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聘，字两峰，江都人。淹雅工诗，从金农游，称高足弟子，画无不工。耽禅悦，梦入招提曰花之寺，仿佛前身，自号花之寺僧。多摹佛像，又画《鬼趣图》，不一本。

游京师，跌宕诗酒，老而益贫。曾燠为两淮运使，资之归，未几卒。妻方婉仪，亦工诗画，好禅，号白莲居士。

——《清史稿》

罗聘（1733－1799），字遁夫，号两峰，自号花之寺僧，江苏扬州人，一作安徽歙县人。为“扬州八怪”之一。工诗、善画，笔清有逸，思致渊雅，深得金农神味，墨梅、兰、竹均极超妙，道释、人物、山水、花卉、无不臻妙，尤擅鬼图，堪称一绝。有《香叶草堂诗草》。

自题《柳鸭图轴》

画来池上扫春云，   幻来生鹅迥不群。

祸乱削除凭大武，   升平点缀赖高文。

正须雪夜擒元济，   犹要山阴赠右军。

最苦矫廉陈仲子，   名成翻得议纷纷。

自题《二色梅花图轴》

密萼繁枝二色梅，   墨池水影结胚胎。

细看黑白分明甚，   千万花须数不来。

自题《墨竹图轴》

我亦狂涂竹，   翻飞水墨梢。

不能将石绿，   细写鹦鹉毛。

自题《金农诗意图册》

野梅瘦得影如无，   多谢山僧分一株。

此刻闭门忙不了，   酸香咽罢数花须。

罗聘（1733—1799），清安徽歙县人，字遯夫，号两峰，别号花之寺僧、金牛山人、衣云道人、蓼州渔父。金农弟子。淹雅工诗，画无不工。多摹佛像，尤喜画鬼，有《鬼趣图》，为时所称。嘉庆时，居扬州，以布衣终。为“扬州八怪”之一。（《碑传集补》卷五六）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5.5     于福州

罗鑑，字罄沼，崇仁义，（罗）点从弟。

博学多闻，冥捘广览。嘉定元年（1208）春，西昌簿李伯醇来摄县事，闻鑑 名，肃币介绍，托以邑乘汇集，累年乃克成书。

月湖何公请吏部尚书曾公映序之。曾叹其汇次有条，援据有实，质而不俚，赡而不芜，非笔力大过人，其畴克之厥后，词林皆推为名志，取登秘府。

训森注：

又字正仲，见（元）吴文跋《罗山志》。

以罗鑑之笔力，作为地方名志之主编，参与《江西罗氏世征集》之编纂，其史料价值不容置疑，可惜失传了。

——《抚州府志》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3.23     于福州

罗一凤，宁化县人，嘉靖贡生。授开建训导，学宫在城外，一日方释，来报寇至，众仓遑遁，一凤独成礼而还。转浦城教谕，徐民式、曾六德皆其所尝识士。迁化州学正、益府教授，归。

罗一凤：后先济美（题匾）。

——《福建通志》卷二O九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2.4     于福州

罗循，洪先父。进士。历兵部武选郎中。会考选武职，有指挥二十余人素出刘瑾门，（罗）循罢其管事。瑾怒骂尚书王敞，敞惧，归部趣易奏。（罗）循故迟之，数日瑾败，敞乃谢循。（罗）循历知镇江，淮安二府，徐州兵备副使，（正四品）咸有声。

——《明史》卷二八三·罗洪先附传

罗循，宁王宸濠反，（王）宁仁急趋吉安，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副使罗循，罗钦德，郎中曾直，御史张鳌山，周鲁，评事罗侨咸赴守仁军。

——《明史》

附：罗循——罗大纮等考辑

罗循（罗洪先之父），字遵善，吉水人。

弘治已未进士，授南刑部主事，丁外艰，服阙。为工部主事，管徐州，循首罢漕米緫后夫，以便漕舟，调兵部武库时，以武库为闲局，有力者争欲得之，而许大宰进，独与公曰：吾以娩竞进者。历升武选郎中，逆瑾门人多在武卫，武卫升罢，必关白始行。有已，革乳母官三百人，援瑾求复，公驳其不可复者五事，奏竟寝。

擢镇江守，巨寇刘七等，薄境郭外，民皆奔城，而指挥使闭门自守，公曰：城以卫民，未闻弃民婴空城也，仍斧钥匙纳之，一昼夜乃止。未几，朝廷遣将，大兵至，公竭力促辨军费，而狼山奏捷，上其功，调淮安，守录囚，纵释九十余人，听讼平恕，部使者上治行诸郡第一，擢山东按察副使。以母丧归。

起复为密云兵备，镇守大监闻公气岸不相下，必不利已，乃入奏，请省之。遂弃官归，用荐起为山东副使，引疾力辞。

已丑，子洪先及第，请告归，公数之，不殊童稚。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客踧啃起，则起之曰：君谓劳耶。固所以爱之也。

公刚严慷慨，急于义而厌猥屑。

至晚岁，敝衣菲食与寒士无异。

始逆瑾所善乡人，通政李宪公同年也。语公顾为先容，公弗听。瑾败，宪且除名，其党皆引匿避祸，公独载酒与别，宪伏地哭曰：昔之赖我者，今无一人至，公当时拒我，乃复怜我，公真古人矣。

——〔明〕万历《吉安府志》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9.13     于福州

罗万里，字一鹏，顺德人。少充邑诸生。笃于行谊，与弟万程友爱，男女四十口，共堂无间言。

父丧哀毁，庐墓。知县曾仲魁，袁钺，吴宠并表其门。母卒，万里过哀而没。御史杨以诚复旌之。崇祯十五年，御史柳寅观风旌曰：岭南孝子。子孙即其庐为庙。在锦岩西麓。

——《广东通志》，清同治三年版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8.26     于厦门

罗必元，字亨父，隆兴进贤人。嘉定十年（1217）进士。调咸宁尉，抚州司法参军，崇仁丞，复攝司法，郡士曾极题金陵行宫龙屏，忤丞相史弥远，谪道州，解吏窘极甚，必元释其缚，使之善达。

真德秀入参大政，必元移书曰：“老医尝云，伤寒坏症，惟独参汤可救之，然其附活者十无二三。先生今之独参汤乎？”

调福州观察推官。有势家李遇夺民荔枝园，（罗）必元直之；遇为言官，以私憾罢之。知余干县。赵福王府骄横，前后宰贰多为挤陷，至是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亦为直之，言于州曰：“区区小官，罢去何害？”人益壮其风力。

淳祐中（1241—1252）通判赣州。贾似道总领京湖，克剥至甚。（罗）必元上疏以为蠹国脉，伤民命，（贾）似道衔之。改知汀州，为御史丁大全按去，后起干行在粮料院。钱塘有海鳅为患，漂民居，诏方士治之，都人鼓扇成风。（罗）必元上疏力止之。

帝召见曰：“见卿《梅花诗》，足知卿志。”度宗即位（1265），以直宝章阁兼宗学博士致仕（从三品）。卒，年九十一。

必元尝从危稹、包逊学，最为有渊源，见理甚明，风节甚高。至今乡人犹尊慕之云。

——《宋史》卷四一五·本传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7.31    于福州

罗朝云，字汉卿，衡阳人。骄捷善走，能出奔犬。前贫不能自食，常负邻人米债，急走出从军。以敢战，积功至记名总兵。

同治二年（1863）克江宁，擢提督（从一品）。复从征捻寇，克上蔡。

五年，曾国荃为湖北巡抚，令朝云统五百人从彭毓桔防寇境上。

六年二月，寇大至，毓桔未知贼众寡，轻骑出覘，从者二十余人，皆提督、镇将，方登兰溪小山，卒遇寇众数百人，或欲返走，毓桔曰：“兵法以寡当众。利进击，退则无所乘，无类矣”。策马驰之。朝云故敢勇，然心知当退，目视诸将，将与同谏阻毓桔。他将曰：“贼易与耳。”又驰之。于是朝云驰而从，捻寇列阵待之。朝云等久战无断力，尽皆战死。朝云身被十余创，仆地目自闭，贼争趋之。忽张目跃起，抽刀杀数贼又仆于地，乃死。

事闻，恤如例，而朝云得附祀毓桔专祠。

谥刚烈，从祀昭忠祠。（邓福泰附传）

——《湖南通志》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7.11    于福州

罗逢元，湖南湘潭人。由武生入伍，从剿广西。曾国藩治水师，充营官，转战湖北、江西，累擢副将。

继从曾国荃克安庆，以总兵记名，赐号展勇巴图鲁。进克沿江要隘，抵江宁，还守太平，屯金柱关。贼酋陈坤书大举来犯，逢元坚守，屡战，以少击众，擒斩逾万，以提督记名。及克江宁南京，由南门旧陷口梯登，赐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以伤告假归，光绪四年卒，赐恤。

——《清史稿》

罗逢元（？—1878），湖南湘潭人。以武生身份入伍。先在广西追剿太平军。后任曾国藩水师营官，转战湖北、江西一带，升到副将。后随曾国藩攻克安庆，以总兵记名，赐号“展勇巴图鲁”。后一直沿长江攻到江宁（今南京），屯兵金桂关，击败太平军将领陈坤书的进攻，以提督记名。曾参加进攻江宁的战斗，后因受伤告假回籍。1878年死。

罗逢元，字旋吉，湘潭人，武生。入长沙协伍。

咸丰元年（1851），剿贼广西，叙外委。

四年，隶彭玉麟水师，克湘潭，迁把总。复岳州，拔武昌、汉阳，破贼田家镇。擢千总，赏戴蓝翎。水师入江西内湖破贼谢师塘，复饶州、丰城、南康、万安，自都司晋游击。赏换花翎。

八年（1858），曾国藩再出视师，檄逢元自领一营，寻克吉安，擢参将。九月克景德镇，复浮梁，以副将用。

十一年，破小池驿贼，复太湖、潜山，加总兵衔。遂从曾国荃攻安庆，两败援贼，毁菱湖九垒，遂拔安庆。诏以总兵记名简放，赏“展勇巴图鲁”。九月，克庐江，夺三河镇坚城。

同治元年（1862），夺运漕镇及东关要隘，遂克巢县，从攻复太平府，克芜湖，尽夺沿江要隘。诏加提督衔，时大军进攻江宁，留逢元屯金柱关，破援贼于采山矶、于花律、于姚老圩、龙山桥、上駟渡，逐北至小丹阳。以一军扼湖桥，截击生擒数十酋，贼渠败遁。复悉众寇芜湖，逢元破之于上驷渡，平护驾墩二垒。

二年正月，逢元分军伏花律，而潜从下游袭薛镇老巢，败贼窜花律，伏发歼焉。寻败贼于查家湾，焚湖州浮桥，又破贼于陆公壩，焚其十六垒，三月，战大官圩，再战伏龙桥，皆破之。遂克黄池湾，訨金柱，解严得。旨以提督记名简放。遂进师合围江宁，尽夺城外要隘，夷其垒。

赏正一品，封典三年，攻拔伪地保城。六月乙酉，江宁拔，追贼至湖塾镇，殄歼之。赏穿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赐奖武银牌。寻乞假归娶，年四十矣。

逢元性刚直，不以私，好直言，虽上官前，无所屈。用兵不主故常，谋定即发，多奇中。在三河追败贼，两日夜不得食，事定趣具餐，腹中忽有声如雷，遂晕绝，移时乃苏。

光绪二年七月卒，年五十有四。赐恤如例，并奉特旨，事绩宣付史馆立传。

——《湖南通志》

罗逢元，宇旋吉。曾祖绍熊，字亮武，乾隆中庠生，甲午乡试拟第一，以小疵见摈，遂不复试。点勘经史，讲求儒先性理之学。奉母孝谨，老犹孺慕。

子修濂，字道南，刚直不阿，以诸生习方书，号为良医，于世棐性恢奇，有六手，皆舍习骑射技击。

道光后，军兴两手战，死两子，积功皆至一、二品武官，遂为将门焉。

逢元，即世荣少子也。由武生入协标，从征武宣，拔外委。咸丰三年，会国藩治乡军，选行伍能者八人，充教习，逢元名在选中。已而隶水师，累官至守备，复领陆军，助攻吉安，立振字营，以逢元为将。

吉安复，擢参将，三捷升副将。从破小池菱湖寇，复安庆，以总兵记名加勇号。会国荃进攻江宁，逢元从克梁山、金柱、芜湖、秣陵，国荃既围寇江南，遣逢元还屯金柱关，固后路，断援寇。金柱关者，水阳江及群湖出江口也，富进兵，时寇势实未衰，议者皆谓师必败退，而国荃锐意围屯，群寇纵横散布数千里，或出或还，所经过皆出官军相遇，创搏战，故国荃日日请援，而逢元戆勇，又力不能致援师，惟力战以自固。

同治元年闰月，五战花津，走陈坤书众数万，遏南漪固城寇，舟破两岸寇屯，追奔大十里。十一月战上驷渡，潜师袭护驾墩，走李世贤。二年正月，战薛镇。二月烧陆坝，克黄池湾。此役收诸隘，寇不复上窥。夏乃合军围江宁，战上方桥、江东桥，功最，赏正一品，封挂名提督。

三年五月，克龙膊筑炮台，其上开地道、篝火穴中，与士卒襍作，面黧黑不复辨眉目，地道成，请列兵乘攻之，以中军薇声为号。已而他营误发炮，远然火线，城裂数十。夹兵末集，坐法当斩，令刖开地道自赎垂成。被檄支浮桥渡军，别将因其功，竞陷城，以人辽克江南，以大功咸得封爵。逢元亦列功头等，赏黄马褂及云骑尉世职。凯旋还。

此年四十有一，遂不复出。作宅长沙，布衣疏食，如平时。又十三年，伤发卒命。二子无得，请明恤，乞恩泽。

越五年，巡抚丰明墀上其功，有诏国史立传。

逢元刚急不能随俗，俯仰有不合，辄嫚骂，虽贵势无少屈，用兵敢决耐苦。然谨斥候，勤训练，冬月必督军士浣浴自洁清，乃至检虱子，杖别将，传嗤之及军中疾疫所部无病者。

曾国藩尝作歌，戒军中言：服食居处之节，唯逢元能用其教云。

赞曰：

鼓磉儒家，勃为将门，屹屹金柱，如羆遏獾，

萧李分珪，成蹊不言，巳乐拚飞，宁希后恩。

——《湘潭县志》

来源： 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7.10    于福州

罗泽南，字仲岳，湖南湘乡人。诸生，自讲学乡里，从游甚众。

咸丰元年（1851），举孝廉方正。二年，匪犯长沙，泽南在籍倡办团练。三年，以劳叙训导。曾国藩奉命督乡兵，檄剿东桂平土匪，擢知县。江忠源援江西，乞师于国藩，乃令泽南率以往。所部多起书生，初临行阵，战南昌城下，争奋搏，死者数人。国藩闻之，喜曰：“湘军果可用。”及围解，剿安福土匪，以三百人破贼数千，擢同知直隶州。归湖南，剿平永兴土匪，所部增至千人，屯衡州。与国藩简军实，更营制，教练历半载。

四年六月，偕塔齐布进攻岳州，以大侨为贼所必争，坚扼不动，伺便突出击之，三战皆捷，歼贼千。闰七月，破高桥贼垒九，贼退踞城陵矶，偕塔齐布乘胜进击，连破贼营，贼遂遁走，擢知府，赐花翎。自是湘军名始播，以泽南与塔齐布并称。转战而东，复崇阳击走咸宁贼，再败之金牛，进驻紫坊。

曾国藩会诸将于金口，议攻武昌。泽南绘图献方略，谓由紫坊出武昌有二道，请以塔齐布扼洪山，而自攻花园。贼万余踞花园，筑坚垒，一枕大江，一濒青林湖，一跨长堤。深沟重栅，峙江东岸，与虾蟆矶对垒。列巨炮向江内外，分阻水陆两路。泽南率队直趋花园，贼凭木城发炮。士卒蛇行而进，三伏三起，已逼贼垒，分兵夺贼舟，贼退，营贼亦乱，三垒同下。翌日，又破鲇套套贼营，其窜洪山者，为塔齐布所扼，贼夜弃城走。武昌、汉阳皆复，距会议仅七日。捷闻，以道员记名。寻授浙江宁绍台道，国藩请仍留军。

贼据兴国，分陷大冶。泽南驰克兴国，塔齐布亦克武昌、大冶，乃规取田家镇。贼以铁锁截水师，而踞半壁山为犄角，夹江而守。泽南进驻马岭坳，距半壁山三里许。贼数千突来犯，而由田镇渡江来援者近万人。泽南兵仅二千，令坚伏，度贼懈，奋击，贼大溃，后路为我军所阻，坠崖死者数千，遂夺半壁山，水师断横江铁锁，燔贼舟，克田家镇，赐号普铿额巴图鲁，加按察使衔。

时议水陆军分三路进剿，总督杨霈督江北岸军，泽南偕塔齐布攻其南，曾国藩督水师循江下。霈不能军，贼复北趋，乃偕塔齐布改北渡江，复广济、黄梅。贼退踞孔陇驿、小池门，泽南约诸军会攻。渡江未半，贼来犯，军少却，泽南伤臂，仍指挥冲突，分兵破街口贼垒，贼酋罗大纲引去。是役也，五千人破贼二万，贼乃尽撒沿江诸营，并守九江，塔齐布围攻之，泽南别剿盔山，遏湖口援贼。会水师入鄱阳湖，为贼所袭，辎重皆失。国藩驰入泽南营，而水师阻湖口不得出。

五年，湖北官军屡败，武昌复陷。泽南从国藩入南昌，赴援饶州，战于陈家山、大松林，大破贼，复弋阳：又援广信，破贼于城西乌石山，复之。连复兴安、德兴、浮梁，进剿义宁。败贼于梁口、鳌岭，复义宁，加布政使衔。

泽南见江西军事不得要领，上书国藩，略曰：“九江逼近江宁，兼牵制武昌，故贼以全力争之。犯弋阳，援广信，从信水下彭蠡，抄我师之右；据义宁，守梅岭，从修水下彭蠡，抄我师之左。今两处平定，九江门户渐固，惟湖北通城等处群盗如毛。江西之义宁、武宁，湖南之平江、巴陵，终无安枕之日。欲制九江之命，宜从武昌而下；如解武昌之围，宜从崇、通而入。为今之计，当以湖口水师、九江陆师截贼船之上下，更选劲旅扫崇、通以进武昌，由武昌以规九江。东南全局，庶有转机。”国藩据以上闻，遂命泽南移师湖北会剿，以塔齐布旧将彭三元、普承尧所部隶之，凡五千人。

九月，至通城。贼号数万，皆乌合，一战而溃。进夺桂口要隘，克崇阳，驻军羊楼峒。悍贼韦俊、石达开合党二万余自蒲圻来犯，截击走之。胡林翼来劳师，合攻蒲圻，复其城，乘雾进克咸宁。自是武昌以南无贼踪。十一月，师抵紫坊，与林翼议进取次第。泽南屯洪山，林翼屯城南堤上，水师驻金口。贼于城外筑坚垒十三，与城埒。初战，贼二万出十字街，林翼与交绥，数却数进。泽南与李续宾分两路潜抄贼垒，破十字街营，尽毁城东南诸垒。八步街口为我军通江要路，塘角为贼粮运所出，先后攻破之，焚其船厂，环西北贼垒亦尽。贼又由望山门外葺石垒二，挥军蹋平之；又迭于窑湾、塘角逐贼，歼戮数千，贼遂闭城不出。

石达开自崇阳败后，窜入江西，势复张。曾国藩檄泽南回援，泽南以武汉为南北枢纽，若湘勇骤撤，胡林翼一军不能独立，现在贼粮将尽，功在垂成，舍之非计。其父年八十，贻书军中，勖以忠义，林翼以闻。

六年二月，诏特予泽南祖父母、父母二品封典，以示旌异。三月，贼开门出扑，泽南亲督战。援贼大队继至，我军自洪山驰下，奋击追逐，直抵城下，飞炮中泽南左额，血流被面，驻马一时许，归洪山，犹危坐营外，指画战状。翌日，卒于军。

文宗震悼，诏依巡抚例议恤。赐其父嘉旦头品顶戴。子兆作、兆升皆举人，予骑都尉世职。入祀昭忠祠。本籍、湖北、江西建立专祠，谥忠节。及江南平，穆宗追念前劳，加云骑尉世职。

