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旧页开新篇，中印关系前景可期

原标题：中国驻印大使在印媒上发文：翻旧页开新篇，中印关系前景可期

9月22日，罗照辉大使在印度知名英文媒体《印度教徒报》发表署名文章《翻旧页开新篇中印关系前景可期》，解读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厦门会晤重要意义，展望中印关系下一步发展方向。全文如下：

厦门，这座美丽的滨海城市，是历史上中印交往的福地。离这里不远的泉州，曾发现中国境内唯一一座印度教寺庙遗迹。古代“海上丝路”也始于泉州。

今年9月，厦门又见证了中印同为重要成员的金砖峰会，更见证了中印两国领导人一次特殊重要的会晤。

9月5日，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的会晤，是双方自洞朗对峙事件解决后的首次见面，引发各方关注。

作为中国驻印度大使，我有幸参与了会晤，深感会晤及时向世界发出了和解、合作的关键信息。

一是成果超出预期。两国领导人同意朝前看，开新篇，既达成增进互信、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的重要共识，又就密切高层交往，激活一系列对话机制，开展青年、教育合作等达成一致，有力地引领了双边关系发展方向。

习主席强调，双方要坚持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的基本判断，应当“龙象共舞”，而非“龙象恶斗”。莫迪总理深表赞同，提出双边关系能够实现“1+1=11”的政治效果。

二是气氛坦诚友好。会谈原定半小时，延长到一小时二十五分钟，说明双方都有意拿出足够时间，全面深入交换意见。莫迪总理的专机为此不得不推迟离境。习主席再次称赞《摔跤吧！爸爸》在华票房大热，增进了中国人民对印人民的亲近感。莫迪总理盛赞金砖五国艺术家合拍、以习主席讲话命名的电影《时间去哪儿了》大获成功。

莫迪感谢习主席热情接待，祝贺金砖峰会成功举行，预祝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取得圆满成功。此前，习主席在金砖峰会上，还专门谈及自己32年前曾担任厦门市副市长，特意提到莫迪总理和他一样，都是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大国领导人。

中国有句谚语，“贵人招风雨”，说的是尊贵客人到来时总会伴随风雨等吉兆。9月3日晚莫迪总理抵达厦门时，正好骤降大雨，应验了这句古谚，预示着两国领导人成功会晤，中印关系再启新篇。

我来印履新正好一年，经历了中印关系起伏跌宕，更感受到两国求合作、谋发展的共同愿望，感受到中印关系蕴含巨大潜力。这些感受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一是经贸合作换挡提速。去年中印贸易额超700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印最大贸易伙伴。500多家中国企业在印投资兴业，中国对印投资50多亿美元。印IT、制药、咨询等优势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仅在山东临沂中印软件产业合作园里，生活着一百多位印软件工程师。他们在当地有自己的社区、餐厅和寺庙。

二是人文交流方兴未艾。两国人员往来已突破100万人次。练瑜伽、喝大吉岭红茶、看宝莱坞电影，成为中国年轻人的时尚。云南民族大学建立了瑜伽学院，成为印之外首个可颁发本科学位的瑜伽学院。我们正在推动印旅游业者年会在云南举行。

三是地方交往高位运行。中印已建成14对友城友省。莫迪总理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多次访问广东。我来印后走访了多个邦区，对他们发展对华合作的热情深感振奋。我推动阿萨姆邦出席杭州国际茶叶博览会，为喀拉拉邦引进中国橡胶水坝技术牵线搭桥。

四是两国高层沟通密切。习主席和莫迪总理开创的家乡外交传为佳话，双方在双、多边场合十余次见面，每年都互致生日祝福，建立了良好个人友谊和工作关系。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平稳，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印加快改革步伐，“印度制造”、“数字印度”、“创业印度”等倡议落地见效，商品服务税法案等重大举措出台实施。面对相似的发展目标，以及“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同挑战，中印携手更显重要，愈加具有全球意义。

我认为，下一步双方应相向而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厦门会晤共识，通过聚焦合作缩小分歧，通过解决分歧推动双边关系更加健康发展。正如中国外长王毅所讲，双方要确保中印关系不脱轨、不对抗、不失控，推动跨喜马拉雅地区成为亚洲发展新高地。

双方要为双边关系发展设立远景目标。可考虑商签中印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重启中印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争取在边界问题上取得早期收获，积极探讨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与印度“东向行动”等战略对接。

双方要妥处分歧，管控好边界、达赖等历史遗留问题，同时为新问题求解。

“千年潮未落，风起再扬帆”。我坚信中印关系“风景这边独好”，对此充满信心，抱有期待。

阅读原文：http://www.hualuoshi.com/?p=15844

来源：凤凰网    录入：罗训森    2017.9.23    于福州

文 / 罗胜前  

湖南诗词*岭南儒商诗刊第一期

改革开放，风雷激荡。湘江北去，扬帆鼓浪；孔雀南飞，展翅图强。或军或政，或士或商，身行千里，心系家乡。故粵海行舟，思潇湘之厚蕴；寰球览胜，念国粹之芬芳。有听涛数子，战商海而期诗会；岭表诸贤，闻弦歌而和知音。得湖湘诗伯之青眼，有协会诸公之扶持。今诗会初成，盛举同襄。齐心协力，气壮风罡。     

或有微辞曰：商而冠儒，士而兼商，达而言诗，附风雅而辱斯文也，余不以为然。儒者，道也，文弱之状；商者，贸也，经济之实。以文弱之姿，谦谨之心，行天理人伦之道，货贸之为，经济之用，此国之所需，民之所欲者也。冠之以儒商，无沽名钓誉之意，有习文养性之心。善哉！然术业有专攻，居商海避红尘不易，谋诗会唯博雅当尊。故请专家学者，入会传经，揭橥义理，演绎辞章，此诗会之所倚也。有社事会贤达者国粹情深，登高望远，目极千里，诗会仰其明辨之智，合商学戮力之功，则行稳致远，振翮高飞，有何虑哉！     

万般事业，有目有纲。以湖南诗协为雁首，岭海各郡作支撑，此诗会之依归也。企业家笃定担当以为体，学者贤达知行合一以为翼，此诗会之架构也。弘扬传统文化，笔述世道人心，此诗会之宗旨也。凝聚学仕工商，吐纳家国情怀，赞美江山之秀；鞭腐恶而宏至善，引潮流以壮尧天，道真情而立风骨，此诗会之名标也。诗会如山，有草木而成林，因高低固成脉；粤桂闽湘，休将地域言内外；学仕工商，勿以门第论高低，此诗会之律者也。方圆之内，唯伸正气；尺度之间，且让人心，此诗会之精神也。    

诗非一也，勿妄自菲薄。人非一也，应提振精神。诗会亦非一也，当开合天地、海纳百川，此则诗会之大象也。     

逢湖南省诗词协会岭南儒商诗会成立暨湖南诗词·岭南儒商诗刊创刊，特抒数语为弁言，期与诸君共勉之。   

（作者系著名企业家、诗人，湖南省诗词协会岭南儒商诗会会长）

供稿：罗胜前 录入：罗训森 2016.10.9 于福州

罗星史略

2016-07-27 11:27

转自：神奇乌蒙

文：罗晋华        图：朱德华朱鹏

宋乌蒙王罗星（阿杓）是一个在历史的时空穿越了近千年的人物。由于两个“阿杓”的出现，乌蒙王到底是谁呢？是东爨“乌蛮仲牟由之裔”阿统的第十一世孙阿杓，还是江西吉安府吉水县汉族人罗经“与夷女结合”养育的后代罗星？历史的存疑只能留待历史去解答。

在盐津，乌蒙王罗星（阿杓）沉睡了880多年，其雄浑的墓地早已被岁月的风沙洗成荒冢。失去昔日风彩的乌蒙王罗星（阿杓）之墓，由于历史的存疑，仅在《盐津县志》上有简约的籍载。

乌蒙王府遗址

一、从家谱中揭示夷都山乌蒙王罗星

翻开罗钦云成书于明正德五年（1510）《豫章腾桥罗氏宗谱》，你将看到罗姓血缘之河所蕴藏的种种生命递传的神秘符号，惊叹罗姓的源源流长，感受到罗姓远祖深沉而阔大的呼吸，乌蒙王罗星就是这个生命链环上的共振。

远古的先贤不在赘述，山西太原阳曲县的罗荣，就是乌蒙王罗星的第十五世先祖。唐大历五年（723）在“蔡经略三战而无功，何司马九征而败绩”的播州（今遵义）唐代宗授时任麻阳都佥的罗荣“平僚节度都知兵马使”入播平叛，经七年镇守，使播州从“椎鲁之域，变为文明治地”。大历十三年（778）代宗下诏授罗荣 “六州都督”、“太子太保”、敕封“播州侯”，赐铁券一道，俾尔世侯斯土，子孙世袭。

唐代宗的圣旨，使罗氏土管统治历唐、五代、宋、元、明五朝，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撤播州建置止，罗氏统治播州831年，世袭36代。罗荣之墓于1984年12月30日被遵义县人民政府列为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罗荣为播州的第一代先祖始，其十三世孙罗瑄就是乌蒙王罗星的爷爷。生于北宋淳化壬辰三年（992）的罗瑄，曾授贡山县令，擢升镇远将军，分管黄平府事。北宋康定年间，大夏国气焰炽盛，大举攻宋，宋兵惨败。夏主元昊作诗讽曰：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凶神恶煞般的夏兵将四周的镇土摧残殆尽，荒草丛生的村庄，只有路边的乌鸦在吞噬着尸骨。“饥民辘野，鲜草黍苗，蔑鸡狗响，走磷飞萤，惊禽骇兽，悲鸣咿嘤 ”。罗瑄率兵猛战，夏兵惨败。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因功迁授播州宣抚使司，有子罗维、罗经。

罗经（1022-1094）字阿统，彝名盖泸，出生于播州（今遵义）黄平府官员之家。在封建社会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他“文武兼修，慧智过人，卓荦不羁，喜览山川”。随兄罗维游至江西吉水沙河居焉，大约21岁游至泸州,遇柯阴部酋长斗盖之女比武招亲，刀枪剑阵，一举夺冠入赘柯阴为婿，一年后被举为酋长（赐彝名盖泸）。23岁时其长子出世，按彝族父子连名改为罗泸柯 (汉名罗兴)。熙宁六年（1073）季冬，罗经助其子制服夷酋宴子归顺。次年五月初，神宗封罗经泸州剌史，鬼主大酋长，辞拜不授，归隐吉水，怀民积善，开学讲经。

罗兴（1045-1129）字阿杓，彝名泸柯，祖藉播州徙江西吉水，出生于泸州的少数民族“夷女柯阴蛮”家庭。从小习文弄武，博学沉静，明敏干练，演奇遁甲，研浑天说，文武双全，劲勇善战。在研究星学奇门时，见满天星斗，光辉闪烁，于是易“兴”为“星”。熙宁二年（1069）端月，泸州连降暴雨，河水猛涨，公采用竹笼装石护堤固坝，时任大将军的王宣惊其才能，便与罗星讨较，皆被折服。时年，正是王安石“变法”，因地方官吏强取豪夺，百姓不堪受压迫剥削，揭竿而起，统治者哀叹“贼盗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王安石主张用“将兵法”设置管辖，阿杓在变法中累有绩效，王宣请旨封杓，24岁的罗星任右军副使，驻守西南边垂的戎州（今四川宜宾、南溪等地），王宣将其女许配，罗星与岳父同防戎州。

