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沙县寻根谒祖

［罗谱2017.3.14福州讯（罗训森）］    今天上午，新加坡华侨、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罗豪才之弟罗清和夫妇一行，前往福建豫章贤祠、沙县罗从彦纪念馆寻根谒祖。

罗豪才的学术秘书周强博士，正为撰写《罗豪才传记》收集、整理资科。工作午歺后，大家即在罗从彦纪念馆座谈有关罗豪才的源流问题。

福建沙县罗从彦纪念馆管委会理事长罗德湘对客人表示热烈欢迎，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罗奋深就罗周文公支系概况作了介绍，笔者就有关豫章罗氏来源、朱熹祖师爷、豫章先生——罗从彦，对形成罗氏“豫章郡望”的决定性作用，作了简要汇报。

中共三明市委统战部邓源明副部长、致公党福建省委副主委、厦门市主委徐平东博士、沙县宏光公司董事长罗增寿、沙县县委统战部罗莉副部长等，参加了有关活动。

左4、左5，罗清河夫妇，右4，邓源明    右3，徐平东，右2，周强博士    右1，罗莉（女）

左1，罗奋深，左2，罗德湘，左3，罗训森

中：罗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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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供稿：罗奋深    录入：罗训森    2017.3.14    于福州

官管

五个连结点

徐刚、胡继锋

罗从彦字仲素，南剑州沙县（今福建省沙县）人。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八月十三日生于南平罗源里，九岁时随家迁居沙县，十三岁时在县学就读。他一生“忠君爱国之拳拳”（《罗豫章先生集），宋元符三年（1100），二十九岁时到将乐含云寺拜见杨时，经杨介绍，他出卖田产作旅费，赴洛阳拜见程颢，请授《易经》。政和元年（1111），四十岁，从杨时学习四书五经，政和二年（1112），四十一岁时，杨时授任萧山知县，罗从彦从沙县赴萧山，在杨时门下学习。政和六年（1116），四十五岁，在南平筑室山中，绝意仕途，潜心著述讲学，收南平李侗、婺源朱松为学生。政和七年（1117），四十六岁，赴毗陵（今江苏武进等地）杨时门下求学，“授学经年，尽裹其书以归。”尽得其师真传，“伛侍二十余年，尽得不传之秘”（沈涵《罗从彦传》）。时称“道南第二人”。重和元年（1118）四十七岁，“筑室罗浮山中，绝意仕进”潜心著述。宣和元年（1119），四十八岁，写成《语孟师说》。宣和六年（1124）五十三岁，应学生朱松邀请赴尤溪作《韦斋记》，六年后朱熹诞生此屋。靖康元年（1126年）五十五岁，著《遵尧录》成。建炎二年（1128）五十六岁，著《合衡录》。绍兴元年（1131），六十岁，成《中庸说》。此前，他还写过《诗解》、《春秋解》、《春秋指归》、《议论要语》、《二程龟山语录》等理学著作。绍兴二年（1132）六十一岁，以特赐“进士”衔官授广东博罗县主簿。绍兴五年（1135），六十四岁，病逝于惠州，后门人李侗捐资归葬于罗源里。淳祐七年（1246），南宋理宗皇帝追赐谥号“文质”，故后人遵称罗从彦为“文质公”。在学术上，罗从彦以“潜思力行，任重诣极”（见张伯行《罗豫章先生文集》序）而著称，是闽学发展中的—位承先启后的人物。但是，长期以来，他的言行“多湮没而无闻”（《宋元学案·豫章学案》黄宗羲按语）。关于如何评价罗从彦与朱熹的政治管理思想学术渊源，是一个很值得研究问题。

连结点之一：罗从彦与朱政治管理思想存在客观的历史渊源关系。

明代学者欧阳佑说：“自龟山载道而归也，程师即喜之曰‘吾道南矣’。然或继承匪人，抑何以演其源而扬其波耶？幸有豫章罗先生，受业龟山之门，独得不传之秘。故自有先生之学，—传而为李延平，再传而为朱晦庵，由是海滨邹鲁，于斯盛哉!”（《重刊罗先生文集》序）这里说的是闽学发展的第—阶段，即由杨时、罗从彦、李侗到朱熹的早期闽学的阶段。朱熹及其门人是闽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即闽学由成熟到分化的阶段。罗从彦自幼刻苦好学，后从师闽学创始人杨时，杨时认为门下众多弟子中“唯从彦可与言道”。按照欧阳佑的看法，罗从彦是闽学发展第—阶段的关键人物。他在杨时—千余名学生中“独得不传之秘”。黄宗羲也说，罗从彦在杨时的学生中“最无气陷，而传道卒赖之”（《宋元学案·豫章学案》按语）。罗从彦的主要活动年代在北宋末期和南宋初期。他经历了靖康之难和宋廷南迁的历史巨变。史书记载，罗从彦“严毅清苦，笃志求道”本传）。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锤炼出来特殊性格。“笃志求道”是进行历史反思的需要，也是重新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驱动他四十多岁从福建徒步到浙江向杨时问学求道。不久以后，他因“笃志求道”而作了—次规模更大的远征：“鬻田裹粮，往洛见伊川”（《宋元学案，豫章学案》）。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颢、颐）理学，在宋代理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朱熹说“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惟仲素一人而己。”

具体地分析罗从彦与朱熹的师承关系，冯梦得在《罗豫章先生遗稿序》中称：“豫章罗先生潜思力行，任重诣极。上接伊川龟山之传，下延平晦庵（朱熹）之学，东南学者未能或之先也。”朱熹自己在《祭李延平先生文》中也肯定；“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之南，道则与俱。有觉其徒，望门以趋。唯得豫章，传得其宗……。猗欤先生（即延平先生李侗），果自得师。身世两忘，唯道是资。精义造约，穷深极微……熹也小生，总角趋拜。恭维先生，实共源派。”以上论述，确实是十分中肯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史学界、哲学界、思想界的研究人都偏重于朱熹，涉及罗从彦的却鲜有其人，因此，学术界对罗、朱二者的联系，绝大部分局限于师承关系，即二程（程颢、程颐）和杨时传罗从彦，罗从彦传李侗（延平先生），李侗传朱熹。至于罗从彦与朱熹在学术思想方面的渊源，则罕有涉及，以至许多人对此知之甚少，《宋元学案·豫章学案》甚至说：罗从彦“在杨门所学虽醇，而所得实浅……最无气焰。”因此，探讨罗从彦与朱熹政治管理思想的渊源，对于准确评价罗从彦在闽学、朱子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很有必要的。

连结点之二：罗从彦与朱熹政治管理思想存在内在的儒家传统联系。

罗从彦与朱熹的政治管理思想与儒家重要学派洛学有较密切的关系。洛学的创始人程颢、程颐都以尧、舜为帝王的最高典范，“欲主上如尧、舜，异日天下享尧、舜之治，庙社固无穷之基，”同时表示殷切而真诚的“爱君之心，事君之礼，忠君之道”（《二程集》第542页）。这些思想对罗从彦与朱熹的政治管理思想有明显的影响。

罗从彦在政治管理思想上揭起了遵尧的旗帜。《宋史》本传说，罗从彦“著《遵尧录》，述祖（宋太祖）宗（宋太宗）以来宏观懿范，及名臣硕辅论建谟画，下至元丰功利之人，纷更宽度，贻患国家，撮要提纲，无非理（治）乱安危之大”。

朱熹非常推崇孔子等儒家的精神，但是他没有把孔子看成是供人膜拜的半人半神的宗教偶像。朱熹曾这样告诫弟子，“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世人多以圣贤为高，而己别是一样人，则早夜孜孜别是分外事，不为亦可，为之亦可，然圣贤禀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已任？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也。”（《朱子语类》卷三六）。所谓“以圣贤为己任”，不能靠“空谈”实现，也不能靠“顿悟”成佛，而必须鄙弃盛行当时的“钓声名于禄利”，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开发其聪明，成就其德业”，“明夫明德体用之全”、“德业事功之实”，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锻陈自己，“以仁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砺磨自己坚强不屈践履笃实的人格。他曾语重心长地教导门人，“苏子由云：‘学圣人不如学道’。不知便是无躯壳底圣人，圣人便有有躯壳底道，如何将做两个事物看。”（《朱子语类》卷一三）。“不要说高了圣人，学者如何企及，越说得圣人底，越有意思。（《朱子语类》卷四四）以某观之，做个圣贤干难万难，释氏则今夜痛说一顿有利根者当下便悟，只是个无星之称耳。”（《朱子语类》卷—一五）。

罗从彦与朱熹的政治管理思想虽然受到儒家洛学的影响，但是，从本质上说，是自己时代的产物。他们在形式上以尧舜孔孟之道作为最高的典范，但着眼点却没有离开现实，具有明显的进步性。

罗从彦写《遵尧录》花了三年时间，从宣和六年（1124）开始，到靖康元年（1126）10月完成。在这个时期，北宋朝廷混乱和荒唐达到了极点。金兵步步进逼京师，徽、钦二帝则节节后退，屈膝投降。他强调帝王必须修己爱民，指出“人君者，天下之表。若自心正，则天下正矣，自心邪曲，何以正天下!”（《遵尧录》卷—）君主修己自正的—个重要内容在于限制自己的嗜欲；“人君当淡然无欲”，“夫嗜好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方其淡然不使形见于外，则其违道不远也”（同上）。他强调这—点，其批判的锋芒显然对准了宋徽宗之流穷奢极欲的丑恶行经。罗从彦认为君主修己是同爱民联系在—起的。他高度赞扬宋太祖发军储以赈饥民的举动：“此最知本者也”（同上）。这里所渭“知本”，是指懂得民众作为皇权基础的道理。罗从彦说：“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以其有民也。民之所恃以为养者，以有食也；所恃以为安者，以有兵也。《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昔孟轲氏以民为贵，贵邦本也。故有民而后有食，有食而后有兵。自子贡问政，孔子所答观之，则先后重轻可之矣。”（同上）这种重民、爱民的观点也是同宋徽宗之流摧残民众的罪恶行径大相径庭的。

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是“理”，理借助气的动静变化，创造出有声有色、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理随气一同进入到了具体事物之中，因此万物中各含—理，“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天理人欲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社会行政领域中的事物也是如此。这样，朱熹的纯然绝时、空阔洁净的理与世俗行政管理诸问题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观念。他的这—观点是针对南宋社会当时将贪兵惰、贪婪跋扈、道德沉沦、利欲泛滥、“无—毛一发不受病”客观现实的。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深刻地反映了他对封建君权态度的两重性，宏观上他提倡维护君权、封建统治秩序，将遵君忠君视为天理（当然，此处之“君”也含有国家之意）。在微观上他对君主也提出了较高要求，君主不能用权力为所欲为，偏信近习之臣，必须修德任贤，修德指正心诚意，完全摈弃一切私意树天下公之公意，任贤指任用贤人以补自身思虑之不足。朱熹为此主张宽民力、敦民风、振士气，反和主战，反佛崇儒，决心象孔子那样“以其学易天下”呼吁对社会现状“须尽翻转—番”、“彻底重新铸造—番”。应该承认，朱熹的天理人欲论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维护是其主要方面，但是他同时提出限制君权，君主必须“存天理，灭人欲”，这说明其中不乏积极的改良因素。此外，朱熹还将其天理人欲论与“道心”这种纯粹的道德意识追求紧密联系在—起，倡言人们要通过修心养性，使人心不致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道心由隐而显，开启人的道德精神生活觉悟，这些闪光的思想对今天的行政管理仍有着重要的积极意识。

连结点之三：罗从彦与朱熹人才管理思想存在现实的逻辑思维联系。

人才问题往往是政治管理中的—个重要方面。罗从彦针对宋徽宗在用人方面的严重失误，提出了如何用人的一系列原则。首先，在才与德的关系上，他主张把德放在第一位，反对“贪人之才，而不究其德”（《遵尧录》卷五）。他说：“古之用人，必德器为先，才大而德不足，只为累耳。”（同上）。其次，他强调用人的严肃性和坚定性，指出“人主于宰相，疑则勿任，任则勿疑”（同上）。再次，他主张全面考察人才，反对求全责备，指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才各有所用，自非大贤不可责备”（同上）。他还强调对人才要长期培养、长期考验，反对在用人问题上的急功近利的观点。他说：“善道以久而后立，人材以久而后成。故处之以燕闲之地，而宽之以岁月之期，俾专其业。俟其志—定，则其仕也，不迁于利，不屈于欲，道之民而民从，劝之于民而民和，天下被其泽矣”（同上）。他把上述言论概括为—句话：“器博者无近用，道长者其功远”（同上书卷六）。这的确是中国古代人才观上不可多得箴言。此外，罗从彦的用人术强调“心存至公”，胸襟开阔，善于与不同意见者合作共事。他说：“世俗之人，莫不喜人同乎己，而恶人异于己也。同于己而欲之，异于己而不欲者，以出乎众为心也。以出众为心，则以其不大故也。惟大为能有容，善者共说之，不善者共改之，宜无彼己之异。故舜曰大舜，禹曰大禹者，明乎此而已矣”（同上）。在这个思想基础上，他主张明君贤相同心同德，理由是“君明臣忠，则朝廷治安”（《议论要语》）。

在中国古代，科举取士直接影响着国家人才管理政策措施，也影响着国家教育制度与培养日标，人才管理以及教育制度的弊端与科举制度的弊病互为因果，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将科举改革与人才选拔制度改革联系起来，是两宋许多政治家及学者的共同特色。这方面有着典型意义的首推北宋大政治家王安石，王安石认为隋唐以来以“诗赋取士”为主的科举制度到北宋时期，无真才实学的人因此而飞黄腾达，不少有真才实学之士却“绌死于岩野”，由此王安石主张“以经术造就人才”。熙宁八年（1075），他主持颁布《三经新义》，意欲以经书作为治世之用，其结果却使不少人以此“为钓声名干禄利的”敲门砖。元丰二年（1079）；规定太学三舍选察升补法，目的是改革朝廷取才不养的做法，将科举取士与学校培养结合之，但又始料不及导致了学校衰落、科举腐败等诸多弊病。朱熹象王安石—样，没有独立地看科举制度，也是从政治的角度分析科举制度之弊病，他的《学校贡举私议》、《信州铅山县学记）、《静江府学记》、《送李伯谏序》许多文章均强调要废除以“诗赋取士”，提倡选拔经世致用之才。他兴办学校之目的应是为国家社会造就急需的人才，整体提高民族文化之素质，然而，现实情况是：通过科举录取之士人往往是于国、于民无益之辈，许多人都梦想通过科举的途径获得高官厚禄，于是，读书、应试、做官、享受就成了—种被社会普遍认同的人生目标，朱熹对这种“野多遗贤”、“朝多旷位”的人才选拔的腐败现实表示强烈的愤慨。他提到的“圣人”、“仁者”均是中华文化史上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不朽人物，如周公、孔子、孟子、屈原、诸葛亮、苏绰、杜甫、范仲淹等等，均为历代在“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建树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从孔子等人那些充满忧患意识，进取精神的不朽著作，以及其备受磨难，饱尝风霜的人生历程，我们可以切实体会到朱熹所说的“做个圣贤千难万难。”“不要说高了圣人”之语深刻内涵。有的人往往认为朱熹仅仅是强调“道德性命之学”的腐儒。实际上，针对南宋吏治腐败，道德坠落，民不聊生的现状，朱熹有比王安石、陈亮、叶适等人更深刻的“经世济用”的“事功”观念。他竭力主张并且身体力行，体与用、道德与事功、修身与经世统一。他对弟子们强调“有禹汤之德，便有禹汤之业；有伊周之德，便有伊周之业”（《朱子语类》卷六一）“德而有才，方见于用，如有德而无才，则不能为用，亦何是为君子。”（《朱子语类》卷三五）

连结点之四：罗从彦与朱熹军事战略思想存在深层的忧患意识联系。

军事战略管理是当时政权政治管理中的—个突出的问题。由于两宋—直处于战争的直接威胁之下，战争、备战便成为压倒一切的大事。两宋在对金是和还是战的问题上一直未能做出正确的抉择，总体上是沿袭“对外求和，对内镇压”的传统国策，即使不得已被迫应战时，也是“以战求和”的消极防御。且终两宋之世，主和派始终占着主导地位。而罗从彦、朱熹均未随波逐流。

罗从彦赞赏宋真宗时的宰相李沆反对优游燕息和认真对敌的言行。他说：“常人之情，方当有警时，不能随事应酬，或至失措，及太平多暇则怠忘，而不知变生无形。沆以国家强调敌外患，适足为警惧。异日天下晏安，未必无事，则其听见，过于常人矣”。（《遵尧录》卷五）。他写这段话的时候（宣和六年到靖康元年之间），正是由于宋徽宗长期优游燕息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使事态难以挽回的时候。他在这里虽然谈的是历史，但其现实针对性非常明显。他在看到徽、钦二帝误国使宋王朝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时，明确提出君主保天下的问题。他说：“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此言孝子居丧，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况当易危为安，易乱为治之时，速则济，缓则不及，则其改之，所以为孝也。天子之孝，在于保天下”（同上书卷七）。他认为危为安、变乱为治，从而保住天下即保证皇权的连续惟，是君主重大的任务和崇高的目标，是最大的孝道。除此以外包括居丧在内的—切事情都必须服从这个任务和目标。

朱熹在具体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后，指出”敌之可胜”，对那些拼命夸大金人力量、鼓吹妥协投降者进行了驳斥批判，并就如何加强战备，打败金人进行了论述。虽然他的主张未能得到南宋朝廷采纳，未能对南宋之军事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但他对此问题的许多看法，现在看来仍不失为独到精辟，有可借鉴之处。绍兴三十二年（1162），朱熹就向孝宗上言，力主抗金，反对议和。隆兴元年（1163）受诏垂拱殿奏事，朱熹连上三疏，其中第二疏专论抗金复仇的问题，提出了“以战复仇，以守制胜，富国强兵”的军事主张。朱熹是这样阐述的：“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然则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朱熹文集》，第508页）提出了与朝廷消极防御不同的积极防御的思想主张，要求朝廷要抓住时机反攻，不能与敌人讲和，“今敌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义理明矣。……以臣策之，所谓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何苦必为之？”（同上书，第507页）积极主张罢和议，以为和议不罢，人心会懈怠，国势将衰微。同时朱熹还对战争三种态势的利弊作了比较，指出：“臣窃观今日之论国计者，大概有三：曰战，曰守，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各有两端焉。益战诚进取之势，而亦有轻举之失；守固自治之术，而亦有持久之难。至于和之策，则下矣。”（同上书，第507页）在此基础上，他要求皇上“亟罢和之议，大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复仇雪耻之本意未尝少衰。……正宜引义拒绝，以伐其谋，然后表里江淮，合战守之计以为—，使守固有以战，战胜而有以守，奇止相生，如环之无端，持以岁月，以必复中原、必灭胡虏为期而后已”（同上书，第510页）而具体地提出罢和议、战守相合积极防御的思想。朱熹还就和议的危害进行了剖析，指出：“夫议者所谓本根未固，形势未成，进不能攻，退不能守，何为而然哉？正以有讲和之说故也。此说不罢，则天下之事无一可成之理。何哉？进无生死一决之计，而退有迁延可己之资，则人情虽欲勉强自力于进为，而其气固己涣然离泪而莫之应矣。其守之必不坚，其发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气为势所分，志为气所夺故也。故今日讲和之说不罢，则陛下之励志必浅，大臣之任责必轻，将士赴功必缓，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听上之所欲为。然则本根终欲何时而固，形势终欲何时而成，恢复又何时而可图，守备又何时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朱熹文集》，第442页）强烈要求朝廷罢和议，实行强硬军事政策。出于这—思路，朱熹对主战者予以同情与赞美，对主和则憎恨批判，南宋时在对金问题上大将张浚与秦桧走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个是力主抗战，—个是“屈膝求和”；—个是决意用兵，—个是“认贼作父”。1163年张浚出师北伐，结果酿成符离之败。第二年，张浚因是解职，朝廷遂决求和之议。秦桧死后，朝中有人举荐张浚，但由于高宗决心议和，不成。高宗说“朕宁亡国，不用张浚”（《朱子语类》，第3162页）为此时人皆不敢给予他以较高的评价，而朱熹则不同，无论符离之战前还是战后，对张浚的评价始终如一，起事前朱熹就说过：“张魏公材力虽不逮，而忠义之心，虽妇人孺子亦皆知之。”（同上书，第3150页）符离战败，朱熹没有太多的指责，而是痛惜地说：“乘剧暑出兵，以至于败，未几，魏公毙，皆无人可用”（同上书，第3151页）显然对张浚不仅赋予同情，还给予了恰当的评价。而对秦桧的态度则大不相同，他认为秦桧是个祸国殃民、残害忠良的奸臣，他说：“秦桧倡和议以误国，挟虏势以邀君，终使彝伦败坏，遗亲后君，此其罪之大者。至于戮及元老，贼害忠良，攘人之功以为己有，又不舆也。”（同上书，第3158页）他还说过：“穷见故相秦桧归自虏庭，久事国柄，内忍事仇之耻，外张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销沮人心忠义刚直之气；以喜怒为进退，赏奖天下佞谀偷惰之风。究其设心，何止误国!”（《朱子书谱》卷三，第115页）。

至于如何战胜强敌？朱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朱熹以为军事的较量说到底是经济的较量，因而他认为要战胜强敌的关键要以经济作后盾，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对外战争中获胜。朱熹认为外患的“根”是因为内治未搞好，内治与治外患相比要难许多，主张先难后易，正所谓“中原之戎虏易逐而—己之私意难除也。诚能先其所难，则其易者将不言而自办。不先其难而徒欲侥幸于其易，则虽朝夕谈之，不绝于口，是亦徒为虚言，以快—时之意而已。又况此事之失，已在隆兴之初，不合遽然罢兵讲和，遂使宴酰毒之害日滋日长，而卧薪尝胆之志日远日忘。是以数年以来，纲维解弛，衅孽萌生，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故臣不敢随例迎合，苟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则惟欲陛下先以东南之未治为忧，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几真实功效可以驯致，而不至于别生患害，以妨远图。盖所谓善易者不言易，而真正有志于恢复者，果不在于抚剑抵掌之间也”。（《朱子年谱》卷三，第162-163页）。在这段话中，朱熹说得很清楚，对待外邦强敌取强硬态度的前提是搞好内治，即当国家实力确实达到了可以言战出兵的时候，才能言战出兵，否则会带来极大的患害，且即使言战出兵也是无济于事的。这—论述，今天看仍不失为高瞻远瞩的见解。

乾道元年（1165），朱熹被任命为武学博十，本可以一展其军事抱负，为朝廷培养教授军事人才，只可惜因新任宰相洪适主和而辞归，居家潜心从事理学的研究与讲习，而未能一展军事抱负，这无疑是一件憾事。难能可贵的是朱熹在从事学术教育活动中常常运用军事理论，如谈到为学之方时，他说过：“圣贤千言万语，无非只说此事。须是策励此心，勇猛奋发，拨出心肝与他去做！如两边擂起战鼓，莫问前头如何，只认卷将去!”意思很明确，要求学生学习要有作战那种勇往直前、勇猛奋发精神。当然除了教导学生要有奋勇向前的精神外，还要有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且如项羽救赵，既渡，沉船破釜，持三日粮，示土必死，无还心，故能破秦。若瞻前顾后，便做不成”（《朱子语类》，第137页）。

