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老师，毛泽东题赠“力食居”匾

——罗元鲲

罗元鲲，号瀚溟，湖南省新化人。1882年出生于新化县敦信团利乡（今洋溪镇）寨边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他自幼聪明好学，14岁即考入湖南新化县实业学堂。1898年因病肄业后，一边在家乡授徒，一边自修，终在1903年“师范教育创设”之时，考取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前身——湖南全省师范学堂（次年改为湖南中路师范学堂）。1906年底，从中路师范学堂毕业，“成绩冠首，监督谭延留其在堂服务，不就而归。”

罗元鲲返籍后，连续在新化速成中学堂、新化公立中学堂、新化县立中学等学校授课6年。1913年，湖南恢复清末被当局勒令解散的游学预备科，改名“复初”，以示对封建专制教育的反对。罗元鲲应同窗好友、游学预备科教务长罗仪陆之邀，前往长沙执教。在长达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罗元鲲一直安于清贫淡泊，潜心致力于教书育人的教育事业，培养了数不清的有用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诸如毛泽东、蔡和森、蔡畅、张昆弟、陈昌、罗学瓒、李维汉、萧三、周世钊等著名人物，都曾是他的学生。

从1914年春季起，罗元鲲受第一师范校长张干之聘，开始到该校任历史课教师。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已在第四师范读了一年书的毛泽东，因学校合并来到第一师范，先编在预科三班，后转入本科一部八班，直接师承任课老师罗元鲲。

像杨昌济、徐特立一样，罗元鲲也是一位具有高尚品德和高深学问的良师。在教学过程中，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用巨大的人格力量影响着学生。胸怀大志的毛泽东敬佩老师的德言懿行，从而使自己在治学和做人上获益无穷。

罗元鲲恪守职责，勤勉敬业，每周授课30节以上，每日备课至深夜，不以为苦。他授课极为认真，一贯奉行“不备讲义不上讲台”的信条，给学生上课时没有套话和废话，而是按照精心写好的讲义讲课，往往是下课的铃声一响，他讲的内容也告完结。这种教学风格，深受毛泽东等学生的欢迎，他们评价“罗先生讲课不是以课时计算，而是以一分一秒来计算”，“听罗先生宣读讲义，如同品味一篇篇内容精到的史学宏文。”

罗元鲲博学多才，擅长文笔，工于辞赋，对历史、国文等学科都有很深的造诣，且著述颇丰。他的学术著作有《史学研究》、《高中本国史》、《中国近百年史》、《本国史表解》、《通鉴讲话》、《本国史谈》、《初中本国史》、《中学简易识字法》等10余种，计300万字之多。其中《本国史表解》成为当时一师范历史课教学的重要参考书，《通鉴讲话》更是嗜读史籍的毛泽东深研细究的课外读物。此外，他还写成《颜李学说》、《读史与作史》、《中学生读书法》、《景颜文存》等10余种文稿。

罗先生对知识孜孜以求的学风和渊博学识，赢得了毛泽东对他的尊崇和爱戴，由此将他引以为可以求学问道的良师，经常登门聆听教诲，从而使自己在学问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早在私塾读经时，毛泽东就特别喜欢学习历史，在中学时又较全面地学习了中国历史，读过不少著名的中国历史典籍。在湖南省图书馆自修时，又阅读了大量的外国历史书籍。在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仍然酷爱历史学科的学习，课堂上专心致志，学习成绩优异，深受罗元鲲的喜爱。罗元鲲对毛泽东的学习时常给予热心的指点和详细的评析，使毛泽东获益颇深。

罗元鲲的家门对学生是敞开的，毛泽东就是常客之一。特别是在黎锦熙、杨昌济二先生到北京任教后，登门向罗先生求教便成为他课余时间的一件常事。而对于毛泽东的频频来访，罗元鲲则总是持欢迎的态度，对于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更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像天下的人师都要把“绝活”传授给自己的得意门生一样，他也想把人世间最深奥的道理讲述给毛泽东，把书海中的英华采撷给毛泽东。他经常对毛泽东讲：科学不昌明，故而要学习科学；民风不振作，更应当施以教育。惟年轻一代奋发努力，以满腔热血，去谋求国家振兴之路，华夏之邦才兴旺富强有日。以此勉励有志于匡时救国的毛泽东，为振兴中华而发愤读书。

罗元鲲多年从教，没有积攒多少家资，却置下为数可观的书籍，其中有不少还是书中珍品。不过他从不肯轻易拿这些书示人，有时却对毛泽东例外。一次，他把前来求教的毛泽东带到了他的书房。跨进老师那宽敞的书房，看着四周依墙而立的书橱，毛泽东犹如走进了一个知识王国，他从书架上取下自己喜欢的书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就是在这次，他从老师的藏书中看到了《二十四史》。目睹学生那爱不释手的样子，罗元鲲竟破例同意将这套书分期分批地借给毛泽东阅读。

于是，在毛泽东的读书史上，便留下了“竹筒罩灯光，夜读廿四史”的动人故事。

1915年的一个冬夜，北风呼啸，雪花飞舞，整个一师校园都被茫茫大雪覆盖着。因天气太冷，学校破例批准学生不必到教室晚自习，而可以在寝室里看书。

没有老师的管束，学生们早早地上了床，偎在被子里，天南地北地聊起天来。毛泽东倚床而坐，聚精会神地读着罗元鲲老师借给他的史书，其神情的专注犹如置身于无人之境，连同学们发出的阵阵说笑声，他都浑然不觉。他和罗先生已经商定，计划用两个学期的课余时间读完二十四史，读完一本归还一本，再重新借。为了按期归还借阅的书籍，他不得不通宵达旦地不停读书，连这数九寒冬也不例外。

两个小时的自习时间很快过去了，熄灯的号声阵阵传来，毛泽东急忙起床，把自己仅有的衣裤全穿上，像往常一样来到茶炉室借光看书。谁知到这里看书不久，茶房老头因为天气寒冷，关门熄灯睡觉去了。他只好又走到走廊的灯光下继续夜读。

一阵凛冽的寒风袭来，他不由打了一个寒颤，不一会儿手也麻了，脚也僵了。这时，他的目光被走廊的木柱子旁的一口水缸吸引住了。这是夏天给学生盛茶水的，现在已经不用了。水缸上翘着一根棍子，它是用来舀水的竹勺把。他眼睛一亮，有办法了！他不禁笑了起来，惊喜地走到水缸边，把这个废置不用的竹水勺，从已结薄冰的水缸里取出来，又用力将竹把拔掉。尔后，他如获至宝似地飞快向宿舍跑去。

他轻轻地推门走进寝室，从床底下端出一盏小油灯来。他把竹筒和油灯比试了一下，这竹筒直径大约十几厘米，比油灯盏略大一些。他划了一根火柴把油灯点着，然后再把竹筒罩了上去。嗨，太好了！灯光被罩住了，只有一小束光线从原先安把的孔洞里透了出来，这样既能照明，又可防止风将灯吹灭，还不会妨碍其他同学休息。

就这样，毛泽东伴随着这盏“特制”的竹筒罩子灯，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终于读完了罗元鲲先生慷慨借给的二十四史和楚辞、汉赋等文史巨著……笔者想在这里附带说明的是，自从在第一师范罗元鲲先生处借阅到二十四史后，毛泽东对这套内容浩繁的史书一直情有独钟。据悉，直到建国后，这部书仍被毛泽东列为最喜欢阅读的书目之一。在中南海故居的藏书里，就有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这部史书他生前反复看过多遍，许多册的封面和边角都磨破了，作了许多批注、圈点和勾划。他在读《新唐书》中的《姚崇传》时，看到姚崇向皇帝阐述关于怎样治国的一番话，非常赞赏。认为它简单明了，是古今少见的十条政治纲领。其中一些内容，对我们今天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书中不少地方，毛泽东还写下关于战略战术问题的许多批语。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还将书中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文章推荐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如《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等名篇，就是由于他的评价和推荐而广为传播。文中关于“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等警句，曾为党内同志引为箴规之言。

