队”，然后他又以培养地方军事人才为目的和“军特支”合办一个“团务学校”。“团务学校”有政治教官十多人，都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四、五期的同学（洪仿宇、戴希同、戴革非、先大启等人），从邛崃各乡镇招来二百多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罗承烈以旅部秘书兼“团务学校”秘书名义，代表张志和处理一些“团务学校”的行政事务和与各方面进行联系的工作，有时对“学兵队”和“团务学校”学生讲解政治形势，如蒋、汪叛变革命，宁汉分裂以及他在北伐期间的所见所闻，同时他还给学生介绍一些书刊，组织读书会，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他为便于开展组织活动，在“团务学校”外面还特意租了一间房子，经常同大家见面，沟通思想，联络感情。这样，在“团务学校”则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为邛崃地方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后来邛崃及其邻县开展革命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这年秋天，部队奉调去川东，帮助刘湘打赖心辉（赖部驻在壁山江津一带），罗承烈随张志和去了重庆。有一天，张志和忽然找他谈话，说中共四川军委要在这里办一个报纸，指定由罗承烈任社长兼总编辑。经费由张志和负责。报纸内容是根据党的意图，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于是，他开始了积极的筹备工作。他在重庆商业场通白象街的一个巷道内，租到房屋。因为自己没有印刷设备，就委托《商务日报》代印。报纸定名为《新社会日报》。内容着重于反帝、反封建军阀，揭露蒋家王朝的腐败黑暗；对象以青年学生和城市平民为主。该报很受读者欢迎，创刊号发行达2000多份。组织上还特别派了刘瘦奇任主编（刘是中共川东“特委”苏幼农的化名）。报纸第一炮就打中了蒋介石派来四川的特派代表曾扩情。曾扩情是黄埔同学会的骨干分子（四川人）、蒋介石的亲信“十三太保”之一。他到重庆来是做拉拢刘湘工作的。当时四川的军阀政客们都纷纷去他的住所南温泉“拍马屁”，并送给他不少四川土特产——绣花被面，等等。《新社会日报》对此进行了揭露和讽刺，把曾扩情称为“绣花被面特派员”，人们争相购买报纸，莫不称快。当时江津、巴县一带，地方军阀势力甚为猖狂，如曹燮阳、申文英、周仕成等拥有大批武装力量。他们以保护地方治安为名，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刘湘则利用他们作为巩固自己势力的基础。罗承烈写了几篇文章，痛骂他们：“兵如梳，匪如篦，团练犹如剃刀剃。”《新社会日报》还特派罗静予前往巴县监狱慰问于10月12日被捕的中共四川省代理书记张秀熟，并报道了他被捕经过和“舌战王灵官”的精彩片断（王灵官指王陵基，当时任重庆卫戍司令，他曾亲自审讯张秀熟）。这就大大激怒了四川军阀，于是由刘湘部的旅长兰文彬出面，办了一个小报《建设日报》，同《新社会日报》唱对台戏，还扬言要割罗承烈的舌头。

此时，罗承烈忽然接到刘文辉的电报，要他“兼程赴省，有要事相嘱”。当他火速赶到成都，才知道刘文辉想派他为秘密代表，去上海、香港找“改组派”的头面人物汪精卫等接头，进行反蒋工作。罗承烈犹豫地说：“我同‘改组派’并无关系，同汪精卫也无一面之缘。而且汪的为人反复无常，宁汉合流一幕，即其明证。‘联汪反蒋’并非上策。”刘文辉说：“汪的为人怎样是另一回事。但革命必须反蒋，蒋不倒，一切都无从谈起。汪精卫是国民党元老，有号召力。联合他反蒋，恐怕比你在重庆办报的作用大吧！”罗承烈觉得这也不无道理，经再三考虑，便在1929年秋离开了报社，与“改组派”联系。从此他南北奔波，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然而，在“拥汪反蒋”斗争中，他很快便看清了“改组派”的所谓反蒋不外是搞政治分赃、进行权力再分配。蒋、汪昨天是仇敌，但在他们达成了某种政治交易后，转眼间便又握手言欢，高唱“团结”了。这使他深感失望。因此，他于1931年秋回到四川，结束了“联汪反蒋”代表的使命。