连结点之五：罗从彦与朱熹司法管理思想存在深刻的社会背景联系。

北宋末年政局的混乱推动人们去探寻改变现状，罗从彦司法管理思想从现实出发，又力图对观实进行指导，使“其君见之，袭太平之基业，守格法，行故事，竭尽公忠”（《遵尧录》序）。罗从彦反对神化帝王，他驳斥所谓宋仁宗为天神托生的无稽之谈：“今其言曰：‘皇帝梦羽衣数百人，从一仙官，自空而下，’曰：‘此托生于夫人，则非理矣”（《遵尧录》卷四）。他对所谓宋真宗景德五年天书降于左承天门之说进行了驳斥，更痛斥人臣王旦利用天书敬神献媚的言行。他说：“以理考之，穹然默运于无形之中，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此天之理也。天岂谆谆然，有物以命之乎？远求前古，未之或闻；下验庶民，无所取信。而王旦乃以龙图授羲，龟书锡禹比之，使帝之精诚，一寓于非所寓，可胜惜哉!”（同上书卷三）罗从彦说“仁义者，人主之术也。—于仁，天下爱之而不知畏；一于义，天下畏之而不知爱。三代之主，仁义兼隆，所以享国至于长久。自汉以来，或得其偏，如汉文帝过于仁，宣帝过于义。夫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同上）。这里所说的“仁义兼隆，即孔子所说的“宽猛相济”，也就是法家所说的刑德二柄或赏并用。

从政权管理与司法管理关系的角度，朱熹较罗从彦更明确地提出了正心、诚意、振纲纪、定名分等观点。朱熹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正君心方能得民心，这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朱熹之“君心”有其儒家“人治”之深刻内涵，过分强调了君主心术在司法管理中的作用。他提出正君心“总摄而整齐”社会百姓的良策是振纲纪，“纪纲振肃而国家有泰山之安”，对于如何振纲纪？朱熹提出了—些具体措施，—是立法时，限制君主独断专权，尽可能发挥有识之大臣作用，确保法令正确及执行顺畅。二是勤勉执政，大公至正，赏惩有度等等，这些均是有效的法制管理措施。三是“至于朝廷纪纲，尤所当严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这是朱熹对传统儒家“正名”立法思想的继承与发挥，朱熹特别强调“物物有个分别，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了一定的社会秩序，每个人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方能名正言顺，达到较好的司法管理之效果，这是“理—分殊”哲学观点的具体体现。《舜典象刑说》是朱熹中年时期所作的专门分析阐述舜典象刑法律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朱熹将刑罚与阴阳相结合，继承了传统儒家“赏以春夏，刑以秋冬”、“阳为德，阴为刑”的司法管理思想，同时又融入了其理学性理（心）气（情）之观念，使得后来司法管理思想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论基础，这是朱熹的—大贡献。另一方面，朱熹以其论学观点，通过对《尚书》“惟刑之恤”的剖析以及“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圣人之微意的阐发，解释了“圣人制刑明肆之意”；也解释了传统儒家仁政思想中制刑立法的出发点，并以上述为依据，进一步明晰了“罪之疑者从轻，功之疑者从重”的司法改革重要原则，在朱熹那里，钦恤既体现了“圣人制刑明肆之意”。是前人“反复表里，至精至密之妙，——皆从广大虚明之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为也”；同时，他又反对一概而论地将钦恤当作宽刑轻刑，在司法改革中加强刑法管理，以严为本，严惩重犯。

总之，罗从彦与朱熹的政治管理思想的关联，其内容还是比较广泛的。反映了他们对国家对民族较强烈的忧患意识，类似例子很多，兹不赘述。但是，由于两个人所处的时代、经历、学术背景及气度胸襟均有一定的不同，导致两个人政治管理思想也不乏相异之处。如罗从彦的政治管理思想既关注现实，力图阐明帝王的正道以反对宋徽宗之类的帝王所奉行的邪道；同时，又具有保守性，拘泥于祖宗成法而否定变革。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否定社会发展和社会制度不断更替的事实，认为周朝的制度，只要子孙世守，就可以万古永存。罗从彦说：“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自古德泽最厚，莫若尧舜，向使子孙可恃，则尧舜必传其子。至于法度，则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孙世守，则历年至今犹存可也”（《议论要语》）。由于封建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决定了封建王朝基础的脆弱性，“德泽不可恃”是合理的。至于说“祖宗法度不可废”，那就非常不合理了。对比之，朱熹的政治管理思想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及其进步意义，他的思想中的哲学思辩意义更明显深刻，更富有理性色彩，更富有远见卓识，他不仅强调了士大夫道德修养的自觉性，而且强调了士大夫道德实践的自觉性。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而是身体力行努力贯彻到行政管理的实践中去，这就使他的伦理道德与政治实践紧密融为一体。同时使传统儒家学说中关于个人与群体，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关系等行政管理理论得到了进—步的深化。朱熹的这些思想和观点，有其经世实学特色的丰富的实践内涵，直接影响了以文天祥、真德秀、陆秀夫等人为代表的南宋后期一大批勤政为廉的政治家和英勇抗敌、杀身成仁的民族英雄，可见其积极的历史意义。研究分析罗从彦与朱熹的政治管理思想之关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期闽学向后期转化的轨迹，也从—个侧面说明了朱熹继承前人文化遗产及创造儒学新文化系统的心路历程。

作者简介：

胡继锋，福建行政学院副院长。

徐刚，福建行政学院教授，朱熹与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主办《朱子学刊》编委，在《哲学研究》、《中国文化月刊》等境内外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专著《朱熹自然哲学思想论稿》被学术界誉为“填补了国内朱子学研究空白”（见《光明日报）、《哲学动态》等书评），并获福建省第六届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7.16     于福州

罗一道，字贯卿，东莞人。博综子史，质任自然。

嘉靖己酉、庚戌，连捷进士。廷对语多切直，有曰“君德莫大于敬天，而祷赛非敬天之实；君道莫先于勤民，而祈求非勤民之实也”。大学士徐阶奇，拟首唱，同列以为嫌，抑寘二甲，授刑部主事。

时严嵩当国，子世蕃恃权纳贿。尝称一道才，或劝其少致馈，可改美秩。一道谢曰：“升沉，命也，儒者当难进易退，乌有黩货以干进耶？”世蕃衔之，十馀年不得调。

嵩罢，稍迁于郎中。（《粤大记》）锦衣校尉敦从科怙势杀人。冢宰司寇密属为地，且致千金，执不可，卒寘之法。恤刑两浙，有朝贵诬民为盗。一道廉得其情，立释之。（东莞志）

历福建按察副使、湖广参政、提督湖、川、贵三省粮储。故事：输饷者，必以馀银加镪上，谓之滴珠。一道首革之，忤当道，解组归，屡荐不起。（粤大记）柘林戍兵变，近郊民走避城中，城已开。一道言于邑介开城纳之，所全万计。督学余立，一道壬戌分校，所得士未尝以一刺通。

子岁试置下等，已而跻优等，一道移书切责，谓不宜有所私，其方严如此。

年八十四卒，所著有《恤刑疏稿》《钟山集》（《东莞志》《粤大记》以为《中山存稿》。一道号“中山”云）。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6.17     于福州

略述治史、治谱之异同

罗训森

国史、地方志、族谱，三大支柱，撑起中华历史文献大厦。

笔者浅显理解：

国史，以时间为纵轴，记载各朝各代的史实。一般是后朝记叙前朝的史实，以避免当朝官方的影响。

古代知识分子，考中进士后，佼佼者被选拔出任国史“编修”，如宋代罗氏名人罗畸，进士出身，其身后墓志铭，最看重的职务是“殿撰”；宋代官至宰相级别的罗点，考中进士初期，也当过“国史院编修官”；明状元罗洪先就任过“编修”等。

至于编修国史经费，国家之事，国库当保之。

笔者所知，国史中，仅《三国志》是由陈寿私修的。因官修的《三国志》的质量，比不上陈寿私修的，造成国史私修的唯一例外。

国史，绝大部分是中央政府修的，倾国之力，集中优秀人才，其史料价值，勿容置疑。

地方志，以地域为横轴，记载地方之大事。地方志分省、府、县，现在范围扩大至乡镇、行业、单位等。

地方志是地方政府官修的，可集中地方优秀人才，具有更接近地气的史料价值。但从人力、智力、财力，三方面分析，不同级别的地方志、行业志的质量，可能有很大的差别。

姓氏谱牒，也称“族谱”。纵横交错，从古到今，天南地北，记载本姓氏的血缘关系、族中大事及文化认同。

除了孔氏是历朝历代官方主修、协修之外，各姓氏、各支系各自为战，人力、智力、财力，天差地别。其主编的综合素质，基本决定了该谱牒的史料性和学术价值。

从祀孔庙、明探花、吏、礼部尚书罗钦顺，在退休后，重修本支系《阙城罗氏族谱》，其自撰谱序中，开宗明义：

古诸侯卿大夫之修其族，则必有谱，以别脉系、辨亲疏、严纪载、酌信疑、寓儆劝、昭著存，有同乎史之义例也！

然，史为国谱，谱为家史，谱史之相为重也，久矣。

阅读原文： http://www.hualuoshi.com/?p=2805

《国史》、《地方志》编纂原则：盖棺定论。而族谱，其永恒的魅力——生可入传！当代人可看到身后的历史记载。

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开山作《困知记》作者，罗钦顺在族谱中留下《整庵履历》，详细记载了自己一生大事，为研究明史、他留下最可靠、翔实的史料。其以哲学家思维，充分认识民间谱牒和国史“相为重”。

地方志是介于国史和族谱之间的史书，既然民间谱牒和国史“相为重”，本文着重叙述治史和治谱的异同。

宋史学家李裕民先生在为早逝的西安高三学生林嘉文出版的《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一书作序时，说：

“治史大致可分写史和研史两类。

写史是描述历史，如人物传、历史事件等。历史转瞬即逝，又不断翻新，它不可能重复出现，纷繁复杂的历史过后，只留下一些残片碎末，后人只能根据有限的材料去复原历史，这就需要一定的想像去拼接，所以胡适认为这是文学家的任务（训森注：《三国演义》、《罗家将》等演义作者罗贯中，就是典型的名闻遐尔的历史文学家）。

研史是研究历史问题，材料有真有伪，需要辨别，许多疑难问题，需要解决，表像背后隐藏的奥秘，需要去探索。胡适认为，这一切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当然两者之间，并没有鸿沟，现在搞历史的往往二者兼顾。

写史可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搜集有关材料，连缀成文，不看他人有关的研究成果，不做考证。这类论著比较浅薄，缺乏学术含量。

第二个层次，是尽量吸收他人成果，这类论著能反映当前已达到的学术水准，但缺乏新的突破。

第三个层次，则是在作者自己做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能表现最新最好的水准。

本书属第二个层次。这一层次的局限性在于，对有分歧的见解，可以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对尚无不同看法的见解往往会照单全收……

摆在林嘉文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提高至第三个层次，这绝不是做一些修改所能达到的，必须从写史走进研史之路，向历史学家迈进。即不能满足于看他人的论著，而必须从阅读原始资料著手，切记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带著问题去读，才能发现新问题，然后设法解决新问题，写出有独到见解的论文来。对于一些热门话题，要想走出自己的路，一定不要轻易相信已有的结论，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李先生在这里细细区分了“写史”和“研史”的区别，鼓励并鞭策林嘉文同学走研史之路——作为现代学科的历史学，是以史料为基础，为出发点，在对史料进行考据处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进行研究的学科。对此，正如李先生在序文第一段中就提到的“临别，小林拿出予在2009年出版的《宋史考论》，请我题词，我写了一句：‘考据是治学的基本功。’”

根据李老师有关治史的论述，对如何治谱，试述如下。

治谱，一样可分为修谱和研谱两类。

修谱是描述家族起源，如上古篇、中古篇、开基始祖篇及优秀人物传、诗文文献篇、世系图表、历史事件等。修谱一般规定30年一次，因各种原因，实际上各家族很难做到。家族历史转瞬即逝，又不断翻新，它不可能重复出现，纷繁复杂的家史过后，只留下一些残片碎末，后人只能根据有限的材料去复原历史，这就需要一定的想像去拼接，所以胡适认为这是文学家的任务。笔者欣喜地看到，现任深圳海关缉私局副局长罗敏军，用纪实文学型式，编修家谱，正式出版《祖父的故事》。

研谱是研究家族历史问题，材料有真有伪，需要辨别，许多疑难问题，需要解决，表像背后隐藏的奥秘，需要去探索。著名谱牒学家罗香林认为，这一切才是谱牒学家的任务。当然两者之间，并没有鸿沟，现在修族谱的往往二者兼顾。

修谱也可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搜集老谱、墓碑、祠记有关材料，连缀成文，不看他人有关的研究成果，不做考证。这类论著比较浅薄，缺乏学术含量，是大量民间族谱的共性。但也有例外，江西吉水《桃林罗氏族谱》，因其主修者为明·进士、弘文馆大学士罗复仁之从孙、工部侍郎罗汝敬，遍请梁潜、金幼孜、杨荣等名流撰序，收有填补史料空白的、朱元璋写给罗复仁的信，故该谱极具学术价值。

第二个层次，是尽量吸收老谱成果，这类家族、论著、作品能反映当前已达到的学术水准，但缺乏新的突破。

第三个层次，则是在作者自己或编委会做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修成的，能表现最新、最好的水准。

200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版《中华罗氏通谱》，虽然注意将国史、方志、族谱三结合，有所创新，但仍属第二个层次。这一层次的局限性在于，对有分歧的见解，可以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对尚无不同看法的见解往往照单全收……

摆在笔者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带领编辑部一班同仁，将续修《中华罗氏通谱》提高至第三个层次，这绝不是做一些修改、增补、拾遗补缺所能达到的，必须从修谱走进研谱之路，传承唐·罗隐、罗绍威、宋·罗泌、罗点、罗勋、罗愚、罗季温、罗大经、明·罗汝敬、罗汝宽、罗璞、罗伦、罗洪先、罗钦顺、近现代罗启疆、罗香林等，向谱牒学家迈进。即不能满足于看他人的论著，而必须从阅读原始资料着手，切记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带着问题去读，才能发现新问题，然后设法解决新问题，写出有独到见解的论文来。对于一些热门话题，要想走出自己的路，一定不要轻易相信已有的结论，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治史与治谱，本质是相通的。其最大区别在于国史、方志，“生不入传”，而族谱者，“生可入传”，一字之差，彰显其极具魅力之处。但当代人写当代人，可能存在溢美之词，考验“主编”的学术意识、“案有春秋笔”（笔者八世祖、顺治五年举人、民呼为“罗菩萨”、太湖知县罗绮，留在《安庆府志》、《太湖县志》中对联的上联）的勇气和水平。

各姓氏家族都有自己的治谱历史。当代，各姓氏的修谱、治谱活动，十分踊跃。罗氏所幸，早在1999年，开国中将、享受副总理待遇的罗元发老将军（2004.9.22起，出任本会主席，2010.5.10，享年101岁，仙逝后，追认为本会永远荣誉主席），就介入修谱、治谱的学术活动。

他为修《中华罗氏通谱》，1999.10，订立宗旨：

弘扬祖先业绩，促进祖国繁荣。

他为治《中华罗氏通谱》，2004.9.19，订立原则：

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上仰祖宗，下对子孙，经得起历史检验。

开国元勋罗青长为治《中华罗氏通谱》，2007年，总结、归纳了指导思想：

中华一脉，渊远流长；包罗万象，有容乃大。

开国大将罗瑞卿夫人郝治平，为治《中华罗氏通谱》，题词：

敦宗谐族。

治史与治谱，大同小异，应用治史的科学方法来治谱，提高族谱的学术含量，让更多的民间族谱，走进学术的殿堂。

附：李裕民简介

李裕民，宋史学家。1940年3月10日生于浙江省崇德县崇福镇(今属桐乡市)。1959年入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历史系，师从宋史专家徐规教授研读宋史。1963年全国首次公开招收研究生时，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就读于宋史权威邓广铭教授门下，1966年毕业。后至山西大学历史系任教，1973年在《考古》上发表第一篇论文《我对侯马盟书的看法》，1978年在历史系创办考古专业。1986年晋为教授， 1990年赴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合作研究，发现已佚的司马光日记，赢得国内外学术界好评。又与日本、欧美学者共同创办国际学术刊物《中国史学》（副主编），在东京出版。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山西大学历史所副所长，民进中央委员、民进山西省副主任委员，山西省政协常委兼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山西省高校古籍整理小组组长。山西省地方志特邀编审，《北朝研究》主编。杭州大学（现浙大）历史系兼职教授。1996年后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讲座教授与国学院特聘研究员，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先后培养宋史、古籍整理、道教史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二十余名。主攻宋史，兼及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地方史志等。

阅读原文： http://www.hualuoshi.com/?p=11554

供稿、录入：罗训森     2016.4.28     于福州

罗一凤，宁化县人，嘉靖贡生。授开建训导，学宫在城外，一日方释，来报寇至，众仓遑遁，一凤独成礼而还。转浦城教谕，徐民式、曾六德皆其所尝识士。迁化州学正、益府教授，归。

罗一凤：后先济美（题匾）。

——《福建通志》卷二O九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2.4     于福州

嘉靖三十四年（1555），帝用给事中徐浦议，令廷臣及督抚各举边才。于是故侍郎郭宗臬，都御史曹邦辅，吴岳，祭酒邹守益，修撰罗洪先等在举中。

御史罗廷唯驳曰：“浦疏本言边才，而今廷臣乃以清修，若节，实学，懿行举，去初议远矣。况又有夤缘进者。是假明诏开幸门”。

帝纳其言，责吏部滥举，命与都察院更议。

——《明史》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10.7     于福州

罗国献，嘉定州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

孙可望等入云南，破曲靖。巡按罗国献方按部其地，与知府焦润生被执。可望欲降之。国献不屈，携至昆明，自焚死。

——《明史》卷二九五·徐道兴附传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9.23     于福州

罗黄裳，字美至，高明人。嘉靖己未（1559）进士。

性资惇笃，无疾言遽色。筮仕吉水令，以忤权门，调云梦。以才能转南京大理寺评事，民立祠建碑以纪。去思改北恤刑，平反有声，出守平乐，地脊而险多盗。

万历四年（1576），与府道徐作，计擒巨魁周公楼、黎庄诸贼。定上下四屯，设兵防立宁化里，以增国税，议设昭平县以握其吭。升贵州按察司副使。以足疾乞休。

子建委、建箕皆有时名。族兄焕章，字美充，领嘉靖已酉（1549）乡试。（与裳同科）授寿宁学谕，以内艰归。补阙山阴，时邹东廓讲（王）阳明学，从之游。躬行实践。寻丁外艰，补宜春，升龙溪尹。富民为奸，馈以千金，縻之而正其罪。时称其明。山阴门人玉泮表其门曰：明世儒宗。

所着《仕学类编》及《家录》》传世。

——《广东通志》，清同治三年版

罗黄裳，字美至，高明人。守平乐。为人刚果廉介，警敏有才。万历四年，与府江道徐作计擒巨魁周公楼、黎福庄等诸贼，定上下四屯，设兵防御、立宁化里，以增国税。循良异政，郡人尸祝。

——《广西通志》

罗黄裳，广东高明人。进士，守平乐，为人刚果廉介，警敏有才。万历四年，与府江道徐作设计擒获巨盗，平定上下四屯。设兵防御，立宁化里，以增国税，循良异政，平姓都称他为“罗父”。

——《广州府志》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8.29     于福州

罗珊，字廷佩，南海人。（实番禺人，南海籍，中式弘治辛酉科），正德中，知永安。

政先爱民，不畏强御，总镇移文，欲开县忠雒乡矿以贡，逼胁甚急，珊抗止之。大忤使者徐俊，俊诬珊杀人，差官逮系，邑民汹汹，曰使者贪利，执我廉宰，众盍死之，奔愬当道。珊声益著擢去，民为撰文勒石，竟因忤权贵，解绶归。

珊子宪，亦由南海中式嘉靖甲午科，令太湖，调宣化。以养士爱民称。

次子忠言，嘉靖癸卯科，不仕。宪子鸿，嘉靖丙午科以荐，丁未进士，知常熟，擢御史，以忤严嵩归。今珊之子孙，俱属南海籍。

——《广东通志》，清同治三年版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8.24     于福州

罗适，字正之，台州宁海人，宋治平三年进士。

为江东令，凡民有讼，曲直径取于前，不以属吏。黎明视事，入夜犹不已。居数月，政化大行，讼者益少，仍出行郊野，所过召其耆老，问以疾苦及所愿欲而不行者，为罢行之。

尝有书与苏文忠公论水利。凡兴复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余顷，岁或干溢，祷群祠，辄应如响，官至提点两浙、京西刑狱。

（有明石简序）。

——《浙江通志》

附：一心为民的北宋政治家罗适

萃草扶桑

宁海徐霞客大道旁有条南门大溪。这条大溪，发源于县西北边境，与新昌县接壤的第一尖山。流经西溪、黄坛，自下又名杨溪，原沿草湖对面的山麓径向东流。今溪南片村的项家、范家、罗家等均在溪北。溪水距县城很远，故道今依稀可辨。今大溪是北宋时我县乡贤罗适任两浙提刑巡视故乡时所改的的道。这只是罗适毕生从事的千百项水利工程的其中之一，其遗泽已使故乡人民受益900余年了！但当代能有几人知道这是他的功绩，又能有几人知道他光辉的一生呢？

罗适祖辈系江西柴桑郡人，父罗皎，曾在大理寺任职，因得罪了权贵，举家南迁。几经周折，最后定居在三门湾畔海游马家。罗适十三岁时得知家乡广润寺有两位学问渊博的僧人，就经常去寺向其求教。这两位僧人就是后来著名的天台宗智者大师的传人智贤、禹昭高僧，他俩讲学钱塘时，听者以千计，均有诗文经籍传世。

罗适既入门潜心于儒学，就要广交良师益友。他二十岁时步行四明（今宁波），拜楼郁为师。楼为奉化人，志操高洁，学行俱优，一时英俊皆在门下。罗适如鱼得水，学习勤奋，得到楼郁独钟，并为其作伐。二十六岁时罗适去湖州，拜在著名学者胡瑗门下。其间结交了当时的著名学士苏轼等，博览群书，相互切磋学问，学业大进。