熙宁六年（1073）季冬，州府逼税，苛捐剥夷、刑威专杖，鞭鞑殊俗，罗星之父罗经（阿统）与夷酋晏子率10郡8姓反叛。宋兵进讨，夷兵善战，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戎州通判熊本请旨于朝，“宠以刺史，巡检之秩，明示劝赏，皆踊顺命，独柯阴一酋不至”。熊本合晏州十九姓之众，发黔南义军强弩，遣大将王宣进讨。宣知罗经武艺超群，夷兵天性劲勇，尚武善战，讨被惨烈。正月十七，王宣命婿罗星与父罗经密谋，采“以夷制夷，招抚纳降”之策，夷酋晏子不顺，罗星飞马生擒，逼夷兵退至黄葛溪，鬼主诸夷倒戈，柯阴众部乞降，愿世为汉官，永不犯宋。星受父托率10郡8姓归顺，熙宁七年（1074）五月初敕封乌蒙王，参知政事，与岳父王宣同治泸州、晏州、乌蒙各部，夷乱平定。

神宗元封二年（1079）东南千里，黎州乌蒙蛮作乱，34岁的罗星奉命率兵征抚，神宗授 “讨夷招抚将军指挥使” 率酋部兵马开赴乌蒙。见各部首领自相雄长，连年争战，使乌蒙这片蛮荒之地，更显凄凉。“ 灾荒瘟疫，萧条万状，野无烟火，掳惊无处，赤身露体，穴洞从居，康秕裹腹，野果充饥，惊惧不知所为”就是当时的写照。星采诸葛亮安抚之策，“屯兵开荒，播粮种地，秋后收成，分济夷民，编制马队，贸商川黔，数载之劳，经济殷实，天佑生民，政清安泰 ”。土地的开发，经济的发展，使夷民得以休养生息，农业生产得以逐渐推行。

北宋中后期，是一个战乱的年代，方腊、宋江前后起义。据《南诏野史》载：（大理王段思平于徽宗大观三年（1109）号召“三十七部彝民举兵起义”，乌撒夷酋（威宁）举兵响应段王号令作乱）。高泰明请阿杓率兵征讨，时年64岁的罗星让职乌蒙大酋长碌蒙，与长子显忠挥师威宁平乱后，凿山开道，剿抚并行，对三十七部起义彝民进行招抚时，接到告急文书曰：乌蒙大鬼主不服碌蒙主政，趁罗星远征,鞭长莫及，用计将其毒死，自立为王。罗星与高明清率骑队回师剿平，鬼主枭之，余采宽和政役，咸释其罪，厚加接纳，威震乌蒙。政和元年（1111）朝廷旌表罗星，赐其子显忠碌姓,取夷名碌栊袭父爵,余子仍姓罗，并在雪山大斗口建上马台下马台，碌官迎送。政和二年（1112）暮春，67岁的罗星终因疲顿力泛，请旨告老退隐，在化佛台建都居焉。

罗显忠（1070－1117）名碌栊，政和元年（1111）赐碌姓袭父爵,敕封成忠郎、乌蒙大首领。在其任职的6年中，“为人清廉，正直忠耿，除盗安民，治绩显著”。政和丁酉，47岁的显忠终因内乱被害。罗星申明实情，揭穿奸谋，栊受折磨，枉死狱中。公痛惜狂呼，受打击不屈。

南宋高宗建炎己酉三年（1129）七月，84岁的乌蒙王罗星病危中留下“墓表不纪，名讳不存，感念踌昔，太上忘情，清行不仕，复何憾焉”，的遗言驾鹤归西。他在三十多年的征抚治理中，呕心沥血，善德同辉，长眠于化佛台卧云岗（今夷都山石马埂），他的品范才德，勤政爱民，如同孕奇蓄秀的大佛山一样，傲然挺拔，万古长青。

其子显敬、显智在化佛台过着“耕种诵读，经商理财，受困饥民，分俸济之”的生活。大理□□使高明清被乌蒙王罗星从容豁达，洒脱自然的胸襟所感，记下了“卧云岗乌蒙王罗公墓志铭”，对其一生给予了极高评价。罗氏族人在平和坦荡的心境中静观花开花谢，动看云卷云舒，体味“宁静致远”的超然与“宠辱不惊”的洒脱。乃至明朝才出现世袭冠带耆老将军指挥使罗囗囗等，但其墓冢的建造远比乌蒙王罗星之墓简洁，承袭了“同万物之死而复归于无物”之秉德。

乌蒙王疑冢

二、普洱夷都山乌蒙王罗星“化佛台”记

中国封建社会的王公贵族，生前要为自己选择栖息地，卒后要为自己选择墓穴。乌蒙王罗星在椎蒙之域平乱后，经三十余载的治理，使乌蒙（今昭通）变为文明治地，65岁其长子显忠（绿栊,字阿乌）袭爵，请旨退隐安享晚年。

政和三年（1113）辰月，罗星与其子显敬（阿芒）显智（阿撒）自石门关杖履逍遥至“天生桥”游大佛山时，选定了自己取名“化佛台”的一处宝地。罗星在化佛台记中写道：大佛山麓之下，四方邑之丽山者也。而山川星形，吸之万物而灵性；天生太极，化之两仪而交感；环巉朱水，蕴之千里而来龙，其形胜奥秘，直参日月之鸿蒙，横薄乾坤之幻化，真桃源乎?疑智者所施设也。罗星寻到神仙所赐之宝地,心旷神怡，留连忘返“恍然不知台之深藏，翳草幽谷窈然，狐虺狸鼠伏窜，始命芟其芜，通其涂，疏甘泉而刳竹，采椽木而庇居，安畎亩而衣食，渊然而隐者与心之谋焉 ”。罗星在化佛台修了简易木房，全家人逍遥自在，躬耕而食。政和甲午四年（1114）秋，奉旨筹建都城和墓地。在条件十分艰苦的年代，花了五年多时间“已而构图伐木，合形辅势于堂之北，凿石罅以刻镂，开墓道以断晷，效伎于台庑之下，恒兀兀穷筑数年，而于泥石往游其间也，宣和己亥元年（1119）始春稍葺而成，入住斯楼之不朽也”。

三、夷都山乌蒙王罗星墓与镇远将军罗西湖墓

而今，被称作夷都山的化佛台，历经风雨苍桑，地表遗存物不多。据邹长铭先生考证：“遗址面积3500余平方米，中心位置有一片用石板镶嵌的平整光滑的台面，台面四周残存柱础35个，其中最大一个直径55厘米，厚15厘米，周边浮雕云纹。乌蒙王（阿杓）罗星墓，紧傍遗址，相距不远。1958年墓石被毁，尚存内棺。墓碑高157厘米，宽78.5厘米，碑面无文，半圆形碑帽高6厘米，宽110厘米，浮雕“二龙抢宝”图案。墓前左右立石马、石羊、石狮各一对、线条粗犷，技法娴熟，造形生动，是精美的石雕艺术品。尤使人感慨的，是遗址残存的柱础，乌蒙王墓残存的石马、石羊、石狮及图案雕饰，与诸多史籍所载石门蕃，土僚蛮的民俗（葬式）不一样，而更多地透露出汉文化的气息。

阿杓的殡葬，既要随汉俗，也要随夷俗火葬，夷民的火葬习俗，骨灰多用陶罐，釉陶罐装下葬，或直接装石棺下葬。盐津文管所收藏的阿杓墓出土的三釉陶罐，经专家鉴定属宋至明初的文物。三节釉陶罐可能是盛阿杓骨灰之用。阿杓墓采用汉夷殡葬习俗，体现了子孙对“汉父夷母”的阿杓的尊重和爱戴。

距阿杓墓不远，有其后裔，世袭冠带耆老将军指挥使罗囗囗墓。墓为泥土堆垒，用条石砌成圆丘形。墓碑高209厘米,宽28厘米，碑面文字已被破坏，仅残仅“罗囗囗之墓”、明正德十三年”等字。相去2米远，有镇远将军罗西湖墓。墓为土堆、无墓石。碑高166厘米，宽80厘米；半圆形碑帽高62厘米，宽108厘米，有云纹、花草图案。据碑铭，罗西湖祖籍江西，属戎洲筠连县西河岸人，其不为罗星之后裔，为平乌蛮之乱，钦赐乌蒙军民府镇远将军指挥使，因与罗星后裔交好，遂居化佛台。碑立于明天启二年（1622），其子孙现散居牛寨、兴隆。

由此可知，从罗星到明代罗囗囗有463年，共18代裔孙，其间演义了多少罗氏家族血脉相融，勤耕苦读，世守家风，恬淡养性的高尚品质。耆老将军墓简洁含蓄，印证了罗氏家风的严谨和乌蒙王罗星的卓荦，无疑是家世使然。由此而彰显出世代忠臣的罗氏族人形象。

罗星墓虽以失去了昔日的雄浑，但其选址的山明水秀，设计的含蓄蕴藏，仍然显示出匠心独运，藏而不露的威武浑壮，人若至此，有入仙境之感。赋诗曰:“天桥悬太极，夷都气冲融；朱提似玉带,大佛拱星罗”。乌蒙王罗星墓、耆老将军罗囗囗墓和镇远将军罗西湖墓成南北相对，其甬道蜿蜒曲折，好似千里行舟，湾头一转，又胜景在目。墓区依山而建，掩蔽自如，屏隔有度，天生桥下，太极之水盈虚互补，崇岗翼抱，层恋后拥，雄山雾佛，俊彩驰星，朱提似带，虹销雨霁。游人见之，无不赞叹，且山川之胜，林壑之美，他处无法相比。实在是一个难寻的好去处。

乌蒙王疑冢前的石狮

四、普洱夷都山乌蒙王罗星背后的史事和史实

（一）史书与族谱上的三个“乌蒙王”阿杓

乌蒙一词在历史上的出现，约当公元十一纪。元朝人托克托著《宋使》在“黎州诸蛮”条内有“乌蒙蛮在州东南千里”的记载。宋代的黎州在今四川冕宁，乌蒙蛮在黎州东南千里，从方位、里程推断，当是今昭通市。其是乌蒙的音辩，还可上溯至汉代。（华阳国志）记录有“盘羊乌栊，气与天通”。意思是说，绕着羊肠小道的乌栊山，气势雄浑，好像与天相接。人们走在这样的山区，积阴凝闭，森林密布，处处似栅栏挡路，以其形象称朱提江沿岸的群山为“乌栊山”。所以宋代的“乌蒙”应该是汉、晋时“乌栊”的变音。

