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霸

臣伏谓：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霸者崎岖，反侧于曲径之中，而卒不可与人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易》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审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则，邪说不能移，异端不能惑。故力进于道，而莫之御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衔石以为玉也。陛下躬尧舜之资，处尧舜之位，必以尧舜之道自任，然后为能充其道。汉唐之君，有可称者，论其人则非先王之学，考其时则皆驳杂之政。乃以一曲之见幸致小康。其创法立统，非可继于后世者，皆不足为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讲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后行，则或出或入，终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后，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后，后其所先，皆不可以适治。且志不可慢，时不可失。惟陛下稽先圣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尧舜之道备于己，及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择同心一德之臣，与之其成天下之务，则天下幸甚！

论正学礼贤

臣伏谓：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学，明善恶之归，辨忠邪之分晓。然趋道之止，固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谓定志者，正心诚意，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夫义理不先尽，则多听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则守善而或移。惟在以圣人之训为必当从，先王之治必为可法，不为后世驳杂之政所牵滞，不为流俗因循之论所迁惑。信道极于笃，自知极于明。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于忽微，而志亦戒乎渐习。故古之人君，虽出入从容闲燕，必有诵训箴谏之臣。左右前后，无非正人，所以成其德业。伏愿陛下礼命老臣贤儒，不必劳以职事，俾日亲便坐，讲论道义，以辅养圣德。又择天下贤俊，使得陪侍法从，朝夕进见，开陈善道，讲摩治体，以广闻听。如此则圣知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人偷薄，末俗淆淆，无复廉耻。盖功朝廷尊德乐议之风未孚，而笃诚忠厚之教尚郁也。惟陛下稽圣人之训，法先王之治，正心诚意，体乾刚健而力行之，则天下幸甚！

论养贤

臣窃以议当代者，皆知得贤则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贤之道也。是虽众论纷然，未极其要。朝廷亦以行之为难，而不为也。三代养贤必本于学，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旧，而馆阁清选，止为文字之职，名实未正。故招贤养才以辅时赞化，将何从而致之也？臣历观古先哲王，所以虚己求治，何尝不尽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今天下之大，岂为乏贤？而朝廷无养贤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能高下而进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设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贤。凡公论推荐，及岩穴之士，必招致优礼，视品给俸，而不可遽进以官。凡有政治，则委之详定，凡有典礼，则使之讨论。经划得以奏陈，而治乱得以讲究也。俾群居切磨，日尽其才，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与相接。陛下时赐召对，访以治道，可观其才识器能也。察之以累岁，人品益分。然后使贤者就位，能者任职，或委付郡县，或师表士儒。其德业尤异，渐进以师臣职司之任。为辅弼，为公卿，无施之不称也。若是则引汇并进，野无遗贤。陛下尊贤待士之心，可无负于天下矣！

《遵尧录》别录

周衰孔子没，道学不明，杨朱、墨翟乃以其所学扇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墨之道盛行。当是时也，辟之者，孟子一人而已。自汉以来至于唐，而释老之徒又以其所学扇天下。当是时也，辟之者，韩愈一人而已。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然愈犹能辟之，异代同功，至今赖以为功者也。昔者，孔子道既不行，惧人之溺于禽兽也，惧夷狄之乱于中国也，于是作《春秋》。故《春秋》一书独谨严。本朝熙宁初，粤有儒者起自江宁，以孔孟之道倡于时，以管商之法施于政，颠倒舜跖，夺其义心，混一庄杨，荡于不法，正道荒芜，士风一变，使蔡氏阶之以济其乱。惧其为害，不特释老与杨墨尔！所以发天下之聩聩，莹天下之晦晦者，当在陛下。比虽诏毁其像，未能扩如。故臣别录司马光、陈瑾二人之言，以著其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