毛泽东在“古为今用”思想指导下，从古籍中发掘出诸如“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等许多言简意赅的警语，并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使之有的成为表述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概括语言，有些成为党内生活的原则，有的则是党的某一方面工作方针或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一部《二十四史》，同日后成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这样密不可分，并在他的读书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中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这大概是他的老师罗元鲲当初始料未及的吧。

附资料一：

罗元鲲，字瀚溟，今洋溪镇冷水巷人。清光绪八年（1882）生。从学湖南中路师范毕业，成绩冠首，监督谭延罔欲留校，不就而归。

返籍后，在新化速成中学、新化县立中学授课六年。民国，历任复初、明德、妙高峰、岳云、衡湘、广益、育群、育才广雅、长沙师范、省立第一师范、省立一中、五中、湖南高师、湖南大学等教师。在一师任教期间，适毛泽东就读该校，元鲲对毛极为器重，师生情谊甚笃。抗日战争爆发后，回新化避难。民国34年春，参与筹办妙高峰中学二部，同年秋，任教行素中学，直至解放。

元鲲教学勤奋，常工作至深夜，不以为苦。其六十岁自寿联云：“平生不赌不嫖不烟可无恨矣；大上立言立功立德诚难能哉。”一生俭朴，穿草鞋，着布衣，主张自食其力，自编歌谣：“要食饭，得流汗，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父母，都不是好汉。”教育后辈。有一次，大儿子自上海返家，元鲲见其西装革履，故意问道：“您是谁？”待儿子答后，随即转口说：“好，后园的菜正该上粪了，快挑三担粪去浇了再来说话。”元鲲为人谨慎，重友情，长沙广益罗价夫死，常念着：“门外何人唤老游，老游无事听溪流，而今世路多荆棘，黄叶飞来怕打头。”

元鲲在教学之馀，从事论述，著作有《史学研究》、《高中本国史》、《中国近代百年史》、《通鉴讲话》、《本国史谈》、《中学简易识字法》、《抗战三周年》等。未出版的文稿，尚有《颜速学说》、《八年抗战史稿》、《景颜文存》、《读史与作史》等。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应毛泽东之邀赴北京叙师生之谊，并合影留念，毛泽东主席为其旧居亲书《力食居》匾，并有书信往来。1953年病逝于长沙，终年71岁。

1997年，中华罗氏通谱编委会录洋溪塘湾村罗崇发提供《新化罗氏通谱》，l996年版本。

阅读原文：http://www.hualuoshi.com/?p=12827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7.9     于福州

罗季腾，临川人，万历四年（1576），邑大饥，季腾发谷赈贷其乡邻。

毛伯兆麟作饥年贷谷歌记其事。有贫并不计息，亦不记姓氏，偿否听其人。

居士浑无辞以此曰：吾乡户父子免流离，他乡有饥户，吾乡不饥等语。见《玉书庭集》中。（明）

——《抚州府志》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9.20     于福州

罗述，襄阳人。桓玄篡位，（桓）玄以桓希为梁州刺史，王异据涪，郭法戍宕渠，师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毛）璩传檄远近，列（桓）玄罪状，遣巴东太守柳约之，建平太守罗述，征虏司马甄季之击破（桓）希等，仍率众次于白帝。

——《晋书》卷八一·毛璩附传

训森注：毛璩，时为益州刺史。与罗企生为同一时代人，罗企生即被桓玄所杀。

附：罗述史料

（柳）约之等闻（桓）玄死，进军到枝江，而桓振复攻没江陵，刘毅等还寻阳，（柳）约之亦退。俄而，（甄）季之、（罗）述皆病，（柳）约之诣（桓）振伪降，因欲袭（桓）振。

——《晋书》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7.23    于福州

2015年07月11日 10:56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王平

训森注：凤凰网标题。

核心提示：曾被毛泽东称赞为“最守纪律”的党内“圣人”罗荣桓，理所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

（l955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给罗荣桓元帅授勋 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王平，

原题：《党内“圣人”罗荣桓：开创新中国检察事业》

新中国成立前，如何建立新的人民政权是摆在党中央面前的重大课题。要不要建立检察机关？如何设置检察机关？由谁来担任第一任总检察长？这些问题经过充分酝酿，最后都有了圆满的答案。毅然挑起重担最高人民检察署的设置，是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期间，由《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组组长董必武，在1949年6月23日拟定的政府组织法纲要的基本问题中提出的，先后在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和政协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了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国文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为创建新中国国家制度，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法律基础。根据这两个开国文献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最高人民检察署，作为国家的最高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副检察长和委员均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免。最高人民检察署的职权是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之严格遵守法律，负最高的检察责任。

这些规定，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检察制度及检察机关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机构中的重要地位。

正因为检察署地位举足轻重，对于第一任总检察长的人选，中央的考虑是万分慎重的，这个人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超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善于面对复杂局势，而且明辨是非，原则性强。曾被毛泽东称赞为“最守纪律”的党内“圣人”罗荣桓，理所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

罗荣桓，1902年出生于湖南衡山，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参加了秋收起义。后随部队进军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团参谋、特务连党代表。此后，罗荣桓先后担任红四军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荣桓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翌年末，他率部挺进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先后任一一五师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对于罗荣桓在山东的功绩，毛泽东在1962年曾有过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1949年8月间，中央决定，新中国成立后将由罗荣桓出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得到消息的罗荣桓，心里是有顾虑的，他的顾虑，不是来自他对这项工作的陌生和工作本身的艰巨，而是他的身体。在长期战争生涯中，罗荣桓多次负伤。1942年，由于劳累过度，他得了尿血病。1946年，他接受手术，摘除长了肿瘤的左侧肾脏。从辽沈战役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长期抱病工作，一直非常辛苦劳累。由于只有右肾，又有高血压、心脏病和动脉硬化，1949年4月，他在天津视察时，突然晕倒，未随军南下，回到北平休养。

罗荣桓常说，“有一份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这一次，面对中央对他的信任和对检察署工作的重视，罗荣桓没有推辞，不顾自己身染重病，毅然挑起了总检察长这个重担。

供稿：罗胜前    录入：罗训森    2015.10.11    于福州

天顺元年（1457），镇守中官罗珪奏：“罕落法与所部交攻，遣人求援。臣等议委南宁伯毛胜，都督胡志量调官军，相机剿捕。”帝以非犯边疆，不许。

天顺四年（1460），命中官罗永之浙江、罗珪之云南、冯让之福建、何能之四川。

——《明史》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6.29    于福州

罗秉忠，初名克罗俄领占，沙州卫都督佥事困即来子也。兄喃哥既袭父职。

英宗（1436-1449）复命（罗）秉忠为指挥使（正三品），协理卫事。既而喃哥率千二百人内徙，诏居之东昌平山二卫，给田庐什器，所以抚恤甚厚。喃哥卒，（罗）秉忠为都指挥使，代领其众。

英宗北狩，塞上多警。朝议恐降人乘机为变，欲徙之南方。会贵州苗乱，都督毛福寿南征，即擢（罗）秉忠都督佥事（正二品），率所训援剿。积战功至左都督（正一品）。

天顺初（1457），始赐姓名。曹钦之反，番官多从之者。（罗）秉忠亦坐下狱，籍其家。久之，上章自辨，乃得释。

成化初（1465），尚书程信讨山都掌蛮，（罗）秉忠以游击将军从。既抵永宁，分兵六道。（罗）秉忠由金鹅江进，大破之。论功，封顺义伯。

十六年（1480）卒。谥荣壮，子孙世指挥使（正三品）。

——《明史》156卷·本传

罗秉忠，（？-1480）明沙州卫都督佥事困即来子，初名克罗俄。英宗时其兄喃哥袭父职，率部内附。喃哥卒，秉忠为都指挥使，代领其众。积战功至左都督。天顺初始赐姓名。后又以功封顺义伯，卒谥荣壮。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6.7    于福州

