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臻禄（1846—1904），字醒尘，福建闽县人（今福州市）。罗新梅支系第六世孙，罗丰禄之五兄。

同治六年（1867），臻禄与其七弟丰禄同时以优异成绩考入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学习轮船制造。毕业后留船政局从事造船。

1877年与严复、魏瀚、罗丰禄等同学派往欧洲留学。他进入法国汕答佃矿务学堂和巴黎国立高等矿务学院学习矿务。1880年3月学成回国，继续留在马尾，为福建船政局工作。曾与魏瀚等人一道自行设计建造了早期轮船“艺新”号。

中法战争（1883—1885）后，罗臻禄被两广总督张之洞聘请为广东矿务委员，并参加了粤晋陕豫等省广泛的矿产调查，取得显著成果。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后,罗臻禄继续从事矿务工作，曾任山东省矿务督办,而后又到俄罗斯等地勘矿，为我国矿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他还极为重视家庭文化教育，晚年曾在福州南营罗家设立私塾,组识罗家子女学习。 1904年罗臻禄因病逝世，享年59岁。

来源：2007.5《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10.8     于福州

罗一道，字贯卿，东莞人。博综子史，质任自然。

嘉靖己酉、庚戌，连捷进士。廷对语多切直，有曰“君德莫大于敬天，而祷赛非敬天之实；君道莫先于勤民，而祈求非勤民之实也”。大学士徐阶奇，拟首唱，同列以为嫌，抑寘二甲，授刑部主事。

时严嵩当国，子世蕃恃权纳贿。尝称一道才，或劝其少致馈，可改美秩。一道谢曰：“升沉，命也，儒者当难进易退，乌有黩货以干进耶？”世蕃衔之，十馀年不得调。

嵩罢，稍迁于郎中。（《粤大记》）锦衣校尉敦从科怙势杀人。冢宰司寇密属为地，且致千金，执不可，卒寘之法。恤刑两浙，有朝贵诬民为盗。一道廉得其情，立释之。（东莞志）

历福建按察副使、湖广参政、提督湖、川、贵三省粮储。故事：输饷者，必以馀银加镪上，谓之滴珠。一道首革之，忤当道，解组归，屡荐不起。（粤大记）柘林戍兵变，近郊民走避城中，城已开。一道言于邑介开城纳之，所全万计。督学余立，一道壬戌分校，所得士未尝以一刺通。

子岁试置下等，已而跻优等，一道移书切责，谓不宜有所私，其方严如此。

年八十四卒，所著有《恤刑疏稿》《钟山集》（《东莞志》《粤大记》以为《中山存稿》。一道号“中山”云）。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6.17     于福州

罗万象，分水人，隐于紫逻山，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唐宰相）使人召之，万象更逃入深山，筑白云亭居之，终身不出。（严为府）。

——《浙江通志》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6.1     于福州

罗珊孙、罗宪子鸿，嘉靖丙午科以荐，丁未进士，知常熟，擢御史，以忤严嵩归。

——罗珊附传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8.24     于福州

罗伟里，文宗三年（1330）正月已卯，广西罗伟里、叛寇马武冲等，合龙州岭北郎龙洞韦大虫贼兵万人，攻陷那马远、那马安等寨，命广西宣慰司严军御之。

——《元史》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8.18     于福州

罗暹春，字旭庄，吉水人，进士。

入翰林为讲官，分校礼围。典试广东，改御史。以言事左迁刑部主事，升员外郎，六治秋谳一议减等，释六千余囚。知德安府新试院，修复忠孝祠，筑堤赈饥，擒斩京山首逆严金龙，调黄州摄汉阳及安襄郧兵备，分守督金川，凯旋，官兵叙劳绩，擢山东盐运使（从三品）兼摄按察使（正三品）。无滞引留狱，请告归。

著《水南灌叟》遗集。

训森注：罗暹春父罗继洪，明状元罗洪先第七代孙。

——《吉安府志》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6.13    于福州

罗惇㤚，字椒生，广东顺德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七年，督四川学政，召对，上以惇衍年少，语多土音，留不遣。二十三年，大考一等，擢侍讲。累迁侍读学士，转通政副使，太仆寺卿。二十六年（1846），督安徽学政，迁通政使。

三十年（1850），文宗即位，应诏陈言，略言：“古帝王治天下，根据祗在一心，要在览载籍，勤省察，居敬穷理，以检摄此心。圣祖仁皇帝《御纂性理精义》，于存养省察、致知力行，以及人伦性命，皆有程途阶级，其论君道，尤极详备。惟在皇上讲习讨论，身体力行。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于臣工奏摺，指示得失，明见万里。皇上几暇，日阅一二事，凡督抚陈奏，如能深谋远虑，措置得宜，即予以裒答，若有饰诈怀私，亦为之指示，庶大吏皆知警戒。他若《御纂资政要览》、《庭训格言》诸书，皆本心出治，一以贯之。伏愿皇上法祖以修己，推而知人安民，皆得其道。”又请谕部院大臣各举所知，备京卿及讲读之任；敕直省督抚、提镇、学政皆得犯颜直谏，指陈利病，无所忌讳，藩臬亦许密封由督抚代为呈奏。疏入，上嘉纳之。咸丰元年（1851），疏陈风俗侈靡，民生日困，请崇俭禁奢，以蓄物力。二年（1852），署吏部侍郎，授左副都御史。

三年（1853），擢刑部侍郎，仍兼权吏部。时军需孔亟，户部令京师商民以赁舍金一月纳公家，惇衍以为非政体，疏乞明定限制。又疏荐广东在籍给事中苏廷魁等任筹军饷。江宁既陷，寇氛复溯江上犯，惇衍疏请敕曾国藩练楚勇，自湖南移驻武昌，杜贼窥伺荆襄；苏廷魁募粤勇援江西，袁甲三回河南防捻匪，并会同已革两广总督徐广缙募新兵堵御凤、颍，遏贼北窜诸路；多被采纳。命随同惠亲王巡防京师，调户部。五年（1855），以父忧归。

七年（1857），英吉利兵攻陷广州，八年正月，命惇衍及在籍太常寺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为团练大臣。十年，款议定。十一年，召来京，擢左都御史。

同治元年（1862），两广总督劳崇光被劾任用非人，调度乖方，命惇衍偕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按治，崇光坐罢。迁户部尚书，疏言：“吏治日坏，当奖廉惩贪。四川总督骆秉章、湖北巡抚严树森、山西布政使郑敦谨、山东按察使吴廷栋，清操较著，请奖之，以励其余。”又疏言：“皇上求贤若渴，应诏者寥寥，即有登诸荐牍者，或由他省督抚保举，必待本省给咨，始能赴部，非所以示虚怀延揽之道。且但令封疆大吏保举，而未及京卿，恐驯致外重内轻，不可不防其渐。内阁、六部、九卿等朝廷重臣，素所亲信，必俾其各举所知，众正盈廷，然后可反危为安，转乱为治。请不必限以时日，拘以人数，但有操守廉洁，才猷卓越者，即许随时疏荐。倘所举之人，将来或犯贪污，罪其举主。”二年，兼署左都御史。

四年，兼管三库，署翰林院掌院学士。伊犁参赞大臣联捷、御史陈廷经先后论劾“陕西布政使林寿图沉湎于酒，巡抚刘蓉未谙公事，举劾悉听寿图”，及“蓉疏奏失体，漏泄密保”。命偕协办大学士瑞常赴陕西按治。惇衍等为疏辩，仅以微过议处，吏议寿图迁调，蓉革职留任。寻蓉复以他事罢，陕民为蓉、寿图讼冤，总督杨岳斌以闻。惇衍等已回京复命覆奏，遂合疏言：“刘蓉秉性朴直，办理甘肃溃勇，不动声色，悉臻妥善。甘肃乱回窜扰，遣兵分布要隘，陕民以安。林寿图身任劳怨，勤奋有为，惟参劾属员，间有轻重失当，致谤毁纷兴，而其廉洁之操，究不能稍加訾议。”诏蓉仍署巡抚，寿图来京候简用。六年，兼署工部。八年，以母忧归。十三年，卒，谥文恪。

