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机，字仲吉，龙泉人。弱冠为诸生，文思奇横，郭云机素所赏识。

崇祯十七年（1644），为游兵所执，久之得释。

归隐深山，博稽典籍，四方从游者日众。

——《吉安府志》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5.26     于福州

嘉靖三十四年（1555），帝用给事中徐浦议，令廷臣及督抚各举边才。于是故侍郎郭宗臬，都御史曹邦辅，吴岳，祭酒邹守益，修撰罗洪先等在举中。

御史罗廷唯驳曰：“浦疏本言边才，而今廷臣乃以清修，若节，实学，懿行举，去初议远矣。况又有夤缘进者。是假明诏开幸门”。

帝纳其言，责吏部滥举，命与都察院更议。

——《明史》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10.7     于福州

罗俊士，俊杰弟，闯贼围城，城陷被执遇害。郭秉忠，罗俊杰家将，闯贼入西门。秉忠提大炮打伤贼首数人，被执骂不绝口，遂被杀。

——《甘肃通志》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10.1     于福州

罗介宗、刘廉、欧阳钦镗、郭贤元、彭宗汉俱龙泉人。

嘉靖四十年（1561），各输谷二百石赈济。

四十二年，复与梁朝元、萧钦襄、唐时绂等，各捐谷二百石赈济，俱赐冠带。

——《吉安府志》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9.16     于福州

后唐庄宗进入洛阳后，宦官势力死灰复燃。宫中宦官与伶人相勾结，严重干预朝政。

河南县令罗贯为人刚正不阿，拒不接受宦官、伶人的请托，被诬陷致死。郭崇韬挺身而出，坚决为罗贯辩护，引宦官、伶人的切齿痛恨，最后也被宦官李从袭、向延嗣、马彦桂等人迫害致死。

——方积六著《中国军事通史·五代十国军事史》

罗贯，五代时人。进士及第。仕后唐。累官河南令。为人强直，不避权豪。时宦官、伶人用事，请托于贯，均无所报。由是左右每言贯之失。又得罪张全义，全义言其短，庄宗怒，借桥道不修杀之，远近以为冤。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7.26    于福建沙县

罗述，襄阳人。桓玄篡位，（桓）玄以桓希为梁州刺史，王异据涪，郭法戍宕渠，师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毛）璩传檄远近，列（桓）玄罪状，遣巴东太守柳约之，建平太守罗述，征虏司马甄季之击破（桓）希等，仍率众次于白帝。

——《晋书》卷八一·毛璩附传

训森注：毛璩，时为益州刺史。与罗企生为同一时代人，罗企生即被桓玄所杀。

附：罗述史料

（柳）约之等闻（桓）玄死，进军到枝江，而桓振复攻没江陵，刘毅等还寻阳，（柳）约之亦退。俄而，（甄）季之、（罗）述皆病，（柳）约之诣（桓）振伪降，因欲袭（桓）振。

——《晋书》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7.23    于福州

罗萱，字伯宜，湖南湘潭人。父（罗）汝怀，芷江学训导，著有《湖南褒忠录》。

（罗）萱少警悟，工诗、善书。弱冠为诸生，总督贺长龄、教谕邓显鹤咸器之。

咸丰元年，粤贼犯湖南，萱倡乡团，习技击。

四年，曾国藩帅水师东下，辟掌书记，贻书极推重。从克武汉田家镇，叙训导。国藩进图九江，水师失利，（罗）萱仅以身免。国藩重整水师，屯南康，皆策马相从，调护诸将，各当其意。

六年，石达开陷瑞、临、袁、吉、抚、建诸郡，省垣孤悬，（罗）萱从国藩单舸赴南昌，达开稍引去。国藩檄萱领江军三千人攻建昌，复檄助攻抚州，合攻瑞州。破沿途贼卡，击走靖安、奉新守隘贼。当是时，城贼数万日伺隙，九江贼复率二万来援，（罗）萱与刘腾鸿等坚垒严阵以待，八战皆捷，江西军始振。论功擢知县。腾鸿喜攻坚，萱引《孙子》书戒之，不听。腾鸿克瑞，竟以创死。

假归，湘抚骆秉章檄治团练，粤抚郭嵩焘嘱创水师，皆不肯久学。自以文士，不欲弃科举，屡应省试，卒不遇，益肆力于学。寻与知府刘德谦领威信军防郴，会霆军叛勇掠茶、攸间，（罗）萱与德谦败之，遁之粤。进屯乐昌，当事命增募一营，号威震军。贼平，累功晋同知。

按察使黄润昌奉檄统万人援黔，润昌与（罗）萱同邑，邀与俱。（罗）萱综文案，兼营务处。每昼出领队，夜归削牍，以克镇远府、卫二城功，迁知府。

进规施秉，连战皆捷。黄平之败，与文武将领十八人同死之。恤赠太常寺卿，附祀黄润昌祠。

（罗）萱性澹泊，从军十数年，不图仕进，而耽学弗倦。著有《仪郑堂文笺注》二卷，《粤游日记》一卷，《蓼花斋诗词》四卷。

——《清史稿》

罗萱，字伯宜，湘潭人。父汝怀，道光丁酉（1837）拔贡，选芷江教谕。未赴，候选内阁中书。

萱生而惊悟，八九岁解吟诗，弱冠补诸生试优等。

粤寇起，当道檄行乡团，萱入团与佣保同操技击。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率师东下，招萱入幕，授笔札，从克武昌、汉阳、田家镇，抵九江，贼夜纵火攻，水师溃，萱与同舟，仅以身免。

明年正月，随国藩至南昌，重练内湖水师，驻南康。提督塔齐布卒于九江，萱随国藩往视丧，其冬，石逆（由于是清版本，对太平天国将领称“逆”，此指石达开）陷瑞、袁、临、吉、抚五郡，省会岌岌。

六年三月，国藩携萱单舸赴省，敇断后事授萱。萱曰：公职剿贼无殉城理。比至章门，人心稍定。乃以萱司营务，领江军六营攻建昌，江军初无纪律，沿途掠财物，萱令悉出所掠焚之。而策马押队不使稍乱，既至，营西城外，连攻十昼夜不下。萱遂率六营与李元度会攻抚郡。会鄂抚胡林翼遣曾国华、刘腾鸿等拔瑞，乞益师。国藩檄五营回省，令萱率以往瑞，沿途击走卡贼。既至瑞，贼从南城沿江轰击，又从西北攻扑省营。萱挥军应敌，贼大败。当是时，城贼数万，日伺隙。九江来授之贼又二万余。萱与腾鸿力持镇定，严阵待之。援贼于东北大路夹击五垒，号称数万，江军当其冲。萱议曰：坐待必困，当乘壁垒未固而摧之。乃出队鏖战，斩贼首千余，自是军心大定。九月以省亲假归。

九年（1859）夏，石逆（达开）围攻宝庆，巡抚骆秉章檄办本邑团练，结垒布队，一如营制。十年，总兵刘培元招为浙游。就省从兄逢元于金柱防，次既回晥，以护送宁国守、黎福畴之丧归湘中。明年冬，粤抚郭嵩焘南招入幕，总督毛鸿宾亦引为上客。旋偕浏阳刘德谦回楚招募。

同治三年夏，德谦领威信军防粤界，邀萱司营务，未行。而霆营勇叛，劫掠茶、攸间。萱与德谦兼程冒雨追及于兴宁之渡头司败之，叛勇溃入粤，乃屯乐昌以待。当事令增一营，署曰：威震，以裨防御。冬十一月，江西巨寇窜粤。据嘉应州，南防解严撤归后，遂与黄润昌同殉黔苗之难矣。润昌奉檄授黔，邀萱为助，自长沙偕往，为综文（案兼理营务），入黔之清溪度，岁上元后，剿焚数十寨，攻克镇远府、卫两城。战事具《润昌传》。

三月十七日，荣维善率十三营来，遂与偕进，同克施秉，连战四日，再进雍谷，以达黄平。初，降苗薙发来归，乞勿更进。本军战士亦思稍休，而前部已猛进，天明行六七里，进至隘道，伏起，众溃乱。俄而，炮中左腹部，坠马，旧卒曹姓掖之行，萱挥使逃生，卒逸，而萱被贼杀。

萱貌温雅，文翰流美，咸以词苑期之。而临敌冲锋身先武弁，从军十余年不趋便利，不图仕进，入黔五月，见饷支绌，未尝支以寄家。初叙训导江西、叙知县，加知州衔，安徽从保同知，留江西补用，乐昌撤防加知府衔，克镇远，叙知府，克施秉，拟保道员。既死事，诏赠按察使阵亡例，赐恤祭葬如例。予骑都尉世职，赠太常寺卿衔，附祀黄润昌祠，没年四十三。

所著《蓼花斋诗词》，详《艺文志》。

——《湖南通志》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7.6     于福州

罗青，辽人。辽人将亡，燕王淳募辽东饥民为兵，使之报怨于女真。（郭）药师为之渠者，明年，其两营叛，（郭）药师杀叛者罗青。

——《宋史》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6.23    于福州

罗惇㤚，字椒生，广东顺德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七年，督四川学政，召对，上以惇衍年少，语多土音，留不遣。二十三年，大考一等，擢侍讲。累迁侍读学士，转通政副使，太仆寺卿。二十六年（1846），督安徽学政，迁通政使。

三十年（1850），文宗即位，应诏陈言，略言：“古帝王治天下，根据祗在一心，要在览载籍，勤省察，居敬穷理，以检摄此心。圣祖仁皇帝《御纂性理精义》，于存养省察、致知力行，以及人伦性命，皆有程途阶级，其论君道，尤极详备。惟在皇上讲习讨论，身体力行。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于臣工奏摺，指示得失，明见万里。皇上几暇，日阅一二事，凡督抚陈奏，如能深谋远虑，措置得宜，即予以裒答，若有饰诈怀私，亦为之指示，庶大吏皆知警戒。他若《御纂资政要览》、《庭训格言》诸书，皆本心出治，一以贯之。伏愿皇上法祖以修己，推而知人安民，皆得其道。”又请谕部院大臣各举所知，备京卿及讲读之任；敕直省督抚、提镇、学政皆得犯颜直谏，指陈利病，无所忌讳，藩臬亦许密封由督抚代为呈奏。疏入，上嘉纳之。咸丰元年（1851），疏陈风俗侈靡，民生日困，请崇俭禁奢，以蓄物力。二年（1852），署吏部侍郎，授左副都御史。

三年（1853），擢刑部侍郎，仍兼权吏部。时军需孔亟，户部令京师商民以赁舍金一月纳公家，惇衍以为非政体，疏乞明定限制。又疏荐广东在籍给事中苏廷魁等任筹军饷。江宁既陷，寇氛复溯江上犯，惇衍疏请敕曾国藩练楚勇，自湖南移驻武昌，杜贼窥伺荆襄；苏廷魁募粤勇援江西，袁甲三回河南防捻匪，并会同已革两广总督徐广缙募新兵堵御凤、颍，遏贼北窜诸路；多被采纳。命随同惠亲王巡防京师，调户部。五年（1855），以父忧归。

七年（1857），英吉利兵攻陷广州，八年正月，命惇衍及在籍太常寺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为团练大臣。十年，款议定。十一年，召来京，擢左都御史。

同治元年（1862），两广总督劳崇光被劾任用非人，调度乖方，命惇衍偕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按治，崇光坐罢。迁户部尚书，疏言：“吏治日坏，当奖廉惩贪。四川总督骆秉章、湖北巡抚严树森、山西布政使郑敦谨、山东按察使吴廷栋，清操较著，请奖之，以励其余。”又疏言：“皇上求贤若渴，应诏者寥寥，即有登诸荐牍者，或由他省督抚保举，必待本省给咨，始能赴部，非所以示虚怀延揽之道。且但令封疆大吏保举，而未及京卿，恐驯致外重内轻，不可不防其渐。内阁、六部、九卿等朝廷重臣，素所亲信，必俾其各举所知，众正盈廷，然后可反危为安，转乱为治。请不必限以时日，拘以人数，但有操守廉洁，才猷卓越者，即许随时疏荐。倘所举之人，将来或犯贪污，罪其举主。”二年，兼署左都御史。

四年，兼管三库，署翰林院掌院学士。伊犁参赞大臣联捷、御史陈廷经先后论劾“陕西布政使林寿图沉湎于酒，巡抚刘蓉未谙公事，举劾悉听寿图”，及“蓉疏奏失体，漏泄密保”。命偕协办大学士瑞常赴陕西按治。惇衍等为疏辩，仅以微过议处，吏议寿图迁调，蓉革职留任。寻蓉复以他事罢，陕民为蓉、寿图讼冤，总督杨岳斌以闻。惇衍等已回京复命覆奏，遂合疏言：“刘蓉秉性朴直，办理甘肃溃勇，不动声色，悉臻妥善。甘肃乱回窜扰，遣兵分布要隘，陕民以安。林寿图身任劳怨，勤奋有为，惟参劾属员，间有轻重失当，致谤毁纷兴，而其廉洁之操，究不能稍加訾议。”诏蓉仍署巡抚，寿图来京候简用。六年，兼署工部。八年，以母忧归。十三年，卒，谥文恪。

（罗）惇衍学宗宋儒，立朝正色，抗论时事，章凡数十上，无所顾避。著有《集义编》、《百法百戒》、《庸言》、《孔子集语》等书。

——《清史稿》

附：罗惇衍年表

罗惇衍（1814-1874），广东顺德人。字星斋，号椒生。道光进士。

1843年后，历任侍读、通政副使、太仆寺卿。

1846年任安徽学政、通政使。

1853年后，历任刑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攻占广州。

1858年春，奉命与在籍太常寺卿龙元禧、工科给事中苏廷魁，为团练大臣，办理广州地区各乡团练，3月在顺德设局，4月移至花县。

1861年回京后，历任左副都御史、户部尚书、工部尚书。1869年回京后，历任左副都御史、户部尚书、工部尚书。

1869年离职。

1874年死，谥文格。

著有《集义编》、《百法百戒》等。

注：同治元年至八年任户部尚书。

罗惇衍

、

罗惇衍，字兆蕃，号椒生。始祖纲，宋绍兴间自南雄州珠玑巷迁居南海大良村，后改隶顺德遂为顺德县人。

高祖礼耒，本生，曾祖礼绵，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举人，吴川县教谕。祖嵩，顺德协左营外委，嘉庆间出征四川达州，御贼白岩山阵亡。父家政，嘉庆十八年癸酉（）举人，五品衔，高州教授，皆赠光禄大夫。母李氏，有身得瑞征，及生，红光满室，甫周岁，岐疑异常儿。

十一岁学为文。长老惊其宿慧。年十六补弟子员。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举于乡。明年乙未（1835）成进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散馆授编修。十七年命视学四川，旋以年轻恐未能周悉老到，仍留京供职。二十年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历充国史馆协修、纂修，文渊阁校理教习庶吉士，本衙门撰文。二十三年，御试一等，擢待讲，充日讲起居注官。七月充山东乡试正考官，转侍读。二十四年擢侍学士，充咸安宫总裁。二十五年充恩科会试同考官，五月擢通政使司副使，九月擢太仆寺卿。二十六年督学安徽，以白鹿洞规课士，士多化之。二十九年九月陛通政使。

次年正月宣宗上宾。惇衍不茹荤酒者累月。文宗践祚，疏阵法祖训，以端本善俗。

略云：臣恭读圣祖御纂性理精义，此书理赅词约，内圣外王之功，无不毕备。愿万几之余，讲习讨论，身体而力行之。至察吏安民，羣僚无所售其欺，则莫若世宗朱批谕旨。此书所载臣工奏折凡二百二十三人，皆恭录批答，使共知所陈之得失。敬祈皇上将此书日阅一二事，凡督抚所奏，有能深谋远虑，措置得宜者，固蒙褒答，若不实不尽，及饰诈怀私者，亦一一为之指示周详。庶大吏知所儆戒，则所以饬官常而维邦本者，实系于此。另牒奏请，谕部院大臣各举所知以备京卿及讲读之任，并请敕内外诸臣，指陈天下利病，无所忌讳。得旨嘉奖。

咸丰元年（1851）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冬十一月疏请崇俭禁奢，以省物力。谓京外官民，应遵典礼，违者戒饬。庶人心知警，共还醇俭。查道光八年（1828）曾刊刻简明规条，使百姓知所恪守。乞下礼部就会典、通礼二书，撮其简约常行者以为条教之式。报可。二年充会试，知贡举。八月署吏部右侍郎，十月充武乡试正考官，十一月以日食，疏请严饬廷臣，实力修省。

略云：伏见

皇上御极以来，惓惓爱民，孳孳图治。在廷诸臣，非不循分供职，而迟回慎重之意，多奋发振兴之意少。因而莅官行政，卤莽粗疏之弊少，游移迁就之弊多。廷臣首鼠两端，疆臣亦互相推诿。大员委蛇容悦，属吏亦专务趋承。

