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琛，字松坪，吉水人。年十二为弟子员。

闻王守仁讲学赣州，往师之。一日侍守仁招提，守仁问钟声如何叩之？即应答曰：

钟空则鸣，心虚则灵，

一物实其中，钟声必不应，

一欲横于中，则心必不明。

守仁深然之。

罗洪先尝叹曰：“吾家颜子也。”

不求闻达，而古人事业未尝不充。然具足于中，益自从学守仁习静，左右心齐，其所得力，固已深醇笃擎，戛然与人绝殊。殁时，属二字惟曰：立志，立志云。

——《吉安府志》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5.24     于福州

罗有高，字台山，瑞金人，乾隆举人。

少习技击，力敌数十人。后见雩都宋道原，乃潜心理学，既而又师事宁化雷，为学数变。晚年结交长洲彭绍升，遂长斋读佛乘，欲沟通儒、释之学鋐。为文章旁通曲畅，能抒其独见心得。

著有《尊闻居士集》。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4.29     于福州

 李乙平、谢荣华

 摘要:：

耒阳，自古人杰地灵。神农创耒，蔡伦造纸，尽人皆知。近年来，有“荆楚之材”“江左之秀”（江左，指江南地区）之称的东晋才子罗含，屡被提起。在耒阳市委、市政府及市文广新局的推动和指导下，耒阳成立了罗含文化研会。

耒阳，自古人杰地灵。神农创耒，蔡伦造纸，尽人皆知。近年来，有“荆楚之材”“江左之秀”（江左，指江南地区）之称的东晋才子罗含，屡被提起。在耒阳市委、市政府及市文广新局的推动和指导下，耒阳成立了罗含文化研究学会，创办了《罗含文化研究》刊物，让市民对耒阳浓厚的乡土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并在全市兴起了一股强烈的乡土文化学习研究热潮。耒阳市拟将罗含文化与蔡伦文化、神农创耒文化作为耒阳三大重点文化品牌予以打造。

罗含是谁？其才情与思想，真能成为与神农创耒、蔡伦造纸并列的耒阳第三大文化品牌吗？近日，我们来到耒阳，一探究竟。

 为何现在被提起

罗含（292-372），字君章，号富和，东晋桂阳郡耒阳（今湖南耒阳市）人，是东晋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地理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历任散骑常侍、廷尉、侍中、长沙相等职，是古代官吏的优秀典范，被称为“荆楚之材”“江左之秀”“东晋第一才子”。其所著《更生论》是古代湖南最早的哲学著作，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他的《湘中山水记》三卷，是东晋地记的早期代表作，成为后世修志的范本。

2011年耒阳成立罗含文化研究学会之前，罗含并不为人们所熟悉。

鲍远航是浙江省湖州师范学院教授，全国研究罗含最权威专家之一，他认为，由于罗含著作的失传，以及历史上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还是评价不够，声名不显。

“历史上，罗含的名气并不大。这主要是因为罗含生前官职不高，尤其是他的作品散失的缘故。”耒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朱文科认为，还有一个让人忽略的原因，就是罗含是名佛教徒,遭到当时史学家孙盛的反对，也为后世很多学者所忌讳。尽管古代很多文人的诗文中提及了罗含，但大多数是出于写作需要。

罗含是土生土长的耒阳人，其声名在古代即有传诵，其后代亦念念不忘祖宗的功名，于是罗含渐渐被人关注。2012年，罗含文化研究学会成立后的第二年，耒阳市邀请鲍远航在耒阳杜陵书院大讲坛专题讲授《东晋第一才子罗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反响热烈。大家认为，耒阳历史上武将多，文人少，文史哲大家更是缺乏，而罗含集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于一身。研究罗含，宣传推介罗含，让更多的国人了解罗含，有益于增加耒阳的文化底蕴，提高耒阳的知名度、美誉度。

真正的人格光辉永不黯灭，真正的思想真理永恒流传。瞻仰过这些伟大的先哲，人们会为生在这片土地感到自豪，对未来也更自信。2014年，耒阳市委、市政府将罗含文化与蔡伦文化、神农创耒文化作为耒阳三大重点文化品牌进行推介，创办了《罗含文化研究》刊物和“中华罗含文化”网站，共收集有关罗含佚文、生平资料、古代诗作50余篇，邀约当代作家及文学爱好者研究罗含文化，撰写专题论文45篇，创作书法作品20余幅。

良好的社会影响力

梳理一下罗含的生平与主要业绩，我们会发现：

罗含的《更生论》，虽然只有区区几百字，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思想交锋，被时人称为“括囊变化，穷极聚散”的佳作；他的《湘中山水记》三卷，是东晋地记的代表作，详细记述了湖南的山川、特产、民俗、古迹等，成为后世修志的范本。特别是书中的山水描写，文采飞扬，对推动启发我国古代山水散文创作起了很大作用；东晋战乱不断、中国未统、派系林立，尤其是庾亮、桓温、谢尚三大势力集团彼此间水火不容，罗含不但能够周旋于险象环生的各派政治势力之间，而且同时得到他们的赏识，风雨不惊，从容致仕，告老还乡，不恋权，不贪钱，不畏势，重友情，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罗含的生平事迹和著作，散见《晋书》、《广舆志》、《幽明录》等古籍和罗氏家谱。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文人，如杜甫、李商隐等文学大家，曾把罗含与陶渊明、庾信等诗文巨匠相提并论。

“盛唐诗人杜甫《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诗云：‘庾信罗含俱有宅，春来秋去作谁家。短墙若在从残草，乔木如存可假花。’把罗含与庾信并称。庾信是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杜甫对庾信的评价很高，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并称罗含与庾信，可见罗含在杜甫心目中的地位。”鲍远航介绍，“庾亮掌权时，以罗含为江夏从事。太守谢尚称赞罗含，比喻他是‘湘中之琳琅’。琳琅，就是精美的珠玉。后来，桓温取代庾氏为荆州刺史，在一次与僚属宴会上，当众赞赏罗含不但是‘荆楚之材’，还是‘江左之秀’，还上表朝廷，升罗含为宜都太守。庾亮、桓温、谢尚本属不同的势力集团，但他们对罗含的赏识不谋而合，这说明罗含确属‘江左之秀’。”

在耒阳市委任职的李云，也是研究罗含的爱好者。他认为，“罗含出仕返乡后，被加封为中散大夫。简文帝咸安二年（372年）无疾而终，朝廷传旨厚葬，立相公祠（今耒阳市区西湖塘右边小岭）。祠有楹联：‘湖光西漾，勋铭东晋，西滨流半月，相其基业，文章永固；紫气东来，祥肇淝阳，湖水镇三星，公为宰辅，懿德恒新。’每年春秋二季，当地官民都会前往祭祀。晋以后1000余年间，有许多学者诗人撰文作赋，追念罗含的才德和功勋。罗含的功德正如含公祠祠联所云：勋铭东晋，祥肇淝阳，文章永固，懿德恒新。足见罗含在当时的影响。”

名副其实的“耒阳知识产权”

研究罗含文化，固然有旅游推广等方面的考虑，但对传统地域文化的挖掘，其意义不可小觑。

耒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廖德萍认为，文化之路蕴含魅力，也充满崎岖，正因为许多脚步不断踩过荆棘，踏平藩篱，才开辟出一条条神奇之路，使得大道通衢，曲径通幽。耒阳的传统地域文化探索正在走着这样的路。无数先贤留下的闪光足迹，一直引领着这个地方拓展文明、开启未来。文化强市，是要让文化的崇高意义得以彰显，让文化的探索与研究为这个时代提供动力，以推动整个社会向前迈进。罗含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就是在大文化发展战略下诞生的一支新生力量，它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从民间发动起来的。

“耒阳历史底蕴丰厚，耒阳的文化特色源远流长。仅耒阳这一名词作为县名，城市名，2000多年来一直未更改过。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发明家蔡伦的故乡，《更生论》罗含的故里，神农创耒的地方，这三张名片都很耀眼。这些耒阳文化牌中，蔡伦、罗含是耒阳本土人，是名副其实的‘耒阳知识产权’，最有亮点，可深挖巧打。没有历史的未来是一匹野马，哪怕用力狂奔，也是做无用功。因此，研究罗含、研究历史，对于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罗含文化研究会》会刊主编刘筠说。

鲍远航认为，文化是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之中。这一代耒阳人，躬逢盛世，有条件也有责任通过系统梳理耒阳历史文脉，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传统。而对耒阳历史名人罗含的研究，正是打造耒阳文化品牌、提升耒阳的文化影响力的很好的切入点。

【来源：2015年5月13日《中国文化报》】

训森注：

罗含，是中华罗氏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位先贤，宋以前，“湘中琳琅”——罗含，是罗氏的代表人物！

在罗氏族谱谱序、墓志铭、祠堂楹联、诗歌等历史文献中，经常见到有关罗含的内容。挖掘、阐发、研究罗含思想，乃本会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罗含研究会，有当地政府支持，得天独厚，大有可为。祈盼百尺竿头，更上一尺。

罗育善，湖南省耒阳市罗含研究会会长

阅读原文：http://www.hualuoshi.com/?p=11280

供稿：罗育善    录入：罗训森     2016.4.10     于福州

罗靖，字仲恭，宋代开封人。

尝官教授，为程氏私淑弟子。宋高宗南渡初，吕叔问、吕广问兄弟在婺源讲学，罗靖与弟罗恭往从焉。

因渊源相合，以河洛之微言大义共相发明，婺源人呼为“四先生”。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3.22     于福州

罗明祖

罗明祖，字宣明，永安人。宋儒罗从彦后。

父天长，字紫曦，为郡掾史，尝避土寇登舟矣。有嫠携子女号岸侧，移舟援之，寇踵至，力斗皆免。嗜《易》、老、庄，列参同悟真文，始抱朴诸书，善辨蝌蚪文。

（罗）明祖幼孤，第崇祯辛未（1631）进士，知华亭县。华亭布货灌输天下，与侩如栉，岁输长令例万金，明祖尽除之，勒碣警后。

后调知繁昌，邑当南北冲，旧无城郭，流寇数睥睨之。巡按议筑城，明祖上谒曰：“繁昌居民未足千家，山水四集，一河中溃，城实不便，或者因山为关，因关为城，庶几事半功倍，巡按不谓然。既兴役，又选乡兵训练”。

明祖再上谒曰：“乡兵之设，各固其圉耳。若赴营训练，则与家战人守说相背，适示民以不信，且兴兵大役也，城工又大役也。仅此生齿，忽使操畚锸，忽使制干戈，是犹左执猱，而右搏虎也。畏死者逃亡，好乱者蛊众，肘腋之变直须臾耳。”

先是和州有变，居民骇散，明祖单骑辑抚之。标其丁壮，教以什伍，置器守御。民始有固志。流寇方大椿南渡，（罗明祖）率乡兵袭之，斩获过半，事闻，诏增秩。

至是，以忤巡按谪浙江布政司照磨，旋署萧山知县，一月间，筑塘五百丈，民免水患。

会中官经萧山，大史屈膝郊迎，明祖独谢病不通谒。中官忮之甚。

铨曹以明祖补襄阳知县。襄阳自崇祯七年（1634），寇乱六载，众泥其行。明祖曰：“急病让夷，侪辈犹尔，况君国乎？”乃不俟文凭，昼夜沂水行五千余里，未抵任而总理熊文灿已以违限劾明祖。诏降秩视事。时张献忠已破谷城，贿文灿求抚。明祖叹曰：“寇焰半天下，吾师未曾选锋束马，极讨穷追而困蹙之，一旦俯首就抚，其可信乎？”

未几，献忠果叛，诏逮文灿，死西市。杨嗣昌督师驻襄阳，拥兵数万，日饷千金。他兵集郧阳，以扼贼冲者。虑饷不继，欲设策招商，使平直贩运。

明祖条上其议曰：“山深而禽兽往，水汇而鱼鳖多，樊城即襄之深山汇水也。往日商不招而辐辏，今商裹足而不前者。以昔之樊薮商，今之樊薮兵也。纳商旅于兵营，犹驱犬羊而就虎圈耳。即谓以官招商，商惮兵，而因惮官，莫若以身招商，官任身而听身望为转输也。”

议上，忤嗣昌意，因列状上闻曰：“襄阳令专，城不驻兵，且运饷违误，无军法。”诏再降秩，听抚按究问，抚按知明祖无他，而一时奉嗣昌旨意，以计典罢之，羁襄阳待勘。

襄王素重明祖，及是召居藩邸，侍讲世子。而嗣昌亦出师夷陵。明祖语家人曰：“襄阳必败，吾不能泯泯而死，须预为出城计。”因力辞藩邸，僦居城隅。

十三年（1639）二月，有夜告明祖曰：“是其西，隆中也。”诣彼当有异，次日诣隆中，舟泊江塘。迨晓，闻贼破，襄阳王遇难。明祖乃趋武昌，寓门人家。

初，嗣昌之出师也。议加剿饷三百万，练饷七百三十万，一邑新加练饷六千五百四十余两。明祖顿足曰：“是不尽驱天下为盗不止。”及具文详上官曰：“襄中寇祸六载，东自棘阳至东律，北至唐县至滚河，西至邓州至吕堰，几无孑遗。南自宣城至襄阳，西至谷城至襄阳，人民十有一二，田亩十种三四，所遗残黎复疲困于夫马徭役，里排迫呼。今夏飞蝗蔽天，禾苗如埽，唐白滚诣诸河，洪涨数丈，麦粟宅庐漂没无余，寨堡颓圮，方冀皇上尽捐五年钱粮，稍活余黎残喘，俾流民闻风复业，插荒纳税，今更额外苛增，民必死亡逃散，不则尽为盗贼，即参处一县令，岂足回天，怒塞民怨哉。”上官虚文批答之。又责解税契。明祖上言，税契出于交易，今里民经寇，几无遗类，无耕佃之民，尚有交易之民乎？嗣昌之代文灿，实踵文灿故智，明祖乃拟岳飞上秦桧书，意以讽上抚局。而是时抚剿皆失宜。

明祖言：“国家急于灭贼，而所用者非，急于计贼之人，譬庸医误人，既知其庸而逐之矣。逐之水早，而代匮之人，又庸医转托以遮，救其败者无惑，乎病日深，而良医望之却走也。夫调兵二十余万，情涣势格，呼吸不应。本既不能用，而求之降丁，降丁不可用，而求之降贼之头目，头目又与无赖之债，帅此遥制，朝命不敢处分，国家不能于有限土田下补。扶赢之方，惟会计加派，以系悍兵，而女井狡贼，贼灭无时，加派无已，一献未灭，又生一献，是为代寇倾家计耳。夫聚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财，握天下之炳，灭贼之具殚矣。而灭贼之算无闻，犹博者倾襄倒箧，大呼尽气，侥倖一掷而偿宿负，一掷不胜，而家烬矣。岂不危哉？”