对于乌蒙部落，说得较具体的是《明一统志》记乌蒙军民府：唐时乌蛮仲牟由之裔阿统者始迁于此，至十一世孙，乌蒙始强，号乌蒙部，宋太宗至道元年（995）朝廷敕封阿杓为乌蒙王。《明史》、《明一统志》等史籍均有记载。《昭通地区志》记载：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乌蛮”各部首领、自相雄长，争战兼并，乌蒙始强，号称乌蒙部（今昭、鲁境域）、与芒布部（今镇雄境域）、閟畔部（今东川一带）,乌撒部（今威宁一带）合称四部。“大理国”后期，四部同属东川郡。乌蒙、芒布接受宋朝廷封号、封阿杓为乌蒙王，芒布部置西南蕃部大巡检司。彝族陇永志先生引彝文《罗世鬼书》说：仲牟由时代在公元二世纪后期，阿统为五十五世，约公元643年，为唐太宗贞观17年，这也与“唐时乌蛮仲牟由之裔阿统者始迁于此” 相符。在古代滇东北高原上的乌蛮部落，他们虽各有领域，名曰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其渊源都是乌蛮仲牟由之裔。关于阿杓的记载，无史实可考，而 “阿杓”一名，《镇雄县志》转引贵州《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二集，在芒部世系中，曾有两个阿杓的出现。一为济火以下第七世，一为卢鹿部阿纳以下第四世，加上景谱与腾谱上纪载的阿杓，就有三个了。

正史上前一个阿杓在建隆元年（960）封王，后一个阿杓为至道元年（995）封王，时间相距35年，且在乌蒙四部无其墓葬可考，只有简单的史纪；相距79年封王的罗星在族谱、墓葬、墓志中能找到更多证据，而补正史之不足。由此说明乌蒙这片古老的土地历来为朝庭所倚重，且封王与赐姓则是当时皇帝为巩固地方政权的一种手段。所以，三个封王的“阿杓”之真伪只能由史学家去评说。

（二）夷都山《罗氏宗谱》抄本与史学家考证

夷都山上的乌蒙王阿杓（罗星）是世居夷都山的罗焕章、罗鉴堂根据修于明景泰四年（1453）残存的“罗氏宗谱”，对乌蒙王的来历、身世提供的另外一种信息，“既阿统（罗经）并非 “乌蛮仲牟由之裔”而是夷都山罗姓的先祖，从原籍江西吉水县迁居夷都山。原本汉人，与夷女结合，遂为汉父夷母，至阿杓，善抚众。神宗熙宁七年，泸州夷叛乱，朝廷征讨，鬼主诸夷，余罗氏从征有功，皆愿世为汉官，遂敕封吾祖，罗公讳杓为乌蒙王。元初改乌蒙路，至元二十一年（1284）改宣抚司,以罗蒙为之，二十四年升宣慰司，宗氏族繁，遂以官赐碌为姓。碌后以宣慰杀乌撒官吏以判，余罗氏一支仍为罗姓是也。罗氏本出乌蒙王后，明时分治下为耆老将军，种人谓罗兄碌弟，故碌官迎送，皆至雪山大斗口，今上马台下马台古迹犹存。”

事必躬亲，治学严谨，品高德望的云南现代天文学，气象学的奠基人陈一得先生于1945年专程到夷都山调查。因口碑不足为证，陈一得先生在《盐津县志》中仅作记述，未作考评。《盐津县志》记载：“阿杓本姓罗，在宋神宗熙宁间敕封乌蒙王后，在俯临关河的夷都山修建了乌蒙王城；阿杓死后，在夷都山留下了乌蒙王坟。（疑冢）

1988年，云南电视台《南方丝绸之路》摄制组，在夷都山麓的普洱镇查访到一部写于明景泰四年（1453年）的罗氏家谱抄本，撰述者自称 “裔孙罗守成”。家谱中记述的阿统（罗经），阿杓（罗星）的事绩与陈一得先生采访所得的口碑可以互为印证。

由此可得出如下结论，既三个乌蒙王阿杓都是真实的，毋庸置疑。而汉父夷母”的罗星在未破柯阴前,便任王宣的右军副使,他的血管里流淌着一半的夷人血脉,其在泸州用计大破柯阴部，迫10郡8姓全部归顺朝廷，敕封乌蒙王后，于神宗元封二年（1079）奉诏到乌蒙（今昭通）征伐乌蛮之乱，镇守三十余载。这虽是家谱所载，可补史之缺，证史之实。而汉阿杓为表字，杓指北斗柄部的三颗星，像勺子把，其表字与名的字义相同，由此可以断定阿杓是血统的汉人。

明景泰四年（1453）残存的“罗氏宗谱”比明正德五年（1510）成书的《豫章腾桥罗氏宗谱》早了57年，两谱对罗星封王纪载的时间、事迹基本一致。只是腾桥谱收录的罗星生卒年、封王的史实和“化佛台”记都与历史相符,更重要的是大理□□高明清的《乌蒙王罗公墓志铭》便是有力的证据。

乌蒙王疑冢前的石马

（三）罗兄碌弟与上马台下马台的关系

在昭通编年史（盐津史）有一记载：“乌撒夷乱，被调，让职其弟。”这是乌撒部与三十六部彝民响应段王号令起义，罗星应高泰明之邀协剿，让职乌蒙大酋长碌蒙。父子率兵先平乌撒之乱，挥师支援高泰明，在平定彝民起义中，乌蒙部大鬼主毒死碌蒙，自立为王，罗星与高明清回师讨平。政和元年（1111）朝廷为巩固乌蒙各部,将罗星长子显忠赐碌姓,名碌栊,自大理归来袭父爵，并在雪山大斗口建上马台下马台，使罗兄碌弟的历史代代传承，这是对罗兄最高的礼遇，一至到明朝的耆老将军仍碌官迎送。(罗兄指阿杓、碌弟指被乌蒙大鬼主毒殉之蒙部大酋长碌蒙)。

景泰四年罗谱抄本“罗兄碌弟”记录的是,至元二十一年改宣抚司,以罗蒙(阿蒙)为之,至元二十四年(1287)以官赐碌为姓，《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二年十月,乌蒙蛮夷宣抚史阿蒙叛,二十三年七月右丞拜答儿将兵讨阿蒙,并其妻子擒之,皆伏诛。43年后的文宗至顺元年(1330)正月,滇南王秃坚反元,自立为云南王;四月壬寅乌撒土官碌余杀乌撒宣慰司官吏,降于布呼罗罗(此碌余可能是碌蒙之后)。景谱与腾桥谱，《元史.世祖本纪》的史实不合，因为至元二十二年阿蒙叛，二十三年与其妻被擒伏诛，所以不可能二十四年以官赐碌姓。而腾谱中显忠赐碌姓比罗蒙赐碌姓的时间要早176年，且建有上马台下马台，其疑点有望专家学者考证。

（四）《宋史》与《泸州市志》之熙宁事件

《宋史》和《泸州市志》。熊本传记载：“熊本、字伯通、番阳人。为抚州军事叛官……。熙宁六年，泸州罗、晏夷叛、诏察访梓、夔，得以便宜治夷事。本尝通判戎州，习其俗，谓：彼能扰边者，介十二村豪为乡异尔。以计致百余人，枭之泸川，其徒股粟，愿矢死自赎。本请于朝，宠以刺史，巡捡之秩，明示劝赏，皆踊跃顺命，独柯阴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众，发黔南义军强弩，遣大将王宣、贾昌言率以进讨。贼悉力旅拒，败之黄葛下，追奔深入。柯阴窘乞降，尽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宝善马，归之公上，受贡职。于是乌蛮罗氏鬼主诸夷从风而靡，愿世为汉官奴。

《泸州市志》记载：“神宗熙宁七年（1074）罗、宴彝叛，朝廷派兵征讨，彝酋晏子等率10郡8姓归顺。史志上记载的事件基本相符，不同的是《宋史》记载的反叛时间是熙宁六年，与《豫章腾桥罗氏宗谱》记载的时间一致。《泸志》上的记载为熙宁七年，史志上的记载均没有夷酋反叛的原因和罗星封王的记载。而泸志是夷酋晏子率部归顺，罗谱则是罗星率酋部归顺。这些缺实不再去赘述，留待史学家考证。

（五）普洱夷都山乌蒙王罗星墓之“无字碑”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墓碑的题刻比墓址之石狮、石羊、石马的雕刻更为重要。碑铭实际上就是坟墓的“墓眼”，极具文史价值，往往可以补史之缺，证史之实。

乌蒙王罗星生前不奢侈，死后不奢葬，清清白白处世，堂堂正正做人，是汉人常有的一种远见卓识。从时任□□大理□□使司高明清“卧云岗乌蒙王罗公墓志铭”，就可以揭开乌蒙王罗星之墓无碑文名讳之秘密。高明清写道：“公少时聪颖，星学奇门皆精,熙宁六年，谋父谏降夷酋，君弗福10郡8姓归顺，敕为王。元丰二年，迁授乌蒙郡抚政，既与吾父泰公相友爱称天下……公告之曰：人固有离世异俗，亡者概然。墓表不纪，埋深土而化朽壤；碑讳不存，产灵芝而生九茎。生死暂聚之形，其同万物之死而复归于无物矣。铭曰：轩昂磊落，俊杰廉悍。生之为英，死之为灵。卧云而来，化佛而去，其名不朽，超然物外”。

既然高明清的“卧云岗乌蒙王罗公墓志铭”被收录到《豫章腾桥罗氏宗谱》中，所以对高明清其人其事便作了考查，由于年代久远，无法到大理或其它地州查证。《昭通地区志》上有其简约记载：“徽宗大观三年（1109）滇东三十七部反大理，高泰明发兵讨平，派其四子高明清率兵镇守。”罗星与其子罗显忠受诏率蒙部兵马助阵，同讨叛逆，移高明清镇守后，回师乌蒙府。（昭地志上无罗星参与高泰明讨大理记载，罗谱有籍载）

（六）秦汉至元朝乌蛮各部无“罗”姓

秦汉时期，彝族的祖先笃慕即仲牟由居堂狼山，将其子民分为6个支系：武、乍、糯、恒、布、默，以两个支系为一联盟，糯、恒向今昭通、曲靖地区、四川永宁、凉山迁移和发展；晋代以后，昭通境内彝族祖先被称为 “朱提夷” 、 “犍为属国夷” 。

宋代，乌蛮分化为互不统属的部（家支），在阿芋路、阿孟、夔山、暴蛮、卢鹿蛮、磨弥敛，勿邓七部中，各个家支的改名均使用父子连名。每传10-20代，举行分家支仪式。熙宁时代，罗星之父罗经来到“夷汉杂居，风俗各异”的泸州，与夷女通婚后，子女姓氏随父姓，取汉名为“罗星”，彝名为“碌阿杓”。元代，乌蛮被称为“罗罗”；明清时期“罗罗”被称为爨人,有黑白之分。境内和各地住居的彝族人，被蔑为“夷种、叛服无常，累朝之眼丁”。从明朝洪武年间起，汉朝廷为钳制少数民族，对土司赐给汉姓，许多攀附土司姓氏,方始有了“罗姓”。

乌蒙王罗星因其母为彝族，在给子女取名时虽是汉彝共用，但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宗族观念很重。“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笃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的至孝五德是其不变的标准。其三子之名是:“长子显忠（字碌栊）、次子显敬（字阿芒）、季子显勇（字阿撒）。为了巩固其抚政的乌蒙郡，两个女儿采用和亲的政治手段，分别嫁给芒布部阿撮和乌撒部的阿猛。