宋治平二年（1065），罗适三十七岁，考中进士，初仕安徽桐城县尉。桐城地瘠民贫，风化未开。上任伊始，正值时疫猖撅，百姓得病不肯就医，独信巫术，死者接踵。罗适到四乡调查后，召集群巫，怒斥骗术。同时筹集资金，请名医、汇良方、设药局，贫者不收药钱。一时间，救活者逾万人，瘟疫由此得到遏制。他曾熟读医书，有时亲自把诊，根据当时实践积累经验，著成《伤寒救俗方》一书。为了百姓的方便，将药方勒石立碑。“孰活我命？父母罗令”，是桐城百姓在他离任时赠予的最高赞誉之词。

熙宁元年（1068），罗适调任山东泗水县令。该县位于泗水上游，水患频频，旷地数万顷。他到任后亲自下乡勘察地势，然后发动县民开渠排水，变荒田为沃土，招徕外出逃荒者返乡耕种，使数千户家庭得以安居乐业。

元丰元年（1078），罗适徙扬州江都县令。江都近长江，水患年年不断。罗适请教对治水富有经验的苏轼，采用疏浚与筑坝相结合的方法，使多年的水患得到根治。修复了大石湖，改名元丰湖，可灌溉千余顷。是年大熟，江都百姓欢欣鼓舞，均言：“生我黎民罗青天！”

元祐二年（1087），罗适改任开封县令，迁推官，后又任两浙、苏、秀水提刑。凡所到之处，均以劝农事、修水利、平冤狱为主要政事，为避免耕种荒地引起的纠纷，他用王安石的“方田法”，丈量土地，按土地肥瘠征收赋税，使朝廷连年增加田赋，皇帝赏之财物，他均不受，言：“此乃僚吏之功也”。

元祐七年（1092），时任两浙提刑的罗适终于回到了阔别26年之久的故乡。在主爱山永乐寺，禹昭大师告知智贤师父已圆寂。他回想当年广润寺长老谆谆教诲的情景，不由感慨万千。并应禹昭师所嘱，作《永乐院记》。此碑近年已发现，准备置放在新修的寺内。他见到县城缺水，而大溪之水远离城区白白流走，就以提刑身份发文征召，晓谕百姓，动员邑民改溪水从清泉山下流过，经南门外向东。宁海县城从此有了这条亮丽的风景线。罗适望着清澈的溪水绕飞凤山而过，决定在山下筑晚年居住之所，即今溪南罗家村。也许是因他一生与水打交道，对水的情感特别深长之故吧！

元符二年（1099），罗适七十一岁，终于告老还乡，朝廷加封其为“朝散大夫”，服五品。还乡后，他仍念念不忘家乡的水利建设，如疏浚城北淮河，重修桐山桥等等。建中靖国元年（1101）农历八月十六，无疾而终，享年七十三岁。

罗适是宁海杰出的政治家，从政三十余年来，先后调任十职，任过五个县的县令，任职期间，竭尽全力为民办实事，政绩卓著，尤其对古代的水利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在江都任职时，兴修水利55处，灌田6000顷。五个府、县为感恩罗适遗泽，均为其建生祠，或誉呼“罗青天”，或绘图像悬挂，这在我县乃至台州地区历代均少见。南宋台州知府尤衮建“三老先生祠”，罗适居首位。明初方孝孺作《洪武宁海志》，称适为“循声茂绩，为吾宁有宋启家第一，”此评价实事求是，毫无夸张修饰之词。

责任编辑    蔡体谅

罗 适 传 略

邵凡户    章以赫

罗适，字正之，号赤城。北宋天圣七年（1029），出生在海游马家山。

曾祖父罗爽，祖籍江西柴桑郡（今九江市）。祖父罗德成，字大才，曾任越州（今绍兴）参军、录事。父罗皎，字允明，人称千二府君，赠中散大夫，娶妻二：前妻吴氏，赠慈溪县君；后妻周氏，赠金华县君。罗适系金华县君所出。娶妻周氏，封永嘉县君。

治平二年（1065），登彭汝砺榜进土（注一），为官三十四载，历十任，六为农官，四为监司（注二），后转朝散大夫，上护军，赐绯服五品。

建中靖国元年（1101）农历八月十六日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崇宁元年（1102）二月初七日，按遗愿葬于出生地海游马家山。崇宁五年八月初十日，周氏夫人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大观元年（1107）八月二十日，合葬于罗适墓。

生男六人，四人夭亡。长子罗璪，为溧阳尉；次子罗球，为太庙斋郎。生女九人，二人早夭。长女嫁陈师渐，次女嫁陈惇，三女嫁王庭筠，四女嫁朱充，四个女婿皆举进士；五女嫁将士郎汤子范，六女、七女尚幼。

渔樵耕读

适父曾任大理寺详事，因不愿违心乱译番书，得罪权贵，举家外逃。几经辗转，定居海游马家山。

宋时海游，乃海角港湾，民以农耕渔樵为生。适幼时，好读书。而乡中无文籍，惟乡先生朱绛，设私塾于天后宫（现三门医院），家传《论语》、《毛诗》，皆无注解。适手写，读之茫然，不知义旨。庆历间，广润寺僧智贤、禹昭二师，皆通儒学，能讲解“五经”（注三）、《论语》。适向其求教，潜心学习，父母鬻衣为其买书，拾薪代灯夜读，茅塞顿开，闻此达彼，由是知虔诚则圣贤门墙可入。

适晨赴瑞云（注四）就读，晚归家，午就餐寺院。因家贫无力付饭资，课余帮寺僧劳动。母亲早晚必送迎于慈母石畔。适一夕迟归，母问其故，适答：“洋庄有人拟写休妻书，数字不明，告之乃迟。”母怒斥之：“你读书应该明礼，岂可助人拆散夫妻？”适遵母训，以理劝谕，促使其夫妻重归于好。

皇祐元年（1049），适已弱冠，步行至四明（今宁波市）拜楼郁为师。郁为奉化人，徙居鄞县，志操高洁，学行美笃，为郡县教授，受鄞县县令王安石礼尊，一时英俊皆集其席下。适与舒直、楼常、俞充、袁谷等皆同师弟子，研磋学问。

适品学兼优，得楼郁器重，为其作伐，娶鄞县富室周氏为妻，亲迎归家。周氏事亲至孝，恪守妇道，妯娌和睦，上下爱悦，姻戚称崇。婚后不久，廪食不继，晨炊将绝，弟妹嗫嗫私语，周氏闻之，取首饰付适，以换菽粟。乐于同艰共苦，适以是自安。

适得妻助，赴湖州拜著名学者胡瑗为师，继续深造。胡瑗字翼之，学者称安定先生，得范仲淹荐，以白衣对崇政殿，授校书郎，以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置经义、治事二斋。其间适结识著名文人苏轼，并与陈贻范，徐中友友善。博览群书，商讨学问，学业大进。

倡医救俗

治平二年，适三十七岁登进士。首任安徽舒州桐城县尉。时疫猖獗，民病不知医，独用巫治，愈演愈烈，尸横村野，惨不忍睹。适念为民父母，当休戚与共。一日召集群巫，怒斥骗术，勒令毁巫所，焚偶像；遍请名医，为民治病，汇集良方，刻石传播，慷解私囊，筹集资金，设立药肆，施药救民。不数月，消除陋习，解脱病痛，救活万民，获得“孰活我命？父母罗令”之赞誉。适亦熟读医书，请教名医，亲自把诊，积累经验，著《伤寒救俗方》行世。

恤民断案

熙宁元年（1068），调任山东兖州泗水县令。县内旷地数万顷，佃民数千户。户部使者欲向佃民榨取规利，适不从。遭使者匣陷，改任著作佐郎，转调济阴县令。时韩魏公以宰相出为相州节度，视民如蒿莱，谏官御史不敢言。独适不计得失，慷慨陈言，触犯权贵，奏劾罢官。济阴父老深感罗令清廉，不忍分饯，哭诉相留者竟达万人。朝廷得悉隐情，令其归辖旧治，谪天平军节度推官。越二年，复官，任开封府陈留县令，摄开封府巡院。时籍吏玩忽职守，关押无辜，敲诈勒索。适至，则首惩黠吏，疏斥无行职员，身自办案。对无辜者、连坐者，尽皆无罪释放，使陈留弊风不月大变。

陈留为交通要道，四方宦游，客死他乡，不能归葬，而旅殡佛庙，残骸破棺累计数千。适请于朝，收葬于县城东南隅。有官于南方溺死，其妻挈孤流亡于道。适收留抚恤，还节衣缩食资助其还乡。上遣内侍刺知德音，皇上嘉奖，誉称陈留为善邑。

元丰间，徙扬州江都县令。隋唐以来，扬州已成著名都市，宋时尤其繁华，权女子乡宦角逐渔利，穷苦百姓：或欠租或稍有触犯，必送县严办。前历七任县令，田赋均收缴不清，诉牒盈庭。适赴任后，白昼私访，入夜阅卷，经调查二月，得悉赋粮不清原因，适用保伍法，集民庑下，给以纸笔，使其自列，核之诉牒，酌情均衡田赋轻重，佃户始安，赋限遂清。适少长田间，广知农事，常出行劝耕，对不务农事的贫民，为其置办耕具，身自督教，收成倍增。

朝廷颁盐法，他郡县皆实行，适独勿听。人为其危之。适却说：“为图爱民，县令之职责，纵然得罪，有何遗憾！”

元祐间，任两浙提点刑狱，劝农事。为修水利，农民无力负担经费。适来不及上奏，就发常平仓资助。朝廷从轻处理，移京西北路提点刑狱。诏许河北灾区流民数百户去汝州垦荒，有人冒充佃户霸占荒地，有司不能判。适以方田法（注五）处之，流民得以定居垦荒。

适为官务在恤民，戒督属吏，必先廉恕，是非曲直，至则辨察，教条所下，吏服民听，所至称治。北宋元祐六年（1091），宋哲宗颁布敕文，嘉奖罗适改革狱弊。适在宁海县缑城建宝赦堂，供奉敕书，今遗址尚存。

治水兴利

罗适出生地海游，抱山接涂，易涝易旱，时有台风、潮汐之灾。适就学湖州十载，受安定之教，与苏轼为师友。湖州是水网之地，河渠纵横，疏河筑埭建闸，变水害为水利，成为鱼米之乡。适耳染目睹，且得东坡指教，深明以农为本，当以兴修水利为要旨。

适任兖州泗水县令，亲自下乡勘察地势，分析水患根源，督民开渠排水，改造荒地数万顷，使数千农户安居乐业。

徙扬州江都县令，改革弊政，政化大行。走遍全县山山水水，征询老人意见，制订兴修水利规划。请教修水利有丰富经验的苏轼，遇有意见分歧，亦不勉强苟同。采取疏导与筑堤结合，因地制宜施行。亲自率领百姓开渠筑堤，始复大石湖，改名元丰湖，灌田千余顷，是岁大熟，每亩收获粮食成倍增加。治水初见成效，经验推及全县。筑大堤以却潮患，疏泽水而注诸江。计兴修水利55处，溉田6000顷；围塘扩种85万余顷。调任后，江都人民感罗君恩德，共议建生祠于召埭，请著名文人秦观撰写《罗君生祠记》，铭碑勒石，永传不朽。

罗适政绩卓著，擢知开封府开封县，就迁府推官。未几，除提点府界刑狱，兼相度京西等路水利。几邑沟渠失修，终年积水，不能及时下种。适率民疏通渠道，引水入淮，改低洼地为良田，民始不病，岁熟年丰。广济军南里堤有田数千顷，地形倾斜，常遭水患。适进行视察，在下流开渠道，引水入淮，水患始除。适治水有功，朝廷赏之。适推不受，说：“此乃僚吏之力。”

元祐间，任两浙提点刑狱，巡行浙东，定居宁海溪南。他深知台州水利以黄岩最为紧要（时黄岩县含今温岭、椒江），邑境濒海，海潮侵入，地势库卤，内河委蛇曲折，易旱易涝易碱。适亲临黄岩督修，疏导八乡官河90里，沟通大小支流936条，计长75万丈，始创内河分段筑堤建闸，控制水量之技。据明万历《黄岩县志》载：罗适共建六闸，即永气江常串、清混两闸，永宁江支流西江中段西湫闸，沿海永丰、黄望、周洋三闸（今属温岭）。此六闸为台州最早建成之水闸。闸建成后，海潮受阻，河渠畅通，排灌两宜，连岁丰熟，民享其利。“所出秸米甲于一州”，称“黄岩熟，六县足。”

元符二年（1099），罗适七十一岁告老还乡。虽年老力衰，仍效力桑梓，主持改造宁海城南大溪；疏浚城北颜公河，重修桐山石桥。

缑城学祖

罗适不仅政绩卓著，且勤于读书，学识渊博，著有《易解》、《伤寒救俗方》、《赤城集》一百卷。

南宋时，台州太守尤袤建台州州学三老先生祠堂，入祠供奉三人，以罗适为首。永嘉思想家叶适称罗适为：“浙学先河，理学先声。”台州士人闻世，始自罗适。

适资浑厚质直，办事信理直前，不肯为利害俯仰。奖人之善，急人之难，俸禄所入，救人危急，未为子孙打算。秦观赞适是：“学术有本，未通于世故，风节凛然，国仕也！”

适事亲至孝，与兄弟友善，待亲戚交旧鲍信，恩义显著。适登进士后，曾衣锦还乡，父母均亡，伫立慈母石旁，触景生情，悲痛欲绝，赋长诗《慈母石》；“忆昔生我童稚时，家贫逐日图生资。父母衣我宁自寒，父母食我宁自饥。拾薪为我代灯烛，鬻衣为我买诗书。朝夕劝我勤苦读，诫我勿作庸常儿。”并在石前表示决心：“行当竭力事明君，庶可扬名显二亲。”罗适一生，致仕不忘君恩，处事不忘亲情。异母只意欲多得财物，听其自取，从不计较。季弟死，择婿改嫁弟妇，又嫁其女，如亲生一样。大母吴氏娘家中道衰落，适抚育其侄女成人，嫁与士族良家。启蒙老师死，代为教养其子，分俸禄送入太学就读。有使者曾数次侵害罗适，后出使属于部下，疑其不能忘记，怕报复。适笑说：“这些事早已忘了，哪会记恨。”如此义节厚德，不可胜数。平日常与客语：“忧人之忧，然后可以乐其乐。”南宋进士宁海赤城书堂堂长舒岳祥写唐律十一韵赞适是；“文起吾乡秀，心知百代崇。名节台山峻，词章淮海雄。”明初名臣方孝孺编纂洪武《宁海县志》，称适为：“循声茂绩，为吾宁有宋名家第一。”清光绪七年（1881），罗适墓志铭在海游马家山出土，乡民为其重修坟墓，墓碑旁立“北宋名臣”、“缑城学祖”二碑。盖州县之乡贤，推适为首。晚清翰林章枝《谒乡先贤罗赤城先生墓》诗：“台人名世自公始，白屋孤寒跻显仕。循吏归来家四明，思乡温序营故里。”清光绪二十九年创立海游小学时，尊罗适为“缑城学祖”。规定每年清明节，全校师生赴马家山祭扫罗适墓，由老师讲：罗适渔樵耕读、为官清廉、为民造福等故事，勉励学生以先贤为榜样，做品学兼优好学生。

1986年7月，为纪念乡贤，保护古迹，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重修罗适墓。在修墓过程中，于1987年1月3日出土罗适妻周氏墓志铭。1988年修复，经县人民政府批准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注释】

注一：彭汝砺，字器质，饶州鄱阳人，登治平进士第一。

注二：六为农官，四为监司。盖宋时邑令皆兼管句劝农公事。罗适尉桐城，后历泗水令，知济阴、陈留、江都、开封县所谓六为农官也。提点府界刑狱，相度京西水利，提点两浙刑狱，提点京西北路刑狱，所谓四为监官也。

注三：“五经”为《易经》、《诗经》、《尚书》、《礼记》、《春秋》。

注四：瑞云，广润寺建在瑞云山麓。

注五：方田法为王安石新法之一，是对当时土地不实，赋税不均的弊病，重新丈量土地，以千步为一方，按照土质肥瘠划分等级，征收税赋。

参考资料：

1．罗适《永乐院记》。

2．秦观《罗君生祠记》。

3．叶适《台州州学三老先生祠堂记》。

4．《台学源流》。

5．《台州府志》第一○四卷。

6．《中国人民大辞典·罗适》。

7．《宝敕堂·敕书》。

8．《罗适墓志铭》。

9．《罗适妻周氏墓志铭》。

10．王应麟《赤城书堂记》。

11．彭春年《重修黄岩诸闸记分》。

12．罗天令《关于罗适史事的几点调查》。

——《罗适史料》，浙江三门文史资料笫五辑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8.15     于福州

罗必达，福建省闽县人，道光九年任漳州城守都司。

——〔清〕《福建通志·国朝武职》

罗必达（1780—1833），字质甫，号剑门，福建闽县人。新梅宗系四世孙，罗丰禄之祖父。

十九岁在抚标左营入伍，二十六岁任经制外委（正八品）。次年十月,以蔡牵滋事，罗必达带兵往福宁府三沙防堵，随福宁徐秋潭镇军获盗记功。历升抚标右营把总（正七品）、中营千总（正六品）、台湾标中营守备（正五品）、漳镇中营守备等。

道光戊子八年（1828）三月，署漳州城守备都司（正四品）。

己丑九年（1829）署福州右军都司，十年（1830）委署督中都司。

道光十二年（1832）十月，台湾匪徒张丙滋事，必达带漳州九营征兵，随马提军由厦门渡台剿捕，连日获胜，得报有贼攻打竹城，复随马提军自嘉义起程往南路，搜贼匪打仗三次，贼即随散。必达回府蒙升，马提台笫三次保奏，奉旨赏戴蓝翎，漳州城守营都司。

斯时，贼已尽平，凯旋不日，讵料复派往凤山搜余匪，道光癸巳十三年（1833）因劳顿致疾，痛于三月十一日未时，终于凤山县军营，享年53岁。

兵部行查立功等第，督部堂覆以必达十次打仗，功列头等，嗣部议，荫一子七品监生。

道光五年（1825），罗必达典购闽县南营20号房屋（现已拆改为楼房71号），从水部迁居于此，成为福州南营罗家的始祖。

——福州罗孝逵供稿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7.14    于福州

罗思举，字天鹏，四川东乡人。少有胆略，骄捷，逾屋如飞。贫困，为盗秦、豫、川、楚间。结客报仇，数杀不义者。遭厄，幸不死，久之自悔。教匪起，充起勇，誓杀贼立功名。

王三槐踞东乡丰城为巢，众数万，官军莫敢击，出掠罗家坝，团勇不习战。思举见贼前锋数百，诡呼曰：“数十人耳！”众气倍，击走之。游击罗定国使侦丰城，还报：“请率死士夜捣之，官兵外应，可一举灭。”定国以为狂。思举愤，独携火药往，乘烈风燔之。贼黑夜相蹂杀，走巅岩，踣死无算，遂奔南坝场。是役，一夫走贼数万，声震川东，总督英善给七品军功，隶副都统佛住。

川贼以罗其清、冉文俦、徐天德、王三槐为最强，徐、王二贼合窥东乡。思举请佛住严备，勿听。乃为知县刘清说其清降，知其许，驰归。则贼已陷东乡，戕佛住，清亦拔营去。时嘉庆二年正月也。

调苗疆凯旋兵犹未至，总兵索费音阿率甘肃兵来援，用思举策，扎营大团堡，开壕树栅，埋火药，诱贼人，轰之，遂夺金峨寺贼巢，复东乡。贼窜重石子、香炉坪，德楞泰、明亮并以兵会，思举请仍如破丰城事，德楞泰壮之。只身夜入贼营，会大雨，火药不燃，贼觉，惧而遁。自是常将乡勇，分路为奇兵，与官军犄角，或为前锋，歼孙士凤于净土庵，又败贼于峨城山，皆以火攻劫营获捷。

时川贼与襄阳贼齐王氏等合，云阳教党亦起应。获谍，知王三槐将赴陈家山，即假所获贼旗，夜驰往。

声言白号贼至，贼下山迎，悉诱歼之，擒贼首高名贵，其党张长庚觉而奔，追斩甚众。擢千总。 三年，总督勒保诱擒三槐，其党冷天禄踞安乐坪，环攻不下；召思举往，夜率死士焚其巢。将明，殿旅出，大呼曰：“我丰城劫寨罗思举也!”贼胆落，溃围走。思举战绩至是始上闻，擢守备。

德楞泰围罗其清等于箕山，复召思举问计。思举相地势，曰：“贼各隘皆垒石守，惟山后悬削数十丈，必恃险乏备。若官军攻于前，使不暇他顾；我率勇敢者梯而上，可捣也。”如其言，夹击，大破之，余贼四逸，思举料其必走方山坪，率乡勇先往，伏坪后，越数日，贼为官军追击，果至，擒斩几尽，遂获其清。四年，其清余党踞东乡四季坪，从提督七十五破之。秋，败贼巴川豆真坡，又援田朝贵于铁炉山。五年春，德愣泰剿冉天元于川西。檄思举率乡勇三千赴军。战青龙口，贼踞山险，选精锐九十人夜薄贼巢，破之。贼分趋农安，将入陕，思举献计，请致书额勒登保，约守阳平关。易装潜入贼卡，杀二贼，众追捕，乃弃所赍书逸出。 贼果不敢前，回窜江油。思举先驱深入。伏起，奋斗，而贼以挡牌御矢统，困德楞泰于马蹄冈；急趋救，使乡勇人取石乱击，毁挡牌。会冉天元马蹶就擒，贼瓦解，假贼旗追逐余匪。斩雷士玉。攻鲜大川于天寨子，山险不能上，德楞泰遣箭手五百助之，令伏岩下。先以乡勇诱贼，俟擂石且尽，仰射，箭落如雨，贼退避。遂克之。思举手擒贼六十余人。德楞泰诃其轻尘，声色俱厉，思举跪谢。良久出，则冠上已换花翎，由是深感德愣泰，乐为尽力。

寻从勒保防嘉陵江，七十五以桂涵新败，调思举代领所部乡勇。擢都司。

六年，歼张世龙于铁溪河，击援贼陈天奇，阵斩之，赐号苏勒芳阿巴图鲁。擢游击。自是转战老林，饷不时至，煮马鞯，啖贼肉，以追贼。七十五卞急，屡为贼所窘，辄赖思举援救得捷。既而七十五坐事逮，德楞泰攻苟文明于瓦山溪，贼踞楠木坪，三战不克。召思举率乡勇至，皆衣狗皮，蹑草履，人笑为丐兵。夜越后山伏，一战破之，歼苟文、明献。苟文举众诧曰：“丐兵破贼矣！”始补给饷，制衣履，擢参将。

七年，迭败向瑶于风硐子、万古楼，破齐国点于通江，歼张天伦、魏学盛于巴州。秋，击刘朝选于仙女溪，遁鞋底山，擒之。又偕罗声皋擒张简、罗道荣于巴州。冬，唐明万窜大宁，追至石柱坪，贼方食。奋击，大溃．擒明万。仁宗以明万剧贼久稽诛，特诏嘉赉。诸贼渐就歼除，搜捕南山余孽，两年始清。擢太平协副将。