请因日食修省，严谕廷臣，将平日诿卸取巧之积习，悚然改悔，毋贪恋禄位，毋顾惜身家。

事可行则行，毋泥成例；费可节则节，毋避众怨。人可举则举，毋限资序；法可改则改，毋惮更张，庶挽颓风而臻上理。

又疏请将本年冬至庆贺之处停止。均报可。

擢刑部左侍郎仍兼署吏部右侍郎。

先是户部因军需烦重，令京城铺户报捐一月房租，为权宜周转计。惇衍疏言，户部所云在房主恒产取租一月，原无大损，但其中须分别，房主有孤儿寡妇，专籍数间房屋租钱养赡者，今一律征收，所益无几，而茕独无告之人，或无以餬口，则所损实多，非所以示体恤也。如各铺户生理，有业甚贱，租甚微者，若概行交纳，于经费终无大补。请饬下户部分析收免，妥为限制。疏入报闻。

未几，复奏请停罢。四月疏言：闽粤海船，向带货物向天津售卖。道光间前江苏抚臣李某，曾由上海招商采买白粮数十万石赴天津交易，继乃发价短少，加以胥吏克扣，米既在船，不能不贱卖，以后遂裹足不前。现在闽粤海船均愿运米赴天津，乞下户部预定价值，由官发出，不假胥吏，一立章程，即咨该省出示招运。俾商贾有所利，而仓廪益有余，于国储民食均多裨益。交部议行。又疏言自丰北决口，濒河一带悉成泽国。江苏之丰沛、铜山、砀山、邳、宿迁，山东之鱼台、济宁、金乡、嘉祥、滕峄被灾最重，尸骸遍野，递相枕籍。请由东南两河总督，督率所属地方官，择地殓埋。其流离转徙未填沟壑者，量为抚恤资送。报可。自贼氛大炽，江宁失陷。贼复北窜京师为根本重地，守御之法，尤宜早备。乃疏陈四事，大略京城内外，宜若何扎营防卫。官绅士庶，宜若何联络稽察，粮饷宜若何筹，备足食用，兵弁宜若何遣调，以壮声援，累千言。上是之。即命办理巡防事务，惇衍虑贼近津沽，无业游民易于投贼，密请妥为慰抚，使人心固结，无隙可乘。疏入报。

十一月调补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仍兼署吏部右侍郎，往通州清查通济库款。十二月充实录馆副总裁。

五年四月，巡防事竣。赐宴勤政殿，特赏如意福字。故事京官非一品及内廷行走，无颁给福字者。惇衍以侍郎得之，异数也。

七月疏言，江北大营自雷以诚定捐厘助饷章程，经胜保奏请推广，由户部核议，并无流弊奉，旨允准在案。今江南各府亦仿照江北办理，两年以来，商民踊跃捐输，于军饷不无裨益。近闻行之渐久，流弊滋多。即如泰州仙女庙为商贩总汇，东南通三江营，西通二道桥。其中团练盘查等局七所，为商船必由之路，弁兵以盘诘奸细为词，多方阻滞，官绅以稽查偷漏为说，刻意刁难。概树捐厘助饷之旗，得遂假公济私之计，巧立名色，暗逞侵欺。商船初到，挨次停泊，索挂号钱，兵役上船验视货物索查舱钱。稽查已毕，盖戳放行，索灰印钱。稍不遂意，即以不服盘查，藉词穷究。视商贩之肥瘠而鱼肉之，是以商贩小民不以大营之捐厘为苛，而以沿途之盘查为苦，捐厘不过百分取一，沿途盘查则不啻十分取其二三。自沿江用兵以来，富商大贾早已挟资远徙，其冒险而来者，不过逐什一之贫民，关钞之外即助助饷，已属一时不得已之谋，岂容不肖官绅据据为利薮，若不严绝弊端，恐商民亏累，转与助厘助饷章程有碍，请饬统兵大臣严饬各路，不得藉端苛索，其非盘查喫紧之地，员弁概予裁撤。不惟节有用之费，亦且少生事之人。至南北往来货物，应照奏定章程，于各属销售之地，按数捐厘。若货物非当地销售者，则南有苏关，北有扬关。已输关税，不准加收。如此则商困可甦，招来可广，而饷亦藉资充裕矣。

又疏泰州仙女庙米石畅销，较之往年加倍，皆因雕船搬运所致。雕船者，艇船之脚划船也。该船自仙女庙源源贩米，以艇师军食为词，每乘黑夜私贩于贼。大抵该船水手，皆海盗之余，利若骛，罔有人心。统领艇师员弁，恐激成事端，明知故昧。是艇船名为应募，暗售奸欺，久而无功，实缘于此。臣愚以为贼之接济不断，则用兵无已时。若不严禁贩米之雕艇，亦无从断贼之接济。

请饬督带水师大员，按照艇船人数，计口授食。官为籴米，庶可杜接济贼人之弊。又闻镇江潮勇，流毒无穷。该勇等口粮最多，近日竟有贱值雇人冒名顶替，其真潮勇三五成群携带腰牌号衣，自丹阳以至上海，假查拿奸细为词，讹索商民，无所不至。又包揽货物，重载扬帆过关。地方官畏其凶横，不敢过问。商贩恐其劫夺，视为畏途。若不加以严惩，必至留为后患。

请饬督带潮勇大员，严禁该勇等冒名顶替。至沿途地方官，遇有不奉文札，假潮勇者，许其扣留解往大营查究，庶可消患未萌，而善良得以安堵。九月丁父忧，八年服阙。关适广州有洋人入城之事。

诏偕太常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督办乡团驻花县，改授围练大臣。所陈疏皆秘，外无知者。

十一年七月，穆宗登极，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擢授都察院左都御史，诏入都。

元年七月抵京，擢户部尚书。

履任后，具疏陈典学敦孝，任官爱民之要。充顺天乡试副考官。衍念库款支绌，各项款目截至本年八月仅存实银七十余万两。而自九月至岁杪，应支之数尚短二百万有奇，非设法筹办，贻误匪轻。疏请各省应解各款，予限两月，明定迟延处分以儆膜视，由是度去始充。

在户部七年，所储多至数百万两。十月，赐紫禁城内骑马。十一月，疏陈粮短绌情形云：江浙各省迭经兵燹，漕运无以转输，京师粳米一项，向全恃购买甲米实之，倘仓米不能接济，则无从采办。以畿辅之广，待哺者亿万，一旦告竭，害可胜言耶。现在库款不足，固难于京饷之外更縻钜款，则莫若令民间自行交易之。便然米粮不至天津，民间何由交易。各省俱有重税，米粮亦何由径至天津。况捐厘兼谷米尤为有捐于民。查西南均产米之地，虽偶值失陷，其米尚有出口者。而完善之区，更无论矣。但一经出口，即种种留难，是以运转不及远方，而京师无以应急。

请饬各省督抚出示招商采买贩运，由海至津，普免税课，商人既无所苦，自必踊跃争先，而近畿一带稍获盖藏，京师有可恃而恐。交部议行。十二月，充经筵讲官。

二年三月，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初，广东高州府之信宜县为贼所陷，将及三载，郡城时时戒严，肇庆属府之恩平、开平、鹤山、高明等县土著民人与客藉互斗、士民大遭蹂躏，兼以各处股匪蔓延，势复岌岌。惇衍以为不得将兵之人，不能收效旦夕。于是疏请专任大臣分道剿办，地方次第肃清。

二年正月，疏请整饬仓储云：防守之要莫先足食，州县设仓积谷，或于隶官，或创于民，法制不一，而承平之世，以备岁饥，有事之秋，以资勇镶，立法最善，用意亦最周。汉臣贾谊，所谓积储为生民之大命，有由然也。军兴以来贼至而弃城者，所在多有，推原其固，总由米粟空虚，遇变无所倚赖，不能固守以待外援，食固不可一日而无备矣。即如广东广州府属道光间，绅民捐资在省城设惠济仓，因咸丰四年贼起，前督臣提用仓谷，价四万两筹办红单船，复得提用七万两以供支款。原捐谷价几于榨取一空，此外各州县存有仓谷亦多变价充饷，其尤甚者，花县先经贼破，仓储已空。事平之后，绅士资买补，亦于咸丰八年札令变价，百姓不服，始行中止。在疆吏筹画计穷，不得已而为此。独不思比户小民，尚且不惜资财，为未雨绸缪之虑，地方大吏，岂宜漫无决择，为绝流渔括之图耶。现在广东经费支绌，似难责令买补，但未经动用者，尤当曲加爱护，以重根本，而固苞桑。伏查咸丰元年，新修户部则例载常平社仓，督抚任令州县侵挪短缺，上司及州县一并从重议处。又载常平仓谷如遇灾详请借给。借户须系农民取具。的保无灾年分，不准出借，违者严参治罪等语。然则非赈饥不能出粜例案，本甚详明，现在各省奉行不力，因仓瘐稍有蓄积，即思挪借，以挖肉医疮之举，失糊口就食之资。一旦有事，每易沦陷。

应请下各省督抚，无论官仓民仓，未动之仓谷，不得变价提用。至于仓谷已缺，绅民捐资弥补者，尤应加意保全。庶足以顺舆情，而备缓急。诏所司据实覆奏，时湖北、江西已肃清，安徽、四川亦渐安靖。疏言粤西之贼无几，实穷民无告相随为贼。推原其故，总由被兵省分，不以安民为主，只以剿贼为能，贼不能平又以拥兵为事，民扰于贼，又扰于兵，无论贼不能平，即出力平之，仅得此邱墟之邑，冻馁之民，朝廷又安用耶。

请饬行直省督抚，于业经收复之地，责成州县以劝课农桑为首务，庶几衣食足而礼义。

兴秋再充顺天乡试副考官，四年管理户部三库事务、署翰林院掌院学士，闰月偕协办大学士瑞常，按事陕西。

五年五月疏言，闻唐臣张九龄有言：六合元元之众，悬命于县令，宅生于郡守。为治之道，唯重守令而已。宋儒胡瑗教人立经义治事，二斋朱子，以为安定，门人皆能稽古爱民，则于从政何有。是知学而后仕，临民之具不外乎此。今自军兴以来，劳绩与捐输竞进科甲得缺较少，流品亦稍杂矣。自非大吏抑奔竞进，醇厚未易膏泽下于民也。原设官初意，府州县皆名曰知，必须洞悉地方情形，爱民如子。然后民戴之如父母。矧当黎元涂炭，血肉縻于锋镝，肝脑膏于原野。而守令犹不取忠信之，长慈惠之师，唯以苛刻辩捷为能。此旱潦所以荐臻，干戈所由未息也。为今之计，莫若擢循良之吏，必民更始。而凋弊之区，尤必认真抚宇劝农兴学，俾民食渐足，而士习渐纯。凡好惰好奢，好斗好讼诸弊，皆因地制宜，悉使改革。将见元气可复，百姓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即散勇回籍亦不至于更滋民害，盖奖廉举善，则中材可勉为贤哲，胥由大史鼓舞而振兴之耳。我皇上御极以来，激浊扬清之典，已属尽善。而特保循吏，各省尚少举行。似乎风励之途未广，

请下直省督抚，于府州县择其循声最著者，送部引见，俾收观感兴起之功。报可。

六年八月，署工部尚书、再署翰林院掌院学士。

七年正月充武英殿总裁。

初，捻匪张总愚等股匪渡河北扰，凶焰甚炽，各路大帅俘斩虽众，而首逆未擒。惇衍念兵无统属，难期成功。疏言近闻贼匪狼奔豕突，侵扰至祁州、饶阳一带，屠戮甚惨，裹胁弥盛。前以其逼近京都，纵而勿战，犹可云慎重从事也。今离京较远，又恐其诱我，而按兵不动，岂不类于因噎而废食乎。兹闻宋庆、张曜各军，俱有欲战之心，以无所禀承，不肯独执其咎。而百姓之痛遭荼毒者，伤心惨目，不忍言矣。昔汉初平元年，关东之兵无所督率，故袁绍、孙坚之师皆孤。唐乾元二年，相州九节度之兵不能统一，故郭子仪、李光弼之师皆溃。节制多门，进退难必。欲令齐肃，其可得哉？应请于亲历戎行，勋劳叠著之李鸿章、左宗棠诸臣，畀以专阃，总统各路，布置前锋，四面策应，俾迅速臧事。岂非伐谋之上策欤！

上韪之。

未几，李鸿章等奏报，六月二十八日生毙张总愚，余党悉平。二月往天津验收仓米，值捻贼肆扰，逼近漕船，居民纷纷迁徙，津城几陷。惇衍督饬在事员弁与绅民严密防护，两次击退抢渡悍贼，地方以安。

八年五月，丁母忧回籍。

十三年四月遘疾，口授遗疏。

卒年六十一，是日见红云满空如诞时，大吏以遗疏入。

谕曰：前任户部尚书罗惇衍，学问优长，持躬恪慎。由翰林荐擢正卿，屡司文柄。嗣因丁忧开缺回籍，兹闻溘逝，悼惜殊深。罗惇衍着加恩照尚书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钦此。

赐祭葬，谥文恪，

惇衍笃志理学，与倭仁、曾国藩、吴廷栋等互相砥砺，所得日深，自以身为大臣，日以荐贤为务。虽爱才稍过，奉严旨申饬不少悔，所保奏如林则徐、周天爵、骆秉章、曾国藩、倭仁、郑敦谨、袁甲三、吴廷栋、姚莹，仕粤者如吴昌寿、李福泰、昆寿皆重其人，屡形章奏。至往陕查巡抚刘蓉，布政使林寿图被参各款，秉公奏覆，二人事卒白。其爱才念切，务求保全如此。

所取士如李瀚章、黄钰、孙家鼎、张兆栋、严树森、周寿昌、吴赞诚等，皆显于时。论者服其藻鉴。

著述存者，濂洛关闽六先生传一卷、本朝崇祀三先生传一卷、集义篇三十卷、百法百戒庸言一卷、孔子集语十四卷、感应篇引经笺注一卷，奏稿二卷。而所最用意者咏史七律一千六百余首。临终犹手注之，今皆藏于家。

子四人：榘，三品荫生；棻，辛酉举人；棨、槩俱诸生。

——《广东通志》清同治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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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6.13    于福州

绣锦，亦辽阳人，以诸生来归。

天聪五年（1631），与马鸣佩同授工部启心郎。

六年，上以大凌河新附人众，计国中无问官民，计口储粮，有余悉输官，视市值记籍，徐为之偿；有余粮不输者，许家人告发。绣锦、鸣佩疏言：“民有余粮，孰肯输之官？纵令首告，有仇则讦，无仇则隐，所得必少。且民不敢以粮入市，新人粮不足及旧，人之无粮者，皆无所于籴。不若出令，无问满、汉、蒙古官生军民，人输粮一斗。有粮者固易办，无粮者人出银二、三钱，籴以输官，亦无大损；其有余粮愿输官者，奖以升赏：此两便之术也。”

崇德元年（1636）五月，授内国史院学士。纂《太祖实录》成，得优赉。汉军旗制定，隶镶蓝旗。

七年（1642），兼牛录额真。

顺治元年（1644），从入关，七月，命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时李自成西走，其党掠卫辉、怀庆间，而原武、新乡诸县盗竞起。绣锦至官，与总兵官祖可法等谋防御。疏言：“自成之众二万余，攻怀庆甚急。明尚书张缙彦等拥兵河上，副将郭光辅、参将郝尚周不应征调，叛而为寇。明兵在南，流寇在西，请发兵靖乱。”上已令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帅师南征，令取道河南捕治群寇。绣锦亦遣卫辉参将赵士忠等攻破娄儿寺盗寨，擒其渠。绣锦请以河北荒地万余亩令守兵屯垦，得旨俞允。

二年十一月，擢兼兵部右侍郎，总督湖广、四川。湖南诸州县尚为明守，自成从子锦拥众降于明，侵湖北。绣锦至荆州，锦率众来攻。顺承郡王勒克德浑自江宁来援，锦败走。勒克德浑师还，锦又至，绣锦帅师御之，锦复败走。有胡公绪者，据天门八百洲，四出焚掠，戕署盐道周世庆，绣锦遣中军副将唐国成，署总兵杨文富等分道讨之，获公绪，毁其巢。

三年六月，遣总兵官徐勇击破麻城山寨，获其渠梅增、周文江；岳州署总兵官高蛟龙等击斩满大壮，获龙见明等。九月，明总督何腾蛟寇岳州，绣锦遣将御之，多所斩获。十月，遣总兵郑四维等定夷陵、枝江、宜都三州县。