泽南所著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人极衍义》、《姚江学辨》、《方舆要览》诸书。体用兼备，一宗程、朱，学者称罗山先生。

尝论兵略，谓《大学》首章“知止”数语尽之，《左传》“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

弟子从军多成名将，最著名有李续宾、李续宜、王珍、刘腾鸿、蒋益澧，皆自有传。

其早死兵事，名未显者，有钟近衡，少事泽南，以克己自励，日记言动，有过立起自责。泽南语刘蓉曰：“吾门为己之学，钟生其庶几乎！”从平郴、桂土匪，叙从九品。咸丰四年，粤匪由江宁上窜犯岳州，偕弟近濂各将五百人从王珍退保，破贼于靖港，追至蒲圻羊楼峒，战失利，死之。王珍退保岳州，贼又大至，近濂亦战殁。易良干、谢邦翰并战死南昌城下。邦翰死后，李续宾代领其众，所称“湘右营”者是也。诸人皆湘乡人，后并附祀泽南专祠。

——《清史稿》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湘乡人。

咸丰元年（1851），以廪生举孝廉方正。二年，粤逆（太平军）犯长沙，泽南倡率生徒力办团练。时曾国藩奉命督治团防，驻衡州。泽南以乡勇隶麾下，剿草市及桂东土匪。

三年夏，援江西，克泰和、安福。师还，平永兴油榨墟股匪。四年，回衡州，再平草市土匪，初泽南所带湘中营仅三百六十人，至是益之为五百人，会贼由鄂上窜陷湘潭，既败，遂遁岳州，时楚军水陆东下夹攻之。泽南独扼大桥当贼冲，连战皆捷，复岳州，进驻江夏，会曾国藩于纸坊，商进取。泽南建议以提督塔布齐军出洪山。自请攻花园滨江坚垒。而水师立蹙之。甫七日，贼弃城走，武汉皆复。先由训导洊擢知府，赏戴花翎，至是补浙江宁绍台道，旋以田家镇、半壁山之捷加按察使衔，又以克复广济、黄梅，赏叶普坚额巴图鲁。既而南渡攻九江，规湖口，而北岸诸军失利，贼袭据小池口，连陷黄、广诸县，武汉复失。五年，曾国藩驻南昌，檄援饶州，于是弋阳、广信、浮梁、义宁诸县以次克，复加布政使衔。特给封典，立赐珍物。

泽南克义宁后，以“东南大局必先平崇阳通城，复武汉，而九江乃可下”上书曾国藩。因奏令回援，所过通城、崇阳、蒲圻、咸宁皆复之，遂达武昌与巡抚胡林翼分路进攻，附城贼垒铲除殆尽，忽以乘胜追贼，直扑城下，额受枪伤。六年三月，卒于军事。

闻，照巡抚例议恤，谥忠节，湖南、湖北、江西各建专祠。同治元年（1862），赐祭一坛。三年后克复金陵，特旨加云骑尉。

泽南笃志好学，通达时务，在军毅然以灭贼自任；临阵以坚忍制胜，如其为学。

生平著述见《艺文》。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生嘉庆十二年丁卯，卒年咸丰六年丙辰（1807—1856）年五十。幼贫甚，十岁就外父，其大父一布袍亲为典质者六七次。年十九即训蒙糊口。丧其母，又丧其兄，旋丧其父。十年之中，兄嫂姐妹相继逝者十一人。尝以试罢徒步夜归。家人以岁饥不能具食，妻以连哭三子丧明，然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也。年逾三十，始补学官附生。逾四十，始补廪膳生，举孝廉方正。未几，洪杨兵起，以诸生从军，屡建大功。在军四岁，自江西回援武汉，卒于军。其后湘军将帅有名成功业者，大率其弟子也。

附：泽南门人先后殉难者凡九人

谢邦翰，字春池，附贡生；

易良干，字临庄。罗信东，字介山；

罗镇南，字晓岚。咸丰三年（1853），均从泽南驰援江西。七月至南昌营，于德胜门外，甫三日，击贼于七里街，力战阵亡，同时死者八十三人。

候选同知直隶州李杏春，初名光焯，号石仙，廪生，有节气，为泽南所倚重，自泽南倡义杀贼，无役不从。五年（1855）九月，随攻崇阳，克之。贼渠杨万年踞梯木山，令杏春偕参将彭三元往剿之。既至壕头堡，明日登山击贼，焚其巢。忽伪翼王石达开大股至，约二万人，环之数重，杏春知孤军援绝，与三元力战三昼夜，俱被害。其弟光炽亦战死。

刘蕃，字子衍，号季霞，咸丰三年从泽南平贼郴桂口，不言功；五年十月，随鄂军攻蒲圻之五岳观，贼垒坚不可下，蕃独身冒矢石，首先冲突。诸军继之，垒遂破。而蕃为飞石炮中，伤右肋，逾时而殒。

钟近冲，字苔州，与弟楚从池立，于六年三月从泽南进攻武昌，在城外小龟山阵亡。

王岳峰亦于六年三月，从泽南进攻武昌，力战阵亡。盖自邦翰以下，皆慕义从军，以佐其师者也。均议恤如制。

——《湖南通志》

罗泽南（1808—1856），湖南湘乡人，字仲岳，号罗山，贡生出身。

1852年在籍创办团练。1853年与曾国藩编练湘军。旋升任知县。1854年与塔齐布在长沙、武昌、湖北田家镇屡败太平军，升任按察使。1855年2月，太平军于湖口大败湘军水师，随曾国藩逃至南昌。后派赴湖北，与胡林翼反扑武昌，加布政使衔。1856年4月，在武昌城外被太平军击毙。

著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人极衍义》、《姚江学辨》、《读孟子扎记》、《皇舆要览》等。

罗泽南（1808—1856），亦名仲岳、罗山，湖南湘乡人。理学家、湘军将领。1856年，率湘勇与太平军激战于武昌大东门外，受伤死。

著有《西铭讲义》、《周易附说》、《太极衍义》、《姚江学辩》、《方舆要览》等书。

——《湖北省志·人物志稿》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7.8    于福州

附：曾国藩的儿女亲家，湘军儒将罗泽南

罗泽南故居，原湘潭市湘乡石牛乡。这里山青水秀，交通便捷，人杰地灵，旅游资源丰富。全乡森林覆盖率达65%，省级森林公园九峰山座落其中，放眼望去，竹 木葱葱，青山如黛，有“天然氧吧”之称，这里也有仙女殿李真人的传说，号称“诗礼名家”李的懋功、李嗣亮等数十人；张正笏以从事教育而名扬湘中，更有湘军 之母罗泽南。

罗泽南故居——谈诗堂

“无湘不成军”一语在今日已成套话，其实，这句话因“无湘乡，不成军”演变而来，而“湘乡”二字也不是用来指曾湘乡（国藩），而说的是以罗泽南为首组织起 来的湘乡团练。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抗战期间任教于兰田国立师范（涟源），撰《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无泽南，无湘军”。由此可见罗泽南在湘军历史上的 地位。

罗泽南系今石牛乡湾洲村三柱组人，字仲岳，号罗山，一字培源，号悔泉，又字子畏，生于嘉庆十二年（公元1808年），比曾国藩长五岁。

罗泽南，他首先应该是一个学者，或者说是一个理学大师。据有关资料记载，罗泽南外貌朴实，气质深沉，究心性理之事，对于理学的研究，颇具心得，他对晚清理 学所作的贡献不仅在于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更在于吸纳经世学以充实程朱理学。曾国藩、贺长岭等人对他也较为佩服。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正月二十六 日，曾国藩在《致诸弟》信中说：“六弟、九弟，今年仍读书省城，罗罗山兄处附课甚好，既在此附课，则不必送诗文与他处看，以明有所专重也，凡是皆贵专，求 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说，亦无不可，无所专家，而见异思迁，此眩比夺则大不可。罗罗山兄甚为刘霞 仙、顾晓岑所推服，有杨生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以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

曾国藩还说：“罗罗山读书深明大义，极所钦仰，惜不能会而畅 谈”，曾国藩上《敬陈主德预防流弊》一疏时，适罗泽南书至：“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不言其本不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术。”曾一见击节赞 赏，复书云：“阁下一书，及适与拙疏合符节，万里神交，存不可解者。”

研习之余，罗泽南不忘著书，他著述有《人极衍义》、《周易本易衍言》、《姚江学 辨》、《读孟子札记》、《小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等多部理学著作，均收集于《罗山选集》。

罗泽南也有十分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是近代以来，湖南书生带兵的典范，有一代儒将的盛名，有“湘军之母”的美称。

他朝执兵戈，暮讲道学，料事如神。曾国藩 所依靠的主要是塔奇希和罗泽南二将。他七日定计收武汉，名镇遐迩，以能将而闻名。因此也得到了清廷的嘉奖，清廷赏戴花翎，任为宁绍台道，加按察使衔（副省 级）。

然在咸丰六年，罗泽南的命运定格在武昌城的宾阳门，在率军进攻武昌时，他的左额被大炮打中，于三月八日死于洪山军营，湘军水陆之师为之夺气，曾国藩 得罗的死讯后，痛悔万分，但怕影响军队士气，秘而不宣。一代名将就这样匆匆离去了。

罗泽南的弟子多是名将，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死亡的书生及将士大多是他 的弟子，往援南昌时，战死城下的有谢邦翰、罗镇南、易良干、罗信东。死于岳阳的有钟近衡、钟近濂。其后王鑫、李续兵、李续宣、蒋益澧、刘腾鸿也名震天下。

曾国藩说：“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 兵，暮归讲道，理学家门，下多将才，古来罕有。
罗泽南死后，曾国藩痛悔万分，认为是自己这次五写信督战才致于此。两人结识早,又皆以程未理学相标榜，算是创制湘军，交情很深，为了纪念罗泽南，曾国藩还 为罗泽南写了碑铭，作为良师益友，曾国藩总想与罗泽南的关系更亲密些。

咸丰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写信与澄弟，季弟，嘱“三女与罗家订庚之事，必须于今冬明 春办之。”曾元琛与罗兆升的婚事，于同治元年四月正式成礼。

供稿：罗锡主    2015.7.10

罗萱，字伯宜，湖南湘潭人。父（罗）汝怀，芷江学训导，著有《湖南褒忠录》。

（罗）萱少警悟，工诗、善书。弱冠为诸生，总督贺长龄、教谕邓显鹤咸器之。

咸丰元年，粤贼犯湖南，萱倡乡团，习技击。

四年，曾国藩帅水师东下，辟掌书记，贻书极推重。从克武汉田家镇，叙训导。国藩进图九江，水师失利，（罗）萱仅以身免。国藩重整水师，屯南康，皆策马相从，调护诸将，各当其意。

六年，石达开陷瑞、临、袁、吉、抚、建诸郡，省垣孤悬，（罗）萱从国藩单舸赴南昌，达开稍引去。国藩檄萱领江军三千人攻建昌，复檄助攻抚州，合攻瑞州。破沿途贼卡，击走靖安、奉新守隘贼。当是时，城贼数万日伺隙，九江贼复率二万来援，（罗）萱与刘腾鸿等坚垒严阵以待，八战皆捷，江西军始振。论功擢知县。腾鸿喜攻坚，萱引《孙子》书戒之，不听。腾鸿克瑞，竟以创死。

假归，湘抚骆秉章檄治团练，粤抚郭嵩焘嘱创水师，皆不肯久学。自以文士，不欲弃科举，屡应省试，卒不遇，益肆力于学。寻与知府刘德谦领威信军防郴，会霆军叛勇掠茶、攸间，（罗）萱与德谦败之，遁之粤。进屯乐昌，当事命增募一营，号威震军。贼平，累功晋同知。

按察使黄润昌奉檄统万人援黔，润昌与（罗）萱同邑，邀与俱。（罗）萱综文案，兼营务处。每昼出领队，夜归削牍，以克镇远府、卫二城功，迁知府。

进规施秉，连战皆捷。黄平之败，与文武将领十八人同死之。恤赠太常寺卿，附祀黄润昌祠。

（罗）萱性澹泊，从军十数年，不图仕进，而耽学弗倦。著有《仪郑堂文笺注》二卷，《粤游日记》一卷，《蓼花斋诗词》四卷。

——《清史稿》

罗萱，字伯宜，湘潭人。父汝怀，道光丁酉（1837）拔贡，选芷江教谕。未赴，候选内阁中书。

萱生而惊悟，八九岁解吟诗，弱冠补诸生试优等。

粤寇起，当道檄行乡团，萱入团与佣保同操技击。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率师东下，招萱入幕，授笔札，从克武昌、汉阳、田家镇，抵九江，贼夜纵火攻，水师溃，萱与同舟，仅以身免。

明年正月，随国藩至南昌，重练内湖水师，驻南康。提督塔齐布卒于九江，萱随国藩往视丧，其冬，石逆（由于是清版本，对太平天国将领称“逆”，此指石达开）陷瑞、袁、临、吉、抚五郡，省会岌岌。

六年三月，国藩携萱单舸赴省，敇断后事授萱。萱曰：公职剿贼无殉城理。比至章门，人心稍定。乃以萱司营务，领江军六营攻建昌，江军初无纪律，沿途掠财物，萱令悉出所掠焚之。而策马押队不使稍乱，既至，营西城外，连攻十昼夜不下。萱遂率六营与李元度会攻抚郡。会鄂抚胡林翼遣曾国华、刘腾鸿等拔瑞，乞益师。国藩檄五营回省，令萱率以往瑞，沿途击走卡贼。既至瑞，贼从南城沿江轰击，又从西北攻扑省营。萱挥军应敌，贼大败。当是时，城贼数万，日伺隙。九江来授之贼又二万余。萱与腾鸿力持镇定，严阵待之。援贼于东北大路夹击五垒，号称数万，江军当其冲。萱议曰：坐待必困，当乘壁垒未固而摧之。乃出队鏖战，斩贼首千余，自是军心大定。九月以省亲假归。

九年（1859）夏，石逆（达开）围攻宝庆，巡抚骆秉章檄办本邑团练，结垒布队，一如营制。十年，总兵刘培元招为浙游。就省从兄逢元于金柱防，次既回晥，以护送宁国守、黎福畴之丧归湘中。明年冬，粤抚郭嵩焘南招入幕，总督毛鸿宾亦引为上客。旋偕浏阳刘德谦回楚招募。

同治三年夏，德谦领威信军防粤界，邀萱司营务，未行。而霆营勇叛，劫掠茶、攸间。萱与德谦兼程冒雨追及于兴宁之渡头司败之，叛勇溃入粤，乃屯乐昌以待。当事令增一营，署曰：威震，以裨防御。冬十一月，江西巨寇窜粤。据嘉应州，南防解严撤归后，遂与黄润昌同殉黔苗之难矣。润昌奉檄授黔，邀萱为助，自长沙偕往，为综文（案兼理营务），入黔之清溪度，岁上元后，剿焚数十寨，攻克镇远府、卫两城。战事具《润昌传》。

三月十七日，荣维善率十三营来，遂与偕进，同克施秉，连战四日，再进雍谷，以达黄平。初，降苗薙发来归，乞勿更进。本军战士亦思稍休，而前部已猛进，天明行六七里，进至隘道，伏起，众溃乱。俄而，炮中左腹部，坠马，旧卒曹姓掖之行，萱挥使逃生，卒逸，而萱被贼杀。

萱貌温雅，文翰流美，咸以词苑期之。而临敌冲锋身先武弁，从军十余年不趋便利，不图仕进，入黔五月，见饷支绌，未尝支以寄家。初叙训导江西、叙知县，加知州衔，安徽从保同知，留江西补用，乐昌撤防加知府衔，克镇远，叙知府，克施秉，拟保道员。既死事，诏赠按察使阵亡例，赐恤祭葬如例。予骑都尉世职，赠太常寺卿衔，附祀黄润昌祠，没年四十三。

所著《蓼花斋诗词》，详《艺文志》。

——《湖南通志》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7.6     于福州

罗景庄，（庐陵）万安人。应武举，为参军兵马使。从曾元裕追寇，黄梅大捷，改招讨使。隶都统郑畋元戎下，（黄）巢寇殄平。时都头行营骁骑将军（从五品上），吉、虔二州有警，遂授敕镇抚。

——《江西通志》

训森注：

随宰相郑畋，立下军功。为吉安罗氏第一位被典籍立传的将军。

《江西通志》编者按旧志，均入元末豫章十代文献，略改定为唐时人，是也。今改附此。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6.22    于福州

罗遵殿，字有光，号澹村，一七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生于宿松县隘口庄罗家老屋。相传其母高氏是夜生殿时忽光明如昼，故乳名有光。

殿自幼沉默寡言，很少嬉笑，八岁时父去世，母供其读书，由于发愤好学，三十三岁时中了举人。后四年，即道光十五年入京应试，一举而登进士，开始了仕宦生涯。

起初，以知县职发往直隶，十九年补唐山知县，二十年调清苑知县，二十二年赏加同知街。莅任期间，每到一处，廉勤公正，善体恤民情，万众载道称治。是时宣宗用人，力求务实，最重淳厚端朴，发现下面对遵殿好评，正符合己意，便夸奖道：“此人乃书生本色，将来必是好官。”于是，从二十三年正月起，即擢罗遵殿为直隶州知州，三月又调他到浙江湖州府任知府。殿在浙四年，恰值湖州民官为漕运弊端发生内抗，民众不按期送粮，官府将以兵威慑。殿视此况，便单骑前往开导之，消除了对抗情绪，民心大悦。不数日，漕运如期完成。吴兴位于太湖之滨，地处偏僻，盗贼多，殿派人暗探，查获盗首百余名，绳之以法，使境内得以清平，称治行第一。

道光二十七年（1847），擢湖北安襄郧荆道，备兵襄阳，前后凡三莅任，达十载之多。殿初至此地，遍访士民，编保甲，招募一批勇士，用以靖氛息事，巡捕一些不守法之人。咸丰二年，会剿太平军于鄂、豫边境。三年四月，署湖北按察使，五月署湖广。六年升两淮盐运使，仍驻湖北。七年升湖北按察使。八年六月转布政使。是时正值清军与太平军对垒的动乱期间，殿所到之处，均为清廷效力，甚得胡文忠等信任，力荐遵殿为福建巡抚。

咸丰九年四月，简授福建巡抚后，八月召遵殿至京，恰值浙江告急，九月便改调浙江巡抚。当时李秀成率太平军从皖南直攻浙城，殿莅任不久，军情又不熟悉，援军未到，调遣无人，只得与守将和民团驻守杭城。一八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杭州城陷，遵殿及长女和夫人一道尽节，归葬于宿松县二郎项家冲。时曾国藩驻军于此，亲率所部迎榇入城，设祭致奠。李鸿章、左宗棠亦以使相、爵帅的身份，先后来宿松赴吊。

殁后第二年，即同治元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奏准，御赐碑文，追赠罗遵殿为右都御史衔，予谥壮节，赏世袭骑都尉职。其子忠祜，后为安陆知府。清国史馆为壮节公罗遵殿立传，并入祀京师，以彰其“从容就义”之节。

孤军断外援，差同许远城中土；

万写迎忠骨，亲从岳王坟畔来。

——曾国藩《吊罗遵殿》

罗遵殿（1798-1860），清安徽宿松人，字有光，号澹邨。道光十五年进士，以知县用，官至浙江巡抚。太平军破杭州时，自经死。谥壮节。（《清史列传》卷四三《续碑传集》卷五七）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6.13    于福州

罗惇㤚，字椒生，广东顺德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七年，督四川学政，召对，上以惇衍年少，语多土音，留不遣。二十三年，大考一等，擢侍讲。累迁侍读学士，转通政副使，太仆寺卿。二十六年（1846），督安徽学政，迁通政使。

