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 宗
真宗咸平中，帝以边兵未息，手札付宰相、枢密，陈御边之计。李沆等或请以镇、定、高阳三路之兵，会而为一，以当冲要。或请三路各令防捍，或以镇、定兵陈于定州之北，又移高阳兵于宁边军，别设奇兵于顺安军，发丁壮备城，弥缝其阙。帝总揽而裁定之。他日，对便殿内，出阵图，谕之曰：“今贼势未息，尤用防备。屯兵虽多，须择精锐，先据要害以制之。凡镇、定、高阳三路兵并会定州，夹河为大阵。量番寇远近，出军立栅，贼来坚守勿追，以伺便宜。大阵则骑卒居中，步卒环之，短兵接战，勿离队伍，务在持重。然后分遣魏能、白守素、张锐领骑六千，屯威敌军。杨延昭、张延禧、李怀节领骑五千，屯保州。田敏、杨凝、石延福领骑五千，屯北平寨，以当贼锋。始至勿与斗，待其气衰，据城诱战，使其奔命不暇。若南越保州与大军遇，则令威敌之师，与延昭会，使腹背皆受其敌，乘便掩杀。若不攻定州，纵轶南侵，则复会北平田敏，合势入北界，邀其辎重，令雄霸破敌以来，互为应援。又命孙全照、王德钧、裴自荣领兵八千，屯宁边军。李重贵、赵守伦、张继曼领兵五千，屯邢州，扼东西路。敌寇将遁，则令定州大军与三路骑兵会击。又命石普卢文寿、王守俊领兵二万，屯莫州，俟敌骑北，去则西趋顺安袭击，断其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贼由东路，则命刘用、刘汉凝、田思明领兵五千，会石普、孙全照犄角攻之。其余重兵悉屯天雄。命石保吉镇之，以张军势。朕虽经划如此，以付将帅，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审观可否，更同商议。”沆曰：“战阵之事，古今所难。且北敌猖蹶，非陛下制胜于内，诸将奉禀成算，分御边要，实未易驱攘。今睿略裁制，尽合机宜，固非臣等愚虑所及。”明年，北戎大寇边，捍御之兵，悉用此制。及驾幸澶渊，王师射杀边将挞览。王超大军将会于驾前，而杨延昭等诸将，又各握劲兵，扼其归路，远人势屈，遂乞通和。
臣从彦释曰：真宗咸平中，命宰相、枢密陈御边之计，帝总览而裁定之。他日对便殿内，出阵图谕之曰：朕虽经划如此，以付诸将，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审观可否，更同商议。而李沆等以为尽合机宜，此于制胜一时之策，可谓善矣。然非常行之道也。自古朝廷之事，可付之相，边事付之将，苟自中制之，立为阵图以授之。内外不相及，必有失机会者矣。古人云：“阃外之事，将军主之。”此最为知言也。
景德初，诏益杨延昭兵万人，屯静戎军东。又令石普屯马村西，以护屯田，扼黑庐口、万年桥敌骑奔冲之路。如北敌人寇，则会诸路兵，犄角追袭。仍令魏能、张凝、田敏以奇兵牵制之。时王超为都总管，诏听杨延昭等，皆隶属之。防遏北敌之势，在此数处而已。
真宗自北道用兵，有边奏至，凡军旅之事，多先送中书。谓毕士安、寇准曰：“此皆欲卿等先知，中书总文武大政。枢密虽专军机，然大事须本中书。顷来李沆往往别具机宜上奏，卿等当详阅之。但干讨论者，悉言利害，勿以事干枢密而有隐也。”
契丹请和，真宗以河北诸州易置牧守，召近臣对资政殿。御笔书李允则等十二人，示之曰：“朕酌今庶官能否以边城远近要害，分命治之，庶保宁静。卿等当更详议。”毕士安曰：“陛下所择，皆才适于用，望付外施行。”从之。
雄州团练使何承矩移齐州以西，上阁门使河北安抚副使李允则知雄州兼河北安抚使。承矩以老病求解边任，帝令自择其代表，荐允则，遂命之。
真宗尝谓马知节曰：“知卿久在边防，卿言御戎之术，何者为善？”知节曰：“边防之地，横亘虽长，据其要害，以扼其来路。惟顺安军至西山，不过二百里，若列阵于此，多设应兵，使其久莫能进，待其疲惫时，以奇兵轻骑逼而扰之，彼将颠覆不暇。今之将帅，喜用骑兵，以多为胜。臣谓善用骑兵者，不以多为贵，但能设伏，观敌寇之多少，度地形之险易，寇少则邀而击之；众则聚而攻之。常依城邑为旋师之所，无不捷矣。”