四年，定南大将军恭顺王孔有德等略湖广，取长沙、衡州、宝庆、辰州诸府。绣锦条奏增设镇协，下部议行。王光泰以郧阳叛，上命侍郎喀喀木帅师讨之，绣锦与合兵克郧阳，光泰走四川。

五年，金声桓以江西叛，湖南骚动，常德、武冈、辰、沅诸府复入于明。绣锦疏留喀喀木驻荆州，而分遣总兵徐勇、马蛟麟等分守要隘，屡败明将马进忠等。上复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共率师徇湖南，渐收诸郡县。绣锦疏请移降卒腹地，毋使师还后复为余孽煽诱，上嘉纳其言。

九年七月，卒，赠兵部尚书。

弟绘锦，自通政司理事官再迁，终贵州巡抚。

——《清史稿》

训森注：罗绣锦于天聪八年甲戌夏五月，中举人，（考生228人，取16人）。

罗绣锦，辽阳人，后隶汉军镶蓝旗。

顺治二年（1645），擢湖广四川总督，时明桂王总督何腾蛟据湖南，而流贼余党李锦等降于腾蛟，复扰湖北。锦饬兵防剿，屡奏捷。

四年（1647），恭顺王孔有德征湖南，取长沙、衡阳、宝庆、辰州，绣锦奏增设镇，协移兵驻守。

五年（1648）金声桓叛，常德、武冈、辰沅复为郝忠等陷，绣锦奏分遣总兵徐勇、马蛟麟等防要地，屡败贼众，既而，郑亲王济而哈郎等平湖南诸郡县，以次恢复。绣锦疏言，湖南叛服不常，大兵凯旋后，恐余党跳梁，煽诱降将如故，凡势穷乞降之众，宜安插腹地，以靖疆圉。上嘉纳其言。

九年（1652）七月，卒，赠兵部尚书。

——《湖南通志》

罗绣锦（1590-1652），明末清初辽阳人，后隶镶蓝旗汉军。后金（清）天聪五年由诸生授工部启心郎。顺治初官湖广、四川总督，与明何腾蛟、李锦等军对峙，连战多胜。（《清史列传》卷四）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6.12    于福州

罗绕典，字苏溪，安化人。道光己丑（1829）进士。

选庶吉士，授编修。西川乡试，授平阳府知府。平阳故多盗，狱讼繁兴，猾胥舞弄文法，恒私系讼者，绕典一绳以法，弊尽革，并清积案千余起。洪洞巨盗闯入陕豫，计擒其魁敖油、王鳌等数十人斩之。擢陕西粮道，迁山西按察使。

平反寃狱二百余案，而杜痣案尤难，初痣与人斗，夜逃，俄有死尸暴于路，仅一足，痣母控县坐斗者罪。绕典知其寃，遣役缉至山东磨坊，获痣，寃仍白。

迁贵州布政使。贵州地贫，岁倚外省协济。绕典变通铅厂章程，清库款，务加节裁，顿增库储三十万。复制备荒谷五万石，发饷募民兵，捕诛盗贼，下游苗为敛迹。

迁湖北巡抚，却盐商规银数万两，释诛连平民二千人。制炮船，设兵巡缉重湖盗贼，以忧归。

服阙赴都，适粤寇事棘，奉旨办理湖南防务时，贼已据道州。绕典议于省城南门外增筑土城，以陕兵扼守石马铺。会贼突至，歼陕兵，绕典遽入城，闭关，与城中文武登陴固守。

时守城兵少，绕典会同文武拊循激劝，不惜重赏，守者益力。各乡奸民群思劫掠，绕典令乡人练团御匪，格杀勿论，风顿息。贼据无心阁，新宁江忠源率师扼之。贼不能越，则日夜穴城，抵城根，绕典令预修月城，开内壕，缒健卒凿外壕，破其穴。贼轰城，城凡三圮，皆为我军所堵，城复完。贼计穷，夜火其营遁，长沙围解。

绕典居围城八十余日，昼夜亲巡。是月，奉总督云贵之命，旋以武昌沧陷，边贼北窜，奉旨防荆襄，遂驻襄阳。土寇郭太安、杨连科等窃发，擒二寇及余党千余人斩之。南北驿道通。

赴云南，回逆马二花稳乱，负嵎死拒。以计夺隘入，回众惧，二花，东川平。

广西百色土寇犯境，击走之。绕典以滇兵弱，故简标兵四出。令结壮佼厂民，暗为防护，回患稍衰。贵州逆民杨隆喜，纠众围遵义府城，绕典率练勇攻破凤凰山、螺蛳山贼垒。斩首数千，围立解。将督师进攻雷台山老巢，遽中风卒，年六十二。

赠太子少保，予祭葬，谥文僖，遵义敕建专祠。

子焘，己酉（1909）拔贡，候选知府衔，广东候补道、署盐运使司。

孙清湜，赏举人，寻荫知县。

——《湖南通志》

罗绕典（1791-1854），清湖南安化人，字苏溪。道光九年进士，授编修，历官平阳知府、贵州布政使。咸丰二年，奉诏办理湖南防务，守长沙御太平军。旋任云贵总督，镇压云南回民起事。后在镇压贵州杨隆喜起事时，病死军中。谥文僖。

——《续碑传集》卷二五、《清史列传》卷四二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6.11

罗良，长汀人。（元）至正间（1341-1368），以平漳贼功，授长汀尉，累功授光禄大夫，进封晋国公。时陈友定有据闽之志，（罗）良移书责之，友定怒，攻漳，（罗）良迎战于马岐山，败绩死之。

其弟屯田万户罗三亦骂贼死，妻陈氏自尽。

子安宾将兵救父，亦自刎，壮士从死者百余人。

——《福建通志》

罗良，平章政事，至正间，任巡按、福建总督。

——《福建通志》

罗良，字彦温，汀州长汀人。上嘉其忠解衣赐之，进光禄大夫兼管内劝农防御事。世袭漳州路总管，柱国、晋国公。疏封其三代。

其弟、万户罗三，亦骂贼不绝口死。长子安宾（漳州路总管）。

（陈）友定以农家子起佣伍，目不知书。乃据八郡……然颇任威福，所属违令者，辄承制诛窜不绝。漳州守将罗良不平，以书责之曰：“郡县者，国家之土地。官司者，人主之臣役。而会廪者，朝廷之外府也。今足下视郡县如室家，驱官僚如圉仆，擅会廪如私藏，名虽报国，实有鹰扬跋扈之心。不知足下欲为郭子仪乎？抑为曹孟德乎？”友定怒，竟以兵诛良。

——《明史》124卷 陈友定传附

附：罗良传略

罗良，字彦温，福建汀州长汀人。

至正四年，漳州贼李志甫围漳城，守将战败，良乃倾家募兵，从江浙平章百花讨平之。论功为最，奏授长汀尉。

十一年，龙溪狱囚反，杀元帅月鲁帖木儿，掠财焚舍；良以兵擒之帅府，版署漳浦主簿。继而贼吴仲海等杀千户福良，陷南胜等县；良又平之，镇将举授南剑土翼千户。是年夏天，完将詹天骥陷龙岩等地，逼取帅府、郡县印绶；良裒所部兵巷战，斩天骥等三人，杀贼无算，帅府上其功，以良署新翼万户。

十三年，福贼康子政围攻省城，官军莫敢当；帅宪两府，以礼致良；良遂募兵千人，沿海夜进，直抵城下，与贼死战入城，夜复引敢死士缒城杀贼营，往返数日，贼见药箭，惊曰：“漳州罗万户军何以至此？”各散去，围解；奏授印符，俾长万夫。

十四年，泉州安溪贼李大等，焚柳营江，陷长泰等县；良潜济江，出不意，四出追杀，一贼莫能窜。继又南胜贼夏山虎攻漳，声势甚急；良率兵出战，馘之；长泰、龙溪贼相继生发，良皆平之；州守遂引同摄州事，抚绥其民。

十八年，南胜贼李国祥挟潮贼王猛虎等陷南绍屯府，良悉平；朝廷以良为漳州总管，子安宾袭万户。

二十年，天完将林国庸又攻漳之近县，良画策遣府判柴十二等掩击之，败去，一时龙岩诸县皆复。

二十一年，漳浦贼陈世民自立王，陷漳浦近地，势甚盛；良遣同知刘君玉，万户帖木儿海牙等水陆并进击，世民走潮，贼众自杀其首请降；遂以功拜福建行省参知政事兼守漳州。

二十二年，潮贼金荣杀江西省平章朵列不花，据城为叛；良遣同知刘文远入潮谕之，贼畏良威德，尽献所获印符。潮之蜑艘，出没海屿，暴掠尤甚；良檄同知刘君玉以舟师御之，贼惧威，灭迹海外。番夷仰良政化，亦浮驿听命。朝廷嘉其功，转资政大夫，升本省右丞兼广东道宣慰司都元帅，仍守漳州。寻命与江西右丞迭里必实合兵复潮，潮贼陈国珍构合红巾以拒；良大发兵，遣同知刘君玉率都事郑衍等军民职官数千人，兵数万，分道水陆齐进；裨将张德、赵璋战没，军士愤激，连拔其寨三十，追至潮阳；国珍因奔入海，良伏兵袭杀之。先是，梅州伪指挥倪兰，与潮贼犄角；良板授义士侯如卿率乡兵要截贼道，执其帅以降。

良每击贼，专以设伏取胜，药弩挫敌，远近畏其名；为政节用，养士不吝；民有控愬，核情剖理，庭无留狱；定赋必均，课农必慎。漳始置屯田而无府署，每岁，漳、泉镇将率兵耕获，岁终更代，甚为民病。良奏立万户府，置于百长，选吏给印，分田赐牛，入耕出战，军无多取，人无远输，食足兵强。有流来者，必抚而衣食之，故虽乱世，漳则熙怡，民乐为之用，各尽其力也。每岁又遣僚佐具舟，由海运粮抵辽东，以给行在官军，贡方物以资国用，举朝叹异。元主嘉其忠，解衣赐之，特授光禄大夫，进封晋国公。

先是二十二年，陈友定为福参政，复汀州，遂有据福之志，威迫平章燕只不花，所收郡县仓库，悉为家资，不顺者辄加杀戮，威振闽中。至二十五年，复败我太祖将胡深，元以有功，加升平章，遂发兵诸郡，远近献城，以成窃据。独良卓然不屈，梗于漳州，慨然叹曰：“噫！贼乃人为乎。”遂以书责之曰：

“足下为参政，国之大臣也。汀州之复，是乃职耳，可以功而自恣邪？燕只平章，足下之僚长也，可以威而迫之邪？夫非其君命而得郡邑者，人人皆得而诛之矣。今郡邑之长，君命也，固不可以加戮；百司之职，君授也，固不可以加窜。足下破郡邑而为家资，驱官僚而为臣妾，口言为国，心实私家；跬步之际，真伪甚明，不知足下将为郭子仪乎？将为曹孟德乎？今又窃据全闽，背逆无道，不为君诛，将不为天诛乎！”

友定大怒，益发兵攻漳州，檄曰：“早降则终亨富贵，不降则噍类无遗。”良使三千人，操强弓毒矢，伏于江东险处以俟之，且诫之曰：“但有他警，慎勿轻移胜地。”一夜，友定以兵千余人攻海仓塞，佯言夺海州，趁潮直下；警至，千夫长张石古等违良节制，悉兵赴之；友定兵遂渡柳营江，士卒惊骇星散；良迎战于马岐山，败绩，兵遂围城。连攻旬月，守城士卒，日夜不得休息；矢石殆尽，约储蓄可三日之需，皆伐果木，拆庐舍以代之。父老请曰：“江南道绝，天子万里，孤城无援，破在旦夕，况国朝之事又已去矣，元师守此，欲为谁邪？”良曰：“天子命我守此土，当与此土共存亡，岂可以畏死而贪生，舍义以从贼哉！”下令示以死守。

先时，有百夫长卢积者，因行军失律，良以法诛之；其子善征骁勇，复置之幕下，使领北城兵，因引贼入，良与巷战而死。

其夫人陈氏，名德金，字怡清，良继室也。闻良战死，即投后园三尺鱼池，鞠躬匍伏自尽。初，友定攻城甚急，良谓陈氏曰：“国亡身死，理之正也。友定兵强，难以角胜；若来，吾义不可屈，必与决战而死。”又曰：“勇者不顾身，忠者不念家。今海内之盗，杀其父而子其子，戮其夫而妻其妻；吾死，汝可无死矣。”陈氏泣对曰：“妇人之义，有死而已。夫既能与国共存亡，我必能与夫同生死。”

及是良死，其弟屯田万户罗三，亦骂贼不绝口死；良长子安宾，将兵救父，众散，亦自刎；壮士从良死者百余人。友定义良忠节，不掠其后。郡人哀陈氏之死，相与舁葬于绿江之滨，呼为烈妇冢。

噫！良以一介之民，不俟王师，惟以义起，二十年而至公爵，武略固已多也；即其行政为国，势当乱离，虽文人学士、世臣名将，有不能处者，良则优为；则其天分之高、忠诚之才为何如哉！逮以部将违其节制，潜纳贼兵，遂至战死，乃天亡也；而妻子与弟守义，骂贼凛凛，亦死；一门忠烈，又为何如哉！

余读《元史》不收，《闽志》又略，故特详考焉，提其大纲，略为立传，以激励夫不忠不义不烈者。

——〔明〕郎瑛《七修类稿》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6.3    于福州

唐初开国元勋诸将：徐、邴、安、杜、胡、弘、郭、麻、鲜于、张、阿布、阿铁、舍利、董、罗、朱邪共十六姓被赐予李姓。

——2006年1月12日《东南快报·A7天下版》“中科院专家解读新版百家姓”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29    于福州

罗达干，回纥首领罗达干等率其众二千余骑，诣泾阳请降，（郭）子仪许之，率众被甲持满数千人。回纥译曰：“引来非恶心，要见令公。”（郭）子仪曰：“我令公也”。

罗达干试太常卿。上赐宴于延英殿。共回纥一百九十六人。

——《旧唐书》197卷·南蛮·西南蛮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29     于福州  

罗立言者，父名欢。贞元末（758-804），登进士第。宝历初（825）检校主客员外郎，为盐铁河阴院官。二年（826），坐平籴，计赃一万九千贯，盐铁使惜其能，定罪止削所兼侍御史。太和中（827-835），为司农少卿，主太仓出纳物，以货厚赂郑注，李训亦重之。（李）训将窃发，须兵集事，以京兆府多吏卒，用立言为京兆少尹，知府事。（李）训败日，族诛。

长安县令孟馆贬硖州长史，万年县令姚中立，郎州长史。以两县捕贼官受（罗）立言指使故也。初（罗）立言集两县吏卒，万上捕贼官，郑洪惧祸托疾，既而诈死，令家人丧服聚哭。姚中立明知其故，恐以诈闻，不免其累，乃以状告洪以诈。仇士良拘洪入军，洪衔中立之告，谓士良曰：“追集所由，皆因县令处分，予何罪也。”故中立坐败，洪免死。

——《旧唐书》一百七十卷

罗立言者，宣州人。（安徽） 贞元末（758-804）擢进士，魏博田弘正表佐其府。改阳武令，以治剧迁河阴。（罗）立言始筑城郭，地所当者，皆富豪大贾所占，下令自筑其处，吏籍其阔狭，号于众曰：“有为如约，为我更完！”民惮其严，数旬毕。民无田者，不知有役。设锁绝汴流，奸盗屏息。河南尹丁公著上状，加朝散大夫（从五品下）。然倨下傲上，出具弓矢呵道，宴宾客列倡优如大府，众皆恶之，以是稀迁，然自放不衰。

改度支河阴留后，坐平籴非实，没万九千缗，盐铁使惜其才，止奏削兼侍御史。繇庐州刺史召为司农少卿。以财事郑注，亦与李训厚善。训以京兆多吏卒，擢为少尹，知府事，以就其谋。

——《新唐书》一百七十六卷

训森注：

罗立言参与李训与宦官仇士良的宫廷斗争，详见《新唐书》本卷“李训”传；《旧唐书》几乎全贬罗立言，但欧阳修编《新唐书》对罗立言评价比较公允，有功、有过、有缺点。

罗立言，宣州人。贞元末进士，太和末（927-935），由庐州刺史召为司农少卿（从四品），为京兆少尹（从三品）知府事（从二品）。以附李训，郑注，诛。

——《全唐文》692卷

训森注：《全唐文·692卷》收有罗立言两篇文章。

1. 《振木铎赋》以发号施令，王酞所先为音员。
2. 《风偃草赋》，以上之化人，乃如是焉为音员。

存《全唐诗》一首：《赋得洁美玉》。

罗立言帅京兆逻卒三百余自东来。收罗立言于太平里（甘露事变失败后被捕），又与左常侍罗让、詹事浑岁，翰林学士黎埴等家，掠其货财，扫地无遗。

九年（835）十一月乙丑，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训首（头颅）引王涯、王璠、罗立言、郭行余，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拥贾餗、舒元舆、李孝本于庙社，徇于两市。命百官临视，腰斩于独柳之下，枭其首于兴安门外。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樨无遗。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