（七）《豫章腾桥罗氏宗谱》之史实

1976年6月，在拆除柿子乡长春罗氏雕楼时，从正门门顶条石上找到一只黑漆楠木箱，内装五卷双面线装家谱，明正德五年罗钦云编纂。1993年盐津文化先贤李再伦老先生初译、2001年，中国楹联学会编委会副主席，云南省楹联学会主席王兴麒（曾为胡耀邦总书记秘书）再校，方知其史学价值。

道光十二年（1832）罗颖泷中壬辰科武进士，任兴文县右营帮办军务，道光十七年愤世辞隐，从奎香抚夷州阿铁戛（今罗炳辉将军故居）将明正德版《腾桥罗氏宗谱》带至白水乡（今柿子镇）“长春号”家中。谱中明确记载了罗星封王的史实，其编纂宗谱的主要人物是九江太守罗钦云。从家族的排列上，罗钦云是乌蒙王罗星的第十六代孙，谱中有罗钦云的小传：罗钦云、字玄亭，明天顺三年（1459）己卯科进士，授益阳县令，擢升长沙太守，予涂吏职。公聪颖好学，笃志廉明，秉性坚贞，忠耿率直。正德元年（1506）见武宋昏聩不堪，崇仙拜道，不理朝政，偏信宦官刘瑾等奸佞之言，害忠臣，黜贤良，犯颜直谏、得罪奴奸。同年托病还乡，率族众纂修宗谱。公生于宣宗宣德十年（1435）三月初八，殁于正德五年（1510）七月初一，寿七十五。殁之日，亲友围聚，公曰：“今奸佞当道，圣明不纵，而谪于潮，其不眷恋于潮也去国矣” 。

从小传中可以看出，罗钦云忠诚报国，笃志廉明。因不满奸佞当道辞职，用4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豫章腾桥罗氏宗谱》，嘱光、辉、永、振、世、代、繁、昌八子分庆天下，各安天命，繁衍生息，这在封建社会也是一种愤世的表现。

在沉睡了880多年的乌蒙王墓地里，在无字碑的缝隙中，在化佛台的烟云里，所感受到的幽深岁月仿佛一直依附在石羊、石马、石狮的守护中。逝去的旧日时光象是在这里被永远凝固住，而乌蒙王被遗去的历史，仅是我宗谱中的一家之言，不敢妄谈贻误史学，集古人修真之骨髓，明指直示，虽竭尽心力，但仍难全，由于水平史料之限，误缺之处，仰方家学者指教而穷之。

今录阿杓罗星撰《化佛台记》及宋同知大理□□使高明清撰《卧云岗乌蒙王罗公墓志铭》，以再揭夷都山乌蒙王阿杓疑冢之秘而引玉。

夷都山有块岩石酷似彝族头人的形象，普洱人认为它是“乌蒙王”的化身

化佛台记

大佛山麓之下，四方邑之丽山者也。而山川星形，吸之万物而灵性；天生太极，化之两仪而交感，环巉朱水，蕴之千里而来龙。其形胜奥秘，直参日月之鸿蒙，横薄乾坤之幻化。真桃源乎？疑智者所施设也。

吾奉皇命自泸州移守乌蒙，释舟楫车马之劳，镇斯土三十余载，抚椎蒙为文明治地，请旨逸隐也。癸巳辰月，自石门杖履逍遥，恍然不知台之深藏，翳草幽谷窈然，狐虺狸鼠伏窜，始命芟其芜，通其涂。疏甘泉而刳竹，采椽木而庇居，安畎亩而衣食，渊然而隐者与心之谋焉。

次春，吾冢子显忠适叙州而归。旷其盈视，咨嗟狮山金马，蔚然刻露清秀，疑若仙之隐遁乎？南则灵官驾鹤，如大佛示现，俊彩星驰也；北仰望乡则形气包容，雄山雾佛，犹如万山之机窍踊跃奋迅而贯也。登览而归，故名之曰“化佛台”，其为乐之不可语也。

政和甲午，诏旨始治都舍，已而构图伐木，合形辅势于堂之北。凿石罅以刻镂，开墓道以断晷，效伎于台庑之下，恒兀兀穷筑数年，而与泥石往游其间。宣和己亥始春稍葺而成，入任斯楼之不朽也。

宣和一年岁次己亥如月朔古    罗星    撰

卧云岗乌蒙王罗公墓志铭

公讳星，字阿杓，姓罗氏。余尝谱其世家，谓先世仕唐之播州侯政卿公也。庆历辛巳，公祖父瑄迁授吉安宣抚使职，以镇夏兵而抚民也。而公父统，癸未，游泸守典夺冠，承天休胤继入赘。以公之出生地皆为泸州，其母柯阴，酋斗盖之次女也。

公少时聪颖，星学奇门皆精，熙宁六年，谋父谏降夷酋，君弗福十郡八姓归顺，敕为王。元丰二年，迁授乌蒙抚政，既与吾父明公相友爱称天下，耆老逸化佛台。窥时俯势，恬淡超然，心胸阔博，卓荦不羁。公告之曰：“人固有离世异俗，亡者概然。墓表不记，埋深土而化朽壤；碑讳不存，产灵芝而生九茎。生死暂聚之形，其同万物之死而复归于无物矣”。

公年八十四，以高宗建炎三年七月十七甲子，葬化佛台之卧云岗墓所之原。

夫人王氏。子男显忠，袭爵；显敬，显智，不仕。子女二人，长嫁芒布部阿撮；次嫁乌撒部阿猛。

铭曰：

轩昂磊落，俊杰廉悍。生之为英，死之为灵。

卧云而来，化佛而去。其名不朽，超然物外？

绍兴元年辛亥孟春月望日，大理使    高明清    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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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广西桂林罗伟    录入：罗训森    2016.7.28    于福州

状元罗万化

罗万化（1535-1595），字一甫，号康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隆庆二年状元，援例授翰林院修撰《大明会典》。历官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他为官较为清廉，不慕荣利。晚年多次上书乞归，获准。病逝于归家途中，赠太子太保，谥“文懿”。

策问

制曰：朕惟君天下者，兴化致理，政固多端。然务本重农，治兵修备，乃其大者。《书》言先知稼穑艰难，乃逸。又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夫成王初亲大政，而周公即拳拳以此告之，其意深矣。朕仰荷天眷，自惟寡昧，未烛于理。尝恭诵我太祖高皇帝《藉田》谕，成祖文皇帝《务本训》，乃知王业所由兴，民生之不易。乃观祖训所载居安忘备之戒，又日兢兢焉。兹躬率臣民耕藉于南郊，又屡敕边吏慎固疆圉，博求制虏长策，亦欲庶几乎知艰诘戎，以觐扬我二祖之光烈。顾彝典虽举而实政未孚，督策虽勤而武备犹弛。四方浮惰者众，未尽归农也。何以使人皆力本而不失业欤？丑虏匪茹，警报岁闻，何以创之，使不敢复窥欤？议者或言宜战，或言宜守；或欲罢调兵，或欲练士卒。计将安所决欤？朕日夜图虑安攘之策，莫急于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欤？抑其机要所在未克振举，故人罕实用，功难责成欤？尔诸士习于当世之务久矣，其仰绎我皇祖垂训贻谋之意，有可以便民益国者，明以告，朕将采而行之焉。

对策

臣对。臣闻人君之治天下也，必安攘兼举而后可以成天下之至治，必明断并行而后可以收天下之实功。何也？君犹天也，凡内而中国、上而四夷，皆覆冒于天，而为君所统驭者也。惟天好生，而覆帱之用并育而不害。惟君法天，而安攘之绩兼举而不遗。故务本重农以厚民之生，而于以成顺治之休；治兵备以固国之防，而于以达威严之化。是二者，诚有国之先务，而不可以偏废，不可以缓图者也。然非明以烛之于先，而断以行之于后，则虽外慕乎安内之名，而实效罔臻，虽从事于攘外之文，而成功罔奏。其何以合外之治，而用舒夫宵旰之忧也哉？故必君以实心主之，而委任以责成者，恒出之以英明果断之勇。臣以实心效之，而分猷以宣力者，每竭之以左右替相之诚。然后君臣道合而百度贞，上下志同而万化广。中国可安，四夷可攘。内可顺治，外可威严。而久安长治之功将致之而无难矣。

钦惟皇帝陛下以圣神之德，膺历数之归，至诚飨帝，恭己临民。天下臣庶，孰不翘首而观，拭目而望，以冀沾维新之化。而陛下方且望道未见，求治愈殷，乃特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拳拳乎安内攘外之策。顾臣愚陋，曷足以知当世之务？虽然，陛下此举益将采而行之，非虚循故事已也。苏轼有言君以名求之，臣以实应之。矧今陛下以实求之，臣敢不披沥以对扬万一耶？

臣窃闻之《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笼绥四方。则知天之生民，所以左右而曲成之者，其责恒寄之君；而君之主民，所以生养而安全之者，其道实法乎天。此人君所以与昊天同一道也。夫惟人君有同天之道，则凡历象日月以经天之时，体国经野以相地之宜，立纲陈纪以定民之极，爱养撙节以尽物之利。皆所以兴化而致理也，皆人君所以法天之政也。然语其政之大者，则惟曰务本以重农、治兵以修备二者而已。何也？盖国以民为本，而农者民之命也，兵者又民之卫也。农有不重则衣食无所自生，而啼饥号寒之民，且将有转死于沟壑者矣。君固代天以任养民之责者也，而乃使民无以为生，可乎？兵有不治则备御无所由固，而寇贼奸宄之发，且将有骈首于锋镝者矣。君固代天以当安民之责者也，而乃使民失其所卫，可乎？是故成王初亲大政，正天心陟降之际，人世间心观仰之时也。而周公所以拳拳于告戒者，一则曰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一则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是岂无深意而漫为责尽于此矣。知戎兵之当诘，则武备饬而民生有卫，人君安民之责尽于此矣。夫人君而诚使民之得养也，民之获安也，尚何化之不可兴，而理之不可致哉！故穑人成功，而永清之治于前而有光。守在四夷，而重译之朝愈远而不替。此古今之称善治者必曰成周，而诵周公之功者，亦至今不衰也。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藉田有谕曰：欲财用之不竭，国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其必由农乎？大哉王言，谆谆乎重农之意也！成祖文皇帝务本有训，首举太祖创业之难，次及往古圣贤之君、昏乱之主，以昭鉴戒。讦哉圣谟，切切乎垂裕之心也。而又作《祖训》一书，兢兢乎选将练兵之图，居安忘备之忧，则当时所以重民之命、严民之卫者，盖周至而曲尽矣。故民皆乐业，而太和之治允洽。夷皆贡琛，而来王之化益昭。内固无不顺治，而外亦无不威严。

所以，上追成周之盛，而启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休者，端不在于此哉！惟我皇上临御以来，躬率臣民耕藉于南郊，则一念重农之意已切至而不虚。而又屡敕边吏慎固封圉，博求制虏之长策，则一念防患之心又诚笃而匪懈。