真宗即位，首下诏书求治。谓近臣曰：“朕乐闻朝政阙失，以警朕心。然臣寮章奏，多以增添事务苛细为利，亦 有自陈劳绩者。多是过行鞭扑，以取干办。殊不知国家从简易之理也。国家政事，自有大体。使其不严而理，不肃而成，岂可惨刻虐下，邀为己功？使之临民，徒伤和气。”
咸平元年正月，彗星出营室北。二月，帝谓宰相曰：“朕即位以来，罔敢怠逸，庶陟治道至于和平。今彗出甚异，其祥安在？”吕端等言，变在齐鲁之分。帝曰：“朕以天下为忧，岂直一方耶？”乃下诏，令有位极言无隐。自今避正殿，减常膳。
是年张齐贤、李沆人相。帝谕之曰：“忠孝之诚，始终如一。当同心协力，以济王事。”齐贤曰：“古者君臣一体，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岂有不同心德能济国家政事者哉？”帝曰：“国家之事务，在公其审谨而后行之，则无失矣。况先帝所行之事，各著规程，但与卿等遵守而已。”
真宗尝谓侍臣曰：“朕观士大夫中，或有名而无实者，何言行之相违也？”吕端曰：“君子之道暗然而章，历试经久，方见为臣之节。”帝然之。
臣从彦释曰：君子之所为，皆理之所必然。世之所常行者，然不可以求近功，图近利，非如世间小有才者，一旦得君，暴露其器能，以钓一时之誉。彼其设施，当亦有可观者。要之，非能致远者也。吕端之言，其几于道者欤！
真宗尝谓宰相曰：“朕于庶官中，求其才干者，尚多有之，若以德行，则罕见其人矣！夫德行之门，必有忠孝，未有德不足而忠孝能全者也。”
真宗尝谓宰相曰：“臣寮中有被谤言达朕听者，谘之于众，似得其实。然为臣、为子鲜有无过之人，但能改过知非，即为善也。况朝廷不以一眚废人终身之用乎？”
真宗尝阅两省班簿，谓王旦等曰：“近侍之列，各有所长，然求文武适用，可委方面者亦鲜。每念唐贤，比肩而出，何当时得人之多也？”旦曰：“方今下位岂无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然观前古，进贤乐善者甚众，故人不求备，亦不以小疵累大德。是以人得足用。今立朝之士，谁则无过？陛下无不保庇。然流言稍多，终亦梗于任。使鉴其爱憎，惟托圣明，则庶无弃人矣。”
景德元年内，出京朝官二十四人，付阁门召对崇政殿，在外者乘传代归。
真宗采于朝论，皆以廉干称者。及对，或试其词业，或观其言论，多置于台阁馆殿，迁秩任之。
真宗择官判大理寺，谓宰相曰：“法官尤宜谨选，若官不称职，或有冤滥，水旱灾殄，自此而兴。”因问几品以上可当是任，李沆曰：“执法之任，不必限官高卑，但有执守不同邪者，可当此任。”帝然之。
待制张知白求判国子监，真宗顾谓王旦曰：“国庠无事，知白岂倦于处剧耶？”旦日：“知白知书，虽乏利刃，而涉道近雅，请练民政，未尝以身谋形，言似介而清者。”帝曰：“执宪之官久未得人，知白守道若此，可充是选。”力命以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
真宗尝以杨徽之、夏侯峤充翰林侍读学士；邢昺、吕文仲充翰林侍讲。侍讲更直侍读长上，设直庐于秘阁。日给上食、珍膳，夜则迭宿。命中使刘崇超曰：具当宿官名，于内东门进入。自是多召对，谘访或至中夜。
景德元年，邢扑地震。真宗问宰相，知州为谁？或以上官正对。帝曰：“郡国灾殄，民不宁居，尤在牧守。以道镇静，则封疆无事。正累典藩郡，以知兵自许，但未知其能以镇静钦恤为意否？天下之广，未免焦劳，正为此尔。”
诸王府侍讲孙爽言：牧民之官，不可用有势援者。帝曰：“朝廷用人惟问才与不才耳，岂得限以世家？如其败官，自有常典，虽势援何害？”
帝与宰相议择官，王旦曰：“天下重地，为朝廷屏翰者，不过一二十州，若皆得人则振抚一方，威惠兼著。”帝深然之。