开成元年（836）三月，左仆射令孤楚从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其家夷灭，遗骸弃捐。请官为收瘗，以顺阳和之气。”上惨然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于城西，各赐衣一袭。仇士良潜使人发之，弃骨于渭水。

（仇）士良等知（皇）上豫其谋，怨愤，出不逊语，上惭惧，不复言。

宣宗大中八年（854）十月，上以甘露之变，惟李训、郑注当死，自余王涯、贾餗等无罪，诏皆雪其冤。

大中四年（850），宦官发仇士良宿恶，于其家得兵杖数千。诏削其官爵，籍没家资。上虑人情不安，宣宗大中八年，诏：“长安之初，乱臣，贼子顷流竄已尽，其余族从疏远者一切不问。”大中二年（848）六月癸酉，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致仕。其党送归私弟，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其党拜谢而去。

附：罗立言的文件

罗立言御注考词

中大夫，京兆少尹，知府，上柱国，南昌县开国男罗立言。

大和六年（827）在中书省曰：

御注考词云：今在中书，载我大政，罗立言见义必为，不以为难，闻善必陈，克谈其奥，乃心甚公，德可经世，畴以为让。考中上。立言谢赐金紫。御批：

藉卿政事，顷在太府。今礼制用紫金鱼袋，章服有德，何足谢焉。

授罗立言少卿诰

司农寺司农少卿罗立言：

牒奉勒，旨如右，今以状牒，牒至准勒。故牒。

大和三年（829）五月二十二日

又罗立言御注考词

中大夫，京兆少尹、知府、上柱国，南昌县开国男罗立言。

大和七年（833）在中书省曰：

御注考词云：才堪文武，道可化民，司乎赞礼，型于朝中。

罗立言实封绫制

中大夫，使持节，都督京兆诸军，京兆少尹，知府兼陇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使，摄御史中丞，偕紫金鱼袋，上柱国，南昌县开国男，罗立言制右，可封南昌县开国男，食邑五千户。

门下；稽古丕训，封建诸侯，所以褒有德，以为屏翰，今罗立言大掌府政，夙夜秉贞，躬事朝端，乾乾不息。庶政不谬于职官大道，允敷于黎庶，拜官监铁，正义攸闻，继转司农，六纲不懈，兹以陇西多艰，小民失所。故特授尔职官，封勋如故。即驰驿赴任，主者施行。

大和七年（833）十月

训森注：

中大夫，从四品下；使持节，为节度使；都督京兆诸军，从二品；京兆少尹，从三品；京兆知府，从二品；陇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使，为上州刺史，从三品；御史中丞，正五品上；紫金鱼袋，为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上柱国，为功勋位，正二品；南昌县开国男，为最小的爵位，从五品上；罗立言身兼如此之多的要职，而封爵最小，仅为县男，按例不可能食邑五千户，从新旧唐书罗立言本传中可看出，他十分有经济头脑，很会敛财，加上与丞相李训等，当时深得皇上器重，可谓权倾朝野，故食邑竟达五千户之多。相当封侯了。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29    于福州

罗达，字普达，代郡桑乾人，晋益州刺史罗尚之后也。

自家形国，乃令望于成都，遇主有人，遂迁居于京兆。公乃魏扶风太守保之孙，周极仪同汉阳伯渊之世子。

公实高措,自天降灵川岳，幼而壮气，长挟雄武，性好风云，便有将军之志。

起家即任太祖武元皇帝亲信，公以受重弓马，深意于六奇，尤尚干戈，遂布情于三略，因以陪驾并州，即便锋颖，于是，光前绝后，公有力焉。遂以战拔恒，伦功殊赏异回。即蒙授都督，仍封巴渠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寻转帅都督，以柱国燕文公作牧神州，尔日光选补公从事，既以劳效数彰，屡佥戎典，俄迁大都督。

又从大驾平并邺，追高纬。公以勋超众，旅策遂不群，登即留兼齐州，仍任行军总管，岂直并州。郭汲，史著善政之名，蜀国葛侯，典美奇兵之称。

至大象二年，皇帝初兴霸业，位总三分，始令诸侯，仪形四海；以公先帝旧臣，特为密勿。诏授公仪同大将军，进爵为伯，增邑四百。

及春宫创立，储卫须人，遂敕授公东宫右勋卫车骑将军。公既内充心腹、外任股肱，便得无陋机权，于是，更增隆秩，则诏授太子右监门副率，仍转上仪同，铿锵入侍，是谓德臣。为辕门即充良将，但以浮生易促，沉化难留，遘疾不痊，掩归深夜。

公春秋六十有一，薨于京第。以开皇十六年岁次丙辰八月辛酉朔扩九日己酉，葬于大兴县浐川乡长乐里白鹿原。

——据《罗达墓志铭》

训森注：

罗达，本会所见最早有墓志铭存世者。亦是笔者仅见以罗尚为先祖之人。罗尚在《晋书》中虽评价不高，但以罗达身份地位奉其为先祖，可见罗尚在南北朝、隋代罗氏仕宦中的地位。说明罗氏襄阳郡望在隋唐时的巨大影响。有学者凭“代郡桑乾人”，推断他是叱罗氏改罗氏，并进而推断晋罗尚、唐罗艺为少数民族改罗姓。“代郡桑乾人”，有可能是改姓之罗氏，但罗尚晋书有载为罗宪之侄，其汉人身份确定无疑，若罗达为少数民族改姓，为何奉罗尚为先祖、奉“襄阳”为郡望？在唐《元和姓纂》中，河东、襄阳、齐郡是罗氏三大郡望，而北魏时，罗结子孙几乎掌管了半壁江山，“河东”郡望在南北朝、隋唐声名显赫，他完全没有必要冒认汉族的“襄阳郡望”，冒认“益州刺史罗尚之后”。

另外，从其墓志铭中可知他是隋朝的开国元勋，不管墓志铭是否溢美，能与诸葛亮、郭汲相提之人，恐非泛辈，为唐朝“罗家将”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罗隐墓志铭中所提：“拉虎输忠，令望之功崇乔岳”，罗令望，恐非罗达莫属。

罗达是被历史遗忘的罗氏大名人，墓志铭的出土，为后人留下可资研究的物证。

在国史、地方志中，武将屡被“遗忘”，偶然乎？必然也。史、志为文人所撰，既存在“文人相轻”之陋习，更存在鄙视“一介武夫”之偏见。

《中华罗氏通谱》要抢救罗氏历史，还《罗家将》之历史地位。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26    于福州

罗泽南，字仲嶽，号罗山，湖南湘乡人。生年嘉庆十二年丁卯，卒年咸丰六年丙辰（1807-1856），年五十。

幼贫甚，十岁就外傅，其大父一布袍亲为典质者六七次年。年十九即训蒙糊口，丧其母，又丧其兄，旋丧王父，十年之中，兄嫂姐妹相继逝者十一人。尝以试罢能徒步夜归，家人以岁饥不能具食，妻以连哭三子丧明，然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也。年逾三十，始补学宫附生；逾四十，始补麋膳生，举孝廉方正。

未岁，洪、杨兵起，以诸生从军，屡建大功。在军四岁，自江西回援武汉，卒于军。其后湘军将帅有名成功业者，大率其弟子也。

附一：罗氏学术大要

钱  穆

罗山交于同邑刘蓉、孟容，又馆善化贺修龄、贺长龄家，与唐镜海及湘阴郭嵩涛兄弟往来，其为学主于性理，而求经世，盖一时湘学风气然也。其与郭意城书云：学问之道，至今日卑陋极矣。词章之士，奉对偶音律之文以为掇科名之利器，……修己治人之道，全不留心。……一二特异之士，语品行则涉于福田果报，……语经济则惟考求海防河务监法水利，以待用于斯世。……迹其所学，但胜于窃取富贵者之所为，……要皆从功利上起见，是以所见日陋，所行亦日卑。不知君子之学，淑身淑世，为性分内所当为。……苟不务此，徒向枝叶上用功，纵做得伟然可观，终是三代以下品诣，三代以下作用，况乎以利己之心行之，尤终不能有成也。（“文集”卷六）

罗山尝谓士之品大概有三，有富贵之士，有功名之士，有道德之士。罗山以道德之士自期待，谓道德囿于功名，其道德不宏；功名出于道德，其功名乃大。古之人，蓬户萧然，歌出金石，天理日以复，人欲日以净，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已尽备之于草野之中。及临大事，决大策，不动声色，已措天下于磐石之安。何者？其蓄之有素，而出之有本也。（卷六《覆某友书》）。其素所抱负者如是，故一旦出而任事，确然有以自建树，异于常人。然则所谓人才本于学术，而当时汉学家徒事训诂考订、蔑弃义理不谈者，其弊害亦从可推见矣。罗山之学，大率推本横渠，归极孟子，以民胞物与为体，以强勉力为用。尝谓人之所以禀乎气者不同，人之所得是理者，未尝或异。有人于此，其性急躁，一日自知其失，痛自捐抑，其人则为和平之人；其性柔缓，一日自知其非，勉自振作，其人则为刚健之人。（卷三《性理》）

又曰：贤人以健行，故能尽道义而全性天。……凡扶纲常，传圣学，位天地，育万物，莫非分内当为之事，亦莫非尽人所能为之事。然而……求其能尽乎此者不可多得，……物欲害之故也。（卷五《健庵说》）。

又曰：人之所以能撑持世运者节义，节义岂必时穷而后见哉！天下无事，士人率以名节相尚，处则浴德澡身，出则为斯民兴利除害，斯世必不至于乱。即乱矣，相与倡明大义，振厉士气，当万难措手之际，而补救之，削平之，未始不可挽回古之人所以能制于未乱之先，弭于既乱之后者。惟赖有此耿耿之心，为之维系其间耳。（卷五《重修谢叠山先生祠引》）

凡此皆罗山未出任事时之言也。及其历身戎行，仍本昔日之所信守者以为之曰：

“天下无难事，视乎其为之者而已。以其难为，遂皆束手而不前，斯世之事，更教谁做？古人事业固无有不从艰难中做出者。”（卷六《与曾节帅论实成重任书》）

“或者斯民劫数未尽，故稍缓时日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决不可以一时之波澜，遂自灰其壮志也。”（卷六《与曾帅论分援江西机宜书》）

罗山任事之精神，处处见其与往昔之所以为学者本末一贯，表里相通，彼非所谓功名出于道德者耶！所著书，有《西铭讲义》、《姚江学办》、《读孟子劄记》、《人极衍义》诸种，虽精理名言，或前人发之已尽，未必多所创辟。然蓄之当躬，见之行事，斯理虽常，世运则变，如日月之丽天，光景不常新，固非必欲别出一境以凌驾古人者之所与知也。然则治近世学术者，必谓考订训诂为务实，道德义理为蹈虚，是盖未之深思耳。罗氏有《小学韵语序》一篇，论此尤慨切，其言曰：

“道光戊申，课徒左氏芭蕉山房，日与诸生讲小学、大学之方，诸生以朱子小学编为人生必读之书。惟……小儿初入学，遽以此授，往往不能以句，……余因为之撮其大要，辑为韵语，……方欲绶之木而粤匪之祸起矣。自戊申以来，迄今九年，一夫倡乱，祸延东南，天下弦诵之声，或岁乎熄。余以一介书生，倡提义旅，驰驱于吴、楚之间，而其一时同事者，及门之士居多。共患难，一死生，履险蹈危，绝无顾惜，抑何不以利害动其心耶？当天下无事之秋，士人率以文辞相尚，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学者，人或以为迂一日有变。昔之所谓迂者，奋欲起而匡之、救之，是殆所谓其愚不可及者与！亦由其义理之说，素明于中故也。余自愧德薄，不能以身教人，窃幸诸生克自奋发，不负其平日之所习，尤愿其益相策励，日亲当代崇实之儒，拔本塞源，共正天下之学术，学术正则祸难有不难削平者。匪徒恃乎征战已也。（咸丰丙辰正月，左季高答王璞山，谓：“近日人心，只‘自私自利’四字。尽无他，学术不明、天理澌灭故也。”又答胡润之，谓：“世之言事者，动言才情，不知才生于情，情苟不至，才于何有？今世守令，其意念所向，精神所注，大抵在上而不在下；其聪明才力，用之于揣摩迎合承奉竿牍之问，而实意之及于民者益鲜。即有时勉自振作，奋欲有为，亦动于近名乾誉之心，非其隐微所不得已之故，不旋踵而即索然矣。”经等见解，均可与罗山正学衡之旨相发明也）惜乎罗氏献身锋镝，一时群从共事之人亦糜其全力于兵戎之间，祸难虽平，而当时师弟子所欲正之于学术者，卒未得深究而大明于世，使晚清世运如沉疴之偶瘥、积痗之小间，撑持之方有已，倾覆之势未变。此则治曾、罗诸人之学术者，所尤当为近世中国命运扼腕深嗟而不置者也。

——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学年学术史》台湾版本，中华书局

注：钱穆为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清华、燕京、北师大名教授、国学大师。

罗忠节学问甚博，凡天文、舆地、律历、兵法及盐、河、漕运诸务，莫不探其原委。坐言起行，为有用之学，至性亦复过人，可谓“笃行君子”。时人称：“理学何可原非，惟真伪不可不办，然‘真’之一字，惟罗忠节足以当之。”为世人推崇之重，实属罕见。

附二：罗泽南辨学思想简论

张晨怡

摘要：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罗泽南学术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具有浓厚的辨学意识。依照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罗泽南对各种异学杂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辨学思想大体可以分为尊朱、辟王和批佛、老三个方面，其中尊朱为其思想的基础，辟王为其思想的核心。

关键词：辨学；尊朱；辟王

儒家辨学卫道的传统由来已久，孟子“黜管晏”、“辨扬墨”素为后世理学家所称道。罗泽南以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为准绳，按照轻重缓急的不同，分别给予了程度或异的批判，其中对于阳明心学与佛、老之学的抨击尤为激烈。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论述罗泽南的辨学思想。

一、尊朱

要探讨罗泽南的辨学思想，不能不首先辨明罗氏学术的归属。学术界对此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钱穆的观点是：“凡罗山之学，上自孔、孟，下至周、张，非有新论奇说，而止以程朱之说说之。”¹萧一山则认为罗泽南“似非专宗程朱者”²。在考察了罗氏的著作之后，笔者倾向于赞同钱说。关于儒家的历代学者，罗泽南有一段简明扼要的评述：

立万世人道之极者，其惟孔子乎！孔子，天下之至健也，运量万世不见其或息也；天下之至顺也，持载万物不见其或遗也。颜、曾见知，思、孟缵承，天经地义，昭如日星。自是而后，圣学荒芜，分离乖隔，莫知其宗。宋儒诞生，以兴起斯文为己任，黜近功，熄邪说，天下之士始得与闻大道之要。濂溪，圣之继者也；明道，圣之绍者也；伊川，圣之翼者也；紫阳，圣之成者也。”³

把先秦诸儒——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与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的学说都列入正学，作为“别□邪之失”⁴的标准。但是与大多数理学家一样，罗泽南实质上推崇的并不是先秦诸儒，而是宋代诸儒。他认为，只要“探宋儒之精微”，自能“跻孔、孟之堂奥”，“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灿然大明”⁵。这表明罗泽南所揄扬的并不是原有意义上的先秦诸儒，而是带有浓厚程朱色彩的孔孟学说，宋学才是他真正安身立命之所在。

对于宋儒，罗泽南也非一视同仁，他最为尊崇的显然是被其称为“圣之成者”的朱熹，以为“朱子之道”即“孔、孟之道”，“孔、孟之精微，非朱子无以发”⁶。他将朱熹与孔子相提并论，推崇备至，并且隐寓有继朱熹而挺立、起衰振弊、辨学卫道之意。

罗泽南的大部分著作，从形式到内容无不带有十分明显的朱学印记。比如，《人极衍义》一书即为“罗君仲岳诵《太极》、《通书》之言，而得其旨要”⁷而作，该书对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的理解和发挥，与朱熹《太极图说解》、《通书解》是一脉相承的。至于《姚江学辨》辨王学与朱熹辨陆学显然更是异代同调。罗泽南在一封答友人的书信中曾透露著《姚江学辨》的原因，书云：“象山之学，已经朱子明辨，弟固未曾及，惟姚江良知之说，窃禅门之宗旨，乱吾儒之正道，虽经前人议论，而其中之似是而非者，尚未能一一剖析，故曾为明辨之。”⁸《读孟子札记》多次征引《孟子集注》、《孟子或问》，对朱熹的议论颇为欣赏，以为可以“补孟子言外之意”⁹。《小学韵语》是以朱熹《小学》为原本，“撮其大要”辑成，“复取古人注疏附于其下”¹⁰。《西铭讲义》“附于朱子《解义》之后”，与《西铭解义》皆“用伊川分立而推理一之旨”。可以说，正是在吸收朱熹思想的基础上，罗泽南形成了自己的学说。