其于二祖之所以垂训，已身体而实践之矣。宜农事修而民无不遂之养，武功振而国无不安之民也。乃今彝典虽举，而实政未孚。啼饥号寒之民，不惟见于穷陬僻壤之所，而通都大郡亦或有不免焉。督责虽勤，而武备犹弛。寇贼奸宄之发，不惟见于穷边荒服之外，而弄兵赤子亦尚有未靖焉。则所以廑我皇上宵旰之忧，而不遑豫逸者，良有以哉！

臣尝反覆思之而得其故矣。试以农言之。方今四方之民游惰者多，归农者鲜，此生之所以不众，而用之所以不舒也。今皇上诚欲驱天下之民而皆力于本，其道无他，惟贵公粟而已矣。盖谷者，民之所资以为生也。民终日不食则饥馁随之，乃今挟末技而轻去其田里者，岂民之皆不乐生哉？谷贱故耳！我国家于常赋之外，罪有折赎，盐有飞挽。初非不贵谷也，嗣以国有不轻而见小以忘大，于是有折色之兑，有解银之额，而穑人之功日渐轻矣，又何怪其逐末而忘本也。故臣愿贵五谷，贱金玉，而晓然使知百谷之重，如晁错之所奏焉。则激劝化导之下，岂无力本之农矣乎？如是而谓民之有失业者，末之有也。

若夫屯政之修，盐法之理，又厚农通商之最大者，独不可讲而行之乎？臣以为法久而弊者，势也；遇变而通者，权也。故屯种之田干没于豪右，而番休之卒服役于权门，屯政之废久矣。然不曰湖山斥卤之可垦辟乎？奸豪欺隐之可没入乎？游手游食之民之可驱率乎？昔韩重黎之田振武，郭子仪之耕河中，彼岂夺诸其民者与？不过假不耕之地，而收无穷之税耳。今宜早为之。制田之见存者，履亩而正界，兵之服农者，间岁而代耕，而又时申召募之令，各与以可耕之田。则经界定而侵并之奸不肆，屯聚众而树艺之功可成。昔人谓其宽民力之最大者，正谓此也。工本之钞既难于补给，而守支之商又困于折兑，盐法之坏久矣。然不曰钱钞之用有当均者乎？输纳之粟有当复者乎？私挟私贩之令有当严者乎？昔管仲之煮山海，刘晏之斡淮盐，彼岂掊诸其民者与？不过总其权于上，而布其利于下耳。今宜定为之制，重钞法以收买余盐，而使灶有所偿，轻中纳以广招商人，而俾盐无所滞。则灶得实利而法禁可施，商有余赀而正课自溢。昔人谓其飞挽之最速者，正谓此也。不然则清查愈密而屯政愈不修，法禁愈严而盐法愈不理。辟之医者，不治其本而唯治其标，亦终必死而已矣。欲农商之两利也，胡可得哉！

以兵言之，方今边疆之地，丑虏匪茹，警报岁闻，此备之所以不严，而武之所以未振也。今皇上诚欲奋天下之武，而克壮其猷，其道无他，唯重将帅而已矣。盖将者，兵之所恃以为主也。兵一日无将则丧乱从之，乃今食廪饩而轻离其卒伍者，岂兵之皆不卫主哉？将轻故耳！我国家于沿边之地，分据以参将，专制以总兵。初非不重将也，后以承平日久而重文以轻武，于是有巡抚以辖之，有总督以统之，而文法之拘日加密矣，果安责其应敌致胜也。故臣愿重其权，专其任，而屹然使当一面之寄，如赵充国之所行焉。则委任责成之际岂无敌忾之勇矣乎？如是而谓虏之有窃发者未之有也。若夫战守之策，调练之宜，又安边保邦之最急者，独不可议而行之乎？臣以为一劳者永逸之基也，暂费者久宁之道也。夫今之虏非昔之虏矣，飚举乌集，众寡之势既殊，而狼奔豕突，险阻之地难凭，此当事者所以苦于战守之难也。然臣窃计之，举匈奴之众，曾未足以当中国之半，而卒未有能一创惩之者，其故何欤？无乃先发之谋未定，而积弱之气有未振乎？兵法曰：宁我制人，毋人制我。此劳逸主客之几也。故昔高宗之伐鬼方也，不惮于三年之久；而孔明之保全蜀也，不辞夫六出之频。彼岂好为是穷兵哉？诚以不创之于前，则后之凭陵者当未艾。而不制之于我，则彼之窥伺者日未息耳。今丑虏之猖炽既如此，而犹因循委靡，不思所以振作奋励之术，则何以成中兴之治，而保边境于无虞也哉！故臣即今之势以权战守之策，必也其先决战乎？盖必以战为守，庶可以折方张之虏，而奠不拔之基也。今之兵又非昔之兵矣，锐气消沮，怯懦既已成风，而劳费不赀，司农又复告蒉，此当事者所以病于调练之难也。然臣窃思之，即燕赵之士，固素称多慷慨之材，而卒未有能一饬练之者，其故何欤？无乃屯盐之政不举，而给饷之期有不时乎？兵法曰：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此饱馁通祛之势也。故昔孔明之讨汉贼，莫急于五丈之屯；而唐宗之夷大难，悉仰于江淮之赋。彼岂徒为是扰民哉？诚以未战而不足其食，则不可以得其心。将战而不得其心，则不可以用其命耳。今边兵之柔脆既如此，而犹苟且支吾，不思所以长虑却顾之道，则何以振维扬之武，而致殷邦之嘉靖也哉！故臣即今之时以究调练之宜，必也其先理财乎？盖必财以为养，庶可以作有勇之气，而底于襄之绩也已。不然则闻敌而破胆者，既不能战也，而何足与言守？枵腹以待哺者，既不能养也，而何可以加练？譬之养身者有七年之病，而不蓄三年之艾，亦终无得而矣。欲中外之宁谧也，胡可得哉！虽然，天下之事非知之难，而行之难。人君之道非求言之贵，而用言之贵。故知而弗行犹弗知也，求而弗用犹弗求也。

臣伏读圣制有曰：朕日夜图谋安攘之策，莫急于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欤？臣以为陛下特未实行之，而臣下亦未能实奉承之耳。果曰行之而靡效，则彼成王所以致四十年之太平、我二祖所以垂二百年之善治者，果虚语也。而抑别有要机之执，以为振举之术也哉？臣以为听言贵广也，而察之尤不可以不明；察言贵明也，而行之尤不可以不断。伏观皇祖之训有曰：内外大小官员，其言当理即付所司施行，诸衙门毋得阻滞。是言也，其兼明与断而出之者矣。故臣愿陛下奋精明之气，大明作之功。谷所当贵也，则断然以贵之，而不狃于近利之私。将所当重也，则断然以重之，而不惑于一偏之见。屯田盐法以次而举，战守调练相机而行。其始也，简众贤以使之，而不贤者弗庸；其既也，分众职以任之，而不职者必黜。贤否欲明以辨，昭然如日月之行于天，而光不可掩也。赏罚欲必以信，轰然如雷霆之鼓于天，而威不可测也。然后君宰其权，臣能其事，上作其气，下效其能。守令司民牧者，诚知重农而劳心于抚字，则国无不辟之野，而野无不耕之民者，可几也。而何游民不归农之患哉？将帅司兵柄者，诚知奋武而尽力于封疆，则士无不振之气，而国无不伸之威者，可几也。而何夷狄不率服之患哉？盖惟明克允惟断有成者，即并用而不偏，故内安中国、外攘四夷者，斯兼举而不遗，周成王之治固不得专美于前，而我祖宗之业之盛又将廓大而增光之矣。此非要机之所在，而所当振举者哉！

抑臣又有献焉。心也者，万化之原，而明与断所从出者也。使其心纯乎天理之公，而绝无人欲之私，明断固浑然而在。苟一以私蔽之，则明有时而昏；一以欲累之，则断有时而失。其何以主宰化机，而役使群动哉！宋儒范氏曰：君心唯在所养。故臣愿陛下存养省察以体其心，精知力行以强其心，广询博采以大其心，亲贤远佞以纯其心。一念之萌则曰：我其忘稼穑之艰矣乎？一虑之兴则曰：我其忘戎兵之诘矣乎？然后心无不存，而可以全明断之德，可以保安攘之功。此臣之愚忠拳拳而不已也。伏惟陛下少垂察焉，则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草茅贱士，不识忌讳，干冒天威，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评析

在明代的殿试策问中，隆庆二年戊辰科的策问试卷是不多见的一份专讲时务的试卷。策问中开卷明义，曰“君天下者，兴化致理，政固多端。然务本重农，治兵修备，乃其大者”，即君主当以重农治兵为急务。随后，连提了三个问题，即如何使人民归农务本？如何行屯盐之法？如何抵御异族侵扰？这些问题都是和现实的社会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般的只知唯四书五经之书是读，唯三皇五帝之事是究，唯先哲前贤之言是听的腐儒们，这次可能会碰上大大难题了。

但罗万化却能知难而进，较好地回答了这几个问题。

首先，对第一个问题，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今皇上诚欲驱天下之民皆力于本，其道无他，唯贵公粟而已矣。”当然，当时许多人离开了土地，所谓“游惰者多，归农者鲜”，主要是土地兼并的结果，罗万化虽没有看透这个现象的本质，但他能旗帜鲜明地提出一家之言，也能看出他还是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的。并且他还在文中对他的论点略加说明和阐释，可见他还是较有自信的。所以，从这两点上来说，他的这一回答还是圆满的。

其次，对第二个问题，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对于屯田，应进行“履亩而正界”，“间岁而代耕”的工作，也就是对于天下的土地进行清丈，对于服役士卒实行代耕。这里“履亩而正界”的措施，终于在万历六年，在全国实行，据说曾较有效地抑制住豪强地主的侵并，可见罗万化是有一定的卓见的。对于盐法，应强调“总其权于上，布其利于下”的原则，“重钞法以收买余盐，而使灶有所偿，轻中纳以广招商人，而俾盐无所滞。则灶得实利而法禁可施，商有余赀而正课自溢”。这两条措施也是较为切于时用的。

再次，对于第三个问题，他提出的对策更是详尽具体，这就是，一曰重将帅；二曰先决战；三曰先理财。如果我们较为熟知明朝的历史，就会知道罗万化的这几条建议都是较正确的。譬如，就重将帅一条而言，明朝兵制是将帅对军队无调遣权，只有临时统率权，逢战事可被皇帝委派领军出征，战事结束，归还将印，军队脱离将帅归于卫所。这样的办法虽对皇帝从军事上加强和巩固皇权有利，但是对于加强将帅的责任心和勇气却是极为不利的。故明中叶以后，边警四起，军队的战斗力却日益衰落，这不能不和将帅不被尊重有一定的关系，许多明智之士早已看出这一点，而罗万化在这里又提出这个问题，可见这是当时普遍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罗万化的对策虽然篇幅并不太长，但却句句无虚言，句句能有所指，句句能有所陈，不愧是明代殿试对策中的一篇佳文。

（苗菁）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6.14     于福州

状元罗洪先

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幼读王守仁《传习录》，极推崇王氏“心学”，故拜同村“心学”学者李中为师。嘉靖八年（1529）中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次年，因父母年老多病，辞官回乡，嘉靖十八年授拜春坊左赞善。时世宗崇信神道，不理朝政，罗洪先联合唐顺之、赵时春上疏，欲请皇太子朱载垕临朝代世宗处理大事，触怒世宗。自此，潜心学问，天文、地理、礼乐、典章、河渠、边塞、战阵、攻守，阴阳、算数无不精究。尤于王守仁“心学”多有所得，并能对其流弊有所修正。死后追赠光禄少卿，谥“文恭”。著有《念庵文集》。