既而，嗣昌败，悉如其言。当时议兵食者自加派，召募及请禁旅外，无他策。明祖独曰：“罢加派，收民心，一策也。散客兵以靖地方，二策也。坚壁清野，固守要地，大赦天下，如终负固，听其流徙，乘懈而击之，三策也。其此民也。在民则弱，从贼即强，然则，客兵可不用而民兵足辨贼明矣。与其加派以养无益之兵，不若以郡邑应有之输，供听郡邑应有之民兵，自为战守之愈也。尝夜出巡城，见客兵占民居，拆门户，相压熟寝，弓马自各一处，谓不明营法，即不明阵法，不明阵法即不明战法，众可立尽耳。又讶当事行兵，不预计粮料，兵将到，仍飞檄索饷，虽曰饷实金也。而兵不专用金，必索食于县，县无坐粮也。必移行粮为坐粮，迨粮尽矣。不齐粮而齐金，前途食乏，则去就自为计，无战而败矣。”

又作《井田问》三篇，大略谓：

井无格于西北东南，犹八阵不分于平原山谷，有弧有箕，有梯有奎，有句股皆井一方之变化而出其奇。以田制赋饷，何必加以赋治兵。兵何必召无往，非井也。田之方圆曲直，廉隅隐括于正井、偏井之中，阵法之什伍，偏正错综为握奇，积卒八门五花之数，则井法，阵法不券而符矣。知屯法即井法，则知屯田即井田也。今不知井，何由知屯，何由知营，知阵与战乎？

琐琐而议召募，搜括节省，采铸以救其未，未可救与。或曰，流寇祸极矣。子言如割肉理疾耳。明祖曰：“固也，行吾之策，收流民即是杀流贼，行今之策，则驱民为贼，而又乞贼之杀民也。”

凡明祖始终持论，悉与时忤，而所值上官皆苟且庸躁，褊臆忌功之人，故其策不用而祸谪随之。

罢官居家，茗粥萧然，曾无愠色，或谈及国事则弗色改容，继以流涕。尝左据算局，右握历书，极意苦思，数仰叹，瞑目闷然，若长逝者。久之，抚膺而起，曰：“天竟未厌乱乎？”家人问之，曰后为当知之耳。卒，四十四岁。

——《福建通志》卷二O二

训森注：

罗明祖，别号纹山。福建省文史馆编《罗纹山先生全集》。有传。

罗明祖的始祖罗仕通自沙县竹林茔溯贡川而居。遂定居永安贡川。大约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左右，卒于崇祯十六年（1643）。尝至沙县，重修宋儒罗从彦祠。

罗明祖，字宣明。仲素先生裔孙也。

幼颖悟绝人，博极群书，有评其文者，谓制举业识力至此，何事不可为。祖不满曰：“昭代以立言为立德、立功之首，忠臣贤相悉出于此，若以制举业视之，並其识力，亦误用矣。及登进士，有虚馆以待者，应负奇必负气，仅授华亭令。下车兴人士，革常规，厘弊害，一时之强有力者颔之曰：“是不畏强御者。”以忧归，补繁昌令。繁倚南北要冲且无城。流贼方大椿啸横其间，计歼之。乃捐俸筑城，将竣，两台上其事，以太宁兵巡请为计功者阻，旋谪浙藩幕。及署萧山令，又以不屈中官挤之，调襄阳，分校楚闱，得士九人，皆名士。时献寇流毒楚蜀间，朝廷遣监军中使，领禁旅十万协剿，将骄兵淫，民不堪命，祖请禁于提督，熊文灿不听，继上书于阁部，杨嗣昌且以拒城不与宿兵，罢之。

归在林下。时每痛国事，日非必求，所以维挽之而不得，遂蜷顾成疾，卒。未几，而两宫钟帘之惨，皆不出所言。人谓其精于占候星数之学。

所著《诗文全集》三十卷，及《评书》百卷行世。

罗明祖，字宣明，豫章先生裔孙也。颖悟绝人，博极群书，有评其制举为者，谓识力至此，若以制举业视之，并其识力，亦误用矣。及登崇祯辛未进士，有虚馆以待者，虑负奇必负气，仅授华亭令。下车兴人士，革常规，理弊害，一时强有力者颔之曰：是不畏强御者。以忧归，补繁昌令，繁依南北要冲且无城。流寇方大椿啸横其间，计歼之。乃捐俸筑城。两台上其事，以太宁兵巡请为计功者阻，旋谪浙藩幕。及署萧山令，筑塘五百丈，又以不屈中官挤之。调知襄阳，分校楚闱，得士九人，皆名士。是时（张献忠）寇流毒楚蜀间，朝廷置监军中使，领禁旅十万协剿，骄兵淫民不堪，祖请禁于提督，熊文灿不听，祖继上书于内阁杨嗣昌，杨拒城不与宿兵，罢之。家居时每痛国事，曰：非顾维挽而不得。倦顾成疾，卒。未几，两宫钟虞之惨，不出所言。祖精于占候星数，几何渠，律历、兵法、堪舆无不精究。著《诗文全集》二十卷、《评书》百卷行世。后祀沙乡贤并配豫章祠。

——《沙县志》

罗明祖，明福建永安人，字宣明。崇祯四年进士。授华亭知县，改繁昌知县。曾镇压方大椿起事。后调襄阳，忤中官，罢归。

——《古今图书集成》氏族典卷二一八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9.26     于福州

罗适，字正之，台州宁海人，宋治平三年进士。

为江东令，凡民有讼，曲直径取于前，不以属吏。黎明视事，入夜犹不已。居数月，政化大行，讼者益少，仍出行郊野，所过召其耆老，问以疾苦及所愿欲而不行者，为罢行之。

尝有书与苏文忠公论水利。凡兴复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余顷，岁或干溢，祷群祠，辄应如响，官至提点两浙、京西刑狱。

（有明石简序）。

——《浙江通志》

附：一心为民的北宋政治家罗适

萃草扶桑

宁海徐霞客大道旁有条南门大溪。这条大溪，发源于县西北边境，与新昌县接壤的第一尖山。流经西溪、黄坛，自下又名杨溪，原沿草湖对面的山麓径向东流。今溪南片村的项家、范家、罗家等均在溪北。溪水距县城很远，故道今依稀可辨。今大溪是北宋时我县乡贤罗适任两浙提刑巡视故乡时所改的的道。这只是罗适毕生从事的千百项水利工程的其中之一，其遗泽已使故乡人民受益900余年了！但当代能有几人知道这是他的功绩，又能有几人知道他光辉的一生呢？

罗适祖辈系江西柴桑郡人，父罗皎，曾在大理寺任职，因得罪了权贵，举家南迁。几经周折，最后定居在三门湾畔海游马家。罗适十三岁时得知家乡广润寺有两位学问渊博的僧人，就经常去寺向其求教。这两位僧人就是后来著名的天台宗智者大师的传人智贤、禹昭高僧，他俩讲学钱塘时，听者以千计，均有诗文经籍传世。

罗适既入门潜心于儒学，就要广交良师益友。他二十岁时步行四明（今宁波），拜楼郁为师。楼为奉化人，志操高洁，学行俱优，一时英俊皆在门下。罗适如鱼得水，学习勤奋，得到楼郁独钟，并为其作伐。二十六岁时罗适去湖州，拜在著名学者胡瑗门下。其间结交了当时的著名学士苏轼等，博览群书，相互切磋学问，学业大进。

宋治平二年（1065），罗适三十七岁，考中进士，初仕安徽桐城县尉。桐城地瘠民贫，风化未开。上任伊始，正值时疫猖撅，百姓得病不肯就医，独信巫术，死者接踵。罗适到四乡调查后，召集群巫，怒斥骗术。同时筹集资金，请名医、汇良方、设药局，贫者不收药钱。一时间，救活者逾万人，瘟疫由此得到遏制。他曾熟读医书，有时亲自把诊，根据当时实践积累经验，著成《伤寒救俗方》一书。为了百姓的方便，将药方勒石立碑。“孰活我命？父母罗令”，是桐城百姓在他离任时赠予的最高赞誉之词。

熙宁元年（1068），罗适调任山东泗水县令。该县位于泗水上游，水患频频，旷地数万顷。他到任后亲自下乡勘察地势，然后发动县民开渠排水，变荒田为沃土，招徕外出逃荒者返乡耕种，使数千户家庭得以安居乐业。

元丰元年（1078），罗适徙扬州江都县令。江都近长江，水患年年不断。罗适请教对治水富有经验的苏轼，采用疏浚与筑坝相结合的方法，使多年的水患得到根治。修复了大石湖，改名元丰湖，可灌溉千余顷。是年大熟，江都百姓欢欣鼓舞，均言：“生我黎民罗青天！”

元祐二年（1087），罗适改任开封县令，迁推官，后又任两浙、苏、秀水提刑。凡所到之处，均以劝农事、修水利、平冤狱为主要政事，为避免耕种荒地引起的纠纷，他用王安石的“方田法”，丈量土地，按土地肥瘠征收赋税，使朝廷连年增加田赋，皇帝赏之财物，他均不受，言：“此乃僚吏之功也”。

元祐七年（1092），时任两浙提刑的罗适终于回到了阔别26年之久的故乡。在主爱山永乐寺，禹昭大师告知智贤师父已圆寂。他回想当年广润寺长老谆谆教诲的情景，不由感慨万千。并应禹昭师所嘱，作《永乐院记》。此碑近年已发现，准备置放在新修的寺内。他见到县城缺水，而大溪之水远离城区白白流走，就以提刑身份发文征召，晓谕百姓，动员邑民改溪水从清泉山下流过，经南门外向东。宁海县城从此有了这条亮丽的风景线。罗适望着清澈的溪水绕飞凤山而过，决定在山下筑晚年居住之所，即今溪南罗家村。也许是因他一生与水打交道，对水的情感特别深长之故吧！

元符二年（1099），罗适七十一岁，终于告老还乡，朝廷加封其为“朝散大夫”，服五品。还乡后，他仍念念不忘家乡的水利建设，如疏浚城北淮河，重修桐山桥等等。建中靖国元年（1101）农历八月十六，无疾而终，享年七十三岁。

罗适是宁海杰出的政治家，从政三十余年来，先后调任十职，任过五个县的县令，任职期间，竭尽全力为民办实事，政绩卓著，尤其对古代的水利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在江都任职时，兴修水利55处，灌田6000顷。五个府、县为感恩罗适遗泽，均为其建生祠，或誉呼“罗青天”，或绘图像悬挂，这在我县乃至台州地区历代均少见。南宋台州知府尤衮建“三老先生祠”，罗适居首位。明初方孝孺作《洪武宁海志》，称适为“循声茂绩，为吾宁有宋启家第一，”此评价实事求是，毫无夸张修饰之词。

责任编辑    蔡体谅

罗 适 传 略

邵凡户    章以赫

罗适，字正之，号赤城。北宋天圣七年（1029），出生在海游马家山。

曾祖父罗爽，祖籍江西柴桑郡（今九江市）。祖父罗德成，字大才，曾任越州（今绍兴）参军、录事。父罗皎，字允明，人称千二府君，赠中散大夫，娶妻二：前妻吴氏，赠慈溪县君；后妻周氏，赠金华县君。罗适系金华县君所出。娶妻周氏，封永嘉县君。

治平二年（1065），登彭汝砺榜进土（注一），为官三十四载，历十任，六为农官，四为监司（注二），后转朝散大夫，上护军，赐绯服五品。

建中靖国元年（1101）农历八月十六日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崇宁元年（1102）二月初七日，按遗愿葬于出生地海游马家山。崇宁五年八月初十日，周氏夫人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大观元年（1107）八月二十日，合葬于罗适墓。

生男六人，四人夭亡。长子罗璪，为溧阳尉；次子罗球，为太庙斋郎。生女九人，二人早夭。长女嫁陈师渐，次女嫁陈惇，三女嫁王庭筠，四女嫁朱充，四个女婿皆举进士；五女嫁将士郎汤子范，六女、七女尚幼。

渔樵耕读

适父曾任大理寺详事，因不愿违心乱译番书，得罪权贵，举家外逃。几经辗转，定居海游马家山。

宋时海游，乃海角港湾，民以农耕渔樵为生。适幼时，好读书。而乡中无文籍，惟乡先生朱绛，设私塾于天后宫（现三门医院），家传《论语》、《毛诗》，皆无注解。适手写，读之茫然，不知义旨。庆历间，广润寺僧智贤、禹昭二师，皆通儒学，能讲解“五经”（注三）、《论语》。适向其求教，潜心学习，父母鬻衣为其买书，拾薪代灯夜读，茅塞顿开，闻此达彼，由是知虔诚则圣贤门墙可入。

适晨赴瑞云（注四）就读，晚归家，午就餐寺院。因家贫无力付饭资，课余帮寺僧劳动。母亲早晚必送迎于慈母石畔。适一夕迟归，母问其故，适答：“洋庄有人拟写休妻书，数字不明，告之乃迟。”母怒斥之：“你读书应该明礼，岂可助人拆散夫妻？”适遵母训，以理劝谕，促使其夫妻重归于好。

皇祐元年（1049），适已弱冠，步行至四明（今宁波市）拜楼郁为师。郁为奉化人，徙居鄞县，志操高洁，学行美笃，为郡县教授，受鄞县县令王安石礼尊，一时英俊皆集其席下。适与舒直、楼常、俞充、袁谷等皆同师弟子，研磋学问。

适品学兼优，得楼郁器重，为其作伐，娶鄞县富室周氏为妻，亲迎归家。周氏事亲至孝，恪守妇道，妯娌和睦，上下爱悦，姻戚称崇。婚后不久，廪食不继，晨炊将绝，弟妹嗫嗫私语，周氏闻之，取首饰付适，以换菽粟。乐于同艰共苦，适以是自安。

适得妻助，赴湖州拜著名学者胡瑗为师，继续深造。胡瑗字翼之，学者称安定先生，得范仲淹荐，以白衣对崇政殿，授校书郎，以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置经义、治事二斋。其间适结识著名文人苏轼，并与陈贻范，徐中友友善。博览群书，商讨学问，学业大进。

倡医救俗

治平二年，适三十七岁登进士。首任安徽舒州桐城县尉。时疫猖獗，民病不知医，独用巫治，愈演愈烈，尸横村野，惨不忍睹。适念为民父母，当休戚与共。一日召集群巫，怒斥骗术，勒令毁巫所，焚偶像；遍请名医，为民治病，汇集良方，刻石传播，慷解私囊，筹集资金，设立药肆，施药救民。不数月，消除陋习，解脱病痛，救活万民，获得“孰活我命？父母罗令”之赞誉。适亦熟读医书，请教名医，亲自把诊，积累经验，著《伤寒救俗方》行世。

恤民断案

熙宁元年（1068），调任山东兖州泗水县令。县内旷地数万顷，佃民数千户。户部使者欲向佃民榨取规利，适不从。遭使者匣陷，改任著作佐郎，转调济阴县令。时韩魏公以宰相出为相州节度，视民如蒿莱，谏官御史不敢言。独适不计得失，慷慨陈言，触犯权贵，奏劾罢官。济阴父老深感罗令清廉，不忍分饯，哭诉相留者竟达万人。朝廷得悉隐情，令其归辖旧治，谪天平军节度推官。越二年，复官，任开封府陈留县令，摄开封府巡院。时籍吏玩忽职守，关押无辜，敲诈勒索。适至，则首惩黠吏，疏斥无行职员，身自办案。对无辜者、连坐者，尽皆无罪释放，使陈留弊风不月大变。