与此相联系，明清两代的宗朱学者也是罗泽南称许的对象，尤其是明代的罗钦顺和清代的陆陇其。罗、陆二人都讲究学术上的正邪、是非之辨，曾激烈地抨击过陆王心学，因此得到罗泽南的特别推崇。朱熹、罗钦顺、陆陇其等人对各种异学杂说的辩驳显然对罗泽南具有一定示范与引导作用，罗氏拒斥王学与抨击佛、老，除了出于维护学术纯正的责任感外，还不免带有一些效仿先贤的意味。

二、辟王

嘉道年间，伴随着程朱理学的复兴，陆王心学也出现了复苏的苗头。一些宗陆、王的学者借助程朱理学复兴之势，采取调和程、朱与陆、王的方式，努力扩大心学的影响。罗泽南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学术动向，对于尚为浅溪暗流的心学十分警惕，以为心学绝非“已毙之虎狼”。因此，虽然罗泽南对陆九渊、王阳明二人的品行、事功表示肯定，承认“陆子品谊、阳明勋业，固有不可磨处”，但是为避免心学再度盛行，“废讲学以求顿悟”，危害圣道，他把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了阳明心学，其辟王思想集中体现在《姚江学辨》一书中。

罗泽南认为朱、王之异不仅在于知行观的不同，更在于心性论的迥异。正是由于王阳明对心性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偏差，才造成了其“致良知”说对朱子“格物致知”说的背离。因此，罗泽南首先对王阳明的心性论展开了条分缕析的批判。对于王阳明在心性论上与朱熹的不同，罗泽南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论述：

“朱子以性为有善无恶，阳明以性为无善无恶也。朱子以性为理，心不可谓之性；阳明以心为性，吾心之灵觉即天理也。朱子以仁、义、礼、智为性之本然，阳明以仁、义、礼、智为心之表德也。此本体之所以异也。若夫善念之发，朱子以为率性，阳明则谓心体上着不得些子善念也。好善恶恶，朱子以为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阳明则谓心之本体本无一物，着意去好善恶恶又是多了这份意思也。万事万物，朱子以其理皆具于心，日用伦常各有当然之则，阳明则以事物为外来之感应，与心体无涉，以事事物物各有定理，是为揣摩测度于其外也。此大用之所以异也。”

显然，朱、王之间最重大的分歧在于本体论，这也是朱、王之学互不相同的根源所在。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罗泽南开篇即将王门“四句教”抛出予以驳斥。“四句教”的首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在王阳明那里主要是强调心之本体的无滞性，但是在朱熹的哲学中，“心之体”指的是性，加之王阳明也有“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的说法，那么“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也可以理解为性无善无恶。罗泽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将王阳明判定为“性无善无恶”论者的。根据孟子的性善论（这也是朱熹所信奉的），他对王氏的“性无善无恶”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进而，罗泽南又批驳了王阳明“仁、义、礼、智是性之表德”的观点。根据朱熹的学说，仁、义、礼、智分别与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相对应，“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因已发而有者也，表也；仁、义、礼、智，未发之中也，大本也”。王阳明以仁、义、礼、智为表德，把仁、义、礼、智看做是心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具体表现，这是罗泽南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因为若是按照这一逻辑，“则仁、义、礼、智非我固有也，是则仁、义、礼、智由外铄我也，天下之人孰有肯为仁、为义、为礼、为智者乎？天下之不仁、不义、无礼、无智者，孰肯反而为仁、义、礼、智乎？”由此可以看出，罗泽南不仅重视学理的纯正性，更关注一种学说产生以后可能带来的社会流弊，从而表现出他作为程朱理学家的本色。

在辨析了朱、王性之诸说的区别之后，罗泽南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王学的主要论题——“心即理”说。王阳明认为“心即性，性即理”，把“心即理”作为“立言宗旨”，并指责朱熹分心与理为二，这就难免要遭到罗泽南的攻击。依据朱熹哲学对心、性、理的定义，性即理，心绝不可以称为性，因为心不单指本体心，也具有经验心的意义，所以“心即理”绝对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命题。正如罗泽南所指出的：今夫性有善无恶者也，心有善有恶者也。曰慈祥、曰恭敬、曰裁制、曰精明，心之能顺乎理而不失者也；曰残忍、曰放肆、曰柔懦、曰昏昧，心之贼乎理而不顾者也。如果“以心与理为一”，就无法依理对恶人恶行进行责难，因为“公心是理，私心亦是理”，“乌得谓行仁者得乎理之自然，假仁者非其性之固有乎？”

朱、王之学势同水火的根源固然在于心性论的差异，但是最显著的不同却在于“格物致知”说与“致良知”说的对立，这一区别自然也是罗泽南辨析的一个主要方面。“致良知”说是王阳明结合了《大学》之“致知”与《孟子》之“良知”两个概念提出来的，认为良知是每个人不假外求、内在本有的道德意识与道德情感，人们所要做的就是扩充自己已经意识到的良知，使良知本体全体呈露出来。基于这一理论，他对“格物致知”这一概念作出了与朱熹截然不同的解释：“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取消了格物的认识功能和意义，并将格物统于致知之下，从而完全否定了朱熹以即物穷理、扩充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格物致知”说。这是罗泽南根本无法赞同的。他指出：人之一心，莫不有本然之理，即莫不有自然之知，惟其气禀有清浊，故其知识有广狭。人之良知不过识其大略，不能洞烛其精微也。在此基础上，罗泽南又对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提出了反诘：“既曰良知善即知其为善，恶即知其为恶，则良知无待于致矣。良知犹待于致，不得谓之良知矣。”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利用王阳明在概念诠释上的疏忽对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故钱穆认为：“罗山之辨王申朱，皆确然有见，非拘拘于门户之为见也。”

宗朱学者在辟王时，总要大肆渲染王学的佛学渊源，罗泽南也是如此。《姚江学辨》开篇即以高屋建瓴之势将王学与佛学比附在一起：“昔人谓佛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无善无恶。吾谓阳明《传习录》、《大学问》、《论学》诸书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无善无恶。”从总体上将王学与佛学划一归同。随着对王学批判的深入展开，罗泽南进一步把王学的一些具体论题与佛教的经文偈语联系起来，如：“其曰理无动者，本性虚寂，善恶两无，不与物来，不随事往，即佛氏之所谓常住不动，真性如如者也。其曰常知常照者，良知之灵明炯炯，无一息不照，即佛氏之以日月灯喻法，日昱于昼，月昱于夜，灯光常昱于昼夜也。”“其以天下无心外之物，此楞严经所谓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也。以良知为天理，此佛氏之以知觉为性也。”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总之，罗泽南尽可能将王学中已经改头换面的佛家用语揭示出来，以坐实王阳明“阴实尊崇夫外氏，阳欲篡位于儒宗”的“罪名”，以便将王学彻底排斥在儒学系统之外。但问题是，不单是王阳明，即便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包括罗泽南最尊崇的朱熹，也都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一点，罗泽南一直避而不谈，他是不了解，还是根本就不想承认，尚有待于深入考察。

罗泽南对阳明心学的批判，进一步确立了程朱理学对于陆王心学的强势地位，对晚清程朱理学的复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得到一些宗程朱学者的高度赞扬。

三、批佛、老

对于佛、老，罗泽南显然是极为反对的，这从其对王学的批判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二。此外，罗泽南还有一些专论佛、老的文字，从中我们可以较为全面地把握其批佛、老的思想。罗泽南拒斥佛、老的态度相当坚决，以为“异端之徒不绝，圣贤之道不行”，只有“禁僧道庐寺观”，才可以实现“天下之人知正教”的理想。关于佛、老的危害，罗泽南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寂灭清净乱正道也，遗君弃亲畔人伦也，鳏居寡处绝生机也，佛阁道院竭财力也。”即淆乱圣学、背弃人伦、破坏生活与生产。对此，罗泽南分别给予了猛烈的抨击。

罗泽南还驳斥了佛教的轮回说。在佛教的生死观中承认有“鬼”的存在，罗泽南以儒家气化流行的观点反驳说：“人之魂，阳气也；魄，阴气也。阴阳之气交，则魂凝魄聚而人以生；阴阳之气判，则魂升魄降而人以死。既死之后，其气已散，安有所谓鬼者？”并对佛教的轮回说进行诘问：“信如斯言，天下之人，生生死死，止有此数，天地生物之功用，亦甚冥顽不灵矣。”这一反问，还是相当尖锐的。轮回说的流行造成了世人“日竞为淫祀，以邀福禳祸”的恶果，罗泽南特别把这一现象与儒家所称许的子孙祭祖加以区分。他认为：“子孙之精神即祖宗精神之所存，一气相传，自有可格之理。”这与朱熹所说的祭祖是为了得到祖先精神的“感格”是一致的。从中可以看出，罗泽南虽然反对人死为鬼、人死之后有魂的有神论，但是他的无神论思想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对于佛、老之教“去君臣、弃父子、离夫妇兄弟”所带来的危害，罗泽南主要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来评说的。在罗泽南的诗作中有一个年轻僧人的形象，该僧“皈依佛地经廿年”，终日处于“欲依吾师亲谁养，欲事吾母身难赎”的彷徨处境。佛、老之教“使人耽空嗜寂，去离亲戚”，显然违背人们“孩提知爱”的天性。

罗泽南反对佛、老，不仅仅批判其谬误、揭露其危害，他还提出了禁绝佛、老之教的措施：立学校，明人伦，俾天下之人才尽习乎大学之道。而后禁人子之丧其亲者，不得令作佛事；父母之有子者，不得度为僧尼。而又谕僧尼之还宗者，寺观中之田土任其耕种之，贫者其父母家之宗族从而资助之，知学问者考试之。主张以教育感化为基础，辅以行政命令，标本兼治，来杜绝佛、老之教的流行。但事实上，罗泽南的禁佛、老措施也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因此感慨当权者“不出此也”。

罗泽南生活的时代正值清王朝内外交困、危机重重，当时学者忧心时世，不免乞灵于学术，而由于各人的社会地位、学术背景、个人禀赋不同，所提出的思想主张也就不同。作为程朱理学家的罗泽南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极力主张辨学术之邪正的。其目的无非是要振兴早已衰微的程朱理学，通过端正学术来端正人心，进而挽救整个国家、民族的危机。罗氏的苦心孤诣确是非比寻常，事实上也多少促进了程朱理学的复兴。但是当时思想学术界的主流是兼收并蓄，儒家内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汉学与宋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间的会通融合蔚然成风，甚至旁及诸子学、佛学、西学，“学术之趋势，既由分而合”，“倘坚守一家壁垒者，均不能有号召之力”，“罗山之著述，遂在若存若亡间”，出于时代的必然，“无大影响于后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释】

1.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8册，《罗山学术》，东大图书公司，1980年，第316、317、318页。
2.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735页。

3.5.罗泽南：《人极衍义》，清咸丰九年(1859)长沙刊本。

4. 罗泽南：《读孟子札记》卷一《公孙上》，清咸丰九年(1859)长沙刊本。
5. 罗泽南：《姚江学辨》卷二，清咸丰九年(1859)长沙刊本。
6. 刘蓉：《养晦堂集》卷二《罗仲岳人极衍义序》，清光绪三年（1877）思贤讲舍本。
7. 罗泽南：《罗山遗集》卷六《答云浦书》。
8. 罗泽南：《读孟子札记》卷一《梁惠下》。
9. 罗泽南：《小学韵语·叙》，清咸丰六年（1856）长沙刊本。

罗泽南：《西铭讲义·叙》，清咸丰七年（1857）长沙刊本。

罗泽南：《罗山遗集》卷六《与高旭堂书》。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册，《传习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7、115、121页。

罗泽南：《姚江学辨》卷一。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册，《传习录上》，第15页；《传习录中》，第45页。

罗泽南：《罗山遗集》卷三，《鬼神》；卷一，《有僧》；卷七，《谢星垣先生传》；卷三，《仙佛》。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第1952页。

注：张晨怡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21    于福州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及第（第三名，俗称探花），授编修。

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以实行教士。未几，奉亲归，因乞终养。刘瑾怒，夺职为民。瑾诛，复官，迁南京太常少卿（正四品），再迁南京吏部右侍郎，入为吏部左侍郎（正三品）。

世宗即位（1522），命摄尚书事。上书言久任，超迁，法当疏通，不报。大礼议起，（罗）钦顺请慎大礼以全圣孝，不报。

迁南京吏部尚书（正二品），省亲乞归。改礼部尚书，会居忧，未及拜。再起礼部尚书，辞。又改吏部尚书，下诏敦促，再辞。许致仕，有司给禄米。

时张总桂萼以议礼骤贵，秉政树党，屏逐正人。（罗）钦顺耻与同列，故屡诏不起。里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

王守仁以心学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师之。（罗）钦顺致书守仁，略曰：“圣门设教，文行兼资，博学于文，厥有明训。如谓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所不尽，必于入门之际，加以格物功夫哉？”

守仁得书，亦以书报，大略谓：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反复二千余言。

（罗）钦顺再以书辩曰：“执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学》以来，未有此论。夫谓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为物也三。谓正其物之心，诚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为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论，以程子格物之训推之，犹可通也。以执事格物之训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论，则所谓物，果何物耶？如必以为意之用，虽极安排之巧，终无可通之日也。又执事论学，书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审如所言，则《大学》当云：“格物在致知”，不当云“致知在格物”与“物格而后知至矣”。书未及达，守仁已殁。

（罗）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谓：“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今人明心之说，混于禅学，而不知有千里毫厘之谬。道之不明，将由于此，钦顺有忧焉。”为著《困知记》，自号整庵。

年八十三卒，赠太子太保（正三品），谥文庄。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本传”

附一：罗整庵自志

整庵罗姓，钦顺名，允升字，吉泰和阙城人也。成化乙酉腊月八日，生于浙东青田官舍。弘治壬子秋，江藩以第一人荐。癸丑，会试礼部，名第七。廷试，蒙孝庙亲擢第一甲第三名，赐进士及第，授官翰林院编修。壬戌夏，升南京国子监司业。乙丑得告，奉侍先公还乡，因疏乞终养，当道持不下。正德戊辰，逆瑾横益甚，夺职为民。庚午秋，瑾伏诛，例还旧职。壬申秋，升南京太常寺少卿。乙亥夏，升南京吏部右侍郎。戊寅，满孝乞休，不允。己卯春，改吏部右侍郎，辞益恳。庚辰夏，有旨：“着上紧到任管事，不准辞”。其年十月履任。辛巳三月，武庙上宾。四月，今上入继大统，万邦胥庆。五月，升本部左侍郎，先后尝连摄部事。壬午夏，升南京部尚书，到任未几，闻先公病甚，疏乞解官侍养。有旨：“准暂回省视”。冬尽抵家，癸未四月，先公竟捐馆。尝有礼书之命，不及拜矣。丁亥春，复以礼部尚书召。疏辞，不允。俄召为吏部尚书，辞益力。奉圣旨：“卿才行素人望久归。近自陈休致，已有旨勉留，如何复有此奏？既情词恳切，准致仕。有司仍月给食米四石，岁拨人夫四名应用。”盖私心雅慕持正，而重于变通。量而后入，亦惟古训之是式耳。何意圣恩弘覆，所以曲成者如是其特，是诚当代之所鲜哉！

平生于性命之理，尝切究心，而未遑卒业。于是谢绝尘绊，静坐山阁，风雨晦冥，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记》，前后凡六卷，并得附录一大卷，所以继续垂微之绪，明斥似是之非，盖无所不用其诚。力之殚矣，心之远矣，亦非有加于分外也。甲辰之冬，行年八十，巡抚、都御史净峯张公岳为请存问之典。乃其为说，欲使缙绅学子，知某以正道、正学为上所尊礼，莫敢不勉率以趋于正。风化所系，诚非浅小。自非道同心契，其见于其言者，孰能若是之深切哉！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吾固知实理之不容易矣。

近得危疾，久而不解，听天所命，何惧何疑？缘素无功业可记，将来不敢以碑铭为大手笔累，乃自誌其生卒之概，刻而藏之，使后世子孙由是而知有我，足矣。初娶同里曾氏，生二子：琰、珝；一女任洁，适万安刘宏，婿、女俱先卒。继娶临潼李氏，生一女端洁，适同邑冻溪尹廷。孙男六人：份、企、佸、偲、位、以；孙女四人，长适蜀江欧阳鈗。曾孙男一人申孙；曾孙女二人。平生微言细行，动辄准绳，家庭子弟当有能记之者。其世系之详，具载于先祖考及先考神道之碑，兹不复出。