真宗尝语李至等曰：“凡所举官，多闻谬滥，不若先择举主，以类求人。今外官要切，惟转输之任，卿等可先择人，俾令举之。因言外郡长吏，奏举管内职官。虑有受其请托者，宜依条约。又州县阙员甚多，当选有清望朝官，各举所知，庶得良吏，用亲吾民。”
祥符二年，又谓近臣曰：“臣僚赴外任有升殿者，朕皆谕以所行之事，期于振举。若不升殿者，令当各以其事为诫励词，摹印赐之。”乃御制七条，以赐文臣。一曰清心，二曰奉公，三曰修德，四曰责实，五曰明察，六曰劝谕，七曰革弊，俾刻石图壁，奉以为法。
咸平三年，诏天下：“凡所解举人，不得独考艺能，先须察访行实，即许荐送。”
八年，新及第进士授官入谢。帝顾宰相曰：“其中才不才，未可尽知。”王旦曰：“十得二三亦为多矣！然遭逢盛时，享此科级，或才行兼备，便为亨途。”帝曰：“大都立身当官，以持重为本，戒于轻率也。”
帝性好文，虽以文辞取士，然必视其器识。每御崇政殿赐进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并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赐第一，或取其文辞有理趣。
终南山隐士种放居东明峰，专以讲习为业。太宗时，尝一召之，以母老不至。咸平元年，母卒，贫不能葬。帝赐钱帛等物，令葬其母。诏曰：“将使天下闻之。知其厚逸民，旌孝子，相劝而归于善也。”五年，帝召放，赐对便殿，命坐，与语久之。喜谓宰相曰：“放召对，与语不山野。访以民事，则曰徐而化之。问边事，久不对，但云爱民而已。夫赏一逸人，可以劝天下之静退者。”乃授左司谏直昭文馆。
真宗初即位，诏访文宣王后，得四十五代孙延世，命为曲阜令。召戒之曰：“汝宜精心典领祖庙，无使隳堕。”仍赐祭器、经书、金帛以遣之。
祥符元年，真宗幸曲阜，谒文宣王庙。有司定仪止肃揖。帝特展拜，以表严师崇儒之意。又幸孔林，以古木拥道，降舆乘马，诣坟拜奠。帝曰：“唐明皇褒先圣为王，朕欲追谥为帝，可乎？当令有司检讨故事以闻。”或云：“文宣，周之陪臣，周止称王，不当加以帝号。”遂止增美名。又议加封十哲爵以公，七十二贤以侯。王旦曰：“颜子旧封兖公，今并列公爵，则亚圣之名无以别异。望封颜子兖国公，余为郡公。”帝然之。
臣从彦释曰：唐时诏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独孔子用王者事，以门人为配。自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荐祭，不敢少忽者，非以其为万代之法故耶？行之未几而浅于学者，智不及此，乃请肃揖，以杀太重。历朝循而不改。逮及我宋，章圣皇帝之幸曲阜也，奋独见之明，特展拜，以表严师崇儒之意，德之盛者也。若章圣皇帝，可谓知所本矣！古者帝王称号，因时而已，非德有优劣也。唐明皇既追封先圣为王，袭其旧号可也。加之以帝号，而褒崇之，亦可也。顾时君所欲何如耳。夫礼，惟其称而已矣。而或者不谕，乃以周之陪臣为言，岂知礼也哉？
真宗初即位，诏内外文武群臣：“自今人君有过时政，或亏军事，臧否民间利病，并许直言极谏，抗疏以闻。苟言之弗用，则过在朕躬；若求之不言，则罪将谁执？”田锡好谏，真宗最重之。尝谓宰相李沆曰：“如此谏官，亦甚难得。朝政少有阙失，方在思虑，而锡疏已至矣。朕每览其章奏，必特与语奖激之。锡常虑奏疏不得速达。朕令其具所上事目及月日以闻。”
咸平六年，真宗诏田锡对便殿。锡曰：“臣愿陛下广稽古之道，为治民之要。旧有御屏风及御览，但记分门事类，不若取四部中治乱兴亡之事，可以铭于座隅，为帝王鉴戒者，录之以资圣览。是以皇王之道，至陛下于尧舜也。”帝曰：“善，卿可纂录进来。”俄命兼侍御史知杂。宰相言：“锡性本清介，临事不甚敏悟。”帝曰：“朕览其章奏，有谏臣之风，当试用之。”
真宗自即位，既旦御前殿，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尹、审刑院及请对官，以次奏事。至辰后还宫进食。少时，复御便殿视事，或阅军事，讲习武艺，多至巳午间。夜则召侍读学士，谘访政事，或至中夜还宫。