陈留为交通要道，四方宦游，客死他乡，不能归葬，而旅殡佛庙，残骸破棺累计数千。适请于朝，收葬于县城东南隅。有官于南方溺死，其妻挈孤流亡于道。适收留抚恤，还节衣缩食资助其还乡。上遣内侍刺知德音，皇上嘉奖，誉称陈留为善邑。

元丰间，徙扬州江都县令。隋唐以来，扬州已成著名都市，宋时尤其繁华，权女子乡宦角逐渔利，穷苦百姓：或欠租或稍有触犯，必送县严办。前历七任县令，田赋均收缴不清，诉牒盈庭。适赴任后，白昼私访，入夜阅卷，经调查二月，得悉赋粮不清原因，适用保伍法，集民庑下，给以纸笔，使其自列，核之诉牒，酌情均衡田赋轻重，佃户始安，赋限遂清。适少长田间，广知农事，常出行劝耕，对不务农事的贫民，为其置办耕具，身自督教，收成倍增。

朝廷颁盐法，他郡县皆实行，适独勿听。人为其危之。适却说：“为图爱民，县令之职责，纵然得罪，有何遗憾！”

元祐间，任两浙提点刑狱，劝农事。为修水利，农民无力负担经费。适来不及上奏，就发常平仓资助。朝廷从轻处理，移京西北路提点刑狱。诏许河北灾区流民数百户去汝州垦荒，有人冒充佃户霸占荒地，有司不能判。适以方田法（注五）处之，流民得以定居垦荒。

适为官务在恤民，戒督属吏，必先廉恕，是非曲直，至则辨察，教条所下，吏服民听，所至称治。北宋元祐六年（1091），宋哲宗颁布敕文，嘉奖罗适改革狱弊。适在宁海县缑城建宝赦堂，供奉敕书，今遗址尚存。

治水兴利

罗适出生地海游，抱山接涂，易涝易旱，时有台风、潮汐之灾。适就学湖州十载，受安定之教，与苏轼为师友。湖州是水网之地，河渠纵横，疏河筑埭建闸，变水害为水利，成为鱼米之乡。适耳染目睹，且得东坡指教，深明以农为本，当以兴修水利为要旨。

适任兖州泗水县令，亲自下乡勘察地势，分析水患根源，督民开渠排水，改造荒地数万顷，使数千农户安居乐业。

徙扬州江都县令，改革弊政，政化大行。走遍全县山山水水，征询老人意见，制订兴修水利规划。请教修水利有丰富经验的苏轼，遇有意见分歧，亦不勉强苟同。采取疏导与筑堤结合，因地制宜施行。亲自率领百姓开渠筑堤，始复大石湖，改名元丰湖，灌田千余顷，是岁大熟，每亩收获粮食成倍增加。治水初见成效，经验推及全县。筑大堤以却潮患，疏泽水而注诸江。计兴修水利55处，溉田6000顷；围塘扩种85万余顷。调任后，江都人民感罗君恩德，共议建生祠于召埭，请著名文人秦观撰写《罗君生祠记》，铭碑勒石，永传不朽。

罗适政绩卓著，擢知开封府开封县，就迁府推官。未几，除提点府界刑狱，兼相度京西等路水利。几邑沟渠失修，终年积水，不能及时下种。适率民疏通渠道，引水入淮，改低洼地为良田，民始不病，岁熟年丰。广济军南里堤有田数千顷，地形倾斜，常遭水患。适进行视察，在下流开渠道，引水入淮，水患始除。适治水有功，朝廷赏之。适推不受，说：“此乃僚吏之力。”

元祐间，任两浙提点刑狱，巡行浙东，定居宁海溪南。他深知台州水利以黄岩最为紧要（时黄岩县含今温岭、椒江），邑境濒海，海潮侵入，地势库卤，内河委蛇曲折，易旱易涝易碱。适亲临黄岩督修，疏导八乡官河90里，沟通大小支流936条，计长75万丈，始创内河分段筑堤建闸，控制水量之技。据明万历《黄岩县志》载：罗适共建六闸，即永气江常串、清混两闸，永宁江支流西江中段西湫闸，沿海永丰、黄望、周洋三闸（今属温岭）。此六闸为台州最早建成之水闸。闸建成后，海潮受阻，河渠畅通，排灌两宜，连岁丰熟，民享其利。“所出秸米甲于一州”，称“黄岩熟，六县足。”

元符二年（1099），罗适七十一岁告老还乡。虽年老力衰，仍效力桑梓，主持改造宁海城南大溪；疏浚城北颜公河，重修桐山石桥。

缑城学祖

罗适不仅政绩卓著，且勤于读书，学识渊博，著有《易解》、《伤寒救俗方》、《赤城集》一百卷。

南宋时，台州太守尤袤建台州州学三老先生祠堂，入祠供奉三人，以罗适为首。永嘉思想家叶适称罗适为：“浙学先河，理学先声。”台州士人闻世，始自罗适。

适资浑厚质直，办事信理直前，不肯为利害俯仰。奖人之善，急人之难，俸禄所入，救人危急，未为子孙打算。秦观赞适是：“学术有本，未通于世故，风节凛然，国仕也！”

适事亲至孝，与兄弟友善，待亲戚交旧鲍信，恩义显著。适登进士后，曾衣锦还乡，父母均亡，伫立慈母石旁，触景生情，悲痛欲绝，赋长诗《慈母石》；“忆昔生我童稚时，家贫逐日图生资。父母衣我宁自寒，父母食我宁自饥。拾薪为我代灯烛，鬻衣为我买诗书。朝夕劝我勤苦读，诫我勿作庸常儿。”并在石前表示决心：“行当竭力事明君，庶可扬名显二亲。”罗适一生，致仕不忘君恩，处事不忘亲情。异母只意欲多得财物，听其自取，从不计较。季弟死，择婿改嫁弟妇，又嫁其女，如亲生一样。大母吴氏娘家中道衰落，适抚育其侄女成人，嫁与士族良家。启蒙老师死，代为教养其子，分俸禄送入太学就读。有使者曾数次侵害罗适，后出使属于部下，疑其不能忘记，怕报复。适笑说：“这些事早已忘了，哪会记恨。”如此义节厚德，不可胜数。平日常与客语：“忧人之忧，然后可以乐其乐。”南宋进士宁海赤城书堂堂长舒岳祥写唐律十一韵赞适是；“文起吾乡秀，心知百代崇。名节台山峻，词章淮海雄。”明初名臣方孝孺编纂洪武《宁海县志》，称适为：“循声茂绩，为吾宁有宋名家第一。”清光绪七年（1881），罗适墓志铭在海游马家山出土，乡民为其重修坟墓，墓碑旁立“北宋名臣”、“缑城学祖”二碑。盖州县之乡贤，推适为首。晚清翰林章枝《谒乡先贤罗赤城先生墓》诗：“台人名世自公始，白屋孤寒跻显仕。循吏归来家四明，思乡温序营故里。”清光绪二十九年创立海游小学时，尊罗适为“缑城学祖”。规定每年清明节，全校师生赴马家山祭扫罗适墓，由老师讲：罗适渔樵耕读、为官清廉、为民造福等故事，勉励学生以先贤为榜样，做品学兼优好学生。

1986年7月，为纪念乡贤，保护古迹，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重修罗适墓。在修墓过程中，于1987年1月3日出土罗适妻周氏墓志铭。1988年修复，经县人民政府批准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注释】

注一：彭汝砺，字器质，饶州鄱阳人，登治平进士第一。

注二：六为农官，四为监司。盖宋时邑令皆兼管句劝农公事。罗适尉桐城，后历泗水令，知济阴、陈留、江都、开封县所谓六为农官也。提点府界刑狱，相度京西水利，提点两浙刑狱，提点京西北路刑狱，所谓四为监官也。

注三：“五经”为《易经》、《诗经》、《尚书》、《礼记》、《春秋》。

注四：瑞云，广润寺建在瑞云山麓。

注五：方田法为王安石新法之一，是对当时土地不实，赋税不均的弊病，重新丈量土地，以千步为一方，按照土质肥瘠划分等级，征收税赋。

参考资料：

1．罗适《永乐院记》。

2．秦观《罗君生祠记》。

3．叶适《台州州学三老先生祠堂记》。

4．《台学源流》。

5．《台州府志》第一○四卷。

6．《中国人民大辞典·罗适》。

7．《宝敕堂·敕书》。

8．《罗适墓志铭》。

9．《罗适妻周氏墓志铭》。

10．王应麟《赤城书堂记》。

11．彭春年《重修黄岩诸闸记分》。

12．罗天令《关于罗适史事的几点调查》。

——《罗适史料》，浙江三门文史资料笫五辑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8.15     于福州

罗孟郊，其先南昌人。五代间，为官兴宁者，因家焉。

至宋景德中，孟郊生，生而颖异，早丧父，事母孝。

儿时，牧牛长坡，庄坐读书，有山人过，奇之与语，孟郊告以父丧贫未葬。山人指示地，遂葬焉。

弱冠结庐罗岭以学，乡弟子从之。孟郊指授笃至，邑始多学者。

善书札，洗砚池水尽黑。人称之曰：墨池。

天圣八年，举进士第三人（探花），累官谏议大夫，翰林学士。乞归养母。茆荜萧然。母冬月思脍，孟郊解衣入池取鱼供母。乡人曰其池为：孝子湖。卒，众立祠祀之。

——《广东通志》，清同治三年版

附：罗公孟郊传略

罗香林

罗孟郊，字耕甫，号休休，循州兴宁人也。先世居豫章。唐昭宗时，有进士名昌儒者，晚为循州刺史，遭世乱离，道梗不归，于兴宁筑望先楼以居，自题诗有“一片心悬忧国难，两行眉皱望先楼”句，盖纪实也。

历数世，至清臣，生孝忠。孝忠生居敬，知汀州，有善政。娶谢氏，生孟郊于官舍。幼负美质，气宇迥殊。早丧父，事母孝。弱冠结庐罗岭，力学劬行，淹通经史，乡里化之。时值元祐禁锢诸贤，孟郊慨然叹曰：“事势至此，尚可爵禄为耶？”既闻范文正公立朝风采，则又转语人曰：“此大丈夫流也，孟郊肯为草木，漫度春秋已耶？”乃出游四方，与胡铨、蒋之奇等友善，相与上下其议论，声誉隆隆然起矣。

宣和五年，领乡荐，明年廷试，其对策语：有“躬耕而亲蚕，己喜示斯民之大端大本；辽衰而金盛，更望振天下之大纪大纲。”掌枢密院事谭正，一见奇之。登沈晦榜进士，始就太学博士职。

是时蔡京擅权，天下侧目，值钦宗即位，孟郊令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谓之六贼，请即诛之。钦宗寻正王黼 、朱勔等罪，各窜殛之。

会金人南侵，钦宗欲罢尚书右丞兼亲征行营使李纲，以谢金人，孟郊复令陈东等，及都民数万人，伏阙上书，请留纲当国。既汴梁失陷，宋室南迁，孟郊益激发士气，谋有以巩固国本。

绍兴十八年，入翰林，值秦桧柄国，谋与金和，孟郊与龙图学士叶三省，从政郎杨炜，监都作院王远，各以书通赵鼎、王庶，力诋和 议。桧讽御史罗汝楫，奏以饰非横议，贬叶三省于筠州，贬孟郊于兴国军，贬炜于万安军，贬远于高州。诸大夫祖饯，为之洒泪，孟郊谢曰：“吾本豫章族也，兴国军，盖故乡，天下事至此，为之奈何，诸公勉力报国，不必为偷生者念！”时绍兴二十二年也。

孟郊既抵兴国，择朝阳甘棠谷居之，结屋数间，放怀山水，屏绝人迹。知军薛倞口与周紫芝，求见不得，时以酥米馈之，赠以荷叶诗云：“湖边老守湖是家，湖光十里皆荷花，我来不见花如锦，但闻荷叶飞天涯。”孟郊答云：“仆得托身草莱，随意耕钓，皆君惠耳，辱兹多仪，何以堪之。”盖紫芝往作大宋中兴颂,归美于桧，故孟郊见与不拒。

翌年秋，卒于贬所，年六十有二。

越二年，桧谋使赵汾诬张浚、胡铨，与孟郊等五十三人以大逆，欲置之死，盖未知其已先卒也。狱几成，会桧暴卒，朝野共称天鉴。诏复用五十三人，叶三省、胡铨等皆复官；而孟郊已先卒，未及用，天下惜之。有司以闻，诏赠礼部尚书，敕葬甘棠山，丧祭如制。

孟郊少志于学，尝适南剑州，见罗从彦，从吴国华游；又就杨时讲道，毅然以濂洛之绪自任。及杨时擢国子祭酒，孟郊益与往还，故其学合问学德性为一体。

孟郊喜为文，登第后，作京中怀归诗，其词云：“一自题名后，思归何日归？虽然著宫锦，不及舞斑衣。故里桑榆晚，他乡雨雪霏。庭前停玉轸，目送雁南飞。”盖其忠孝性成，故其诗温柔敦厚，不以才气逼人。

孟郊娶周氏，涉猎书史，有令仪。子二，鍧、钧。鍧娶赵氏，居原籍，钧娶胡氏，侍孟郊于兴国军，后裔多居楚。

论曰：自南宋以来，读史者莫不以太学生陈东等请诛六贼，为学子砥柱中流之证。盖是时，窜金入室闻宋殛内奸，失耳目之资，将有卷甲北旆意矣；非宋室和战无定策，汴京未必遽沦陷也。斯固然矣，而不知陈东等之冒死上书，以有太学士罗孟郊为训导指纵也。

若孟郊者，诚所谓觥觥忠谠，有守不为，无愧为士林领袖矣。往者余读绍兴八年胡铨请诛王伦、秦桧、孙近诸主和者疏，见其最痛切处谓：“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又谓：“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 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一藳街，然后覊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尝以谓，殆即南宋力诋和议伟论之冠。

及读绍兴二十六年张文学撰罗孟郊神道碑，始知铨之伟论，固亦有其朋从为之鼓也。而孟郊之令陈东等上书诛奸，则其先觉。

若孟郊者，非所谓屈之以位，而伸之以道；枉之于生，而直之于死者耶？宋史缺孟郊传，余故为考其生平大节，具著于篇。若其乡居行谊，与夫后贤追踪吊古之什，则粤中志乘，及先达胡晓岑曦宋乡贤罗学士遗事考略，已为详述，此不复赘。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2015.8.12    于福州

罗颂，字端规，歙县人。淳熙时（1174—1189），知郢州。

为政清静，庭无留辞。郢益马纲道，所自出食毂，旧责之都保，至是郡悉自任。凡免兑役科扰十一事。

——《湖北通志》

罗颂，字端规，呈坎人。学古志道，以任子补承务郎，累擢知郢州。

简易廉明，狱无冤滞，卒于官。邦人怆哭之。

其在荆州，帅业衡自谓，幕中得天下士。周必大再入翰林，（罗）颂独以书，劝其无恃节高，众为无愧，（周）必大加敬。弟（罗）愿亦为其所重，每以二程期之。有《狷庵集》。

——〔清〕张佩芳《歙县志》，乾隆三十六本，成文出版社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8.7    于福州