（右誌作于丁未夏四月十六日丁酉，越九日乙巳，考终正寝，享年八十有三。葬以戊申春正月十九日丙申。墓在三十都桃冈之原，酉山卯向，去家仅五里）

附二：整庵履历记

余平生无可称述，惟是履历之概，不可不使吾后人知之。居闲无事，时追忆其一二，识之于册，事各系于其年，辞则悉从其实而已。

成化元年乙酉十二月辛巳时加辰，余生于浙东青田之官舍。先公时为其邑教谕，盖六年矣。

五年己丑先公官满还乡。学舍中门巷曲折，归途山行川泛，余略能记之。

七年辛卯春，初入学。夏，先公履安庆教授任。秋，随先祖母王夫人、先母曾夫人赴官所。曾夫人常言：“吾儿初入学便循循守规矩，不与他儿同也。”

十一年乙未先姑父萧贵步先生来访亲，先公留之馆。余从受业，初学作五七言律诗。

十三年丁酉夏，先公应闽藩聘，往考乡试，萧先生亦还乡应举。余独处一斋，读书习字，未尝轻出。间一二日，则往就司训赵先生解释《大学》数条，略能领其大旨。朋辈或相拉游戏，辄辞之，盖性所不好也。

十四年戊戌春正月，例改题门符。余辄题两语云：“不规规于事为之末，但勉勉于仁义之天。”见者颇加叹赏。三月，先公还任，同官指门符谓先公曰：“令郎已能道此语，何尚不令学举业乎？”先公曰：“欲其多读书尔。”乃遣从丁宗仁先生学。端午日，先生面试论语义二篇，未午呈稿。览毕，见谕曰：“子学文未久，所作遂能合格，且如是其敏。第勉力，不患不远到也。”归，先公令诵所作，良色喜。无何，闻士美、文甫两曾先生具及第。先公因赋二绝句柬丁。其一云：“雅彦龙头真极选，探花又喜见曾追。便须发奋思齐驾，问学工夫可暂离！”其二云：“吾乡多士皆骐骥，逐电奔云不可追。驽劣自惭空老大，还看绿耳与纤离！”时余年方十四，先公属望已不浅矣。丁先生名荣，怀宁庠生，其学行素为公所重，后中成化丁未进士，未授官而卒。

十五年己亥春，得咳疾，久而未愈。先公颇以为忧，医疗勤至。既愈，日授庭训，不及从他师。

十六年庚子春，从王应禛先生学，与戴天锡同窗。天锡长余一岁，颇见推让。其秋，先生及天锡皆中乡举。后先生未仕而卒。天锡亦中丁未进士，累官桂林知府，罢归。冬，先公官满，挈家还乡。

十七年辛丑夏四月，余受醮命，娶于同里曾氏。秋八月，先公赴京。

十八年壬寅春三月，先祖母王夫人卒。冬十月，先公守制来归，丧葬诸事皆命余相守庵叔父理之。

十九年癸卯秋，郡邑取中乡试，比至会城，提学钟公卧病。时生儒未试者七八百人，两司诸公乃合而试之。令严甚，不许属稿。所取仅四之一，余忝首名。

二十年甲辰读书里之双龙观中。

二十一年乙巳夏四月，先公起复，赴京。余始受命理家。

二十二年丙午郡试、提学试、巡按御史试皆叨首选。时提学为瘠茂冯公，奖与尤至。

弘治二年己酉小试，为太守顾公天锡所赏，后为提学敖公静之所黜，论偶失旨故也。

三年庚戌春，赴南雍省侍。至则率季弟允恕读书于率性堂之右厢，凡数月。秋暮方抵家。

五年壬子秋，赴会城应试。八月初七日夜分，吐泻交作。比晓，息仅属，势颇危。日中犹未能食，既而酣睡，入夜精神方稍回。已决意不入场矣，所亲力强之，饭数匙，夹持以往。顾病体不堪重劳，乃谓所亲曰：“日加申，吾当出，宜具粥以需。”竟如所约。三场毕，自度必中，中当不出十名，然不意竟叨首选也。冬十一月，与徐广威同舟北上。至南都，余入省二亲，庆威入省其兄广贤夏官。腊月既望，乃联骑渡江。至徐，买车同载。

六年癸丑春正月九日，至京师。会试榜出，余名列第七，修撰钱与谦先生所取士也。钱批余论首云：“有相业者作。”士夫往往为余诵之。然录中所刻，乃出钱手，非余本色也。廷试，擢第一甲第三名，赐进士及第。既而闻阁老丘文荘公阅余所对策，过有褒语。徐文靖公覆视颇摘其瑕。余自是益留心于学，皆二公玉成之赐也。释褐，授翰林院编修，阶承事郎。朝退辄闭门读书。天性简直，拙于人事，交游甚寡。凡阅岁贡生及考满训导试卷，未尝过刻，亦不苟容。有执贽求见者，悉坚拒弗纳。每得先公书，亦未尝不以此为戒也。

八年乙卯夏四月，先公以考满到京。居两月，升国子助教，徙居退省堂。间数日，辄一往省。冬十二月，闻母夫人之讣。

九年丙辰春二月，先公乞休得允，遂同舟南还。闰三月抵家，以冬十二月襄事。

十一年戊午春三月，释服。四月，始出邑城谢诸亲友。冬十一月北上。

十二年己未春二月，至京，随复原职。二弟同中进士，遂同居。夏五月，满初考，蒙恩授敕命，进阶文林郎，封先公编修，赠先母孺人，内子亦受孺人之封。

十五年壬戌春，同考礼部会试。得一卷，三场俱优，而藏锋敛锷，意其必困于累举者，颇疑为乡友萧时坚，然不敢以私废公，遂定为本房之冠。主考吴匏庵先生置之首选，及拆卷，乃景陵鲁铎，果丙午举人也。俄充经筵展书官。夏四月升南京国子监司业。先年起蘭谿章公懋为祭酒，公以家难辞。诏推补司业以需，而余适承乏。盖此员缺而不补，垂七十年矣。夏六月，履任。监规积弛，士多放逸，每遇差拨即争辩纷如。余谓：“放心宜收，非管摄之严不可；争风宜息，非积考之精，予夺之公不可。”持此三者甚力，始而怨谤交集，终亦安之，六馆肃如。奏疏言：“下第举人当入南监者，正宜及时作养，顾往往径自回家，虚糜岁月，可惜。请立法以拘制之。”当道虽以为然，然不肯尽从吾所立法，盖惟恐人情不便也。

十六年癸亥春二月，先公至自杭。初，余改官即以迎养请，先公许来一视。过杭，则留仲弟允迪所专使再往乃至。秋八月，大司成章公抵任。未数日，寮属中有间之者，公颇置疑，徐而察之，知所言皆妄，乃深相信。自是凡事必以见咨，余靡不尽心。相处仅逾年，遂相乖隔，然书尺往来不绝。平生寮友之相得者，公其最也。

十七年甲子冬十一月，得告，奉先公还乡。在任将二年，所奖进之士，如吴惠、汪立、王思、陆深、严嵩、董圯、张邦奇、湛若水、杨叔通、陈沂、盛仪、潘鑑、曹琥等，后皆有名，亦自喜其不谬。所愧学力未充，未能相与痛加切磋耳。

十八年乙丑春正月，道杭州，少驻。二月，抵家。秋，疏乞终养。马端肃公时为太宰，谓终养之例，须单丁乃许，今有兄弟三人，然三人皆从宦，情固可推，理宜酌处。乃行原籍查勘。

正德元年丙寅勘文到部，马公已去位，代者漫无可否，倚阁逾年。

二年丁卯春，有为余叩其所以者，该司固云例不合，乃檄有司催余还任。欲再疏，虑旷日弥久，乃以冬十月复莅南雍。时大司成则历城王公敕也。

三年戊辰春二月，将满考，时逆瑾方作威福。南铨忽用其新例，将以余给假始末具奏，或谓还任在新例前两月，勿奏可也。该司虑祸及，不听。野亭刘公时为太宰，谓余：“奏可缓发，子宜以考绩先行；一面瑾，固当无事。”余心知奏上必无全理，然或如所谓，将举其平生而尽弃之，乃逊辞谢曰：“感公厚意，但非力所能及，愿早为发奏，俾某得供子职，为赐多矣。”野亭为之色动。四月，得报除名。闻吏部据南铨奏辞，具新旧例两请，瑾果怒余简伉，竟用新例以示威云。六月抵家，先公泰然如平日。

五年庚午秋八月，更化诏下，复原官。冬，复被南雍之命。

六月辛未春三月，抵任。时大司成则永嘉王公瓒也。五月，上献纳愚忠疏，疏入，留中。秋七月，闻乡郡有警，急遣人奉迎先公，九月至官舍。冬，复迎守庵叔父来居。

七年壬申夏四月，以新例考旧绩，将北上。仲弟允迪使来迎父、叔，余送至嘉兴而别。抵淮安，病弗能前，入疏请告。逾月，回至龙江，寓禅庵以俟报。部书至，乃俾余还任调理。再疏恳之。秋七月，流贼刘六等骤至江上，人争走避，余不得已，复入城。八月得报，升南京太常少卿。知再疏未达，乃复令人入疏。吏部覆奏，奉旨不允。盖余自入春来，觉心气虚怯，状若怔忡然，切欲闲居静养，而连疏不遂。冬十一月，乃勉强供职。

八年癸酉弘治间，尝有诏录开国功臣后。凤阳有郭琥者，奏称滁阳裔孙，过有希望，当道颇难之。再奏乃得冠带。其意未满，复奏乞一官，遂经营得奉祀，盖虚衔也。无何，又欲比徐、杨二王，求立祠祭署。祠祭署隶太常，乃数造太常，请为具奏。河东张公芮为卿，既许之矣，余未闻也。是春及夏，琥又迭来恳请，张公将从之。余曰：“兹事未可轻易。徐、杨二王皆太祖至亲，滁阳则以义合。其追封王爵，或以大国，或以郡，明有差等，故祠祭署自难概设。且当时二署之设以坟，今为琥请，何理也？”张公直视无言，第令琥姑俟之。后察知余意坚不可回，乃已。琥乃自入奏。事下吏部，冢宰邃庵杨公洞烛其情，恶其僭妄，遂请削其奉祀。滁人闻命下，莫不快之，张公犹为余言“邃庵太过”，人性之蔽有如此者！余又考敕赐滁阳王庙碑，已明言王无后。琥虽或有来历，如碑文何！当初似欠参详。以此知当官处事，虽微不可忽也。秋，两京先后缺祭酒，余连被首荐，皆不果用。有一前辈意余将不释然，每见辄致宽慰语，且讽余拙。余颇讶其不相知，因赋三绝句晓之，其卒章云：“伊洛渊源世所宗，高谈性理半雷同。若无上蔡除根力，远隔程门一万重。”及再相见，颇有惭色。

十年乙亥夏五月，升南京吏部右侍郎，六月履任。友人曾元之在京师以书见贺，有云：“凡遇员缺，再推而得之者，在他人，人皆曰人也，非天也；在先生今日，人皆曰天也，非人也。”余颇以元之为知言。秋九月，兼摄南京工部事。是月晦，封孺人曾氏卒于官所。余妻贤而不寿，且余乍进乍退，故封号未及有加，心切哀之。冬十月，令子珝扶柩归葬。

十一年丙子春三月，解南京工部事。夏五月，因灾异自陈乞休。冬十一月，再娶临潼李氏。

十二年丁丑秋七月，捧表入贺万寿圣节。次子珝自家来侍行。九月初至京，驾已西幸。既毕事，出至张家湾，乃疏乞归省。至仪真候报，久而未得，乃从浙迤逦西归。溯章江始得报：“有旨，给驿。”无及矣。后十二月抵家。江西归。

十三年戊寅夏六月，还任。冬十二月，满考，即日驰书气休，溯江西归。

十四年己卯春正月抵家。五月，得部咨：“奉圣旨：‘罗钦顺学行老成，着照旧用心办事，所辞不允。’”未几，又得部咨，改吏部。乃再疏乞休。

十五年庚辰秋八月，得部咨：“奉圣旨：‘罗钦顺先因推举改用，成命久下，着上紧到任管事，不准辞。”余以先公年益高，己身又多病，出将未免有悔，若恳请，未必不从。先公稍不怡曰：“儿从宦虽有年，备员而已。今往或可少行其志，何固执乎！”余为之悚然，乃决行计。冬十月，陆行至京履任。后则以满考闻，蒙恩给诰，升授通议大夫，赠封二代及妻室，皆如制。冬十一月，毅皇驻跸通州。二十一日，被旨赴在所供事。二十五日，赐见潞河驿。十二月朔旦，候驾漕运厅前。驾至，偕文武诸大臣及科道官入见，遂劾奏诸反者，请置之法，有旨收系云云，乃叩头而出。堂中惟设御座，旨则司礼监太监由御屏后传出，颇闻故典如此。初九日晚，前行候驾。次日午，驾乃还宫。十一日，大祀天地，奉旨分献北海坛。

十六年辛巳春三月十四日，入奉遗诏。四月二十二日，今上即位。后数日，自陈乞休，不允。太宰晋溪王公被收，余奉旨摄篆首。遵诏条，备查先朝得罪官员，开具职名、事由上请。于是圣恩所及，无间存殁。余初阅司稿，于王廷陈事迹颇欠明，遂据实增入数语云：“王廷陈近因后任缘事，拟降杂职，候到部之日，另行奏请定夺。”其后，言路中有因他事泛及廷陈者，以为吏部庇之，殆传闻初稿之误，亦欠审矣。会推吏部尚书，余所举有白严乔公，六科独不附，曰：“齐某尝有言矣。”余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齐所言固应有见，但众论所归，诸君亦不可不察。”往返数日，竟亦佥同。是月，转左侍郎。秋七月，太宰熊峰石公入管诰敕，余再被旨摄篆。于是，白岩竟代熊峰。大司马幸庵彭公初至，谓先朝故典，新君即位，尝降敕南京内外守备及诸文武衙门，俾其协心计，安根本重地，乃以咨来属余奏请。俄又奏留前任郎中于湛，欲与同事数月，时淇已升陕西参议，余皆不从也。言官尝有所指劾，覆奏一从其实，无敢阿私。诏所罢官有夤缘内监以求进者，奏论其交通害政，请付法司定罪，竟沮之。冬十月望后，白岩始至。十二月，与九卿诸公同上“慎大礼以全圣孝疏”。疏草余所具也。

嘉靖元年壬年春正月，奉敕谕充实录副总裁，赐御宴于礼部。三月，驾幸太学，充分奠官。礼毕，赐羊二只、酒二瓶、实钞三千贯。都御史徐公自湖广驰疏，请起邃庵杨公总制三边。吏、兵二部会题，拟如所请。苏郎中稿来看，余曰：“邃庵乃旧相，即起亦必礼辞，往返须数月。今边报孔亟，李亚卿方在彼行事，利害所系，恐宜三思。”苏以余言告白岩，乃以题本后增二语云：“但见有侍郎李某在彼。伏乞圣裁。”邃庵由是不果起。余尝误为邃庵所知，素尊仰之，但入京逾年，闻诸物论殊籍籍。晓苏之语，非惟事体当然，亦欲以忠于知己者尔。夏四月，升南京吏部尚书。六月，履任。八月，所遣仆子自家来，闻先公病势不解，即驰书乞休，以便养亲。奏，奉圣旨：“卿父既有疾，准暂回省亲，驰驿去。疾愈，上紧还任管事。”十二月抵家。

二年癸未春三月，改礼部尚书。夏四月十九日，先公捐馆。

四年乙酉春正月庚申，葬先公天柱冈之阳，奉迁先夫人袝焉。

五年丙戌春正月，具疏遣子珝入京代谢赐祭及营葬恩。

六年丁亥春二月，复起为礼部。辞疏上，奉圣旨：“卿学行简在朕心，推举出乎廷议。礼卿缺员，虚位以待，宜勉承新命，上紧前来供职，再不必辞。”夏五月，改吏部尚书。再疏辞免重任，恳乞休致，奉圣旨：“卿才行素著，人望久归，近自陈休致，已有旨勉留，如何复有此奏？既情词恳切，准致仕，有司仍月给食米四石，岁拨人夫四名应用，该衙门知道。”秋九月，吏部咨到，遂驰书谢恩。冬十一月，纠合族众改作罗氏宗祠，又与二弟协谋市地创作小宗祠。罗氏宗祠乃先公创作，以祀始迁之祖，为会族之处，当时颇病其隘，欲展拓而未能，又欲别祠小宗，而地基弗便。至是，适有机会一时并举，皆所以成先公之志也。是役也，长男琰多效劳云。