十年，德楞泰剿宁陕叛兵，檄思举赴军，寻就抚。尽释归伍。思举曰：“兵变，杀将陷城破官军，乱无大此者。反赏，是劝叛也!何以惩后？请诛首逆，以申国法。”诸将不可。后川、陕兵果数叛。

十一年，思举攻西乡叛兵，斩首逆于阵，风稍息。署川北镇，擢凉州镇总兵，未之任，调重庆镇。

二十年，中瞻对番酋洛布七力叛，夹河筑碉。总兵罗声皋不能克，许其降，以专擅遣戍。命思举进剿，克四寨，洛布七力就歼，请分其地以赏上下瞻对诸出力头目，事乃定。道光元年，擢贵州提督，历四川、云南、湖北提督。

十二年，湖南江华锦田寨瑶赵金龙为乱，与长宁赵福才纠合九冲瑶肆掠，提督海凌阿战死，势益炽。诏总督卢坤偕思举讨之，至永州，议遏贼南窜，断其西道州、零陵、祁阳山径，进兵兜击。于是驱诸瑶出山，皆东窜常宁洋泉镇，檄各路进逼合围，四月，大破之，金龙中枪死，擒其妻子及死党数十，赐双眼花翎，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时令尚书禧恩督师，未至军，先三日奏捷。禧恩方贵宠用事，怒其不待，盛气陵之。思举曰：“诸公贵人多顾忌。思举一无赖，受国厚恩至提督，惟以死报，不知其他！”禧恩无如何，则诘金龙死状虚实，思举获其尸及所佩印、剑、木偶为证，乃止。

二十年，卒于官，赐太子太保，谥壮勇，子本镇，袭世职。

思举既贵，尝与人言少时事，不少讳。檄川、陕、湖北各州县云：“所捕盗罗思举，今为国宣劳，可销案矣。”再入觐，仁宗问：“何省兵精？”曰：“将良兵自精，”宣宗问：“赏罚何由明？”曰：“进一步，赏；退一步，罚。”皆称旨。晚年自述年谱。川中殄诸剧寇，多赖其力，功为人掩，军中与二杨并称。杨芳于诸将少许可，独至思举，以为“烈丈夫”。尝酒酣袒身示人，战创斑斑，为父母刲股痕凡七，其忠孝盖出天性云。

同时起乡勇者，桂涵名与之亚，包相卿较后出，亦至专阃。

涵，亦东乡人。少恃勇，横行乡里，亡命出走。继归，与思举同应募为乡勇。父天聪，聚族党屯罐子山。贼数为涵所窘，欲报之，万众来攻。涵率壮士伏隘，诱贼入空寨，痛歼之。嘉庆二年，从朱射斗攻金峨寺，贼突出，围涵于山峒，火熏水灌皆不伤，反多毙贼，贼乃走。寻战净土庵，偕思举陷阵，大破之，徐天德党众几尽歼。同里闻其屡捷，争来授效，德楞泰、明亮特编涵字营，使涵领之，擢千总，由是知名。

三年，大军围安乐坪，冷天禄诈降出走，涵侦知之，伏兵于方家坝、鱼鳞口，贼至伏发，擒斩甚众，擢守备。四年，从德楞泰追贼入陕，每由间道出贼前，与官军夹击，数捷。又从朱射斗歼包正洪于云阳芦花岭。从七十五破龚建于开县火峰寨，手擒建以献，擢都司。五年，复从射斗破贼云阳，擒其渠李甲，纵归，招出党众数百人，自是降者日至。

既而改隶勒保军，始与思举分路，转战川东西，所至有功，累擢游击。六年，从阿哈保追汤思蛟于垫江，贼夜走，涵谓：“穷寇且死斗，请先伏魏家沟。”俟其至，突击，大破之。又从薛大烈追李彬、冉天士于通江，至小中河，大雪，贼不为备，涵率乡勇夜半薄贼垒，与官军四面乘之，贼奔旷野，劲骑冲踏，尽歼焉。彬遁，未几，为刘清所获。自七年后，复偕思举遍历老林，搜剿匿匪，累迁夔州协副将。九年秋，从经略、参赞围余匪于太平火烧梁山，峻无路。涵议：“守此相持，虽数月无如贼何。山下小溪通民峒。贼久困，必出劫峒粮，请以步卒伏山后。”贼果以骁锐千余潜出，诸将皆死战，半日歼之，前山自溃。遂殄灭净尽，川、陕肃清。

十一年冬，绥安兵叛，涵在梁山闻变，虑本部兵与通，单骑驰入郡城，声言越两日出兵；密令弟吉出募乡勇旧部为一队，约期合攻。时贼踞景市庙，将往麻柳场。涵至，令急赴景市庙，中途改趋麻柳杨，距贼数里止队，入深箐，谍报贼逾千，且至，叱曰：“安得有此众？”戒毋轻进，毋漏言涵至。既而贼自山冲下，三进三退，乃突起击贼；而弟吉已率五百人据山顶，贼大溃，擒首逆王德先。叛兵起事甫五日，一鼓平之，赐号健勇巴图鲁。十三年，署重庆镇，寻授川北镇总兵。十九年，击三才峡匪党吴抓抓等于沔县，走之。川北获安。道光二年，擢四川提督。果洛克番匪劫西藏堪布贡物，命剿擒首逆曲俊父子，被优赉。在任十载，遇番、夷蠢动，兵至辄定。十三年，讨越巂夷匪，连战皆捷。忽遘疾，卒于军。优恤，赠太子太保，谥壮勇。子三人，并晋官秩。

相卿，邻水人。嘉庆六年，以乡勇隶松潘镇标。尝从（罗）思举击陈朝观于通江龙凤垭，追贼受矛伤，裹创力战。七年，破张天伦于巴州金子寺，相卿斩天伦毂子山下，给蓝翎八品顶戴。又歼张简、唐明万，功皆最。十年，思举侦襄贼王世贵、谢应洪匿太平老林，檄相卿蹑捕，歼之，授千总。十二年，剿瓦石坪叛兵，擢守备。累迁广元营游击。十三年，调征台湾。会峨边越巂倮夷叛，命回川从提督杨芳赴剿，攻克啯噜崖。夷踞曲曲乌乌斯波，相卿梯绝壁，牵挽负炮而上，破之，进毁巴姑贼寨，擢参将。十五年，倮夷复叛，攻克峨边十三支夷巢，破越巂沈喳夷，抵滥田坝，两厅叛夷悉降，累迁懋功协副将。剿马边夷，擒其渠，加总兵衔。再署建昌镇总兵，总督鄂山、宝兴皆以边事倚之。十九年，病归，卒。

论曰：川、楚之役，竭宇内之兵力而后定之。材武骁猛，萃于行间，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取者，厥惟二杨及罗思举为之冠。遇春谋勇俱绝，剧寇半为所歼。思举习于贼情、地情、险厄，强梁非其莫克。至于忠诚忘私，身名俱泰，遇春际遇之隆，固为稀覯；而思举以薮泽枭杰，终保令名，焕于旗常矣。乡兵出平巨寇，亦自其为始云。

——《清史稿》

罗思举（1764—1840），清四川东乡人，字子江，号天鹏。早年为盗。嘉庆初以乡勇镇压四川白莲教军，善以寡击众，时称勇将。历任四川、云南、湖南、湖北等省提督。谥壮勇。（《续碑传集》卷四九）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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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7.4    于福州

罗声皋，四川双流人。由行伍授把总。

从孙士毅赴湖北剿匪，克旗鼓寨、芭叶山，擢守备。

嘉庆三年，额勒登保调回四川。

四年，从额勒登保破徐天德、冷天禄，累擢游击。

五年，授提标中军参将，破冉天士于南江长池坝，赐花翎。

六年，偕薛大烈歼曹世伦，追汤思蛟、刘朝选入楚，败之于竹山柳林杏。青蓝号贼扰东乡，偕大烈败之。又偕击贼石婆山，徐天寿就擒，赐号济特库勒特依巴图鲁。遂合击高见奇，擒冉学胜。冬，偕张绩擒萧焜于太平。黄号余贼屯茨竹沟，（罗）声皋自花角园进攻，大军继之，擒葛士宽等。

七年，迁督标中军副将，充翼长。张简与汤思蛟合扰东乡，败之于老生园、杨家坝，偕田朝贵兵合击，蹙之河滨，贼争赴水，擒思蛟弟思武，追擒汪贵于太平梧桐坪。黄向瑶窜东乡凤皇山，偕达思呼勒岱合围，歼其众，擒向瑶。川匪渐清。楚匪被剿急，多窜川境，偕达思呼勒岱合击，歼赖飞龙于云阳阎王碥；又偕罗思举追贼巴州，分两路遁，思举擒简，声皋获思蛟子东乡村杏。

八年，搜剿余匪，擒青号张朝陇、李明学。军事大定，赴达州办理裁撤兵勇事宜。

十三年，从勒保剿马边凉山彝匪，克曲曲乌彝寨，擢重庆镇总兵，调松潘镇。

二十年，剿中瞻对叛番，克沧龙沟。番酋洛布七力守险，未大创，乞降，受之，以专擅褫职，戍伊犁。逾三年赦归，卒于家。

——《清史稿》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7.3    于福州

罗惇㤚，字椒生，广东顺德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七年，督四川学政，召对，上以惇衍年少，语多土音，留不遣。二十三年，大考一等，擢侍讲。累迁侍读学士，转通政副使，太仆寺卿。二十六年（1846），督安徽学政，迁通政使。

三十年（1850），文宗即位，应诏陈言，略言：“古帝王治天下，根据祗在一心，要在览载籍，勤省察，居敬穷理，以检摄此心。圣祖仁皇帝《御纂性理精义》，于存养省察、致知力行，以及人伦性命，皆有程途阶级，其论君道，尤极详备。惟在皇上讲习讨论，身体力行。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于臣工奏摺，指示得失，明见万里。皇上几暇，日阅一二事，凡督抚陈奏，如能深谋远虑，措置得宜，即予以裒答，若有饰诈怀私，亦为之指示，庶大吏皆知警戒。他若《御纂资政要览》、《庭训格言》诸书，皆本心出治，一以贯之。伏愿皇上法祖以修己，推而知人安民，皆得其道。”又请谕部院大臣各举所知，备京卿及讲读之任；敕直省督抚、提镇、学政皆得犯颜直谏，指陈利病，无所忌讳，藩臬亦许密封由督抚代为呈奏。疏入，上嘉纳之。咸丰元年（1851），疏陈风俗侈靡，民生日困，请崇俭禁奢，以蓄物力。二年（1852），署吏部侍郎，授左副都御史。

三年（1853），擢刑部侍郎，仍兼权吏部。时军需孔亟，户部令京师商民以赁舍金一月纳公家，惇衍以为非政体，疏乞明定限制。又疏荐广东在籍给事中苏廷魁等任筹军饷。江宁既陷，寇氛复溯江上犯，惇衍疏请敕曾国藩练楚勇，自湖南移驻武昌，杜贼窥伺荆襄；苏廷魁募粤勇援江西，袁甲三回河南防捻匪，并会同已革两广总督徐广缙募新兵堵御凤、颍，遏贼北窜诸路；多被采纳。命随同惠亲王巡防京师，调户部。五年（1855），以父忧归。

七年（1857），英吉利兵攻陷广州，八年正月，命惇衍及在籍太常寺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为团练大臣。十年，款议定。十一年，召来京，擢左都御史。

同治元年（1862），两广总督劳崇光被劾任用非人，调度乖方，命惇衍偕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按治，崇光坐罢。迁户部尚书，疏言：“吏治日坏，当奖廉惩贪。四川总督骆秉章、湖北巡抚严树森、山西布政使郑敦谨、山东按察使吴廷栋，清操较著，请奖之，以励其余。”又疏言：“皇上求贤若渴，应诏者寥寥，即有登诸荐牍者，或由他省督抚保举，必待本省给咨，始能赴部，非所以示虚怀延揽之道。且但令封疆大吏保举，而未及京卿，恐驯致外重内轻，不可不防其渐。内阁、六部、九卿等朝廷重臣，素所亲信，必俾其各举所知，众正盈廷，然后可反危为安，转乱为治。请不必限以时日，拘以人数，但有操守廉洁，才猷卓越者，即许随时疏荐。倘所举之人，将来或犯贪污，罪其举主。”二年，兼署左都御史。

四年，兼管三库，署翰林院掌院学士。伊犁参赞大臣联捷、御史陈廷经先后论劾“陕西布政使林寿图沉湎于酒，巡抚刘蓉未谙公事，举劾悉听寿图”，及“蓉疏奏失体，漏泄密保”。命偕协办大学士瑞常赴陕西按治。惇衍等为疏辩，仅以微过议处，吏议寿图迁调，蓉革职留任。寻蓉复以他事罢，陕民为蓉、寿图讼冤，总督杨岳斌以闻。惇衍等已回京复命覆奏，遂合疏言：“刘蓉秉性朴直，办理甘肃溃勇，不动声色，悉臻妥善。甘肃乱回窜扰，遣兵分布要隘，陕民以安。林寿图身任劳怨，勤奋有为，惟参劾属员，间有轻重失当，致谤毁纷兴，而其廉洁之操，究不能稍加訾议。”诏蓉仍署巡抚，寿图来京候简用。六年，兼署工部。八年，以母忧归。十三年，卒，谥文恪。

（罗）惇衍学宗宋儒，立朝正色，抗论时事，章凡数十上，无所顾避。著有《集义编》、《百法百戒》、《庸言》、《孔子集语》等书。

——《清史稿》

附：罗惇衍年表

罗惇衍（1814-1874），广东顺德人。字星斋，号椒生。道光进士。

1843年后，历任侍读、通政副使、太仆寺卿。

1846年任安徽学政、通政使。

1853年后，历任刑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攻占广州。

1858年春，奉命与在籍太常寺卿龙元禧、工科给事中苏廷魁，为团练大臣，办理广州地区各乡团练，3月在顺德设局，4月移至花县。

1861年回京后，历任左副都御史、户部尚书、工部尚书。1869年回京后，历任左副都御史、户部尚书、工部尚书。

1869年离职。

1874年死，谥文格。

著有《集义编》、《百法百戒》等。

注：同治元年至八年任户部尚书。

罗惇衍

、

罗惇衍，字兆蕃，号椒生。始祖纲，宋绍兴间自南雄州珠玑巷迁居南海大良村，后改隶顺德遂为顺德县人。

高祖礼耒，本生，曾祖礼绵，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举人，吴川县教谕。祖嵩，顺德协左营外委，嘉庆间出征四川达州，御贼白岩山阵亡。父家政，嘉庆十八年癸酉（）举人，五品衔，高州教授，皆赠光禄大夫。母李氏，有身得瑞征，及生，红光满室，甫周岁，岐疑异常儿。

十一岁学为文。长老惊其宿慧。年十六补弟子员。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举于乡。明年乙未（1835）成进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散馆授编修。十七年命视学四川，旋以年轻恐未能周悉老到，仍留京供职。二十年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历充国史馆协修、纂修，文渊阁校理教习庶吉士，本衙门撰文。二十三年，御试一等，擢待讲，充日讲起居注官。七月充山东乡试正考官，转侍读。二十四年擢侍学士，充咸安宫总裁。二十五年充恩科会试同考官，五月擢通政使司副使，九月擢太仆寺卿。二十六年督学安徽，以白鹿洞规课士，士多化之。二十九年九月陛通政使。

次年正月宣宗上宾。惇衍不茹荤酒者累月。文宗践祚，疏阵法祖训，以端本善俗。

略云：臣恭读圣祖御纂性理精义，此书理赅词约，内圣外王之功，无不毕备。愿万几之余，讲习讨论，身体而力行之。至察吏安民，羣僚无所售其欺，则莫若世宗朱批谕旨。此书所载臣工奏折凡二百二十三人，皆恭录批答，使共知所陈之得失。敬祈皇上将此书日阅一二事，凡督抚所奏，有能深谋远虑，措置得宜者，固蒙褒答，若不实不尽，及饰诈怀私者，亦一一为之指示周详。庶大吏知所儆戒，则所以饬官常而维邦本者，实系于此。另牒奏请，谕部院大臣各举所知以备京卿及讲读之任，并请敕内外诸臣，指陈天下利病，无所忌讳。得旨嘉奖。

咸丰元年（1851）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冬十一月疏请崇俭禁奢，以省物力。谓京外官民，应遵典礼，违者戒饬。庶人心知警，共还醇俭。查道光八年（1828）曾刊刻简明规条，使百姓知所恪守。乞下礼部就会典、通礼二书，撮其简约常行者以为条教之式。报可。二年充会试，知贡举。八月署吏部右侍郎，十月充武乡试正考官，十一月以日食，疏请严饬廷臣，实力修省。

略云：伏见

皇上御极以来，惓惓爱民，孳孳图治。在廷诸臣，非不循分供职，而迟回慎重之意，多奋发振兴之意少。因而莅官行政，卤莽粗疏之弊少，游移迁就之弊多。廷臣首鼠两端，疆臣亦互相推诿。大员委蛇容悦，属吏亦专务趋承。

请因日食修省，严谕廷臣，将平日诿卸取巧之积习，悚然改悔，毋贪恋禄位，毋顾惜身家。

事可行则行，毋泥成例；费可节则节，毋避众怨。人可举则举，毋限资序；法可改则改，毋惮更张，庶挽颓风而臻上理。

又疏请将本年冬至庆贺之处停止。均报可。

擢刑部左侍郎仍兼署吏部右侍郎。

先是户部因军需烦重，令京城铺户报捐一月房租，为权宜周转计。惇衍疏言，户部所云在房主恒产取租一月，原无大损，但其中须分别，房主有孤儿寡妇，专籍数间房屋租钱养赡者，今一律征收，所益无几，而茕独无告之人，或无以餬口，则所损实多，非所以示体恤也。如各铺户生理，有业甚贱，租甚微者，若概行交纳，于经费终无大补。请饬下户部分析收免，妥为限制。疏入报闻。

未几，复奏请停罢。四月疏言：闽粤海船，向带货物向天津售卖。道光间前江苏抚臣李某，曾由上海招商采买白粮数十万石赴天津交易，继乃发价短少，加以胥吏克扣，米既在船，不能不贱卖，以后遂裹足不前。现在闽粤海船均愿运米赴天津，乞下户部预定价值，由官发出，不假胥吏，一立章程，即咨该省出示招运。俾商贾有所利，而仓廪益有余，于国储民食均多裨益。交部议行。又疏言自丰北决口，濒河一带悉成泽国。江苏之丰沛、铜山、砀山、邳、宿迁，山东之鱼台、济宁、金乡、嘉祥、滕峄被灾最重，尸骸遍野，递相枕籍。请由东南两河总督，督率所属地方官，择地殓埋。其流离转徙未填沟壑者，量为抚恤资送。报可。自贼氛大炽，江宁失陷。贼复北窜京师为根本重地，守御之法，尤宜早备。乃疏陈四事，大略京城内外，宜若何扎营防卫。官绅士庶，宜若何联络稽察，粮饷宜若何筹，备足食用，兵弁宜若何遣调，以壮声援，累千言。上是之。即命办理巡防事务，惇衍虑贼近津沽，无业游民易于投贼，密请妥为慰抚，使人心固结，无隙可乘。疏入报。

十一月调补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仍兼署吏部右侍郎，往通州清查通济库款。十二月充实录馆副总裁。

五年四月，巡防事竣。赐宴勤政殿，特赏如意福字。故事京官非一品及内廷行走，无颁给福字者。惇衍以侍郎得之，异数也。

七月疏言，江北大营自雷以诚定捐厘助饷章程，经胜保奏请推广，由户部核议，并无流弊奉，旨允准在案。今江南各府亦仿照江北办理，两年以来，商民踊跃捐输，于军饷不无裨益。近闻行之渐久，流弊滋多。即如泰州仙女庙为商贩总汇，东南通三江营，西通二道桥。其中团练盘查等局七所，为商船必由之路，弁兵以盘诘奸细为词，多方阻滞，官绅以稽查偷漏为说，刻意刁难。概树捐厘助饷之旗，得遂假公济私之计，巧立名色，暗逞侵欺。商船初到，挨次停泊，索挂号钱，兵役上船验视货物索查舱钱。稽查已毕，盖戳放行，索灰印钱。稍不遂意，即以不服盘查，藉词穷究。视商贩之肥瘠而鱼肉之，是以商贩小民不以大营之捐厘为苛，而以沿途之盘查为苦，捐厘不过百分取一，沿途盘查则不啻十分取其二三。自沿江用兵以来，富商大贾早已挟资远徙，其冒险而来者，不过逐什一之贫民，关钞之外即助助饷，已属一时不得已之谋，岂容不肖官绅据据为利薮，若不严绝弊端，恐商民亏累，转与助厘助饷章程有碍，请饬统兵大臣严饬各路，不得藉端苛索，其非盘查喫紧之地，员弁概予裁撤。不惟节有用之费，亦且少生事之人。至南北往来货物，应照奏定章程，于各属销售之地，按数捐厘。若货物非当地销售者，则南有苏关，北有扬关。已输关税，不准加收。如此则商困可甦，招来可广，而饷亦藉资充裕矣。

又疏泰州仙女庙米石畅销，较之往年加倍，皆因雕船搬运所致。雕船者，艇船之脚划船也。该船自仙女庙源源贩米，以艇师军食为词，每乘黑夜私贩于贼。大抵该船水手，皆海盗之余，利若骛，罔有人心。统领艇师员弁，恐激成事端，明知故昧。是艇船名为应募，暗售奸欺，久而无功，实缘于此。臣愚以为贼之接济不断，则用兵无已时。若不严禁贩米之雕艇，亦无从断贼之接济。

请饬督带水师大员，按照艇船人数，计口授食。官为籴米，庶可杜接济贼人之弊。又闻镇江潮勇，流毒无穷。该勇等口粮最多，近日竟有贱值雇人冒名顶替，其真潮勇三五成群携带腰牌号衣，自丹阳以至上海，假查拿奸细为词，讹索商民，无所不至。又包揽货物，重载扬帆过关。地方官畏其凶横，不敢过问。商贩恐其劫夺，视为畏途。若不加以严惩，必至留为后患。

请饬督带潮勇大员，严禁该勇等冒名顶替。至沿途地方官，遇有不奉文札，假潮勇者，许其扣留解往大营查究，庶可消患未萌，而善良得以安堵。九月丁父忧，八年服阙。关适广州有洋人入城之事。

诏偕太常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督办乡团驻花县，改授围练大臣。所陈疏皆秘，外无知者。

十一年七月，穆宗登极，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擢授都察院左都御史，诏入都。

元年七月抵京，擢户部尚书。

履任后，具疏陈典学敦孝，任官爱民之要。充顺天乡试副考官。衍念库款支绌，各项款目截至本年八月仅存实银七十余万两。而自九月至岁杪，应支之数尚短二百万有奇，非设法筹办，贻误匪轻。疏请各省应解各款，予限两月，明定迟延处分以儆膜视，由是度去始充。