（罗）惇衍学宗宋儒，立朝正色，抗论时事，章凡数十上，无所顾避。著有《集义编》、《百法百戒》、《庸言》、《孔子集语》等书。

——《清史稿》

附：罗惇衍年表

罗惇衍（1814-1874），广东顺德人。字星斋，号椒生。道光进士。

1843年后，历任侍读、通政副使、太仆寺卿。

1846年任安徽学政、通政使。

1853年后，历任刑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攻占广州。

1858年春，奉命与在籍太常寺卿龙元禧、工科给事中苏廷魁，为团练大臣，办理广州地区各乡团练，3月在顺德设局，4月移至花县。

1861年回京后，历任左副都御史、户部尚书、工部尚书。1869年回京后，历任左副都御史、户部尚书、工部尚书。

1869年离职。

1874年死，谥文格。

著有《集义编》、《百法百戒》等。

注：同治元年至八年任户部尚书。

罗惇衍

、

罗惇衍，字兆蕃，号椒生。始祖纲，宋绍兴间自南雄州珠玑巷迁居南海大良村，后改隶顺德遂为顺德县人。

高祖礼耒，本生，曾祖礼绵，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举人，吴川县教谕。祖嵩，顺德协左营外委，嘉庆间出征四川达州，御贼白岩山阵亡。父家政，嘉庆十八年癸酉（）举人，五品衔，高州教授，皆赠光禄大夫。母李氏，有身得瑞征，及生，红光满室，甫周岁，岐疑异常儿。

十一岁学为文。长老惊其宿慧。年十六补弟子员。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举于乡。明年乙未（1835）成进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散馆授编修。十七年命视学四川，旋以年轻恐未能周悉老到，仍留京供职。二十年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历充国史馆协修、纂修，文渊阁校理教习庶吉士，本衙门撰文。二十三年，御试一等，擢待讲，充日讲起居注官。七月充山东乡试正考官，转侍读。二十四年擢侍学士，充咸安宫总裁。二十五年充恩科会试同考官，五月擢通政使司副使，九月擢太仆寺卿。二十六年督学安徽，以白鹿洞规课士，士多化之。二十九年九月陛通政使。

次年正月宣宗上宾。惇衍不茹荤酒者累月。文宗践祚，疏阵法祖训，以端本善俗。

略云：臣恭读圣祖御纂性理精义，此书理赅词约，内圣外王之功，无不毕备。愿万几之余，讲习讨论，身体而力行之。至察吏安民，羣僚无所售其欺，则莫若世宗朱批谕旨。此书所载臣工奏折凡二百二十三人，皆恭录批答，使共知所陈之得失。敬祈皇上将此书日阅一二事，凡督抚所奏，有能深谋远虑，措置得宜者，固蒙褒答，若不实不尽，及饰诈怀私者，亦一一为之指示周详。庶大吏知所儆戒，则所以饬官常而维邦本者，实系于此。另牒奏请，谕部院大臣各举所知以备京卿及讲读之任，并请敕内外诸臣，指陈天下利病，无所忌讳。得旨嘉奖。

咸丰元年（1851）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冬十一月疏请崇俭禁奢，以省物力。谓京外官民，应遵典礼，违者戒饬。庶人心知警，共还醇俭。查道光八年（1828）曾刊刻简明规条，使百姓知所恪守。乞下礼部就会典、通礼二书，撮其简约常行者以为条教之式。报可。二年充会试，知贡举。八月署吏部右侍郎，十月充武乡试正考官，十一月以日食，疏请严饬廷臣，实力修省。

略云：伏见

皇上御极以来，惓惓爱民，孳孳图治。在廷诸臣，非不循分供职，而迟回慎重之意，多奋发振兴之意少。因而莅官行政，卤莽粗疏之弊少，游移迁就之弊多。廷臣首鼠两端，疆臣亦互相推诿。大员委蛇容悦，属吏亦专务趋承。

请因日食修省，严谕廷臣，将平日诿卸取巧之积习，悚然改悔，毋贪恋禄位，毋顾惜身家。

事可行则行，毋泥成例；费可节则节，毋避众怨。人可举则举，毋限资序；法可改则改，毋惮更张，庶挽颓风而臻上理。

又疏请将本年冬至庆贺之处停止。均报可。

擢刑部左侍郎仍兼署吏部右侍郎。

先是户部因军需烦重，令京城铺户报捐一月房租，为权宜周转计。惇衍疏言，户部所云在房主恒产取租一月，原无大损，但其中须分别，房主有孤儿寡妇，专籍数间房屋租钱养赡者，今一律征收，所益无几，而茕独无告之人，或无以餬口，则所损实多，非所以示体恤也。如各铺户生理，有业甚贱，租甚微者，若概行交纳，于经费终无大补。请饬下户部分析收免，妥为限制。疏入报闻。

未几，复奏请停罢。四月疏言：闽粤海船，向带货物向天津售卖。道光间前江苏抚臣李某，曾由上海招商采买白粮数十万石赴天津交易，继乃发价短少，加以胥吏克扣，米既在船，不能不贱卖，以后遂裹足不前。现在闽粤海船均愿运米赴天津，乞下户部预定价值，由官发出，不假胥吏，一立章程，即咨该省出示招运。俾商贾有所利，而仓廪益有余，于国储民食均多裨益。交部议行。又疏言自丰北决口，濒河一带悉成泽国。江苏之丰沛、铜山、砀山、邳、宿迁，山东之鱼台、济宁、金乡、嘉祥、滕峄被灾最重，尸骸遍野，递相枕籍。请由东南两河总督，督率所属地方官，择地殓埋。其流离转徙未填沟壑者，量为抚恤资送。报可。自贼氛大炽，江宁失陷。贼复北窜京师为根本重地，守御之法，尤宜早备。乃疏陈四事，大略京城内外，宜若何扎营防卫。官绅士庶，宜若何联络稽察，粮饷宜若何筹，备足食用，兵弁宜若何遣调，以壮声援，累千言。上是之。即命办理巡防事务，惇衍虑贼近津沽，无业游民易于投贼，密请妥为慰抚，使人心固结，无隙可乘。疏入报。

十一月调补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仍兼署吏部右侍郎，往通州清查通济库款。十二月充实录馆副总裁。

五年四月，巡防事竣。赐宴勤政殿，特赏如意福字。故事京官非一品及内廷行走，无颁给福字者。惇衍以侍郎得之，异数也。

七月疏言，江北大营自雷以诚定捐厘助饷章程，经胜保奏请推广，由户部核议，并无流弊奉，旨允准在案。今江南各府亦仿照江北办理，两年以来，商民踊跃捐输，于军饷不无裨益。近闻行之渐久，流弊滋多。即如泰州仙女庙为商贩总汇，东南通三江营，西通二道桥。其中团练盘查等局七所，为商船必由之路，弁兵以盘诘奸细为词，多方阻滞，官绅以稽查偷漏为说，刻意刁难。概树捐厘助饷之旗，得遂假公济私之计，巧立名色，暗逞侵欺。商船初到，挨次停泊，索挂号钱，兵役上船验视货物索查舱钱。稽查已毕，盖戳放行，索灰印钱。稍不遂意，即以不服盘查，藉词穷究。视商贩之肥瘠而鱼肉之，是以商贩小民不以大营之捐厘为苛，而以沿途之盘查为苦，捐厘不过百分取一，沿途盘查则不啻十分取其二三。自沿江用兵以来，富商大贾早已挟资远徙，其冒险而来者，不过逐什一之贫民，关钞之外即助助饷，已属一时不得已之谋，岂容不肖官绅据据为利薮，若不严绝弊端，恐商民亏累，转与助厘助饷章程有碍，请饬统兵大臣严饬各路，不得藉端苛索，其非盘查喫紧之地，员弁概予裁撤。不惟节有用之费，亦且少生事之人。至南北往来货物，应照奏定章程，于各属销售之地，按数捐厘。若货物非当地销售者，则南有苏关，北有扬关。已输关税，不准加收。如此则商困可甦，招来可广，而饷亦藉资充裕矣。

又疏泰州仙女庙米石畅销，较之往年加倍，皆因雕船搬运所致。雕船者，艇船之脚划船也。该船自仙女庙源源贩米，以艇师军食为词，每乘黑夜私贩于贼。大抵该船水手，皆海盗之余，利若骛，罔有人心。统领艇师员弁，恐激成事端，明知故昧。是艇船名为应募，暗售奸欺，久而无功，实缘于此。臣愚以为贼之接济不断，则用兵无已时。若不严禁贩米之雕艇，亦无从断贼之接济。

请饬督带水师大员，按照艇船人数，计口授食。官为籴米，庶可杜接济贼人之弊。又闻镇江潮勇，流毒无穷。该勇等口粮最多，近日竟有贱值雇人冒名顶替，其真潮勇三五成群携带腰牌号衣，自丹阳以至上海，假查拿奸细为词，讹索商民，无所不至。又包揽货物，重载扬帆过关。地方官畏其凶横，不敢过问。商贩恐其劫夺，视为畏途。若不加以严惩，必至留为后患。