策问

制曰：朕惟治天下之道不可概举，其大者在乎知人、安民二者而已。夫知人则哲，必能官而任之；安民则惠，必使匹夫、匹妇各得其所。虽然尧舜尚于此犹难，夫岂后世所能及也？朕本藩服，仰承天命，入奉大统，朝夕战兢，不遑宁处。何自即位以来，灾变频仍，旱潦相继，岁复一岁，无得不之，生民流亡，朕甚恐惧。此非朕官非其人以虐民欤？或贤与不肖进退倒置欤？或劝惩之典失其宜欤？抑为我选任者失公平之道欤？夫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非民不聊生而天垂深戒者如此何欤？至于内有盗贼之扰，外有疆埸之患，此亦以为民之害者。民为邦本，而使饥寒困苦流离死亡至于如此，邦欲安得乎？朕虽存保邦安民之念，求其所以实无一得，朕欲俾灾沴潜消，民生安堵，盗贼息，边方靖，财充而食足，不知如之何可以臻此？特进尔多士于廷，尔多士明于王道有日矣，且目睹时艰，岂无真识的见以匡我者？当悉心吐露，推衍所以于篇，朕当勉为亲览焉，勿诌勿惮，勿泛勿略，庶副朕意。

对策

臣对。臣闻帝王之致治也，有覆天下之仁而以不费为施，有周天下之智而以不劳为用。施不费而后顺时鼓舞之权行，用不劳而后宪天聪明之实尽。尽聪明者存乎诚，诚无疑矣；妙鼓舞者存乎变，变无方矣。无方而显作用于旁行，仁之发也，以天下之才尽天下之敌，得天下之故神天下之化，夫何费之有！无疑而别贤否于不遗，智之运也，以天下之公为一人之度，廓一人之度达天下之情，夫何劳之有！

是故，诚以基智，智以广仁，仁以尽化，化以格天，天顺而时，化和而理，仁广而通，智睿而辨。非夫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者，其孰能与于此！故仁而不得其要，必纷错而弥文；智而不本于诚，必穿凿而任术。弥文之弊，泛而寡效；任术之弊，察而不弘。天下之事废者多矣，是故帝王存之为湛一之本，举之为易简之善，明而先觉，惠而久大，盖其所执者要而所尚者审故也。是以天地可位，万物可育，气化太和，灾沴不作。其上下一贯之理，显微无间之机乎！

是故，仁智合德之谓圣，志气交感之谓通，天人同归之谓治。是说之不明也亦久矣。古人之言曰：上有好言之君，则下必有尽言之臣。又曰：益志广德，莫善于问；乘事演道，莫善于对。臣愚，恭遇陛下精明纳言，得其时矣，观时势之敌，究恢济之本，极理要之说，广德业之规，臣非其人也，而窃有志焉，敢不敬述所闻以对。

惟天生民不能无欲，欲之不制，乱之成也，苟非至德，大道不行。故夫德合天者谓之皇，德合地者谓之帝，兼乎三才、足以叙伦尽制者，谓之天子。故亶聪明为元后，而佑下民也作之君师。子夏问孔子以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有败，必先知之，一人而定四方者，君也。

是故，天者立君之命也，君者立民之命也。裁成之道，辅相之宜，所自成也；典礼之衷，命讨之权，必有归也。安民非君之责乎？势一而后定于义，职分而后详于仁。

是故，惟王建国，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立民极也。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以奉天道也。此则共济之义，大公之制也。官人非君之助乎？然地远则德未易遍，情异则化未易齐，求万姓之咸休至难也；听言则易于匿情，尽实则乖于广容，求九德之咸事至难也。然臣尝求之矣。四凶之恶未著也，尧不逆探其奸；元凯之善未著也，尧不责备其用。是道也，其知人之要乎？黎民敏德，在臣工之克艰；帝力不知，由百僚之师师。是道也，其安民之要乎？然而当时病其难者，思日孜孜之心，后世之弗逮，忘其有事者也。念不念之间而治忽因之，其亦可畏也哉！

仰惟陛下即位以来，务学求理，敬慎夙夜，不遑宁处，求直言以广听纳，除冗役以刬蠹害，谨鬻爵以简任使，严章法以辩优劣，其于用人可谓谨矣。免杂租以重邦本，发余帑以苏时艰，减贡献以节浮费，明冤狱以行钦恤，其于抚民可谓至矣。是宜海内兴富足之歌，天下乐有年之颂，朝著崇相让之风，郡邑尚承德之美，而休征毕集，嘉气聿畅矣。夫何近年灾故迭见？旱魃肆虐，千里相继；淫潦损苗，逾时不止；白虹示警，坤仪载震；星变上现，霾气四昏。夫天人之应自古不诬，气数之说匪经之训，故曰：圣王在上，日月不薄蚀，星辰不悖，雷发不震，雨雹不为菑，一气之流行故也。今也仰窥晷度，俯考玑衡，岂惟圣明虑之，至愚如臣亦宜疑之矣。然尝延询博访，近察远闻，而知斯民之困也。仓箱无卒岁之储，田里无口分之业，耕获未已而称贷复行，亦有收不以时，如苏轼之虑者矣。播种已施而券契辄易，亦有欲亟其死，如陆贽之忧者矣。或病于赋税之增，或困于徭役之扰，至于灾异之地，犹失抚字之方。栗烈不免于悬鹑，原野谁矜夫蒙袂，是以流离载道，转相嗷嗷，攘劫为生，益见糜败，边尘稍动，僵仆满目。夫天心之仁，靡不欲其相养以生，而民之司牧，乃忍视其转死而不救，知人之道可不重省乎哉！陛下之睿思既有以洞烛其弊矣，臣也复何所言。

伏惟圣问有曰：官非其人以虐民。臣不敢谓无是也。

盖古之仕也，禄不计其厚薄，职不计其大小，惟以尽分为贤，不以年数为限。今也上无责成之心，下有苟安之幸，善政未必行，能声未必著，累日积资自可叙迁，是安得不以利为利也。陛下有以处之乎？圣问有曰：贤与不肖进退倒置。臣不敢谓无是也。

盖古之仕也，进以实德不以空言，故静言如兜，不得长奸，有能如鲧，犹谓方命。今也听其辞说，无以证其素行，取其才艺，不复稽其道术，是安得不以不肖为贤也。陛下有以辨之乎？以劝惩言之，古之课绩也，日有日成，月有月要，岁有岁会，故不紊也。今给由之制，亦有视为文具而以情毁誉者乎？是赏罚无可考矣。以选任言之，古之进贤也，官长自举其僚属，荐辟不避乎亲故，皆以情也。今铨衡之法，亦有故遗所知而远绝嫌谤者乎？是公平有所碍矣。四患不除，则庶理不得；庶理不得，则群贤不登；群贤不登，则处置失宜，而百姓无赖。

是故，潢池多弄兵之警，沿边无固守之防。以此立国，则国运不泰；以此制民，则民纪弗宁。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言乎感应之道，察乎机缄之萌，是安得不来宵旰之忧而切多士之问也。然臣以为知致弊之由，则必有救弊之方；病化源之郁，则必有更化之道。毋亦于知人者而加之意乎？臣亦不敢为近世苟且之见，习熟之说，以负陛下之诚意，请揆其本而论之。

夫天聪明，圣时宪，古之训也。然天之聪明不可度也，有德则降祥，有恶则降殃，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因其宜而未尝有为也，各尽其才而未尝有心也。山泽之广大，污疾之藏纳，而未尝靡容也，观于天道，可以知人君之度矣。

舜为大智，隐恶而扬善，谦之受益，能虑以下人者也。圣贵改过，不保其往，诚于取善，无不可师，在协于克一而已。是故虚心以应之，下己以待之。水澄则妍媸见也，衡平则轻重自伦也。必以形迹观人，则不可以尽人；

必以法制绳人，则不可以服人。而况人心至神，无感不通，上之好恶靡不审，上之情伪靡不知。示之以诚，犹恐其渝；示之以疑，弊将安极？己未信而欲人之信己，不可得也；人弗信而欲其惟志之从，亦不可得也。今以虞度之私，而视圣人问察用中之心为何如哉？虽然，此其本也，概举其端，则教育不可不端也，选举不可不慎也，考课不可不精也。而三者之中，教育又是其大端也。

欲端教育，在于正道术之习，重师儒之贤。欲正其习，则祖训所谓一以记诵为能，卒无实用者可戒也。欲举其师，则祖训所谓必求端人正士，以为模范者可行也。敦本而尚质，先德而后艺，如是而教有不成乎！

欲慎选举，在于谨资格之弊，崇德行之科。谨资格也，则当鉴裴光庭混淆之失；崇德行也，则当用程颐荐达之议，而又止奔竞之风，重廉耻之节，如是而选有不当乎！

欲精考课，在久贤能之任，明赏罚之权。久任则杜恕所谓辟亲民长吏转为郡守，有绩则进爵加秩者，可法也；明权则傅嘏所谓君志定、国体崇，而后责其成者可取也。如是而课有不精乎！

然而，数者之要，非秉聪明之德不能行，宪天之说，无亦所当致省者乎？既能知人，则安民者举而措之耳。然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法不变则道不融，制不新则化不显。兼以时久则穷，事烦则弛，俗玩则弊，势积则屯，守其故必滞而不通，反其源斯顺而可达。是故作其倦怠，不可无劝相之道；一其趋向，不可无防范之规。刚克柔克，因人而施者也；尚质尚忠，与世相成者也。此可以观时矣。时未至而求之太骤，则易至于用智；时已至而行之无渐，亦不谓之适宜。故观其会通，顺其酬酢。以为当官之法，固可尽其才能；以为责效之期，尤当易于底绩。今习于惰逸，昧于物情，执一定之迹，应无穷之变，岂所以振皇纲而宣德意者乎？

虽然此其本也，概举其端，则东南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西北有可耕之地而无其法。旷土隙田之未治，晁错之所忧也；凿源灌渠之有法，召信臣之所行也。臣又闻因旱得雨，而皇祖犹悯其伤苗，乃免田租。今则善政置诸废阁多矣，无亦以实意行之乎？西陕告饥请粟，而皇祖倍其赉予，且令速发。今则虽有急请，稽延岁时久矣，无亦以便宜处之乎？田无定分，贫富不均，略为检制可也。赋有巧算，虚实莫究，加以清量可也。禁多靡之风而民自足，黄霸之惠政也；豫储蓄之举而岁不饥，朱熹之良规也。然而数者之要，非达变易之宜，不能行顺时之说，无亦所当致省者乎？顺时而不悖，则贤才无掣肘之虞；任人而不疑，则闾阎有切实之效。遂饱暖安逸之欲，而无饥寒，盗贼何从生乎？盖不但龚遂之治渤海也。得抚绥攻战之宜，而无败衄，外侮何由至乎？盖不但如充国之在湟中也。生之有道，用之有节，积之有备，取之有制，财用足而衣食富，又不必刘晏之取予而后为善计也。又何患于天心之不格，灾患之潜消哉！