七年戊子春二月，十三道御史会荐十人，以余为首。忌者大怒，遂穷探其故，既无所得，犹斥三人外补。余前后被荐不啻十数，虽三人被斥，犹或有继之者，盖多采用虚名，不知余实无所长，又衰且病也。往年元山席公亦尝举以自代，平生仅一识面而已。丙戌之夏，因子珝谢恩归，以书见贻，颇论及时事。其为国一念可谓惓惓。然余持论既殊，既令复起，亦安能久于其位也？秋七月，以大礼告成，下诏覃恩，进阶荣禄大夫。冬十一月，编次所著《困知记》为二卷。

八年己丑秋七月初，季弟西野卧病，八月二十五日竟不起。余前后驻邑城凡四十余日。冬十二月甲申，再往视窆。

十年辛卯春二月，杨氏姐寿七十，自往庆之。次子珝以是月赴京谒选。夏四月，会同乡士友于龙福寺议乡约。六月，续著《困知记》一卷成。

十二年癸巳夏五月，又续著《困知记》一卷。

十三年甲午 年七十。生辰将近，亲朋陆续称觞，皆以诗文为侑。次儿珝在京求得寿文一篇、玉带一束，缄书遣使，以初七日抵家，亲朋见之，莫不以为奇事。江右士夫在都下者几十人，人赋一诗为寿，其诗卷题曰：“天寿平格”。诸君之意良厚，然非余所敢当也。

十六年丁酉冬，次儿珝得告归省。

十七年戊戌又著《困知记》一卷，记于是凡三续矣。其冬，筑寿藏于桃冈。故妻曾夫人自龙塘迁葬寿藏之右。事毕乃促珝还朝。

十八年己亥春三月，买得小径中峪山地一片，迁葬外祖考妣，立石识之。外祖考曾府君讳朋止，妣萧氏，其遗胤只存曾孙一人，年已向衰，犹未有子，不得不为之远虑也。初冬，珝升马湖知府，便道过家，留两月乃之任。冢孙偁以疾卒，十二月葬阳村。贤而早死，可哀也！为铭其墓。

二十年辛丑珝自马湖入觐，疏乞侍养，温旨赐允。夏四月抵家。

二十一年壬寅作桃冈书院，去寿藏可百步许。十二月庚子，鸡将鸣，梦中偶得句云：“欲穷太极图中妙，须向姑苏台上推。”未审为何详也。因记二十年前梦中尝得句云：“东海春流吞万壑，南山晴翠耸层霄。”亦未详所谓，漫志之。又记先公官南都时尝梦题竹，亦止记两句：“冰霜岁久琅玕老，雨露春深枝叶繁。”此实先公眉寿征，家庭馀庆之兆也。

二十二年癸卯七月初，得曾孙男，字之曰申孙。

二十三年甲辰年八十。生辰前后，贺客陆续至，视七十时几倍之。

二十四年乙巳夏四月二十六日，巡抚、都宪东崖虞公奉旨及门存问。五月初七日，巡按御史槐川魏公继至。是月十七日遂具疏，令孙男佸赍奉入谢。以八月中至京，疏奏，奉圣旨：“览卿奏谢，朕知道了，礼部知道。”十二月，佸抵家，得部咨知会。

二十五年丙午夏五月，又续著《困知记》一卷。

二十六年丁未

附三：明儒学案师说罗整庵钦顺

愚按，先生之学，始由禅入。从“庭前柏树子”话头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觉为性，以心为本，非吾儒穷理尽性致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说而求之，积二十年久，始有见于所谓性与天道之端，一口打并，则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间，由本而之末，万象纷纭而不乱；自末而归本，一真湛寂而无馀。”因以自附于卓如之见，如此亦可谓苦且难矣。

窃思先生所谓“心目之间”者，不知实在处，而其“本之末”、“末归本”者，又孰从而之之、归之乎？理一分殊，即孔子：“一贯”之旨，其要不离忠恕者，是则道之不远于人心，亦从可决矣。乃先生方齗齗以心性辨儒释，直以求心一路归之禅门，故宁舍置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处理于不内不外之间，另呈一心目之象，终是泛观物理。如此而所云“之之”、“归之”者，亦是听其自之之而自归之，于我无与焉，则亦不自觉其堕于恍惚之见矣。

考先生所最得力处，乃在以道心为性，指未发而言；人心为情，指已发而言。自谓独异于宋儒之见，且云，“于此见得分明，则无往而不合。”试以先生之言思之，心与性情原只是一人，不应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缘先生认定佛氏以觉为性，谓觉属已发，是情，不是性。即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无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于心外，而求之天地万物之表。谓天下无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贯，而后授之诚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是，则几以性为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尝见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内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犹之理与气；而其终不可得而分者，亦犹之乎理与气也。先生既不与宋儒天命、气质之说，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谓“理即气之理”，是矣，独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气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理气是一，则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于一分一合之间终有二焉，则理气是何物，心与性情是何物！天地间既有个合气之理，又有个离气之理，既有个离心之性，又有个离性之情，又乌在其为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释氏本心”，自是古人铁案。先生娓娓言之，可为大有功于圣门。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于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为释。先生不免操因噎废食之见，截得界限分明，虽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实免抛自身之藏。

考先生于格物一节，几用却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后即说心，说性，说理气，一字不错，亦只是说得是，形容得著，于坐下毫无受用。若先生庄一静正，德行如浑金璞玉，不愧圣人之徒，自是生质之美，非关学力。先生尝与阳明先生书云：“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诚意正心”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呜呼！如先生者，真所谓“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门，且在终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质，早寻向上而进之，宜其优入圣域，而惜也，仅止于是！虽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厘之差，而终之苦难一生，扰扰到底者，几乎千里之谬。盖至是而程朱之学亦弊矣。由其说，将使学者终其身无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后得，而得已无几，视圣学几为绝德，此阳明氏所以作也。

——《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一

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吉之泰和人。弘治壬子，乡试第一。明年，进士及第，授翰林编修。擢南京国子司业。时章枫山先生为祭酒，皆正己率物，太学一时之盛。奉亲归家，因疏乞终养。逆瑾怒，夺职为民。瑾诛，复职。由南京太常少卿升南京礼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转左侍郎，拜南京吏部尚书，改入礼部。丁父忧。服阕，起原官。未至，改吏部。具疏固辞，于是得旨致仕。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诏赐祭葬，赠太子太保，谥文荘。先生家居，每平旦，正衣冠，升学古楼，群从入，叙揖毕，危坐观书。虽独处，无惰容。食恒二簋，居无台榭，燕集无声乐。林希元曰：“先生自发身词林以至八座，其行己居官，如精金美玉，无得致疵。”

先生自叙为学云：“昔官京师，逢一老僧，漫问：‘何由成佛？’渠亦漫举禅语为答：‘佛在庭前柏树子。’意其必有所谓，为之精思达旦，揽衣将起，则恍然而悟，不觉流汗通体。既而得证道歌，读之若合符节。自以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后官南雍，圣贤之书未尝一日去手，潜玩久之，渐觉就实。始知前所见者，乃此心虚灵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体认，积数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而确乎有以自信。”

盖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谓：“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轇轕，而卒不克乱，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即朱子所谓“理与气是二物”、“理弱气强”诸论，可以不辩而自明矣。

第先生之论心性，颇与其论理气自相矛盾。夫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人受天之气以生，只有一心而已，而一动一静，喜怒哀乐，循环无已。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恭敬处自恭敬，当是非处自是非，千头万绪，轇轕纷纭，历然不能昧者，是即所谓性也。初非别有一物，立于心之先，附于心之中也。先生以为，“天性正于受生之初，明觉发于既生之后，明觉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则性体也，心用也。性自人生以上，静也；心是感物而动，动也。性是天地万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为此心之主，与“理能生气”之说无异，于先生理气之论，无乃大悖乎！岂理气是理气，心性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

虽然，心性之难明，不自先生始也。夫心只有动静而已，“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动静之谓也。情贯于动静，性亦贯于动静。故喜怒哀乐，不论已发未发，皆情也，其中和，则性也。今以“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为性，已发之和为情，势不得不先性而后心矣。性先心后，不得不有罅隙可寻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心也。仁、义、礼、智，指此心之即性也。非先有仁、义、礼、智之性，而后发之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也。（观此，知李见罗道性编亦一偏之论）凡人见孺子入井而怵惕，嘑蹴而不屑，此性之见于动者也。即当是静，而性之为怵惕不屑者，未尝不在也。凡动静者，皆心之所为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觉自然，自有条理之心，而別求所谓性，亦犹舍屈伸往来之气，而別求所谓理矣。朱子虽言“心统性情”，毕竟以未发属之性，已发属之心，即以言心性者言理气，故理气不能合一。先生之言理气，不同于朱子，而言心性则于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说耳。

先生以释氏有见于明觉自然，谓之知心：不识所谓天地万物之理，谓之知性。羲以为释氏亲亲，仁民爱物，无有差等，是无恻隐之心也；取与不辨，而行乞布施，是无羞恶之心也，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是无辞让之心也；无善无恶，是无是非之心也。其不知性者，由于不知心尔。然则其所知者，亦心之光影而非实也。高景逸先生曰：“先生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呜呼，先生之功伟矣！

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县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卒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曾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因与权阉刘瑾不合，被废为民。刘瑾被诛后复职，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丁父忧后，不愿做官，里居二十多年，潜心著书，著有《困知记》及续记、再续、三续、四续共七卷，《整庵存稿》二十卷。

罗钦顺时，明朝政治黑暗腐化，宦官当权，贪污盛行，民不聊生。在哲学领域，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在当时占居统治地位。因此，罗钦顺表面上仍自称道学家，推崇程、朱，但实质上却利用程、朱的术语，偷换概念，和程、朱理学进行斗争。

罗钦顺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理”是由于“气”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的规律，不是神秘莫测、主宰一切的东西。《困知记》卷上云：“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千条万绪，纷纭轇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又“续记”卷上云：“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上述论述明确说明物质的“气”是世界的本原，它有内在的运动特性；“理”不过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理只是气之理”，不能离开气而单独存在。

《困知记》卷下还进一步阐发：“气聚而生，形而为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气散而死，终归于无，无此物即有无此理”；“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谓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长，事物之终始，莫不皆然。”这里强调“理”不能离开事物单独存在，事物消亡时，它的“理”也就不存在。天地间万物在生长消亡着，而聚散的规律就在万物的内部，并非超乎万物的聚散之上另有主宰万物聚散的“理”存在。

附：《困知记》选录

自夫子赞《易》，始以穷理为言。理果何物也哉？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轇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夫《易》乃两仪四象八卦之总名，太极则众理之总名也；云“《易》有太极”，明万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则一本之为万殊也；斯固自然之机，不宰之宰，夫岂可以形迹求哉？斯义也，惟程伯子言之最精，叔子与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说具在，必求所以归于至一斯可矣。程伯子尝历举《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一阴一阳之谓道”数语，乃从而申之曰：“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学者试以此言潜玩精思，九九自当有所见。谓叔子小有未合者，刘元承记其语有云：“所以阴阳者道”，又云：“所以阖辟者道”。窃详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来只此是道”之语观之，自见浑然之妙，似不须更着所以字也。所谓朱子小有未合者，盖其言有云：“理与气决是二物”，又云：“气强理弱”，又云：“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似此类颇多。惟《答柯国材》一书有云：“一阴一阳往来不息，即是道之全体”，此语最为直截，深有合于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见，不知竟以何者为定论也。

《乐记》所言欲与好、恶，与《中庸》喜、怒、哀、乐，同谓之七情，其理皆根于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较重，盖惟天生民有欲，顺之则喜，逆之则怒，得之则乐，失之则哀，故《乐记》独以“性之欲”为言。欲未可谓之恶，其为善为恶，系于有节与无节尔。

理，一也。必因感而后形，感则两也。不有两，即无一。然天地间无适而非感应，是故无适而非理。

命之理一而已矣，举阴阳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为万象；性之理一而已矣，举仁义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为万事。万象虽众，即一象而命之全体存焉；万事虽多，即一事而性之全体存焉。

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极”，此之谓也。若于转折处看得分明，自然头头皆合。程子尝言：“天地间只有一个感应而已，更有甚事！”夫往者感而来者应，来者感则往者应，一感一应，循环无已，理无往而不存焉，在天在人一也。天道惟是至公，故感遇有常而不忒；人情不能无私欲之累，故感应易忒而靡常。夫感应者，气也，如是而感则如是而应；有不容以毫发差者，理也，适当其可则吉，反而去之则凶，或过焉或不及焉则悔且吝，故理无往而不定也。然此多是就感应处说，须知此心虽寂然不动，其冲和之气自为感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谓“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须臾之间”。此则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为性者也。愚故尝曰：“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11    于新加坡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4.10.5

罗劭，字仲进。豫章南昌人。建安初（196~219），为侍中（二千石相当二品），李催作难，帝欲幸弘农避之。渡河，御船同舟济者，太仆杨彪，宗正刘艾，侍中仲辑及（罗）劭。

间关扈从，扶危济难，虽矢刃交前，不顾也。车驾还洛阳，封（罗）劭等列侯。

——袁宏《后汉纪·豫章列士传》

——《江西通志》134卷·列传一·南昌府

罗劭，字仲进，东汉豫章郡南昌（后新建县境内）人。建安初年（196）为侍中。李催之乱时，扈从汉献帝避难弘农郡。车驾流河，劭扶危济险，置白刃流矢于不顾。及车驾还都，被封为列侯。

罗邵，字仲进。建安初为侍中。李榷之难，帝欲幸弘农避之。车驾渡河，邵与太仆杨彪，宗正刘艾，侍中仲辑，间关扈从，白刃流矢交前不顾，及还洛，封列侯。

——〔民国〕魏元旷《南昌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

罗 劭 史 料

东汉献帝兴平三年（196）八月十八日，刘协任命曹操当京畿卫戍总司令，主管宫廷机要。封首都卫戍司令官（卫将军）董承等十三侯爵。

十三人：董承，辅国将军；伏完，宫廷随从官（侍中）；丁冲，仲辑，宫廷秘书主任（尚书仆射）；锺繇，宫廷秘书（尚书）；郭溥，最高副监察长（御史中丞）；董芬，彭国城（江苏省徐州市）宰相；刘艾，冯翊（陕西省高陵县）郡长；韩斌；东郡（河南省濮阳县）郡长；杨众，参事官（议郎）；罗邵、伏德、赵蕤。各人封爵采邑名称不详，只知伏完封“不其侯”。

——台湾柏杨《资治通鉴》现代语文版、（16）东汉瓦解

列侯罗邵，建安元年（196）八月封。

列侯罗邵，以敦案，（罗）邵时为侍中。

——（宋）熊方等撰《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

编者注：汉侍中，汉献帝初平四年（193）九月甲午，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侍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曰：“孔子叹‘学之不讲’，不讲则所知识日忘。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回，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冬十月，太学行礼，车驾幸永福城门，临观其仪，赐博士以下各有差。

侍中，比二千石。本注曰：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法驾出，则多识者一人参乘，余皆骑在乘舆车后。本入仆射一人，中兴转为祭酒，或置或否。大驾出，则次直（值）侍中护驾，正直（值）侍中负玺（印鉴）陪乘，不带剑。

——《后汉书·九卷·献帝纪九》

杨彪：东汉兴平元年（194）七月，戊午，太常杨彪为太尉，录尚书事。

李催：东汉初平三年（192）六月，李催等并自为将军。

列侯：所食县为侯国。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为彻侯，金印紫授，以赏有功。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后避武帝讳，为列侯。旧列侯奉朝，请在长安者，位次三公。中兴以来，唯以功德，赐位特进者，次车骑将军，赐位朝侯，次五校尉；赐位侍祠侯，次大夫。

东汉兴平二年（195）三月，李催胁帝幸其营，焚宫室。十一月庚午，李催、郭记等追乘舆，战于东涧，王师败绩，杀光禄勋邓泉、卫尉士孙瑞，廷尉宣播，大长秋苗祀，步兵校尉魏桀、侍中朱展、射声校尉沮俊。

建安元年（196）七月，封卫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三人为列侯，赠沮俊为弘农太守。（罗劭，未知封何等级侯，但从侍中，排在射声较尉前，说明侍中与校尉起码是同一级别的官员二千石，相当正二品，按平级封侯，应为朝侯。校尉与郡太守为同一级别，相当正二品）

训森注：

侍中，由于是皇帝身边官员，地位特殊（相当现代中央办公厅主任），汉代规定必须由出身世家子弟担任，罗邵传记明确是“豫章南昌人”，说明当时南昌县有一支强大的“罗氏世家”，但“南昌柏林大成谱”无载，他属于那个罗氏支系，父、祖是谁，待考。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4.8.7