四、在《新民报》斗争的岁月里

罗承烈回到成都后，仍在二十四军军部工作。1933年，刘湘、刘文辉战争爆发，刘文辉败退雅安，罗承烈从此离开了二十四军。来到上海，借住友人家。此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由东北逐渐深入到华北。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已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并于1935年发出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正当抗日救亡运动开始走向高潮的时候，罗承烈的老朋友陈铭德、吴竹似、刘正华、邓季惺等创办的《新民报》正面临着困境。他们一再邀请罗承烈当任《新民报》的总主笔，负责撰写社论。罗承烈似乎在黑暗中寻到了一丝救国的光明。他兴奋极了！要以笔杆作枪杆，进行“舆论救国”！1935年6月，他来到《新民报》社工作。在他主持笔政期间，可以说《新民报》是敢于申张正义、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支持民主进步活动的报纸。

自从罗承烈担任《新民报》总主笔后，社论开始经常化了，团结对外的态度，也一天比一天鲜明了。他经常说：“《新民报》作为既非‘官报’，也非‘党报’的民营报纸，只有反映时代的呼声，顺应历史潮流，代民立言，才能获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他紧紧地抓住“抗日救亡”这个总方向，发表了许多以支持学生运动为重点的社论。他非常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即：“爱国不能有罪”，“爱国必须有权”。针对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妄图压制爱国学生运动的所谓“读书救国”的谬论，他在《再论学生运动》的社论中指出：“吾人有一最沉痛之言，即青年学生激于义愤之爱国运动，姑勿论为最纯洁不过之事，即令真有被人煽惑利用情事，但世间安有煽动爱国运动，利用救亡工作，而认为有罪者乎？”他写的许多社论在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共鸣，许多赴京请愿的学生纷纷到报社向他表示感谢，称赞他为“罗快笔”、“罗好笔”。针对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主义路线，他指出：“今事急矣！冀察不能再质之‘和平’的冀东北，‘和平解决’之迷梦不应再有。吾人坚持之信念为何？第一是抗战，第二是抗战，第三仍为抗战。”《新民报》的呼声有力地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鼓舞人民的抗战士气，赢得广大读者的厚爱，从而销路大增，发行量日达15000份。甚至日本也派专人买罗承烈所著《〈新民报〉社论集》一书，作为他们了解中国形势的资料。报费和广告的收入，可使办报开支自给自足，《新民报》的名声大振，罗承烈的名声也大振，人们把他和《大公报》的著名笔杆子张季鸾相提并论，称“北张南罗”。罗承烈受到多方面的重视，被选为首都新闻学会的监事。孙科介绍他成为国民党“特别党员”，还任命他为立法院专员（名誉职），该院秘书长梁寒超为《〈新民报〉社论集》写了序言，对他多所赞扬。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国性抗战爆发了。当战火逼近南京的时候，《新民报》决定迁到重庆出版。罗承烈为此四处奔波，又是设法租房，又是找朋友贷款，从而保证了《新民报》重庆版尽快地和大后方读者见面。他本着“团结抗日、民主进步”的精神，在1938年1月迁渝复刊的社论中郑重指出：“目前任何工作莫急于救亡图存，任何意见莫先于一致对外。凡有背于此原则者，皆应相谅相助，协力共赴。本报以南京之旧姿态，出重庆之地方版，相信抗战无前方后方之分，救亡安有中央、地方之别。抗战虽促，但我们必须坚持最后必胜之信念，社会间虽不免有磨擦，但吾人则认定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国民党顽固派的这种倒行逆施尚未被公开揭露之时，报社就嗅到了一股极不平常的气氛。于是该报则在1月14日发表了一篇《要加紧团结》的社评，指出：“胜利的基础在于举国上下一德一心，共赴国难……中国已走到绝对胜利的途程上。但这个最后胜利，即基于举国上下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而来”。“万不可自己拆自己的台，遗民族国家以无穷之大患！”这篇社论，虽然还没有揭露出事变的真相，但已意识到国共分裂会对抗战大业和国家民族前途有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从而呼吁国共两党共同抗日，具有进步意义。