请饬督带潮勇大员，严禁该勇等冒名顶替。至沿途地方官，遇有不奉文札，假潮勇者，许其扣留解往大营查究，庶可消患未萌，而善良得以安堵。九月丁父忧，八年服阙。关适广州有洋人入城之事。

诏偕太常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督办乡团驻花县，改授围练大臣。所陈疏皆秘，外无知者。

十一年七月，穆宗登极，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擢授都察院左都御史，诏入都。

元年七月抵京，擢户部尚书。

履任后，具疏陈典学敦孝，任官爱民之要。充顺天乡试副考官。衍念库款支绌，各项款目截至本年八月仅存实银七十余万两。而自九月至岁杪，应支之数尚短二百万有奇，非设法筹办，贻误匪轻。疏请各省应解各款，予限两月，明定迟延处分以儆膜视，由是度去始充。

在户部七年，所储多至数百万两。十月，赐紫禁城内骑马。十一月，疏陈粮短绌情形云：江浙各省迭经兵燹，漕运无以转输，京师粳米一项，向全恃购买甲米实之，倘仓米不能接济，则无从采办。以畿辅之广，待哺者亿万，一旦告竭，害可胜言耶。现在库款不足，固难于京饷之外更縻钜款，则莫若令民间自行交易之。便然米粮不至天津，民间何由交易。各省俱有重税，米粮亦何由径至天津。况捐厘兼谷米尤为有捐于民。查西南均产米之地，虽偶值失陷，其米尚有出口者。而完善之区，更无论矣。但一经出口，即种种留难，是以运转不及远方，而京师无以应急。

请饬各省督抚出示招商采买贩运，由海至津，普免税课，商人既无所苦，自必踊跃争先，而近畿一带稍获盖藏，京师有可恃而恐。交部议行。十二月，充经筵讲官。

二年三月，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初，广东高州府之信宜县为贼所陷，将及三载，郡城时时戒严，肇庆属府之恩平、开平、鹤山、高明等县土著民人与客藉互斗、士民大遭蹂躏，兼以各处股匪蔓延，势复岌岌。惇衍以为不得将兵之人，不能收效旦夕。于是疏请专任大臣分道剿办，地方次第肃清。

二年正月，疏请整饬仓储云：防守之要莫先足食，州县设仓积谷，或于隶官，或创于民，法制不一，而承平之世，以备岁饥，有事之秋，以资勇镶，立法最善，用意亦最周。汉臣贾谊，所谓积储为生民之大命，有由然也。军兴以来贼至而弃城者，所在多有，推原其固，总由米粟空虚，遇变无所倚赖，不能固守以待外援，食固不可一日而无备矣。即如广东广州府属道光间，绅民捐资在省城设惠济仓，因咸丰四年贼起，前督臣提用仓谷，价四万两筹办红单船，复得提用七万两以供支款。原捐谷价几于榨取一空，此外各州县存有仓谷亦多变价充饷，其尤甚者，花县先经贼破，仓储已空。事平之后，绅士资买补，亦于咸丰八年札令变价，百姓不服，始行中止。在疆吏筹画计穷，不得已而为此。独不思比户小民，尚且不惜资财，为未雨绸缪之虑，地方大吏，岂宜漫无决择，为绝流渔括之图耶。现在广东经费支绌，似难责令买补，但未经动用者，尤当曲加爱护，以重根本，而固苞桑。伏查咸丰元年，新修户部则例载常平社仓，督抚任令州县侵挪短缺，上司及州县一并从重议处。又载常平仓谷如遇灾详请借给。借户须系农民取具。的保无灾年分，不准出借，违者严参治罪等语。然则非赈饥不能出粜例案，本甚详明，现在各省奉行不力，因仓瘐稍有蓄积，即思挪借，以挖肉医疮之举，失糊口就食之资。一旦有事，每易沦陷。

应请下各省督抚，无论官仓民仓，未动之仓谷，不得变价提用。至于仓谷已缺，绅民捐资弥补者，尤应加意保全。庶足以顺舆情，而备缓急。诏所司据实覆奏，时湖北、江西已肃清，安徽、四川亦渐安靖。疏言粤西之贼无几，实穷民无告相随为贼。推原其故，总由被兵省分，不以安民为主，只以剿贼为能，贼不能平又以拥兵为事，民扰于贼，又扰于兵，无论贼不能平，即出力平之，仅得此邱墟之邑，冻馁之民，朝廷又安用耶。

请饬行直省督抚，于业经收复之地，责成州县以劝课农桑为首务，庶几衣食足而礼义。

兴秋再充顺天乡试副考官，四年管理户部三库事务、署翰林院掌院学士，闰月偕协办大学士瑞常，按事陕西。

五年五月疏言，闻唐臣张九龄有言：六合元元之众，悬命于县令，宅生于郡守。为治之道，唯重守令而已。宋儒胡瑗教人立经义治事，二斋朱子，以为安定，门人皆能稽古爱民，则于从政何有。是知学而后仕，临民之具不外乎此。今自军兴以来，劳绩与捐输竞进科甲得缺较少，流品亦稍杂矣。自非大吏抑奔竞进，醇厚未易膏泽下于民也。原设官初意，府州县皆名曰知，必须洞悉地方情形，爱民如子。然后民戴之如父母。矧当黎元涂炭，血肉縻于锋镝，肝脑膏于原野。而守令犹不取忠信之，长慈惠之师，唯以苛刻辩捷为能。此旱潦所以荐臻，干戈所由未息也。为今之计，莫若擢循良之吏，必民更始。而凋弊之区，尤必认真抚宇劝农兴学，俾民食渐足，而士习渐纯。凡好惰好奢，好斗好讼诸弊，皆因地制宜，悉使改革。将见元气可复，百姓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即散勇回籍亦不至于更滋民害，盖奖廉举善，则中材可勉为贤哲，胥由大史鼓舞而振兴之耳。我皇上御极以来，激浊扬清之典，已属尽善。而特保循吏，各省尚少举行。似乎风励之途未广，

请下直省督抚，于府州县择其循声最著者，送部引见，俾收观感兴起之功。报可。

六年八月，署工部尚书、再署翰林院掌院学士。

七年正月充武英殿总裁。

初，捻匪张总愚等股匪渡河北扰，凶焰甚炽，各路大帅俘斩虽众，而首逆未擒。惇衍念兵无统属，难期成功。疏言近闻贼匪狼奔豕突，侵扰至祁州、饶阳一带，屠戮甚惨，裹胁弥盛。前以其逼近京都，纵而勿战，犹可云慎重从事也。今离京较远，又恐其诱我，而按兵不动，岂不类于因噎而废食乎。兹闻宋庆、张曜各军，俱有欲战之心，以无所禀承，不肯独执其咎。而百姓之痛遭荼毒者，伤心惨目，不忍言矣。昔汉初平元年，关东之兵无所督率，故袁绍、孙坚之师皆孤。唐乾元二年，相州九节度之兵不能统一，故郭子仪、李光弼之师皆溃。节制多门，进退难必。欲令齐肃，其可得哉？应请于亲历戎行，勋劳叠著之李鸿章、左宗棠诸臣，畀以专阃，总统各路，布置前锋，四面策应，俾迅速臧事。岂非伐谋之上策欤！

上韪之。

未几，李鸿章等奏报，六月二十八日生毙张总愚，余党悉平。二月往天津验收仓米，值捻贼肆扰，逼近漕船，居民纷纷迁徙，津城几陷。惇衍督饬在事员弁与绅民严密防护，两次击退抢渡悍贼，地方以安。

八年五月，丁母忧回籍。

十三年四月遘疾，口授遗疏。

卒年六十一，是日见红云满空如诞时，大吏以遗疏入。

谕曰：前任户部尚书罗惇衍，学问优长，持躬恪慎。由翰林荐擢正卿，屡司文柄。嗣因丁忧开缺回籍，兹闻溘逝，悼惜殊深。罗惇衍着加恩照尚书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钦此。

赐祭葬，谥文恪，

惇衍笃志理学，与倭仁、曾国藩、吴廷栋等互相砥砺，所得日深，自以身为大臣，日以荐贤为务。虽爱才稍过，奉严旨申饬不少悔，所保奏如林则徐、周天爵、骆秉章、曾国藩、倭仁、郑敦谨、袁甲三、吴廷栋、姚莹，仕粤者如吴昌寿、李福泰、昆寿皆重其人，屡形章奏。至往陕查巡抚刘蓉，布政使林寿图被参各款，秉公奏覆，二人事卒白。其爱才念切，务求保全如此。