三十年（1850），文宗即位，应诏陈言，略言：“古帝王治天下，根据祗在一心，要在览载籍，勤省察，居敬穷理，以检摄此心。圣祖仁皇帝《御纂性理精义》，于存养省察、致知力行，以及人伦性命，皆有程途阶级，其论君道，尤极详备。惟在皇上讲习讨论，身体力行。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于臣工奏摺，指示得失，明见万里。皇上几暇，日阅一二事，凡督抚陈奏，如能深谋远虑，措置得宜，即予以裒答，若有饰诈怀私，亦为之指示，庶大吏皆知警戒。他若《御纂资政要览》、《庭训格言》诸书，皆本心出治，一以贯之。伏愿皇上法祖以修己，推而知人安民，皆得其道。”又请谕部院大臣各举所知，备京卿及讲读之任；敕直省督抚、提镇、学政皆得犯颜直谏，指陈利病，无所忌讳，藩臬亦许密封由督抚代为呈奏。疏入，上嘉纳之。咸丰元年（1851），疏陈风俗侈靡，民生日困，请崇俭禁奢，以蓄物力。二年（1852），署吏部侍郎，授左副都御史。

三年（1853），擢刑部侍郎，仍兼权吏部。时军需孔亟，户部令京师商民以赁舍金一月纳公家，惇衍以为非政体，疏乞明定限制。又疏荐广东在籍给事中苏廷魁等任筹军饷。江宁既陷，寇氛复溯江上犯，惇衍疏请敕曾国藩练楚勇，自湖南移驻武昌，杜贼窥伺荆襄；苏廷魁募粤勇援江西，袁甲三回河南防捻匪，并会同已革两广总督徐广缙募新兵堵御凤、颍，遏贼北窜诸路；多被采纳。命随同惠亲王巡防京师，调户部。五年（1855），以父忧归。

七年（1857），英吉利兵攻陷广州，八年正月，命惇衍及在籍太常寺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为团练大臣。十年，款议定。十一年，召来京，擢左都御史。

同治元年（1862），两广总督劳崇光被劾任用非人，调度乖方，命惇衍偕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按治，崇光坐罢。迁户部尚书，疏言：“吏治日坏，当奖廉惩贪。四川总督骆秉章、湖北巡抚严树森、山西布政使郑敦谨、山东按察使吴廷栋，清操较著，请奖之，以励其余。”又疏言：“皇上求贤若渴，应诏者寥寥，即有登诸荐牍者，或由他省督抚保举，必待本省给咨，始能赴部，非所以示虚怀延揽之道。且但令封疆大吏保举，而未及京卿，恐驯致外重内轻，不可不防其渐。内阁、六部、九卿等朝廷重臣，素所亲信，必俾其各举所知，众正盈廷，然后可反危为安，转乱为治。请不必限以时日，拘以人数，但有操守廉洁，才猷卓越者，即许随时疏荐。倘所举之人，将来或犯贪污，罪其举主。”二年，兼署左都御史。

四年，兼管三库，署翰林院掌院学士。伊犁参赞大臣联捷、御史陈廷经先后论劾“陕西布政使林寿图沉湎于酒，巡抚刘蓉未谙公事，举劾悉听寿图”，及“蓉疏奏失体，漏泄密保”。命偕协办大学士瑞常赴陕西按治。惇衍等为疏辩，仅以微过议处，吏议寿图迁调，蓉革职留任。寻蓉复以他事罢，陕民为蓉、寿图讼冤，总督杨岳斌以闻。惇衍等已回京复命覆奏，遂合疏言：“刘蓉秉性朴直，办理甘肃溃勇，不动声色，悉臻妥善。甘肃乱回窜扰，遣兵分布要隘，陕民以安。林寿图身任劳怨，勤奋有为，惟参劾属员，间有轻重失当，致谤毁纷兴，而其廉洁之操，究不能稍加訾议。”诏蓉仍署巡抚，寿图来京候简用。六年，兼署工部。八年，以母忧归。十三年，卒，谥文恪。

（罗）惇衍学宗宋儒，立朝正色，抗论时事，章凡数十上，无所顾避。著有《集义编》、《百法百戒》、《庸言》、《孔子集语》等书。

——《清史稿》

附：罗惇衍年表

罗惇衍（1814-1874），广东顺德人。字星斋，号椒生。道光进士。

1843年后，历任侍读、通政副使、太仆寺卿。

1846年任安徽学政、通政使。

1853年后，历任刑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攻占广州。

1858年春，奉命与在籍太常寺卿龙元禧、工科给事中苏廷魁，为团练大臣，办理广州地区各乡团练，3月在顺德设局，4月移至花县。

1861年回京后，历任左副都御史、户部尚书、工部尚书。1869年回京后，历任左副都御史、户部尚书、工部尚书。

1869年离职。

1874年死，谥文格。

著有《集义编》、《百法百戒》等。

注：同治元年至八年任户部尚书。

罗惇衍

、

罗惇衍，字兆蕃，号椒生。始祖纲，宋绍兴间自南雄州珠玑巷迁居南海大良村，后改隶顺德遂为顺德县人。

高祖礼耒，本生，曾祖礼绵，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举人，吴川县教谕。祖嵩，顺德协左营外委，嘉庆间出征四川达州，御贼白岩山阵亡。父家政，嘉庆十八年癸酉（）举人，五品衔，高州教授，皆赠光禄大夫。母李氏，有身得瑞征，及生，红光满室，甫周岁，岐疑异常儿。

十一岁学为文。长老惊其宿慧。年十六补弟子员。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举于乡。明年乙未（1835）成进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散馆授编修。十七年命视学四川，旋以年轻恐未能周悉老到，仍留京供职。二十年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历充国史馆协修、纂修，文渊阁校理教习庶吉士，本衙门撰文。二十三年，御试一等，擢待讲，充日讲起居注官。七月充山东乡试正考官，转侍读。二十四年擢侍学士，充咸安宫总裁。二十五年充恩科会试同考官，五月擢通政使司副使，九月擢太仆寺卿。二十六年督学安徽，以白鹿洞规课士，士多化之。二十九年九月陛通政使。

次年正月宣宗上宾。惇衍不茹荤酒者累月。文宗践祚，疏阵法祖训，以端本善俗。

略云：臣恭读圣祖御纂性理精义，此书理赅词约，内圣外王之功，无不毕备。愿万几之余，讲习讨论，身体而力行之。至察吏安民，羣僚无所售其欺，则莫若世宗朱批谕旨。此书所载臣工奏折凡二百二十三人，皆恭录批答，使共知所陈之得失。敬祈皇上将此书日阅一二事，凡督抚所奏，有能深谋远虑，措置得宜者，固蒙褒答，若不实不尽，及饰诈怀私者，亦一一为之指示周详。庶大吏知所儆戒，则所以饬官常而维邦本者，实系于此。另牒奏请，谕部院大臣各举所知以备京卿及讲读之任，并请敕内外诸臣，指陈天下利病，无所忌讳。得旨嘉奖。

咸丰元年（1851）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冬十一月疏请崇俭禁奢，以省物力。谓京外官民，应遵典礼，违者戒饬。庶人心知警，共还醇俭。查道光八年（1828）曾刊刻简明规条，使百姓知所恪守。乞下礼部就会典、通礼二书，撮其简约常行者以为条教之式。报可。二年充会试，知贡举。八月署吏部右侍郎，十月充武乡试正考官，十一月以日食，疏请严饬廷臣，实力修省。

略云：伏见

皇上御极以来，惓惓爱民，孳孳图治。在廷诸臣，非不循分供职，而迟回慎重之意，多奋发振兴之意少。因而莅官行政，卤莽粗疏之弊少，游移迁就之弊多。廷臣首鼠两端，疆臣亦互相推诿。大员委蛇容悦，属吏亦专务趋承。

请因日食修省，严谕廷臣，将平日诿卸取巧之积习，悚然改悔，毋贪恋禄位，毋顾惜身家。

事可行则行，毋泥成例；费可节则节，毋避众怨。人可举则举，毋限资序；法可改则改，毋惮更张，庶挽颓风而臻上理。

又疏请将本年冬至庆贺之处停止。均报可。

擢刑部左侍郎仍兼署吏部右侍郎。

先是户部因军需烦重，令京城铺户报捐一月房租，为权宜周转计。惇衍疏言，户部所云在房主恒产取租一月，原无大损，但其中须分别，房主有孤儿寡妇，专籍数间房屋租钱养赡者，今一律征收，所益无几，而茕独无告之人，或无以餬口，则所损实多，非所以示体恤也。如各铺户生理，有业甚贱，租甚微者，若概行交纳，于经费终无大补。请饬下户部分析收免，妥为限制。疏入报闻。

未几，复奏请停罢。四月疏言：闽粤海船，向带货物向天津售卖。道光间前江苏抚臣李某，曾由上海招商采买白粮数十万石赴天津交易，继乃发价短少，加以胥吏克扣，米既在船，不能不贱卖，以后遂裹足不前。现在闽粤海船均愿运米赴天津，乞下户部预定价值，由官发出，不假胥吏，一立章程，即咨该省出示招运。俾商贾有所利，而仓廪益有余，于国储民食均多裨益。交部议行。又疏言自丰北决口，濒河一带悉成泽国。江苏之丰沛、铜山、砀山、邳、宿迁，山东之鱼台、济宁、金乡、嘉祥、滕峄被灾最重，尸骸遍野，递相枕籍。请由东南两河总督，督率所属地方官，择地殓埋。其流离转徙未填沟壑者，量为抚恤资送。报可。自贼氛大炽，江宁失陷。贼复北窜京师为根本重地，守御之法，尤宜早备。乃疏陈四事，大略京城内外，宜若何扎营防卫。官绅士庶，宜若何联络稽察，粮饷宜若何筹，备足食用，兵弁宜若何遣调，以壮声援，累千言。上是之。即命办理巡防事务，惇衍虑贼近津沽，无业游民易于投贼，密请妥为慰抚，使人心固结，无隙可乘。疏入报。

十一月调补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仍兼署吏部右侍郎，往通州清查通济库款。十二月充实录馆副总裁。

五年四月，巡防事竣。赐宴勤政殿，特赏如意福字。故事京官非一品及内廷行走，无颁给福字者。惇衍以侍郎得之，异数也。

七月疏言，江北大营自雷以诚定捐厘助饷章程，经胜保奏请推广，由户部核议，并无流弊奉，旨允准在案。今江南各府亦仿照江北办理，两年以来，商民踊跃捐输，于军饷不无裨益。近闻行之渐久，流弊滋多。即如泰州仙女庙为商贩总汇，东南通三江营，西通二道桥。其中团练盘查等局七所，为商船必由之路，弁兵以盘诘奸细为词，多方阻滞，官绅以稽查偷漏为说，刻意刁难。概树捐厘助饷之旗，得遂假公济私之计，巧立名色，暗逞侵欺。商船初到，挨次停泊，索挂号钱，兵役上船验视货物索查舱钱。稽查已毕，盖戳放行，索灰印钱。稍不遂意，即以不服盘查，藉词穷究。视商贩之肥瘠而鱼肉之，是以商贩小民不以大营之捐厘为苛，而以沿途之盘查为苦，捐厘不过百分取一，沿途盘查则不啻十分取其二三。自沿江用兵以来，富商大贾早已挟资远徙，其冒险而来者，不过逐什一之贫民，关钞之外即助助饷，已属一时不得已之谋，岂容不肖官绅据据为利薮，若不严绝弊端，恐商民亏累，转与助厘助饷章程有碍，请饬统兵大臣严饬各路，不得藉端苛索，其非盘查喫紧之地，员弁概予裁撤。不惟节有用之费，亦且少生事之人。至南北往来货物，应照奏定章程，于各属销售之地，按数捐厘。若货物非当地销售者，则南有苏关，北有扬关。已输关税，不准加收。如此则商困可甦，招来可广，而饷亦藉资充裕矣。

又疏泰州仙女庙米石畅销，较之往年加倍，皆因雕船搬运所致。雕船者，艇船之脚划船也。该船自仙女庙源源贩米，以艇师军食为词，每乘黑夜私贩于贼。大抵该船水手，皆海盗之余，利若骛，罔有人心。统领艇师员弁，恐激成事端，明知故昧。是艇船名为应募，暗售奸欺，久而无功，实缘于此。臣愚以为贼之接济不断，则用兵无已时。若不严禁贩米之雕艇，亦无从断贼之接济。

请饬督带水师大员，按照艇船人数，计口授食。官为籴米，庶可杜接济贼人之弊。又闻镇江潮勇，流毒无穷。该勇等口粮最多，近日竟有贱值雇人冒名顶替，其真潮勇三五成群携带腰牌号衣，自丹阳以至上海，假查拿奸细为词，讹索商民，无所不至。又包揽货物，重载扬帆过关。地方官畏其凶横，不敢过问。商贩恐其劫夺，视为畏途。若不加以严惩，必至留为后患。

请饬督带潮勇大员，严禁该勇等冒名顶替。至沿途地方官，遇有不奉文札，假潮勇者，许其扣留解往大营查究，庶可消患未萌，而善良得以安堵。九月丁父忧，八年服阙。关适广州有洋人入城之事。

诏偕太常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督办乡团驻花县，改授围练大臣。所陈疏皆秘，外无知者。

十一年七月，穆宗登极，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擢授都察院左都御史，诏入都。

元年七月抵京，擢户部尚书。

履任后，具疏陈典学敦孝，任官爱民之要。充顺天乡试副考官。衍念库款支绌，各项款目截至本年八月仅存实银七十余万两。而自九月至岁杪，应支之数尚短二百万有奇，非设法筹办，贻误匪轻。疏请各省应解各款，予限两月，明定迟延处分以儆膜视，由是度去始充。

在户部七年，所储多至数百万两。十月，赐紫禁城内骑马。十一月，疏陈粮短绌情形云：江浙各省迭经兵燹，漕运无以转输，京师粳米一项，向全恃购买甲米实之，倘仓米不能接济，则无从采办。以畿辅之广，待哺者亿万，一旦告竭，害可胜言耶。现在库款不足，固难于京饷之外更縻钜款，则莫若令民间自行交易之。便然米粮不至天津，民间何由交易。各省俱有重税，米粮亦何由径至天津。况捐厘兼谷米尤为有捐于民。查西南均产米之地，虽偶值失陷，其米尚有出口者。而完善之区，更无论矣。但一经出口，即种种留难，是以运转不及远方，而京师无以应急。

请饬各省督抚出示招商采买贩运，由海至津，普免税课，商人既无所苦，自必踊跃争先，而近畿一带稍获盖藏，京师有可恃而恐。交部议行。十二月，充经筵讲官。

二年三月，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初，广东高州府之信宜县为贼所陷，将及三载，郡城时时戒严，肇庆属府之恩平、开平、鹤山、高明等县土著民人与客藉互斗、士民大遭蹂躏，兼以各处股匪蔓延，势复岌岌。惇衍以为不得将兵之人，不能收效旦夕。于是疏请专任大臣分道剿办，地方次第肃清。

二年正月，疏请整饬仓储云：防守之要莫先足食，州县设仓积谷，或于隶官，或创于民，法制不一，而承平之世，以备岁饥，有事之秋，以资勇镶，立法最善，用意亦最周。汉臣贾谊，所谓积储为生民之大命，有由然也。军兴以来贼至而弃城者，所在多有，推原其固，总由米粟空虚，遇变无所倚赖，不能固守以待外援，食固不可一日而无备矣。即如广东广州府属道光间，绅民捐资在省城设惠济仓，因咸丰四年贼起，前督臣提用仓谷，价四万两筹办红单船，复得提用七万两以供支款。原捐谷价几于榨取一空，此外各州县存有仓谷亦多变价充饷，其尤甚者，花县先经贼破，仓储已空。事平之后，绅士资买补，亦于咸丰八年札令变价，百姓不服，始行中止。在疆吏筹画计穷，不得已而为此。独不思比户小民，尚且不惜资财，为未雨绸缪之虑，地方大吏，岂宜漫无决择，为绝流渔括之图耶。现在广东经费支绌，似难责令买补，但未经动用者，尤当曲加爱护，以重根本，而固苞桑。伏查咸丰元年，新修户部则例载常平社仓，督抚任令州县侵挪短缺，上司及州县一并从重议处。又载常平仓谷如遇灾详请借给。借户须系农民取具。的保无灾年分，不准出借，违者严参治罪等语。然则非赈饥不能出粜例案，本甚详明，现在各省奉行不力，因仓瘐稍有蓄积，即思挪借，以挖肉医疮之举，失糊口就食之资。一旦有事，每易沦陷。

应请下各省督抚，无论官仓民仓，未动之仓谷，不得变价提用。至于仓谷已缺，绅民捐资弥补者，尤应加意保全。庶足以顺舆情，而备缓急。诏所司据实覆奏，时湖北、江西已肃清，安徽、四川亦渐安靖。疏言粤西之贼无几，实穷民无告相随为贼。推原其故，总由被兵省分，不以安民为主，只以剿贼为能，贼不能平又以拥兵为事，民扰于贼，又扰于兵，无论贼不能平，即出力平之，仅得此邱墟之邑，冻馁之民，朝廷又安用耶。

请饬行直省督抚，于业经收复之地，责成州县以劝课农桑为首务，庶几衣食足而礼义。

兴秋再充顺天乡试副考官，四年管理户部三库事务、署翰林院掌院学士，闰月偕协办大学士瑞常，按事陕西。

五年五月疏言，闻唐臣张九龄有言：六合元元之众，悬命于县令，宅生于郡守。为治之道，唯重守令而已。宋儒胡瑗教人立经义治事，二斋朱子，以为安定，门人皆能稽古爱民，则于从政何有。是知学而后仕，临民之具不外乎此。今自军兴以来，劳绩与捐输竞进科甲得缺较少，流品亦稍杂矣。自非大吏抑奔竞进，醇厚未易膏泽下于民也。原设官初意，府州县皆名曰知，必须洞悉地方情形，爱民如子。然后民戴之如父母。矧当黎元涂炭，血肉縻于锋镝，肝脑膏于原野。而守令犹不取忠信之，长慈惠之师，唯以苛刻辩捷为能。此旱潦所以荐臻，干戈所由未息也。为今之计，莫若擢循良之吏，必民更始。而凋弊之区，尤必认真抚宇劝农兴学，俾民食渐足，而士习渐纯。凡好惰好奢，好斗好讼诸弊，皆因地制宜，悉使改革。将见元气可复，百姓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即散勇回籍亦不至于更滋民害，盖奖廉举善，则中材可勉为贤哲，胥由大史鼓舞而振兴之耳。我皇上御极以来，激浊扬清之典，已属尽善。而特保循吏，各省尚少举行。似乎风励之途未广，

请下直省督抚，于府州县择其循声最著者，送部引见，俾收观感兴起之功。报可。

六年八月，署工部尚书、再署翰林院掌院学士。

七年正月充武英殿总裁。

初，捻匪张总愚等股匪渡河北扰，凶焰甚炽，各路大帅俘斩虽众，而首逆未擒。惇衍念兵无统属，难期成功。疏言近闻贼匪狼奔豕突，侵扰至祁州、饶阳一带，屠戮甚惨，裹胁弥盛。前以其逼近京都，纵而勿战，犹可云慎重从事也。今离京较远，又恐其诱我，而按兵不动，岂不类于因噎而废食乎。兹闻宋庆、张曜各军，俱有欲战之心，以无所禀承，不肯独执其咎。而百姓之痛遭荼毒者，伤心惨目，不忍言矣。昔汉初平元年，关东之兵无所督率，故袁绍、孙坚之师皆孤。唐乾元二年，相州九节度之兵不能统一，故郭子仪、李光弼之师皆溃。节制多门，进退难必。欲令齐肃，其可得哉？应请于亲历戎行，勋劳叠著之李鸿章、左宗棠诸臣，畀以专阃，总统各路，布置前锋，四面策应，俾迅速臧事。岂非伐谋之上策欤！

上韪之。

未几，李鸿章等奏报，六月二十八日生毙张总愚，余党悉平。二月往天津验收仓米，值捻贼肆扰，逼近漕船，居民纷纷迁徙，津城几陷。惇衍督饬在事员弁与绅民严密防护，两次击退抢渡悍贼，地方以安。

八年五月，丁母忧回籍。

十三年四月遘疾，口授遗疏。

卒年六十一，是日见红云满空如诞时，大吏以遗疏入。

谕曰：前任户部尚书罗惇衍，学问优长，持躬恪慎。由翰林荐擢正卿，屡司文柄。嗣因丁忧开缺回籍，兹闻溘逝，悼惜殊深。罗惇衍着加恩照尚书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钦此。