——初探于右任为罗启疆主修《贵州罗氏族谱》题词之内涵

罗训森

1940年左右，贵州籍抗日名将罗启疆，主修《贵州罗氏族谱》，请得当时许多军政要人题词，如林森、蒋中正、孙科、何应钦、于右任、陈诚、薛岳、龙云等。其中，于右任的题词是

敦族强宗

名人在为族谱题词时，常见、经典的是“敦宗睦族”，即体现修族谱的重要意义，在于敦促宗族和睦。但于老题词，却另有深意，从字面解释：敦促宗族强大！

一字之差，“睦”和“强”，体现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不同层次。

一、敦宗睦族——敦促团结

编修姓氏《族谱》的意义，从祀孔庙、宋代思想家张载在《宗法》一文中，有深刻解释：

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

既有思想家的理论，就会有实践家的活动。宋朝名人欧阳修、苏东坡，创立了修家谱的欧、苏体例，延续、传承至今。

在各姓氏编修本支系族谱时，“收宗族、厚风俗、明谱系世族”，是重要任务，“管摄天下人心，使人不忘本”，是目的。

其衍生的重要目的，就是敦宗睦族——敦促族人团结。

一个宗族，少则几十人，多则成千上万。历史悠久、枝繁叶茂的，甚至有百万之众。平时，族人间，难免有磕磕碰碰，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乘修谱之际，化解矛盾，增强宗族的团结，增加族人的凝聚力。

二、敦族強宗——敦促强大

“认祖归宗”、“敦宗睦族”，这是《族谱》体现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一个层面。在各支系《族谱》的基础上，还有“光宗耀祖”、“敦族强宗”，不同国别、地区、不同支系、更高层面的《通谱》。

2007年5月，《中华罗氏通谱》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后，国内谱牒专家，开始对《通谱》展开研究。博士、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上海市谱牒研究会副会长钱杭，发表了著名的“论《通谱》”，收录在互联网各个搜索引擎的文库中。

专家学者共识：姓氏《通谱》形式，出现在唐未五代初。而著名诗人罗隐和邺王罗绍威主编的《罗氏通谱》正是出现在此时期。笔者未见有更早的《姓氏通谱》史料记载。

《罗氏通谱》是否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通谱》，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

两个以上不同支系的同姓人，合修《通谱》，其目的、功用，显然和单一支系的《族谱》不同。

“敢将衰弱附强宗”，这是《四库全书》·《全唐诗》·《罗隐诗集》中，罗隐写给罗绍威的诗句。它形象、生动地阐释了《罗氏通谱》的目的——强宗！

于右任老先生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肯定阅读过《全唐诗》。《罗隐诗集》是政界名人，如毛泽东等人，必读之书，于老也是了然于胸。他题在《贵州罗氏族谱》中的“敦族强宗”，藏有罗隐和罗绍威等人《通谱》的典故。他将《贵州罗氏族谱》提升至《罗氏通谱》的层面：不但要“敦宗睦族”，还要“敦族强宗”。

2001年以来，韩国罗州罗氏中央宗亲会、新加坡南洋罗氏公会、马来西亚罗氏公会、泰国罗氏宗亲总会、印尼罗氏宗亲总会、柬埔寨罗氏宗亲会、台湾赖罗傅宗亲联谊总会、香港罗氏宗亲会等海内外罗氏文化组织及宗彦贤达支持、参与了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的编纂、出版。

2014年，中华罗氏通谱编纂委员会重启续修《中华罗氏通谱》文化工程，理应传承、创新唐未五代初的《罗氏通谱》文化，在“敦宗睦族”的基础上，结合当代实际，充分应用各种高科技技术——“敦族强宗”。

                                                      201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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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录入：罗训森 2015.5.24   于福州

罗典，字慎斋，祖选，父作慧，并有隐德。典少凝重，容貌魁梧，性质刚方。

乾隆十二年（1747），乡举第；十六年（1751），用庶吉士，授编修，督学四川，以造士育才为职。每按试，先集诸生讲诲，试毕，复奖饬之。严而可亲，士臂感服。

行部闻诵读声，下舆入叩所学，开陈得失，曰：师儒教育，道在亲洽，非宫中程式也。

闾中，合治狱不平，生徒聚诉，保宁府知府牒镇将发兵，捕系百余人，城中汹淘。典至，诉者塞涂。典谕曰：即有处，下檄提调出诸生应试。知府愠告镇将，诣典怵以纵叛。典曰：诸生叛耶？若据府牒擅发兵，吾行人告矣。待其试毕，令归案于镇府，亦无所伤也。府乃出之，亦辽寝其事。省城传言，保宁且有大变，总督曰：“学使必能办。”其敏决静镇皆如此。

转监察御史、吏科给事中，迁鸿胪少卿。凡再充会试同考官、河南乡试考官，有“鉴街”之誉。提学王鸣盛宠妾，其妻以年家诉于典，典隐其事，假滥用。夫马劾之鸣盛，文学有盛名，坐降官，江南朝官皆不直典，典不自安，乞归。高宗语诸大臣，尝称典诚朴，或告以上方向用，曷少留典，曰：请而中辍是作伪也。遂以母老请终养。

及归，主讲岳麓。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覃思幽微，多有心得。所著诗，管见、字句、诠释，能补毛、郑之略。唯论喜新异传者，怪焉。巡抚因事忤典，遂疏劾其谬讼。上曰：罗典学问优长，非汝所及。

及后，重宴鹿鸣，例有恩赏。奏入，仁宗复责典，急于引退，无宣力之义，无庸加衔。然后知典见知两朝，殊异诸词臣矣。

典廉峻正直，其掌工科，当核工例馈茶金，不问工作物价。典一无所纳，舆众格格，虚目销领，哲咸嫉之。戊午（1778）乡试，吏割彭莪卷，以支易他名，举第一。事发，请馈莪万金，掩覆其事。典持不可，自监临，以下皆得咎。

其受业弟子、知举门生显达者百数。岁时，闪遗俱莫敢致银币。身后无余财。年九十卒。祀乡贤。

罗典，字徽五，号慎斋，湘潭人，乾隆丁卯（1747）乡试第一，辛未（1751）进士。

选庶吉士，授编修，转御史。历吏、工二科掌印给事中，擢鸿胪寺少卿，两主河南乡试，一为四川学政，典以学政非专衡文，当以育才为本，每按试，先集诸生讲学，听者悚动。试毕，复进而规诲之，在途闻乡塾书声，下舆入叩所学，示以法式。将试保宁，诸生某被诬下狱，生徒聚诉于府，府遂牒镇将发兵捕百余人系狱。典至檄府出生应试，府嗾镇将诣典，讽以纵叛，典正色折之，事得解。

以母老乞养归，主岳麓书院二十七年，教学者，以坚定得性明，习时务。门下士发名成业者数百人。

性刚介，任工科时，有蠹胥乘大工作，希冒销赂三千金，弗纳，乃痛惩之。后按款核销，无敢虚冒。为学政时，尽革陋规。及主讲席，修脯所入，除给饔飧外，悉以增葺书院。嘉庆丁卯（1807），重宴鹿鸣。是年卒，年九十，祀乡贤。