在户部七年，所储多至数百万两。十月，赐紫禁城内骑马。十一月，疏陈粮短绌情形云：江浙各省迭经兵燹，漕运无以转输，京师粳米一项，向全恃购买甲米实之，倘仓米不能接济，则无从采办。以畿辅之广，待哺者亿万，一旦告竭，害可胜言耶。现在库款不足，固难于京饷之外更縻钜款，则莫若令民间自行交易之。便然米粮不至天津，民间何由交易。各省俱有重税，米粮亦何由径至天津。况捐厘兼谷米尤为有捐于民。查西南均产米之地，虽偶值失陷，其米尚有出口者。而完善之区，更无论矣。但一经出口，即种种留难，是以运转不及远方，而京师无以应急。

请饬各省督抚出示招商采买贩运，由海至津，普免税课，商人既无所苦，自必踊跃争先，而近畿一带稍获盖藏，京师有可恃而恐。交部议行。十二月，充经筵讲官。

二年三月，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初，广东高州府之信宜县为贼所陷，将及三载，郡城时时戒严，肇庆属府之恩平、开平、鹤山、高明等县土著民人与客藉互斗、士民大遭蹂躏，兼以各处股匪蔓延，势复岌岌。惇衍以为不得将兵之人，不能收效旦夕。于是疏请专任大臣分道剿办，地方次第肃清。

二年正月，疏请整饬仓储云：防守之要莫先足食，州县设仓积谷，或于隶官，或创于民，法制不一，而承平之世，以备岁饥，有事之秋，以资勇镶，立法最善，用意亦最周。汉臣贾谊，所谓积储为生民之大命，有由然也。军兴以来贼至而弃城者，所在多有，推原其固，总由米粟空虚，遇变无所倚赖，不能固守以待外援，食固不可一日而无备矣。即如广东广州府属道光间，绅民捐资在省城设惠济仓，因咸丰四年贼起，前督臣提用仓谷，价四万两筹办红单船，复得提用七万两以供支款。原捐谷价几于榨取一空，此外各州县存有仓谷亦多变价充饷，其尤甚者，花县先经贼破，仓储已空。事平之后，绅士资买补，亦于咸丰八年札令变价，百姓不服，始行中止。在疆吏筹画计穷，不得已而为此。独不思比户小民，尚且不惜资财，为未雨绸缪之虑，地方大吏，岂宜漫无决择，为绝流渔括之图耶。现在广东经费支绌，似难责令买补，但未经动用者，尤当曲加爱护，以重根本，而固苞桑。伏查咸丰元年，新修户部则例载常平社仓，督抚任令州县侵挪短缺，上司及州县一并从重议处。又载常平仓谷如遇灾详请借给。借户须系农民取具。的保无灾年分，不准出借，违者严参治罪等语。然则非赈饥不能出粜例案，本甚详明，现在各省奉行不力，因仓瘐稍有蓄积，即思挪借，以挖肉医疮之举，失糊口就食之资。一旦有事，每易沦陷。

应请下各省督抚，无论官仓民仓，未动之仓谷，不得变价提用。至于仓谷已缺，绅民捐资弥补者，尤应加意保全。庶足以顺舆情，而备缓急。诏所司据实覆奏，时湖北、江西已肃清，安徽、四川亦渐安靖。疏言粤西之贼无几，实穷民无告相随为贼。推原其故，总由被兵省分，不以安民为主，只以剿贼为能，贼不能平又以拥兵为事，民扰于贼，又扰于兵，无论贼不能平，即出力平之，仅得此邱墟之邑，冻馁之民，朝廷又安用耶。

请饬行直省督抚，于业经收复之地，责成州县以劝课农桑为首务，庶几衣食足而礼义。

兴秋再充顺天乡试副考官，四年管理户部三库事务、署翰林院掌院学士，闰月偕协办大学士瑞常，按事陕西。

五年五月疏言，闻唐臣张九龄有言：六合元元之众，悬命于县令，宅生于郡守。为治之道，唯重守令而已。宋儒胡瑗教人立经义治事，二斋朱子，以为安定，门人皆能稽古爱民，则于从政何有。是知学而后仕，临民之具不外乎此。今自军兴以来，劳绩与捐输竞进科甲得缺较少，流品亦稍杂矣。自非大吏抑奔竞进，醇厚未易膏泽下于民也。原设官初意，府州县皆名曰知，必须洞悉地方情形，爱民如子。然后民戴之如父母。矧当黎元涂炭，血肉縻于锋镝，肝脑膏于原野。而守令犹不取忠信之，长慈惠之师，唯以苛刻辩捷为能。此旱潦所以荐臻，干戈所由未息也。为今之计，莫若擢循良之吏，必民更始。而凋弊之区，尤必认真抚宇劝农兴学，俾民食渐足，而士习渐纯。凡好惰好奢，好斗好讼诸弊，皆因地制宜，悉使改革。将见元气可复，百姓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即散勇回籍亦不至于更滋民害，盖奖廉举善，则中材可勉为贤哲，胥由大史鼓舞而振兴之耳。我皇上御极以来，激浊扬清之典，已属尽善。而特保循吏，各省尚少举行。似乎风励之途未广，

请下直省督抚，于府州县择其循声最著者，送部引见，俾收观感兴起之功。报可。

六年八月，署工部尚书、再署翰林院掌院学士。

七年正月充武英殿总裁。

初，捻匪张总愚等股匪渡河北扰，凶焰甚炽，各路大帅俘斩虽众，而首逆未擒。惇衍念兵无统属，难期成功。疏言近闻贼匪狼奔豕突，侵扰至祁州、饶阳一带，屠戮甚惨，裹胁弥盛。前以其逼近京都，纵而勿战，犹可云慎重从事也。今离京较远，又恐其诱我，而按兵不动，岂不类于因噎而废食乎。兹闻宋庆、张曜各军，俱有欲战之心，以无所禀承，不肯独执其咎。而百姓之痛遭荼毒者，伤心惨目，不忍言矣。昔汉初平元年，关东之兵无所督率，故袁绍、孙坚之师皆孤。唐乾元二年，相州九节度之兵不能统一，故郭子仪、李光弼之师皆溃。节制多门，进退难必。欲令齐肃，其可得哉？应请于亲历戎行，勋劳叠著之李鸿章、左宗棠诸臣，畀以专阃，总统各路，布置前锋，四面策应，俾迅速臧事。岂非伐谋之上策欤！

上韪之。

未几，李鸿章等奏报，六月二十八日生毙张总愚，余党悉平。二月往天津验收仓米，值捻贼肆扰，逼近漕船，居民纷纷迁徙，津城几陷。惇衍督饬在事员弁与绅民严密防护，两次击退抢渡悍贼，地方以安。

八年五月，丁母忧回籍。

十三年四月遘疾，口授遗疏。

卒年六十一，是日见红云满空如诞时，大吏以遗疏入。

谕曰：前任户部尚书罗惇衍，学问优长，持躬恪慎。由翰林荐擢正卿，屡司文柄。嗣因丁忧开缺回籍，兹闻溘逝，悼惜殊深。罗惇衍着加恩照尚书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钦此。

赐祭葬，谥文恪，

惇衍笃志理学，与倭仁、曾国藩、吴廷栋等互相砥砺，所得日深，自以身为大臣，日以荐贤为务。虽爱才稍过，奉严旨申饬不少悔，所保奏如林则徐、周天爵、骆秉章、曾国藩、倭仁、郑敦谨、袁甲三、吴廷栋、姚莹，仕粤者如吴昌寿、李福泰、昆寿皆重其人，屡形章奏。至往陕查巡抚刘蓉，布政使林寿图被参各款，秉公奏覆，二人事卒白。其爱才念切，务求保全如此。

所取士如李瀚章、黄钰、孙家鼎、张兆栋、严树森、周寿昌、吴赞诚等，皆显于时。论者服其藻鉴。

著述存者，濂洛关闽六先生传一卷、本朝崇祀三先生传一卷、集义篇三十卷、百法百戒庸言一卷、孔子集语十四卷、感应篇引经笺注一卷，奏稿二卷。而所最用意者咏史七律一千六百余首。临终犹手注之，今皆藏于家。

子四人：榘，三品荫生；棻，辛酉举人；棨、槩俱诸生。

——《广东通志》清同治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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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6.13    于福州

绣锦，亦辽阳人，以诸生来归。

天聪五年（1631），与马鸣佩同授工部启心郎。

六年，上以大凌河新附人众，计国中无问官民，计口储粮，有余悉输官，视市值记籍，徐为之偿；有余粮不输者，许家人告发。绣锦、鸣佩疏言：“民有余粮，孰肯输之官？纵令首告，有仇则讦，无仇则隐，所得必少。且民不敢以粮入市，新人粮不足及旧，人之无粮者，皆无所于籴。不若出令，无问满、汉、蒙古官生军民，人输粮一斗。有粮者固易办，无粮者人出银二、三钱，籴以输官，亦无大损；其有余粮愿输官者，奖以升赏：此两便之术也。”

崇德元年（1636）五月，授内国史院学士。纂《太祖实录》成，得优赉。汉军旗制定，隶镶蓝旗。

七年（1642），兼牛录额真。

顺治元年（1644），从入关，七月，命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时李自成西走，其党掠卫辉、怀庆间，而原武、新乡诸县盗竞起。绣锦至官，与总兵官祖可法等谋防御。疏言：“自成之众二万余，攻怀庆甚急。明尚书张缙彦等拥兵河上，副将郭光辅、参将郝尚周不应征调，叛而为寇。明兵在南，流寇在西，请发兵靖乱。”上已令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帅师南征，令取道河南捕治群寇。绣锦亦遣卫辉参将赵士忠等攻破娄儿寺盗寨，擒其渠。绣锦请以河北荒地万余亩令守兵屯垦，得旨俞允。

二年十一月，擢兼兵部右侍郎，总督湖广、四川。湖南诸州县尚为明守，自成从子锦拥众降于明，侵湖北。绣锦至荆州，锦率众来攻。顺承郡王勒克德浑自江宁来援，锦败走。勒克德浑师还，锦又至，绣锦帅师御之，锦复败走。有胡公绪者，据天门八百洲，四出焚掠，戕署盐道周世庆，绣锦遣中军副将唐国成，署总兵杨文富等分道讨之，获公绪，毁其巢。

三年六月，遣总兵官徐勇击破麻城山寨，获其渠梅增、周文江；岳州署总兵官高蛟龙等击斩满大壮，获龙见明等。九月，明总督何腾蛟寇岳州，绣锦遣将御之，多所斩获。十月，遣总兵郑四维等定夷陵、枝江、宜都三州县。

四年，定南大将军恭顺王孔有德等略湖广，取长沙、衡州、宝庆、辰州诸府。绣锦条奏增设镇协，下部议行。王光泰以郧阳叛，上命侍郎喀喀木帅师讨之，绣锦与合兵克郧阳，光泰走四川。

五年，金声桓以江西叛，湖南骚动，常德、武冈、辰、沅诸府复入于明。绣锦疏留喀喀木驻荆州，而分遣总兵徐勇、马蛟麟等分守要隘，屡败明将马进忠等。上复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共率师徇湖南，渐收诸郡县。绣锦疏请移降卒腹地，毋使师还后复为余孽煽诱，上嘉纳其言。

九年七月，卒，赠兵部尚书。

弟绘锦，自通政司理事官再迁，终贵州巡抚。

——《清史稿》

训森注：罗绣锦于天聪八年甲戌夏五月，中举人，（考生228人，取16人）。

罗绣锦，辽阳人，后隶汉军镶蓝旗。

顺治二年（1645），擢湖广四川总督，时明桂王总督何腾蛟据湖南，而流贼余党李锦等降于腾蛟，复扰湖北。锦饬兵防剿，屡奏捷。

四年（1647），恭顺王孔有德征湖南，取长沙、衡阳、宝庆、辰州，绣锦奏增设镇，协移兵驻守。

五年（1648）金声桓叛，常德、武冈、辰沅复为郝忠等陷，绣锦奏分遣总兵徐勇、马蛟麟等防要地，屡败贼众，既而，郑亲王济而哈郎等平湖南诸郡县，以次恢复。绣锦疏言，湖南叛服不常，大兵凯旋后，恐余党跳梁，煽诱降将如故，凡势穷乞降之众，宜安插腹地，以靖疆圉。上嘉纳其言。

九年（1652）七月，卒，赠兵部尚书。

——《湖南通志》

罗绣锦（1590-1652），明末清初辽阳人，后隶镶蓝旗汉军。后金（清）天聪五年由诸生授工部启心郎。顺治初官湖广、四川总督，与明何腾蛟、李锦等军对峙，连战多胜。（《清史列传》卷四）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6.12    于福州

罗万化，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罗万化掌詹事回部，二十二年九月致仕，礼部尚书罗成化等，群诣（王）锡爵第力争。

——《明史》·卷218·王传

尚书孙铑，左侍郎罗万化皆乡里，（陈有年）余姚人，吏部右侍郎。

万历二十一年（1593）王锡爵复入内阁。尚书罗万化以之彦其门生，引嫌力辞。（吴）之彦，王锡爵里人，时以佥事论罢，使其子镇讦（赵）用贤论财逐婿，蔑法弃论。（赵）用贤疏辩，乞休。诏礼官平议。（王）锡乃上议曰：“用贤轻绝，之彦缓发，均失也。今赵女已嫁，难问初盟，吴男未婚，无容反坐。欲折其衷，宜听用贤引疾，而曲贷之彦。”诏从之。（赵）用贤遂免归。

（张）位，（赵）志皋（代首辅），同年罗万化为吏部。

万历二十一年京察。先是，吏部缺尚书，（王）锡爵欲用罗万化、（顾）宪成不可，乃用陈有年。后廷推阁臣，万化复不与。（王）锡爵等皆恚。（罗）万化仍获推，会帝报罢而止。

三王并封制下，（顾允成，宪成弟）偕同官经纳陛，工部主事岳元声合疏谏曰：“册立大典……，一见礼部尚书罗万化，仪制郎于孔兼，即戒弗言……”。

（陈登云）疏论吏部尚书陆光祖，又论贬四川提学副使冯时可，论罢应天巡抚李谏，顺天巡抚王致祥，又论礼部侍郎韩世能，尚书罗万化，南京太仆卿徐用检。朝右皆惮之。

三王并封制下，（张）贞观率同列力争。沈王呈尧由郡王进封，其诸弟止应为将军，呈尧为营得郡王。（张）贞观及礼部尚书罗万化守故事检谏。不纳。

——《浙江通志》

罗万化，号康洲（会稽人），隆庆戊辰（1568）廷对第一，授修撰。江陵柄国，每思招致，托客周生通意。万化峻拒之，其仆尤私请作记，万化怒曰：“吾为天子侍从臣，而为仆人作记耶。”江陵又为其子先期请试题，万化拂衣裳起曰：“吾晚装两篋，明日出为宣武门，而谓我难去官乎。”江陵益恨之。故久不得调。江陵败，始迁谕德，升南祭酒，历礼部尚书。会推阁臣，或言中人须少遗之。万化叹曰：“吾以单寒被遇至此，于吾过矣，此何官而可贷取耶。”又推蒙宰，而忌者卒沮之。复中罢。万化亦瘁病，思母连疏，乞归，至宝应卒。赠太子少保。谥：文懿。

——《浙江通志》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6.6    于福州

唐初开国元勋诸将：徐、邴、安、杜、胡、弘、郭、麻、鲜于、张、阿布、阿铁、舍利、董、罗、朱邪共十六姓被赐予李姓。

——2006年1月12日《东南快报·A7天下版》“中科院专家解读新版百家姓”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29    于福州

罗珦（？-809），越州会稽人。宝应初（763），诣阙上书，授太常寺太祝。曹王皋领江西，荆襄节度使，常署幕府，累迁副使。皋卒，军乱，劫府军，（罗）珦取首恶十余人斩以徇，环棘廷中，俾投所劫库物，一日皆满，乃贯余党。召为奉天令。中官出入系道，史缘以犯禁，（罗）珦搒笞之，虽死不置，自是屏息。

擢庐州刺史。民间病者，舍医药，祷淫祀，（罗）珦下令止之。修学宫，政教简易，有芝草、白雀。淮南节度使杜佑上治状，赐金紫服。再迁京兆尹（三品），请减平籴米，以常赋充之，人赖其利。以老病求解，徙太子宾客（正三品），累封襄阳县男。（元和四年十一月（809））。卒，谥曰夷。

——《新唐书·一百九十四》

训森注：封爵上柱国为正二品。珦：音“向”。

附：罗珦资料

罗珦（？-809）约贞元十二年至十八年（796-802），任庐州刺史。《元龟》卷六七三：“罗珦，为庐州刺史，贞元十五年（799），以珦有政能，加朝散大夫（从五品下）赐紫金鱼袋。”

《唐全文》卷四七八杨凭《唐庐州刺史本州团练使罗珦德政碑》载：“罗公牧庐江七年，政治化淳，迁领寿阳。”《观卷五○六》。

权德舆《唐故太中大夫宾客上柱国，襄阳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罗公（珦）墓志铭并序》。

《唐庐州刺史罗公德政碑》，杨赁撰，徐当正书并篆。贞元十九年（803）四月。

从以上《唐刺史考》中，可见罗珦在庐州刺史任上七年，政绩卓绝。据族谱载，明孝文皇帝御制罗珦为善诗曰：

庐州民病不求医，却向淫神致祷祠；罗珦施仁祛陋俗，济贫给药为捐资；

三年化政洽郊野，芝草生庭白雀巢；赐紫恩荣累超擢，行仁举善报相交。

训森注：

在《唐刺史考》罗思崇条目中，引《唐全文》四七八卷杨凭《唐庐州刺史本州团练罗珦德政碑》：“王父思崇，韶、睦、常三州刺史。”又卷五0六，权德舆《唐故太中大夫守太子宾客罗公莫墓志铭并序》同。罗珦卒于元和四年（809）十一月。其祖（思崇）刺常州约在开元中（713-741），即可知罗珦卒于元和四年（809）十一月。

其父怀操尝封华州刺史，其祖思崇尝刺韶、睦、常三州。其父封刺史，当为追赠。其可见世系如下：

彦荣—思崇—怀操—珦—让。

罗彦荣：同州长史（从五品上）

罗思崇：韶州，睦州，常州刺史。

罗怀操：因子珦贵，封赠华州刺史。桂州兴安县令。官从三品。

罗珦：京兆尹（从三品）太子宾客（正三品），上柱国（正二品）大中大夫（从四品上）。封襄阳县男。溢曰夷。

罗让：给事中 （正五品上）任福建观察使，（正四品下），左散骑常侍（正三品）兼任江西观察使。进士出身。

由于罗珦功绩卓著，留下墓志铭可考，使得罗思崇连任三州刺史的历史得以重视。因罗氏后人及有关罗氏族谱，均不见其名。所以罗珦不但在唐史中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罗氏历史中更是举足轻重。

存诗一首《行县至浮查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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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28    于福州

罗尚，字敬之，一名仲。父（罗）式，牂柯太守。太康末（280~289），为梁州刺史。及赵廞反于蜀，（罗）尚表曰：“（赵）廞非雄才，必无所成，计日听守。（罗）尚少孤，依叔父（罗）宪，善属文。

荆州刺史王戎以（罗）尚及刘乔为参军，并委任之，其败耳。”乃假（罗）尚节，为平西将军（一品），益州刺史，西戎校尉。

性贪少断，蜀人言曰：“尚之所爱，非邪则佞，尚之所憎，非忠则正。富似鲁卫，家成市里；贪如豺狼，无复极已。”又曰：“蜀贼尚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反更为祸。”时李特亦起于蜀，攻蜀，杀赵廞。又攻（罗）尚于成都，（罗）尚退保江阴。初，（罗）尚乞师方岳，荆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孙阜救之，次于江州。岱、阜兵盛，诸为寇所逼者，人有奋志。（罗）尚乃使兵曹从事任锐伪降，因出密宣告于外，克日俱志，遂大破之，斩李特，传首洛阳。特子雄僭号，都于郫城。（罗）尚遣将军隗伯攻之，不克。

俄而（罗）尚卒，（李）雄遂据有蜀土。

——《晋书·第五十七卷》

训森注：据《四川通志》怀帝永嘉四年（310）卒。《晋书·120卷·李特、李流传》中，有大量关于罗尚的资料。罗尚，以平西将军身兼益州、凉州两州刺史，西戎校尉，可谓大权在握。晋时，全国分二十个州。另据隋巴渠伯罗达墓志铭，其奉罗达为先祖。尤见他对罗氏后裔的影响。

先是，惠帝以凉州刺史罗尚为平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门将王敦、上庸都尉义歆、蜀郡太守徐俭、广汉太守辛冉等凡七千余人入蜀。（李）特等闻（罗）尚来，甚惧，使其弟（李）骧于道奉迎，并贡宝物。（罗）尚甚悦，以骧为骑督。（李）特及弟（李）流复以牛酒劳（罗）尚于绵竹。王敦、辛冉并说（罗）尚曰：“（李）特等流人（流动移民），专为盗贼，急宜枭除，可因会斩之。”（罗）尚不纳。冉先与（李）特有旧，因谓（李）特曰：“故人相逢，不告当凶矣。”特深自猜惧。罗尚遣从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

（李）特遣阎式诣罗尚，求申期。（阎）式既至，见冉营寨冲要，谋掩流人，叹曰：“无寇而城，仇必保焉。今而速之，乱将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回，乃辞（罗）尚还绵竹。（罗）尚谓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诸流人，今听宽矣。”式曰：“明公惑于奸说，恐无宽理。弱而不可轻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罗）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绵竹，言于特曰：“（罗）尚虽云尔，然未可必信也。何者？（罗）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拥强兵，一旦为变，亦非（罗）尚所能制，深宜为备。”（李）特纳之。

冉、苾相与谋曰：“罗侯贪而无断，日复一日，流人得展奸计。李特兄弟并有雄才，吾属将为竖子虏。”宜为决计，不足复问之。乃遣广汉都尉曾元、牙门张显、刘并等潜率步骑三万袭特营。罗尚闻之，亦遣督护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缮甲厉兵、戒严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动，待其众半入，发伏击之，杀伤者甚众，害田佐、曾元、张显，传首以示尚、冉。（罗）尚谓将佐曰：“此虏成去矣，而广汉不用吾言，以张贼势，今将若之何！”

于是六郡流人推特为主，……进兵攻冉于广汉。冉众出战，（李）特每破之。（罗）尚遣李苾及费远率众救冉，惮（李）特不敢进。冉智力既窘，出奔江阳。特入据广汉，以李超为太守，进兵攻尚于成都，阎式遗（罗）尚书，责其信用谗构，欲讨流人，又陈（李）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宁益土。（罗）尚览书，知（李）特等将有大志，婴城固守，求救于梁、宁二州。……

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

（罗）尚频为特所败，乃阻长围，缘水作营，自都安至犍为七百里，与特相距。

特之攻张征也，使李骧与李攀、任回、李恭屯军毗桥，以备罗尚。（罗）尚遣军挑战，骧等破之。（罗）尚又遣数千人出战，骧又破之，大获器甲，攻烧其门。流动次成都之北。（罗）尚遣将张兴伪降于（李）骧，以观虚实。