赐祭葬，谥文恪，

惇衍笃志理学，与倭仁、曾国藩、吴廷栋等互相砥砺，所得日深，自以身为大臣，日以荐贤为务。虽爱才稍过，奉严旨申饬不少悔，所保奏如林则徐、周天爵、骆秉章、曾国藩、倭仁、郑敦谨、袁甲三、吴廷栋、姚莹，仕粤者如吴昌寿、李福泰、昆寿皆重其人，屡形章奏。至往陕查巡抚刘蓉，布政使林寿图被参各款，秉公奏覆，二人事卒白。其爱才念切，务求保全如此。

所取士如李瀚章、黄钰、孙家鼎、张兆栋、严树森、周寿昌、吴赞诚等，皆显于时。论者服其藻鉴。

著述存者，濂洛关闽六先生传一卷、本朝崇祀三先生传一卷、集义篇三十卷、百法百戒庸言一卷、孔子集语十四卷、感应篇引经笺注一卷，奏稿二卷。而所最用意者咏史七律一千六百余首。临终犹手注之，今皆藏于家。

子四人：榘，三品荫生；棻，辛酉举人；棨、槩俱诸生。

——《广东通志》清同治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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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6.13    于福州

罗尚，字敬之，一名仲。父（罗）式，牂柯太守。太康末（280~289），为梁州刺史。及赵廞反于蜀，（罗）尚表曰：“（赵）廞非雄才，必无所成，计日听守。（罗）尚少孤，依叔父（罗）宪，善属文。

荆州刺史王戎以（罗）尚及刘乔为参军，并委任之，其败耳。”乃假（罗）尚节，为平西将军（一品），益州刺史，西戎校尉。

性贪少断，蜀人言曰：“尚之所爱，非邪则佞，尚之所憎，非忠则正。富似鲁卫，家成市里；贪如豺狼，无复极已。”又曰：“蜀贼尚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反更为祸。”时李特亦起于蜀，攻蜀，杀赵廞。又攻（罗）尚于成都，（罗）尚退保江阴。初，（罗）尚乞师方岳，荆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孙阜救之，次于江州。岱、阜兵盛，诸为寇所逼者，人有奋志。（罗）尚乃使兵曹从事任锐伪降，因出密宣告于外，克日俱志，遂大破之，斩李特，传首洛阳。特子雄僭号，都于郫城。（罗）尚遣将军隗伯攻之，不克。

俄而（罗）尚卒，（李）雄遂据有蜀土。

——《晋书·第五十七卷》

训森注：据《四川通志》怀帝永嘉四年（310）卒。《晋书·120卷·李特、李流传》中，有大量关于罗尚的资料。罗尚，以平西将军身兼益州、凉州两州刺史，西戎校尉，可谓大权在握。晋时，全国分二十个州。另据隋巴渠伯罗达墓志铭，其奉罗达为先祖。尤见他对罗氏后裔的影响。

先是，惠帝以凉州刺史罗尚为平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门将王敦、上庸都尉义歆、蜀郡太守徐俭、广汉太守辛冉等凡七千余人入蜀。（李）特等闻（罗）尚来，甚惧，使其弟（李）骧于道奉迎，并贡宝物。（罗）尚甚悦，以骧为骑督。（李）特及弟（李）流复以牛酒劳（罗）尚于绵竹。王敦、辛冉并说（罗）尚曰：“（李）特等流人（流动移民），专为盗贼，急宜枭除，可因会斩之。”（罗）尚不纳。冉先与（李）特有旧，因谓（李）特曰：“故人相逢，不告当凶矣。”特深自猜惧。罗尚遣从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

（李）特遣阎式诣罗尚，求申期。（阎）式既至，见冉营寨冲要，谋掩流人，叹曰：“无寇而城，仇必保焉。今而速之，乱将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回，乃辞（罗）尚还绵竹。（罗）尚谓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诸流人，今听宽矣。”式曰：“明公惑于奸说，恐无宽理。弱而不可轻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罗）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绵竹，言于特曰：“（罗）尚虽云尔，然未可必信也。何者？（罗）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拥强兵，一旦为变，亦非（罗）尚所能制，深宜为备。”（李）特纳之。

冉、苾相与谋曰：“罗侯贪而无断，日复一日，流人得展奸计。李特兄弟并有雄才，吾属将为竖子虏。”宜为决计，不足复问之。乃遣广汉都尉曾元、牙门张显、刘并等潜率步骑三万袭特营。罗尚闻之，亦遣督护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缮甲厉兵、戒严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动，待其众半入，发伏击之，杀伤者甚众，害田佐、曾元、张显，传首以示尚、冉。（罗）尚谓将佐曰：“此虏成去矣，而广汉不用吾言，以张贼势，今将若之何！”

于是六郡流人推特为主，……进兵攻冉于广汉。冉众出战，（李）特每破之。（罗）尚遣李苾及费远率众救冉，惮（李）特不敢进。冉智力既窘，出奔江阳。特入据广汉，以李超为太守，进兵攻尚于成都，阎式遗（罗）尚书，责其信用谗构，欲讨流人，又陈（李）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宁益土。（罗）尚览书，知（李）特等将有大志，婴城固守，求救于梁、宁二州。……

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

（罗）尚频为特所败，乃阻长围，缘水作营，自都安至犍为七百里，与特相距。

特之攻张征也，使李骧与李攀、任回、李恭屯军毗桥，以备罗尚。（罗）尚遣军挑战，骧等破之。（罗）尚又遣数千人出战，骧又破之，大获器甲，攻烧其门。流动次成都之北。（罗）尚遣将张兴伪降于（李）骧，以观虚实。

时（李）骧军不过二千人，（张）兴夜归，白尚，（罗）尚遣精勇万人衔枚，随（张）兴夜袭（李）骧营。李攀逆战死，骧及将土奔于流栅，与（李）流并力回攻尚军。尚军乱，败还者十一二。晋梁州刺史许雄，遣军攻特，特陷破之，进击，破（罗）尚水上军，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俭以小城降，（李）特以李瑾为蜀郡太守以抚之。罗尚据大城自守。（李）流进屯江西，（罗）尚惧，遣使求和。

是时，蜀人危惧，并结村保，请命于特，特遣人安抚之。益州从事任明说（罗）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众，在诸村堡，骄怠无备，是天亡之也。可告诸村，密克其日，内外击之，破之必矣。”（罗）尚从之。

（任）明，先伪降特，（李）特问城中虚实。（任）明曰：“米谷已欲尽，但有货帛耳。”因求省家，（李）特许之。（任）明潜说诸村，诸村悉听命。还，报（罗）尚，（罗）尚许如期出军，诸村亦许一时赴会。

（太安）二年（303），惠帝遣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孙阜救（罗）尚。（孙）阜已次德阳，（李）特遣（李）荡督李璜助任藏距阜。（罗）尚遣大众奄袭特营，连战二日，众少不敌，（李）特军大败，收合余卒，引趣新繁。（罗）尚军引还，（李）特复追之，转战三十余里，（罗）尚出大军逆战，（李）特军败绩，斩（李）特及李辅、李远，皆焚尸，传首洛阳。……

特既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惧。（李）流与兄子荡、雄收遗众还赤祖，流保东营，荡、雄保北营。（李）流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

时宋岱水军三万，次于垫江，前锋孙阜破德阳，获（李）特所置守将骞硕，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县。罗尚遣督护常深，军毗桥，牙门左汜、黄訇、何冲三道攻北营。（李）流身率（李）荡、（李）雄攻深栅，克之，士众星散。追至成都，（罗）尚闭门自守。（李）荡驰马追击、触倚予被伤死。……

（李）特起兵于蜀，承制，以（李）雄为前将军。（李）流死，（李）雄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都于郫城。罗尚遣将攻（李）雄，雄击走之。李骧攻犍为。断（罗）尚运道，（罗）尚军大馁，攻之又急，遂留牙门罗特固守，（罗）尚委城夜遁。（罗）特开门内（李）雄，遂克成都。……

时李离据梓潼，其部将罗羕、张金苟等杀离及阎式，以梓潼归于罗尚。尚遣其将向奋屯安汉之宜福，以逼雄，雄率众攻奋，不克。时李国镇巴西，其帐下文硕又杀国，以巴西降尚。雄乃引还，遣其将张宝袭梓潼，陷之。会罗尚卒，巴郡乱，李骧攻涪，又陷之，执梓潼太守谯登，遂乘胜讨文硕，害之。雄大悦，赦其境内，改元曰玉衡。

——《晋书》120卷·121卷·李特、李流、李雄等传

（王）戎遣参军罗尚，刘乔领前锋，进攻武昌，吴将杨雍、孙述、江夏太守刘郎各率诣戎降。

以（索）靖才艺绝人，宜在台阁，不宜远出边塞。武帝纳之，擢为尚书郎。与襄阳罗尚、河南潘岳、吴郡顾荣同官，咸器服焉。

（刘弘）时益州刺史罗尚，为李特所败，遣使告急，请粮。（刘）弘移书赡给，而州府纲纪以运道悬远，文武匮乏，欲以零陵一运米五千斛与（罗）尚。（刘）弘曰：“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无异，吾今给之，则无西顾之忧矣。”遂以零陵米三万斛给之。（罗）尚赖以自固。

陈敏寇杨州，引兵欲西上。（刘）弘乃解南蛮，以授前北军中侯蒋超，统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众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领建平、宜都、襄阳三郡兵，屯巴东，为罗尚后继。又加南平太守应詹宁远将军，督三郡水军。

（李）兴，字隽石，亦有文才，刺史罗尚辟别驾。（罗）尚为李雄所攻，使（李）兴诣镇南将军刘弘求救。（李）兴国顾留，为（刘）弘参军而不还。（罗）尚白（刘弘），弘即夺其（李兴）手版而遣之。

（刘沈）迁侍中。于时，李流乱蜀，诏（刘）沈以侍中、假节、统益州刺史罗尚、梁州刺史许雄等以讨流。

——《晋书》

永宁元年（301）八月，益州刺史讨羌，破之。（《晋书》卷四）

永安二年（303）李雄自郫城攻益州刺史罗尚，尚委城而遁，（李）雄尽有成都之地。（《晋书》卷四）

华 阳 国 志

训森注：

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志。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陕西、甘肃、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一部重要的史籍。

（李）特妻，罗氏（妊李雄）梦双虹自门升天，一虹中断。罗曰：”吾二儿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贵。”（李雄称王，年号建兴，称帝后改元晏平。）

永嘉三年（309），罗羕，訇琦东、李离于梓潼（李离，雄弟，太尉）。汉安，今内江，谁登在涪控制内水（涪江），向奋屯汉安，控制中水（沱江），张罗屯平，无控制外水（岷江），此是罗尚的布置。

《晋书、成帝纪》：咸和二年（327）正月，宁州秀才庞遗起兵，攻李雄将任回、李谦等。雄遣其将罗恒，费黑救之（费黑为司马）。

泰宁八年秋，建宁（州）民毛衍，罗屯等反，杀太守邵攀。

《晋书、明帝纪》：咸和九年（334）十月，“班弟玝与其将焦哙，罗凯等并来降。”

罗演等“谋袭（李）期，立（李）班子幽。”（李）班舅罗演为仆射。（舅）罗演与汉王相天水上官澹谋袭期，立班子幽。谋泄，杀（罗演），澹，并诛班母罗（李荡之妻，荡谥广汉壮文公）。

常璩：成汉李势时任散骑常侍，学著作，桓温伐蜀，劝李势降，桓温以为参军，随至建康，曾为罗尚的对立面。

（李）寿从之。阴与长史洛阳罗恒，巴西（解）（鲜）思明共谋据成都，为晋称藩。罗恒盖亦賨人，板楯七姓罗氏之后。

（罗）恒与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劝（李）寿称镇西将军、益州牧，成都王，以龚壮为长史。告下；又劝令送（李）期于晋。

（李寿）遂背思明所陈之什，称汉皇帝，……以（罗）恒为尚书会，思明为广汉太守。“霆震助威，烈风顺义，神诚允畅，日月光明”，此段谓李寿与罗恒，鲜思明等共谋降晋称藩，并曾饮血盟誓。

永和三年（347），春，二月，桓温伐蜀。

（赵）廞募庠党罗安，王利等幼滕。大败。

初，梁州刺史罗尚闻廞反，表廞非雄才，又蜀人不愿为乱，必无同者，事终无成，败亡可计日而俟，惠帝因拜尚平西将军、假节、令护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给卫节兵一千、梁州兵二千，又配上庸都尉义（歆）部千五百人，合四千五百人。罗尚又表请牙门将王敦兵，（几）七千余人入蜀。

罗尚：元康末，为梁州刺史。（《华阳国志，大同志》）

（李）荡母罗，擐甲略阵（穿兵甲巡视阵地）。（隗）伯手刃罗，伤目，（罗）壮气益烈。（李）荡策马追退军，为叟长矛所摏死。罗、（李）雄秘不发丧，以安众心。（荡为李特长子）

永嘉二年（308）诏书录（罗）尚讨（李）特功，加散骑常侍（三品），都督二州，进爵夷陵候（二品）。长子，宇，以佩奉车都尉，次子，延寿，骑都尉。

训森注：佩奉车都尉：次子，延寿，骑都尉。佩其印授。奉车骑都尉原为皇帝侍从官，晋时为清贵的闲官。无具体任职。

永嘉四年（310），秋七月，（罗）尚薨于巴郡。尚字敬之，一名仲，字敬真，襄阳人也。历尚书丞。郎，武陵、汝南太宇，徙梁州，临州（来官益州）。

（罗）尚子宇，恚恨（谯）登粮运不给。（皮）素至涪，欲治执事，执事怀惧。冬十有二月，素至巴郡，《通鉴》云，罗宇遣降人天水赵攀、阎兰等夜杀素。

《载记》载：蜀人言曰：“尚之所爱，非邪则侫；尚之所憎，非忠则正。富似鲁卫，家成市里；贪如豺狼，无复极已。”又曰：“蜀贼尚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反更为祸。”

建平都尉暴重杀（罗）宇及（赵）攀。

《通鉴》卷八七：“罗尚子宇及参佐素恶（谯）登，不给其粮，是也。”

三府，即平西将军，益州刺史，西夷校尉。皆罗尚原领，各开府署，置官属。

永嘉六年（312），龙骧将军，江阳太守（犍为）、张启与广汉（太守）罗琦共杀异。启复行三府事，罗琦行巴郡太守……。

建兴元年（313）冬十月，（李）雄遂称成都王，母曰：（王）太后。

李荡王子：含、稚、都、班、玝。

巴东监军，是“监巴东诸军事”的简称。魏晋的高级将领，以“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有时又特加“使特节”、“持节”、“假节”等称号在军事期间有权杀犯军令的人。

荆州刺史宋岱率军入蜀，帮助罗尚镇压流民起义。孙阜为先锋，后宗岱病死，荆州军退。若宗岱不死，则孙阜不会退兵，只要三十日，即可斩李流、李雄首以示众。

——《华阳国志》

罗尚（？～约311），字敬之。罗宪之侄。襄阳人。西晋将领。先为荆州参军。武帝太康末（289）升梁州刺史。后为西平将军、益州刺史。惠帝元康八年（298），略阳、天水等六郡流民10余万人流入益州就食。罗尚逼迫流民限期离境，所设关卡乘机勒索流民财物，激起流民反抗。永宁元年（301），各族流民终于起义，拥李特为首领。罗尚派兵严厉镇压。流民中因有“李特尚可，罗尚杀我”的歌谣。太安二年（303），罗尚遣使向起义军诈降，袭杀李特。李特子李雄继立，建立成国，据有四川。罗尚率军攻李雄，败，卒。

——《湖北省志·人物志稿》

训森注：

罗尚，是《晋书》中记载最多的一位罗姓先人。尤其在西晋政权与蜀地流民李特、李雄的斗争中，起主要作用。（唐）房玄龄在修《晋书》时，不无惋惜，说“尚卒，（李）雄遂据有蜀土。”也就是说如果罗尚没死，李雄就不能在蜀地称帝。据史料，罗尙封夷陵侯。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23    于福州

罗泽南，字仲嶽，号罗山，湖南湘乡人。生年嘉庆十二年丁卯，卒年咸丰六年丙辰（1807-1856），年五十。

幼贫甚，十岁就外傅，其大父一布袍亲为典质者六七次年。年十九即训蒙糊口，丧其母，又丧其兄，旋丧王父，十年之中，兄嫂姐妹相继逝者十一人。尝以试罢能徒步夜归，家人以岁饥不能具食，妻以连哭三子丧明，然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也。年逾三十，始补学宫附生；逾四十，始补麋膳生，举孝廉方正。

未岁，洪、杨兵起，以诸生从军，屡建大功。在军四岁，自江西回援武汉，卒于军。其后湘军将帅有名成功业者，大率其弟子也。

附一：罗氏学术大要

钱  穆

罗山交于同邑刘蓉、孟容，又馆善化贺修龄、贺长龄家，与唐镜海及湘阴郭嵩涛兄弟往来，其为学主于性理，而求经世，盖一时湘学风气然也。其与郭意城书云：学问之道，至今日卑陋极矣。词章之士，奉对偶音律之文以为掇科名之利器，……修己治人之道，全不留心。……一二特异之士，语品行则涉于福田果报，……语经济则惟考求海防河务监法水利，以待用于斯世。……迹其所学，但胜于窃取富贵者之所为，……要皆从功利上起见，是以所见日陋，所行亦日卑。不知君子之学，淑身淑世，为性分内所当为。……苟不务此，徒向枝叶上用功，纵做得伟然可观，终是三代以下品诣，三代以下作用，况乎以利己之心行之，尤终不能有成也。（“文集”卷六）

罗山尝谓士之品大概有三，有富贵之士，有功名之士，有道德之士。罗山以道德之士自期待，谓道德囿于功名，其道德不宏；功名出于道德，其功名乃大。古之人，蓬户萧然，歌出金石，天理日以复，人欲日以净，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已尽备之于草野之中。及临大事，决大策，不动声色，已措天下于磐石之安。何者？其蓄之有素，而出之有本也。（卷六《覆某友书》）。其素所抱负者如是，故一旦出而任事，确然有以自建树，异于常人。然则所谓人才本于学术，而当时汉学家徒事训诂考订、蔑弃义理不谈者，其弊害亦从可推见矣。罗山之学，大率推本横渠，归极孟子，以民胞物与为体，以强勉力为用。尝谓人之所以禀乎气者不同，人之所得是理者，未尝或异。有人于此，其性急躁，一日自知其失，痛自捐抑，其人则为和平之人；其性柔缓，一日自知其非，勉自振作，其人则为刚健之人。（卷三《性理》）

又曰：贤人以健行，故能尽道义而全性天。……凡扶纲常，传圣学，位天地，育万物，莫非分内当为之事，亦莫非尽人所能为之事。然而……求其能尽乎此者不可多得，……物欲害之故也。（卷五《健庵说》）。

又曰：人之所以能撑持世运者节义，节义岂必时穷而后见哉！天下无事，士人率以名节相尚，处则浴德澡身，出则为斯民兴利除害，斯世必不至于乱。即乱矣，相与倡明大义，振厉士气，当万难措手之际，而补救之，削平之，未始不可挽回古之人所以能制于未乱之先，弭于既乱之后者。惟赖有此耿耿之心，为之维系其间耳。（卷五《重修谢叠山先生祠引》）

凡此皆罗山未出任事时之言也。及其历身戎行，仍本昔日之所信守者以为之曰：

“天下无难事，视乎其为之者而已。以其难为，遂皆束手而不前，斯世之事，更教谁做？古人事业固无有不从艰难中做出者。”（卷六《与曾节帅论实成重任书》）

“或者斯民劫数未尽，故稍缓时日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决不可以一时之波澜，遂自灰其壮志也。”（卷六《与曾帅论分援江西机宜书》）

罗山任事之精神，处处见其与往昔之所以为学者本末一贯，表里相通，彼非所谓功名出于道德者耶！所著书，有《西铭讲义》、《姚江学办》、《读孟子劄记》、《人极衍义》诸种，虽精理名言，或前人发之已尽，未必多所创辟。然蓄之当躬，见之行事，斯理虽常，世运则变，如日月之丽天，光景不常新，固非必欲别出一境以凌驾古人者之所与知也。然则治近世学术者，必谓考订训诂为务实，道德义理为蹈虚，是盖未之深思耳。罗氏有《小学韵语序》一篇，论此尤慨切，其言曰：