咸平六年，真宗幸金明池，语宰相曰：“士民游乐熙熙然，甚慰朕心，非承平丰年，何以致此？”李沆曰：“陛下即位以来，未尝辄有科徭，官吏禀法，绝无烦扰，信太平之幸。”帝日：“朕以天下之人当务佚之，至于劳民与师，盖不得已也。今西夏未下，尚烦捍御。然历观载籍，至汉魏以至于唐，四海无事，固亦罕遇。无事之际，更宜详思备预，则无患矣。”
景德四年，帝谓近臣曰：“使人自西北至者云：边鄙无事，民人安居，旷土垦辟，稼穑丰茂。关西物价甚贱。每念二边，动烦经置，但当择守臣，不妄生事者，戢兵推信，以保安靖。”祥符中，帝又谓宰相曰：“朕自北鄙和好，边陲无事。然居安虑危，未尝敢自暇逸。每为文置诸左右，朝夕观之，庶以自警也。”
咸平四年，帝谓宰相曰：“军国之事无巨细，必与卿等议之。朕未尝专断，卿等固亦无隐，以副朕意。”秘书丞孙冕上言日：“在京诸司，每以常行事务诣便殿取裁，况边事烦剧，圣虑焦劳，务在依违，互相蒙蔽，纵其保位，甚非称职。唐景龙中，名臣姚廷均奏言，律令格式，陈之象魏，奉而行之，事无不理。比见诸司官寮不能遵守，事无巨细，皆悉奏闻。且为君在乎任臣，而臣在乎奉法。万机之繁，不可遍览，所以设官分职，委任责成。古帝王垂拱之化，盖在于此。自今若军国大事及条式无文者，听奏取旨，余据章旨合行者，各令准法处分。其别生凝滞，故有稽迟，望许御史奏劾。”帝曰：“冕之此奏，颇知大体。当下诏切戒之。”至祥符四年，太常博士王嗣宗又上言：“陛下躬亲庶政十有五年，大之事，一取宸断自今。望陛下除礼乐征伐大事之外，其余细务责成左右。”或者曰：“嗣宗不知朝廷事务。”帝曰：“此颇识大体，当降诏奖之。”乃出《勤政论》，以示群臣。宰相等请出示朝堂。从之。
臣从彦辨微曰：孔子称舜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夫舜之所以无为者，以百揆得其人，九官任其职故也。帝自咸平初以至祥符，躬亲庶政十有五年，而在京诸司每以常行事务诣便殿职裁，事无大小一决宸衷。故孙冕、王嗣宗等得以言之。昔商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宁；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举以戒成王。则昔之人非不贵勤也。至周公作，立政则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又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曷尝劳形弊智于事之末流哉？唐杜黄裳对宪宗曰：“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贤而己。若乃簿书狱讼，百吏能否，非入主所自任。故王者，择人而任之，责其成功，见成必赏，有罪必罚，谁敢不尽力？”李唐君臣不足道也。然黄裳之言犹能及此，况兴唐虞之治乎！帝既以冕奏颇知大体，又降诏以奖谕嗣宋，可谓能听言矣。而宰相乃请以《勤政论》出示朝堂，孔子所谓将顺者，岂其然耶？
咸平五年，将议亲郊。盐铁使王嗣宗奏言：“郊祀烦费，望行谒庙之礼，而推庆赐。”吕蒙正曰：“前代停郊谒庙，盖因灾。今无故罢梗祀，典礼无据。”真宗曰：“不惟典礼无据，郊坛一日之费，所省几何？殊非寅恭事天之意也。”因诏三司，非裎祀所须，并可减省。