——《湖南通志》

罗典，字徽五，湖南湘潭人，乾隆辛未进士。三十二年由翰林任四川学政，性和而介，苞苴不入，校士日坐堂皇，手定甲乙，过市闻书声，辄降舆入馆为之讲书。有以读体制为訾议者，典曰：“学政职在教化，随时随地皆当讲掖，岂深居简出为严重耶？”论文喜奇，古注经亦多别解。然宗尚古注，蜀士之知从汉学者，自典始。著有《读易管见》八卷，刊行蜀中。

——《四川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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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20    于福州

罗哲，字以恒，1902年6月13日，出生在湘潭县十三都三甲(今属株洲县马家河乡)的一户农民家庭。有兄弟四人，他最小。十岁入学，十四岁考取湘潭县高等小学。1918年毕业后，父亲认为读书花钱多，几次要他回家种田，但他没有回家，而是到长沙考取湖南高等工业学校，然后请叔叔替他向父亲说情。几经周折，父亲答应了，他的升学愿望终于实现。

罗哲在长沙求学期间，积极参加正在蓬勃兴起的爱国学生运动。他作为高等工业学校的代表，参加省学联的筹备工作。在学校广泛开展组建爱国十人团和义务团的活动，积极参与学校创办的《岳麓周刊》，还参加向赵恒惕军阀政府的示威请愿斗争。由于他斗争坚决，工作积极，逐渐成为学生运动骨干，并得到毛泽东的器重。

1922年，罗哲在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去北京投考国立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后改为中俄大学），选学法政（后为中俄大学法政系）。专修馆主要是培养俄文通材，以备边省及使领馆任用，学生可免纳学费。而他投考专修馆，主要是向往俄国十月革命，争取以后有机会去俄国了解革命情况和学习革命经验。

罗哲在北京，仍然积极参加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领导的学生爱国斗争。特别在1926年“三一八”的请愿斗争中，他以中俄女学请愿代表身份，与请愿队伍一起，冲向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请愿，遭到军警的射击砍杀，罗哲在掩护群众撤退时，脚部被打伤，幸得同学救护脱险。这时，他得知毛泽东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消息，决心去那里学习。伤治好后，他就来到广州，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是年夏，经毛泽东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是年9月，罗哲奉派回到长沙，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组织干事。他常以特派员身份，到各县考察农民运动。12月，他见到来长沙参加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的毛泽东，向毛泽东提供了有关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1927年初，毛泽东在湖南考察五县农民运动后，他被调去武汉协助筹建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2月，他同爱人曹云芳一起，随毛泽东、杨开慧到了武昌，任全国农民协会筹委会秘书，负责处理一些日常工作。及至上海“四一二”政变后，武汉的局势也一天天紧张起来。这时罗哲同曹云芳搬到都堤府41号毛泽东寓所。毛泽东、杨开慧住前院，他和曹云芳住后院，他常随毛泽东同彭湃、夏明翰等谈论革命前途问题。不久，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湘潭县东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谭惠等去武汉找到罗哲，一起向毛泽东请示今后进行革命工作的办法。毛泽东要他们回去秘密恢复农会，准备武装斗争。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时，他受毛泽东的派遣，潜回长沙了解情况。党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到湖南组织秋收起义。他又和毛泽东在湖南省委的秘密机关工作了一个短的时期。月底，毛泽东从长沙去安源，而罗哲化名杨国华，回到湘潭，从事组织武装起义的工作。

罗哲到湘潭不久，中共湘潭县工作委员会成立，他担任组织委员。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奔走于易俗河、株洲镇、朱亭等地，联络同志，恢复党的组织，发展革命武装。经过他和县工委几个月的努力，全县恢复、建立了三十多个党支部，党员达四百人。农民武装也有了发展，并开展攻打团防局，消灭清乡队，镇压恶霸地主的斗争。如在东二区、东三区，分别镇压了有严重罪行的黄十一和唐甫升，使其他土豪劣绅都受到很大的震动。但这些工作的进展，并不能扭转整个局势。特别在12月，湖南省委派刘义从安源来湘潭任县工委书记以后，虽然县委拟定的冬季总暴动计划正在加紧进行，而省委从安源运给县委的一批武器，在株洲因敌人封锁严密受阻，仅取回一支马枪。原计划由县挨户团副团长黄逸夫(共产党员)在年关率两个排举行武装起义，又因事泄而失败。隐蔽在株洲农村的一支工农武装，在1928年2月27日参加攻打醴陵县城时又溃散，形势的进一步逆转，对他的工作越来越不利。

1928年8月间，湘潭县当局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搜捕和屠杀日益加剧，罗哲更是他们搜捕的重要对象，但却找不到他的住处。一天，有两个国民党县政府的侦缉员突然进屋盘查，他们夫妻看到情况不对，立即借口小女孩的事而高声争吵起来。这两个侦缉员看到他夫妇吵得厉害，随便问几句就走了。当晚，他把家人全部撤走。第二天，又同县委委员张碧池等组织转移。这时，县委与上级党组织已失去联系，刘义、成振清等去上海寻找党中央。为了坚持工作，他又继宁迪卿之后担任县委书记，与张碧池在易俗河裕三仁粮栈设置地下联络站和湘中通讯机关，并配合县委委员张宗汉开展地下武装斗争。

9月，省委机关工作人员李韵均、袁汉臣被捕，供出了罗哲的住处，省清乡督办署密电湘潭县清乡委员会缉拿。9月8日清晨，他的住处被叛徒袁汉臣带领的军警包围，他们夫妇和张碧池一起被捕。

罗哲夫妇被押送长沙陆军监狱。虽备受严刑折磨，坚不吐实，巍然不屈。他还乘机嘱咐妻子，只说自己在家带小孩，什么也不知道，一切都是他干的。并说，如果我死了，也不要着急，好好抚养两个孩子，让她们继承革命事业！

1928年10月23日，罗哲被敌人枪杀于长沙浏阳门外，临刑时，敌人用脚踢他跪下，他反而一跃而起，大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他就这样挺立在敌人面前慷慨起义。

1956年8月11日，毛泽东给罗哲烈士夫人曹云芳写信说：“1945年在重庆的时候，见到张维兄，曾打听你们的下落；现知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酌量处理。”并为墓碑题了字。上述那座烈士墓，就是当地政府在一处苍松翠柏的山坡上修建的。

（陈纪洋）

附：资料一

罗哲烈士传略

曹云芳

罗哲，字以恒，株洲县马家河打板塘人。1902年9月16日生，家世以农为业，兄弟四人，罗哲最小，人称他“以恒满爷”。父亲和三个哥哥都是勤劳俭朴，严于管家的人，到罗哲出生后，家庭逐渐富裕起来；但家里没有一个读书的，到罗哲十岁时，他父亲就送他到私塾读书。他在乡师教育下，发奋学习，进步较快，十四岁就跑到湘潭县城考取高等小学，但这是违反他父亲心愿的。原来他父亲的想法是：让罗哲在乡下读点书，能写会算，将来能管好家就罢了。现见罗哲外出升学，就大发雷霆，骂了罗哲一顿。经族戚说情之后，才勉强答应了。高小毕业后，他父亲又严厉地对他说：“读书多了又无用，快回家给我作田。”罗哲当面不吭声，背地却积极准备，先到长沙考取了高等工业学校，然后由支持自己读书的叔叔罗石乌向父亲说情。经过几番波折，终于使惜钱如命的父亲答应了，他继续得以升学。但在读书期间，经费仍要受到严格限制。他却毫不在乎，总是用“艰苦”二字与困难周旋。他爱看书，但没有钱买书，就向同学借来看，紧要的书，他就利用业余时间手抄笔记，每天总是手不释卷，并好和同学论史吟诗，交换心得。生活上总是粗衣布鞋，省吃省用，衣服脏了自己洗，破了自己补，含辛茹苦，生活始终充满着活力。有次，同学们见他的棉衣破旧不堪，就笑问：“你这件棉衣穿了几代了，还有点暖气么？”罗哲却满不在乎，一笑了之。