时（李）骧军不过二千人，（张）兴夜归，白尚，（罗）尚遣精勇万人衔枚，随（张）兴夜袭（李）骧营。李攀逆战死，骧及将土奔于流栅，与（李）流并力回攻尚军。尚军乱，败还者十一二。晋梁州刺史许雄，遣军攻特，特陷破之，进击，破（罗）尚水上军，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俭以小城降，（李）特以李瑾为蜀郡太守以抚之。罗尚据大城自守。（李）流进屯江西，（罗）尚惧，遣使求和。

是时，蜀人危惧，并结村保，请命于特，特遣人安抚之。益州从事任明说（罗）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众，在诸村堡，骄怠无备，是天亡之也。可告诸村，密克其日，内外击之，破之必矣。”（罗）尚从之。

（任）明，先伪降特，（李）特问城中虚实。（任）明曰：“米谷已欲尽，但有货帛耳。”因求省家，（李）特许之。（任）明潜说诸村，诸村悉听命。还，报（罗）尚，（罗）尚许如期出军，诸村亦许一时赴会。

（太安）二年（303），惠帝遣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孙阜救（罗）尚。（孙）阜已次德阳，（李）特遣（李）荡督李璜助任藏距阜。（罗）尚遣大众奄袭特营，连战二日，众少不敌，（李）特军大败，收合余卒，引趣新繁。（罗）尚军引还，（李）特复追之，转战三十余里，（罗）尚出大军逆战，（李）特军败绩，斩（李）特及李辅、李远，皆焚尸，传首洛阳。……

特既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惧。（李）流与兄子荡、雄收遗众还赤祖，流保东营，荡、雄保北营。（李）流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

时宋岱水军三万，次于垫江，前锋孙阜破德阳，获（李）特所置守将骞硕，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县。罗尚遣督护常深，军毗桥，牙门左汜、黄訇、何冲三道攻北营。（李）流身率（李）荡、（李）雄攻深栅，克之，士众星散。追至成都，（罗）尚闭门自守。（李）荡驰马追击、触倚予被伤死。……

（李）特起兵于蜀，承制，以（李）雄为前将军。（李）流死，（李）雄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都于郫城。罗尚遣将攻（李）雄，雄击走之。李骧攻犍为。断（罗）尚运道，（罗）尚军大馁，攻之又急，遂留牙门罗特固守，（罗）尚委城夜遁。（罗）特开门内（李）雄，遂克成都。……

时李离据梓潼，其部将罗羕、张金苟等杀离及阎式，以梓潼归于罗尚。尚遣其将向奋屯安汉之宜福，以逼雄，雄率众攻奋，不克。时李国镇巴西，其帐下文硕又杀国，以巴西降尚。雄乃引还，遣其将张宝袭梓潼，陷之。会罗尚卒，巴郡乱，李骧攻涪，又陷之，执梓潼太守谯登，遂乘胜讨文硕，害之。雄大悦，赦其境内，改元曰玉衡。

——《晋书》120卷·121卷·李特、李流、李雄等传

（王）戎遣参军罗尚，刘乔领前锋，进攻武昌，吴将杨雍、孙述、江夏太守刘郎各率诣戎降。

以（索）靖才艺绝人，宜在台阁，不宜远出边塞。武帝纳之，擢为尚书郎。与襄阳罗尚、河南潘岳、吴郡顾荣同官，咸器服焉。

（刘弘）时益州刺史罗尚，为李特所败，遣使告急，请粮。（刘）弘移书赡给，而州府纲纪以运道悬远，文武匮乏，欲以零陵一运米五千斛与（罗）尚。（刘）弘曰：“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无异，吾今给之，则无西顾之忧矣。”遂以零陵米三万斛给之。（罗）尚赖以自固。

陈敏寇杨州，引兵欲西上。（刘）弘乃解南蛮，以授前北军中侯蒋超，统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众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领建平、宜都、襄阳三郡兵，屯巴东，为罗尚后继。又加南平太守应詹宁远将军，督三郡水军。

（李）兴，字隽石，亦有文才，刺史罗尚辟别驾。（罗）尚为李雄所攻，使（李）兴诣镇南将军刘弘求救。（李）兴国顾留，为（刘）弘参军而不还。（罗）尚白（刘弘），弘即夺其（李兴）手版而遣之。

（刘沈）迁侍中。于时，李流乱蜀，诏（刘）沈以侍中、假节、统益州刺史罗尚、梁州刺史许雄等以讨流。

——《晋书》

永宁元年（301）八月，益州刺史讨羌，破之。（《晋书》卷四）

永安二年（303）李雄自郫城攻益州刺史罗尚，尚委城而遁，（李）雄尽有成都之地。（《晋书》卷四）

华 阳 国 志

训森注：

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志。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陕西、甘肃、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一部重要的史籍。

（李）特妻，罗氏（妊李雄）梦双虹自门升天，一虹中断。罗曰：”吾二儿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贵。”（李雄称王，年号建兴，称帝后改元晏平。）

永嘉三年（309），罗羕，訇琦东、李离于梓潼（李离，雄弟，太尉）。汉安，今内江，谁登在涪控制内水（涪江），向奋屯汉安，控制中水（沱江），张罗屯平，无控制外水（岷江），此是罗尚的布置。

《晋书、成帝纪》：咸和二年（327）正月，宁州秀才庞遗起兵，攻李雄将任回、李谦等。雄遣其将罗恒，费黑救之（费黑为司马）。

泰宁八年秋，建宁（州）民毛衍，罗屯等反，杀太守邵攀。

《晋书、明帝纪》：咸和九年（334）十月，“班弟玝与其将焦哙，罗凯等并来降。”

罗演等“谋袭（李）期，立（李）班子幽。”（李）班舅罗演为仆射。（舅）罗演与汉王相天水上官澹谋袭期，立班子幽。谋泄，杀（罗演），澹，并诛班母罗（李荡之妻，荡谥广汉壮文公）。

常璩：成汉李势时任散骑常侍，学著作，桓温伐蜀，劝李势降，桓温以为参军，随至建康，曾为罗尚的对立面。

（李）寿从之。阴与长史洛阳罗恒，巴西（解）（鲜）思明共谋据成都，为晋称藩。罗恒盖亦賨人，板楯七姓罗氏之后。

（罗）恒与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劝（李）寿称镇西将军、益州牧，成都王，以龚壮为长史。告下；又劝令送（李）期于晋。

（李寿）遂背思明所陈之什，称汉皇帝，……以（罗）恒为尚书会，思明为广汉太守。“霆震助威，烈风顺义，神诚允畅，日月光明”，此段谓李寿与罗恒，鲜思明等共谋降晋称藩，并曾饮血盟誓。

永和三年（347），春，二月，桓温伐蜀。

（赵）廞募庠党罗安，王利等幼滕。大败。

初，梁州刺史罗尚闻廞反，表廞非雄才，又蜀人不愿为乱，必无同者，事终无成，败亡可计日而俟，惠帝因拜尚平西将军、假节、令护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给卫节兵一千、梁州兵二千，又配上庸都尉义（歆）部千五百人，合四千五百人。罗尚又表请牙门将王敦兵，（几）七千余人入蜀。

罗尚：元康末，为梁州刺史。（《华阳国志，大同志》）

（李）荡母罗，擐甲略阵（穿兵甲巡视阵地）。（隗）伯手刃罗，伤目，（罗）壮气益烈。（李）荡策马追退军，为叟长矛所摏死。罗、（李）雄秘不发丧，以安众心。（荡为李特长子）

永嘉二年（308）诏书录（罗）尚讨（李）特功，加散骑常侍（三品），都督二州，进爵夷陵候（二品）。长子，宇，以佩奉车都尉，次子，延寿，骑都尉。

训森注：佩奉车都尉：次子，延寿，骑都尉。佩其印授。奉车骑都尉原为皇帝侍从官，晋时为清贵的闲官。无具体任职。

永嘉四年（310），秋七月，（罗）尚薨于巴郡。尚字敬之，一名仲，字敬真，襄阳人也。历尚书丞。郎，武陵、汝南太宇，徙梁州，临州（来官益州）。

（罗）尚子宇，恚恨（谯）登粮运不给。（皮）素至涪，欲治执事，执事怀惧。冬十有二月，素至巴郡，《通鉴》云，罗宇遣降人天水赵攀、阎兰等夜杀素。

《载记》载：蜀人言曰：“尚之所爱，非邪则侫；尚之所憎，非忠则正。富似鲁卫，家成市里；贪如豺狼，无复极已。”又曰：“蜀贼尚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反更为祸。”

建平都尉暴重杀（罗）宇及（赵）攀。

《通鉴》卷八七：“罗尚子宇及参佐素恶（谯）登，不给其粮，是也。”

三府，即平西将军，益州刺史，西夷校尉。皆罗尚原领，各开府署，置官属。

永嘉六年（312），龙骧将军，江阳太守（犍为）、张启与广汉（太守）罗琦共杀异。启复行三府事，罗琦行巴郡太守……。

建兴元年（313）冬十月，（李）雄遂称成都王，母曰：（王）太后。

李荡王子：含、稚、都、班、玝。

巴东监军，是“监巴东诸军事”的简称。魏晋的高级将领，以“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有时又特加“使特节”、“持节”、“假节”等称号在军事期间有权杀犯军令的人。

荆州刺史宋岱率军入蜀，帮助罗尚镇压流民起义。孙阜为先锋，后宗岱病死，荆州军退。若宗岱不死，则孙阜不会退兵，只要三十日，即可斩李流、李雄首以示众。

——《华阳国志》

罗尚（？～约311），字敬之。罗宪之侄。襄阳人。西晋将领。先为荆州参军。武帝太康末（289）升梁州刺史。后为西平将军、益州刺史。惠帝元康八年（298），略阳、天水等六郡流民10余万人流入益州就食。罗尚逼迫流民限期离境，所设关卡乘机勒索流民财物，激起流民反抗。永宁元年（301），各族流民终于起义，拥李特为首领。罗尚派兵严厉镇压。流民中因有“李特尚可，罗尚杀我”的歌谣。太安二年（303），罗尚遣使向起义军诈降，袭杀李特。李特子李雄继立，建立成国，据有四川。罗尚率军攻李雄，败，卒。

——《湖北省志·人物志稿》

训森注：

罗尚，是《晋书》中记载最多的一位罗姓先人。尤其在西晋政权与蜀地流民李特、李雄的斗争中，起主要作用。（唐）房玄龄在修《晋书》时，不无惋惜，说“尚卒，（李）雄遂据有蜀土。”也就是说如果罗尚没死，李雄就不能在蜀地称帝。据史料，罗尙封夷陵侯。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23    于福州

罗汝芳，字维德，（江西）南城人。

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除太湖知县。召诸生论学，公事多决于讲座。迁刑部主事，历宁国知府。民兄弟争产，（罗）汝芳对之泣，民亦泣，讼乃已。

创开元会，罪囚亦令听讲。入觐，劝徐阶聚四方计吏讲学。阶遂大会于灵济宫，听者数千人。父艰，服阙，起补东昌，移云南屯田副使，进参政（从三品），分守永昌，坐事为言官论罢。

初，汝芳从永新颜钧讲学，后（颜）钧系南京狱当死，（罗）汝芳供养狱中，鬻产救之，得减戍。（罗）汝芳既罢官，钧亦赦归。（罗）汝芳事之，饮食必躬进，人以为难。钧诡怪猖狂，其学归释氏，故汝芳之学亦近释。

艮传林春、徐樾，樾传颜钧，钧传罗汝芳、梁汝元，（罗）汝芳传杨起元、周汝登、蔡悉。

——《明史》卷二百八十三“王畿附传”

罗汝芳（1515—1588），明江西南成人，字维德，号近溪。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授太湖知县，擢刑部主事，历宁国知府，官至云南布政司参政。坐事罢。学于颜钧，为王艮再传弟子，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曾讲学于广慧寺及两浙、闽广等处。有《孝经宗旨》、《明通宝义》、《近溪子文集》等。（《明儒学案》卷三四）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附：罗汝芳学案

罗汝芳，字维德，号近溪，明朝学者，江西南城人。嘉靖十四年乙未科（1535）举进士，累官知太湖县、刑部尚书郎、知宁国府、云南屯田副使、参政等职。《明史》有传。

明朝中期以后，时出身平民的王艮（江苏泰州人，字汝止，号心斋）虽师承王守仁，但其创立的泰州学派却与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大相径庭。他开宗明义强调“以百姓日用之道为本”学说，又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语录》）其学说要旨实际上是离经叛道的唯物主义观点，其弟子颜山农，何心隐（即梁汝元）等人坚持弘扬此一“为本”学说，震憾了当时封建社会秩序。清朝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黄宗羲亦承认泰州学派有超出封建社会名教羁勒之势，故其门人受到严重迫害。

罗汝芳师承颜山农的学说。山农受迫害入狱6年，论罪当死，汝芳卖产营救，得灭罪流戍。俟汝芳罢官归田，山农亦赦归至。汝芳对其饮食起居事必躬亲，诸子孙以为劳；汝芳曰：“吾师非汝辈所能事也。”其真诚待师如此。

汝芳在“致良知”上，主张“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以天地万物同体撤形骸忘物我为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须把持，不须接续，当下浑沦顺适。工夫难得凑泊，即以不屑凑泊为工夫；胸次范无畔岸，便以不依畔岸为胸次；解缆放船，顺风张棹，无之非是；学人不省，妄以澄然湛然为心之本体，沉滞胸膈，留恋景光，是为鬼窟活计，非天理也”。

先生之弟子杨起元，字贞复，号复所，广东惠阳人，万历丁丑进士。尝谓邹南皋曰：“先生以不淑人，其大旨谓明德本体，人人所同，其气禀拘他不得，物欲蔽他不得，无工夫可做，只要自识之而已。”又起元之事近溪，出入必以其像供养，有事必告而后行。顾泾阳曰：“罗近溪以颜山农为圣人，杨复所以罗近溪为圣人，感应之妙，锱铢不爽也。”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19    于福州

罗仁节、罗仁俭，奉新人，居晋城。

人以其姓，名其地，曰：罗坊兄弟以理学教授乡里，筑精舍梧桐山下，学者益众。

李氏有江南国相，郡守交辟不能致，独与徐铉游，以布衣终。

仁节尝著书十四卷，辨王霸仁义之说，号《宗孟集》。

门人私谥仁节曰“中庸先生”，仁俭曰“诚明先生”。县令表其墓。

——《豫章书》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16    于福州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及第（第三名，俗称探花），授编修。

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以实行教士。未几，奉亲归，因乞终养。刘瑾怒，夺职为民。瑾诛，复官，迁南京太常少卿（正四品），再迁南京吏部右侍郎，入为吏部左侍郎（正三品）。

世宗即位（1522），命摄尚书事。上书言久任，超迁，法当疏通，不报。大礼议起，（罗）钦顺请慎大礼以全圣孝，不报。

迁南京吏部尚书（正二品），省亲乞归。改礼部尚书，会居忧，未及拜。再起礼部尚书，辞。又改吏部尚书，下诏敦促，再辞。许致仕，有司给禄米。

时张总桂萼以议礼骤贵，秉政树党，屏逐正人。（罗）钦顺耻与同列，故屡诏不起。里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

王守仁以心学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师之。（罗）钦顺致书守仁，略曰：“圣门设教，文行兼资，博学于文，厥有明训。如谓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所不尽，必于入门之际，加以格物功夫哉？”

守仁得书，亦以书报，大略谓：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反复二千余言。

（罗）钦顺再以书辩曰：“执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学》以来，未有此论。夫谓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为物也三。谓正其物之心，诚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为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论，以程子格物之训推之，犹可通也。以执事格物之训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论，则所谓物，果何物耶？如必以为意之用，虽极安排之巧，终无可通之日也。又执事论学，书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审如所言，则《大学》当云：“格物在致知”，不当云“致知在格物”与“物格而后知至矣”。书未及达，守仁已殁。

（罗）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谓：“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今人明心之说，混于禅学，而不知有千里毫厘之谬。道之不明，将由于此，钦顺有忧焉。”为著《困知记》，自号整庵。

年八十三卒，赠太子太保（正三品），谥文庄。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本传”

附一：罗整庵自志

整庵罗姓，钦顺名，允升字，吉泰和阙城人也。成化乙酉腊月八日，生于浙东青田官舍。弘治壬子秋，江藩以第一人荐。癸丑，会试礼部，名第七。廷试，蒙孝庙亲擢第一甲第三名，赐进士及第，授官翰林院编修。壬戌夏，升南京国子监司业。乙丑得告，奉侍先公还乡，因疏乞终养，当道持不下。正德戊辰，逆瑾横益甚，夺职为民。庚午秋，瑾伏诛，例还旧职。壬申秋，升南京太常寺少卿。乙亥夏，升南京吏部右侍郎。戊寅，满孝乞休，不允。己卯春，改吏部右侍郎，辞益恳。庚辰夏，有旨：“着上紧到任管事，不准辞”。其年十月履任。辛巳三月，武庙上宾。四月，今上入继大统，万邦胥庆。五月，升本部左侍郎，先后尝连摄部事。壬午夏，升南京部尚书，到任未几，闻先公病甚，疏乞解官侍养。有旨：“准暂回省视”。冬尽抵家，癸未四月，先公竟捐馆。尝有礼书之命，不及拜矣。丁亥春，复以礼部尚书召。疏辞，不允。俄召为吏部尚书，辞益力。奉圣旨：“卿才行素人望久归。近自陈休致，已有旨勉留，如何复有此奏？既情词恳切，准致仕。有司仍月给食米四石，岁拨人夫四名应用。”盖私心雅慕持正，而重于变通。量而后入，亦惟古训之是式耳。何意圣恩弘覆，所以曲成者如是其特，是诚当代之所鲜哉！

平生于性命之理，尝切究心，而未遑卒业。于是谢绝尘绊，静坐山阁，风雨晦冥，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记》，前后凡六卷，并得附录一大卷，所以继续垂微之绪，明斥似是之非，盖无所不用其诚。力之殚矣，心之远矣，亦非有加于分外也。甲辰之冬，行年八十，巡抚、都御史净峯张公岳为请存问之典。乃其为说，欲使缙绅学子，知某以正道、正学为上所尊礼，莫敢不勉率以趋于正。风化所系，诚非浅小。自非道同心契，其见于其言者，孰能若是之深切哉！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吾固知实理之不容易矣。

近得危疾，久而不解，听天所命，何惧何疑？缘素无功业可记，将来不敢以碑铭为大手笔累，乃自誌其生卒之概，刻而藏之，使后世子孙由是而知有我，足矣。初娶同里曾氏，生二子：琰、珝；一女任洁，适万安刘宏，婿、女俱先卒。继娶临潼李氏，生一女端洁，适同邑冻溪尹廷。孙男六人：份、企、佸、偲、位、以；孙女四人，长适蜀江欧阳鈗。曾孙男一人申孙；曾孙女二人。平生微言细行，动辄准绳，家庭子弟当有能记之者。其世系之详，具载于先祖考及先考神道之碑，兹不复出。

（右誌作于丁未夏四月十六日丁酉，越九日乙巳，考终正寝，享年八十有三。葬以戊申春正月十九日丙申。墓在三十都桃冈之原，酉山卯向，去家仅五里）

附二：整庵履历记

余平生无可称述，惟是履历之概，不可不使吾后人知之。居闲无事，时追忆其一二，识之于册，事各系于其年，辞则悉从其实而已。

成化元年乙酉十二月辛巳时加辰，余生于浙东青田之官舍。先公时为其邑教谕，盖六年矣。

五年己丑先公官满还乡。学舍中门巷曲折，归途山行川泛，余略能记之。

七年辛卯春，初入学。夏，先公履安庆教授任。秋，随先祖母王夫人、先母曾夫人赴官所。曾夫人常言：“吾儿初入学便循循守规矩，不与他儿同也。”

十一年乙未先姑父萧贵步先生来访亲，先公留之馆。余从受业，初学作五七言律诗。

十三年丁酉夏，先公应闽藩聘，往考乡试，萧先生亦还乡应举。余独处一斋，读书习字，未尝轻出。间一二日，则往就司训赵先生解释《大学》数条，略能领其大旨。朋辈或相拉游戏，辄辞之，盖性所不好也。

十四年戊戌春正月，例改题门符。余辄题两语云：“不规规于事为之末，但勉勉于仁义之天。”见者颇加叹赏。三月，先公还任，同官指门符谓先公曰：“令郎已能道此语，何尚不令学举业乎？”先公曰：“欲其多读书尔。”乃遣从丁宗仁先生学。端午日，先生面试论语义二篇，未午呈稿。览毕，见谕曰：“子学文未久，所作遂能合格，且如是其敏。第勉力，不患不远到也。”归，先公令诵所作，良色喜。无何，闻士美、文甫两曾先生具及第。先公因赋二绝句柬丁。其一云：“雅彦龙头真极选，探花又喜见曾追。便须发奋思齐驾，问学工夫可暂离！”其二云：“吾乡多士皆骐骥，逐电奔云不可追。驽劣自惭空老大，还看绿耳与纤离！”时余年方十四，先公属望已不浅矣。丁先生名荣，怀宁庠生，其学行素为公所重，后中成化丁未进士，未授官而卒。

十五年己亥春，得咳疾，久而未愈。先公颇以为忧，医疗勤至。既愈，日授庭训，不及从他师。

十六年庚子春，从王应禛先生学，与戴天锡同窗。天锡长余一岁，颇见推让。其秋，先生及天锡皆中乡举。后先生未仕而卒。天锡亦中丁未进士，累官桂林知府，罢归。冬，先公官满，挈家还乡。

十七年辛丑夏四月，余受醮命，娶于同里曾氏。秋八月，先公赴京。

十八年壬寅春三月，先祖母王夫人卒。冬十月，先公守制来归，丧葬诸事皆命余相守庵叔父理之。

十九年癸卯秋，郡邑取中乡试，比至会城，提学钟公卧病。时生儒未试者七八百人，两司诸公乃合而试之。令严甚，不许属稿。所取仅四之一，余忝首名。

二十年甲辰读书里之双龙观中。

二十一年乙巳夏四月，先公起复，赴京。余始受命理家。

二十二年丙午郡试、提学试、巡按御史试皆叨首选。时提学为瘠茂冯公，奖与尤至。

弘治二年己酉小试，为太守顾公天锡所赏，后为提学敖公静之所黜，论偶失旨故也。

三年庚戌春，赴南雍省侍。至则率季弟允恕读书于率性堂之右厢，凡数月。秋暮方抵家。

五年壬子秋，赴会城应试。八月初七日夜分，吐泻交作。比晓，息仅属，势颇危。日中犹未能食，既而酣睡，入夜精神方稍回。已决意不入场矣，所亲力强之，饭数匙，夹持以往。顾病体不堪重劳，乃谓所亲曰：“日加申，吾当出，宜具粥以需。”竟如所约。三场毕，自度必中，中当不出十名，然不意竟叨首选也。冬十一月，与徐广威同舟北上。至南都，余入省二亲，庆威入省其兄广贤夏官。腊月既望，乃联骑渡江。至徐，买车同载。