“道光戊申，课徒左氏芭蕉山房，日与诸生讲小学、大学之方，诸生以朱子小学编为人生必读之书。惟……小儿初入学，遽以此授，往往不能以句，……余因为之撮其大要，辑为韵语，……方欲绶之木而粤匪之祸起矣。自戊申以来，迄今九年，一夫倡乱，祸延东南，天下弦诵之声，或岁乎熄。余以一介书生，倡提义旅，驰驱于吴、楚之间，而其一时同事者，及门之士居多。共患难，一死生，履险蹈危，绝无顾惜，抑何不以利害动其心耶？当天下无事之秋，士人率以文辞相尚，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学者，人或以为迂一日有变。昔之所谓迂者，奋欲起而匡之、救之，是殆所谓其愚不可及者与！亦由其义理之说，素明于中故也。余自愧德薄，不能以身教人，窃幸诸生克自奋发，不负其平日之所习，尤愿其益相策励，日亲当代崇实之儒，拔本塞源，共正天下之学术，学术正则祸难有不难削平者。匪徒恃乎征战已也。（咸丰丙辰正月，左季高答王璞山，谓：“近日人心，只‘自私自利’四字。尽无他，学术不明、天理澌灭故也。”又答胡润之，谓：“世之言事者，动言才情，不知才生于情，情苟不至，才于何有？今世守令，其意念所向，精神所注，大抵在上而不在下；其聪明才力，用之于揣摩迎合承奉竿牍之问，而实意之及于民者益鲜。即有时勉自振作，奋欲有为，亦动于近名乾誉之心，非其隐微所不得已之故，不旋踵而即索然矣。”经等见解，均可与罗山正学衡之旨相发明也）惜乎罗氏献身锋镝，一时群从共事之人亦糜其全力于兵戎之间，祸难虽平，而当时师弟子所欲正之于学术者，卒未得深究而大明于世，使晚清世运如沉疴之偶瘥、积痗之小间，撑持之方有已，倾覆之势未变。此则治曾、罗诸人之学术者，所尤当为近世中国命运扼腕深嗟而不置者也。

——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学年学术史》台湾版本，中华书局

注：钱穆为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清华、燕京、北师大名教授、国学大师。

罗忠节学问甚博，凡天文、舆地、律历、兵法及盐、河、漕运诸务，莫不探其原委。坐言起行，为有用之学，至性亦复过人，可谓“笃行君子”。时人称：“理学何可原非，惟真伪不可不办，然‘真’之一字，惟罗忠节足以当之。”为世人推崇之重，实属罕见。

附二：罗泽南辨学思想简论

张晨怡

摘要：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罗泽南学术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具有浓厚的辨学意识。依照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罗泽南对各种异学杂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辨学思想大体可以分为尊朱、辟王和批佛、老三个方面，其中尊朱为其思想的基础，辟王为其思想的核心。

关键词：辨学；尊朱；辟王

儒家辨学卫道的传统由来已久，孟子“黜管晏”、“辨扬墨”素为后世理学家所称道。罗泽南以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为准绳，按照轻重缓急的不同，分别给予了程度或异的批判，其中对于阳明心学与佛、老之学的抨击尤为激烈。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论述罗泽南的辨学思想。

一、尊朱

要探讨罗泽南的辨学思想，不能不首先辨明罗氏学术的归属。学术界对此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钱穆的观点是：“凡罗山之学，上自孔、孟，下至周、张，非有新论奇说，而止以程朱之说说之。”¹萧一山则认为罗泽南“似非专宗程朱者”²。在考察了罗氏的著作之后，笔者倾向于赞同钱说。关于儒家的历代学者，罗泽南有一段简明扼要的评述：

立万世人道之极者，其惟孔子乎！孔子，天下之至健也，运量万世不见其或息也；天下之至顺也，持载万物不见其或遗也。颜、曾见知，思、孟缵承，天经地义，昭如日星。自是而后，圣学荒芜，分离乖隔，莫知其宗。宋儒诞生，以兴起斯文为己任，黜近功，熄邪说，天下之士始得与闻大道之要。濂溪，圣之继者也；明道，圣之绍者也；伊川，圣之翼者也；紫阳，圣之成者也。”³

把先秦诸儒——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与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的学说都列入正学，作为“别□邪之失”⁴的标准。但是与大多数理学家一样，罗泽南实质上推崇的并不是先秦诸儒，而是宋代诸儒。他认为，只要“探宋儒之精微”，自能“跻孔、孟之堂奥”，“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灿然大明”⁵。这表明罗泽南所揄扬的并不是原有意义上的先秦诸儒，而是带有浓厚程朱色彩的孔孟学说，宋学才是他真正安身立命之所在。

对于宋儒，罗泽南也非一视同仁，他最为尊崇的显然是被其称为“圣之成者”的朱熹，以为“朱子之道”即“孔、孟之道”，“孔、孟之精微，非朱子无以发”⁶。他将朱熹与孔子相提并论，推崇备至，并且隐寓有继朱熹而挺立、起衰振弊、辨学卫道之意。

罗泽南的大部分著作，从形式到内容无不带有十分明显的朱学印记。比如，《人极衍义》一书即为“罗君仲岳诵《太极》、《通书》之言，而得其旨要”⁷而作，该书对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的理解和发挥，与朱熹《太极图说解》、《通书解》是一脉相承的。至于《姚江学辨》辨王学与朱熹辨陆学显然更是异代同调。罗泽南在一封答友人的书信中曾透露著《姚江学辨》的原因，书云：“象山之学，已经朱子明辨，弟固未曾及，惟姚江良知之说，窃禅门之宗旨，乱吾儒之正道，虽经前人议论，而其中之似是而非者，尚未能一一剖析，故曾为明辨之。”⁸《读孟子札记》多次征引《孟子集注》、《孟子或问》，对朱熹的议论颇为欣赏，以为可以“补孟子言外之意”⁹。《小学韵语》是以朱熹《小学》为原本，“撮其大要”辑成，“复取古人注疏附于其下”¹⁰。《西铭讲义》“附于朱子《解义》之后”，与《西铭解义》皆“用伊川分立而推理一之旨”。可以说，正是在吸收朱熹思想的基础上，罗泽南形成了自己的学说。

与此相联系，明清两代的宗朱学者也是罗泽南称许的对象，尤其是明代的罗钦顺和清代的陆陇其。罗、陆二人都讲究学术上的正邪、是非之辨，曾激烈地抨击过陆王心学，因此得到罗泽南的特别推崇。朱熹、罗钦顺、陆陇其等人对各种异学杂说的辩驳显然对罗泽南具有一定示范与引导作用，罗氏拒斥王学与抨击佛、老，除了出于维护学术纯正的责任感外，还不免带有一些效仿先贤的意味。

二、辟王

嘉道年间，伴随着程朱理学的复兴，陆王心学也出现了复苏的苗头。一些宗陆、王的学者借助程朱理学复兴之势，采取调和程、朱与陆、王的方式，努力扩大心学的影响。罗泽南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学术动向，对于尚为浅溪暗流的心学十分警惕，以为心学绝非“已毙之虎狼”。因此，虽然罗泽南对陆九渊、王阳明二人的品行、事功表示肯定，承认“陆子品谊、阳明勋业，固有不可磨处”，但是为避免心学再度盛行，“废讲学以求顿悟”，危害圣道，他把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了阳明心学，其辟王思想集中体现在《姚江学辨》一书中。

罗泽南认为朱、王之异不仅在于知行观的不同，更在于心性论的迥异。正是由于王阳明对心性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偏差，才造成了其“致良知”说对朱子“格物致知”说的背离。因此，罗泽南首先对王阳明的心性论展开了条分缕析的批判。对于王阳明在心性论上与朱熹的不同，罗泽南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论述：

“朱子以性为有善无恶，阳明以性为无善无恶也。朱子以性为理，心不可谓之性；阳明以心为性，吾心之灵觉即天理也。朱子以仁、义、礼、智为性之本然，阳明以仁、义、礼、智为心之表德也。此本体之所以异也。若夫善念之发，朱子以为率性，阳明则谓心体上着不得些子善念也。好善恶恶，朱子以为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阳明则谓心之本体本无一物，着意去好善恶恶又是多了这份意思也。万事万物，朱子以其理皆具于心，日用伦常各有当然之则，阳明则以事物为外来之感应，与心体无涉，以事事物物各有定理，是为揣摩测度于其外也。此大用之所以异也。”

显然，朱、王之间最重大的分歧在于本体论，这也是朱、王之学互不相同的根源所在。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罗泽南开篇即将王门“四句教”抛出予以驳斥。“四句教”的首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在王阳明那里主要是强调心之本体的无滞性，但是在朱熹的哲学中，“心之体”指的是性，加之王阳明也有“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的说法，那么“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也可以理解为性无善无恶。罗泽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将王阳明判定为“性无善无恶”论者的。根据孟子的性善论（这也是朱熹所信奉的），他对王氏的“性无善无恶”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进而，罗泽南又批驳了王阳明“仁、义、礼、智是性之表德”的观点。根据朱熹的学说，仁、义、礼、智分别与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相对应，“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因已发而有者也，表也；仁、义、礼、智，未发之中也，大本也”。王阳明以仁、义、礼、智为表德，把仁、义、礼、智看做是心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具体表现，这是罗泽南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因为若是按照这一逻辑，“则仁、义、礼、智非我固有也，是则仁、义、礼、智由外铄我也，天下之人孰有肯为仁、为义、为礼、为智者乎？天下之不仁、不义、无礼、无智者，孰肯反而为仁、义、礼、智乎？”由此可以看出，罗泽南不仅重视学理的纯正性，更关注一种学说产生以后可能带来的社会流弊，从而表现出他作为程朱理学家的本色。

在辨析了朱、王性之诸说的区别之后，罗泽南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王学的主要论题——“心即理”说。王阳明认为“心即性，性即理”，把“心即理”作为“立言宗旨”，并指责朱熹分心与理为二，这就难免要遭到罗泽南的攻击。依据朱熹哲学对心、性、理的定义，性即理，心绝不可以称为性，因为心不单指本体心，也具有经验心的意义，所以“心即理”绝对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命题。正如罗泽南所指出的：今夫性有善无恶者也，心有善有恶者也。曰慈祥、曰恭敬、曰裁制、曰精明，心之能顺乎理而不失者也；曰残忍、曰放肆、曰柔懦、曰昏昧，心之贼乎理而不顾者也。如果“以心与理为一”，就无法依理对恶人恶行进行责难，因为“公心是理，私心亦是理”，“乌得谓行仁者得乎理之自然，假仁者非其性之固有乎？”

朱、王之学势同水火的根源固然在于心性论的差异，但是最显著的不同却在于“格物致知”说与“致良知”说的对立，这一区别自然也是罗泽南辨析的一个主要方面。“致良知”说是王阳明结合了《大学》之“致知”与《孟子》之“良知”两个概念提出来的，认为良知是每个人不假外求、内在本有的道德意识与道德情感，人们所要做的就是扩充自己已经意识到的良知，使良知本体全体呈露出来。基于这一理论，他对“格物致知”这一概念作出了与朱熹截然不同的解释：“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取消了格物的认识功能和意义，并将格物统于致知之下，从而完全否定了朱熹以即物穷理、扩充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格物致知”说。这是罗泽南根本无法赞同的。他指出：人之一心，莫不有本然之理，即莫不有自然之知，惟其气禀有清浊，故其知识有广狭。人之良知不过识其大略，不能洞烛其精微也。在此基础上，罗泽南又对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提出了反诘：“既曰良知善即知其为善，恶即知其为恶，则良知无待于致矣。良知犹待于致，不得谓之良知矣。”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利用王阳明在概念诠释上的疏忽对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故钱穆认为：“罗山之辨王申朱，皆确然有见，非拘拘于门户之为见也。”

宗朱学者在辟王时，总要大肆渲染王学的佛学渊源，罗泽南也是如此。《姚江学辨》开篇即以高屋建瓴之势将王学与佛学比附在一起：“昔人谓佛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无善无恶。吾谓阳明《传习录》、《大学问》、《论学》诸书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无善无恶。”从总体上将王学与佛学划一归同。随着对王学批判的深入展开，罗泽南进一步把王学的一些具体论题与佛教的经文偈语联系起来，如：“其曰理无动者，本性虚寂，善恶两无，不与物来，不随事往，即佛氏之所谓常住不动，真性如如者也。其曰常知常照者，良知之灵明炯炯，无一息不照，即佛氏之以日月灯喻法，日昱于昼，月昱于夜，灯光常昱于昼夜也。”“其以天下无心外之物，此楞严经所谓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也。以良知为天理，此佛氏之以知觉为性也。”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总之，罗泽南尽可能将王学中已经改头换面的佛家用语揭示出来，以坐实王阳明“阴实尊崇夫外氏，阳欲篡位于儒宗”的“罪名”，以便将王学彻底排斥在儒学系统之外。但问题是，不单是王阳明，即便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包括罗泽南最尊崇的朱熹，也都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一点，罗泽南一直避而不谈，他是不了解，还是根本就不想承认，尚有待于深入考察。

罗泽南对阳明心学的批判，进一步确立了程朱理学对于陆王心学的强势地位，对晚清程朱理学的复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得到一些宗程朱学者的高度赞扬。

三、批佛、老

对于佛、老，罗泽南显然是极为反对的，这从其对王学的批判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二。此外，罗泽南还有一些专论佛、老的文字，从中我们可以较为全面地把握其批佛、老的思想。罗泽南拒斥佛、老的态度相当坚决，以为“异端之徒不绝，圣贤之道不行”，只有“禁僧道庐寺观”，才可以实现“天下之人知正教”的理想。关于佛、老的危害，罗泽南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寂灭清净乱正道也，遗君弃亲畔人伦也，鳏居寡处绝生机也，佛阁道院竭财力也。”即淆乱圣学、背弃人伦、破坏生活与生产。对此，罗泽南分别给予了猛烈的抨击。

罗泽南还驳斥了佛教的轮回说。在佛教的生死观中承认有“鬼”的存在，罗泽南以儒家气化流行的观点反驳说：“人之魂，阳气也；魄，阴气也。阴阳之气交，则魂凝魄聚而人以生；阴阳之气判，则魂升魄降而人以死。既死之后，其气已散，安有所谓鬼者？”并对佛教的轮回说进行诘问：“信如斯言，天下之人，生生死死，止有此数，天地生物之功用，亦甚冥顽不灵矣。”这一反问，还是相当尖锐的。轮回说的流行造成了世人“日竞为淫祀，以邀福禳祸”的恶果，罗泽南特别把这一现象与儒家所称许的子孙祭祖加以区分。他认为：“子孙之精神即祖宗精神之所存，一气相传，自有可格之理。”这与朱熹所说的祭祖是为了得到祖先精神的“感格”是一致的。从中可以看出，罗泽南虽然反对人死为鬼、人死之后有魂的有神论，但是他的无神论思想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对于佛、老之教“去君臣、弃父子、离夫妇兄弟”所带来的危害，罗泽南主要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来评说的。在罗泽南的诗作中有一个年轻僧人的形象，该僧“皈依佛地经廿年”，终日处于“欲依吾师亲谁养，欲事吾母身难赎”的彷徨处境。佛、老之教“使人耽空嗜寂，去离亲戚”，显然违背人们“孩提知爱”的天性。

罗泽南反对佛、老，不仅仅批判其谬误、揭露其危害，他还提出了禁绝佛、老之教的措施：立学校，明人伦，俾天下之人才尽习乎大学之道。而后禁人子之丧其亲者，不得令作佛事；父母之有子者，不得度为僧尼。而又谕僧尼之还宗者，寺观中之田土任其耕种之，贫者其父母家之宗族从而资助之，知学问者考试之。主张以教育感化为基础，辅以行政命令，标本兼治，来杜绝佛、老之教的流行。但事实上，罗泽南的禁佛、老措施也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因此感慨当权者“不出此也”。

罗泽南生活的时代正值清王朝内外交困、危机重重，当时学者忧心时世，不免乞灵于学术，而由于各人的社会地位、学术背景、个人禀赋不同，所提出的思想主张也就不同。作为程朱理学家的罗泽南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极力主张辨学术之邪正的。其目的无非是要振兴早已衰微的程朱理学，通过端正学术来端正人心，进而挽救整个国家、民族的危机。罗氏的苦心孤诣确是非比寻常，事实上也多少促进了程朱理学的复兴。但是当时思想学术界的主流是兼收并蓄，儒家内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汉学与宋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间的会通融合蔚然成风，甚至旁及诸子学、佛学、西学，“学术之趋势，既由分而合”，“倘坚守一家壁垒者，均不能有号召之力”，“罗山之著述，遂在若存若亡间”，出于时代的必然，“无大影响于后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释】

1.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8册，《罗山学术》，东大图书公司，1980年，第316、317、318页。
2.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735页。

3.5.罗泽南：《人极衍义》，清咸丰九年(1859)长沙刊本。

4. 罗泽南：《读孟子札记》卷一《公孙上》，清咸丰九年(1859)长沙刊本。
5. 罗泽南：《姚江学辨》卷二，清咸丰九年(1859)长沙刊本。
6. 刘蓉：《养晦堂集》卷二《罗仲岳人极衍义序》，清光绪三年（1877）思贤讲舍本。
7. 罗泽南：《罗山遗集》卷六《答云浦书》。
8. 罗泽南：《读孟子札记》卷一《梁惠下》。
9. 罗泽南：《小学韵语·叙》，清咸丰六年（1856）长沙刊本。

罗泽南：《西铭讲义·叙》，清咸丰七年（1857）长沙刊本。

罗泽南：《罗山遗集》卷六《与高旭堂书》。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册，《传习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7、115、121页。

罗泽南：《姚江学辨》卷一。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册，《传习录上》，第15页；《传习录中》，第45页。

罗泽南：《罗山遗集》卷三，《鬼神》；卷一，《有僧》；卷七，《谢星垣先生传》；卷三，《仙佛》。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第1952页。

注：张晨怡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21    于福州

罗大纮，字公廓，吉水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授行人。

十九年（1591）八月，迁礼部给事中。甫拜命，即上《定制书》数千言。

已，复言视朝宜勤，语皆切直。先有诏以二十年（1592）春，册立东宫，至是工部主事张有德以预备仪物请。帝怒，命夺俸三月，更缓册立事。尚书曾同亨请如前诏，忤旨，切让。大纮复以为言，诏夺俸如有德。大学士许国、王家屏连署阁臣名，乞收新命，纳诸臣请，帝益怒。

首辅申时行方在告，闻帝怒，乃密揭言：“臣虽列名公疏，实不与知。”帝喜，手诏褒答，而揭与诏俱发礼科。故事：阁臣密揭无发科者。时行惭惧，极谋之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遣使取揭。时独大纮守科，使者绐取之。及往索，时行留不发。

大纮乃抗疏曰：“臣奉职无状，谨席禀以待。独念时行受国厚恩，乃内外二心，藏奸蓄祸，误国卖友，罪何可胜言。夫时行身虽在告，凡翰林过改之奏，皆俨然首列其名，何独于建储一事深避如此。纵陛下赫然震怒，加国等以不测之威，时行亦当与分过。况陛下未尝怒，而乃沮塞睿聪，摇动国本，苟自献其乞怜之术，而遏主上悔悟之萌，此臣之所大恨也。假令国等得请，将行庆典而恩泽加焉，时行亦辞之乎？盖其私心妄意陛下有所牵系，故阳附廷臣请立之议，而阴缓其事，以为自交宫掖之谋。使请之而得，则明居羽翼之功；不得，则别为集菀之计。其操此术，以愚一世久矣，不图今日乃发露之也。”

疏入，帝震怒，命贬边方杂职。俄以六科钟羽正等论救，斥为民，羽正等夺俸。中书舍人黄正宾复抗疏力诋时行。帝怒，下狱拷讯，斥为民。时行亦不安，无何竟引去。

大纮志行高卓。乡人以配里先达罗伦、罗洪先，号为“三罗”。天启中（1621—1627），赠光禄少卿（正五品）。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本传”