罗哲在长沙高工读书，从1918年至1922年，达四年之久。这一时期，正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和共产党创建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民学会、湘区党委以长沙为阵地，在湖南领导工人、学生及各界人士，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罗哲以满腔热情，参加这些运动，并成为学生中积极分子。每次罢课，他总被推选为学校代表，东奔西走，联络各方。记得有次他率领全校学生，在湖南学联的统一领导下，浩浩荡荡向赵恒惕请愿，为了坚持斗争的胜利，他忍饥挨饿，甚至通宵不眠，劳累了，就坐在地上打一会盹，又继续战斗。这次，终因劳累过度了，患了一场大病。由于他在革命的风浪中，显露头角，这一期间，就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赏识。

1922年秋，罗哲在高工毕业后，就去北京投考大学。因去晚了，误了考期，就考入北京俄文政法学校。他在这里读了四年书。这时北京在北方党委和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掀起了“召开国民会议”、“五卅”、“关税自主”、“三一八”等多次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在北洋军阀的心脏，燃烧起熊熊的革命烈火。在这些红色风暴的熏陶中，罗哲这颗年青有为的心，越来越火热。他一面奋勉求学，广结同志，一面学习马列，积极战斗。1926年3月18日，为了抗议日本联合八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罪行，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余万人的抗议大会，要求驱逐八国公使。会后，又组织两千人的请愿团，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请愿。罗哲再次被学校选为代表，率领本校同学，随同请愿队伍直奔北洋军阀政府。在与军警搏斗中，当场死者有刘和珍等45人。罗哲挺身向前，当被击伤脚部，血流不止，幸被同学急救回校。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称这日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罗哲在这次斗争中，也深刻认识到北洋军阀政府勾结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的反动本质，使他斗争的方向越来越明确，斗争的意志越来越坚决。他得知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办农运讲习所时，在治好脚伤之后，毅然离开北京，去到广州，任农运讲习所的教员。就在这时，毛泽东同志培养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8月，罗哲由广州调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组织干事。他去临武县作过一个时期调查后，以特派员身份，往来于粤汉铁路各县考察农运和传达省农协的指示。他去过衡阳第三师范，也不时回到马家河地区，向乡亲们了解农运情况和研讨一些问题。1927年初，毛泽东同志回湖南考察五县农运情况后，去武汉筹备全国农协会。罗哲和我一道随毛泽东到了武昌，我们住在武昌斗级营旅社，随后又迁到湖北省农协会。毛泽东同志住在武昌督府堤44号。罗哲任全国农协筹委会秘书，协助毛泽东同志筹备全国农协会的工作。他每天在外活动之后，回来总要到毛泽东同志那里汇报和请示工作。那时，各地农民还送来一些罪大恶极的豪劣，都交罗哲处理。他在百忙中还经常注意培养教育我和姨侄张以森，指导阅读马列著作和其他进步书籍，讲解革命道理，鼓励我们进步。由于他的启发和教导，使我和张以森很快被批准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由吴玉章介绍我们去中央组织部工作，在一起工作的还有何保珍等同志。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局势一天天恶化。由于三道街的寓所经常有各方面的负责人开会，罗哲要我们腾出寓所做会场，于是我们就搬到督府堤44号毛泽东同志的寓所。他住前院，我们住后院。罗哲时常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商讨工作，分析局势的演变，决定斗争策略，大家无不佩服毛泽东同志学识的渊博，洞察局势的敏锐，使大家在白色恐怖下，充满着斗争胜利的希望。十万农民攻打许克祥失败后，东二区农协委员长谭惠等一大批人去武汉找到罗哲，汇报反动派大屠杀的罪行。罗哲很气愤，就组织大批湖南来的同志，直找唐生智质问。罗哲一见唐生智就问道：我们办农会有什么错，为什么要纵容部下杀人？唐生智说：你们行动过火了，乱糟糟的，连城隍庙的菩萨也打了。谭惠说：城隍庙是迎神供佛的地方，那些木菩萨是哑巴劣绅，是应该打倒的。唐大动肝火，怒目挥手，大声道：你们这些遭刀砍的，快退出去，快退出去！罗哲见唐已翻脸，就率领大家去找毛泽东同志请示办法。在督府堤住所毛泽东同志接见了部分代表，指示大家回去恢复农会，准备武装斗争，并给他们回家路费。

这时，武汉局势一天天紧张，罗哲也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回长沙了解情况，准备秋收暴动。罗哲在长沙秘密活动了一个时期，即将敌我情况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写给我们的家信，也是附在一起转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被派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他找到一列为党内同志掌握的火车，把我和杨开慧全家带到长沙。当时，敌人反共大屠杀越来越凶，毛泽东指挥我们暂时疏散活动。到八月下旬，湖南省委秘密机关设在长沙北门外喜鹊桥沈家大屋，罗哲就带我来到这里住下，又和毛泽东、杨开慧等同志在一起工作。当时，罗哲在军委专门负责起义的枪枝弹药的收集任务，工作十分紧张，总是很早出去，夜深回来，累得通身大汗。每次出去，总是草帽、草鞋、旧布衣，手提腰篮，扮作收蛋的小贩，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四出活动，草鞋走穿了底，满身灰尘，脸皮晒得又黑又瘦，经常饭也顾不着吃，但他毫不在意。有时我见他很晚回来，没有吃饭，就起来给他做饭、打水，他总是拒绝，或者干脆自己动手。他经常对我说：只要你很好学习，努力工作，我就高兴，不要为我个人操劳。罗哲不仅性情温和，耐劳吃苦，而且遇事沉毅勇敢，经常偷偷运着一批批的弹药，在险恶的环境中巧避敌人，毫无惧色。有次一艘装运弹药的船，不幸被敌人查获，他机智地避开了。他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之后，又另找新的途径，继续战斗。他对我说：现在出去吉凶难测，但切不要为我担心，就是出了事，也不要着急，搞革命是人人应尽之责。蒋介石这样恶劣，如果不把他干掉，革命难以成功。你们工作也要多加小心。毛泽东同志对罗哲很关心，每当罗哲外出来未归时，总是象慈母一样念叨着，罗哲为什么还不见回？有时夜深了，还到房门口问道，罗哲回来了吗？直到罗哲答应了才放心。罗哲也很关心毛泽东同志，每天吩咐我，要小心防范，不要使机关出了乱子，润之同志来问时，只说我晚点就回来，不要使他挂念。这差不多是每天出门时要关照我的话。

九月初，毛泽东同志因下乡组织起义，离开了长沙，罗哲也奉命回到湘潭参加起义。我们一起迁居湘潭县城朱家大屋。当时，杨昭植同志壮烈牺牲，原有湘潭县党的组织已被破坏。党派罗学瓒、成正青、张忠廉等同志来湘潭恢复党的机构，建立县工作委员会，领导湘潭地区秋收起义，由罗学瓒任书记，罗哲任组织部长，改名为杨国华。这时，党的任务是：继续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工农群众，组织起义，打击白色恐怖，夺取革命阵地。工作十分艰险。在白色恐怖下，他奔走易俗河、株洲、朱亭等地，风餐露宿，联络同志，组织暴动。记得有一次，他去朱亭等活动了18天，夜深回来，一开门只见他弄得衣服褴褛，面容枯瘦。我惊问他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他笑而不答。那晚北风呼呼，天下大雪，他竟不许我起床，坚持自己烧水洗脚，自己弄饭吃。他边做饭边安慰我说：搞工作，只要小心谨慎，依靠群众，就不成问题，你不要为我太操心了。