罗清宪，字荣道，庐陵人。自幼颖敏，读书一目数行下，年甫冠，登庆元二年（1196）进士。

历官岭海左，迁判江都时，作诗以身娱曰：“道明谊正真良田，莫向赵燕寻董生”。

时江东大旱，清宪为民步祷，甘雨如注，仍疏乞减今年田租之半，上如其议，会元人窥江左，诸路坐困，诏升清宪经营戎务，江左遂宁。寻以年老乞休归。

远近从游者众。门人私推为“栎阳夫子”，事父母以孝闻，居丧庐于墓侧。卒，年七十有三。

——《吉安府志》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8.3    于福州

罗大经，庐陵人，初为容州掾，后为范旂叟幕客。会僚属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谈风月亦且不论文章，只说政疵民病。众皆唯唯。

惟大经从容曰：若谈夫子孟柯之文章以浇光风霁月之胸次，则施之有政，当之有本，未先后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叟甚善其言。

——《广西通志》

训森注：

罗大经，宋进士，江西吉水人，理学家，《鹤林玉露》作者。

其事迹、学术造诣，详见《文论书表》一章。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7.31    于福兴

罗浚，字明甫，龙泉人，与弟克开自为师友，从学常百余人。

每语其徒曰：古之学者，下学上达，今文虽小技，自有上达之理，但为科目所累，故判为两途耳。

胡铨见而奇之曰：君造诣自高。顾常相与，讲明此理。

——《吉安府志》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7.29    于福州

罗韬，字洞晦，庐陵人。

唐末隐居不仕，南唐征授长沙通判，除端明殿学士，不拜。献丹房四箴礼，赐金币以归。爱匡山山水，徙居之。建书院于山麓。

事闻敕赐额：“匡山书院”。命翰林学士赵凤为匾题。及卒，门人私谥：静逸先生。

——《江西通志》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7.27    于福州

罗泽南，字仲岳，湖南湘乡人。诸生，自讲学乡里，从游甚众。

咸丰元年（1851），举孝廉方正。二年，匪犯长沙，泽南在籍倡办团练。三年，以劳叙训导。曾国藩奉命督乡兵，檄剿东桂平土匪，擢知县。江忠源援江西，乞师于国藩，乃令泽南率以往。所部多起书生，初临行阵，战南昌城下，争奋搏，死者数人。国藩闻之，喜曰：“湘军果可用。”及围解，剿安福土匪，以三百人破贼数千，擢同知直隶州。归湖南，剿平永兴土匪，所部增至千人，屯衡州。与国藩简军实，更营制，教练历半载。

四年六月，偕塔齐布进攻岳州，以大侨为贼所必争，坚扼不动，伺便突出击之，三战皆捷，歼贼千。闰七月，破高桥贼垒九，贼退踞城陵矶，偕塔齐布乘胜进击，连破贼营，贼遂遁走，擢知府，赐花翎。自是湘军名始播，以泽南与塔齐布并称。转战而东，复崇阳击走咸宁贼，再败之金牛，进驻紫坊。

曾国藩会诸将于金口，议攻武昌。泽南绘图献方略，谓由紫坊出武昌有二道，请以塔齐布扼洪山，而自攻花园。贼万余踞花园，筑坚垒，一枕大江，一濒青林湖，一跨长堤。深沟重栅，峙江东岸，与虾蟆矶对垒。列巨炮向江内外，分阻水陆两路。泽南率队直趋花园，贼凭木城发炮。士卒蛇行而进，三伏三起，已逼贼垒，分兵夺贼舟，贼退，营贼亦乱，三垒同下。翌日，又破鲇套套贼营，其窜洪山者，为塔齐布所扼，贼夜弃城走。武昌、汉阳皆复，距会议仅七日。捷闻，以道员记名。寻授浙江宁绍台道，国藩请仍留军。

贼据兴国，分陷大冶。泽南驰克兴国，塔齐布亦克武昌、大冶，乃规取田家镇。贼以铁锁截水师，而踞半壁山为犄角，夹江而守。泽南进驻马岭坳，距半壁山三里许。贼数千突来犯，而由田镇渡江来援者近万人。泽南兵仅二千，令坚伏，度贼懈，奋击，贼大溃，后路为我军所阻，坠崖死者数千，遂夺半壁山，水师断横江铁锁，燔贼舟，克田家镇，赐号普铿额巴图鲁，加按察使衔。

时议水陆军分三路进剿，总督杨霈督江北岸军，泽南偕塔齐布攻其南，曾国藩督水师循江下。霈不能军，贼复北趋，乃偕塔齐布改北渡江，复广济、黄梅。贼退踞孔陇驿、小池门，泽南约诸军会攻。渡江未半，贼来犯，军少却，泽南伤臂，仍指挥冲突，分兵破街口贼垒，贼酋罗大纲引去。是役也，五千人破贼二万，贼乃尽撒沿江诸营，并守九江，塔齐布围攻之，泽南别剿盔山，遏湖口援贼。会水师入鄱阳湖，为贼所袭，辎重皆失。国藩驰入泽南营，而水师阻湖口不得出。

五年，湖北官军屡败，武昌复陷。泽南从国藩入南昌，赴援饶州，战于陈家山、大松林，大破贼，复弋阳：又援广信，破贼于城西乌石山，复之。连复兴安、德兴、浮梁，进剿义宁。败贼于梁口、鳌岭，复义宁，加布政使衔。

泽南见江西军事不得要领，上书国藩，略曰：“九江逼近江宁，兼牵制武昌，故贼以全力争之。犯弋阳，援广信，从信水下彭蠡，抄我师之右；据义宁，守梅岭，从修水下彭蠡，抄我师之左。今两处平定，九江门户渐固，惟湖北通城等处群盗如毛。江西之义宁、武宁，湖南之平江、巴陵，终无安枕之日。欲制九江之命，宜从武昌而下；如解武昌之围，宜从崇、通而入。为今之计，当以湖口水师、九江陆师截贼船之上下，更选劲旅扫崇、通以进武昌，由武昌以规九江。东南全局，庶有转机。”国藩据以上闻，遂命泽南移师湖北会剿，以塔齐布旧将彭三元、普承尧所部隶之，凡五千人。

九月，至通城。贼号数万，皆乌合，一战而溃。进夺桂口要隘，克崇阳，驻军羊楼峒。悍贼韦俊、石达开合党二万余自蒲圻来犯，截击走之。胡林翼来劳师，合攻蒲圻，复其城，乘雾进克咸宁。自是武昌以南无贼踪。十一月，师抵紫坊，与林翼议进取次第。泽南屯洪山，林翼屯城南堤上，水师驻金口。贼于城外筑坚垒十三，与城埒。初战，贼二万出十字街，林翼与交绥，数却数进。泽南与李续宾分两路潜抄贼垒，破十字街营，尽毁城东南诸垒。八步街口为我军通江要路，塘角为贼粮运所出，先后攻破之，焚其船厂，环西北贼垒亦尽。贼又由望山门外葺石垒二，挥军蹋平之；又迭于窑湾、塘角逐贼，歼戮数千，贼遂闭城不出。

石达开自崇阳败后，窜入江西，势复张。曾国藩檄泽南回援，泽南以武汉为南北枢纽，若湘勇骤撤，胡林翼一军不能独立，现在贼粮将尽，功在垂成，舍之非计。其父年八十，贻书军中，勖以忠义，林翼以闻。

六年二月，诏特予泽南祖父母、父母二品封典，以示旌异。三月，贼开门出扑，泽南亲督战。援贼大队继至，我军自洪山驰下，奋击追逐，直抵城下，飞炮中泽南左额，血流被面，驻马一时许，归洪山，犹危坐营外，指画战状。翌日，卒于军。

文宗震悼，诏依巡抚例议恤。赐其父嘉旦头品顶戴。子兆作、兆升皆举人，予骑都尉世职。入祀昭忠祠。本籍、湖北、江西建立专祠，谥忠节。及江南平，穆宗追念前劳，加云骑尉世职。

泽南所著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人极衍义》、《姚江学辨》、《方舆要览》诸书。体用兼备，一宗程、朱，学者称罗山先生。

尝论兵略，谓《大学》首章“知止”数语尽之，《左传》“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

弟子从军多成名将，最著名有李续宾、李续宜、王珍、刘腾鸿、蒋益澧，皆自有传。

其早死兵事，名未显者，有钟近衡，少事泽南，以克己自励，日记言动，有过立起自责。泽南语刘蓉曰：“吾门为己之学，钟生其庶几乎！”从平郴、桂土匪，叙从九品。咸丰四年，粤匪由江宁上窜犯岳州，偕弟近濂各将五百人从王珍退保，破贼于靖港，追至蒲圻羊楼峒，战失利，死之。王珍退保岳州，贼又大至，近濂亦战殁。易良干、谢邦翰并战死南昌城下。邦翰死后，李续宾代领其众，所称“湘右营”者是也。诸人皆湘乡人，后并附祀泽南专祠。

——《清史稿》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湘乡人。

咸丰元年（1851），以廪生举孝廉方正。二年，粤逆（太平军）犯长沙，泽南倡率生徒力办团练。时曾国藩奉命督治团防，驻衡州。泽南以乡勇隶麾下，剿草市及桂东土匪。

三年夏，援江西，克泰和、安福。师还，平永兴油榨墟股匪。四年，回衡州，再平草市土匪，初泽南所带湘中营仅三百六十人，至是益之为五百人，会贼由鄂上窜陷湘潭，既败，遂遁岳州，时楚军水陆东下夹攻之。泽南独扼大桥当贼冲，连战皆捷，复岳州，进驻江夏，会曾国藩于纸坊，商进取。泽南建议以提督塔布齐军出洪山。自请攻花园滨江坚垒。而水师立蹙之。甫七日，贼弃城走，武汉皆复。先由训导洊擢知府，赏戴花翎，至是补浙江宁绍台道，旋以田家镇、半壁山之捷加按察使衔，又以克复广济、黄梅，赏叶普坚额巴图鲁。既而南渡攻九江，规湖口，而北岸诸军失利，贼袭据小池口，连陷黄、广诸县，武汉复失。五年，曾国藩驻南昌，檄援饶州，于是弋阳、广信、浮梁、义宁诸县以次克，复加布政使衔。特给封典，立赐珍物。

泽南克义宁后，以“东南大局必先平崇阳通城，复武汉，而九江乃可下”上书曾国藩。因奏令回援，所过通城、崇阳、蒲圻、咸宁皆复之，遂达武昌与巡抚胡林翼分路进攻，附城贼垒铲除殆尽，忽以乘胜追贼，直扑城下，额受枪伤。六年三月，卒于军事。

闻，照巡抚例议恤，谥忠节，湖南、湖北、江西各建专祠。同治元年（1862），赐祭一坛。三年后克复金陵，特旨加云骑尉。

泽南笃志好学，通达时务，在军毅然以灭贼自任；临阵以坚忍制胜，如其为学。

生平著述见《艺文》。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生嘉庆十二年丁卯，卒年咸丰六年丙辰（1807—1856）年五十。幼贫甚，十岁就外父，其大父一布袍亲为典质者六七次。年十九即训蒙糊口。丧其母，又丧其兄，旋丧其父。十年之中，兄嫂姐妹相继逝者十一人。尝以试罢徒步夜归。家人以岁饥不能具食，妻以连哭三子丧明，然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也。年逾三十，始补学官附生。逾四十，始补廪膳生，举孝廉方正。未几，洪杨兵起，以诸生从军，屡建大功。在军四岁，自江西回援武汉，卒于军。其后湘军将帅有名成功业者，大率其弟子也。

附：泽南门人先后殉难者凡九人

谢邦翰，字春池，附贡生；

易良干，字临庄。罗信东，字介山；

罗镇南，字晓岚。咸丰三年（1853），均从泽南驰援江西。七月至南昌营，于德胜门外，甫三日，击贼于七里街，力战阵亡，同时死者八十三人。

候选同知直隶州李杏春，初名光焯，号石仙，廪生，有节气，为泽南所倚重，自泽南倡义杀贼，无役不从。五年（1855）九月，随攻崇阳，克之。贼渠杨万年踞梯木山，令杏春偕参将彭三元往剿之。既至壕头堡，明日登山击贼，焚其巢。忽伪翼王石达开大股至，约二万人，环之数重，杏春知孤军援绝，与三元力战三昼夜，俱被害。其弟光炽亦战死。

刘蕃，字子衍，号季霞，咸丰三年从泽南平贼郴桂口，不言功；五年十月，随鄂军攻蒲圻之五岳观，贼垒坚不可下，蕃独身冒矢石，首先冲突。诸军继之，垒遂破。而蕃为飞石炮中，伤右肋，逾时而殒。

钟近冲，字苔州，与弟楚从池立，于六年三月从泽南进攻武昌，在城外小龟山阵亡。

王岳峰亦于六年三月，从泽南进攻武昌，力战阵亡。盖自邦翰以下，皆慕义从军，以佐其师者也。均议恤如制。

——《湖南通志》

罗泽南（1808—1856），湖南湘乡人，字仲岳，号罗山，贡生出身。

1852年在籍创办团练。1853年与曾国藩编练湘军。旋升任知县。1854年与塔齐布在长沙、武昌、湖北田家镇屡败太平军，升任按察使。1855年2月，太平军于湖口大败湘军水师，随曾国藩逃至南昌。后派赴湖北，与胡林翼反扑武昌，加布政使衔。1856年4月，在武昌城外被太平军击毙。

著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人极衍义》、《姚江学辨》、《读孟子扎记》、《皇舆要览》等。

罗泽南（1808—1856），亦名仲岳、罗山，湖南湘乡人。理学家、湘军将领。1856年，率湘勇与太平军激战于武昌大东门外，受伤死。

著有《西铭讲义》、《周易附说》、《太极衍义》、《姚江学辩》、《方舆要览》等书。

——《湖北省志·人物志稿》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7.8    于福州

附：曾国藩的儿女亲家，湘军儒将罗泽南

罗泽南故居，原湘潭市湘乡石牛乡。这里山青水秀，交通便捷，人杰地灵，旅游资源丰富。全乡森林覆盖率达65%，省级森林公园九峰山座落其中，放眼望去，竹 木葱葱，青山如黛，有“天然氧吧”之称，这里也有仙女殿李真人的传说，号称“诗礼名家”李的懋功、李嗣亮等数十人；张正笏以从事教育而名扬湘中，更有湘军 之母罗泽南。

罗泽南故居——谈诗堂

“无湘不成军”一语在今日已成套话，其实，这句话因“无湘乡，不成军”演变而来，而“湘乡”二字也不是用来指曾湘乡（国藩），而说的是以罗泽南为首组织起 来的湘乡团练。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抗战期间任教于兰田国立师范（涟源），撰《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无泽南，无湘军”。由此可见罗泽南在湘军历史上的 地位。