注：明万历年间，罗大纮未举进士前，以举人身份参与《吉安府志》的修订工作。总修：吉安知府余之祯；纂修：陕西参政致仕王时槐；考辑：举人刘元卿、罗大纮。

在吉水石莲洞罗洪先讲学处留下手迹。1989版《吉水县志》有照片：

税念菴先生

洞主乘龙去，何时更返槎；

岩头明月在，常照石莲华。

万历庚寅（1591）八月罗大纮题

罗大纮，字公廓，吉水人，贬潮阳县典史，天启中赠光禄少卿。

附：罗大紘学案

罗大紘，字公廓，号匡湖，江西吉安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授行人。迁礼科给事中。《明史》有传。

万历十九年，疏上《定制书》数千言。已，复言视朝宜勤，语皆切直。

先有诏二十年春册立东宫，工部主事张有德、尚书曾国亨请如前诏，皆逆旨，切让。大紘复以为言，诏夺俸三月。学士许国、王家屏连署阁臣名，乞收新命，纳诸臣请，帝益怒。首辅申时行闻帝怒，乃密揭言：“臣虽列名公疏，实不与知。”大紘乃上疏直揭其奸曰：“（申时行）盖其私心妄意陛下有所牵系，故阳附廷臣请立之议，而阴缓其事，以为自交宫掖之谋。使请之而得，则明居羽翼之功；不得，则别为禁菀之计。”

大紘学宗徐鲁言，尝与南皋讲学，南皋称誉之曰：“先生敏而善入，众人所却步踟蹰四顾者，先生提刀直入；众人经数年始入者，先生闯其奥。”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18    于福州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及第（第三名，俗称探花），授编修。

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以实行教士。未几，奉亲归，因乞终养。刘瑾怒，夺职为民。瑾诛，复官，迁南京太常少卿（正四品），再迁南京吏部右侍郎，入为吏部左侍郎（正三品）。

世宗即位（1522），命摄尚书事。上书言久任，超迁，法当疏通，不报。大礼议起，（罗）钦顺请慎大礼以全圣孝，不报。

迁南京吏部尚书（正二品），省亲乞归。改礼部尚书，会居忧，未及拜。再起礼部尚书，辞。又改吏部尚书，下诏敦促，再辞。许致仕，有司给禄米。

时张总桂萼以议礼骤贵，秉政树党，屏逐正人。（罗）钦顺耻与同列，故屡诏不起。里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

王守仁以心学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师之。（罗）钦顺致书守仁，略曰：“圣门设教，文行兼资，博学于文，厥有明训。如谓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所不尽，必于入门之际，加以格物功夫哉？”

守仁得书，亦以书报，大略谓：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反复二千余言。

（罗）钦顺再以书辩曰：“执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学》以来，未有此论。夫谓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为物也三。谓正其物之心，诚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为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论，以程子格物之训推之，犹可通也。以执事格物之训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论，则所谓物，果何物耶？如必以为意之用，虽极安排之巧，终无可通之日也。又执事论学，书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审如所言，则《大学》当云：“格物在致知”，不当云“致知在格物”与“物格而后知至矣”。书未及达，守仁已殁。

（罗）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谓：“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今人明心之说，混于禅学，而不知有千里毫厘之谬。道之不明，将由于此，钦顺有忧焉。”为著《困知记》，自号整庵。

年八十三卒，赠太子太保（正三品），谥文庄。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本传”

附一：罗整庵自志

整庵罗姓，钦顺名，允升字，吉泰和阙城人也。成化乙酉腊月八日，生于浙东青田官舍。弘治壬子秋，江藩以第一人荐。癸丑，会试礼部，名第七。廷试，蒙孝庙亲擢第一甲第三名，赐进士及第，授官翰林院编修。壬戌夏，升南京国子监司业。乙丑得告，奉侍先公还乡，因疏乞终养，当道持不下。正德戊辰，逆瑾横益甚，夺职为民。庚午秋，瑾伏诛，例还旧职。壬申秋，升南京太常寺少卿。乙亥夏，升南京吏部右侍郎。戊寅，满孝乞休，不允。己卯春，改吏部右侍郎，辞益恳。庚辰夏，有旨：“着上紧到任管事，不准辞”。其年十月履任。辛巳三月，武庙上宾。四月，今上入继大统，万邦胥庆。五月，升本部左侍郎，先后尝连摄部事。壬午夏，升南京部尚书，到任未几，闻先公病甚，疏乞解官侍养。有旨：“准暂回省视”。冬尽抵家，癸未四月，先公竟捐馆。尝有礼书之命，不及拜矣。丁亥春，复以礼部尚书召。疏辞，不允。俄召为吏部尚书，辞益力。奉圣旨：“卿才行素人望久归。近自陈休致，已有旨勉留，如何复有此奏？既情词恳切，准致仕。有司仍月给食米四石，岁拨人夫四名应用。”盖私心雅慕持正，而重于变通。量而后入，亦惟古训之是式耳。何意圣恩弘覆，所以曲成者如是其特，是诚当代之所鲜哉！

平生于性命之理，尝切究心，而未遑卒业。于是谢绝尘绊，静坐山阁，风雨晦冥，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记》，前后凡六卷，并得附录一大卷，所以继续垂微之绪，明斥似是之非，盖无所不用其诚。力之殚矣，心之远矣，亦非有加于分外也。甲辰之冬，行年八十，巡抚、都御史净峯张公岳为请存问之典。乃其为说，欲使缙绅学子，知某以正道、正学为上所尊礼，莫敢不勉率以趋于正。风化所系，诚非浅小。自非道同心契，其见于其言者，孰能若是之深切哉！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吾固知实理之不容易矣。

近得危疾，久而不解，听天所命，何惧何疑？缘素无功业可记，将来不敢以碑铭为大手笔累，乃自誌其生卒之概，刻而藏之，使后世子孙由是而知有我，足矣。初娶同里曾氏，生二子：琰、珝；一女任洁，适万安刘宏，婿、女俱先卒。继娶临潼李氏，生一女端洁，适同邑冻溪尹廷。孙男六人：份、企、佸、偲、位、以；孙女四人，长适蜀江欧阳鈗。曾孙男一人申孙；曾孙女二人。平生微言细行，动辄准绳，家庭子弟当有能记之者。其世系之详，具载于先祖考及先考神道之碑，兹不复出。

（右誌作于丁未夏四月十六日丁酉，越九日乙巳，考终正寝，享年八十有三。葬以戊申春正月十九日丙申。墓在三十都桃冈之原，酉山卯向，去家仅五里）

附二：整庵履历记

余平生无可称述，惟是履历之概，不可不使吾后人知之。居闲无事，时追忆其一二，识之于册，事各系于其年，辞则悉从其实而已。

成化元年乙酉十二月辛巳时加辰，余生于浙东青田之官舍。先公时为其邑教谕，盖六年矣。

五年己丑先公官满还乡。学舍中门巷曲折，归途山行川泛，余略能记之。

七年辛卯春，初入学。夏，先公履安庆教授任。秋，随先祖母王夫人、先母曾夫人赴官所。曾夫人常言：“吾儿初入学便循循守规矩，不与他儿同也。”

十一年乙未先姑父萧贵步先生来访亲，先公留之馆。余从受业，初学作五七言律诗。

十三年丁酉夏，先公应闽藩聘，往考乡试，萧先生亦还乡应举。余独处一斋，读书习字，未尝轻出。间一二日，则往就司训赵先生解释《大学》数条，略能领其大旨。朋辈或相拉游戏，辄辞之，盖性所不好也。

十四年戊戌春正月，例改题门符。余辄题两语云：“不规规于事为之末，但勉勉于仁义之天。”见者颇加叹赏。三月，先公还任，同官指门符谓先公曰：“令郎已能道此语，何尚不令学举业乎？”先公曰：“欲其多读书尔。”乃遣从丁宗仁先生学。端午日，先生面试论语义二篇，未午呈稿。览毕，见谕曰：“子学文未久，所作遂能合格，且如是其敏。第勉力，不患不远到也。”归，先公令诵所作，良色喜。无何，闻士美、文甫两曾先生具及第。先公因赋二绝句柬丁。其一云：“雅彦龙头真极选，探花又喜见曾追。便须发奋思齐驾，问学工夫可暂离！”其二云：“吾乡多士皆骐骥，逐电奔云不可追。驽劣自惭空老大，还看绿耳与纤离！”时余年方十四，先公属望已不浅矣。丁先生名荣，怀宁庠生，其学行素为公所重，后中成化丁未进士，未授官而卒。

十五年己亥春，得咳疾，久而未愈。先公颇以为忧，医疗勤至。既愈，日授庭训，不及从他师。

十六年庚子春，从王应禛先生学，与戴天锡同窗。天锡长余一岁，颇见推让。其秋，先生及天锡皆中乡举。后先生未仕而卒。天锡亦中丁未进士，累官桂林知府，罢归。冬，先公官满，挈家还乡。

十七年辛丑夏四月，余受醮命，娶于同里曾氏。秋八月，先公赴京。

十八年壬寅春三月，先祖母王夫人卒。冬十月，先公守制来归，丧葬诸事皆命余相守庵叔父理之。

十九年癸卯秋，郡邑取中乡试，比至会城，提学钟公卧病。时生儒未试者七八百人，两司诸公乃合而试之。令严甚，不许属稿。所取仅四之一，余忝首名。

二十年甲辰读书里之双龙观中。

二十一年乙巳夏四月，先公起复，赴京。余始受命理家。

二十二年丙午郡试、提学试、巡按御史试皆叨首选。时提学为瘠茂冯公，奖与尤至。

弘治二年己酉小试，为太守顾公天锡所赏，后为提学敖公静之所黜，论偶失旨故也。

三年庚戌春，赴南雍省侍。至则率季弟允恕读书于率性堂之右厢，凡数月。秋暮方抵家。

五年壬子秋，赴会城应试。八月初七日夜分，吐泻交作。比晓，息仅属，势颇危。日中犹未能食，既而酣睡，入夜精神方稍回。已决意不入场矣，所亲力强之，饭数匙，夹持以往。顾病体不堪重劳，乃谓所亲曰：“日加申，吾当出，宜具粥以需。”竟如所约。三场毕，自度必中，中当不出十名，然不意竟叨首选也。冬十一月，与徐广威同舟北上。至南都，余入省二亲，庆威入省其兄广贤夏官。腊月既望，乃联骑渡江。至徐，买车同载。

六年癸丑春正月九日，至京师。会试榜出，余名列第七，修撰钱与谦先生所取士也。钱批余论首云：“有相业者作。”士夫往往为余诵之。然录中所刻，乃出钱手，非余本色也。廷试，擢第一甲第三名，赐进士及第。既而闻阁老丘文荘公阅余所对策，过有褒语。徐文靖公覆视颇摘其瑕。余自是益留心于学，皆二公玉成之赐也。释褐，授翰林院编修，阶承事郎。朝退辄闭门读书。天性简直，拙于人事，交游甚寡。凡阅岁贡生及考满训导试卷，未尝过刻，亦不苟容。有执贽求见者，悉坚拒弗纳。每得先公书，亦未尝不以此为戒也。

八年乙卯夏四月，先公以考满到京。居两月，升国子助教，徙居退省堂。间数日，辄一往省。冬十二月，闻母夫人之讣。

九年丙辰春二月，先公乞休得允，遂同舟南还。闰三月抵家，以冬十二月襄事。

十一年戊午春三月，释服。四月，始出邑城谢诸亲友。冬十一月北上。

十二年己未春二月，至京，随复原职。二弟同中进士，遂同居。夏五月，满初考，蒙恩授敕命，进阶文林郎，封先公编修，赠先母孺人，内子亦受孺人之封。

十五年壬戌春，同考礼部会试。得一卷，三场俱优，而藏锋敛锷，意其必困于累举者，颇疑为乡友萧时坚，然不敢以私废公，遂定为本房之冠。主考吴匏庵先生置之首选，及拆卷，乃景陵鲁铎，果丙午举人也。俄充经筵展书官。夏四月升南京国子监司业。先年起蘭谿章公懋为祭酒，公以家难辞。诏推补司业以需，而余适承乏。盖此员缺而不补，垂七十年矣。夏六月，履任。监规积弛，士多放逸，每遇差拨即争辩纷如。余谓：“放心宜收，非管摄之严不可；争风宜息，非积考之精，予夺之公不可。”持此三者甚力，始而怨谤交集，终亦安之，六馆肃如。奏疏言：“下第举人当入南监者，正宜及时作养，顾往往径自回家，虚糜岁月，可惜。请立法以拘制之。”当道虽以为然，然不肯尽从吾所立法，盖惟恐人情不便也。

十六年癸亥春二月，先公至自杭。初，余改官即以迎养请，先公许来一视。过杭，则留仲弟允迪所专使再往乃至。秋八月，大司成章公抵任。未数日，寮属中有间之者，公颇置疑，徐而察之，知所言皆妄，乃深相信。自是凡事必以见咨，余靡不尽心。相处仅逾年，遂相乖隔，然书尺往来不绝。平生寮友之相得者，公其最也。

十七年甲子冬十一月，得告，奉先公还乡。在任将二年，所奖进之士，如吴惠、汪立、王思、陆深、严嵩、董圯、张邦奇、湛若水、杨叔通、陈沂、盛仪、潘鑑、曹琥等，后皆有名，亦自喜其不谬。所愧学力未充，未能相与痛加切磋耳。

十八年乙丑春正月，道杭州，少驻。二月，抵家。秋，疏乞终养。马端肃公时为太宰，谓终养之例，须单丁乃许，今有兄弟三人，然三人皆从宦，情固可推，理宜酌处。乃行原籍查勘。

正德元年丙寅勘文到部，马公已去位，代者漫无可否，倚阁逾年。

二年丁卯春，有为余叩其所以者，该司固云例不合，乃檄有司催余还任。欲再疏，虑旷日弥久，乃以冬十月复莅南雍。时大司成则历城王公敕也。

三年戊辰春二月，将满考，时逆瑾方作威福。南铨忽用其新例，将以余给假始末具奏，或谓还任在新例前两月，勿奏可也。该司虑祸及，不听。野亭刘公时为太宰，谓余：“奏可缓发，子宜以考绩先行；一面瑾，固当无事。”余心知奏上必无全理，然或如所谓，将举其平生而尽弃之，乃逊辞谢曰：“感公厚意，但非力所能及，愿早为发奏，俾某得供子职，为赐多矣。”野亭为之色动。四月，得报除名。闻吏部据南铨奏辞，具新旧例两请，瑾果怒余简伉，竟用新例以示威云。六月抵家，先公泰然如平日。

五年庚午秋八月，更化诏下，复原官。冬，复被南雍之命。

六月辛未春三月，抵任。时大司成则永嘉王公瓒也。五月，上献纳愚忠疏，疏入，留中。秋七月，闻乡郡有警，急遣人奉迎先公，九月至官舍。冬，复迎守庵叔父来居。

七年壬申夏四月，以新例考旧绩，将北上。仲弟允迪使来迎父、叔，余送至嘉兴而别。抵淮安，病弗能前，入疏请告。逾月，回至龙江，寓禅庵以俟报。部书至，乃俾余还任调理。再疏恳之。秋七月，流贼刘六等骤至江上，人争走避，余不得已，复入城。八月得报，升南京太常少卿。知再疏未达，乃复令人入疏。吏部覆奏，奉旨不允。盖余自入春来，觉心气虚怯，状若怔忡然，切欲闲居静养，而连疏不遂。冬十一月，乃勉强供职。

八年癸酉弘治间，尝有诏录开国功臣后。凤阳有郭琥者，奏称滁阳裔孙，过有希望，当道颇难之。再奏乃得冠带。其意未满，复奏乞一官，遂经营得奉祀，盖虚衔也。无何，又欲比徐、杨二王，求立祠祭署。祠祭署隶太常，乃数造太常，请为具奏。河东张公芮为卿，既许之矣，余未闻也。是春及夏，琥又迭来恳请，张公将从之。余曰：“兹事未可轻易。徐、杨二王皆太祖至亲，滁阳则以义合。其追封王爵，或以大国，或以郡，明有差等，故祠祭署自难概设。且当时二署之设以坟，今为琥请，何理也？”张公直视无言，第令琥姑俟之。后察知余意坚不可回，乃已。琥乃自入奏。事下吏部，冢宰邃庵杨公洞烛其情，恶其僭妄，遂请削其奉祀。滁人闻命下，莫不快之，张公犹为余言“邃庵太过”，人性之蔽有如此者！余又考敕赐滁阳王庙碑，已明言王无后。琥虽或有来历，如碑文何！当初似欠参详。以此知当官处事，虽微不可忽也。秋，两京先后缺祭酒，余连被首荐，皆不果用。有一前辈意余将不释然，每见辄致宽慰语，且讽余拙。余颇讶其不相知，因赋三绝句晓之，其卒章云：“伊洛渊源世所宗，高谈性理半雷同。若无上蔡除根力，远隔程门一万重。”及再相见，颇有惭色。

十年乙亥夏五月，升南京吏部右侍郎，六月履任。友人曾元之在京师以书见贺，有云：“凡遇员缺，再推而得之者，在他人，人皆曰人也，非天也；在先生今日，人皆曰天也，非人也。”余颇以元之为知言。秋九月，兼摄南京工部事。是月晦，封孺人曾氏卒于官所。余妻贤而不寿，且余乍进乍退，故封号未及有加，心切哀之。冬十月，令子珝扶柩归葬。

十一年丙子春三月，解南京工部事。夏五月，因灾异自陈乞休。冬十一月，再娶临潼李氏。

十二年丁丑秋七月，捧表入贺万寿圣节。次子珝自家来侍行。九月初至京，驾已西幸。既毕事，出至张家湾，乃疏乞归省。至仪真候报，久而未得，乃从浙迤逦西归。溯章江始得报：“有旨，给驿。”无及矣。后十二月抵家。江西归。

十三年戊寅夏六月，还任。冬十二月，满考，即日驰书气休，溯江西归。

十四年己卯春正月抵家。五月，得部咨：“奉圣旨：‘罗钦顺学行老成，着照旧用心办事，所辞不允。’”未几，又得部咨，改吏部。乃再疏乞休。

十五年庚辰秋八月，得部咨：“奉圣旨：‘罗钦顺先因推举改用，成命久下，着上紧到任管事，不准辞。”余以先公年益高，己身又多病，出将未免有悔，若恳请，未必不从。先公稍不怡曰：“儿从宦虽有年，备员而已。今往或可少行其志，何固执乎！”余为之悚然，乃决行计。冬十月，陆行至京履任。后则以满考闻，蒙恩给诰，升授通议大夫，赠封二代及妻室，皆如制。冬十一月，毅皇驻跸通州。二十一日，被旨赴在所供事。二十五日，赐见潞河驿。十二月朔旦，候驾漕运厅前。驾至，偕文武诸大臣及科道官入见，遂劾奏诸反者，请置之法，有旨收系云云，乃叩头而出。堂中惟设御座，旨则司礼监太监由御屏后传出，颇闻故典如此。初九日晚，前行候驾。次日午，驾乃还宫。十一日，大祀天地，奉旨分献北海坛。

十六年辛巳春三月十四日，入奉遗诏。四月二十二日，今上即位。后数日，自陈乞休，不允。太宰晋溪王公被收，余奉旨摄篆首。遵诏条，备查先朝得罪官员，开具职名、事由上请。于是圣恩所及，无间存殁。余初阅司稿，于王廷陈事迹颇欠明，遂据实增入数语云：“王廷陈近因后任缘事，拟降杂职，候到部之日，另行奏请定夺。”其后，言路中有因他事泛及廷陈者，以为吏部庇之，殆传闻初稿之误，亦欠审矣。会推吏部尚书，余所举有白严乔公，六科独不附，曰：“齐某尝有言矣。”余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齐所言固应有见，但众论所归，诸君亦不可不察。”往返数日，竟亦佥同。是月，转左侍郎。秋七月，太宰熊峰石公入管诰敕，余再被旨摄篆。于是，白岩竟代熊峰。大司马幸庵彭公初至，谓先朝故典，新君即位，尝降敕南京内外守备及诸文武衙门，俾其协心计，安根本重地，乃以咨来属余奏请。俄又奏留前任郎中于湛，欲与同事数月，时淇已升陕西参议，余皆不从也。言官尝有所指劾，覆奏一从其实，无敢阿私。诏所罢官有夤缘内监以求进者，奏论其交通害政，请付法司定罪，竟沮之。冬十月望后，白岩始至。十二月，与九卿诸公同上“慎大礼以全圣孝疏”。疏草余所具也。