1928年3月，由于党的有效活动，湘潭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已基本恢复，暴动武装已粗具规模，并已开展攻打团防局，镇压豪绅恶霸，宣传井岗山的胜利等工作，使反动派大为震惊。于是国民党又加强反动武装，开始了再一次的大屠杀，并到处搜捕革命同志。在紧急关头，罗哲既沉着又机智。一日，正当我们商讨对策时，突然来了两个国民党的侦缉员进屋内盘查。他们阴阳怪气，查问甚严，刚到罗哲面前，恰巧小女天亚在罗哲怀抱中拉了一把屎，弄脏了衣服。罗哲随即向我使了个眼色，于是我借题发挥，大骂罗哲不会照看小孩，他也装作生气，两人就激烈地吵闹起来。那个家伙前来查问时，罗哲边骂边答，敷衍了几句，又继续同我吵起来。那两个家伙，真以为夫妻吵架，呆了一会，就无精打彩地走了。

只隔几日，住在我们隔壁的张仪等同志，突然因叛徒出卖，被反动派捕去。当时，敌人虽还没有到我家搜捕，但情况十分危急，一时又摸不清底细。罗哲当天晚上就摆了个空城计，家里人员全部离开机关，东西一点不动，并照常在室内点着一盏煤油灯，不惊动左邻右舍，悄悄地离开住地。次日，张仪被敌人杀害在稻麦巷后，罗哲偷偷地回家探虚实，忽然发现门上已被公安局封了，误认为机关已被敌人发觉，寻思不妙。因里面既有衣服，更重要的还有党的机密文件，为了保卫党的机密，罗哲还是大胆的找了一户邻居询问原因，方知机关并未暴露，是因早上有个挑水卖的人推门进来，见屋里无人，就报公安局查封的。这时罗哲便昂首阔步直去公安局找封门的伪警说，昨天我母亲重病，我们全家都下乡去了，请了一个临时女工看屋，不知她怎么跑了，还不知偷走了我什么东西，请你们启封检查。这些家伙封门，原也心中无数，今见罗哲理直气壮，自请启封检查，就问了一些情况，随罗哲一路走来启封。途中罗哲还热情招待这些家伙喝茶，于是敌人启了封，就掉头走了，让罗哲自己清查损失。罗哲情知敌人虽被暂时哄过，但已不可久留，即和罗学瓒、张碧池等人商量办法，组织退却，学瓒、碧池二人，分居到别处，罗哲与我携带一些衣服，搬到易俗河，一场风险就从容渡过了。

在敌人紧急追捕下，罗学瓒被迫离开湘潭，罗哲继任县委书记，坚持继续战斗。这时，株洲朱亭的起义武装，已先后失败，湘潭城内打入团防局的黄逸夫同志也被敌人杀害，一些党组织先后被敌人破坏，大批同志英勇牺牲，有的则经不住考验，叛变投敌。罗哲这时处境十分艰险，但仍在通过各种秘密途径，力图重整旗鼓。不料，党内一个叫李鲁的叛了变，在长沙向敌人供出了罗哲在易俗河丰裕粮栈的住址。

于是湖南省清乡司令部密电湘潭县缉拿。就在1928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天还未亮，另一叛徒袁汉臣带着四十八个伪军警，把我们的房子团团围住。袁汉臣诱开我们的门，一见罗哲，并厚颜无耻地说：“老罗，没有搞头了，自首吧！”罗哲一听，气冲斗牛，一口唾沫吐上叛徒的嘴脸，怒斥道：“无耻的东西，滚你的。”袁恼羞成怒，即招呼伪军警蜂拥而入，用很粗的绳子将罗哲和我捆起来。他们借着搜查，进行抢掠，连我大哥买米的钱和嫂嫂的衣服都一扫而空。同时被捕的还有张碧池同志，他任县委委员，原是从安源派来的。

反动派捕了罗哲，如获至宝，当日即用专车解送长沙。一路上警戒森严，如临大敌。到了长沙，我们被押禁在陆军监狱。罗哲在男监，我在女监，两个监狱相对，中间只隔几尺宽的天井。在腥秽的四十八天监狱生活中，我们受尽了反动派非人的折磨和凌辱。每天提审，总是从早上六点钟拷问到下午四点，也不给饭吃。罗哲这时虽只二十六岁，但在凶恶的敌人面前，却表现得十分沉着勇敢。经几十日的严刑拷打，他总是挺立法庭，与敌人针锋相对。敌监狱处长在多方拷打失效之后，又巧言引诱说：“罗哲，你年轻有为，只要不坚持错误道路，是很有出息的。”罗哲冷笑道：“我劝你不要来这套，好汉做事好汉当，用不着你假惺惺说长道短。我虽年轻，却有骨气，很瞧不惯你们这些卑鄙无耻的东西。”这家伙气得发抖，粗着脖子叫道：“罗哲，你想死，你想死吗？”罗哲也厉声说：“我想不想死，与你不相干，革命者，绝不苟且偷生。”

罗哲在狱中，还不时鼓励我和同监的其他同志坚持斗争，在刚入狱时，他趁着看守人疲困打盹时，轻声对我说：“审问你时，只说在家带小孩，什么也不知道，逼得太紧时，只说一切都是我干的，切不讲其他任何人。”当时，我的一对双生女孩出生不久，每天喂奶由家人抱进抱出。罗哲总是利用这个方便，递条子给我和其他同志，鼓励我们要坚强，要经得起考验。有次他对我说：能出去，就出去，不能出去，为革命牺牲也是英雄好汉。如果我被害，你能活着也不要着急，好好抚养了这两个孩子，让她继承革命事业也是好的。他在监狱中从没有停止过战斗，还写诗词，以鼓励同志。他还很关心同监的难友。一天，他见一个难友没有衣换，自己有两套，就拿了一套给难友，自己没换的就拿我的衣服。罗哲这种友爱和坚强勇敢的精神，一直在鼓励着难友战斗，尤其使我在敌人面前经得起严峻的考验。他是我的丈夫，也是我的同志、领导和革命精神的鼓舞者。

这时，亲族中有许多人正在营救罗哲，有的还直接和何键打交道，何说：“要罗哲出狱不难，只要他肯自首悔过。”这个族人只得借探监的机会把营救的结果告诉罗哲，并问道：“事已如此，你看怎么办？”罗哲却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能出卖革命，既不能放我出去，有死而已，请不必为我操劳。”他堂叔罗石乌又急忙写了一张保禀，动员许多邻居签名，联合向伪省政府要求释放罗哲，何键看了很惊慌，急忙在街头出了张告示，严厉指责联名求保者是乡民无知，并威胁要严加查究。

1928年农历9月11日，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就在这天，我和其他难友被判了徒刑，罗哲和张碧池则被判处死刑。据目睹者告诉我，罗哲就义地点是长沙浏阳门外，就义时，极为壮烈。赴刑途中也不肯沉默，还不断大骂国民党反动派。伪兵凶狠地以刺刀裂其口，鲜血直流，仍大骂不止。临刑，刽子手强制他跪下，他既不肯跪着生，也不肯跪着死，敌人用脚踢他跪下，他一跃而起，高呼共产党万岁！他终于是站着死的。当时，成千上万的群众，目睹他这种壮烈情景，无不为之酸鼻。

罗哲牺牲已五十多年了，他的血和无数先烈的血液已汇成大洪流，冲开了几千年反动的厚墙，淹死了反革命，开辟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并不断鼓舞我和他的后代奋勇前进。解放后，伟大领袖毛主席还经常怀念罗哲，他老人家在1956年10月11日写信给我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并汇款三百元为罗哲修墓，还亲笔题“罗哲烈士之墓”，以表彰先烈。有诗赞云：