然，圣问于终篇尤有明于王道真实的见之说，以启愚臣之尽言，而且戒谄畏之弊，臣有以知陛下求治理之切，广谋猷之陈，上嘉下乐之情至矣，臣复何顾忌而不终其义哉！

盖闻祖训有曰：一民未安，犹为未仁；一念未诚，犹难格天。又曰：人情遇祥则有骄心，遇灾则有惧心，惧则戒心常存，或皆蒙休矣。

呜呼，其殆天人之交，始终之义，安危倚伏之机乎！今陛下遇灾而惧，因变而警，归过于己，加念于民，是心岂有二哉！此皋陶所谓兢业万几者也，寅恭和衷者也，是知人、安民之大原也，万古虚灵不昧之天德也。今之灾变即潜消也，此心之敬戒无时可止息也。

孔子曰：为政在人，修道以仁，仁也者，即今日敬戒之真心也。是心也，天得之以情，地得之以宁，圣人得之能使天下和平。是故无有内外，无有远近，浑然与物同体者也，准则变化，皆由此出。清明在躬，可以一贯，谁则无之？难乎其纯耳。圣人之学，以纯其心者也，加以意必，即非此心，加心固我，即非此心，其得其失，不假外求匪思匪为，乃所自得。

是故，静而养之而未始有物，实渊深也；动而慎之而未始不定，实溥博也。故一念之觉即为诚，一念之放即为伪，达于此为大智，决于此为大勇，而饰外之累不足惑之矣。顺之而运用也，乃为周流之妙，失之袭取也，乃为执方之行，而似是之非不足动之矣。以此修己，中有主而不杂于二三；以此亲贤，任必专而不疑于可否；以此为裁事宰物之柄，则拟议而不穷；以此为事天治民之本，则精明而不懈。学不知心，难言穷理，不能穷理，何以泛应！此一贯之旨也，千圣之传也，百世之经也，愚臣终身学之而未能者也。

程子言告君之贵诚也，犹钟之音系所感而应也。张子言曰：试言乃事君第一义，岂可有欺！臣之微诚何足为献，然亦不敢妄举以陷于自欺，刍荛之虑有补万一，亦大圣之所不弃也。惟陛下审择而力行之，不胜幸甚。臣谨对。

评析

嘉靖八年的殿试，皇帝制策问以“知人”、“安民”之道，这实际上是有所针对而发的提问。

因为从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以来，如他在策问中所言“灾变频仍，旱潦相继，岁复一岁，无处无之”。

嘉靖元年七月，南京暴风雨，江水涌溢，拔树坏屋，漂没船只；凤阳、扬州、庐州、淮安等府同时大风雨雹，河水泛涨，毁坏房屋，人畜死者无算。

二年，两畿、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及嘉兴、大同、成都均旱，赤地千里；南畿又遭大水，江淮都溢，淮、扬、邳、徐等府房屋田地大都被淹。五年，徐、沛河溢，坏丰县城。六年，黄河连年北溢，沛县以北运河阻塞，遂自兰阳北之赵皮寨引水南流，东经宁陵、夏邑至宿州离桥，出宿迁小河口。

同时，各地民变不断，自嘉靖元年到八年，先后有广西周克亮矿徒起义、山东王堂矿徒起义、文莱蔡猛三起义、大同兵变、广东瑶民起义、山西陈乡起义等等。世宗登基的初年在政治上曾作了一些适当的改革，先后实行了减轻租银、整顿赋役以及抑制宦官、裁撤锦衣卫校尉等等措施。更重要的是勘查了皇庄和勋戚庄田，把一部分土地退还农民。但是嘉靖皇帝却不能善始善终，他阅览奏疏的时间逐渐减少了，遇事不愿多动脑筋，也懒得与阁臣议事。

接下来，他开始出入教坊诸司，迷醉于乐工、舞女精湛的技艺表演。再后来事情就有些严重了，即位之初纳谏如流的情景很少再现，锦衣卫、监局里的冗员开始增加，封爵世宗之风又有所抬头……正如嘉靖二年南京礼部尚书秦全上疏所言，嘉靖皇帝有“七不如初”：诏令不能如初，任贤不能如初，慎名器不能如初，谨国法不能如初，恤民瘼不能如初，崇正道不能如初，啬精神不能如初。嘉靖皇帝在一天天腐化堕落下去。

由此，就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吏治腐败，政治昏暗，点滴的改革又都成为了泡影，社会的危机又一天天加剧。嘉靖皇帝虽仍然嬉戏、奢侈，但却不能不有所警觉，他坦白地向临策会试的举子们提出了如何“知人”、“安民”的问题。

罗洪先在回答策问时，以“知人之本在于诚，安民之本在于仁”为立论根本，尤其推崇纯心，认为是“知人、安民之大原”，这也是有其原因的。

朱明王朝在立国之初极力提倡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作为封建统治思想。朱元璋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他做皇帝，就是“行先圣之道”（《明太祖实录》卷26）。朱棣曾令撰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儒家书籍，广为传播。

在明朝统治者的倡导下，嘉靖以前，程朱理学在官僚士人当中十分流行，成为统治阶级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但明中叶后，政治腐败，世风日下，民变纷起，统治者所崇奉的程朱理学已不能束缚人民的思想，于是王守仁的“心学”兴盛起来，以补救理学的无能。

王守仁在治学方面继承南宋陆九渊的“心即理也”的学说，也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他反对程朱理学所承认的心外之理，这种心外之理在当时已被看作封建道德的准则。他认为理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也不是圣人所能制定的，而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所以他说“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非物理矣”（黄宗羲《明儒学案》引《传习录》）。

王守仁把这种存在于每人心中的理叫作“良知”，而主张人人“致良知”，于是程朱理学用以维护封建秩序的道德准则，又被王守仁移植到每个人的心中，使它在人心中生了根。

在明代中叶阶级斗争更为尖锐的情况下，王守仁把三纲五常这些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心所固有的东西，不是统治者强加于人的，那么人人就自然应该遵守这些封建道德，因此它更能直截了当地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它一出笼，就得到许多土大夫的赏识。

罗洪先在15岁时，便曾拜读过王守仁的代表作《传习录》，极为推崇王氏“心学”。他潜心研究王守仁的“心学”，成为王氏“心学”的重要传人。他赞同王守仁的“致良知”的说教，要求人们用自心去体悟他认为原本就存在于自心中的伦理说教。所以，他应对中的主张，实是他所倡导的“心即理”、“致良知”等“心学”理论的演绎。

问以政治实务，答以玄妙心学，这是这篇时务对策的一大特色。

（苗菁）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6.14     于福州

——成化二年（1466）丙戌科状元罗伦

罗伦（1431—1478），字彝正，号应魁，人称一峰先生，永丰人。出身农家，谦让温和，发愤读书，于成化二年（1466）参加殿试，高中榜首，钦点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因上疏言事，得罪当朝，外放为福建市舶司副提举。因商辂上谏，罗伦才官复原职，改任南京。后因病归乡，死时年仅48岁。赠右谕德，谥文毅。有《一峰集》传世。

策问

制曰：朕惟古昔帝王之为治也，其道亦多端矣。然而有纲焉，有目焉，必有大纲正，而万目举可也。若唐虞之治，大纲固无不正矣，不知万目亦尽举欤？说者谓汉大纲正，唐万目举，宋大纲亦正、万目未尽举。不知未正者何纲？未举者何目？与已正、已举之纲目，可得而悉言欤？

我祖宗之为治也，大纲无不正，万目无不举，固无异于古昔帝王之治矣。亦可得而详言欤？朕嗣承大统，夙夜拳拳，惟欲正大纲而举万目，使人伦正于上，风俗自于下。百姓富庶，而无失所之忧；四夷宾服，而无梗化之患。薄海内外，熙然泰和，可以增光祖宗，可以匹休帝王。果何行而可，必有其要。

诸士子学以待用，其于古今治道，讲之熟矣。请明著于篇，毋泛毋略，朕将亲览焉。

对策

臣对。臣闻天下之大位，必致天下之大治；致天下之大治，必正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本，必务天下之学。尧舜禹汤文武之位，天下大位也；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天下之大治也；尧舜禹汤文武之心，天下之大本也；尧舜禹汤文武之学，天下之大学也。有其学然后能正其心，有其心然后能致其治，有其治然后能保其位。治也者，帝王保位之良图；心也者，帝王出治之大本；学也者，帝王正心之要道也。古先圣王知其然，是以尧学于君畴，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汤学于成伯子，文王学于时子思，武王学于郭叔。其所以精一此学，维持此心者，无不至也。故德泽加于当时，声名垂于后世，功高天下，明并日月，而不可及也。

自汉而唐而宋，其间，英君谊辟，非不欲致治如唐虞三代；志士仁人，非不欲致君如二帝三王。然寥寥千载，未有一二庶几乎此者。或君有可学之资，有欲学之志，而不遇其臣。如汉高之于萧、曹；太宗之于房、杜，神宗之于安石，是非其君之罪也。或臣有匡国之才，有格君之学，而不遇其君。如贾、董之于汉，陆贽之于唐，二程夫子之于宋，是非其臣之罪也。

此君臣相遇，自古为难，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愤叹，而不自己也。此汉之所以止于汉，唐之所以止于唐，宋之所以止于宋，而不能唐虞三代者也。

臣每观前史，见君有向道慕学之心，而臣不能成之，则悲其臣；臣有匡国致君之学，而君不能用之，则悲其君。陛下继祖宗列圣之位，即尧舜禹汤文武之位也；天纵聪明之资，即尧舜禹汤文武之资也。治已至矣，犹以为未至；德已盛矣，犹以为未盛。乃于万几之暇，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首询唐虞三代，下逮汉唐宋诸君，拳拳欲正大纲，举万目，以明人伦，以厚风俗，以富庶百姓，以宾服夷狄，以增光祖宗，以匹休帝王。臣有以知陛下此心，即尧舜禹汤文武之心也。陛下之有此心，非特臣之幸也，天下之幸也。臣敢不以尧舜禹汤文武之学，为陛下勉哉！

昔范祖禹上《帝学》八卷，以为自古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推原其故，由人主未字也。朱熹将入对，或曰：“正心诚意之说，上所厌闻。”曰：“某平生所学者在此，若有所回护，是欺君也。”陛下有志于唐虞三代之治，而无汉唐宋诸君之失，固无不学之心，亦非厌闻正心诚意之说者，臣敢不以平生所学者告陛下，而自陷于欺君之罪哉！使愚臣于此，犬马之诚未尽，刍荛之见或隐，上负朝廷，下负所学。臣恐后之悲今者亦无异于今之悲昔也。臣请因圣问而毕言之，陛下试垂听焉。