所取士如李瀚章、黄钰、孙家鼎、张兆栋、严树森、周寿昌、吴赞诚等，皆显于时。论者服其藻鉴。

著述存者，濂洛关闽六先生传一卷、本朝崇祀三先生传一卷、集义篇三十卷、百法百戒庸言一卷、孔子集语十四卷、感应篇引经笺注一卷，奏稿二卷。而所最用意者咏史七律一千六百余首。临终犹手注之，今皆藏于家。

子四人：榘，三品荫生；棻，辛酉举人；棨、槩俱诸生。

——《广东通志》清同治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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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6.13    于福州

罗丰禄，福建闽县（今属福州）人，字稷臣。早年任中国驻英国、法国使馆翻译。1878年调任驻德国使馆翻译，后充当李鸿章的幕僚。1896年以记名海关道赏四品卿衔，任出使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大臣。1901年改为出使俄国大臣，未赴任。

罗丰禄，字稷臣，福建闽县（福州）人。早年任驻英国、法国使馆翻译，后任李鸿章的幕僚。1896年以海关记名道赏四品卿衔，任出使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大臣。1901年改为出使俄国大臣，未赴任。

训森注：官至太仆寺卿（从三品）诰授荣禄大夫（从一品）。

——《中国近代人名大辞典》

罗丰禄，字稷臣。少肄业马江船政学堂，大考第一。充教习旋领学生出洋，见器于驻英使臣郭嵩焘，派充随员，已又充驻德使臣随员，遂为李鸿章所知，交涉事务皆委任焉。光绪丙申（1896）以参赞从李鸿章，历聘欧洲。既归国，称其通达治礼，才堪专对。遂特擢太仆卿出使英、意、比三国。匝岁，英人据旅大威海，意大利亦乘机索三门湾。丰禄驰赴罗马，辩论旬日，事以寝。未几，复有庚子之难。朝廷急电往还无虚日。然英人终就范，皆其关说之力也。是时俄人势侵，思展远东权利。侦知丰禄欲假英抑俄，心憾之。辛丑（1901）改使俄，而俄廷未诺，以鼻痈请假。壬寅（1902）受代归。朝命犹敦促病痊来京，悬外务部侍郎之缺以待之，而疾已日剧。越年（1903），卒。

丰禄治易礼精，说文于西学，则以格致哲学为体，政法交涉为用。然不自表暴，故不甚显于世。译有海外名贤事略，贝斯福游华笔记若干卷。

——《闽县乡土志》使才

罗丰禄（1850-1903），字稷臣。出生于闽县（今福州市东半部）。监生出身，官至太仆寺卿、外务部侍郎（未到任），从一品顶戴，曾奉钦差出使义（意大利）、比三国。其为福州罗新梅系第六代孙，排行七。父绍宗，字次仲，号思齐，督标右营守备，诰授昭武都尉；祖必达，字质甫，号剑门，漳州守营都司，云霄游击，诰授昭武都尉，赏戴蓝翎；叔祖必魁，号杏园，建昌营游击，世职云骑尉（封爵，正五品）；曾祖志刚，督标右营把总，敕授武略骑尉。长兄天禄（剑孙、荷臣）、父、祖、曾祖、高祖德胜、支祖新梅均因公贵，封、貤、累、叠赠荣禄大夫（从一品）。光绪二十九年（1903）逝于鼻癌，享年54岁。

1867年，罗丰禄以优异成绩，首批考入船政学堂学习驾驶。大考名列第一，受船政大臣沈葆桢识拔，破格升任教习。1877年3月，清政府正式选派了一批船政学堂学生赴英法学习，以“窥之情微之奥”。当时，罗丰禄以翻译身份，与严复、萨镇冰、魏瀚等30多位及李鸿章年轻的幕僚马建忠，同赴深造。他旋入英国琴士官学攻读，兼任英、德等国使馆翻译。3年学习期满，结束留学生涯，回祖国效力。

罗丰禄回国后，到天津入招揽洋务人才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幕，从事翻译、顾问外交，1880年4月出任天津大沽船坞总办兼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后又升任水师营务外道员，天津水师学堂会办等。

罗丰禄直接受过西方教育，又长期驻国外从事外交工作，有丰富的世界知识、明了各国情势，畅晓西洋语言文字。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深重，国事维艰。为力挽危局，开展弱国外交。

1896年3月28日，罗丰禄随外交代表团赴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礼，中俄双方为缔结军事同盟进行了谈判。6月3日，签署《中俄莫斯科条约》。其秘密条款（即《中俄密约》）的核心内容，据苏联编的《外交史》称：“如果日本进犯中国、朝鲜或者俄国在东亚的领土，缔约国每一方应以当时所拥有的全部陆海军援助另一方。缔约国任何一方在未取得对方同意时，不得缔结和约。”这个密约，有效地遏制了日本亡华的妄想。

中俄缔结条约后，中国代表团先后到德、荷、比、法、英、美等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中，罗丰禄参与种种社交活动，积极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才干，并以翻译准确、得体、敏捷，而得到各国领导人的赞赏。

在德国，除了出席皇家茶会、政府宴会，参观阅兵大典、克虏伯等兵工厂外，罗丰禄还参加了李傅相与已退休的该国著名前首相俾斯麦的会见。双方互赠纪念品，以作为中德友谊的见证。俾相赠送给罗丰禄一帧亲笔签名的相片，这张照片由后代一直珍藏至“文化大革命”。

在伦敦白金汉宫，谒见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时，罗丰禄即席把李鸿章赠送的杜甫诗句“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巧妙地译成意思吻合的英文诗句，博得女王陛下的赞赏，亲自赐赠“罗稷臣丰禄爵士”的爵位。

横渡大西洋到美国后，罗丰禄与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交为挚友。马克·吐温将他自己所著的数部书赠送给罗丰禄。

在外游历七阅月，于10月3日返回天津。当时虽奉行联俄制日的外交，但鉴于俄国在咸丰年间大片“蚕食上国”，为作好联英制日的外交准备，1896年11月23日钦降谕旨，二品顶戴罗丰禄赏四品京卿衔，任出使英、义、比大臣。罗丰禄到任后升为三品京堂衔。次年，英国占据旅大、威海，意大利也乘机要三门湾，丰禄驰赴罗马辩论，才得到解决。在任五年，1901年8月29日，清廷调罗丰禄驻俄公使（未赴任）。

身为外交官的罗丰禄，十分关心国家的海军建设和工业建设。他多次协助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严复，邀请较高水平的英、俄等国海军官兵，深入学堂实地考察、教习，促进办学兴师之成效。

当时，经济落后的封建中国，为掀起民族资本的第一次投资设厂，急需直接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各省纷纷委托驻外使臣订购外洋机器，以资兴办工厂。罗丰禄为订购机器、了解机器性能、沟通制造厂商而屡屡访问国外工厂。他英语流利，交际时颇能与对方融洽关系，给厂商留下深刻印象。1900年1月，他在访问英国伯明翰造币有限公司时，该公司专门为他特制了银、铜、铅质纪念章，即“罗丰禄纪念章”作为留念。他在访问英国的锅炉厂时，该厂赠送锅炉状座钟一台，钟上附设有温度计等。

庚子（1900）事变后，形势急转直下，对俄外交变得既至关重要而又十分棘手。俄国趁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并赖着不撤。微妙之处在于既要维持共同制日的同盟关系，又要运用外交途径迫使俄国军队撤出东北全境。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从一品顶戴太仆寺卿罗丰禄。光绪二十七年十月（1901年8月，调任出使俄国大臣）。罗丰禄感到使命甚重，便抓紧而又仔细地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届时俄侦知丰禄欲假英抑俄，心憾之。丰禄奉旨不久，未及赴任，因患鼻癌请假，清廷敦促病痊来京，悬外务部侍郎之位等他上任。严复送一幅对联为：“能事闻重译，传经固绝伦”。对罗丰禄予以很高的评价。

罗丰禄治易礼精，说文于西学，则以格致哲学为体，政治交涉为用。然不自表暴，故不甚显于世。但仍留下大量书籍，以及大批外交日记。20世纪初，在福州仓山罗家建立“罗丰禄书楼”，可惜已于50年代全部被毁，惟收藏一幅中俄边界地图，已由后人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其后裔、宗人善述善继，外交人才尤为杰出，形成福州世家。

——（罗训森整理）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6.11    于福州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及第（第三名，俗称探花），授编修。

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以实行教士。未几，奉亲归，因乞终养。刘瑾怒，夺职为民。瑾诛，复官，迁南京太常少卿（正四品），再迁南京吏部右侍郎，入为吏部左侍郎（正三品）。