罗泽南系今石牛乡湾洲村三柱组人，字仲岳，号罗山，一字培源，号悔泉，又字子畏，生于嘉庆十二年（公元1808年），比曾国藩长五岁。

罗泽南，他首先应该是一个学者，或者说是一个理学大师。据有关资料记载，罗泽南外貌朴实，气质深沉，究心性理之事，对于理学的研究，颇具心得，他对晚清理 学所作的贡献不仅在于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更在于吸纳经世学以充实程朱理学。曾国藩、贺长岭等人对他也较为佩服。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正月二十六 日，曾国藩在《致诸弟》信中说：“六弟、九弟，今年仍读书省城，罗罗山兄处附课甚好，既在此附课，则不必送诗文与他处看，以明有所专重也，凡是皆贵专，求 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说，亦无不可，无所专家，而见异思迁，此眩比夺则大不可。罗罗山兄甚为刘霞 仙、顾晓岑所推服，有杨生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以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

曾国藩还说：“罗罗山读书深明大义，极所钦仰，惜不能会而畅 谈”，曾国藩上《敬陈主德预防流弊》一疏时，适罗泽南书至：“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不言其本不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术。”曾一见击节赞 赏，复书云：“阁下一书，及适与拙疏合符节，万里神交，存不可解者。”

研习之余，罗泽南不忘著书，他著述有《人极衍义》、《周易本易衍言》、《姚江学 辨》、《读孟子札记》、《小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等多部理学著作，均收集于《罗山选集》。

罗泽南也有十分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是近代以来，湖南书生带兵的典范，有一代儒将的盛名，有“湘军之母”的美称。

他朝执兵戈，暮讲道学，料事如神。曾国藩 所依靠的主要是塔奇希和罗泽南二将。他七日定计收武汉，名镇遐迩，以能将而闻名。因此也得到了清廷的嘉奖，清廷赏戴花翎，任为宁绍台道，加按察使衔（副省 级）。

然在咸丰六年，罗泽南的命运定格在武昌城的宾阳门，在率军进攻武昌时，他的左额被大炮打中，于三月八日死于洪山军营，湘军水陆之师为之夺气，曾国藩 得罗的死讯后，痛悔万分，但怕影响军队士气，秘而不宣。一代名将就这样匆匆离去了。

罗泽南的弟子多是名将，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死亡的书生及将士大多是他 的弟子，往援南昌时，战死城下的有谢邦翰、罗镇南、易良干、罗信东。死于岳阳的有钟近衡、钟近濂。其后王鑫、李续兵、李续宣、蒋益澧、刘腾鸿也名震天下。

曾国藩说：“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 兵，暮归讲道，理学家门，下多将才，古来罕有。
罗泽南死后，曾国藩痛悔万分，认为是自己这次五写信督战才致于此。两人结识早,又皆以程未理学相标榜，算是创制湘军，交情很深，为了纪念罗泽南，曾国藩还 为罗泽南写了碑铭，作为良师益友，曾国藩总想与罗泽南的关系更亲密些。

咸丰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写信与澄弟，季弟，嘱“三女与罗家订庚之事，必须于今冬明 春办之。”曾元琛与罗兆升的婚事，于同治元年四月正式成礼。

供稿：罗锡主    2015.7.10

罗惇㤚，字椒生，广东顺德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七年，督四川学政，召对，上以惇衍年少，语多土音，留不遣。二十三年，大考一等，擢侍讲。累迁侍读学士，转通政副使，太仆寺卿。二十六年（1846），督安徽学政，迁通政使。

三十年（1850），文宗即位，应诏陈言，略言：“古帝王治天下，根据祗在一心，要在览载籍，勤省察，居敬穷理，以检摄此心。圣祖仁皇帝《御纂性理精义》，于存养省察、致知力行，以及人伦性命，皆有程途阶级，其论君道，尤极详备。惟在皇上讲习讨论，身体力行。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于臣工奏摺，指示得失，明见万里。皇上几暇，日阅一二事，凡督抚陈奏，如能深谋远虑，措置得宜，即予以裒答，若有饰诈怀私，亦为之指示，庶大吏皆知警戒。他若《御纂资政要览》、《庭训格言》诸书，皆本心出治，一以贯之。伏愿皇上法祖以修己，推而知人安民，皆得其道。”又请谕部院大臣各举所知，备京卿及讲读之任；敕直省督抚、提镇、学政皆得犯颜直谏，指陈利病，无所忌讳，藩臬亦许密封由督抚代为呈奏。疏入，上嘉纳之。咸丰元年（1851），疏陈风俗侈靡，民生日困，请崇俭禁奢，以蓄物力。二年（1852），署吏部侍郎，授左副都御史。

三年（1853），擢刑部侍郎，仍兼权吏部。时军需孔亟，户部令京师商民以赁舍金一月纳公家，惇衍以为非政体，疏乞明定限制。又疏荐广东在籍给事中苏廷魁等任筹军饷。江宁既陷，寇氛复溯江上犯，惇衍疏请敕曾国藩练楚勇，自湖南移驻武昌，杜贼窥伺荆襄；苏廷魁募粤勇援江西，袁甲三回河南防捻匪，并会同已革两广总督徐广缙募新兵堵御凤、颍，遏贼北窜诸路；多被采纳。命随同惠亲王巡防京师，调户部。五年（1855），以父忧归。

七年（1857），英吉利兵攻陷广州，八年正月，命惇衍及在籍太常寺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为团练大臣。十年，款议定。十一年，召来京，擢左都御史。

同治元年（1862），两广总督劳崇光被劾任用非人，调度乖方，命惇衍偕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按治，崇光坐罢。迁户部尚书，疏言：“吏治日坏，当奖廉惩贪。四川总督骆秉章、湖北巡抚严树森、山西布政使郑敦谨、山东按察使吴廷栋，清操较著，请奖之，以励其余。”又疏言：“皇上求贤若渴，应诏者寥寥，即有登诸荐牍者，或由他省督抚保举，必待本省给咨，始能赴部，非所以示虚怀延揽之道。且但令封疆大吏保举，而未及京卿，恐驯致外重内轻，不可不防其渐。内阁、六部、九卿等朝廷重臣，素所亲信，必俾其各举所知，众正盈廷，然后可反危为安，转乱为治。请不必限以时日，拘以人数，但有操守廉洁，才猷卓越者，即许随时疏荐。倘所举之人，将来或犯贪污，罪其举主。”二年，兼署左都御史。

四年，兼管三库，署翰林院掌院学士。伊犁参赞大臣联捷、御史陈廷经先后论劾“陕西布政使林寿图沉湎于酒，巡抚刘蓉未谙公事，举劾悉听寿图”，及“蓉疏奏失体，漏泄密保”。命偕协办大学士瑞常赴陕西按治。惇衍等为疏辩，仅以微过议处，吏议寿图迁调，蓉革职留任。寻蓉复以他事罢，陕民为蓉、寿图讼冤，总督杨岳斌以闻。惇衍等已回京复命覆奏，遂合疏言：“刘蓉秉性朴直，办理甘肃溃勇，不动声色，悉臻妥善。甘肃乱回窜扰，遣兵分布要隘，陕民以安。林寿图身任劳怨，勤奋有为，惟参劾属员，间有轻重失当，致谤毁纷兴，而其廉洁之操，究不能稍加訾议。”诏蓉仍署巡抚，寿图来京候简用。六年，兼署工部。八年，以母忧归。十三年，卒，谥文恪。

（罗）惇衍学宗宋儒，立朝正色，抗论时事，章凡数十上，无所顾避。著有《集义编》、《百法百戒》、《庸言》、《孔子集语》等书。

——《清史稿》

附：罗惇衍年表

罗惇衍（1814-1874），广东顺德人。字星斋，号椒生。道光进士。

1843年后，历任侍读、通政副使、太仆寺卿。

1846年任安徽学政、通政使。

1853年后，历任刑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攻占广州。

1858年春，奉命与在籍太常寺卿龙元禧、工科给事中苏廷魁，为团练大臣，办理广州地区各乡团练，3月在顺德设局，4月移至花县。

1861年回京后，历任左副都御史、户部尚书、工部尚书。1869年回京后，历任左副都御史、户部尚书、工部尚书。

1869年离职。

1874年死，谥文格。

著有《集义编》、《百法百戒》等。

注：同治元年至八年任户部尚书。

罗惇衍

、

罗惇衍，字兆蕃，号椒生。始祖纲，宋绍兴间自南雄州珠玑巷迁居南海大良村，后改隶顺德遂为顺德县人。

高祖礼耒，本生，曾祖礼绵，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举人，吴川县教谕。祖嵩，顺德协左营外委，嘉庆间出征四川达州，御贼白岩山阵亡。父家政，嘉庆十八年癸酉（）举人，五品衔，高州教授，皆赠光禄大夫。母李氏，有身得瑞征，及生，红光满室，甫周岁，岐疑异常儿。

十一岁学为文。长老惊其宿慧。年十六补弟子员。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举于乡。明年乙未（1835）成进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散馆授编修。十七年命视学四川，旋以年轻恐未能周悉老到，仍留京供职。二十年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历充国史馆协修、纂修，文渊阁校理教习庶吉士，本衙门撰文。二十三年，御试一等，擢待讲，充日讲起居注官。七月充山东乡试正考官，转侍读。二十四年擢侍学士，充咸安宫总裁。二十五年充恩科会试同考官，五月擢通政使司副使，九月擢太仆寺卿。二十六年督学安徽，以白鹿洞规课士，士多化之。二十九年九月陛通政使。

次年正月宣宗上宾。惇衍不茹荤酒者累月。文宗践祚，疏阵法祖训，以端本善俗。

略云：臣恭读圣祖御纂性理精义，此书理赅词约，内圣外王之功，无不毕备。愿万几之余，讲习讨论，身体而力行之。至察吏安民，羣僚无所售其欺，则莫若世宗朱批谕旨。此书所载臣工奏折凡二百二十三人，皆恭录批答，使共知所陈之得失。敬祈皇上将此书日阅一二事，凡督抚所奏，有能深谋远虑，措置得宜者，固蒙褒答，若不实不尽，及饰诈怀私者，亦一一为之指示周详。庶大吏知所儆戒，则所以饬官常而维邦本者，实系于此。另牒奏请，谕部院大臣各举所知以备京卿及讲读之任，并请敕内外诸臣，指陈天下利病，无所忌讳。得旨嘉奖。

咸丰元年（1851）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冬十一月疏请崇俭禁奢，以省物力。谓京外官民，应遵典礼，违者戒饬。庶人心知警，共还醇俭。查道光八年（1828）曾刊刻简明规条，使百姓知所恪守。乞下礼部就会典、通礼二书，撮其简约常行者以为条教之式。报可。二年充会试，知贡举。八月署吏部右侍郎，十月充武乡试正考官，十一月以日食，疏请严饬廷臣，实力修省。

略云：伏见

皇上御极以来，惓惓爱民，孳孳图治。在廷诸臣，非不循分供职，而迟回慎重之意，多奋发振兴之意少。因而莅官行政，卤莽粗疏之弊少，游移迁就之弊多。廷臣首鼠两端，疆臣亦互相推诿。大员委蛇容悦，属吏亦专务趋承。

请因日食修省，严谕廷臣，将平日诿卸取巧之积习，悚然改悔，毋贪恋禄位，毋顾惜身家。

事可行则行，毋泥成例；费可节则节，毋避众怨。人可举则举，毋限资序；法可改则改，毋惮更张，庶挽颓风而臻上理。

又疏请将本年冬至庆贺之处停止。均报可。

擢刑部左侍郎仍兼署吏部右侍郎。

先是户部因军需烦重，令京城铺户报捐一月房租，为权宜周转计。惇衍疏言，户部所云在房主恒产取租一月，原无大损，但其中须分别，房主有孤儿寡妇，专籍数间房屋租钱养赡者，今一律征收，所益无几，而茕独无告之人，或无以餬口，则所损实多，非所以示体恤也。如各铺户生理，有业甚贱，租甚微者，若概行交纳，于经费终无大补。请饬下户部分析收免，妥为限制。疏入报闻。

未几，复奏请停罢。四月疏言：闽粤海船，向带货物向天津售卖。道光间前江苏抚臣李某，曾由上海招商采买白粮数十万石赴天津交易，继乃发价短少，加以胥吏克扣，米既在船，不能不贱卖，以后遂裹足不前。现在闽粤海船均愿运米赴天津，乞下户部预定价值，由官发出，不假胥吏，一立章程，即咨该省出示招运。俾商贾有所利，而仓廪益有余，于国储民食均多裨益。交部议行。又疏言自丰北决口，濒河一带悉成泽国。江苏之丰沛、铜山、砀山、邳、宿迁，山东之鱼台、济宁、金乡、嘉祥、滕峄被灾最重，尸骸遍野，递相枕籍。请由东南两河总督，督率所属地方官，择地殓埋。其流离转徙未填沟壑者，量为抚恤资送。报可。自贼氛大炽，江宁失陷。贼复北窜京师为根本重地，守御之法，尤宜早备。乃疏陈四事，大略京城内外，宜若何扎营防卫。官绅士庶，宜若何联络稽察，粮饷宜若何筹，备足食用，兵弁宜若何遣调，以壮声援，累千言。上是之。即命办理巡防事务，惇衍虑贼近津沽，无业游民易于投贼，密请妥为慰抚，使人心固结，无隙可乘。疏入报。

十一月调补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仍兼署吏部右侍郎，往通州清查通济库款。十二月充实录馆副总裁。

五年四月，巡防事竣。赐宴勤政殿，特赏如意福字。故事京官非一品及内廷行走，无颁给福字者。惇衍以侍郎得之，异数也。

七月疏言，江北大营自雷以诚定捐厘助饷章程，经胜保奏请推广，由户部核议，并无流弊奉，旨允准在案。今江南各府亦仿照江北办理，两年以来，商民踊跃捐输，于军饷不无裨益。近闻行之渐久，流弊滋多。即如泰州仙女庙为商贩总汇，东南通三江营，西通二道桥。其中团练盘查等局七所，为商船必由之路，弁兵以盘诘奸细为词，多方阻滞，官绅以稽查偷漏为说，刻意刁难。概树捐厘助饷之旗，得遂假公济私之计，巧立名色，暗逞侵欺。商船初到，挨次停泊，索挂号钱，兵役上船验视货物索查舱钱。稽查已毕，盖戳放行，索灰印钱。稍不遂意，即以不服盘查，藉词穷究。视商贩之肥瘠而鱼肉之，是以商贩小民不以大营之捐厘为苛，而以沿途之盘查为苦，捐厘不过百分取一，沿途盘查则不啻十分取其二三。自沿江用兵以来，富商大贾早已挟资远徙，其冒险而来者，不过逐什一之贫民，关钞之外即助助饷，已属一时不得已之谋，岂容不肖官绅据据为利薮，若不严绝弊端，恐商民亏累，转与助厘助饷章程有碍，请饬统兵大臣严饬各路，不得藉端苛索，其非盘查喫紧之地，员弁概予裁撤。不惟节有用之费，亦且少生事之人。至南北往来货物，应照奏定章程，于各属销售之地，按数捐厘。若货物非当地销售者，则南有苏关，北有扬关。已输关税，不准加收。如此则商困可甦，招来可广，而饷亦藉资充裕矣。