六年癸丑春正月九日，至京师。会试榜出，余名列第七，修撰钱与谦先生所取士也。钱批余论首云：“有相业者作。”士夫往往为余诵之。然录中所刻，乃出钱手，非余本色也。廷试，擢第一甲第三名，赐进士及第。既而闻阁老丘文荘公阅余所对策，过有褒语。徐文靖公覆视颇摘其瑕。余自是益留心于学，皆二公玉成之赐也。释褐，授翰林院编修，阶承事郎。朝退辄闭门读书。天性简直，拙于人事，交游甚寡。凡阅岁贡生及考满训导试卷，未尝过刻，亦不苟容。有执贽求见者，悉坚拒弗纳。每得先公书，亦未尝不以此为戒也。

八年乙卯夏四月，先公以考满到京。居两月，升国子助教，徙居退省堂。间数日，辄一往省。冬十二月，闻母夫人之讣。

九年丙辰春二月，先公乞休得允，遂同舟南还。闰三月抵家，以冬十二月襄事。

十一年戊午春三月，释服。四月，始出邑城谢诸亲友。冬十一月北上。

十二年己未春二月，至京，随复原职。二弟同中进士，遂同居。夏五月，满初考，蒙恩授敕命，进阶文林郎，封先公编修，赠先母孺人，内子亦受孺人之封。

十五年壬戌春，同考礼部会试。得一卷，三场俱优，而藏锋敛锷，意其必困于累举者，颇疑为乡友萧时坚，然不敢以私废公，遂定为本房之冠。主考吴匏庵先生置之首选，及拆卷，乃景陵鲁铎，果丙午举人也。俄充经筵展书官。夏四月升南京国子监司业。先年起蘭谿章公懋为祭酒，公以家难辞。诏推补司业以需，而余适承乏。盖此员缺而不补，垂七十年矣。夏六月，履任。监规积弛，士多放逸，每遇差拨即争辩纷如。余谓：“放心宜收，非管摄之严不可；争风宜息，非积考之精，予夺之公不可。”持此三者甚力，始而怨谤交集，终亦安之，六馆肃如。奏疏言：“下第举人当入南监者，正宜及时作养，顾往往径自回家，虚糜岁月，可惜。请立法以拘制之。”当道虽以为然，然不肯尽从吾所立法，盖惟恐人情不便也。

十六年癸亥春二月，先公至自杭。初，余改官即以迎养请，先公许来一视。过杭，则留仲弟允迪所专使再往乃至。秋八月，大司成章公抵任。未数日，寮属中有间之者，公颇置疑，徐而察之，知所言皆妄，乃深相信。自是凡事必以见咨，余靡不尽心。相处仅逾年，遂相乖隔，然书尺往来不绝。平生寮友之相得者，公其最也。

十七年甲子冬十一月，得告，奉先公还乡。在任将二年，所奖进之士，如吴惠、汪立、王思、陆深、严嵩、董圯、张邦奇、湛若水、杨叔通、陈沂、盛仪、潘鑑、曹琥等，后皆有名，亦自喜其不谬。所愧学力未充，未能相与痛加切磋耳。

十八年乙丑春正月，道杭州，少驻。二月，抵家。秋，疏乞终养。马端肃公时为太宰，谓终养之例，须单丁乃许，今有兄弟三人，然三人皆从宦，情固可推，理宜酌处。乃行原籍查勘。

正德元年丙寅勘文到部，马公已去位，代者漫无可否，倚阁逾年。

二年丁卯春，有为余叩其所以者，该司固云例不合，乃檄有司催余还任。欲再疏，虑旷日弥久，乃以冬十月复莅南雍。时大司成则历城王公敕也。

三年戊辰春二月，将满考，时逆瑾方作威福。南铨忽用其新例，将以余给假始末具奏，或谓还任在新例前两月，勿奏可也。该司虑祸及，不听。野亭刘公时为太宰，谓余：“奏可缓发，子宜以考绩先行；一面瑾，固当无事。”余心知奏上必无全理，然或如所谓，将举其平生而尽弃之，乃逊辞谢曰：“感公厚意，但非力所能及，愿早为发奏，俾某得供子职，为赐多矣。”野亭为之色动。四月，得报除名。闻吏部据南铨奏辞，具新旧例两请，瑾果怒余简伉，竟用新例以示威云。六月抵家，先公泰然如平日。

五年庚午秋八月，更化诏下，复原官。冬，复被南雍之命。

六月辛未春三月，抵任。时大司成则永嘉王公瓒也。五月，上献纳愚忠疏，疏入，留中。秋七月，闻乡郡有警，急遣人奉迎先公，九月至官舍。冬，复迎守庵叔父来居。

七年壬申夏四月，以新例考旧绩，将北上。仲弟允迪使来迎父、叔，余送至嘉兴而别。抵淮安，病弗能前，入疏请告。逾月，回至龙江，寓禅庵以俟报。部书至，乃俾余还任调理。再疏恳之。秋七月，流贼刘六等骤至江上，人争走避，余不得已，复入城。八月得报，升南京太常少卿。知再疏未达，乃复令人入疏。吏部覆奏，奉旨不允。盖余自入春来，觉心气虚怯，状若怔忡然，切欲闲居静养，而连疏不遂。冬十一月，乃勉强供职。

八年癸酉弘治间，尝有诏录开国功臣后。凤阳有郭琥者，奏称滁阳裔孙，过有希望，当道颇难之。再奏乃得冠带。其意未满，复奏乞一官，遂经营得奉祀，盖虚衔也。无何，又欲比徐、杨二王，求立祠祭署。祠祭署隶太常，乃数造太常，请为具奏。河东张公芮为卿，既许之矣，余未闻也。是春及夏，琥又迭来恳请，张公将从之。余曰：“兹事未可轻易。徐、杨二王皆太祖至亲，滁阳则以义合。其追封王爵，或以大国，或以郡，明有差等，故祠祭署自难概设。且当时二署之设以坟，今为琥请，何理也？”张公直视无言，第令琥姑俟之。后察知余意坚不可回，乃已。琥乃自入奏。事下吏部，冢宰邃庵杨公洞烛其情，恶其僭妄，遂请削其奉祀。滁人闻命下，莫不快之，张公犹为余言“邃庵太过”，人性之蔽有如此者！余又考敕赐滁阳王庙碑，已明言王无后。琥虽或有来历，如碑文何！当初似欠参详。以此知当官处事，虽微不可忽也。秋，两京先后缺祭酒，余连被首荐，皆不果用。有一前辈意余将不释然，每见辄致宽慰语，且讽余拙。余颇讶其不相知，因赋三绝句晓之，其卒章云：“伊洛渊源世所宗，高谈性理半雷同。若无上蔡除根力，远隔程门一万重。”及再相见，颇有惭色。

十年乙亥夏五月，升南京吏部右侍郎，六月履任。友人曾元之在京师以书见贺，有云：“凡遇员缺，再推而得之者，在他人，人皆曰人也，非天也；在先生今日，人皆曰天也，非人也。”余颇以元之为知言。秋九月，兼摄南京工部事。是月晦，封孺人曾氏卒于官所。余妻贤而不寿，且余乍进乍退，故封号未及有加，心切哀之。冬十月，令子珝扶柩归葬。

十一年丙子春三月，解南京工部事。夏五月，因灾异自陈乞休。冬十一月，再娶临潼李氏。

十二年丁丑秋七月，捧表入贺万寿圣节。次子珝自家来侍行。九月初至京，驾已西幸。既毕事，出至张家湾，乃疏乞归省。至仪真候报，久而未得，乃从浙迤逦西归。溯章江始得报：“有旨，给驿。”无及矣。后十二月抵家。江西归。

十三年戊寅夏六月，还任。冬十二月，满考，即日驰书气休，溯江西归。

十四年己卯春正月抵家。五月，得部咨：“奉圣旨：‘罗钦顺学行老成，着照旧用心办事，所辞不允。’”未几，又得部咨，改吏部。乃再疏乞休。

十五年庚辰秋八月，得部咨：“奉圣旨：‘罗钦顺先因推举改用，成命久下，着上紧到任管事，不准辞。”余以先公年益高，己身又多病，出将未免有悔，若恳请，未必不从。先公稍不怡曰：“儿从宦虽有年，备员而已。今往或可少行其志，何固执乎！”余为之悚然，乃决行计。冬十月，陆行至京履任。后则以满考闻，蒙恩给诰，升授通议大夫，赠封二代及妻室，皆如制。冬十一月，毅皇驻跸通州。二十一日，被旨赴在所供事。二十五日，赐见潞河驿。十二月朔旦，候驾漕运厅前。驾至，偕文武诸大臣及科道官入见，遂劾奏诸反者，请置之法，有旨收系云云，乃叩头而出。堂中惟设御座，旨则司礼监太监由御屏后传出，颇闻故典如此。初九日晚，前行候驾。次日午，驾乃还宫。十一日，大祀天地，奉旨分献北海坛。

十六年辛巳春三月十四日，入奉遗诏。四月二十二日，今上即位。后数日，自陈乞休，不允。太宰晋溪王公被收，余奉旨摄篆首。遵诏条，备查先朝得罪官员，开具职名、事由上请。于是圣恩所及，无间存殁。余初阅司稿，于王廷陈事迹颇欠明，遂据实增入数语云：“王廷陈近因后任缘事，拟降杂职，候到部之日，另行奏请定夺。”其后，言路中有因他事泛及廷陈者，以为吏部庇之，殆传闻初稿之误，亦欠审矣。会推吏部尚书，余所举有白严乔公，六科独不附，曰：“齐某尝有言矣。”余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齐所言固应有见，但众论所归，诸君亦不可不察。”往返数日，竟亦佥同。是月，转左侍郎。秋七月，太宰熊峰石公入管诰敕，余再被旨摄篆。于是，白岩竟代熊峰。大司马幸庵彭公初至，谓先朝故典，新君即位，尝降敕南京内外守备及诸文武衙门，俾其协心计，安根本重地，乃以咨来属余奏请。俄又奏留前任郎中于湛，欲与同事数月，时淇已升陕西参议，余皆不从也。言官尝有所指劾，覆奏一从其实，无敢阿私。诏所罢官有夤缘内监以求进者，奏论其交通害政，请付法司定罪，竟沮之。冬十月望后，白岩始至。十二月，与九卿诸公同上“慎大礼以全圣孝疏”。疏草余所具也。

嘉靖元年壬年春正月，奉敕谕充实录副总裁，赐御宴于礼部。三月，驾幸太学，充分奠官。礼毕，赐羊二只、酒二瓶、实钞三千贯。都御史徐公自湖广驰疏，请起邃庵杨公总制三边。吏、兵二部会题，拟如所请。苏郎中稿来看，余曰：“邃庵乃旧相，即起亦必礼辞，往返须数月。今边报孔亟，李亚卿方在彼行事，利害所系，恐宜三思。”苏以余言告白岩，乃以题本后增二语云：“但见有侍郎李某在彼。伏乞圣裁。”邃庵由是不果起。余尝误为邃庵所知，素尊仰之，但入京逾年，闻诸物论殊籍籍。晓苏之语，非惟事体当然，亦欲以忠于知己者尔。夏四月，升南京吏部尚书。六月，履任。八月，所遣仆子自家来，闻先公病势不解，即驰书乞休，以便养亲。奏，奉圣旨：“卿父既有疾，准暂回省亲，驰驿去。疾愈，上紧还任管事。”十二月抵家。

二年癸未春三月，改礼部尚书。夏四月十九日，先公捐馆。

四年乙酉春正月庚申，葬先公天柱冈之阳，奉迁先夫人袝焉。

五年丙戌春正月，具疏遣子珝入京代谢赐祭及营葬恩。

六年丁亥春二月，复起为礼部。辞疏上，奉圣旨：“卿学行简在朕心，推举出乎廷议。礼卿缺员，虚位以待，宜勉承新命，上紧前来供职，再不必辞。”夏五月，改吏部尚书。再疏辞免重任，恳乞休致，奉圣旨：“卿才行素著，人望久归，近自陈休致，已有旨勉留，如何复有此奏？既情词恳切，准致仕，有司仍月给食米四石，岁拨人夫四名应用，该衙门知道。”秋九月，吏部咨到，遂驰书谢恩。冬十一月，纠合族众改作罗氏宗祠，又与二弟协谋市地创作小宗祠。罗氏宗祠乃先公创作，以祀始迁之祖，为会族之处，当时颇病其隘，欲展拓而未能，又欲别祠小宗，而地基弗便。至是，适有机会一时并举，皆所以成先公之志也。是役也，长男琰多效劳云。

七年戊子春二月，十三道御史会荐十人，以余为首。忌者大怒，遂穷探其故，既无所得，犹斥三人外补。余前后被荐不啻十数，虽三人被斥，犹或有继之者，盖多采用虚名，不知余实无所长，又衰且病也。往年元山席公亦尝举以自代，平生仅一识面而已。丙戌之夏，因子珝谢恩归，以书见贻，颇论及时事。其为国一念可谓惓惓。然余持论既殊，既令复起，亦安能久于其位也？秋七月，以大礼告成，下诏覃恩，进阶荣禄大夫。冬十一月，编次所著《困知记》为二卷。

八年己丑秋七月初，季弟西野卧病，八月二十五日竟不起。余前后驻邑城凡四十余日。冬十二月甲申，再往视窆。

十年辛卯春二月，杨氏姐寿七十，自往庆之。次子珝以是月赴京谒选。夏四月，会同乡士友于龙福寺议乡约。六月，续著《困知记》一卷成。

十二年癸巳夏五月，又续著《困知记》一卷。

十三年甲午 年七十。生辰将近，亲朋陆续称觞，皆以诗文为侑。次儿珝在京求得寿文一篇、玉带一束，缄书遣使，以初七日抵家，亲朋见之，莫不以为奇事。江右士夫在都下者几十人，人赋一诗为寿，其诗卷题曰：“天寿平格”。诸君之意良厚，然非余所敢当也。

十六年丁酉冬，次儿珝得告归省。

十七年戊戌又著《困知记》一卷，记于是凡三续矣。其冬，筑寿藏于桃冈。故妻曾夫人自龙塘迁葬寿藏之右。事毕乃促珝还朝。

十八年己亥春三月，买得小径中峪山地一片，迁葬外祖考妣，立石识之。外祖考曾府君讳朋止，妣萧氏，其遗胤只存曾孙一人，年已向衰，犹未有子，不得不为之远虑也。初冬，珝升马湖知府，便道过家，留两月乃之任。冢孙偁以疾卒，十二月葬阳村。贤而早死，可哀也！为铭其墓。

二十年辛丑珝自马湖入觐，疏乞侍养，温旨赐允。夏四月抵家。

二十一年壬寅作桃冈书院，去寿藏可百步许。十二月庚子，鸡将鸣，梦中偶得句云：“欲穷太极图中妙，须向姑苏台上推。”未审为何详也。因记二十年前梦中尝得句云：“东海春流吞万壑，南山晴翠耸层霄。”亦未详所谓，漫志之。又记先公官南都时尝梦题竹，亦止记两句：“冰霜岁久琅玕老，雨露春深枝叶繁。”此实先公眉寿征，家庭馀庆之兆也。

二十二年癸卯七月初，得曾孙男，字之曰申孙。

二十三年甲辰年八十。生辰前后，贺客陆续至，视七十时几倍之。

二十四年乙巳夏四月二十六日，巡抚、都宪东崖虞公奉旨及门存问。五月初七日，巡按御史槐川魏公继至。是月十七日遂具疏，令孙男佸赍奉入谢。以八月中至京，疏奏，奉圣旨：“览卿奏谢，朕知道了，礼部知道。”十二月，佸抵家，得部咨知会。

二十五年丙午夏五月，又续著《困知记》一卷。

二十六年丁未

附三：明儒学案师说罗整庵钦顺

愚按，先生之学，始由禅入。从“庭前柏树子”话头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觉为性，以心为本，非吾儒穷理尽性致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说而求之，积二十年久，始有见于所谓性与天道之端，一口打并，则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间，由本而之末，万象纷纭而不乱；自末而归本，一真湛寂而无馀。”因以自附于卓如之见，如此亦可谓苦且难矣。

窃思先生所谓“心目之间”者，不知实在处，而其“本之末”、“末归本”者，又孰从而之之、归之乎？理一分殊，即孔子：“一贯”之旨，其要不离忠恕者，是则道之不远于人心，亦从可决矣。乃先生方齗齗以心性辨儒释，直以求心一路归之禅门，故宁舍置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处理于不内不外之间，另呈一心目之象，终是泛观物理。如此而所云“之之”、“归之”者，亦是听其自之之而自归之，于我无与焉，则亦不自觉其堕于恍惚之见矣。

考先生所最得力处，乃在以道心为性，指未发而言；人心为情，指已发而言。自谓独异于宋儒之见，且云，“于此见得分明，则无往而不合。”试以先生之言思之，心与性情原只是一人，不应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缘先生认定佛氏以觉为性，谓觉属已发，是情，不是性。即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无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于心外，而求之天地万物之表。谓天下无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贯，而后授之诚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是，则几以性为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尝见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内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犹之理与气；而其终不可得而分者，亦犹之乎理与气也。先生既不与宋儒天命、气质之说，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谓“理即气之理”，是矣，独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气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理气是一，则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于一分一合之间终有二焉，则理气是何物，心与性情是何物！天地间既有个合气之理，又有个离气之理，既有个离心之性，又有个离性之情，又乌在其为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释氏本心”，自是古人铁案。先生娓娓言之，可为大有功于圣门。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于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为释。先生不免操因噎废食之见，截得界限分明，虽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实免抛自身之藏。

考先生于格物一节，几用却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后即说心，说性，说理气，一字不错，亦只是说得是，形容得著，于坐下毫无受用。若先生庄一静正，德行如浑金璞玉，不愧圣人之徒，自是生质之美，非关学力。先生尝与阳明先生书云：“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诚意正心”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呜呼！如先生者，真所谓“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门，且在终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质，早寻向上而进之，宜其优入圣域，而惜也，仅止于是！虽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厘之差，而终之苦难一生，扰扰到底者，几乎千里之谬。盖至是而程朱之学亦弊矣。由其说，将使学者终其身无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后得，而得已无几，视圣学几为绝德，此阳明氏所以作也。

——《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一

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吉之泰和人。弘治壬子，乡试第一。明年，进士及第，授翰林编修。擢南京国子司业。时章枫山先生为祭酒，皆正己率物，太学一时之盛。奉亲归家，因疏乞终养。逆瑾怒，夺职为民。瑾诛，复职。由南京太常少卿升南京礼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转左侍郎，拜南京吏部尚书，改入礼部。丁父忧。服阕，起原官。未至，改吏部。具疏固辞，于是得旨致仕。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诏赐祭葬，赠太子太保，谥文荘。先生家居，每平旦，正衣冠，升学古楼，群从入，叙揖毕，危坐观书。虽独处，无惰容。食恒二簋，居无台榭，燕集无声乐。林希元曰：“先生自发身词林以至八座，其行己居官，如精金美玉，无得致疵。”

先生自叙为学云：“昔官京师，逢一老僧，漫问：‘何由成佛？’渠亦漫举禅语为答：‘佛在庭前柏树子。’意其必有所谓，为之精思达旦，揽衣将起，则恍然而悟，不觉流汗通体。既而得证道歌，读之若合符节。自以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后官南雍，圣贤之书未尝一日去手，潜玩久之，渐觉就实。始知前所见者，乃此心虚灵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体认，积数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而确乎有以自信。”

盖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谓：“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轇轕，而卒不克乱，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即朱子所谓“理与气是二物”、“理弱气强”诸论，可以不辩而自明矣。

第先生之论心性，颇与其论理气自相矛盾。夫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人受天之气以生，只有一心而已，而一动一静，喜怒哀乐，循环无已。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恭敬处自恭敬，当是非处自是非，千头万绪，轇轕纷纭，历然不能昧者，是即所谓性也。初非别有一物，立于心之先，附于心之中也。先生以为，“天性正于受生之初，明觉发于既生之后，明觉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则性体也，心用也。性自人生以上，静也；心是感物而动，动也。性是天地万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为此心之主，与“理能生气”之说无异，于先生理气之论，无乃大悖乎！岂理气是理气，心性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

虽然，心性之难明，不自先生始也。夫心只有动静而已，“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动静之谓也。情贯于动静，性亦贯于动静。故喜怒哀乐，不论已发未发，皆情也，其中和，则性也。今以“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为性，已发之和为情，势不得不先性而后心矣。性先心后，不得不有罅隙可寻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心也。仁、义、礼、智，指此心之即性也。非先有仁、义、礼、智之性，而后发之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也。（观此，知李见罗道性编亦一偏之论）凡人见孺子入井而怵惕，嘑蹴而不屑，此性之见于动者也。即当是静，而性之为怵惕不屑者，未尝不在也。凡动静者，皆心之所为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觉自然，自有条理之心，而別求所谓性，亦犹舍屈伸往来之气，而別求所谓理矣。朱子虽言“心统性情”，毕竟以未发属之性，已发属之心，即以言心性者言理气，故理气不能合一。先生之言理气，不同于朱子，而言心性则于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说耳。

先生以释氏有见于明觉自然，谓之知心：不识所谓天地万物之理，谓之知性。羲以为释氏亲亲，仁民爱物，无有差等，是无恻隐之心也；取与不辨，而行乞布施，是无羞恶之心也，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是无辞让之心也；无善无恶，是无是非之心也。其不知性者，由于不知心尔。然则其所知者，亦心之光影而非实也。高景逸先生曰：“先生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呜呼，先生之功伟矣！

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县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卒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曾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因与权阉刘瑾不合，被废为民。刘瑾被诛后复职，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丁父忧后，不愿做官，里居二十多年，潜心著书，著有《困知记》及续记、再续、三续、四续共七卷，《整庵存稿》二十卷。

罗钦顺时，明朝政治黑暗腐化，宦官当权，贪污盛行，民不聊生。在哲学领域，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在当时占居统治地位。因此，罗钦顺表面上仍自称道学家，推崇程、朱，但实质上却利用程、朱的术语，偷换概念，和程、朱理学进行斗争。

罗钦顺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理”是由于“气”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的规律，不是神秘莫测、主宰一切的东西。《困知记》卷上云：“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千条万绪，纷纭轇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又“续记”卷上云：“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上述论述明确说明物质的“气”是世界的本原，它有内在的运动特性；“理”不过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理只是气之理”，不能离开气而单独存在。

《困知记》卷下还进一步阐发：“气聚而生，形而为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气散而死，终归于无，无此物即有无此理”；“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谓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长，事物之终始，莫不皆然。”这里强调“理”不能离开事物单独存在，事物消亡时，它的“理”也就不存在。天地间万物在生长消亡着，而聚散的规律就在万物的内部，并非超乎万物的聚散之上另有主宰万物聚散的“理”存在。