世宗即位（1522），命摄尚书事。上书言久任，超迁，法当疏通，不报。大礼议起，（罗）钦顺请慎大礼以全圣孝，不报。

迁南京吏部尚书（正二品），省亲乞归。改礼部尚书，会居忧，未及拜。再起礼部尚书，辞。又改吏部尚书，下诏敦促，再辞。许致仕，有司给禄米。

时张总桂萼以议礼骤贵，秉政树党，屏逐正人。（罗）钦顺耻与同列，故屡诏不起。里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

王守仁以心学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师之。（罗）钦顺致书守仁，略曰：“圣门设教，文行兼资，博学于文，厥有明训。如谓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所不尽，必于入门之际，加以格物功夫哉？”

守仁得书，亦以书报，大略谓：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反复二千余言。

（罗）钦顺再以书辩曰：“执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学》以来，未有此论。夫谓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为物也三。谓正其物之心，诚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为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论，以程子格物之训推之，犹可通也。以执事格物之训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论，则所谓物，果何物耶？如必以为意之用，虽极安排之巧，终无可通之日也。又执事论学，书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审如所言，则《大学》当云：“格物在致知”，不当云“致知在格物”与“物格而后知至矣”。书未及达，守仁已殁。

（罗）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谓：“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今人明心之说，混于禅学，而不知有千里毫厘之谬。道之不明，将由于此，钦顺有忧焉。”为著《困知记》，自号整庵。

年八十三卒，赠太子太保（正三品），谥文庄。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本传”

附一：罗整庵自志

整庵罗姓，钦顺名，允升字，吉泰和阙城人也。成化乙酉腊月八日，生于浙东青田官舍。弘治壬子秋，江藩以第一人荐。癸丑，会试礼部，名第七。廷试，蒙孝庙亲擢第一甲第三名，赐进士及第，授官翰林院编修。壬戌夏，升南京国子监司业。乙丑得告，奉侍先公还乡，因疏乞终养，当道持不下。正德戊辰，逆瑾横益甚，夺职为民。庚午秋，瑾伏诛，例还旧职。壬申秋，升南京太常寺少卿。乙亥夏，升南京吏部右侍郎。戊寅，满孝乞休，不允。己卯春，改吏部右侍郎，辞益恳。庚辰夏，有旨：“着上紧到任管事，不准辞”。其年十月履任。辛巳三月，武庙上宾。四月，今上入继大统，万邦胥庆。五月，升本部左侍郎，先后尝连摄部事。壬午夏，升南京部尚书，到任未几，闻先公病甚，疏乞解官侍养。有旨：“准暂回省视”。冬尽抵家，癸未四月，先公竟捐馆。尝有礼书之命，不及拜矣。丁亥春，复以礼部尚书召。疏辞，不允。俄召为吏部尚书，辞益力。奉圣旨：“卿才行素人望久归。近自陈休致，已有旨勉留，如何复有此奏？既情词恳切，准致仕。有司仍月给食米四石，岁拨人夫四名应用。”盖私心雅慕持正，而重于变通。量而后入，亦惟古训之是式耳。何意圣恩弘覆，所以曲成者如是其特，是诚当代之所鲜哉！

平生于性命之理，尝切究心，而未遑卒业。于是谢绝尘绊，静坐山阁，风雨晦冥，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记》，前后凡六卷，并得附录一大卷，所以继续垂微之绪，明斥似是之非，盖无所不用其诚。力之殚矣，心之远矣，亦非有加于分外也。甲辰之冬，行年八十，巡抚、都御史净峯张公岳为请存问之典。乃其为说，欲使缙绅学子，知某以正道、正学为上所尊礼，莫敢不勉率以趋于正。风化所系，诚非浅小。自非道同心契，其见于其言者，孰能若是之深切哉！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吾固知实理之不容易矣。

近得危疾，久而不解，听天所命，何惧何疑？缘素无功业可记，将来不敢以碑铭为大手笔累，乃自誌其生卒之概，刻而藏之，使后世子孙由是而知有我，足矣。初娶同里曾氏，生二子：琰、珝；一女任洁，适万安刘宏，婿、女俱先卒。继娶临潼李氏，生一女端洁，适同邑冻溪尹廷。孙男六人：份、企、佸、偲、位、以；孙女四人，长适蜀江欧阳鈗。曾孙男一人申孙；曾孙女二人。平生微言细行，动辄准绳，家庭子弟当有能记之者。其世系之详，具载于先祖考及先考神道之碑，兹不复出。

（右誌作于丁未夏四月十六日丁酉，越九日乙巳，考终正寝，享年八十有三。葬以戊申春正月十九日丙申。墓在三十都桃冈之原，酉山卯向，去家仅五里）

附二：整庵履历记

余平生无可称述，惟是履历之概，不可不使吾后人知之。居闲无事，时追忆其一二，识之于册，事各系于其年，辞则悉从其实而已。

成化元年乙酉十二月辛巳时加辰，余生于浙东青田之官舍。先公时为其邑教谕，盖六年矣。

五年己丑先公官满还乡。学舍中门巷曲折，归途山行川泛，余略能记之。

七年辛卯春，初入学。夏，先公履安庆教授任。秋，随先祖母王夫人、先母曾夫人赴官所。曾夫人常言：“吾儿初入学便循循守规矩，不与他儿同也。”

十一年乙未先姑父萧贵步先生来访亲，先公留之馆。余从受业，初学作五七言律诗。

十三年丁酉夏，先公应闽藩聘，往考乡试，萧先生亦还乡应举。余独处一斋，读书习字，未尝轻出。间一二日，则往就司训赵先生解释《大学》数条，略能领其大旨。朋辈或相拉游戏，辄辞之，盖性所不好也。

十四年戊戌春正月，例改题门符。余辄题两语云：“不规规于事为之末，但勉勉于仁义之天。”见者颇加叹赏。三月，先公还任，同官指门符谓先公曰：“令郎已能道此语，何尚不令学举业乎？”先公曰：“欲其多读书尔。”乃遣从丁宗仁先生学。端午日，先生面试论语义二篇，未午呈稿。览毕，见谕曰：“子学文未久，所作遂能合格，且如是其敏。第勉力，不患不远到也。”归，先公令诵所作，良色喜。无何，闻士美、文甫两曾先生具及第。先公因赋二绝句柬丁。其一云：“雅彦龙头真极选，探花又喜见曾追。便须发奋思齐驾，问学工夫可暂离！”其二云：“吾乡多士皆骐骥，逐电奔云不可追。驽劣自惭空老大，还看绿耳与纤离！”时余年方十四，先公属望已不浅矣。丁先生名荣，怀宁庠生，其学行素为公所重，后中成化丁未进士，未授官而卒。

十五年己亥春，得咳疾，久而未愈。先公颇以为忧，医疗勤至。既愈，日授庭训，不及从他师。

十六年庚子春，从王应禛先生学，与戴天锡同窗。天锡长余一岁，颇见推让。其秋，先生及天锡皆中乡举。后先生未仕而卒。天锡亦中丁未进士，累官桂林知府，罢归。冬，先公官满，挈家还乡。

十七年辛丑夏四月，余受醮命，娶于同里曾氏。秋八月，先公赴京。

十八年壬寅春三月，先祖母王夫人卒。冬十月，先公守制来归，丧葬诸事皆命余相守庵叔父理之。

十九年癸卯秋，郡邑取中乡试，比至会城，提学钟公卧病。时生儒未试者七八百人，两司诸公乃合而试之。令严甚，不许属稿。所取仅四之一，余忝首名。

二十年甲辰读书里之双龙观中。

二十一年乙巳夏四月，先公起复，赴京。余始受命理家。

二十二年丙午郡试、提学试、巡按御史试皆叨首选。时提学为瘠茂冯公，奖与尤至。

弘治二年己酉小试，为太守顾公天锡所赏，后为提学敖公静之所黜，论偶失旨故也。

三年庚戌春，赴南雍省侍。至则率季弟允恕读书于率性堂之右厢，凡数月。秋暮方抵家。

五年壬子秋，赴会城应试。八月初七日夜分，吐泻交作。比晓，息仅属，势颇危。日中犹未能食，既而酣睡，入夜精神方稍回。已决意不入场矣，所亲力强之，饭数匙，夹持以往。顾病体不堪重劳，乃谓所亲曰：“日加申，吾当出，宜具粥以需。”竟如所约。三场毕，自度必中，中当不出十名，然不意竟叨首选也。冬十一月，与徐广威同舟北上。至南都，余入省二亲，庆威入省其兄广贤夏官。腊月既望，乃联骑渡江。至徐，买车同载。