嘉靖元年壬年春正月，奉敕谕充实录副总裁，赐御宴于礼部。三月，驾幸太学，充分奠官。礼毕，赐羊二只、酒二瓶、实钞三千贯。都御史徐公自湖广驰疏，请起邃庵杨公总制三边。吏、兵二部会题，拟如所请。苏郎中稿来看，余曰：“邃庵乃旧相，即起亦必礼辞，往返须数月。今边报孔亟，李亚卿方在彼行事，利害所系，恐宜三思。”苏以余言告白岩，乃以题本后增二语云：“但见有侍郎李某在彼。伏乞圣裁。”邃庵由是不果起。余尝误为邃庵所知，素尊仰之，但入京逾年，闻诸物论殊籍籍。晓苏之语，非惟事体当然，亦欲以忠于知己者尔。夏四月，升南京吏部尚书。六月，履任。八月，所遣仆子自家来，闻先公病势不解，即驰书乞休，以便养亲。奏，奉圣旨：“卿父既有疾，准暂回省亲，驰驿去。疾愈，上紧还任管事。”十二月抵家。

二年癸未春三月，改礼部尚书。夏四月十九日，先公捐馆。

四年乙酉春正月庚申，葬先公天柱冈之阳，奉迁先夫人袝焉。

五年丙戌春正月，具疏遣子珝入京代谢赐祭及营葬恩。

六年丁亥春二月，复起为礼部。辞疏上，奉圣旨：“卿学行简在朕心，推举出乎廷议。礼卿缺员，虚位以待，宜勉承新命，上紧前来供职，再不必辞。”夏五月，改吏部尚书。再疏辞免重任，恳乞休致，奉圣旨：“卿才行素著，人望久归，近自陈休致，已有旨勉留，如何复有此奏？既情词恳切，准致仕，有司仍月给食米四石，岁拨人夫四名应用，该衙门知道。”秋九月，吏部咨到，遂驰书谢恩。冬十一月，纠合族众改作罗氏宗祠，又与二弟协谋市地创作小宗祠。罗氏宗祠乃先公创作，以祀始迁之祖，为会族之处，当时颇病其隘，欲展拓而未能，又欲别祠小宗，而地基弗便。至是，适有机会一时并举，皆所以成先公之志也。是役也，长男琰多效劳云。

七年戊子春二月，十三道御史会荐十人，以余为首。忌者大怒，遂穷探其故，既无所得，犹斥三人外补。余前后被荐不啻十数，虽三人被斥，犹或有继之者，盖多采用虚名，不知余实无所长，又衰且病也。往年元山席公亦尝举以自代，平生仅一识面而已。丙戌之夏，因子珝谢恩归，以书见贻，颇论及时事。其为国一念可谓惓惓。然余持论既殊，既令复起，亦安能久于其位也？秋七月，以大礼告成，下诏覃恩，进阶荣禄大夫。冬十一月，编次所著《困知记》为二卷。

八年己丑秋七月初，季弟西野卧病，八月二十五日竟不起。余前后驻邑城凡四十余日。冬十二月甲申，再往视窆。

十年辛卯春二月，杨氏姐寿七十，自往庆之。次子珝以是月赴京谒选。夏四月，会同乡士友于龙福寺议乡约。六月，续著《困知记》一卷成。

十二年癸巳夏五月，又续著《困知记》一卷。

十三年甲午 年七十。生辰将近，亲朋陆续称觞，皆以诗文为侑。次儿珝在京求得寿文一篇、玉带一束，缄书遣使，以初七日抵家，亲朋见之，莫不以为奇事。江右士夫在都下者几十人，人赋一诗为寿，其诗卷题曰：“天寿平格”。诸君之意良厚，然非余所敢当也。

十六年丁酉冬，次儿珝得告归省。

十七年戊戌又著《困知记》一卷，记于是凡三续矣。其冬，筑寿藏于桃冈。故妻曾夫人自龙塘迁葬寿藏之右。事毕乃促珝还朝。

十八年己亥春三月，买得小径中峪山地一片，迁葬外祖考妣，立石识之。外祖考曾府君讳朋止，妣萧氏，其遗胤只存曾孙一人，年已向衰，犹未有子，不得不为之远虑也。初冬，珝升马湖知府，便道过家，留两月乃之任。冢孙偁以疾卒，十二月葬阳村。贤而早死，可哀也！为铭其墓。

二十年辛丑珝自马湖入觐，疏乞侍养，温旨赐允。夏四月抵家。

二十一年壬寅作桃冈书院，去寿藏可百步许。十二月庚子，鸡将鸣，梦中偶得句云：“欲穷太极图中妙，须向姑苏台上推。”未审为何详也。因记二十年前梦中尝得句云：“东海春流吞万壑，南山晴翠耸层霄。”亦未详所谓，漫志之。又记先公官南都时尝梦题竹，亦止记两句：“冰霜岁久琅玕老，雨露春深枝叶繁。”此实先公眉寿征，家庭馀庆之兆也。

二十二年癸卯七月初，得曾孙男，字之曰申孙。

二十三年甲辰年八十。生辰前后，贺客陆续至，视七十时几倍之。

二十四年乙巳夏四月二十六日，巡抚、都宪东崖虞公奉旨及门存问。五月初七日，巡按御史槐川魏公继至。是月十七日遂具疏，令孙男佸赍奉入谢。以八月中至京，疏奏，奉圣旨：“览卿奏谢，朕知道了，礼部知道。”十二月，佸抵家，得部咨知会。

二十五年丙午夏五月，又续著《困知记》一卷。

二十六年丁未

附三：明儒学案师说罗整庵钦顺

愚按，先生之学，始由禅入。从“庭前柏树子”话头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觉为性，以心为本，非吾儒穷理尽性致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说而求之，积二十年久，始有见于所谓性与天道之端，一口打并，则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间，由本而之末，万象纷纭而不乱；自末而归本，一真湛寂而无馀。”因以自附于卓如之见，如此亦可谓苦且难矣。

窃思先生所谓“心目之间”者，不知实在处，而其“本之末”、“末归本”者，又孰从而之之、归之乎？理一分殊，即孔子：“一贯”之旨，其要不离忠恕者，是则道之不远于人心，亦从可决矣。乃先生方齗齗以心性辨儒释，直以求心一路归之禅门，故宁舍置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处理于不内不外之间，另呈一心目之象，终是泛观物理。如此而所云“之之”、“归之”者，亦是听其自之之而自归之，于我无与焉，则亦不自觉其堕于恍惚之见矣。

考先生所最得力处，乃在以道心为性，指未发而言；人心为情，指已发而言。自谓独异于宋儒之见，且云，“于此见得分明，则无往而不合。”试以先生之言思之，心与性情原只是一人，不应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缘先生认定佛氏以觉为性，谓觉属已发，是情，不是性。即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无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于心外，而求之天地万物之表。谓天下无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贯，而后授之诚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是，则几以性为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尝见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内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犹之理与气；而其终不可得而分者，亦犹之乎理与气也。先生既不与宋儒天命、气质之说，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谓“理即气之理”，是矣，独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气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理气是一，则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于一分一合之间终有二焉，则理气是何物，心与性情是何物！天地间既有个合气之理，又有个离气之理，既有个离心之性，又有个离性之情，又乌在其为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释氏本心”，自是古人铁案。先生娓娓言之，可为大有功于圣门。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于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为释。先生不免操因噎废食之见，截得界限分明，虽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实免抛自身之藏。

考先生于格物一节，几用却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后即说心，说性，说理气，一字不错，亦只是说得是，形容得著，于坐下毫无受用。若先生庄一静正，德行如浑金璞玉，不愧圣人之徒，自是生质之美，非关学力。先生尝与阳明先生书云：“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诚意正心”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呜呼！如先生者，真所谓“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门，且在终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质，早寻向上而进之，宜其优入圣域，而惜也，仅止于是！虽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厘之差，而终之苦难一生，扰扰到底者，几乎千里之谬。盖至是而程朱之学亦弊矣。由其说，将使学者终其身无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后得，而得已无几，视圣学几为绝德，此阳明氏所以作也。

——《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一

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吉之泰和人。弘治壬子，乡试第一。明年，进士及第，授翰林编修。擢南京国子司业。时章枫山先生为祭酒，皆正己率物，太学一时之盛。奉亲归家，因疏乞终养。逆瑾怒，夺职为民。瑾诛，复职。由南京太常少卿升南京礼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转左侍郎，拜南京吏部尚书，改入礼部。丁父忧。服阕，起原官。未至，改吏部。具疏固辞，于是得旨致仕。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诏赐祭葬，赠太子太保，谥文荘。先生家居，每平旦，正衣冠，升学古楼，群从入，叙揖毕，危坐观书。虽独处，无惰容。食恒二簋，居无台榭，燕集无声乐。林希元曰：“先生自发身词林以至八座，其行己居官，如精金美玉，无得致疵。”

先生自叙为学云：“昔官京师，逢一老僧，漫问：‘何由成佛？’渠亦漫举禅语为答：‘佛在庭前柏树子。’意其必有所谓，为之精思达旦，揽衣将起，则恍然而悟，不觉流汗通体。既而得证道歌，读之若合符节。自以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后官南雍，圣贤之书未尝一日去手，潜玩久之，渐觉就实。始知前所见者，乃此心虚灵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体认，积数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而确乎有以自信。”

盖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谓：“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轇轕，而卒不克乱，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即朱子所谓“理与气是二物”、“理弱气强”诸论，可以不辩而自明矣。

第先生之论心性，颇与其论理气自相矛盾。夫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人受天之气以生，只有一心而已，而一动一静，喜怒哀乐，循环无已。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恭敬处自恭敬，当是非处自是非，千头万绪，轇轕纷纭，历然不能昧者，是即所谓性也。初非别有一物，立于心之先，附于心之中也。先生以为，“天性正于受生之初，明觉发于既生之后，明觉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则性体也，心用也。性自人生以上，静也；心是感物而动，动也。性是天地万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为此心之主，与“理能生气”之说无异，于先生理气之论，无乃大悖乎！岂理气是理气，心性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

虽然，心性之难明，不自先生始也。夫心只有动静而已，“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动静之谓也。情贯于动静，性亦贯于动静。故喜怒哀乐，不论已发未发，皆情也，其中和，则性也。今以“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为性，已发之和为情，势不得不先性而后心矣。性先心后，不得不有罅隙可寻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心也。仁、义、礼、智，指此心之即性也。非先有仁、义、礼、智之性，而后发之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也。（观此，知李见罗道性编亦一偏之论）凡人见孺子入井而怵惕，嘑蹴而不屑，此性之见于动者也。即当是静，而性之为怵惕不屑者，未尝不在也。凡动静者，皆心之所为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觉自然，自有条理之心，而別求所谓性，亦犹舍屈伸往来之气，而別求所谓理矣。朱子虽言“心统性情”，毕竟以未发属之性，已发属之心，即以言心性者言理气，故理气不能合一。先生之言理气，不同于朱子，而言心性则于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说耳。

先生以释氏有见于明觉自然，谓之知心：不识所谓天地万物之理，谓之知性。羲以为释氏亲亲，仁民爱物，无有差等，是无恻隐之心也；取与不辨，而行乞布施，是无羞恶之心也，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是无辞让之心也；无善无恶，是无是非之心也。其不知性者，由于不知心尔。然则其所知者，亦心之光影而非实也。高景逸先生曰：“先生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呜呼，先生之功伟矣！

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县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卒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曾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因与权阉刘瑾不合，被废为民。刘瑾被诛后复职，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丁父忧后，不愿做官，里居二十多年，潜心著书，著有《困知记》及续记、再续、三续、四续共七卷，《整庵存稿》二十卷。

罗钦顺时，明朝政治黑暗腐化，宦官当权，贪污盛行，民不聊生。在哲学领域，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在当时占居统治地位。因此，罗钦顺表面上仍自称道学家，推崇程、朱，但实质上却利用程、朱的术语，偷换概念，和程、朱理学进行斗争。

罗钦顺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理”是由于“气”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的规律，不是神秘莫测、主宰一切的东西。《困知记》卷上云：“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千条万绪，纷纭轇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又“续记”卷上云：“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上述论述明确说明物质的“气”是世界的本原，它有内在的运动特性；“理”不过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理只是气之理”，不能离开气而单独存在。

《困知记》卷下还进一步阐发：“气聚而生，形而为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气散而死，终归于无，无此物即有无此理”；“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谓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长，事物之终始，莫不皆然。”这里强调“理”不能离开事物单独存在，事物消亡时，它的“理”也就不存在。天地间万物在生长消亡着，而聚散的规律就在万物的内部，并非超乎万物的聚散之上另有主宰万物聚散的“理”存在。

附：《困知记》选录

自夫子赞《易》，始以穷理为言。理果何物也哉？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轇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夫《易》乃两仪四象八卦之总名，太极则众理之总名也；云“《易》有太极”，明万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则一本之为万殊也；斯固自然之机，不宰之宰，夫岂可以形迹求哉？斯义也，惟程伯子言之最精，叔子与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说具在，必求所以归于至一斯可矣。程伯子尝历举《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一阴一阳之谓道”数语，乃从而申之曰：“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学者试以此言潜玩精思，九九自当有所见。谓叔子小有未合者，刘元承记其语有云：“所以阴阳者道”，又云：“所以阖辟者道”。窃详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来只此是道”之语观之，自见浑然之妙，似不须更着所以字也。所谓朱子小有未合者，盖其言有云：“理与气决是二物”，又云：“气强理弱”，又云：“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似此类颇多。惟《答柯国材》一书有云：“一阴一阳往来不息，即是道之全体”，此语最为直截，深有合于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见，不知竟以何者为定论也。

《乐记》所言欲与好、恶，与《中庸》喜、怒、哀、乐，同谓之七情，其理皆根于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较重，盖惟天生民有欲，顺之则喜，逆之则怒，得之则乐，失之则哀，故《乐记》独以“性之欲”为言。欲未可谓之恶，其为善为恶，系于有节与无节尔。

理，一也。必因感而后形，感则两也。不有两，即无一。然天地间无适而非感应，是故无适而非理。

命之理一而已矣，举阴阳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为万象；性之理一而已矣，举仁义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为万事。万象虽众，即一象而命之全体存焉；万事虽多，即一事而性之全体存焉。

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极”，此之谓也。若于转折处看得分明，自然头头皆合。程子尝言：“天地间只有一个感应而已，更有甚事！”夫往者感而来者应，来者感则往者应，一感一应，循环无已，理无往而不存焉，在天在人一也。天道惟是至公，故感遇有常而不忒；人情不能无私欲之累，故感应易忒而靡常。夫感应者，气也，如是而感则如是而应；有不容以毫发差者，理也，适当其可则吉，反而去之则凶，或过焉或不及焉则悔且吝，故理无往而不定也。然此多是就感应处说，须知此心虽寂然不动，其冲和之气自为感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谓“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须臾之间”。此则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为性者也。愚故尝曰：“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11    于新加坡

新华网北京（2005年）12月1日电，原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罗西北同志，因病于2005年11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在罗西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王乐泉、贺国强、曾培炎、王刚、李鹏、朱镕基和邹家华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罗西北是湖南湘潭人。我党革命先驱罗亦农之子。

1938年至1941年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

1941年到苏联学习，参加了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

1945年回国在东北参加了抗日战争，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

1954年起，先后任燃料工业部北京水电勘测设计院主任工程师，电力工业部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刘家峡水电工程局总工程师，水电四局设计院院长、书记，水电部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水电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兼党组书记，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副董事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副会长。

2000年离休后，任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高级顾问、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管理局技术委员会顾问和中国工程咨询协会顾问兼技术委员。

罗西北是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4.1  于福州

诲 子 侄 文

东邻有千条家，子孙不肖，博弈饮酒，驰马试剑，挟弹持弩，与群小为伍，见士人则逃遁。

西邻有百贯家子孙，不羞里巷，不顾父母，日复如是。诸子前行，路人肉杖之。曰：为人子孙，固如是乎？

二家之长，一日聚议曰：吾二家子孙，不肖如是之深。治之，恐伤骨肉之情；不治之，则恐败先君之业，若之何而为是乎？

旁有客曰：此乃至愚至贱之徒，终遭刑责而后已。吾将拉汝二人，访诸南邻万斛之丈人，请问训子孙之术矣。

南邻万斛之家，数十人，入孝出悌，文行忠信，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篇。阖门之内，肃肃如也；阖门之外，雍雍如也。君之子孙若是，夫何为而至是也？

南邻万斛丈人曰：吾之诲子孙也，非鞭非笞，非诟非骂，但写唐文人杜牧示小侄阿宜二句；又写本朝宰执诸公仿杜牧示侄联句；又写范文正公家训题东轩壁句，时人谓之东壁句，吾将示之仿效，写于东壁，示子孙尤佳。

东西二丈曰：敬闻命矣，愿得本，以写于壁焉。

杜  牧曰：愿汝出门去，取官如驱羊。

富郑公曰：愿汝出门去，锦绣归故乡。

韩魏公曰：愿汝出门去，早早拜员郎。

范文正公曰：愿汝出门去，翰林著文章。

曾公亮曰：愿汝出门去，锦绣为肝肠。

陈了斋曰：愿汝出门去，柱石镇岩廊。

真德秀曰：愿汝出门去，德行重八方。

其后苏东坡打浑，示子苏迈曰：愿汝出门去，毋玷辱爷娘。

罗古人，即仲素先生也。族有不肖子数人，撰此以勉之，况其亲子弟乎？此见仲素先生仁也。故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族人  罗绰  敬跋

训森按：

罗绰，江西南昌人，宋·侍郎罗盛得之父。足证在宋朝，罗从彦的哲学思想，已获广大罗氏族人认同认可。

罗盛得撰写四十字南昌罗氏字辈行第，应受罗从彦价值观的很大影响。

自古，中国是官本位社会，光宗耀祖，主要以官本位体现，在《诲子侄文》文中，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光宗耀祖，亦有很强烈的表现。

时代变迁，光宗耀祖有了新的表现方式：只要在中华民族价值体系内，符合核心价值观，在各行各业，做出杰出成绩，均可光宗耀祖。

罗仲素先生无书不读，深造圣经之奥旨，有志于学，无志于仕。不求人知，人自知之。远近之士，闻风慕道，踵迹而前，肩摩而袂属也。

予尝得之《诲子弟文》，藏之以为家宝。今镂板以广其传。幸观览者诵其文，而究其义，师其言，而尊其人。为尊长者劝焉，为子弟者免焉，其有补于风教岂细也哉！

传有之曰：君子之言，信而有证。其先生之谓乎！然则信斯言也，宜书诸绅。

隆兴元年六月十五日，左奉议郎致仕、赐绯鱼袋、孙    大中    敬跋

——摘自《中华罗氏通谱》宋·罗从彦《豫章文集》

供稿、录入：罗训森

2014.6.27

罗训森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罗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开拓进取，发展生存空间，与时俱进，为中华文明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自春秋战国时期罗子国并入楚国以后，罗氏开始形成自己的历史及文化。发展至今，在全国数以万计的姓氏中，排名第二十位，可谓中华民族之著姓。为了罗氏的声誉，为了改良中华罗氏的遗传基因，数千年以来，罗氏的先人、今人，乃至后来者，代有仁人志士，坚韧不拔地为“罗”字增光添彩，维持罗氏优秀家声，令全体罗氏子孙为“罗”而骄傲、而自豪。

值此千年一遇的编纂《中华罗氏通谱》之际，试以正史、地方志罗氏人物为主线，历代姓氏书籍、罗氏族谱为基础，简述中华罗氏发展史。缅怀祖先业绩，启迪、激励罗氏今人及后人不断努力奋斗，为振兴中华、振兴罗氏，再创辉煌。

罗子国史略

虽然事隔数千年，代久年湮，史料匮缺，罗氏族谱中记载得姓缘由等不甚准确，笔者亦斗胆挂一漏万，略述“罗子国”的历史，有待后之能者，继续考订。

公元前1100年，商朝末，荆楚部落的一个支系参与建立周王朝的战争，因战功，于周朝初年受封“子爵”，封国在宜城，建立罗川城，“罗子国”就此宣告成立，其遗迹在今襄阳市南漳县。据罗氏族谱载，开国始祖为妘匡正。