附：《困知记》选录

自夫子赞《易》，始以穷理为言。理果何物也哉？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轇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夫《易》乃两仪四象八卦之总名，太极则众理之总名也；云“《易》有太极”，明万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则一本之为万殊也；斯固自然之机，不宰之宰，夫岂可以形迹求哉？斯义也，惟程伯子言之最精，叔子与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说具在，必求所以归于至一斯可矣。程伯子尝历举《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一阴一阳之谓道”数语，乃从而申之曰：“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学者试以此言潜玩精思，九九自当有所见。谓叔子小有未合者，刘元承记其语有云：“所以阴阳者道”，又云：“所以阖辟者道”。窃详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来只此是道”之语观之，自见浑然之妙，似不须更着所以字也。所谓朱子小有未合者，盖其言有云：“理与气决是二物”，又云：“气强理弱”，又云：“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似此类颇多。惟《答柯国材》一书有云：“一阴一阳往来不息，即是道之全体”，此语最为直截，深有合于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见，不知竟以何者为定论也。

《乐记》所言欲与好、恶，与《中庸》喜、怒、哀、乐，同谓之七情，其理皆根于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较重，盖惟天生民有欲，顺之则喜，逆之则怒，得之则乐，失之则哀，故《乐记》独以“性之欲”为言。欲未可谓之恶，其为善为恶，系于有节与无节尔。

理，一也。必因感而后形，感则两也。不有两，即无一。然天地间无适而非感应，是故无适而非理。

命之理一而已矣，举阴阳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为万象；性之理一而已矣，举仁义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为万事。万象虽众，即一象而命之全体存焉；万事虽多，即一事而性之全体存焉。

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极”，此之谓也。若于转折处看得分明，自然头头皆合。程子尝言：“天地间只有一个感应而已，更有甚事！”夫往者感而来者应，来者感则往者应，一感一应，循环无已，理无往而不存焉，在天在人一也。天道惟是至公，故感遇有常而不忒；人情不能无私欲之累，故感应易忒而靡常。夫感应者，气也，如是而感则如是而应；有不容以毫发差者，理也，适当其可则吉，反而去之则凶，或过焉或不及焉则悔且吝，故理无往而不定也。然此多是就感应处说，须知此心虽寂然不动，其冲和之气自为感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谓“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须臾之间”。此则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为性者也。愚故尝曰：“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11    于新加坡

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修撰

念庵（洪先）罗公墓志铭

明·徐阶

自阳明先生倡致良知之说，学者始知舍见闻而求之于心，然其传之讹也，语心体而遗工夫，则日入于高虚而无实，其又讹也。概举夫不待学习者以为良知，而不复究爱亲敬长之本指，则以欲为理，以任情为率性，以戒慎恐惧为戾于自然，而去道日益以远。

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修撰念菴罗公有忧之，数正色言曰：近时传良知之学语知矣，而不必良语良知矣，而不必能致。往往闻用功语辄生诧讶，其弊将哆于晚宋支离之失。又曰：阳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尝以人井怵惕，孩提爱敬平旦好恶为证。然以三者皆一端之发见，而未即复乎全体。故言怵惕必以扩充继之，言好恶必以长养继之，言爱敬必以达之天下继之，孟子之意可见矣。先生得孟子之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为足，而以致知为功。

又语王龙溪曰：阳明先生之为圣学无疑矣，惜也速亡，未及究竟公等与往来甚密，受锻炼最久，得证问最明，今年已过矣，犹不能究竟此学，是非先生负诸人，乃公等负先生耳。公居家，弟子四远而至，其为教恒主易，所谓寂然不动，周子所谓无欲故静者，而申告之曰：能静，寂然后见知体之良，能收摄保聚，然后能主静而归寂。又曰：儒者之学在经世，以无欲为本。夫惟无欲，然后用之经世，知精而力巨。

阶昔未冠，即幸受业双江聂公之门，及举进士，与南野欧阳公为同年，益得相切磋于问学二公，先生高第弟子也。又后六年始获识公。公于是时所交遊尽一世名士，而与予言独相入。未几，公请告，予亦以论孔子祀典谪，不相见者十年。已乃同召为宫僚，明年夏，予遭先大夫忧归。其冬，公及荆川唐公、浚谷赵公论东宫朝仪，罢为民，自是不复见以卒。每忆与公对榻剧谈，宛然前日事，未尝不泣然泣也。

公为学尤务力行，居父母丧，终三年不入室。先世所遗田宅，尽以让二弟。其仲弟卒，哭之累月，寝食为失常。与人处，言语恂恂，乃其中毅然不可动以利。所居没于水，巡抚中丞马公覈公前后所欲坊价值，谋改筑，竟不受。少师严公既推轂荆川起家，为兵部主事，遂以书致意于公。公对以愿毕志林壑。荆川邀公会齐云严，将强与偕出。公辞曰：天下事为之，非甲则乙，某欲为而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可也。

罢赞善归，足未尝入城市，既辟石莲洞，作正学堂，讲学其间，益与世削迹。然闻民间疾苦，辄蹙额思去之。邑故多虚粮，言于有司，尽丈邑中，计亩而税，宿弊顿革。建同水乡（原注：此下原本有合邑二字，据集中会白塘寿序同江水次启上梁，文删）水次启去邑（原本作丁）之虚丁二万。民以不困于赋役。岁饥，移书郡县，得栗数千石，率士友躬赈给之。闽广寇流吉安，握兵者不能制。公为划策，严守而力战，寇遁。尝游衡岳，僧楚石授公外丹，公谢曰：吾道自足，宁须此。友人以仙学招者，作长书去之。故公于士大夫或疑其近于禅，久乃知公真能主静归寂，本无欲以措之经世，卓然得致良知之真传也。

公当世宗皇帝朝，既屡为时宰所摈阻。今皇登极，公论明矣，乃公则已先卒，仅赠奉议大夫、光禄寺少卿，谥文恭，而不见诸用，豈非斯世斯文之戹。

公讳洪先，字达夫，念菴其号。厥初豫章人，三徙而居吉水之橙溪。曾祖良，广海卫经历，祖玉，以子贵，赠奉直大夫兵部员外郎。考循，举进士，仕至山东按察副使。尝抗逆瑾，侃侃著风节。娶李氏，封宜人。以宏治甲子十月十四日生公。

公年十五即下视举子业，得传习录，手钞而读之，昼夜不置。嘉靖已丑，举进士第一，世宗批其文学正有见，言谠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授翰林院修撰。壬辰，以病痊，起充经筵展书官。已亥，召拜赞善经筵讲官，凡三立朝，皆不逾岁而归，甲子八月十五，卒于松原之新第，年六十一。配曾氏，生子世光，吉水邑廪生，能世其学。侧室刘氏，生子奕光，孙某某。乙丑七月十九日，世光葬公桐江赤石潭冲天飞凤，形山之原，介其姻文选曾君、门人检讨张君暨举人曾乾亨等，以公之门人提学宪副胡君（直）状，来征予铭。予与公友三十年，既不能及公之存荐起之，则今日之志其美，传诸无穷，固予所不能辞也。公有文集若干卷，吉水令王君、苏君已镌梓邑斋，而公尝手书一册，与今提学御史麻城周君，大要以言说为不济事，以落思想，落存守，为不能随用具足，而以不存而存，为学之正，公绝笔也。予且告周君，刻而传之。铭曰：

昔在洙泗，以圣为师。于道之传，犹或失之。

矧世之下，学以口耳，违道日遐，理固宜尔。

猗公奋起，独悟道真，非矫以言，实率以身，

仙佛词章，一时尽诎。斯道复明，厥惟公力。

公身虽隐，公言则彰，我铭揭之，弥久弗亡。

赐进士及第、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知制诰、知经筵事、国史总裁华亭徐阶撰

——《罗念菴先生文录》光绪12年刊本

训森注：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张卫红（女）供稿。

某虽未与张慱士谋面，会深为她严谨的学术态度所折服。她是研究罗洪先的专家，曾通过电话与笔者讨论罗洪先晚年续娶之谜。笔者首先感谢她为《中华罗氏通谱》找到珍贵史料，并说：《念庵文集》是罗洪先六代孙、清朝知府罗继洪编辑出版的，若当初罗洪先没有续娶，他可能就没有六代孙，作为哲学家的罗洪先，思维慎密，早为后事做好哲学性安排。

张慱士深以为然，叹曰：还是人是第一因素呀。

供稿：张卫红    录入：罗训森    2015.3.9    于福州

明·徐明善

夫古有大宗小宗之法，圣人之所以叙天伦、系人心、明教原、敦政本者也。

汉魏以降，宗法废，门地盛，于是谱牒之说兴焉。族之有谱，其犹宗法之遗意欤！家世言族谱者，庐陵欧阳氏、眉山苏氏，厥各不同。欧则世经人纬，取法于史氏之年表；苏则系联派属，如礼家所为之宗图；及论其所为则同，使人均重其本之所自出，有尊祖敬宗之义焉。各详其支之所由，分有亲亲之道焉，尊祖敬宗，而亲亲之意尽谱之由备矣。

按祝融之后，周居长沙，宋迁豫章，罗氏之族远矣！其乡先生三吾，甫摭其自吉之熂下而徙茶陵，由始祖至敬德凡七世，所可考者叙之于前，其间以瑰奇之材，渊懿之学，嘉媺之绩，自见者若贡元、解元、百五国谕、十九上舍、戊翁、庚翁、丙翁、思齐、宗远、胜清、宗泽、宗周，代有其人，故厘之正之以世次。

盖荐经兵燹，家谱散逸。其裔名琥字彦武者，怀久益坠入庸，因三吾甫之序，乃裘集成卷，以著明之。殆合欧苏之遗意而兼有之也。

矧彦武蚤游邑庠，从永丰高博士连，讲明经史之学，荐贡成均，抡擢通守南阳名郡，气宇魁梧，政声籍籍闻于人。公退之隙，汲汲于宗谱之修，且其伯惟德以物故，其父敬德亦尝蕲博士连诠，次而表暴之，诚为罗氏之贤子孙矣。

嗟夫！宗法既废之后，叙天伦、系人心、明教原、敦政本之道仅于族谱见之。此君子之有志于存礼者，其忍置之而勿讲乎！

今吾彦武独于此而加之意焉，所谓知礼者也。予故不辞而书之谱末云。

正统十年夏五月上浣，赐进士第、奉训大夫、知均州事、湘南徐明善书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3.9    于福州

——试论谱牒编纂的作用和意义

罗 训 森

族谱是我国历史文献大厦的三大支柱之一。“族谱”，学术界称为“谱牒”，“谱牒学”是专门研究谱牒的产生、发展、作用、辨订的一门学科。民间编纂族谱主要目的是“敦宗睦族”巩固宗族团结；“光宗耀祖”增强宗族凝聚力。而“收族”是每个族谱编委会非常积极追求之目标。“收族”即把本族系每一位在世的、符合入谱条件的人都编入族谱。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华人、华裔，都以“认祖归宗”为荣。

自宋、明、清、中华民国以来，民间编修谱牒十分盛行，不少鸿儒硕彦亲撰谱牒，如唐有罗隐、宋有欧阳修、苏洵、曾巩、罗适，元有陶宗仪，明有张云汉、罗钦顺、罗洪先，清有魏禧、钱大昕、黄宗羲等士大夫参与其中，提升了谱牒的学术地位。各姓大量纂修谱牒，奠定了谱牒广泛的群众基础。

现代即使有一段时间将族谱视为“四旧”予以禁止，将“宗族理论研究”视为禁区，但是改革开放后，蕴藏在民间的修族谱热情开始升温，“宗族理论研究”开始冲出禁区。据中国社会史学会会刊不完全统计，2005年有70多篇各类宗族理论研究论文在国内刊物上公开发表，有的在十分权威的刊物上发表。

关于修族谱的意义和作用，宋代思想家朱熹、程颐、张载有许多论述。张载最早提出重建宗族制度，他的名篇《宗法》¹开宗明义：

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

“管摄天下人心”张载将编纂谱牒的作用予以高度概括。时至今日，现代国人仍然十分热衷于谱牒编纂，笔者从事十年《中华罗氏通谱》编纂工作，对谱牒编纂的历史、现实意义有些肤浅的认识。

一、谱牒具有“管摄天下人心”的作用

谱牒可以“管摄天下人心”？似乎不可思议。但在中国十分动乱的五代十国时期，罗氏通过编纂《罗氏通谱》，把“天下罗氏”集于一谱，通过“收宗族”客观上起到“管摄天下人心”的作用。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罗绍威本传”中记载了邺王罗绍威与诗人罗隐通谱的史实，各地不同时期留传下来的《罗氏族谱》记载了从罗绍威的父亲、长沙王罗弘信开始的“弘”字辈，至“绍”、“周”字辈，全国形成了统一的班辈，佐证了唐末五代初罗绍威与罗隐、罗邺、罗虬、罗衮等通谱的史实。当时编修的《罗氏族谱》虽然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但从全国各地的罗氏族谱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各地、各支系的罗氏对《通谱》是十分认同的，共同遵守族规家训，形成统一的价值取向，通过编纂《罗氏通谱》“厚风俗，使人不忘本”，进一步达到了“管摄天下人心”的作用。

唐末五代初诗人罗隐在其《诗集》²中留下与修《通谱》有关的几首诗，《寄酬罗令公五首》中的两首（择录）与修《罗氏通谱》直接有关：

（一）

脉散源分历几朝，纵然官宦只卑僚；

正忧末派沦沧海，忽见高枝拂绛霄。

十万貔貅趋玉帐，三千宾客珥金貂；

良时难得吾宗少，应念寒门更寂寥。

（二）

敢将衰弱附强宗，细算还缘血脉同；

湘浦烟波无旧迹，邺都兰菊有遗风。

每怜罹乱书犹达，所恨云泥路不通；

珍重珠玑兼绣段，草玄堂下寄扬雄。

该诗将当时罗氏修谱的意义、情况予以艺术地描述。

二、谱牒可增强炎黄子孙凝聚力

谱牒因有“管摄天下人心”的作用，在政府、学术界倡导下，在明、清期间获得广泛普及。许多族谱将本姓渊源追溯至炎黄，虽然这些姓氏是否真得是炎黄子孙值得商榷，但其一致的文化认同，对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由于代久年湮，远古世系不可考，有人因此讽刺有的姓氏谱牒是“攀附权贵”，对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予以否认，对谱牒的作用全盘予以否认。

客观地说，谱牒中确实有“攀附名门望族”的现象，但那是缺点，是支流，作为“社会良心”的学者应予以善意批评，耐心引导，不能因为很多族谱向历史名人靠拢，而乱挥“攀附权贵”的帽子而扣以“修族谱盛行傍名人”。笔者发现秦氏没有人愿意奉秦桧为先祖，蔡氏羞谈蔡京，大家纷纷以本姓的先哲、先贤、先儒为荣，如孔氏以孔子为荣，朱氏以朱熹为自豪。黄氏高举黄幹、杨氏高举杨时、游氏高举游酢、罗氏高举罗从彦、林氏高举林则徐等名人为旗帜，实际上，谱牒从另一侧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通过宣传本姓氏名人事迹，起到“厚风俗”的榜样作用，有利于增强本姓氏的凝聚力。

著名历史学家、谱牒专家罗香林为纪念宋儒罗从彦，撰写了一副长联“抗战胜利，国土重光，广东豫章书院升龛志庆联”³

学派演豫章，文毅列诸名宦，文庄传诸名儒，而况一峰两峰，拓展艺林领域，光大吾家，愿昭兹来许，发扬先达精神，念此仔肩谁负荷；

流风濡粤峤，五岭萃其宗亲，五羊承其宗器，无论古史今史，俱有时代权威，建树于国，看劫后重逢，转入复兴景象，欢然聚首话维桑。

注：豫章：罗从彦；文毅：罗伦；文庄：罗钦顺；一峰：罗伦；两峰：罗聘。

民国上将、广东省府主席罗卓英在广东罗氏豫章书院落成时亦撰写了一副对联⁴：

领屏翰抚政故乡，春露及时，敢忘任重诣极；

承豫章名教乐地，东风有主，共期继往开来。

训森注：任重诣极：朱熹对罗从彦的评价；豫章：宋儒罗从彦，时人遵称为“豫章先生”。

作为著名学者罗香林，民国权贵罗卓英，他们应该没有必要去“攀附权贵”，他们联合起来从事罗氏谱牒编纂工作，颂扬罗从彦，为的是实践宋儒张载“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理论，为的是增强炎黄子孙的凝聚力。

笔者忝为《中华罗氏通谱》总编，在十年编纂活动中，得到海内外广大罗氏组织及宗彦贤达的认同、认可，他们热情参与，出钱出力，使人切身体会到谱牒对增强炎黄子孙凝聚力的强大作用，尤其台湾罗氏不分党派、界别，通过各种形式与中华罗氏通谱编纂委员会取得联系，台湾“赖罗傅宗亲总会”经过长期酝酿，召开会议，以组织名义向中华罗氏通谱编纂委员会捐款资助，共襄盛举。

三、谱牒确有史料价值

社会上流传下来的大量谱牒中，由于编纂者的学识水平、身份地位不同而存在不少的问题，有些人以偏概全，否定谱牒的史料价值，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略举数例予以佐证。

（一）罗复仁《明史》有本传。与刘基同为弘文馆大学士，朱元璋称之为“老实罗”。即毛泽东称罗荣桓为“老实罗”之典故出处。在吉水《罗氏族谱》中，留存有一封朱元璋写给罗复仁的信⁵：

高皇帝手书付：右丞相、弘文馆大学士、楚国公罗复仁。尔世居桃林，怀先圣王佐之，才当群雄，逢蜂起之秋，朕至浔阳，尔能舍其故友归朕，任使居侧，匡扶治道，动则仰观乾象，察日月之晦，明验星宿之经纬，错综指示，往无不克曩者。破九江，拔洪都，取武昌，尔多辅焉。

至于彭蠡之战，炮声轰烈，若天雷之掩耳，诸军呐喊，虽鬼神亦悲号也。自朝至暮如是者凡四。汝在舟中，实有定见，朕常书之于心，无日忘之。

今以老病告归，朕虽勉从，时切思慕，恨不即面。兹特召尔来京，以弼旦夕，共襄至治，汝其蚤（早）为起程，庶不负昔者之诚。言非儒造，实出朕意，但著鞭一来，朕心悦矣。使之者往返，勿赍以物，菜饭发还。

洪武三年庚戌十月十二日午时御书。（1370年）

——《江西吉水桃林罗氏族谱》

   罗氏族谱中还散见一些罗复仁的著作及出使安南的诏诰文献。

（二）罗汝敬、罗璞 罗汝敬《明史》“罗复仁”条目下有附传，罗璞《江西通志》、《贵州通志》中有传。罗汝敬遍请当朝贤士如解缙、金幼孜、粱潜、杨士奇、杨荣等为《罗氏族谱》撰序题词。该支系族谱自宋朝始修，至元、明、清、民国，直至当代，不断有人续修，尤其明初罗复仁之从孙罗汝敬之孙罗璞集大成。祖孙九代人，编修族谱，其质量可想而知，笔者查阅有关地方志，其人物履历真实可靠。尤其保存了罗汝敬出使交趾的敕文⁶，具有史料价值。

敕工部右侍郎罗汝敬奉使交趾

皇帝敕论交趾头目黎利等及交趾耆老军民。

朕体天道以御邦，顺人心以兴理，薄海内外一视同仁，间以交趾之人，不忘陈氏，请立其后，用率一方。朕志在恤民，俯从所欲。赦其既往之罪，召还征讨之师，特诏头目耆老，具陈氏子孙来闻，用凭建立。今黎利等奏，陈氏之孙，名暠者，正月病死，并无子孙，数月之间，言辞顿异。夫陈氏世得国人，必其后嗣尚众，昔王师初平交趾，诏求陈氏子孙立之。国人咸谓为黎季厘屠灭已尽，是以郡县其地。然今二十余年，尚有如暠者在，何至暠死顿云无此。必头目耆老未及遍访，其有存者，不敢自言。为臣之道，宜尽诚心，毫末未尽，不可谓诚。

敕至，头目耆老军民，宜悉心咨访陈氏子孙，奏来用颁既绝之命，以副众志，以妥一方。朕既敷旷荡之德，远迩之人，均宜蒙福，其交趾所留朝廷官、军、民人等，及其家口，率皆遣归，以慰其父母、妻、子之望，所留军器、亦悉送纳，庶几求福之道，朕以诚待人，勿或蓄疑，自诒伊戚，故兹敕谕，悉使闻知。

天子宣德三年五月十九日信宝   敕

（三）罗世荣在《明史·功臣表》载为随县男爵，但无其他史料，然而在罗氏族谱中保存有“封罗世荣敕”⁷，补充了《明史》之不足。

封罗世荣敕

敕谕。崇德报功，国之大典。自古兵争，忠臣烈士，以身殉国，英风义气，虽死犹生。予与陈友谅战于鄱阳湖，将臣韩成等效忠死敌，昭然可数，朕念之不忘，其义所当崇报。

前云骑后都尉罗世荣，鸷勇过人，从朕征讨，渡江而拔采石，迎槊而取太平，进兵靡退皆与有功。可赠武毅将军、飞骑尉，封随县男。

龙凤十年四月日时。又赐敕在徐

另外罗伦、罗钦顺、罗洪先、罗大纮、罗侨、罗汝芳、罗玘等在《明史》、《明儒学案》有本传之人物，在《罗氏族谱》中亦有不少可资佐证的资料。

四、结语

一旦有组织、有领导地发动福建省各姓氏编修谱牒，开展相应的编纂活动，台湾各阶层民众将逐渐形成回大陆参加修族谱活动的热潮，“血缘”纽带将以文字的形式，将两岸宗亲联系在一起，体现炎黄子孙强大的凝聚力，达到宋先贤张载提出的“管摄天下人心”的作用。

中共中央倡导构建和谐社会，中共福建省委倡导建设“海西”、建设文化大省、“五缘六求”，为福建省各姓氏编修谱牒提供了全国少有的宽松政策环境。

编纂谱牒对海外各国及台港澳民众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此，建议有关部门积极主动鼓励福建省各姓氏编修各种类型的谱牒，通过各种渠道将祖籍福建的台湾民众收入谱中。

2006年12月18日

【注释】

1. 《宗法》载于《四库全书·张子全书》卷四P16 。韩国罗州《罗氏族谱》历代谱序中多次提到程子曰：修族谱“管摄天下人心”。经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考证，此论实由宋从祀孔庙先儒张载首提。

2. 《全唐诗·罗隐卷》

3、4. 载于《豫章罗氏源流考》，罗君筹主编 1982年香港罗氏宗亲会出版

5、6. 江西吉水《桃林罗氏族谱》，明·罗璞主编

7. 《罗氏族谱》，编者不详

训森注：上文发表在《福建社科界》，2006年第6期，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

阅读原文： http://www.hualuoshi.com/?p=1464

供稿、录入：罗训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