六年癸丑春正月九日，至京师。会试榜出，余名列第七，修撰钱与谦先生所取士也。钱批余论首云：“有相业者作。”士夫往往为余诵之。然录中所刻，乃出钱手，非余本色也。廷试，擢第一甲第三名，赐进士及第。既而闻阁老丘文荘公阅余所对策，过有褒语。徐文靖公覆视颇摘其瑕。余自是益留心于学，皆二公玉成之赐也。释褐，授翰林院编修，阶承事郎。朝退辄闭门读书。天性简直，拙于人事，交游甚寡。凡阅岁贡生及考满训导试卷，未尝过刻，亦不苟容。有执贽求见者，悉坚拒弗纳。每得先公书，亦未尝不以此为戒也。

八年乙卯夏四月，先公以考满到京。居两月，升国子助教，徙居退省堂。间数日，辄一往省。冬十二月，闻母夫人之讣。

九年丙辰春二月，先公乞休得允，遂同舟南还。闰三月抵家，以冬十二月襄事。

十一年戊午春三月，释服。四月，始出邑城谢诸亲友。冬十一月北上。

十二年己未春二月，至京，随复原职。二弟同中进士，遂同居。夏五月，满初考，蒙恩授敕命，进阶文林郎，封先公编修，赠先母孺人，内子亦受孺人之封。

十五年壬戌春，同考礼部会试。得一卷，三场俱优，而藏锋敛锷，意其必困于累举者，颇疑为乡友萧时坚，然不敢以私废公，遂定为本房之冠。主考吴匏庵先生置之首选，及拆卷，乃景陵鲁铎，果丙午举人也。俄充经筵展书官。夏四月升南京国子监司业。先年起蘭谿章公懋为祭酒，公以家难辞。诏推补司业以需，而余适承乏。盖此员缺而不补，垂七十年矣。夏六月，履任。监规积弛，士多放逸，每遇差拨即争辩纷如。余谓：“放心宜收，非管摄之严不可；争风宜息，非积考之精，予夺之公不可。”持此三者甚力，始而怨谤交集，终亦安之，六馆肃如。奏疏言：“下第举人当入南监者，正宜及时作养，顾往往径自回家，虚糜岁月，可惜。请立法以拘制之。”当道虽以为然，然不肯尽从吾所立法，盖惟恐人情不便也。

十六年癸亥春二月，先公至自杭。初，余改官即以迎养请，先公许来一视。过杭，则留仲弟允迪所专使再往乃至。秋八月，大司成章公抵任。未数日，寮属中有间之者，公颇置疑，徐而察之，知所言皆妄，乃深相信。自是凡事必以见咨，余靡不尽心。相处仅逾年，遂相乖隔，然书尺往来不绝。平生寮友之相得者，公其最也。

十七年甲子冬十一月，得告，奉先公还乡。在任将二年，所奖进之士，如吴惠、汪立、王思、陆深、严嵩、董圯、张邦奇、湛若水、杨叔通、陈沂、盛仪、潘鑑、曹琥等，后皆有名，亦自喜其不谬。所愧学力未充，未能相与痛加切磋耳。

十八年乙丑春正月，道杭州，少驻。二月，抵家。秋，疏乞终养。马端肃公时为太宰，谓终养之例，须单丁乃许，今有兄弟三人，然三人皆从宦，情固可推，理宜酌处。乃行原籍查勘。

正德元年丙寅勘文到部，马公已去位，代者漫无可否，倚阁逾年。

二年丁卯春，有为余叩其所以者，该司固云例不合，乃檄有司催余还任。欲再疏，虑旷日弥久，乃以冬十月复莅南雍。时大司成则历城王公敕也。

三年戊辰春二月，将满考，时逆瑾方作威福。南铨忽用其新例，将以余给假始末具奏，或谓还任在新例前两月，勿奏可也。该司虑祸及，不听。野亭刘公时为太宰，谓余：“奏可缓发，子宜以考绩先行；一面瑾，固当无事。”余心知奏上必无全理，然或如所谓，将举其平生而尽弃之，乃逊辞谢曰：“感公厚意，但非力所能及，愿早为发奏，俾某得供子职，为赐多矣。”野亭为之色动。四月，得报除名。闻吏部据南铨奏辞，具新旧例两请，瑾果怒余简伉，竟用新例以示威云。六月抵家，先公泰然如平日。

五年庚午秋八月，更化诏下，复原官。冬，复被南雍之命。

六月辛未春三月，抵任。时大司成则永嘉王公瓒也。五月，上献纳愚忠疏，疏入，留中。秋七月，闻乡郡有警，急遣人奉迎先公，九月至官舍。冬，复迎守庵叔父来居。

七年壬申夏四月，以新例考旧绩，将北上。仲弟允迪使来迎父、叔，余送至嘉兴而别。抵淮安，病弗能前，入疏请告。逾月，回至龙江，寓禅庵以俟报。部书至，乃俾余还任调理。再疏恳之。秋七月，流贼刘六等骤至江上，人争走避，余不得已，复入城。八月得报，升南京太常少卿。知再疏未达，乃复令人入疏。吏部覆奏，奉旨不允。盖余自入春来，觉心气虚怯，状若怔忡然，切欲闲居静养，而连疏不遂。冬十一月，乃勉强供职。

八年癸酉弘治间，尝有诏录开国功臣后。凤阳有郭琥者，奏称滁阳裔孙，过有希望，当道颇难之。再奏乃得冠带。其意未满，复奏乞一官，遂经营得奉祀，盖虚衔也。无何，又欲比徐、杨二王，求立祠祭署。祠祭署隶太常，乃数造太常，请为具奏。河东张公芮为卿，既许之矣，余未闻也。是春及夏，琥又迭来恳请，张公将从之。余曰：“兹事未可轻易。徐、杨二王皆太祖至亲，滁阳则以义合。其追封王爵，或以大国，或以郡，明有差等，故祠祭署自难概设。且当时二署之设以坟，今为琥请，何理也？”张公直视无言，第令琥姑俟之。后察知余意坚不可回，乃已。琥乃自入奏。事下吏部，冢宰邃庵杨公洞烛其情，恶其僭妄，遂请削其奉祀。滁人闻命下，莫不快之，张公犹为余言“邃庵太过”，人性之蔽有如此者！余又考敕赐滁阳王庙碑，已明言王无后。琥虽或有来历，如碑文何！当初似欠参详。以此知当官处事，虽微不可忽也。秋，两京先后缺祭酒，余连被首荐，皆不果用。有一前辈意余将不释然，每见辄致宽慰语，且讽余拙。余颇讶其不相知，因赋三绝句晓之，其卒章云：“伊洛渊源世所宗，高谈性理半雷同。若无上蔡除根力，远隔程门一万重。”及再相见，颇有惭色。

十年乙亥夏五月，升南京吏部右侍郎，六月履任。友人曾元之在京师以书见贺，有云：“凡遇员缺，再推而得之者，在他人，人皆曰人也，非天也；在先生今日，人皆曰天也，非人也。”余颇以元之为知言。秋九月，兼摄南京工部事。是月晦，封孺人曾氏卒于官所。余妻贤而不寿，且余乍进乍退，故封号未及有加，心切哀之。冬十月，令子珝扶柩归葬。

十一年丙子春三月，解南京工部事。夏五月，因灾异自陈乞休。冬十一月，再娶临潼李氏。

十二年丁丑秋七月，捧表入贺万寿圣节。次子珝自家来侍行。九月初至京，驾已西幸。既毕事，出至张家湾，乃疏乞归省。至仪真候报，久而未得，乃从浙迤逦西归。溯章江始得报：“有旨，给驿。”无及矣。后十二月抵家。江西归。

十三年戊寅夏六月，还任。冬十二月，满考，即日驰书气休，溯江西归。

十四年己卯春正月抵家。五月，得部咨：“奉圣旨：‘罗钦顺学行老成，着照旧用心办事，所辞不允。’”未几，又得部咨，改吏部。乃再疏乞休。

十五年庚辰秋八月，得部咨：“奉圣旨：‘罗钦顺先因推举改用，成命久下，着上紧到任管事，不准辞。”余以先公年益高，己身又多病，出将未免有悔，若恳请，未必不从。先公稍不怡曰：“儿从宦虽有年，备员而已。今往或可少行其志，何固执乎！”余为之悚然，乃决行计。冬十月，陆行至京履任。后则以满考闻，蒙恩给诰，升授通议大夫，赠封二代及妻室，皆如制。冬十一月，毅皇驻跸通州。二十一日，被旨赴在所供事。二十五日，赐见潞河驿。十二月朔旦，候驾漕运厅前。驾至，偕文武诸大臣及科道官入见，遂劾奏诸反者，请置之法，有旨收系云云，乃叩头而出。堂中惟设御座，旨则司礼监太监由御屏后传出，颇闻故典如此。初九日晚，前行候驾。次日午，驾乃还宫。十一日，大祀天地，奉旨分献北海坛。