臣从彦辨微曰：古者岁一郊，牲用茧栗，器用陶匏，无甚繁费，取其恭诚而已。今三岁一有事焉，已非古典。若赏赐士卒，乃太祖一时之命，后因以为例。议者犹欲不给新兵以渐去之。而两府以下皆赐金帛，何耶？王嗣宗知财用数目而已，固不足与议礼。蒙正名臣也，谓前代停郊谒庙，盖因灾殄，今无故罢裎祀，典礼无据。且水旱无常，不幸有故，用前代故事可乎？善乎！真宗之能守也。不计郊坛一日之费，事天礼不可阙也。若士卒赏赐，可革革之。两府以下金帛，可削削之。一主于恭诚，孰曰不可？神宗时，河北灾伤，两府乞不赐金帛，而司马光以为，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王安石乃引常兖辞赐馔事以难之，非知言者也。
景德四年，内侍史崇贵使嘉州还，言平羌知县氏昭度廉干，犍为知县王固贪浊。真宗曰：“内臣将命，乃能察善恶，固亦可奖。然其密侍宫禁便尔赏罚，外人未为厌伏，当须转运使审察之。”
臣从彦辨微曰：察州县官吏善恶，自有常典。又时遣专使，辨其能否、罢软、苛刻以闻，而褒黜之。足以为治矣。崇贵使嘉州，以其责分言之，通传诏命而已。其还也，曰某人廉干，某人贪浊，则非其分。非分而言，于理在所惩，不然勿问可也。用其言，而使转运使审察之，是犹徇之也。古之人拔本塞源，其智虑深矣！可不戒哉？可不念哉？
杨亿在学士院，真宗忽夜召见于一小阁，深在禁中。既见，赐茶，从容者久之。因出文稿数箧，以示亿云：“卿识朕书迹乎？皆朕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也。”亿惶恐不知所对，顿首再拜而出。由是佯狂，奔于阳翟。是时，亿以文章擅天下，然性刚，特寡合，故恶之者，得以事谮之。帝性好文，初待亿眷顾无比，晚年恩礼渐衰，亦由此也。
臣从彦辨微曰：杨亿文章擅天下，真宗使处翰林，则是亿有文章，而帝有亿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以亿之才艺，其处翰林之日，非不久也。不能纳其君以文章，融于性与天道，使间言得行，何所归咎耶？
景德五年正月三日，天书降于左承天门，帝召群臣对崇政殿西序，谕其事。王旦曰：“陛下以至诚事天地，以仁孝事祖宗，恭己爱人，夙夜求治，是以干戈偃戢，年谷屡丰。臣等尝谓天道不远．必有昭报。今者神授秘文，实彰上穹佑德之应。然兹事简册所无，又未审所谕之事，启封之际， 当屏左右，不欲显示于众也。”帝曰：“天若谪示阙政，固与卿等，只畏改悔。若诰戒朕躬，亦当克己自修，岂宜隐之，使人才二知乎？”遂启其书读之。帝曰：“朕德微薄，何乃天降明命，昭灼若此？”旦等曰：“昔龙图授羲，龟书赐禹，非常之应，惟圣主得之。陛下应天立极，振古称首，上帝所以中赐秘检，示治国大中之道，此万世一时也。”改元大中祥符。
臣从彦辨微曰：昔尧舜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恐人神杂揉故也。使天书之降，果真有之，盖已非尧舜之治矣。以理考之，穹然默运于无形之中，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此天之理也。天岂谆谆然有物以命之乎？远求前古，未之或闻；下验庶民，无所取信。而王旦乃以龙图授羲，龟书锡禹比之，使帝之精诚，一寓于非所寓，可胜惜哉！
祥符元年四月，天书降禁中斋阁，造昭应宫。兖州父老、僧道吕良等诣阙，请封禅。帝命宣谕之曰：“封禅大礼，历代罕有，难遂尔等所请。”良等进曰：“国家受命五十余年，功成治定，已致太平。天降祥符，以显盛德，固宜告成岱岳，以报天地。”是时，朝臣亦有请者，及知兖州邵哗亦率官属奉表陈请，从之。
臣从彦辨微曰：封禅非古也，其秦汉之侈心乎？善乎？王通之言也。古者祭天，有封禅者有之矣。谓其理，起于黄帝，曰黄帝封泰山。禅梁父则失之矣。以唐韩愈之贤，犹溺于习俗，又况其下者乎？本朝太平兴国中，百官三请封泰山，而迫于供顿之不暇。祥符之初，兖州父老诣阙陈请，遂踵行之。此亦当时用事者之过也。夫尧舜三代之君，所以称太平、颂成功者，皆载在诗书。诗书所无有，则亦无所考证。故不以尧舜三代之君为法者，皆妄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