又疏泰州仙女庙米石畅销，较之往年加倍，皆因雕船搬运所致。雕船者，艇船之脚划船也。该船自仙女庙源源贩米，以艇师军食为词，每乘黑夜私贩于贼。大抵该船水手，皆海盗之余，利若骛，罔有人心。统领艇师员弁，恐激成事端，明知故昧。是艇船名为应募，暗售奸欺，久而无功，实缘于此。臣愚以为贼之接济不断，则用兵无已时。若不严禁贩米之雕艇，亦无从断贼之接济。

请饬督带水师大员，按照艇船人数，计口授食。官为籴米，庶可杜接济贼人之弊。又闻镇江潮勇，流毒无穷。该勇等口粮最多，近日竟有贱值雇人冒名顶替，其真潮勇三五成群携带腰牌号衣，自丹阳以至上海，假查拿奸细为词，讹索商民，无所不至。又包揽货物，重载扬帆过关。地方官畏其凶横，不敢过问。商贩恐其劫夺，视为畏途。若不加以严惩，必至留为后患。

请饬督带潮勇大员，严禁该勇等冒名顶替。至沿途地方官，遇有不奉文札，假潮勇者，许其扣留解往大营查究，庶可消患未萌，而善良得以安堵。九月丁父忧，八年服阙。关适广州有洋人入城之事。

诏偕太常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督办乡团驻花县，改授围练大臣。所陈疏皆秘，外无知者。

十一年七月，穆宗登极，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擢授都察院左都御史，诏入都。

元年七月抵京，擢户部尚书。

履任后，具疏陈典学敦孝，任官爱民之要。充顺天乡试副考官。衍念库款支绌，各项款目截至本年八月仅存实银七十余万两。而自九月至岁杪，应支之数尚短二百万有奇，非设法筹办，贻误匪轻。疏请各省应解各款，予限两月，明定迟延处分以儆膜视，由是度去始充。

在户部七年，所储多至数百万两。十月，赐紫禁城内骑马。十一月，疏陈粮短绌情形云：江浙各省迭经兵燹，漕运无以转输，京师粳米一项，向全恃购买甲米实之，倘仓米不能接济，则无从采办。以畿辅之广，待哺者亿万，一旦告竭，害可胜言耶。现在库款不足，固难于京饷之外更縻钜款，则莫若令民间自行交易之。便然米粮不至天津，民间何由交易。各省俱有重税，米粮亦何由径至天津。况捐厘兼谷米尤为有捐于民。查西南均产米之地，虽偶值失陷，其米尚有出口者。而完善之区，更无论矣。但一经出口，即种种留难，是以运转不及远方，而京师无以应急。

请饬各省督抚出示招商采买贩运，由海至津，普免税课，商人既无所苦，自必踊跃争先，而近畿一带稍获盖藏，京师有可恃而恐。交部议行。十二月，充经筵讲官。

二年三月，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初，广东高州府之信宜县为贼所陷，将及三载，郡城时时戒严，肇庆属府之恩平、开平、鹤山、高明等县土著民人与客藉互斗、士民大遭蹂躏，兼以各处股匪蔓延，势复岌岌。惇衍以为不得将兵之人，不能收效旦夕。于是疏请专任大臣分道剿办，地方次第肃清。

二年正月，疏请整饬仓储云：防守之要莫先足食，州县设仓积谷，或于隶官，或创于民，法制不一，而承平之世，以备岁饥，有事之秋，以资勇镶，立法最善，用意亦最周。汉臣贾谊，所谓积储为生民之大命，有由然也。军兴以来贼至而弃城者，所在多有，推原其固，总由米粟空虚，遇变无所倚赖，不能固守以待外援，食固不可一日而无备矣。即如广东广州府属道光间，绅民捐资在省城设惠济仓，因咸丰四年贼起，前督臣提用仓谷，价四万两筹办红单船，复得提用七万两以供支款。原捐谷价几于榨取一空，此外各州县存有仓谷亦多变价充饷，其尤甚者，花县先经贼破，仓储已空。事平之后，绅士资买补，亦于咸丰八年札令变价，百姓不服，始行中止。在疆吏筹画计穷，不得已而为此。独不思比户小民，尚且不惜资财，为未雨绸缪之虑，地方大吏，岂宜漫无决择，为绝流渔括之图耶。现在广东经费支绌，似难责令买补，但未经动用者，尤当曲加爱护，以重根本，而固苞桑。伏查咸丰元年，新修户部则例载常平社仓，督抚任令州县侵挪短缺，上司及州县一并从重议处。又载常平仓谷如遇灾详请借给。借户须系农民取具。的保无灾年分，不准出借，违者严参治罪等语。然则非赈饥不能出粜例案，本甚详明，现在各省奉行不力，因仓瘐稍有蓄积，即思挪借，以挖肉医疮之举，失糊口就食之资。一旦有事，每易沦陷。

应请下各省督抚，无论官仓民仓，未动之仓谷，不得变价提用。至于仓谷已缺，绅民捐资弥补者，尤应加意保全。庶足以顺舆情，而备缓急。诏所司据实覆奏，时湖北、江西已肃清，安徽、四川亦渐安靖。疏言粤西之贼无几，实穷民无告相随为贼。推原其故，总由被兵省分，不以安民为主，只以剿贼为能，贼不能平又以拥兵为事，民扰于贼，又扰于兵，无论贼不能平，即出力平之，仅得此邱墟之邑，冻馁之民，朝廷又安用耶。

请饬行直省督抚，于业经收复之地，责成州县以劝课农桑为首务，庶几衣食足而礼义。

兴秋再充顺天乡试副考官，四年管理户部三库事务、署翰林院掌院学士，闰月偕协办大学士瑞常，按事陕西。

五年五月疏言，闻唐臣张九龄有言：六合元元之众，悬命于县令，宅生于郡守。为治之道，唯重守令而已。宋儒胡瑗教人立经义治事，二斋朱子，以为安定，门人皆能稽古爱民，则于从政何有。是知学而后仕，临民之具不外乎此。今自军兴以来，劳绩与捐输竞进科甲得缺较少，流品亦稍杂矣。自非大吏抑奔竞进，醇厚未易膏泽下于民也。原设官初意，府州县皆名曰知，必须洞悉地方情形，爱民如子。然后民戴之如父母。矧当黎元涂炭，血肉縻于锋镝，肝脑膏于原野。而守令犹不取忠信之，长慈惠之师，唯以苛刻辩捷为能。此旱潦所以荐臻，干戈所由未息也。为今之计，莫若擢循良之吏，必民更始。而凋弊之区，尤必认真抚宇劝农兴学，俾民食渐足，而士习渐纯。凡好惰好奢，好斗好讼诸弊，皆因地制宜，悉使改革。将见元气可复，百姓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即散勇回籍亦不至于更滋民害，盖奖廉举善，则中材可勉为贤哲，胥由大史鼓舞而振兴之耳。我皇上御极以来，激浊扬清之典，已属尽善。而特保循吏，各省尚少举行。似乎风励之途未广，

请下直省督抚，于府州县择其循声最著者，送部引见，俾收观感兴起之功。报可。

六年八月，署工部尚书、再署翰林院掌院学士。

七年正月充武英殿总裁。

初，捻匪张总愚等股匪渡河北扰，凶焰甚炽，各路大帅俘斩虽众，而首逆未擒。惇衍念兵无统属，难期成功。疏言近闻贼匪狼奔豕突，侵扰至祁州、饶阳一带，屠戮甚惨，裹胁弥盛。前以其逼近京都，纵而勿战，犹可云慎重从事也。今离京较远，又恐其诱我，而按兵不动，岂不类于因噎而废食乎。兹闻宋庆、张曜各军，俱有欲战之心，以无所禀承，不肯独执其咎。而百姓之痛遭荼毒者，伤心惨目，不忍言矣。昔汉初平元年，关东之兵无所督率，故袁绍、孙坚之师皆孤。唐乾元二年，相州九节度之兵不能统一，故郭子仪、李光弼之师皆溃。节制多门，进退难必。欲令齐肃，其可得哉？应请于亲历戎行，勋劳叠著之李鸿章、左宗棠诸臣，畀以专阃，总统各路，布置前锋，四面策应，俾迅速臧事。岂非伐谋之上策欤！

上韪之。

未几，李鸿章等奏报，六月二十八日生毙张总愚，余党悉平。二月往天津验收仓米，值捻贼肆扰，逼近漕船，居民纷纷迁徙，津城几陷。惇衍督饬在事员弁与绅民严密防护，两次击退抢渡悍贼，地方以安。

八年五月，丁母忧回籍。

十三年四月遘疾，口授遗疏。

卒年六十一，是日见红云满空如诞时，大吏以遗疏入。

谕曰：前任户部尚书罗惇衍，学问优长，持躬恪慎。由翰林荐擢正卿，屡司文柄。嗣因丁忧开缺回籍，兹闻溘逝，悼惜殊深。罗惇衍着加恩照尚书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钦此。

赐祭葬，谥文恪，

惇衍笃志理学，与倭仁、曾国藩、吴廷栋等互相砥砺，所得日深，自以身为大臣，日以荐贤为务。虽爱才稍过，奉严旨申饬不少悔，所保奏如林则徐、周天爵、骆秉章、曾国藩、倭仁、郑敦谨、袁甲三、吴廷栋、姚莹，仕粤者如吴昌寿、李福泰、昆寿皆重其人，屡形章奏。至往陕查巡抚刘蓉，布政使林寿图被参各款，秉公奏覆，二人事卒白。其爱才念切，务求保全如此。

所取士如李瀚章、黄钰、孙家鼎、张兆栋、严树森、周寿昌、吴赞诚等，皆显于时。论者服其藻鉴。

著述存者，濂洛关闽六先生传一卷、本朝崇祀三先生传一卷、集义篇三十卷、百法百戒庸言一卷、孔子集语十四卷、感应篇引经笺注一卷，奏稿二卷。而所最用意者咏史七律一千六百余首。临终犹手注之，今皆藏于家。

子四人：榘，三品荫生；棻，辛酉举人；棨、槩俱诸生。

——《广东通志》清同治三年版

阅读原文：http://www.hualuoshi.com/?p=7014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6.13    于福州

罗惇㤚（1814—1874），清广东顺德人，字星斋，号椒生。

道光十五年进士，授编修。咸丰间，历吏、刑、户部侍郎。同治间，官至户部尚书。卒，谥文格。

学宗宋儒，与倭仁有“北倭南罗”之目。有《集义编》、《孔子集语》等。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注：其传记详见本书“王侯卿相”一章。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21    于福州

罗泽南，字仲嶽，号罗山，湖南湘乡人。生年嘉庆十二年丁卯，卒年咸丰六年丙辰（1807-1856），年五十。

幼贫甚，十岁就外傅，其大父一布袍亲为典质者六七次年。年十九即训蒙糊口，丧其母，又丧其兄，旋丧王父，十年之中，兄嫂姐妹相继逝者十一人。尝以试罢能徒步夜归，家人以岁饥不能具食，妻以连哭三子丧明，然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也。年逾三十，始补学宫附生；逾四十，始补麋膳生，举孝廉方正。

未岁，洪、杨兵起，以诸生从军，屡建大功。在军四岁，自江西回援武汉，卒于军。其后湘军将帅有名成功业者，大率其弟子也。

附一：罗氏学术大要

钱  穆

罗山交于同邑刘蓉、孟容，又馆善化贺修龄、贺长龄家，与唐镜海及湘阴郭嵩涛兄弟往来，其为学主于性理，而求经世，盖一时湘学风气然也。其与郭意城书云：学问之道，至今日卑陋极矣。词章之士，奉对偶音律之文以为掇科名之利器，……修己治人之道，全不留心。……一二特异之士，语品行则涉于福田果报，……语经济则惟考求海防河务监法水利，以待用于斯世。……迹其所学，但胜于窃取富贵者之所为，……要皆从功利上起见，是以所见日陋，所行亦日卑。不知君子之学，淑身淑世，为性分内所当为。……苟不务此，徒向枝叶上用功，纵做得伟然可观，终是三代以下品诣，三代以下作用，况乎以利己之心行之，尤终不能有成也。（“文集”卷六）

罗山尝谓士之品大概有三，有富贵之士，有功名之士，有道德之士。罗山以道德之士自期待，谓道德囿于功名，其道德不宏；功名出于道德，其功名乃大。古之人，蓬户萧然，歌出金石，天理日以复，人欲日以净，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已尽备之于草野之中。及临大事，决大策，不动声色，已措天下于磐石之安。何者？其蓄之有素，而出之有本也。（卷六《覆某友书》）。其素所抱负者如是，故一旦出而任事，确然有以自建树，异于常人。然则所谓人才本于学术，而当时汉学家徒事训诂考订、蔑弃义理不谈者，其弊害亦从可推见矣。罗山之学，大率推本横渠，归极孟子，以民胞物与为体，以强勉力为用。尝谓人之所以禀乎气者不同，人之所得是理者，未尝或异。有人于此，其性急躁，一日自知其失，痛自捐抑，其人则为和平之人；其性柔缓，一日自知其非，勉自振作，其人则为刚健之人。（卷三《性理》）

又曰：贤人以健行，故能尽道义而全性天。……凡扶纲常，传圣学，位天地，育万物，莫非分内当为之事，亦莫非尽人所能为之事。然而……求其能尽乎此者不可多得，……物欲害之故也。（卷五《健庵说》）。

又曰：人之所以能撑持世运者节义，节义岂必时穷而后见哉！天下无事，士人率以名节相尚，处则浴德澡身，出则为斯民兴利除害，斯世必不至于乱。即乱矣，相与倡明大义，振厉士气，当万难措手之际，而补救之，削平之，未始不可挽回古之人所以能制于未乱之先，弭于既乱之后者。惟赖有此耿耿之心，为之维系其间耳。（卷五《重修谢叠山先生祠引》）

凡此皆罗山未出任事时之言也。及其历身戎行，仍本昔日之所信守者以为之曰：

“天下无难事，视乎其为之者而已。以其难为，遂皆束手而不前，斯世之事，更教谁做？古人事业固无有不从艰难中做出者。”（卷六《与曾节帅论实成重任书》）

“或者斯民劫数未尽，故稍缓时日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决不可以一时之波澜，遂自灰其壮志也。”（卷六《与曾帅论分援江西机宜书》）

罗山任事之精神，处处见其与往昔之所以为学者本末一贯，表里相通，彼非所谓功名出于道德者耶！所著书，有《西铭讲义》、《姚江学办》、《读孟子劄记》、《人极衍义》诸种，虽精理名言，或前人发之已尽，未必多所创辟。然蓄之当躬，见之行事，斯理虽常，世运则变，如日月之丽天，光景不常新，固非必欲别出一境以凌驾古人者之所与知也。然则治近世学术者，必谓考订训诂为务实，道德义理为蹈虚，是盖未之深思耳。罗氏有《小学韵语序》一篇，论此尤慨切，其言曰：