十六年辛巳春三月十四日，入奉遗诏。四月二十二日，今上即位。后数日，自陈乞休，不允。太宰晋溪王公被收，余奉旨摄篆首。遵诏条，备查先朝得罪官员，开具职名、事由上请。于是圣恩所及，无间存殁。余初阅司稿，于王廷陈事迹颇欠明，遂据实增入数语云：“王廷陈近因后任缘事，拟降杂职，候到部之日，另行奏请定夺。”其后，言路中有因他事泛及廷陈者，以为吏部庇之，殆传闻初稿之误，亦欠审矣。会推吏部尚书，余所举有白严乔公，六科独不附，曰：“齐某尝有言矣。”余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齐所言固应有见，但众论所归，诸君亦不可不察。”往返数日，竟亦佥同。是月，转左侍郎。秋七月，太宰熊峰石公入管诰敕，余再被旨摄篆。于是，白岩竟代熊峰。大司马幸庵彭公初至，谓先朝故典，新君即位，尝降敕南京内外守备及诸文武衙门，俾其协心计，安根本重地，乃以咨来属余奏请。俄又奏留前任郎中于湛，欲与同事数月，时淇已升陕西参议，余皆不从也。言官尝有所指劾，覆奏一从其实，无敢阿私。诏所罢官有夤缘内监以求进者，奏论其交通害政，请付法司定罪，竟沮之。冬十月望后，白岩始至。十二月，与九卿诸公同上“慎大礼以全圣孝疏”。疏草余所具也。

嘉靖元年壬年春正月，奉敕谕充实录副总裁，赐御宴于礼部。三月，驾幸太学，充分奠官。礼毕，赐羊二只、酒二瓶、实钞三千贯。都御史徐公自湖广驰疏，请起邃庵杨公总制三边。吏、兵二部会题，拟如所请。苏郎中稿来看，余曰：“邃庵乃旧相，即起亦必礼辞，往返须数月。今边报孔亟，李亚卿方在彼行事，利害所系，恐宜三思。”苏以余言告白岩，乃以题本后增二语云：“但见有侍郎李某在彼。伏乞圣裁。”邃庵由是不果起。余尝误为邃庵所知，素尊仰之，但入京逾年，闻诸物论殊籍籍。晓苏之语，非惟事体当然，亦欲以忠于知己者尔。夏四月，升南京吏部尚书。六月，履任。八月，所遣仆子自家来，闻先公病势不解，即驰书乞休，以便养亲。奏，奉圣旨：“卿父既有疾，准暂回省亲，驰驿去。疾愈，上紧还任管事。”十二月抵家。

二年癸未春三月，改礼部尚书。夏四月十九日，先公捐馆。

四年乙酉春正月庚申，葬先公天柱冈之阳，奉迁先夫人袝焉。

五年丙戌春正月，具疏遣子珝入京代谢赐祭及营葬恩。

六年丁亥春二月，复起为礼部。辞疏上，奉圣旨：“卿学行简在朕心，推举出乎廷议。礼卿缺员，虚位以待，宜勉承新命，上紧前来供职，再不必辞。”夏五月，改吏部尚书。再疏辞免重任，恳乞休致，奉圣旨：“卿才行素著，人望久归，近自陈休致，已有旨勉留，如何复有此奏？既情词恳切，准致仕，有司仍月给食米四石，岁拨人夫四名应用，该衙门知道。”秋九月，吏部咨到，遂驰书谢恩。冬十一月，纠合族众改作罗氏宗祠，又与二弟协谋市地创作小宗祠。罗氏宗祠乃先公创作，以祀始迁之祖，为会族之处，当时颇病其隘，欲展拓而未能，又欲别祠小宗，而地基弗便。至是，适有机会一时并举，皆所以成先公之志也。是役也，长男琰多效劳云。

七年戊子春二月，十三道御史会荐十人，以余为首。忌者大怒，遂穷探其故，既无所得，犹斥三人外补。余前后被荐不啻十数，虽三人被斥，犹或有继之者，盖多采用虚名，不知余实无所长，又衰且病也。往年元山席公亦尝举以自代，平生仅一识面而已。丙戌之夏，因子珝谢恩归，以书见贻，颇论及时事。其为国一念可谓惓惓。然余持论既殊，既令复起，亦安能久于其位也？秋七月，以大礼告成，下诏覃恩，进阶荣禄大夫。冬十一月，编次所著《困知记》为二卷。

八年己丑秋七月初，季弟西野卧病，八月二十五日竟不起。余前后驻邑城凡四十余日。冬十二月甲申，再往视窆。

十年辛卯春二月，杨氏姐寿七十，自往庆之。次子珝以是月赴京谒选。夏四月，会同乡士友于龙福寺议乡约。六月，续著《困知记》一卷成。

十二年癸巳夏五月，又续著《困知记》一卷。

十三年甲午 年七十。生辰将近，亲朋陆续称觞，皆以诗文为侑。次儿珝在京求得寿文一篇、玉带一束，缄书遣使，以初七日抵家，亲朋见之，莫不以为奇事。江右士夫在都下者几十人，人赋一诗为寿，其诗卷题曰：“天寿平格”。诸君之意良厚，然非余所敢当也。

十六年丁酉冬，次儿珝得告归省。

十七年戊戌又著《困知记》一卷，记于是凡三续矣。其冬，筑寿藏于桃冈。故妻曾夫人自龙塘迁葬寿藏之右。事毕乃促珝还朝。

十八年己亥春三月，买得小径中峪山地一片，迁葬外祖考妣，立石识之。外祖考曾府君讳朋止，妣萧氏，其遗胤只存曾孙一人，年已向衰，犹未有子，不得不为之远虑也。初冬，珝升马湖知府，便道过家，留两月乃之任。冢孙偁以疾卒，十二月葬阳村。贤而早死，可哀也！为铭其墓。

二十年辛丑珝自马湖入觐，疏乞侍养，温旨赐允。夏四月抵家。

二十一年壬寅作桃冈书院，去寿藏可百步许。十二月庚子，鸡将鸣，梦中偶得句云：“欲穷太极图中妙，须向姑苏台上推。”未审为何详也。因记二十年前梦中尝得句云：“东海春流吞万壑，南山晴翠耸层霄。”亦未详所谓，漫志之。又记先公官南都时尝梦题竹，亦止记两句：“冰霜岁久琅玕老，雨露春深枝叶繁。”此实先公眉寿征，家庭馀庆之兆也。

二十二年癸卯七月初，得曾孙男，字之曰申孙。

二十三年甲辰年八十。生辰前后，贺客陆续至，视七十时几倍之。

二十四年乙巳夏四月二十六日，巡抚、都宪东崖虞公奉旨及门存问。五月初七日，巡按御史槐川魏公继至。是月十七日遂具疏，令孙男佸赍奉入谢。以八月中至京，疏奏，奉圣旨：“览卿奏谢，朕知道了，礼部知道。”十二月，佸抵家，得部咨知会。

二十五年丙午夏五月，又续著《困知记》一卷。

二十六年丁未

附三：明儒学案师说罗整庵钦顺

愚按，先生之学，始由禅入。从“庭前柏树子”话头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觉为性，以心为本，非吾儒穷理尽性致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说而求之，积二十年久，始有见于所谓性与天道之端，一口打并，则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间，由本而之末，万象纷纭而不乱；自末而归本，一真湛寂而无馀。”因以自附于卓如之见，如此亦可谓苦且难矣。

窃思先生所谓“心目之间”者，不知实在处，而其“本之末”、“末归本”者，又孰从而之之、归之乎？理一分殊，即孔子：“一贯”之旨，其要不离忠恕者，是则道之不远于人心，亦从可决矣。乃先生方齗齗以心性辨儒释，直以求心一路归之禅门，故宁舍置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处理于不内不外之间，另呈一心目之象，终是泛观物理。如此而所云“之之”、“归之”者，亦是听其自之之而自归之，于我无与焉，则亦不自觉其堕于恍惚之见矣。