罗训森

本人于1997年8月18日，笔者偶然介入罗氏研究领域，在罗氏谱牒探研、历史研究、福建闽清洋头罗氏寻根谒祖活动中，得到众多领导、专家、学者、友人、宗亲等的关心、指导和帮助。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林    逸：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教授。1997年11月18日，因公赴京公干，特打来电话向第一次“省罗氏文化学术研讨会”表示祝贺，摘要如下：你放在我办公室的信件及福建闽清下祝洋头罗氏文化研讨会的材料看到了，但我明天去北京开会，参加民进中央的换届选举，不能到会祝贺，等我回来后，请你来介绍会议情况。向磁生、险峰、善波、继锋、京兆等福大老师、同学问好。祝大会圆满成功。会后，他多次听取了有关姓氏源流情况的汇报。

秦国经：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员。对本人送鉴的清代捷报。进士牌匾等文物照片，进行认真的鉴审，并提出有充分史料依据的结论，详述清捷报的机构、历史、运作模式，并愿意为“福建闽清洋头罗氏源流”作序。赠送其著作《中华明清珍档指南》。

李    川：原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时任福建南平市长，现任南平市委书记。因公外出，不能到会。会后，听取大会情况，对姓氏、遗传等科学问题，与本人作广泛探讨，并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实为本人良师益友。（后任福建省副省长）

刘磁生：原福州大学常委、福建省物质厅副厅长，现任省物质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吉安籍，支持、指导研讨会筹备工作，参加闽清洋头村召开的“省罗氏文化学术研讨会”。就姓氏文化的发展江西吉安历史、现代人才的盛况作专题发言。题赠：“耕读世家代有才人，文韬武略竟显风采。”加盖“福建省物质厅”公章。实为本人良师。

吴依殿：闽清县委书记，时任县长。在本人“关于申请鉴定清代文物的报告”上指示：“陈章友同志（县文化局长）请派员鉴定，如有保护价值，请提交县长办公会议研究”。指派分管文化工作的副县长郭平，协调会议的筹备工作，并派副县长郭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黄升参加会议。为闽清洋头“省罗氏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成功起了重要的作用。

孙新峰：时任福州市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常委、民革省委副主委、省姓氏源流研究会会长。到会，就姓氏源流研究的重要性作了专题发言。

卢美松：省地方志副主任，时任省姓氏源流研究会副会长，省卢氏委员会主任、编审。因公干未能出席会议。赠送《中华卢氏源流》指导罗氏研究工作。实为本人良师。

余险峰：时任省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省文史馆副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到会，当场投墨，书写了“根深叶茂，源远流长”长联，将会议推向高潮。并带会议代表，参观古寺“雪峰寺”，观看洋头罗宪灿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捐赠雪峰寺的题名碑录等。

胡继峰：省干部管理学院、省行政学院副院长。到会，业余书法家，题写“学习先贤风范”。花费许多时间，制成书版。并作“学习先贤现实复义”的专题发言。

翁善波：省林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因公外出，派专人送来精美题联：“罗氏高祖显赫，喜迎开放盛世，英名重现；训森晚辈聪灵，幸遇改革良机，业绩有光。”

白京兆：省出版局副局长、编审。因公外出，打来电话，预祝大会成功，并就如何研究罗氏的先祖历史，提出指导意见。

黄汉艾：原三明市副市长，现君安国泰证券福州总经理，专程去会，因找不到会址而返。题赠：“永保子孙久德，星光彩；隆兴事业长华，夏回春。”以国泰证券福州分公司名义联送，加盖公章。

郭    平：时任闽清县分管文化副县长，主持协调洋头“省罗氏文化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工作，并到会参加会议。

黄    升：时任闽清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到会参加会议。

陈沙麦：福州大学人文社科系书记、主任、副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设立在该系，有众多的专蒙学者对姓氏文化颇有研究。在会议现场，认真研究鉴查各种文物。作“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概述”专题发言，对所赠对联的含义进行解析。偕同系副主任、历史学家牛康博士一起到会。题赠：“呕心沥血为民造福，励精图治流芳千古。重振家风。”加盖人文社科系公章。

牛    康：福州大学人文社科系副主任、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博士。对中国古代文化深有造诣，在会议现场对清代捷报、神主牌中的官职记载，祠堂中的“进士”牌匾、“武魁”牌匾等清代遗留下来各种古牌匾，石刻文物等进行认真妁鉴查。作专题发言，题赠：“数典禾忘本，温故而知靳”，并加盖“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公章。

李擎建：时任福州市物资局局长，现任福州市物资集团公司总经理，高级经济师。对姓氏文化颇有兴趣和研究，帮助筹备会议，为省“罗氏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成功，起了重大的作用。题赠：“追本溯源，耕读家族久扬威名；重振家风罗氏后裔再创辉煌。”加盖“福州市物资局”公章。

马国瑞：德国人，中文名马国瑞，留学生、历史学博士。专题研究中国明、清科举制度。与本人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认识，详细介绍了他研究明、清科举制度的最新成果，赠送罗氏三状元的传记。提供罗洪先，罗汝敬、罗通、罗大绂等吉水籍进士的传记索引。其在《钦定四库全书》中找到明状元，吉水籍罗洪先的状元考题及答卷后，马上复印，急件寄给本人，对本人在《四库全书》中找到众多罗氏史料，起非常重要的启发作用。

陆     康：法国人，中文名陆康。法国社科院选派中国博士留学生。专题研究中国古代官史制度。详细向本人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职官制度。对错综复杂的古代中国职官做简要介绍，对本人起了启蒙作用。并赠“中国历代职官表”。

夏宏图：女，国家档案局、人大博士。在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指导本人如何查找明、清罗氏人物档案资料，普及历史知识，引见众多外国在一馆作研究的外国学者、博士留学生，代办各种史料的复印工作，对罗氏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袁义达：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中华姓氏大辞典》，是国内外闻名的姓氏学、谱牒学、姓名学专家。从人类遗传的角度，介入姓氏研究，成果卓著。在北京首都图书馆指导本人如何查阅古籍资料，介绍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并长期与本人保持联系，介绍国内外有关姓氏研究的最新动态，对本人深入开展罗氏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毕如兰：北京首都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发动部里人员全力帮助查找江西吉水籍、福建福州闽清籍罗氏历史人物资料，在《安庆府志》、《太湖县志》找到本人先祖太湖知县，人称“罗菩萨”罗绮的传记。证实了族谱中有关罗绮的记载是真实的。并题赠：“首座大湖知县事，福建洋头罗；图励精治无夜全，业有春秋笔。”加盖“首都图书馆公章及艺术章”。

郝培根：安徽太湖县民政、宗教局长，接受分管文化副县长的委托，与太湖县志办工作人员会见本人。核对罗绮传记，并用毛笔书写罗绮于清康熙年间撰写的《告城隍文》，告知笔者，此是太湖历任知县中，唯一留下《告城隍文》的典籍，并口述《罗绮先生》有关罗湾地名改名的嘉话。为本人寻根问祖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朱文新：原江西吉水县史志档宰馆负责人。详细介绍吉水罗氏情况并介绍元末参加明军的吉水罗氏，找到跟随朱元璋的罗复仁故居地盘谷乡白竹溪村。书赠：“追本溯流，寻银问祖”的条幅。吉水县史志档案馆赠送《吉水县志》并加盖公章。

罗联芳：原吉水县政府秘书，热情接待，安排本人住宿其家，并安排在村里罗姓人家派饭。详细介绍吉水桃林（竹溪）罗氏历史，参览《鹤林玉露》古牌碑，提供历代留传的祠堂楹联，并联系古族谱保存人罗洪狗。书写大幅对联：“开国元勋府，名臣理学家之后；延平城把总，大湖知县事之裔。吉水流闽山，吉州达仕境；忠直时思堂，忠厚可传家。”加盖：“吉水县盘谷乡友联村村民委员会”公章。

罗洪狗：江西吉水县盘谷乡友联村下属村长，保存有《桃林罗氏族谱》及《画谱》，详细核对本人带去的福建闽清洋头村的罗氏古族谱，确认本人系源出吉水桃林罗氏，允许本人将重要族谱文献拍照，允许对《画谱》拍照。保护、保存了罗氏重要一支的珍贵历史资料。

吉安市档案馆：热情接待本人寻根问祖，提供明万历版本，由时举人罗大纮（后中进士《明儒学案》有传）参与撰修的《吉安府志》。介绍了吉安地区罗氏历史的盛况。

官桂铨：福建省林则徐纪念馆副馆长、副研究员。出席洋头村“省罗氏文化学术研讨会”。就洋头村的古迹价值作了专题发言。赠送《罗姓》一书，并题赠：“洋头罗氏，代有显人；改革开放，重振家声。”并加盖“福建省林则徐研究会”、“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公章，以单位名义送对联。

李金福、张贞干、陈乐：以“福建省仪器仪表学会”题赠：“洋头罗氏代有才人，仪器仪表再创新风。”并加盖公章。李金福，省机械厅生产处副处长；张贞干，中国特区机电杂志社社长；陈乐，九三学社福建省委委员联络处长。

陈木赠：福建省粮油科研所所长；业余历史爱好者，出席洋头“省罗氏文化学术研讨会”书写题赠：“洋头遗旧迹，礼耕义种尽先畴；罗氏传捷报，学海文章皆后泽。”并加盖公章。

汤爱国：时任福建省闽侯监狱长，现任福建省厦门监狱长。出席洋头“省罗氏文化学术研讨会”，提供会议用品，承担会务组长之责。题赠：“监生进士本同根，狱司右堂是一人。”加盖公章。

方彦昌：省医药管理局医械处处长。业余历史爱好者，题赠：“训之又训，祖训传万世，森之又森，宗森家兴旺。”加盖公章。

陈建生：省科委工业处副处长。业余历史爱好者，出席洋头会议。

包    伟：房地产公司总经理。业务历史爱好者。出席洋头会议。

陈德荣：福州大学人事处副处长、副研究员。出席洋头会议，并题赠对联。

董声雄：福州大学化工系副主任、副教授。出席洋头会议。并题赠：“父子骑尉双六品，爷俩福大皆学士。”并加盖公章。

陈国相：原福建省福发股份公司（深圳上市）董事长、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出席会议。

王国栋：原福建省福发股份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出席会议。

陈秀华：福建省福发股份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出席会议。

陈    多：福州市鼓楼区粮食局长。出席会议。

郑本仁：福州市政公司副总经理。出席会议，承担会务工作，题赠对联。

李俊生：香港潮福城集团董事、福州潮福城大酒楼总经理。题赠：“财神显现百年一遇，富仙下凡千载难逢。”并加盖公章。

林善荣：福州市中福公司副总经理。出席会议，并承担会务工作负责现场录像，送贺信，并加盖公章。

黄子夏：福州市政监察队长。出席会议，承担会务工作，题赠：

“司马横空再现世，神驹直捣黄龙府。”

阮厦生：省公路局通行费洪塘大桥管理所办公室主任。出席会议，承提会务工作。题赠：

“天生我才必有用，卧薪尝胆剑出鞘。”加盖公章。

廖文荣：福日公司设计三科工程师。题赠：“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重振罗氏严谨家风。”并加盖公章。

赵静杰：福建高工。题赠：

光耀门庭，五进士为国为民建伟业；丕振家声，训森睿勤学勤练展宏图。

林伟功：时任福州地方志人物志主编，现任省姓氏源流研究会副会长，专职秘书长，副编审。出席会议，并宣布“福建省罗氏筹委会”成立。二次出访台湾，加强两岸姓氏文化交流。有多篇论文发表。赠送其主编《方伯谦问题研讨集》指导本人如何考证进士罗崇鼎的籍贯问题，笔者终于从洋头村，找到光绪十三年（1887）罗崇鼎回乡拜祖时，长房所留下的集资文据。解开了“进士”牌匾挂洋头罗氏祠堂之谜。

谢宗楷：时任省姓氏源流研究会副秘书长、省谢氏委员会会长，现任省姓氏源流粥治副会长。发表多编有关姓氏研究的文章，主编《谢氏研究》、《谢氏名人录》等。题赠：“捷报留旧壁，洋头门庭曾荣耀；文章创新意，罗氏后泽再辉煌。”并加盖公章。

林立柽：原省旅游局处长，退休干部，现任省姓氏源流研究会副会长、省林氏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长期进行姓氏源流研究，主办《林氏研究》，赠《林瀚文集》，从中找到宋罗从彦，明罗贯中等人的史料。甚有补益。

秦友莲：时任省姓氏源流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省民革联络处负责人，现任省民革宣传处长。出席会议。指导本人有关姓氏会议的议程，其他兄弟姓氏工作的经验。

陈章友：闽清县文化局局长，接受时任县长吴依殿的委托，到洋头村实地鉴查罗氏捷报、进士牌匾等文物。

林家榕：闽清县文化局副局长，随同局长到实地鉴查。指导笔者抽开神主牌，解开捷报主人罗乃由与罗兆义为同一人之谜。有丰富的民间文物考查经验。出席会议。

刘大治：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副研究员。对古籍，对族谱均有造诣。尤其省图收集福建大量的民间族谱，深入进行闽台姓氏源流的研究。本人在特藏部查阅古籍过程中，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出席洋头“省罗氏文化学术研讨会”，并赠送其编著的有关古代文化的专著。

方    东：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校、处长。出席会议。

方颜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校。出席会议。

林君波：福建省检察院逮捕处科长。出席会议。

林    敏：福州市工商局帮州工商所所长。出席会议。

林桐兴：福州市三保工商所干部。出席会议。

小缪、小陈：国泰证券福州分公司大户室管理员。出席会议。

小胡：时任国泰证券福州分公司投资部经理。出席会议。

李擎榕：退休人员，承当会务工作。出席会议。

闽清县下祝乡书记、乡长、派出所所长等当地干部出席会议，洋头小学借用场地作为会场，承当会务工作，宗亲罗立盛、罗奋负责当地会务。

罗焕南：原任福建连城一中校长，退休干部，高级教师。广州内部资料版《中华罗氏通谱》副主编，福建省主编。召开三次大会，一次编委会，收集整理福建罗氏族谱。筹建成功冠豸山罗氏胜地，多次前往台湾进行姓氏文化交流活动，筹建成文亨罗氏祖祠。对本人探研福建罗氏源流提供很大的帮助。

罗孝逵：原任福建省协作公司经理、退休干部，主编《新梅公系族谱》，为笔者提供研究清末罗氏重要人物外务部侍郎罗丰禄的第一手资料。为省罗氏委员会成员。罗郁尧：原省物质厅离休干部。主编《清韩公系族谱》，为笔者提供台湾罗氏族谱，为研究从事商业活动的罗氏提供很好的资料。为省罗氏委员会成员。

罗子木：沙县罗从彦纪念馆负责人。为研究宋名儒理学家罗从彦提供第一手资料。为罗从彦纪念馆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作了许多工作。

罗立盛：曾任闽清县下祝洋头大队书记、县人大委员。已退休。为保护洋头罗氏文物，作出很大的贡献。为民间谱牒的收集和爱好者，对笔者探研罗氏帮助。

罗立运：原闽清县教员，现洋头小学教员。家营在“清雍进士”罗思范墓旁起了保护作用，题赠：“国之振兴兮探究科学；民主富庶兮寻求知识。治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求知。中华古国文化宝库精深博大；炎黄子孙学术研讨奋志弘扬。”

罗训冬：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整理闽清洋头罗氏族谱，重新打印横排，简化字族谱，为笔者研究闽清洋头罗氏源流提供方便。

罗训官：福蓬闽清县民政局长，曾任闽清下祝乡乡长。主持97年重量月重日。省罗氏文化学术研讨会”。并就洋头罗氏源流作了专题发言。承担会议的筹备工作，为研究洋头罗氏源流作出很大贡献。

罗训榕：福建省福州市供电局职工。积极支持罗氏谱牒研究，赞助2500元，重修洋头罗氏族谱。出席会议。

罗    丰：福州市公安局宁化刑警中队指导员。积极支持罗氏谱牒研究工作，赞助2000元，重修洋头罗氏族谱。出席会议。

罗训涌：福建省文明办副主任，积极支持罗氏谱牒研究，为省罗氏委员会委员。

罗    纬：福州大学人文社科系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为省罗氏委员会委员。

罗炳行：福建省档案局综合处处长。为省罗氏委员会委员。

罗婉如：福州大学经管院副教授。为省罗氏委员会委员。

尚有许多友好人士，对本人的罗氏研究工作，均有或多或少的帮助，疏漏之处，敬请谅解。

注：排列不按职位、职称、仅凭记忆。

罗训森

2000年4月23日

——《罗氏研究》第三期

来源：2007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4.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