“道光戊申，课徒左氏芭蕉山房，日与诸生讲小学、大学之方，诸生以朱子小学编为人生必读之书。惟……小儿初入学，遽以此授，往往不能以句，……余因为之撮其大要，辑为韵语，……方欲绶之木而粤匪之祸起矣。自戊申以来，迄今九年，一夫倡乱，祸延东南，天下弦诵之声，或岁乎熄。余以一介书生，倡提义旅，驰驱于吴、楚之间，而其一时同事者，及门之士居多。共患难，一死生，履险蹈危，绝无顾惜，抑何不以利害动其心耶？当天下无事之秋，士人率以文辞相尚，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学者，人或以为迂一日有变。昔之所谓迂者，奋欲起而匡之、救之，是殆所谓其愚不可及者与！亦由其义理之说，素明于中故也。余自愧德薄，不能以身教人，窃幸诸生克自奋发，不负其平日之所习，尤愿其益相策励，日亲当代崇实之儒，拔本塞源，共正天下之学术，学术正则祸难有不难削平者。匪徒恃乎征战已也。（咸丰丙辰正月，左季高答王璞山，谓：“近日人心，只‘自私自利’四字。尽无他，学术不明、天理澌灭故也。”又答胡润之，谓：“世之言事者，动言才情，不知才生于情，情苟不至，才于何有？今世守令，其意念所向，精神所注，大抵在上而不在下；其聪明才力，用之于揣摩迎合承奉竿牍之问，而实意之及于民者益鲜。即有时勉自振作，奋欲有为，亦动于近名乾誉之心，非其隐微所不得已之故，不旋踵而即索然矣。”经等见解，均可与罗山正学衡之旨相发明也）惜乎罗氏献身锋镝，一时群从共事之人亦糜其全力于兵戎之间，祸难虽平，而当时师弟子所欲正之于学术者，卒未得深究而大明于世，使晚清世运如沉疴之偶瘥、积痗之小间，撑持之方有已，倾覆之势未变。此则治曾、罗诸人之学术者，所尤当为近世中国命运扼腕深嗟而不置者也。

——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学年学术史》台湾版本，中华书局

注：钱穆为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清华、燕京、北师大名教授、国学大师。

罗忠节学问甚博，凡天文、舆地、律历、兵法及盐、河、漕运诸务，莫不探其原委。坐言起行，为有用之学，至性亦复过人，可谓“笃行君子”。时人称：“理学何可原非，惟真伪不可不办，然‘真’之一字，惟罗忠节足以当之。”为世人推崇之重，实属罕见。

附二：罗泽南辨学思想简论

张晨怡

摘要：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罗泽南学术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具有浓厚的辨学意识。依照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罗泽南对各种异学杂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辨学思想大体可以分为尊朱、辟王和批佛、老三个方面，其中尊朱为其思想的基础，辟王为其思想的核心。

关键词：辨学；尊朱；辟王

儒家辨学卫道的传统由来已久，孟子“黜管晏”、“辨扬墨”素为后世理学家所称道。罗泽南以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为准绳，按照轻重缓急的不同，分别给予了程度或异的批判，其中对于阳明心学与佛、老之学的抨击尤为激烈。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论述罗泽南的辨学思想。

一、尊朱

要探讨罗泽南的辨学思想，不能不首先辨明罗氏学术的归属。学术界对此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钱穆的观点是：“凡罗山之学，上自孔、孟，下至周、张，非有新论奇说，而止以程朱之说说之。”¹萧一山则认为罗泽南“似非专宗程朱者”²。在考察了罗氏的著作之后，笔者倾向于赞同钱说。关于儒家的历代学者，罗泽南有一段简明扼要的评述：

立万世人道之极者，其惟孔子乎！孔子，天下之至健也，运量万世不见其或息也；天下之至顺也，持载万物不见其或遗也。颜、曾见知，思、孟缵承，天经地义，昭如日星。自是而后，圣学荒芜，分离乖隔，莫知其宗。宋儒诞生，以兴起斯文为己任，黜近功，熄邪说，天下之士始得与闻大道之要。濂溪，圣之继者也；明道，圣之绍者也；伊川，圣之翼者也；紫阳，圣之成者也。”³

把先秦诸儒——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与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的学说都列入正学，作为“别□邪之失”⁴的标准。但是与大多数理学家一样，罗泽南实质上推崇的并不是先秦诸儒，而是宋代诸儒。他认为，只要“探宋儒之精微”，自能“跻孔、孟之堂奥”，“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灿然大明”⁵。这表明罗泽南所揄扬的并不是原有意义上的先秦诸儒，而是带有浓厚程朱色彩的孔孟学说，宋学才是他真正安身立命之所在。

对于宋儒，罗泽南也非一视同仁，他最为尊崇的显然是被其称为“圣之成者”的朱熹，以为“朱子之道”即“孔、孟之道”，“孔、孟之精微，非朱子无以发”⁶。他将朱熹与孔子相提并论，推崇备至，并且隐寓有继朱熹而挺立、起衰振弊、辨学卫道之意。

罗泽南的大部分著作，从形式到内容无不带有十分明显的朱学印记。比如，《人极衍义》一书即为“罗君仲岳诵《太极》、《通书》之言，而得其旨要”⁷而作，该书对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的理解和发挥，与朱熹《太极图说解》、《通书解》是一脉相承的。至于《姚江学辨》辨王学与朱熹辨陆学显然更是异代同调。罗泽南在一封答友人的书信中曾透露著《姚江学辨》的原因，书云：“象山之学，已经朱子明辨，弟固未曾及，惟姚江良知之说，窃禅门之宗旨，乱吾儒之正道，虽经前人议论，而其中之似是而非者，尚未能一一剖析，故曾为明辨之。”⁸《读孟子札记》多次征引《孟子集注》、《孟子或问》，对朱熹的议论颇为欣赏，以为可以“补孟子言外之意”⁹。《小学韵语》是以朱熹《小学》为原本，“撮其大要”辑成，“复取古人注疏附于其下”¹⁰。《西铭讲义》“附于朱子《解义》之后”，与《西铭解义》皆“用伊川分立而推理一之旨”。可以说，正是在吸收朱熹思想的基础上，罗泽南形成了自己的学说。

与此相联系，明清两代的宗朱学者也是罗泽南称许的对象，尤其是明代的罗钦顺和清代的陆陇其。罗、陆二人都讲究学术上的正邪、是非之辨，曾激烈地抨击过陆王心学，因此得到罗泽南的特别推崇。朱熹、罗钦顺、陆陇其等人对各种异学杂说的辩驳显然对罗泽南具有一定示范与引导作用，罗氏拒斥王学与抨击佛、老，除了出于维护学术纯正的责任感外，还不免带有一些效仿先贤的意味。

二、辟王

嘉道年间，伴随着程朱理学的复兴，陆王心学也出现了复苏的苗头。一些宗陆、王的学者借助程朱理学复兴之势，采取调和程、朱与陆、王的方式，努力扩大心学的影响。罗泽南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学术动向，对于尚为浅溪暗流的心学十分警惕，以为心学绝非“已毙之虎狼”。因此，虽然罗泽南对陆九渊、王阳明二人的品行、事功表示肯定，承认“陆子品谊、阳明勋业，固有不可磨处”，但是为避免心学再度盛行，“废讲学以求顿悟”，危害圣道，他把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了阳明心学，其辟王思想集中体现在《姚江学辨》一书中。

罗泽南认为朱、王之异不仅在于知行观的不同，更在于心性论的迥异。正是由于王阳明对心性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偏差，才造成了其“致良知”说对朱子“格物致知”说的背离。因此，罗泽南首先对王阳明的心性论展开了条分缕析的批判。对于王阳明在心性论上与朱熹的不同，罗泽南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论述：

“朱子以性为有善无恶，阳明以性为无善无恶也。朱子以性为理，心不可谓之性；阳明以心为性，吾心之灵觉即天理也。朱子以仁、义、礼、智为性之本然，阳明以仁、义、礼、智为心之表德也。此本体之所以异也。若夫善念之发，朱子以为率性，阳明则谓心体上着不得些子善念也。好善恶恶，朱子以为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阳明则谓心之本体本无一物，着意去好善恶恶又是多了这份意思也。万事万物，朱子以其理皆具于心，日用伦常各有当然之则，阳明则以事物为外来之感应，与心体无涉，以事事物物各有定理，是为揣摩测度于其外也。此大用之所以异也。”

显然，朱、王之间最重大的分歧在于本体论，这也是朱、王之学互不相同的根源所在。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罗泽南开篇即将王门“四句教”抛出予以驳斥。“四句教”的首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在王阳明那里主要是强调心之本体的无滞性，但是在朱熹的哲学中，“心之体”指的是性，加之王阳明也有“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的说法，那么“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也可以理解为性无善无恶。罗泽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将王阳明判定为“性无善无恶”论者的。根据孟子的性善论（这也是朱熹所信奉的），他对王氏的“性无善无恶”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进而，罗泽南又批驳了王阳明“仁、义、礼、智是性之表德”的观点。根据朱熹的学说，仁、义、礼、智分别与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相对应，“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因已发而有者也，表也；仁、义、礼、智，未发之中也，大本也”。王阳明以仁、义、礼、智为表德，把仁、义、礼、智看做是心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具体表现，这是罗泽南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因为若是按照这一逻辑，“则仁、义、礼、智非我固有也，是则仁、义、礼、智由外铄我也，天下之人孰有肯为仁、为义、为礼、为智者乎？天下之不仁、不义、无礼、无智者，孰肯反而为仁、义、礼、智乎？”由此可以看出，罗泽南不仅重视学理的纯正性，更关注一种学说产生以后可能带来的社会流弊，从而表现出他作为程朱理学家的本色。

在辨析了朱、王性之诸说的区别之后，罗泽南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王学的主要论题——“心即理”说。王阳明认为“心即性，性即理”，把“心即理”作为“立言宗旨”，并指责朱熹分心与理为二，这就难免要遭到罗泽南的攻击。依据朱熹哲学对心、性、理的定义，性即理，心绝不可以称为性，因为心不单指本体心，也具有经验心的意义，所以“心即理”绝对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命题。正如罗泽南所指出的：今夫性有善无恶者也，心有善有恶者也。曰慈祥、曰恭敬、曰裁制、曰精明，心之能顺乎理而不失者也；曰残忍、曰放肆、曰柔懦、曰昏昧，心之贼乎理而不顾者也。如果“以心与理为一”，就无法依理对恶人恶行进行责难，因为“公心是理，私心亦是理”，“乌得谓行仁者得乎理之自然，假仁者非其性之固有乎？”

朱、王之学势同水火的根源固然在于心性论的差异，但是最显著的不同却在于“格物致知”说与“致良知”说的对立，这一区别自然也是罗泽南辨析的一个主要方面。“致良知”说是王阳明结合了《大学》之“致知”与《孟子》之“良知”两个概念提出来的，认为良知是每个人不假外求、内在本有的道德意识与道德情感，人们所要做的就是扩充自己已经意识到的良知，使良知本体全体呈露出来。基于这一理论，他对“格物致知”这一概念作出了与朱熹截然不同的解释：“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取消了格物的认识功能和意义，并将格物统于致知之下，从而完全否定了朱熹以即物穷理、扩充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格物致知”说。这是罗泽南根本无法赞同的。他指出：人之一心，莫不有本然之理，即莫不有自然之知，惟其气禀有清浊，故其知识有广狭。人之良知不过识其大略，不能洞烛其精微也。在此基础上，罗泽南又对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提出了反诘：“既曰良知善即知其为善，恶即知其为恶，则良知无待于致矣。良知犹待于致，不得谓之良知矣。”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利用王阳明在概念诠释上的疏忽对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故钱穆认为：“罗山之辨王申朱，皆确然有见，非拘拘于门户之为见也。”

宗朱学者在辟王时，总要大肆渲染王学的佛学渊源，罗泽南也是如此。《姚江学辨》开篇即以高屋建瓴之势将王学与佛学比附在一起：“昔人谓佛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无善无恶。吾谓阳明《传习录》、《大学问》、《论学》诸书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无善无恶。”从总体上将王学与佛学划一归同。随着对王学批判的深入展开，罗泽南进一步把王学的一些具体论题与佛教的经文偈语联系起来，如：“其曰理无动者，本性虚寂，善恶两无，不与物来，不随事往，即佛氏之所谓常住不动，真性如如者也。其曰常知常照者，良知之灵明炯炯，无一息不照，即佛氏之以日月灯喻法，日昱于昼，月昱于夜，灯光常昱于昼夜也。”“其以天下无心外之物，此楞严经所谓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也。以良知为天理，此佛氏之以知觉为性也。”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总之，罗泽南尽可能将王学中已经改头换面的佛家用语揭示出来，以坐实王阳明“阴实尊崇夫外氏，阳欲篡位于儒宗”的“罪名”，以便将王学彻底排斥在儒学系统之外。但问题是，不单是王阳明，即便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包括罗泽南最尊崇的朱熹，也都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一点，罗泽南一直避而不谈，他是不了解，还是根本就不想承认，尚有待于深入考察。

罗泽南对阳明心学的批判，进一步确立了程朱理学对于陆王心学的强势地位，对晚清程朱理学的复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得到一些宗程朱学者的高度赞扬。

三、批佛、老

对于佛、老，罗泽南显然是极为反对的，这从其对王学的批判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二。此外，罗泽南还有一些专论佛、老的文字，从中我们可以较为全面地把握其批佛、老的思想。罗泽南拒斥佛、老的态度相当坚决，以为“异端之徒不绝，圣贤之道不行”，只有“禁僧道庐寺观”，才可以实现“天下之人知正教”的理想。关于佛、老的危害，罗泽南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寂灭清净乱正道也，遗君弃亲畔人伦也，鳏居寡处绝生机也，佛阁道院竭财力也。”即淆乱圣学、背弃人伦、破坏生活与生产。对此，罗泽南分别给予了猛烈的抨击。

罗泽南还驳斥了佛教的轮回说。在佛教的生死观中承认有“鬼”的存在，罗泽南以儒家气化流行的观点反驳说：“人之魂，阳气也；魄，阴气也。阴阳之气交，则魂凝魄聚而人以生；阴阳之气判，则魂升魄降而人以死。既死之后，其气已散，安有所谓鬼者？”并对佛教的轮回说进行诘问：“信如斯言，天下之人，生生死死，止有此数，天地生物之功用，亦甚冥顽不灵矣。”这一反问，还是相当尖锐的。轮回说的流行造成了世人“日竞为淫祀，以邀福禳祸”的恶果，罗泽南特别把这一现象与儒家所称许的子孙祭祖加以区分。他认为：“子孙之精神即祖宗精神之所存，一气相传，自有可格之理。”这与朱熹所说的祭祖是为了得到祖先精神的“感格”是一致的。从中可以看出，罗泽南虽然反对人死为鬼、人死之后有魂的有神论，但是他的无神论思想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对于佛、老之教“去君臣、弃父子、离夫妇兄弟”所带来的危害，罗泽南主要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来评说的。在罗泽南的诗作中有一个年轻僧人的形象，该僧“皈依佛地经廿年”，终日处于“欲依吾师亲谁养，欲事吾母身难赎”的彷徨处境。佛、老之教“使人耽空嗜寂，去离亲戚”，显然违背人们“孩提知爱”的天性。