自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出现后，许多团结抗战的消息和言论均被国民党当局封锁，在国民党统治区很难得知“皖南事变”的真相。罗承烈和他的同伴们均感到很苦恼。一天，他们请周恩来在报社总经理陈德铭家里吃便饭，向他请教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并纷纷倾诉了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不满，对新闻言论不自由的义愤。周恩来当即指出：《新民报》是民营性质的报纸，不可能象《新华日报》那样用政论形式，畅所欲言，大胆揭露和抨击敌人。但你们可以同反动派作侧面斗争，比如可以用文艺形式，比较曲折的笔法，从侧面加以揭露和抨击，这样就可能“蒙混过关”，少开“天窗”了。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他风趣地指着在座的张恨水（重庆《新民报》的副刊总编）说：“张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从侧面抨击蒋王朝贪污腐化的情况，不是起到很好的作用吗？”周恩来的这一席话，给罗承烈以很大启发。他认识到利用“副刑”进行侧面斗争正是一个好方法。于是他延请了大批来自沦陷区的老报人、进步作家、革命知识分子（赵超构、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谢冰莹等）作《新民报》的主笔、总编或特约编辑，办起了“副刊”。

副刊的名称多种多样。有谢冰莹、沈启予、李蓝主编的“血潮”，张恨水主编的“最后关头”，张友鸾主编的“大时代”，张慧剑主编的“西方夜谭”，姚苏凤主编的“万方”，聂绀驽主编的“呼吸”，孟超主编的“人间乐园”等。副刊内容也是百花齐放、不拘一格的，有杂文、小说、诗歌等。由于这些作品短小精悍，有的如短剑投刺，入木三分，或指桑骂槐，旁敲侧击，或借古喻今，含沙射影，所以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而新闻检查官对此则无可奈何。此外，他还在《新民报》上开辟了各种具有广泛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科学性的“周刊”。如刘尊一主编的“学生周刊”、林琼主编的“女声周刊”、汪子美主编的“星期漫话”等。

为了团结更多的进步作家以及应对反动当局的“新闻检查制度”，罗承烈、陈铭德等提出了“中间偏左”的言论采编方针。所谓“中间偏左”，即“左”不能左到报社被关闭、查封，这是为了“图生存”；但又不能同国民党一鼻孔出气，这是为了“谋发展”。这一方针的提出适应了更多来到大后方的进步作家、文化人士愿望。罗承烈在一次“血潮”副刊作者座谈会上对作家们郑重宣称：《新民报》是民营性质报纸，不受党派约束，凡是社论上不便于发表的东西，我们副刊上可以登载，欢迎大家踊跃投稿。这些来自沦陷区的作家们，流离失所，劫后余生，耳闻目睹，满腹悲愤，正苦于没有发泄之处，当他们听到罗承烈这一席话，非常兴奋，感到英雄有用武之地了。从此，副刊上汇集了更多作家们的作品，如沈起予的《回老家杂感》，李芝的《烦闷与累死》，郭沫若的《来一个四面倭歌》、姚雪垠的《蚌埠沦陷后》等，还有茅盾、叶圣陶、臧克家、丰子恺等文章。夏衍也经常在百忙中抽时间用化名为报纸投稿。作家们都以有《新民报》这块园地来供他们舒情达意而感到高兴。

这样，《新民报》的阵营大大加强了。采编两部集中了大批民主人士。除参加各种副刊编辑工作的作家外，罗承烈还延聘赵超构、张恨水、张慧剑、吴祖光、黄苗子、郁风、陈迩冬、程大千担任主笔。张友鸾、曹仲英、陈翰伯、张先畴、陈理源、钱辛波、方奈何、赵纯继等担任总编辑，浦熙修、周亚君、何鸿钧、高汾、张西洛等负责采访。当时的采编阵容，可谓极一时之盛。正如夏衍所说：“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新民报〉像一笼篝火，团结了许多进步作家，其功绩是不容低估的”。当然，谁也不会忘记罗承烈为之付出过巨大的艰辛！