公元前699年，罗子国与楚国发生一埸战争，打败了楚国。《左传》予以记载：

桓公十二年（公元前700年）

楚伐绞，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扞采樵者以诱之。”从之。绞人获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

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使伯嘉谍之，三巡数之。

［译文］楚人发兵攻打绞国，军队驻扎在绞国首都的南门。莫敖屈瑕说：“绞国弱小而轻浮，轻浮就缺乏谋略”。请不要派军队保卫砍柴的人，以此诱骗绞人。”楚王听从了他的意见。绞人浮获了三十个砍柴的人。第二天，绞人争相出城，到山里追赶楚国的砍柴人。楚军在北门守候着，同时在山下设下伏兵；结果大败绞人，强迫绞人签订了城下之盟而回国。

在进攻绞国的这次战役中，楚军分批渡过彭水。罗国人想乘机攻打楚军，于是就派遣大夫伯嘉刺探军情，他三次遍数了楚军的人数。

桓公十三年（公元前699年）

【传】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劝之以令德，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

莫敖使徇于师曰：“谏者有刑。”及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译文］十三年春天，楚大夫屈瑕攻打罗国，斗伯比为他送行。回来时对他的车夫说：“莫敖一定失败。他走路把脚抬得很高，心意就下踏实了。”于是去见楚王，说：“务必增派军队。”楚王拒绝了，回到寝宫告诉夫人邓曼。邓曼说：“斗伯比说的意思并不在兵力的多少，而是说君王要以诚信镇抚百姓，以德义训诫官员，用刑威来使莫敖有所畏惧。莫敖依仗蒲骚之役的胜利，将会自以来是，必定轻视罗国。君王如果不加以适当的控制，岂不是等于不加防范吗？斗伯比所说的意思是要君王训诫百姓，好好地安抚督察他们，召集官员们以美德勉励他们，见到莫敖而告诉他上天对他的过错是不会宽恕的。不是这样的话，斗伯比难道不知道楚军已全部出发了吗？”楚王派遣赖国人追赶莫敖，没有追上。

莫敖派人在军中宣告命令说：“凡是进谏的人，都要处以刑罚。”军队到达鄢水，乱糟糟地过河，不成队列，没有防备措施。到达罗国，罗国和卢戎两国军队两面夹击，大败楚军。莫敖吊死在荒谷。其它将领被囚禁在冶父，听候处罚。楚王说：“这都是我的罪过！”于是赦免了将领们。

——《春秋左传》，春秋朝左丘明着，华龄出版社2002年9月版

罗子国的国君，因年代久远，典籍无载，大臣伯嘉是唯一见诸史册的罗子国大臣。《罗氏族谱》中有传说：“历唐、虞、夏、商、周五代，处其地者，改称‘妘’姓。妘姓之后，有迁居陇西者。至周武王三年，我祖郐公，字匡正，因征宜城有功，晋封子爵，国于宜城，镇守楚北。地在南漳县八十里，有罗水出焉，故国号曰罗。”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重新发动战争，罗子国战败，被并入楚国。对于罗子国的失败原因，据富辰谏周襄王说：“昔鄢之亡也，由仲任，……罗则季姬，……是皆外利离亲者也。”注：季姬，姬氏女，为罗夫人而亡其国也。……外利，行满腔热情僻求利于外，不能亲亲以亡其国也。季姬，是罗子国臣民第一位有名字传世的女性，很可能是汉东诸姬国君的女儿，与罗联婚，含有共同抵抗强楚的目的。罗子国的亡国原因，是很复杂的。有学者认为：“归咎于季姬这个妇人，未免过分”。但春秋战争时期，小国并入大国却屡见不鲜，中国统一，势所必然。

失国以后，罗子国的遗臣遗民，怀着强烈的“复国情愫”以国为氏，散布各国。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卫国罗御与孔子学生子路参与宫廷斗争的记载。罗御是“罗子国”并入楚国后，其遗民“以国为氏”第一位见诸史册的罗氏。

据清朝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罗国考》：

今志地之书，皆谓湘阴为古罗国，而不详其原，则易启人疑。案水经湘水，又北过罗县西，注云：汩水。又西经罗县北，本罗子国也，故在襄阳宜城县西，楚文王迁之于此。秦立长沙郡，因以为县。水亦谓之罗水。又水径江水，又东过枝江县南。注曰：江泛枝分东入大江县治洲上，故以枝江为称。地理志曰：江沱出西，东入江是也，其地故罗国，盖罗徙也。

罗故居宜城西山，楚文王又徙之于长沙，今罗县是矣。宜城今属襄阳府，枝江今属荆州府，沱水出焉。又水经：渎水出豫章艾县，西过长沙罗县西，注：罗子自枝江徙此。据此，是罗本居宜城，曾徙于枝江，再徙于湘阴也。

前汉地理志，长沙国罗县注：应劭曰：楚文王徙罗子自枝江居此。左传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以济，鄢即夷水也。水经沔水，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出自房陵，东流注之。注云：夷水，蛮水也。桓温父名夷，改曰蛮水。夷水导源中庐县界，（庐县即春秋庐戎之国也，今为襄阳府南漳县。）康狼山，山与荆山相邻，其水东南流，历宜城西山，谓之夷溪，又东南径罗川城，故罗国也。又谓之鄢水，春秋所谓楚人伐罗渡鄢者也，此时罗犹在宜城，惟徙枝江时，无可考证。（案左传，楚文王在位十五年，以鲁荘公十九年卒。是徙罗于湘阴，在鲁荘时也。）

罗子国主要遗民先迁徙至枝江，但史料不足，时间不详，无可考证，尔后迁长沙。在湘阴附近形成罗氏聚居的以“罗”命名的县——罗县。由于居民主要来自“古罗子国”，所以，当地亦称罗县为“古罗子国”。秦朝时的罗县，是罗氏重要的远古发祥地。

有的《罗氏族谱》引宋朝罗元杰谱序云：大周之廷，文王开谟，武王承烈，无论同宗异姓，凡先世有功德者，悉分茅胙土，世爵世官，侯伯子男，大小七十二国。而我祖匡正公，有功于周，受封于罗，地方五十里。当是时，与隋、郧、鄢、绞数国，为唇齿之邦，辅车相依，各袭其职，簪缨勿替。及平王东迁而后，桓王之朝，先祖班公，仍袭罗国，子孙相承，已非一日。奈楚子虎视汉东，遂兴并吞之意，率将屈瑕等，领兵伐罗。时犹幸先祖之灵，督兵拒楚，与大夫郭伯嘉（笔者按：由此可见罗子国臣民中不仅有“妘”“熊”两姓，还有“郭氏”等。所以，罗氏正式的历史，应从罗子国并入楚国之后，“以国为氏”开始），商请卢戎军士袭后，约于鄢水合兵击之。楚兵大败，走至荒谷，屈瑕自缢而死。至今尚存其诗云：胆略勇骁楚屈瑕，侵郧伐郑智堪夸。奈何不慎罗侯战，空使功名丧谷涯。是时雄风日炽，河山依然。至于七国争雄之际，王室衰微，诸侯多僭，东征西讨，小国皆为大国侵凌，我罗国亦为楚并。嗟夫，袭祖诒谋之庆者，竟至此一旦而倾坠矣乎！

夫国既亡，人亦散，或隐遁于泉石之中，或寄迹于江湖之内，流离失所，罔知所自。幸至周显王时，我祖凌甫公，有功于秦，受秦封爵，恢复罗国。追溯源流，乃为罗国匡正公之后，遂以国为姓。

许多《罗氏族谱》均刊载此文，所以在民间，罗子国的历史得以流传，“复国情愫”在其后代的族谱序中表达的淋漓尽致。

——试论谱牒编纂的作用和意义

罗 训 森

族谱是我国历史文献大厦的三大支柱之一。“族谱”，学术界称为“谱牒”，“谱牒学”是专门研究谱牒的产生、发展、作用、辨订的一门学科。民间编纂族谱主要目的是“敦宗睦族”巩固宗族团结；“光宗耀祖”增强宗族凝聚力。而“收族”是每个族谱编委会非常积极追求之目标。“收族”即把本族系每一位在世的、符合入谱条件的人都编入族谱。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华人、华裔，都以“认祖归宗”为荣。

自宋、明、清、中华民国以来，民间编修谱牒十分盛行，不少鸿儒硕彦亲撰谱牒，如唐有罗隐、宋有欧阳修、苏洵、曾巩、罗适，元有陶宗仪，明有张云汉、罗钦顺、罗洪先，清有魏禧、钱大昕、黄宗羲等士大夫参与其中，提升了谱牒的学术地位。各姓大量纂修谱牒，奠定了谱牒广泛的群众基础。

现代即使有一段时间将族谱视为“四旧”予以禁止，将“宗族理论研究”视为禁区，但是改革开放后，蕴藏在民间的修族谱热情开始升温，“宗族理论研究”开始冲出禁区。据中国社会史学会会刊不完全统计，2005年有70多篇各类宗族理论研究论文在国内刊物上公开发表，有的在十分权威的刊物上发表。

关于修族谱的意义和作用，宋代思想家朱熹、程颐、张载有许多论述。张载最早提出重建宗族制度，他的名篇《宗法》¹开宗明义：

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

“管摄天下人心”张载将编纂谱牒的作用予以高度概括。时至今日，现代国人仍然十分热衷于谱牒编纂，笔者从事十年《中华罗氏通谱》编纂工作，对谱牒编纂的历史、现实意义有些肤浅的认识。

一、谱牒具有“管摄天下人心”的作用

谱牒可以“管摄天下人心”？似乎不可思议。但在中国十分动乱的五代十国时期，罗氏通过编纂《罗氏通谱》，把“天下罗氏”集于一谱，通过“收宗族”客观上起到“管摄天下人心”的作用。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罗绍威本传”中记载了邺王罗绍威与诗人罗隐通谱的史实，各地不同时期留传下来的《罗氏族谱》记载了从罗绍威的父亲、长沙王罗弘信开始的“弘”字辈，至“绍”、“周”字辈，全国形成了统一的班辈，佐证了唐末五代初罗绍威与罗隐、罗邺、罗虬、罗衮等通谱的史实。当时编修的《罗氏族谱》虽然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但从全国各地的罗氏族谱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各地、各支系的罗氏对《通谱》是十分认同的，共同遵守族规家训，形成统一的价值取向，通过编纂《罗氏通谱》“厚风俗，使人不忘本”，进一步达到了“管摄天下人心”的作用。

唐末五代初诗人罗隐在其《诗集》²中留下与修《通谱》有关的几首诗，《寄酬罗令公五首》中的两首（择录）与修《罗氏通谱》直接有关：

（一）

脉散源分历几朝，纵然官宦只卑僚；

正忧末派沦沧海，忽见高枝拂绛霄。

十万貔貅趋玉帐，三千宾客珥金貂；

良时难得吾宗少，应念寒门更寂寥。

（二）

敢将衰弱附强宗，细算还缘血脉同；

湘浦烟波无旧迹，邺都兰菊有遗风。

每怜罹乱书犹达，所恨云泥路不通；

珍重珠玑兼绣段，草玄堂下寄扬雄。

该诗将当时罗氏修谱的意义、情况予以艺术地描述。

二、谱牒可增强炎黄子孙凝聚力

谱牒因有“管摄天下人心”的作用，在政府、学术界倡导下，在明、清期间获得广泛普及。许多族谱将本姓渊源追溯至炎黄，虽然这些姓氏是否真得是炎黄子孙值得商榷，但其一致的文化认同，对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由于代久年湮，远古世系不可考，有人因此讽刺有的姓氏谱牒是“攀附权贵”，对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予以否认，对谱牒的作用全盘予以否认。

客观地说，谱牒中确实有“攀附名门望族”的现象，但那是缺点，是支流，作为“社会良心”的学者应予以善意批评，耐心引导，不能因为很多族谱向历史名人靠拢，而乱挥“攀附权贵”的帽子而扣以“修族谱盛行傍名人”。笔者发现秦氏没有人愿意奉秦桧为先祖，蔡氏羞谈蔡京，大家纷纷以本姓的先哲、先贤、先儒为荣，如孔氏以孔子为荣，朱氏以朱熹为自豪。黄氏高举黄幹、杨氏高举杨时、游氏高举游酢、罗氏高举罗从彦、林氏高举林则徐等名人为旗帜，实际上，谱牒从另一侧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通过宣传本姓氏名人事迹，起到“厚风俗”的榜样作用，有利于增强本姓氏的凝聚力。

著名历史学家、谱牒专家罗香林为纪念宋儒罗从彦，撰写了一副长联“抗战胜利，国土重光，广东豫章书院升龛志庆联”³

学派演豫章，文毅列诸名宦，文庄传诸名儒，而况一峰两峰，拓展艺林领域，光大吾家，愿昭兹来许，发扬先达精神，念此仔肩谁负荷；

流风濡粤峤，五岭萃其宗亲，五羊承其宗器，无论古史今史，俱有时代权威，建树于国，看劫后重逢，转入复兴景象，欢然聚首话维桑。

注：豫章：罗从彦；文毅：罗伦；文庄：罗钦顺；一峰：罗伦；两峰：罗聘。

民国上将、广东省府主席罗卓英在广东罗氏豫章书院落成时亦撰写了一副对联⁴：

领屏翰抚政故乡，春露及时，敢忘任重诣极；

承豫章名教乐地，东风有主，共期继往开来。

训森注：任重诣极：朱熹对罗从彦的评价；豫章：宋儒罗从彦，时人遵称为“豫章先生”。

作为著名学者罗香林，民国权贵罗卓英，他们应该没有必要去“攀附权贵”，他们联合起来从事罗氏谱牒编纂工作，颂扬罗从彦，为的是实践宋儒张载“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理论，为的是增强炎黄子孙的凝聚力。

笔者忝为《中华罗氏通谱》总编，在十年编纂活动中，得到海内外广大罗氏组织及宗彦贤达的认同、认可，他们热情参与，出钱出力，使人切身体会到谱牒对增强炎黄子孙凝聚力的强大作用，尤其台湾罗氏不分党派、界别，通过各种形式与中华罗氏通谱编纂委员会取得联系，台湾“赖罗傅宗亲总会”经过长期酝酿，召开会议，以组织名义向中华罗氏通谱编纂委员会捐款资助，共襄盛举。

三、谱牒确有史料价值

社会上流传下来的大量谱牒中，由于编纂者的学识水平、身份地位不同而存在不少的问题，有些人以偏概全，否定谱牒的史料价值，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略举数例予以佐证。

（一）罗复仁《明史》有本传。与刘基同为弘文馆大学士，朱元璋称之为“老实罗”。即毛泽东称罗荣桓为“老实罗”之典故出处。在吉水《罗氏族谱》中，留存有一封朱元璋写给罗复仁的信⁵：

高皇帝手书付：右丞相、弘文馆大学士、楚国公罗复仁。尔世居桃林，怀先圣王佐之，才当群雄，逢蜂起之秋，朕至浔阳，尔能舍其故友归朕，任使居侧，匡扶治道，动则仰观乾象，察日月之晦，明验星宿之经纬，错综指示，往无不克曩者。破九江，拔洪都，取武昌，尔多辅焉。

至于彭蠡之战，炮声轰烈，若天雷之掩耳，诸军呐喊，虽鬼神亦悲号也。自朝至暮如是者凡四。汝在舟中，实有定见，朕常书之于心，无日忘之。

今以老病告归，朕虽勉从，时切思慕，恨不即面。兹特召尔来京，以弼旦夕，共襄至治，汝其蚤（早）为起程，庶不负昔者之诚。言非儒造，实出朕意，但著鞭一来，朕心悦矣。使之者往返，勿赍以物，菜饭发还。

洪武三年庚戌十月十二日午时御书。（1370年）

——《江西吉水桃林罗氏族谱》

   罗氏族谱中还散见一些罗复仁的著作及出使安南的诏诰文献。

（二）罗汝敬、罗璞 罗汝敬《明史》“罗复仁”条目下有附传，罗璞《江西通志》、《贵州通志》中有传。罗汝敬遍请当朝贤士如解缙、金幼孜、粱潜、杨士奇、杨荣等为《罗氏族谱》撰序题词。该支系族谱自宋朝始修，至元、明、清、民国，直至当代，不断有人续修，尤其明初罗复仁之从孙罗汝敬之孙罗璞集大成。祖孙九代人，编修族谱，其质量可想而知，笔者查阅有关地方志，其人物履历真实可靠。尤其保存了罗汝敬出使交趾的敕文⁶，具有史料价值。

敕工部右侍郎罗汝敬奉使交趾

皇帝敕论交趾头目黎利等及交趾耆老军民。

朕体天道以御邦，顺人心以兴理，薄海内外一视同仁，间以交趾之人，不忘陈氏，请立其后，用率一方。朕志在恤民，俯从所欲。赦其既往之罪，召还征讨之师，特诏头目耆老，具陈氏子孙来闻，用凭建立。今黎利等奏，陈氏之孙，名暠者，正月病死，并无子孙，数月之间，言辞顿异。夫陈氏世得国人，必其后嗣尚众，昔王师初平交趾，诏求陈氏子孙立之。国人咸谓为黎季厘屠灭已尽，是以郡县其地。然今二十余年，尚有如暠者在，何至暠死顿云无此。必头目耆老未及遍访，其有存者，不敢自言。为臣之道，宜尽诚心，毫末未尽，不可谓诚。

敕至，头目耆老军民，宜悉心咨访陈氏子孙，奏来用颁既绝之命，以副众志，以妥一方。朕既敷旷荡之德，远迩之人，均宜蒙福，其交趾所留朝廷官、军、民人等，及其家口，率皆遣归，以慰其父母、妻、子之望，所留军器、亦悉送纳，庶几求福之道，朕以诚待人，勿或蓄疑，自诒伊戚，故兹敕谕，悉使闻知。

天子宣德三年五月十九日信宝   敕

（三）罗世荣在《明史·功臣表》载为随县男爵，但无其他史料，然而在罗氏族谱中保存有“封罗世荣敕”⁷，补充了《明史》之不足。

封罗世荣敕

敕谕。崇德报功，国之大典。自古兵争，忠臣烈士，以身殉国，英风义气，虽死犹生。予与陈友谅战于鄱阳湖，将臣韩成等效忠死敌，昭然可数，朕念之不忘，其义所当崇报。

前云骑后都尉罗世荣，鸷勇过人，从朕征讨，渡江而拔采石，迎槊而取太平，进兵靡退皆与有功。可赠武毅将军、飞骑尉，封随县男。

龙凤十年四月日时。又赐敕在徐

另外罗伦、罗钦顺、罗洪先、罗大纮、罗侨、罗汝芳、罗玘等在《明史》、《明儒学案》有本传之人物，在《罗氏族谱》中亦有不少可资佐证的资料。

四、结语

一旦有组织、有领导地发动福建省各姓氏编修谱牒，开展相应的编纂活动，台湾各阶层民众将逐渐形成回大陆参加修族谱活动的热潮，“血缘”纽带将以文字的形式，将两岸宗亲联系在一起，体现炎黄子孙强大的凝聚力，达到宋先贤张载提出的“管摄天下人心”的作用。

中共中央倡导构建和谐社会，中共福建省委倡导建设“海西”、建设文化大省、“五缘六求”，为福建省各姓氏编修谱牒提供了全国少有的宽松政策环境。

编纂谱牒对海外各国及台港澳民众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此，建议有关部门积极主动鼓励福建省各姓氏编修各种类型的谱牒，通过各种渠道将祖籍福建的台湾民众收入谱中。

2006年12月18日

【注释】

1. 《宗法》载于《四库全书·张子全书》卷四P16 。韩国罗州《罗氏族谱》历代谱序中多次提到程子曰：修族谱“管摄天下人心”。经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考证，此论实由宋从祀孔庙先儒张载首提。

2. 《全唐诗·罗隐卷》

3、4. 载于《豫章罗氏源流考》，罗君筹主编 1982年香港罗氏宗亲会出版

5、6. 江西吉水《桃林罗氏族谱》，明·罗璞主编

7. 《罗氏族谱》，编者不详

训森注：上文发表在《福建社科界》，2006年第6期，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

阅读原文： http://www.hualuoshi.com/?p=1464

供稿、录入：罗训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