少壮攻诗史，雄谈激友朋；在家成逆子（注），为国作先锋。

时肩党使命，奔走江农中；仗剑驰湘鄂，飞缨缚虎龙。

长潭传义檄，衡岳镇西风；秋收计不就，喋血坠囚笼。

受尽千刑苦，犹增赤胆红；至今星落处，湘水怒涛汹！

罗立洲　整理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注：罗哲一生没有向家里寄过钱，在秋收暴动时，还常从家里搞钱，以支持革命。他父亲骂他不回钱养亲，还从家搞钱出去，是忤逆不孝。

1. 曹云芳的回忆；（曹云芳，罗哲夫人）

2. 1927年湖南民报谢觉哉写的《纪念3·18一周年》；

3. 鲁迅《无花的蔷薇》、《纪念刘和珍》及其注释；

4. 李大钊传；

5. 湖南省清乡委员会的报告；

6. 周和老人的回忆；

7. 当地有关调查。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4.9    于厦门

罗正纬，湖南湘潭人（现为株洲市），属于马家河罗氏支系。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创办人之一。毛泽东青年时代曾在该校读过书（据《毛泽东书信选集》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3.30  于福州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4.9.30

罗立洲    范寅铮

（一）

罗学瓒，号荣熙，湖南湘潭县人。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马家河南岸的一个农民家庭。兄弟三人，他居长；但在叔伯兄弟中，他排行第二。九岁时（一九O二年），祖父罗谨菴送他去私塾念书，想把他培养成一个能写会算的人。两年后，祖父为了让所有孙儿都能读书，请来一位塾师，在家设塾课读。在私塾中，他是一个肯用功的学生，成绩好，很得祖父的欢心。十三岁时（一九O六年），又特地送他去离家八里的青龙桥罗氏明德两等小学校读书，并在校寄宿。这是罗氏族姓进步人士用祠产办的一所学校。这里的老师，大都是赞成社会改革的人，学校风气较为开放。他在这里读了六年，学习了语文、历史、地理、数学、自然等课程，初步打下了现代文化知识的基础，成了家里第一个有学问的人。

一九一二年，罗学瓒在罗氏明德两等小学毕业时，已经年满十八岁，祖父不肯让他再读书了。但他求学心切，私自考取了县立湘潭中学。旋因祖父不肯为他拿出每年六、七十块银元的学费，以致不能入学。于是，他去长沙报考不要学费，还能给学生补助生活费用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才得以实现继续求学的愿望。不久，第四师范并入省立第一师范，他被编入第一师范第八班，与毛泽东同班同学。

罗学瓒能来长沙读书，得力于教师罗拔卿等人的赞助。这是他从事真理探索的一个重要起点。在一师读书的五年期间，在良师益友的切磋熏陶下，他的思想境界上升到比较高的程度，这在他的文章、日记、书信和诗词中可以看得出来。由于学校新思潮的影响，他在罗氏明德两等小学校时，开始理解个人与天下国家的关系。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人当视天下犹一家，视中国犹一身。故天下有患，曰：我家之患也；中国有难，曰：我身之难也。我身家之患难，我必思有以排去之，义务也。”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曾经促使他关心社会政治，促使他探索一些事理，而不只是满足于知识的追求。到了第一师范后，他的写作尤多，从现在保留的遗墨来看，无论在“治学”、“持身”、“交友”、“感时”等方面，都反映出他忧国匡时的抱负和志向。他曾坚决表示：“人不为颓俗所移，遂可以转移颓俗”。

罗学瓒治学勤奋，孜孜不倦。在一师写的日记中，有许多关于自己怎样读书的记载：

“晨起读国文，熟读新受者，然后温习前读者。读书必先阅过一次，细考其中章句、段落，与解释其难字难句，然后再读，不然则囫囵吞枣，与不读无异。”

“午后功课完毕，照每日所授之功课有欲练习者，即日练习完毕。不可今日等待明日，明日等待后日，致日积月累，练习既难，记忆又忘，且心常念虑，废日旷时，莫此为甚。”

为了鞭策自己努力求学，他还给自己的课余时间，定了一张每日必做的“功课表”，“在家时切实践属之”。

“晨起往野外行呼吸运动

早餐前读韩文

早餐后阅史十页

中餐前写大字一张

中餐后读英文

晚餐前野外游息或谈诗

晚餐后写日记

有余暇，阅杂志。有事缺课，须补读。”

这种发奋读书的习惯，曾引起视力衰退。他在日记中批评自己说：“余读书不好运动，不如休止，虽是好处，亦最是不好处。盖所益者知识，所损者身体。”又说：“余近来目力甚薄弱，蒙昧不堪，此由于黄昏时阅读不止之故。私念学问所以发达吾人之心思材力，若是者益少而害多，失为学之道矣。”于是他决定早起晚餐后“不阅书”，因为之时的光线不足或光线渐暗的缘故。

他很注意学以致用，认为“吾侪受教育之人，亦即救吾国之人。”“维持国本，改良风俗，普及教育”，“此固吾人之任，责无旁贷者也”。为了担负起这一责任，他认为应该“伤心家国事，勇猛直前行，不知今日乐，不顾后来身。”他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正是为了要把自己锻炼成为“救吾国之人”，才这样发奋求学的。

他持身严谨，尤注重身志之锻炼。他认为：“身体之不强，不足以为事，意志之不强，不足以成事。”他表示要在身志两方面“力加注意，必求有以护奉之。学以求其方，守以定其志。”但怎样在日常生活中，达到“求方”、“定志”的身志锻炼呢？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两件事：有次天气寒冷，他没有穿长袍御寒而得了病，因此想到“朋辈衣服多有薄于余者。尝观市井中乞丐，于冬雪纷降盈尺之时，每有薄衣如吾侪夏秋者。彼何人也，何以能如是，我亦人也，又何以不能如是？”他认为是“不知练习筋肤之故”。不注重锻炼的人，“岂独不能寒，且又不能暑。寒暑犹人之大敌，今日不畏寒暑，即后日不畏大敌，其事甚微，其关（系）甚大。”基于这种认识，于是“虽病不忧，虽寒不顾，不数日而病愈。”他由此体会到身志锻炼之重要，认为“医药没有这样的灵验”。“是知吾人之病，由吾人自长之，而又惟吾自医之，此中自有良法，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他还用两句话概括这件事的心得，叫做“习惯成自然，改过患不勇。”

另一件事是学游泳。他的日记有初学游泳情况的记述：“今日下午，与同学游泳，初在浅水，颇以为难；继学没泅，能没泅斯不畏难矣，继即可以浮矣。”还有一段在秋末冬初游泳的记述：“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泳。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亦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力气，不得谓非运动之最有益才，人言固足信哉？”还有一节坚持冬天冷浴的记载：“余前数日，因浴冷水，致身痛头昏。休养数日，少饮食，多运动，今日已痊愈。复与毛泽东等往河干洗擦身体一番，大好畅快。”

在身志锻炼方面，尤注重克服畏难情绪。他认为：“畏难之心，万不可有，畏难之人，不可以为人。”但怎样做到不畏难呢？在于勤劳和力行。他认为：“身体安逸，惮于行役，议论有余，力行不足。所以，事当为而莫不为，或为之而不尽其力，此事之所以失败也。”因此，他认定“夫士贵乎勤劳，勤劳岂止于读书？练达世清，识清世务，在所当勤也。”在日记中，他记载了用“勤”来克服“惮于行役”的一件事：“吾在校已五年，前往返省垣，惮于行役，无不行路坐车。此次年假，见诸同学有百里之路程，多能徒步以归者，遂因亦徒步归，至校亦如是，并不知其苦，且较闷坐舟中，反觉爽快，是畏难之心，万不可有也。”