罗承烈在《新民报》工作期间，还利用合法身份尽力营救和掩护一些革命人士。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新民报》为乘此时机取得发展，决定总管理处复员南京，邓季惺任南京社经理，赵超构任上海社经理，张恨水任北平社经理，原有阵营的骨干力量都分散去各地了。罗承烈以总主笔兼协理名义指导成、渝两社的工作。然而不久形势迅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美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下，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则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把在抗战胜利后同中国共产党等达成的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都彻底撕毁了。11月，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为使其独裁统治合法化和孤立中国共产党而片面召开“国民大会”。12月，北平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很快扩展到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学生中，到1947年2月，这一斗争已形成全国性的革命风暴。同时，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公然驱赶仍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代表团人员。2月21日，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回延安。3月7日，在南京、上海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也返回延安。5月4日，上海学生举行“反饥饿、反迫害”示威游行，这一斗争很快扩展到北平，发展成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旋即又扩展到南京、天津、沈阳、杭州等地。5月18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颁布了镇压民主运动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5月20日，在南京和天津则发生国民党军警野蛮镇压学生的流血事件。国民党反动当局还造谣“共产党要在6月2日大暴动”！就在这革命和反革命的激烈斗争中，《新民报》受到很大的打击。6月1日晚，国民党反动当局突然派出全副武装的大批军警包围了《新民报》社，逮捕总编辑陈理源、采访部主任周亚君、印刷部主务邝抱斋等七人。但国民党反动当局不敢对他们进行公开审讯，只是由中央通讯社发表一些恫吓和栽赃的消息，如说某人证据确凿，自认不讳；某人嫌疑重大，尚待审讯；某人嫌疑似轻，但尚待调查，等等。根据这种情况，罗承烈认为有必要揭穿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阴谋，立即约集同遭迫害的报社其他负责人共商对策。结果大家决定向警备司令部交涉，要求“公开审判，以辨真伪”。罗承烈负责交涉，不知道跑了多少路，挨了多少饿，吃了多少闭门羹，受了多少白眼，而最后也因国民党反动当局既拿不出真凭实据，也没有看到哪里有学生暴动，才只好同意取保释放。这样，七位被捕的工作人员，就全由罗承烈取保出狱了。

在国民党当局对革命与进步人士进行大肆逮捕的日子里，罗承烈还营救报社的副经理张鸣正。即有一天，他发现有人对张鸣正进行跟踪，他立即通知张鸣正火速转移，并帮助他到了上海，使他甩掉了特务盯梢，幸免遇难。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罗承烈的救援工作没能挽救《新民报》被镇压的命运。1949年4月，《新民报》就被国民党“改组”了。成都社被王陵基（四川省长）下令查封，重庆社也被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委曾扩情接收。在这种情况下，罗承烈则登报辞去总主笔和总社协理职务。从此，离开了他曾战斗、生活14个春秋的报社。

五、“民主议坛”上的斗士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曾于1939年春颁布了“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实行第一届“遴选”。罗承烈被遴选为四川省参议员，直到解放，前后达10年。这期间，他利用“民主议坛”这个阵地，不遗余力地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戡乱”政策和种种倒行逆施。例如：

1948年12月15日，四川省参议会第七次大会召开前夕，由于国民党反动军队在“三大战役”中的失败，蒋家王朝的崩溃指日可待，西南地区的解放无疑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致使四川的国民党军政要员都惶惶不可终日。一贯反动透顶的省长王陵基在省府礼堂召开了一个“安川座谈会”。他邀请省各界代表人物、名流、参议员共300多人参加。在会上，他反复强调所谓“反共自保”的反动主张，并决定成立一联合组织制定一“安川方案”供大家讨论。可是当讨论“安川方案”起草原则时，在如何“安川”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以“反共安川”为主，着重于“戡乱”，主张在草案上加上“戡乱”二字，即“四川民众戡乱自卫委员会计划大纲草案”；另一种意见主张以“自卫安川”为主，即在军事上着重于“保境安民”，“人不离枪、枪林弹雨不离乡”，不让四川卷入反共军事漩涡；在政治上着重于减轻人民负担，减少征购征实，等等。于是大家争论不休。1949年1月又连续召开两次讨论会。在会上，罗承烈反对前一种意见，他说：“现在国家情况，变化很大，蒋委员长已下野到溪口，政府正同中共开始和谈，中央文件已不提‘戡乱’二字，我们的自卫方案也不应再用‘戡乱’二字，这是涉及到当前国民党的大政方针问题，不是要不要‘戡乱’的问题。既然我们要拥护中央，就应与中央采取一致行动，不能从个人的思想感情利害得失出发！”罗承烈这个理直气壮的发言，赢得台下一片掌声。他以胆大直率而获得“罗大炮”的称号。他的“大炮”击痛了王陵基，王陵基大肆叫嚣保川御共，决不容许四川酝酿局部和平，于是他先向行政院陈述民众自卫委员会组织违反中央法令，接着又飞台湾向蒋介石控诉，说民众自卫方案是变相的维持会等等。最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则明令四川省府解散民众自卫组织。