考先生所最得力处，乃在以道心为性，指未发而言；人心为情，指已发而言。自谓独异于宋儒之见，且云，“于此见得分明，则无往而不合。”试以先生之言思之，心与性情原只是一人，不应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缘先生认定佛氏以觉为性，谓觉属已发，是情，不是性。即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无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于心外，而求之天地万物之表。谓天下无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贯，而后授之诚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是，则几以性为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尝见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内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犹之理与气；而其终不可得而分者，亦犹之乎理与气也。先生既不与宋儒天命、气质之说，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谓“理即气之理”，是矣，独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气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理气是一，则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于一分一合之间终有二焉，则理气是何物，心与性情是何物！天地间既有个合气之理，又有个离气之理，既有个离心之性，又有个离性之情，又乌在其为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释氏本心”，自是古人铁案。先生娓娓言之，可为大有功于圣门。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于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为释。先生不免操因噎废食之见，截得界限分明，虽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实免抛自身之藏。

考先生于格物一节，几用却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后即说心，说性，说理气，一字不错，亦只是说得是，形容得著，于坐下毫无受用。若先生庄一静正，德行如浑金璞玉，不愧圣人之徒，自是生质之美，非关学力。先生尝与阳明先生书云：“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诚意正心”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呜呼！如先生者，真所谓“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门，且在终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质，早寻向上而进之，宜其优入圣域，而惜也，仅止于是！虽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厘之差，而终之苦难一生，扰扰到底者，几乎千里之谬。盖至是而程朱之学亦弊矣。由其说，将使学者终其身无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后得，而得已无几，视圣学几为绝德，此阳明氏所以作也。

——《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一

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吉之泰和人。弘治壬子，乡试第一。明年，进士及第，授翰林编修。擢南京国子司业。时章枫山先生为祭酒，皆正己率物，太学一时之盛。奉亲归家，因疏乞终养。逆瑾怒，夺职为民。瑾诛，复职。由南京太常少卿升南京礼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转左侍郎，拜南京吏部尚书，改入礼部。丁父忧。服阕，起原官。未至，改吏部。具疏固辞，于是得旨致仕。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诏赐祭葬，赠太子太保，谥文荘。先生家居，每平旦，正衣冠，升学古楼，群从入，叙揖毕，危坐观书。虽独处，无惰容。食恒二簋，居无台榭，燕集无声乐。林希元曰：“先生自发身词林以至八座，其行己居官，如精金美玉，无得致疵。”

先生自叙为学云：“昔官京师，逢一老僧，漫问：‘何由成佛？’渠亦漫举禅语为答：‘佛在庭前柏树子。’意其必有所谓，为之精思达旦，揽衣将起，则恍然而悟，不觉流汗通体。既而得证道歌，读之若合符节。自以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后官南雍，圣贤之书未尝一日去手，潜玩久之，渐觉就实。始知前所见者，乃此心虚灵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体认，积数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而确乎有以自信。”

盖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谓：“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轇轕，而卒不克乱，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即朱子所谓“理与气是二物”、“理弱气强”诸论，可以不辩而自明矣。

第先生之论心性，颇与其论理气自相矛盾。夫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人受天之气以生，只有一心而已，而一动一静，喜怒哀乐，循环无已。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恭敬处自恭敬，当是非处自是非，千头万绪，轇轕纷纭，历然不能昧者，是即所谓性也。初非别有一物，立于心之先，附于心之中也。先生以为，“天性正于受生之初，明觉发于既生之后，明觉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则性体也，心用也。性自人生以上，静也；心是感物而动，动也。性是天地万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为此心之主，与“理能生气”之说无异，于先生理气之论，无乃大悖乎！岂理气是理气，心性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

虽然，心性之难明，不自先生始也。夫心只有动静而已，“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动静之谓也。情贯于动静，性亦贯于动静。故喜怒哀乐，不论已发未发，皆情也，其中和，则性也。今以“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为性，已发之和为情，势不得不先性而后心矣。性先心后，不得不有罅隙可寻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心也。仁、义、礼、智，指此心之即性也。非先有仁、义、礼、智之性，而后发之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也。（观此，知李见罗道性编亦一偏之论）凡人见孺子入井而怵惕，嘑蹴而不屑，此性之见于动者也。即当是静，而性之为怵惕不屑者，未尝不在也。凡动静者，皆心之所为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觉自然，自有条理之心，而別求所谓性，亦犹舍屈伸往来之气，而別求所谓理矣。朱子虽言“心统性情”，毕竟以未发属之性，已发属之心，即以言心性者言理气，故理气不能合一。先生之言理气，不同于朱子，而言心性则于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说耳。

先生以释氏有见于明觉自然，谓之知心：不识所谓天地万物之理，谓之知性。羲以为释氏亲亲，仁民爱物，无有差等，是无恻隐之心也；取与不辨，而行乞布施，是无羞恶之心也，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是无辞让之心也；无善无恶，是无是非之心也。其不知性者，由于不知心尔。然则其所知者，亦心之光影而非实也。高景逸先生曰：“先生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呜呼，先生之功伟矣！

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县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卒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曾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因与权阉刘瑾不合，被废为民。刘瑾被诛后复职，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丁父忧后，不愿做官，里居二十多年，潜心著书，著有《困知记》及续记、再续、三续、四续共七卷，《整庵存稿》二十卷。

罗钦顺时，明朝政治黑暗腐化，宦官当权，贪污盛行，民不聊生。在哲学领域，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在当时占居统治地位。因此，罗钦顺表面上仍自称道学家，推崇程、朱，但实质上却利用程、朱的术语，偷换概念，和程、朱理学进行斗争。

罗钦顺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理”是由于“气”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的规律，不是神秘莫测、主宰一切的东西。《困知记》卷上云：“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千条万绪，纷纭轇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又“续记”卷上云：“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上述论述明确说明物质的“气”是世界的本原，它有内在的运动特性；“理”不过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理只是气之理”，不能离开气而单独存在。

《困知记》卷下还进一步阐发：“气聚而生，形而为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气散而死，终归于无，无此物即有无此理”；“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谓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长，事物之终始，莫不皆然。”这里强调“理”不能离开事物单独存在，事物消亡时，它的“理”也就不存在。天地间万物在生长消亡着，而聚散的规律就在万物的内部，并非超乎万物的聚散之上另有主宰万物聚散的“理”存在。

附：《困知记》选录

自夫子赞《易》，始以穷理为言。理果何物也哉？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轇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夫《易》乃两仪四象八卦之总名，太极则众理之总名也；云“《易》有太极”，明万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则一本之为万殊也；斯固自然之机，不宰之宰，夫岂可以形迹求哉？斯义也，惟程伯子言之最精，叔子与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说具在，必求所以归于至一斯可矣。程伯子尝历举《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一阴一阳之谓道”数语，乃从而申之曰：“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学者试以此言潜玩精思，九九自当有所见。谓叔子小有未合者，刘元承记其语有云：“所以阴阳者道”，又云：“所以阖辟者道”。窃详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来只此是道”之语观之，自见浑然之妙，似不须更着所以字也。所谓朱子小有未合者，盖其言有云：“理与气决是二物”，又云：“气强理弱”，又云：“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似此类颇多。惟《答柯国材》一书有云：“一阴一阳往来不息，即是道之全体”，此语最为直截，深有合于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见，不知竟以何者为定论也。

《乐记》所言欲与好、恶，与《中庸》喜、怒、哀、乐，同谓之七情，其理皆根于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较重，盖惟天生民有欲，顺之则喜，逆之则怒，得之则乐，失之则哀，故《乐记》独以“性之欲”为言。欲未可谓之恶，其为善为恶，系于有节与无节尔。

理，一也。必因感而后形，感则两也。不有两，即无一。然天地间无适而非感应，是故无适而非理。

命之理一而已矣，举阴阳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为万象；性之理一而已矣，举仁义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为万事。万象虽众，即一象而命之全体存焉；万事虽多，即一事而性之全体存焉。

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极”，此之谓也。若于转折处看得分明，自然头头皆合。程子尝言：“天地间只有一个感应而已，更有甚事！”夫往者感而来者应，来者感则往者应，一感一应，循环无已，理无往而不存焉，在天在人一也。天道惟是至公，故感遇有常而不忒；人情不能无私欲之累，故感应易忒而靡常。夫感应者，气也，如是而感则如是而应；有不容以毫发差者，理也，适当其可则吉，反而去之则凶，或过焉或不及焉则悔且吝，故理无往而不定也。然此多是就感应处说，须知此心虽寂然不动，其冲和之气自为感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谓“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须臾之间”。此则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为性者也。愚故尝曰：“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11    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