罗泽南反对佛、老，不仅仅批判其谬误、揭露其危害，他还提出了禁绝佛、老之教的措施：立学校，明人伦，俾天下之人才尽习乎大学之道。而后禁人子之丧其亲者，不得令作佛事；父母之有子者，不得度为僧尼。而又谕僧尼之还宗者，寺观中之田土任其耕种之，贫者其父母家之宗族从而资助之，知学问者考试之。主张以教育感化为基础，辅以行政命令，标本兼治，来杜绝佛、老之教的流行。但事实上，罗泽南的禁佛、老措施也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因此感慨当权者“不出此也”。

罗泽南生活的时代正值清王朝内外交困、危机重重，当时学者忧心时世，不免乞灵于学术，而由于各人的社会地位、学术背景、个人禀赋不同，所提出的思想主张也就不同。作为程朱理学家的罗泽南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极力主张辨学术之邪正的。其目的无非是要振兴早已衰微的程朱理学，通过端正学术来端正人心，进而挽救整个国家、民族的危机。罗氏的苦心孤诣确是非比寻常，事实上也多少促进了程朱理学的复兴。但是当时思想学术界的主流是兼收并蓄，儒家内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汉学与宋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间的会通融合蔚然成风，甚至旁及诸子学、佛学、西学，“学术之趋势，既由分而合”，“倘坚守一家壁垒者，均不能有号召之力”，“罗山之著述，遂在若存若亡间”，出于时代的必然，“无大影响于后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释】

1.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8册，《罗山学术》，东大图书公司，1980年，第316、317、318页。
2.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735页。

3.5.罗泽南：《人极衍义》，清咸丰九年(1859)长沙刊本。

4. 罗泽南：《读孟子札记》卷一《公孙上》，清咸丰九年(1859)长沙刊本。
5. 罗泽南：《姚江学辨》卷二，清咸丰九年(1859)长沙刊本。
6. 刘蓉：《养晦堂集》卷二《罗仲岳人极衍义序》，清光绪三年（1877）思贤讲舍本。
7. 罗泽南：《罗山遗集》卷六《答云浦书》。
8. 罗泽南：《读孟子札记》卷一《梁惠下》。
9. 罗泽南：《小学韵语·叙》，清咸丰六年（1856）长沙刊本。

罗泽南：《西铭讲义·叙》，清咸丰七年（1857）长沙刊本。

罗泽南：《罗山遗集》卷六《与高旭堂书》。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册，《传习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7、115、121页。

罗泽南：《姚江学辨》卷一。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册，《传习录上》，第15页；《传习录中》，第45页。

罗泽南：《罗山遗集》卷三，《鬼神》；卷一，《有僧》；卷七，《谢星垣先生传》；卷三，《仙佛》。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第1952页。

注：张晨怡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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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有高，字台山，瑞金人，乾隆举人。

少习技击，力敌数十人。后见雩都宋道原，乃潜心理学，既而又师事宁化雷，为学数变。晚年结交长洲彭绍升，遂长斋读佛乘，欲沟通儒、释之学鋐。为文章旁通曲畅，能抒其独见心得。

著有《尊闻居士集》。

罗有高（1735—1779），清江西瑞金人，字台山。乾隆三十年举人。精技击，对理学、经义、文字等学均有心得，又深研佛经。有《尊闻居士集》。（《清史列传》卷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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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汝怀，字研生，湘潭人。

道光拔贡，官龙山训导。

著有《绿漪草堂诗文集》、《湖南文征》、《褒忠录》。

附：罗研生先生（汝怀）家传

善化  李桢  撰

先生讳汝怀，字念生，湘潭罗氏。祖绍龙，增广生。父修澍，恩赐八品冠带。两世皆跻大耋。

先生少从伯兄江学，年十九补县学弟子员，以优廪生选道光丁酉拔贡。先生自弱冠即吐弃俗学，探极群籍，期至于古人。其治经营一从小学始，以为假借明状，后经训明、审形声，以知假借；知假借以辨训，故而以达于义理。故先生之所得，创解为多。

其他如地理沿革、历代法制、氏族、金石篆隶、先朝掌故、是非疑似之界，穷源竟委，考证明白，皆可据依。湖南自嘉道间，新化邓训导顕鹤，表扬文献，采摭略备。先生志趣故与邓先生雅合，乃益起而赓之。旁采远擘，诠述赡窍，不捐细大。其深嗜笃好，一如饥渴之于食饮。

逮后大府聘修《褒忠录》、通志，利一肆搜讨，以既其表章。而所辑《文徵》一书，始元、明迄国朝以来，凡系掌故、治政、学术之大，甄录博富，尤卓为楚南人文之钜观。又以武陵明杨阁部嗣昌，环才蒙诟，独其后嗣尝为清雪。乃征综事实，为设身平心以论之。其不欲苟同，爱憎有如此。

先生秉法俭肃，外笃旧故。兴举县中事无遗利，尝为巡抚恽公陈备灾裕民，无逾积谷。恽公韪之，檄牧令导民输贮，至今利赖。同治初，湘阴郭侍郎嵩焘抚广东，荐先生于朝，不果用。尝纳赀候选内阁中书，晚授芷江、龙山训导，皆不就。先生既以朴学高年魁乡邦士夫之望，晋绅耆旧争下以礼，当途闻风致慕请谒。而先生冲虚暹敛，持其节一不易，可谓暗修克己之君子矣。

以光绪六年九月卅日，卒于后潭里居，年七十七。

先生本名汝槐，字研生，忧后取《诗·小宛》“有怀二人”之义，易今名，并徙字焉。晚自号梅根居士，著书凡若乾种行于世，其若乾种藏于家。

子六人。长萱，优增生，高才能文，世其家学，以江西补用知府殉难贵州，赠太常寺卿衔，予荫予祠，国史有传，封赠三代如其官；

次苏，早卒；次克进，军功荐保花翎知府，加道衔，分发江苏；

次蓂，早卒；次荛，国子监生；次蘩。先生既殁之明年，克进状其事行，来乞为传，乃谨择而书之。

李桢曰：桢初不识先生，岁辛未分修省志，始得接先生于荷沱精舍，时先生年且七十矣，犹日事选辑，不少休闲。相从论议，知先生笃深于古学，顾亦非规规焉专履汉儒之迹者。及读其诗歌文章，益见其根柢。惟先生亦雅重，相勖以著述。此其爱才之意为何如？于乎！可复观哉。

——《绿漪草堂文集》

注：鉴于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在传承儒学、理学方面至今仍有重大影响，故将其列入本书“文论书表”一章中。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21    于福州

罗羽丰，清浙江上虞人，字习斋。

康熙时诸生。十七岁时，父死，教读养母。晚主福山书院十余年，常告从学者：“利达有命，惟读书当为好秀才，力田当为上农夫而已”。

有《鹰峰集》。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三八二）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20    于福州

罗为赓，清四川南充人，字西溪。

顺治十一年举人。康熙间，历任乌程、孝丰知县，后以行人致仕。

治理学，其旨出于陆、王。弟子吴学录其讲学语为《苕西问答》。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四○，《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五）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20    于福州

罗天阊，清湖南湘潭人，字开九，一字云皋。

少好读书，垂老犹手不释卷。性淡泊，不乐仕进。晚居西塘精舍讲学，学者称西塘先生。

有《周易补注》、《学古初稿》、《西塘草》。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三八九）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20    于福州

罗典，字慎斋，祖选，父作慧，并有隐德。典少凝重，容貌魁梧，性质刚方。

乾隆十二年（1747），乡举第；十六年（1751），用庶吉士，授编修，督学四川，以造士育才为职。每按试，先集诸生讲诲，试毕，复奖饬之。严而可亲，士臂感服。

行部闻诵读声，下舆入叩所学，开陈得失，曰：师儒教育，道在亲洽，非宫中程式也。

闾中，合治狱不平，生徒聚诉，保宁府知府牒镇将发兵，捕系百余人，城中汹淘。典至，诉者塞涂。典谕曰：即有处，下檄提调出诸生应试。知府愠告镇将，诣典怵以纵叛。典曰：诸生叛耶？若据府牒擅发兵，吾行人告矣。待其试毕，令归案于镇府，亦无所伤也。府乃出之，亦辽寝其事。省城传言，保宁且有大变，总督曰：“学使必能办。”其敏决静镇皆如此。

转监察御史、吏科给事中，迁鸿胪少卿。凡再充会试同考官、河南乡试考官，有“鉴街”之誉。提学王鸣盛宠妾，其妻以年家诉于典，典隐其事，假滥用。夫马劾之鸣盛，文学有盛名，坐降官，江南朝官皆不直典，典不自安，乞归。高宗语诸大臣，尝称典诚朴，或告以上方向用，曷少留典，曰：请而中辍是作伪也。遂以母老请终养。

及归，主讲岳麓。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覃思幽微，多有心得。所著诗，管见、字句、诠释，能补毛、郑之略。唯论喜新异传者，怪焉。巡抚因事忤典，遂疏劾其谬讼。上曰：罗典学问优长，非汝所及。

及后，重宴鹿鸣，例有恩赏。奏入，仁宗复责典，急于引退，无宣力之义，无庸加衔。然后知典见知两朝，殊异诸词臣矣。

典廉峻正直，其掌工科，当核工例馈茶金，不问工作物价。典一无所纳，舆众格格，虚目销领，哲咸嫉之。戊午（1778）乡试，吏割彭莪卷，以支易他名，举第一。事发，请馈莪万金，掩覆其事。典持不可，自监临，以下皆得咎。

其受业弟子、知举门生显达者百数。岁时，闪遗俱莫敢致银币。身后无余财。年九十卒。祀乡贤。

罗典，字徽五，号慎斋，湘潭人，乾隆丁卯（1747）乡试第一，辛未（1751）进士。

选庶吉士，授编修，转御史。历吏、工二科掌印给事中，擢鸿胪寺少卿，两主河南乡试，一为四川学政，典以学政非专衡文，当以育才为本，每按试，先集诸生讲学，听者悚动。试毕，复进而规诲之，在途闻乡塾书声，下舆入叩所学，示以法式。将试保宁，诸生某被诬下狱，生徒聚诉于府，府遂牒镇将发兵捕百余人系狱。典至檄府出生应试，府嗾镇将诣典，讽以纵叛，典正色折之，事得解。

以母老乞养归，主岳麓书院二十七年，教学者，以坚定得性明，习时务。门下士发名成业者数百人。

性刚介，任工科时，有蠹胥乘大工作，希冒销赂三千金，弗纳，乃痛惩之。后按款核销，无敢虚冒。为学政时，尽革陋规。及主讲席，修脯所入，除给饔飧外，悉以增葺书院。嘉庆丁卯（1807），重宴鹿鸣。是年卒，年九十，祀乡贤。

——《湖南通志》

罗典，字徽五，湖南湘潭人，乾隆辛未进士。三十二年由翰林任四川学政，性和而介，苞苴不入，校士日坐堂皇，手定甲乙，过市闻书声，辄降舆入馆为之讲书。有以读体制为訾议者，典曰：“学政职在教化，随时随地皆当讲掖，岂深居简出为严重耶？”论文喜奇，古注经亦多别解。然宗尚古注，蜀士之知从汉学者，自典始。著有《读易管见》八卷，刊行蜀中。

——《四川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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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20    于福州

罗喻义，明湖广益阳人，字湘中。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天启时，擢南京国子监祭酒，因阻诸生建魏忠贤祠，阉党列其姓名于东林籍中。思宗即位，召拜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寻充日讲官。

见中外多故，将吏不习兵，遂讲求武事，推演阵图以献。旋以忤温体仁革职闲住，家居十年卒，谥文介。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19    于福州

罗汝芳，字维德，（江西）南城人。

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除太湖知县。召诸生论学，公事多决于讲座。迁刑部主事，历宁国知府。民兄弟争产，（罗）汝芳对之泣，民亦泣，讼乃已。

创开元会，罪囚亦令听讲。入觐，劝徐阶聚四方计吏讲学。阶遂大会于灵济宫，听者数千人。父艰，服阙，起补东昌，移云南屯田副使，进参政（从三品），分守永昌，坐事为言官论罢。

初，汝芳从永新颜钧讲学，后（颜）钧系南京狱当死，（罗）汝芳供养狱中，鬻产救之，得减戍。（罗）汝芳既罢官，钧亦赦归。（罗）汝芳事之，饮食必躬进，人以为难。钧诡怪猖狂，其学归释氏，故汝芳之学亦近释。

艮传林春、徐樾，樾传颜钧，钧传罗汝芳、梁汝元，（罗）汝芳传杨起元、周汝登、蔡悉。

——《明史》卷二百八十三“王畿附传”

罗汝芳（1515—1588），明江西南成人，字维德，号近溪。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授太湖知县，擢刑部主事，历宁国知府，官至云南布政司参政。坐事罢。学于颜钧，为王艮再传弟子，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曾讲学于广慧寺及两浙、闽广等处。有《孝经宗旨》、《明通宝义》、《近溪子文集》等。（《明儒学案》卷三四）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附：罗汝芳学案

罗汝芳，字维德，号近溪，明朝学者，江西南城人。嘉靖十四年乙未科（1535）举进士，累官知太湖县、刑部尚书郎、知宁国府、云南屯田副使、参政等职。《明史》有传。

明朝中期以后，时出身平民的王艮（江苏泰州人，字汝止，号心斋）虽师承王守仁，但其创立的泰州学派却与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大相径庭。他开宗明义强调“以百姓日用之道为本”学说，又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语录》）其学说要旨实际上是离经叛道的唯物主义观点，其弟子颜山农，何心隐（即梁汝元）等人坚持弘扬此一“为本”学说，震憾了当时封建社会秩序。清朝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黄宗羲亦承认泰州学派有超出封建社会名教羁勒之势，故其门人受到严重迫害。

罗汝芳师承颜山农的学说。山农受迫害入狱6年，论罪当死，汝芳卖产营救，得灭罪流戍。俟汝芳罢官归田，山农亦赦归至。汝芳对其饮食起居事必躬亲，诸子孙以为劳；汝芳曰：“吾师非汝辈所能事也。”其真诚待师如此。

汝芳在“致良知”上，主张“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以天地万物同体撤形骸忘物我为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须把持，不须接续，当下浑沦顺适。工夫难得凑泊，即以不屑凑泊为工夫；胸次范无畔岸，便以不依畔岸为胸次；解缆放船，顺风张棹，无之非是；学人不省，妄以澄然湛然为心之本体，沉滞胸膈，留恋景光，是为鬼窟活计，非天理也”。

先生之弟子杨起元，字贞复，号复所，广东惠阳人，万历丁丑进士。尝谓邹南皋曰：“先生以不淑人，其大旨谓明德本体，人人所同，其气禀拘他不得，物欲蔽他不得，无工夫可做，只要自识之而已。”又起元之事近溪，出入必以其像供养，有事必告而后行。顾泾阳曰：“罗近溪以颜山农为圣人，杨复所以罗近溪为圣人，感应之妙，锱铢不爽也。”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19    于福州

罗万藻（？—约1646），明江西临川人，字文止。

天启七年举人。福王时，官上杭知县。唐王擢礼部主事，未几卒。

通经学，与艾南英、章世纯、陈际泰立豫章社，同以八股文名家，时人多宗之，称章、罗、陈、艾。

有《此观堂集》。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19    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