1948年秋，四川大雨滂沱，有几天因大雨连续下个不停，把成都的街道都淹没了，市民们买米、买菜十分困难，有些地方则要“陆地行舟”，而米店老板为赚钱，竟纷纷关门，因此，部分地区出现了“抢米”事件，一时人心惶惶。为解决市民的粮食问题，罗承烈则在省参议上猛烈地抨击了省田粮管理处处长彭伦。他指出，在粮食上出现问题，是省田粮管理处不负责任引起的。事实上，现在并不是没有大米，而是军阀太太以及某些有钱人家、不法奸商囤积居奇；政府明知真情，不予过问，致使粮荒酿成，危害市民。对此，省田粮处长自然责无旁贷，应予撤职处分，他的这一番话，立刻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赞同，省政府则不得不将田粮处长彭伦撤了职。

正因为这位“罗大炮”在参议会上一再“放炮”，反动派把他看成眼中钉，他被列入了“共党嫌疑分子”，几遭暗害。

在1948年10月的一天，他忽然接到国民党四川省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通知，要他立即到稽查处一谈，实质是“传讯”。他感到十分惊异。稽查处是特务机构，不会怀有好意。于是他一面向各方友好通消息，要他们必要时出面声援；一面找人摸底细。他找到了涪陵同乡、省公路局秘书刘辉训。刘又向他的学生、同乡、时任稽查处科长的申某打听内情，终于得知是由省政府“特委会”交办的。得知“特委会”认为罗承烈在省参议会“大发厥词”，替共产党宣传，传播了不少“流毒”，影响很大，需要加以“制裁”；但同时又认为罗承烈是以“合法”身份在省参议会“放毒”的，而且他又不是共产党，不能随便逮捕，于是就决定采取某些“侮辱性”的办法，如“黑打”、“泼粪便”之类，使他不能在成都立足。稽查处正是奉“特委会”之命请罗“到处一谈”的。但稽查处内部对这一问题作了仔细分析研究后，认为这是“中统”（省府“特委会”属于中统）“移祸于曹”的阴谋诡计。亦即是如果这件事办得好，便可以把功劳写在“中统”的账上；如果这事出了差错，便可以把责任推在稽查处的身上，为了不上当，他们则决定由申某出面向罗承烈说明，“谈话”只是为了能向“特委会”作出交代，并无恶意，请罗先生不要误会。稽查处周处长还专门请罗承烈到他家吃了一顿便饭，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一幕滑稽剧便宣告结束了。

但问题并未就此了结。不久，成都金城银行的一位老朋友却专门找了罗承烈，告诉他国民党反动当局认为罗到处“放炮”，怀疑罗在为共产党作地下工作，因此一再提醒他要千万小心。罗承烈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成都确非久留之地，就悻悻然地回重庆了。以后，随着《新民报》的被改组，省参议会的解体，他在旧社会从事民主政治生活的历史也随着告一段落了。

六、“人生难满百，岂容空虚度”

新中国建立后，罗承烈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1950年，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川东行署委员兼文教厅副厅长。1953年后任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以后又任政协四川省第三、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第一届、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0年，他在北京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任民革中央委员、中央常委、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民革四川省常委、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名誉副主任委员等职。

在省教育厅工作期间，他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教育方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教育工作中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建议，推动了四川省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省政协工作中，他认真负责，积极参加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他以坦诚直言、肝胆相照而赢得人们的尊敬。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副主席朝仲良就称赞他“公正无私、敢说敢做”。他的朋友张秀熟说他是“党外布尔什维克”。

在新时期，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身体力行。他为干部队伍年轻化作出表率，多次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作书面或口头申请，希望退休。他常说：我老了，身体不行了，该退了。别考虑当什么顾问，或者形退而实不退，我要退到底！让年轻人上，我们的工作才能出现新局面。就这样，民革中央常委，他不当了；省政协副主席，他也不当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时，他提前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自己退到底的决心。这表现了他为社会主义千秋大业着想的高度政治责任感，表现了他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风格。然而，他人老心不老，虽然退下来了，而且重病缠身，听力视力减退，步履艰难，却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尽力参加重要的政治活动，积极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他在日记中写道：“人生难满百，岂容空虚度，夕阳有余辉，落晴看晚霞，逝者未尝往，莫忘发余热。”他坚决拥护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弥留之际还要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认真学习，努力贯彻。

一生追求进步，坚持正义，对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这位老人，永远值得怀念的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于1989年8月19日，在成都病逝，终年90岁。

张迪明    王维敏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3.1     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