克服畏难情绪之另一要诀，在于要有决断。他常说，为人应当“忘所当忘，断所当断，行所当行，住（止）所当住（止）。”又说，这是“养身的要诀”。他最反对那种“志气委靡，举止卑下，既无忧世忧民之心，复无有作有之毅，教既非为人之教，学亦非为己之学”的学风。认为学校“有数种人最无用：如终日低头读死书之人，不好运动之人，不阅报之人及一味消极之人。”认为这样的人，“即是社会一废人，或为害社会之一人。”他为这些人感到“惶然憎惧”，告诫自己不要做这样的人，并随时用“而己则如何？不可不勉”来责问自己。他认为“圣贤豪杰，别无过人处，只在能行所知而已。”用知来指导行，坚持知和行为的统一，这是当年进步知识青年可贵的情操之一。他在持身方面是坚持这样的标准的。

在求学过程中，他非常重视朋友的交往，认为这是人“欲有为于社会”的重要基础。他在日记写道：“人将欲有为于社会，安能特立独行，不求助于人乎？异日多望于人，今日岂能不交友乎？不化于人可矣，不交于人，非所以处世也。”但选择什么样的朋友？他给自己定了“三不交”的原则：第一是有势利的人不交，不但不交，而且应当远离他；第二是品行卑污、无远大志向的人不交；第三是好谄谀之人不交。他还特别提出对那些好谄谀之人，要倍加警惕，以为事情往往败在那些谄我者的手里。他说：“荀子谓谄谀我者吾贼也。吾尝思之，凡教师朋友，告我以过者，未尝不加惧，谀我以善者，未尝不加喜。惧者成事之基，喜者败事之由。大凡人心莫不好谀而恶过，又莫不败于好谀，此则谀我者，败我者也，岂非吾人之贼乎！”至于如何看待一个人的品质，他认为：“观人不必枝枝节节，只可观其志向如何。尤不可使人以言，使人以言，鲜有不受其欺者。”对待别人，他认为：“好人当知其所短，恶人当知其所长。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而说人尽善尽美，或穷恶极罪，可乎？要之，我非好恶于其人，实好恶其善恶。能如此，足以言好恶矣！”他还认为朋友交往之间，不应当“嫉才”，他说：如“我立志为救世救民，彼有才能救世救民，彼即是为我做事，为我担忧，即我是一助手，易于成功。若是，则当敬其人之不暇，何有于嫉？”在这里，他是把交友放在立志救国救民这个总目标下的。他在一师同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学的密切交往，以至后来共同组成新民学会，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目标，才走到一起来的。

在他的作文和日记中，对于时事多所抨击。起初，他对于帝国主义虽然深恶痛绝，但对政府尚抱有希望。一九一四年，当他阅报得知“日本兵又有侵掠济南之消息，心甚不快”之后，曾大声疾呼，“政府其预为备，国民其预为备！”然而，当时袁世凯当权，是一个投靠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复辟帝制的政府。对于这样的政府，是不能期望它领导国民抵抗侵略的。过了两年，他看清了这一现实，在一九一六年五月七日的日记中，抒发了“时局不可为”的感叹。他说：“今日为阳历五月七日。去年日本以二十一条向我下最后通牒之日也。去岁当此时，举国若狂，抵制日货也，救国储金也，演说国耻也，怀耻发奋，拟若有为。今日仅逾年耳，国人尽忘之矣。耻而可忘，安望其有救于国乎？”他认为军阀都是一些“不仁不义的豺狼”；而国会的议员，大都不过是一些“种祸之媒”，是一些“人品不齐，不审国家情况，徒以学理嚣张，捭阖纵横，睥睨一切”的家伙，因之给国家酿成许多大祸，所以他主张再搞革命。当他“最敬佩的人”康有为支持张勋搞复辟时，他也不禁发出“不识康氏何以乖谬至此”的慨叹！

上述是他求学时代的日记的一小部分。在当时各种思潮的影响下，他还不能辨别什么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真理，但可以看出，同毛泽东等同学一样，他是一个有思想、有志气的青年。只要他认为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他就认真去做，而且敢于否定过去的某些看法，认真探索新的事物，提出新的见解，这是十分可贵的。就拿“教育救国论”来说吧，有个时期，他也曾赞成过，如写文章进行改革教育的探讨；写信给家乡父老提倡办乡校族校，发展国民教育；同塾师商讨改进教学方法，适应时代需要等等。但结果怎样呢？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教育救国，人人言之，然我国从事教育已十余年矣，而不收良好效果，其故又安在哉？”他研讨的结果，认为首先要改革社会，社会不改革，谈教育救国，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他过去有过各种各样的救国理想，也设计过许多种救国方案，虽然在实践的检验中，感到行不通，而被自己否定掉，但他并没有因此在前进的道路上退却下来，而是把它当做一种推动自己前进的动力。事实也正是如此。经过许多周折，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真正救国救民的真理。

这里还要着重提及的，是他在求学期间，写了许多篇抒发豪情、脍炙人口的诗篇，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他那种“不言家与身”，“赤胆为将来”的崇高思想和革命精神。如他的《自勉》诗写道：“不患不能柔，惟患不能刚。惟刚斯不惧，惟刚斯有为。将肩挑日月，天地等尘埃，何言乎富贵，赤胆为将来！”他还有一首《咏怀》诗写道：“龙蛇争大地，豹虎满寰瀛，蹂躏无余地，巢空草木惊。安得异人起，拔剑扫妖氛，倾洋涤宇宙，重建此乾坤，一同登乐国，万世庆升平。”这就把全国人民在内忧外患的痛苦熬煎下，渴望革命的迫切心情完全表达出来了。至于自己应该怎样奋斗呢？他在三首《随感》的诗中，有一首这样写道：“我心如不乐，移足晤故人，故人留我饮，待我如嘉宾。开怀天下事，不言家与身。登高翘首望，万物杂然陈。光芒垂万丈，何畏鬼妖精？奋我匣中剑，斩此冤孽根。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这首诗写于一九一八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一年。这时，他正在实践自己的诺言，同毛泽东等革命志士一道，正以“迅猛直前行”的精神，大踏步走向革命洪流的前列。

把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联合在一起，共同从事走向社会、创建“为社会谋改革”的事业，这是他同毛泽东等同学的重要活动之一。一九一七年十月间，毛泽东曾倡导组织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他积极赞助这一筹备活动。在一则日记里，他这样记着：“毛君泽东发起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余甚赞成，盖有数利：一、谋求湘潭教育，宜有团体；二、吾人以文会友；三、有团体不致持特立独行，宜有所遗；四、异日为小学教师，应兴应革，互策进行，不致孤寡”校友会的成立情况，这是农历十二月十四日，他写道：“点名后，在本校成立湘潭校友会，到会共二十人，先由毛泽东报告筹备之手续及开会之理由，然后将本会所拟之规约，逐一报告，互相商榷、通过。公举周名弟为干事，罗学瓒为文牍，商同掌理事会内事务。时已三更，即散会。”全体会员还照了一个集体像。一直到赴法勤工俭学以后，他还与“校友会”保持联系。

一九一七年下半年，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酝酿筹组新民学会，作为以实现“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团体组织。这个学会是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在长沙岳麓山溁湾山市蔡和森家正式成立的。他参与了这件事，同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等，都成为新民学会的骨干。他在给祖父的家信中，陈述了他为什么要参加新民学会的想法。信中写道：“孙近几年来，颇研究世界各国之事，故晓得外国人打我中国人的主意。孙推测将来不久，中国难免不为外国所分割，百姓难免不为外国所杀害，故近日青年多为此惧，思组合同志，结成团体，为中国做一些有益的事，以谋中国之富强，为中国百姓开一条谋生之路，以图异日起死回生。孙窃思此事，既是为国，又是为家，又是为自己，不觉心动。已经加入，此孙此身之志愿，一也。”信中还谈到其他一些志愿。很显然，他是把加入新民学会，同为中国谋富强，同为中国百姓开一条谋生之路的志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不单是为了“改革学术，砥砺品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