臣闻道之大原出于天，是道也，极于至大而无外，入于至小而无内。语其大也，则为父子，为君臣，为夫妇，为朋友，为长幼之伦，若网之有纲，所以根抵乎人心，纪纲乎世道，乃天地之常经，所谓为治之大纲也。语其小也，则为礼乐，为刑政，为制度，为之具，所以扶持乎三纲，经纬乎国体，乃古今之通谊，所谓为治之万目也。是道之纲，非吾心主宰之，则无自而正；是道之目，非吾心维持之，则无自而举。此心也者，所以主宰乎吾身，而为正大纲举万目之根本也。心虽主宰是纲，非学有所惑，纲何从而正？心虽维持此目，非学则有所蔽，目何从而举？此学也者，又所以正其心，而为正大纲举万目之要务也。大纲不正，固不可以言治；万目不举，亦非尽善之道也。故古者帝王之治，其道虽多端，然必大纲既正而万目兼举。

若尧之肇唐，舜之起虞，禹之创夏，汤之建商，文武之造周，皆不能外乎此也。在尧之时，亲睦九族，以广爱敬之恩；僖降二女，以正闺门之礼；馆甥二室，以厚朋友之伦。尧之大纲无不正也。

在舜之时，底豫瞽叟，而父子之位定；克谐傲象，而兄弟之化成；刑于二女，而闺门之仪肃。舜之大纲无不正也。

钦若昊天，历象授时，命羲仲以秩东作，命羲叔以佚南讹，命和仲以乎西成，命和叔以在朔易，命鲧以治洪水，命四岳以明扬侧陋。允厘百工，庶绩咸熙，万目之举于尧何如也？察卜璿玑以齐七政，举祀礼而观者侯，命四岳以明四目、达四聪，命十二牧以修内治、服远人，命禹以宅百揆，命契以敷五教，命皋陶以明五刑，命伯益后夔以作礼乐，命龙以作纳言。四方风动，庶政惟和，万目之举于舜何如也？唐虞之大纲无不正，万目无不举如此，岂徒然哉。

本于尧舜之心，惟务大学，以正其大本也。不贪淫欲，不嗜玩好，而允执其中，尧之学也；罔游于逸，罔淫于乐，而允迪厥德，舜之学也。使唐虞之君，不事乎此，则学有未正，而大本未立矣。纲何自而正，目何自而举乎？

其在禹也，典章之率由，彝伦之攸叙。其在汤也，旧服之既缵，人纪之肇修。

其在文武也，麟趾以厚公族，棠棣以燕兄弟，鹿鸣以燕群臣，樛木思齐以严阃教，故其子孙成敬承继禹之道。或布德徙禹之迹，或率乃祖攸行，或监先王成宪法，或笃故正父，或对扬光命，或率德以盖前人之愆，或脱簪以辅中兴之盛。此三代之所以正大纲也。

其养也，夏以贡，商以助，周以彻焉。

其教民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焉。

其制刑也，夏有禹刑，殷有汤刑，周有祥刑焉。

其建官也，夏商官倍，亦克用义；周人六典，阜成兆民焉。

其作乐也，禹作大夏，汤作大濩，武作大武焉。其正朔也，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焉。

其习尚也，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焉。成目之举于三代何如也？三代之大纲无不正，万目无不举如此，岂徒然哉！本于禹汤文武之心，惟务大学，以正其大本也。祗台德先，不自满假，懋昭大德，不殖货利，禹汤之学也。不盘游政，缉熙敬止，不作无益，克慎明德，文武之学也。使禹汤文武不事乎此，则学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纲何自而正，目何自而举乎？此尧舜禹汤文武惟务天下之大学，以正天下之大本，所以能致天下之大治。

三代而下，汉、唐、宋诸君，虽有天下之位，而不能务天下之大学，所以天下之大治卒不能致也。汉就高祖言之，如发义帝之丧，戮丁公之叛，庶乎明君臣之义；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庶乎全父子之恩；立白马之盟，定同姓之封，庶乎广昆弟之爱。故继世之君，子不敢叛其父，弟不敢戕其兄，嫂不敢驾其夫，臣不敢专其君。岂不由高祖之作则乎，此其大纲可谓正矣。然其养民也，阡陌之坏未久，而井田之制不复；郡县之废未久，而封建之制不复。

其教民也，焚坑之祸未久，而学校之制不复；五礼六乐之废未久，而礼乐之制不复。此其万目未尽举也。然兄弟之不容，昉于戛羹之锡封；夫人之同席，作于戚姬之见宠。大将之见杀，兆于韩彭之菹醢。先儒谓汉之大纲正，以臣观之，汉之大纲亦未尽正如唐虞三代也。汉非惟万目未尽举，而大纲亦未甚正者。以其或不事诗书，或溺于黄老，或杂于刑名，或荒于神仙，而圣学也杂。圣学之既杂，而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纲之未尽正、万目之未尽举哉！唐就太宗言之，胁父臣虏，逼夺神器，媚武才人，闺门之礼何在？故继世之君，子叛其父，嫂驾其夫，弟戕其兄，臣专其君，岂不由太宗之作俑乎？此其大纲可谓不正矣！

然设府卫兵之法，仿佛古人寓兵于农之意；设租庸调之法，仿佛古人用一缓二之意；设殿最以考绩，仿佛古人黜陟之意；设覆奏以审刑，仿佛古人钦恤之意。此其万目可谓举矣。然法令之行，比之先王未纯也；田畴之制，比之先王未备也；学校之教，比之先王未盛也；礼乐之具，比之先王未修也。

先儒谓唐万目举，以臣观之，唐之万目亦未尽举，如唐虞三代也。唐非惟大纲未尽正，而万目亦未尽举者。以其或蔽于异端，或荒于游畋，或锢于女色，或甘于小人，而圣学也怠。圣学之既怠，则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纲之不能正、万目之未尽举哉！

宋就太祖言之，其厚兄弟也，金匮之书，千古不磨，神器之重，一朝脱屣；其厚勋旧也，杯酒解柄，终全勋名，雪夜再幸，不改殊恩；其待臣下也，鞭扑不行于殿陛，骂辱不及于公卿；其严阃范也，内言不出于外，私恩不害于公。故继世之君，持盈守成，家庭之间，虽不能匹休乎麟趾之盛也，而操戈之事则未闻；闺门之内，虽不能齐美乎关睢之化也，而聚麀之耻则未有。此其大纲亦云正矣。然制度颇因五代之旧，不能复先王之制。劝课农桑，美则美矣，视三代养民之制何如？修广学校，盛则盛矣，视三代教民之制何如？礼乐分诸儒之喙，视三代制礼乐之遗意何如？兵财由朝廷之制，视三代制兵财之遗法何如？以至赋吏之戒不严，败军之法不立，设官之制太冗，任子之恩太滥，此其万目之未尽举也。

先儒谓宋大纲正、万目未尽举，以臣观之，黄袍加身，未免来人之公议；烛影避席，未免起人之疑心；德昭之死，未免不厌夫众心；郭后之废，未免有疵于盛德。则宋之万目固未尽举矣，而其大纲亦岂其正乎？宋之诸君见于行事如此，虽曰夜分观书，未免徒侈乎虚名；虽曰炎暑谈经，未免不关于实践。圣学既有不实，则大本不立矣。其大纲之未甚正，万目之未甚举，又何怪其然？故汉唐宋所以不能致唐虞三代之治，皆由大学之不讲，大本之不立故也。

我太祖高皇帝龙飞淮甸，混一区宇，心尧舜禹汤文武之心，而大立以立；学尧舜禹汤文武之学，而大学以明。故以其大纲之正言之，观其祭毕便殿，泣下不止，遣祭皇陵，哀感不胜，则我太祖之圣孝，亦虞舜之大孝、武周之达孝也。观其剖符锡壤，建封诸王，上制国家，下安生民，则我太祖之亲睦，亦虞舜之敦睦九族、周武之时庸展亲也。观其申明五常之说，则与唐虞之敦典庸礼、商周之建中建极同一揆也。观其君臣同游之言，则与唐虞之都俞吁咈、商周之左右笃棐同一意也。大纲之正，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以其万目之举言之，则法井给民之言，户知丁业之戒，与古人重农之意相出入也。学校教民之政，乡饮励俗之礼，与古人立教之意相表里也。内设六卿以总制天下，外设布政司以为四方之耳目，则其治官之意，庶几古人之六卿、九牧相唱和也。兵部帅府，相维于内，而将帅无偏重之势；布按都司，相制于外，而藩镇无专恣之患。则其制兵之意，庶几古人之司马徒相统属也。命牛谅以制礼，则斟酌先王之典，以还中国之旧；命陶凯以制乐，则务宣和平之意，而屏亵慢之习。万目之举，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列圣相承，心太祖之心，学太祖之学。圣德日新，而无不正之纲；圣化日广，而无不举之目。然法久则弊自生，世久则俗自降。故人伦有不明，风俗有不厚，而我祖宗之纲目渐以乖张；百姓有不富庶，夷狄有不宾服，而我祖宗之纲目渐以沦敔。

陛下嗣承大统，于兹三年，夙夜拳拳，惟此之虑。陛下此心，即尧之兢兢、舜之业业、禹之孜孜、汤之栗栗、文之翼翼、武之无贰之心也。然自即位以来，躬行大孝以先天下，已有意于明人伦，而人伦至今有未明；斥去邪佞，禁制奢侈，已有意于厚风俗，而风俗至今有未厚；躬耕藉田，蠲免租税，已有意于富庶百姓，而百姓至今有未富庶；简练将帅，严饬边备，已有意于宾服夷狄，而夷狄至今有未宾服。陛下有尧舜文武之学有未至乎？何其心之拳拳，而效之邈邈也。臣请为陛下熟言之。以陛下望道之切，求治之笃，必愤发于中，忧形于色，而拳拳之诚，盖有所不能止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行于上，而行于朝廷者也；未有不行于朝廷，而行于天下者也。

以人伦言之，今公卿大臣，虽轩墀之内，有霄壤之隔。是非不及于面谕，则腹心无所托，而下情不得以上达。可否惟出于内批，则耳目有所蔽，而上心不得以下究。何有乎君臣相亲之义也？

陛下诚能体手足腹心之义，略崇高贵重之势，召见不时，咨访非一，使愿输忠悃者得以献其诚，伪为蔽欺者无以施其诈，则君臣之化行于下，而无有不厚者矣。闾阎小子，忍尽害理，生则私妻厚子，别籍异财，曾夷狄之不如；死则食稻衣锦，火葬水瘗，曾禽兽之不若。何有乎父子相爱之恩也？

陛下诚能望陵兴哀慕之悲，致养勤定省之诚，公卿守终制之典，士夫严匿丧之禁，则父子之化行于下，而无有不亲者矣。隔形体而分胡越，弟或戕其兄；同门户而设藩篱，幼多贼其长。何有乎兄弟之恩也？

陛下诚能厚同气之恩，广友于之爱，严犯上之律，敦敬长之风，则兄弟之化行于下，而无有不爱者矣。妾媵无数，庶人僭公侯之分；婚姻论财，中华行夷虏之风。何有乎夫妇之道也？

陛下诚能则关睢之化，正闺阃之礼，申明婚姻之式，定著妾媵之数，则夫妇之化行于下，而无有不正者矣。所贪者利禄，谁同心而相求？所附者权势，谁同道而相益？落水下石者纷如，贻书谏诤者寂若，何有乎朋友之道也？

陛下诚能近君子之朋，远小人之党，黜排陷之奸，奖协恭之正，则朋友之化行于下，而无有不善者矣。人伦之明于上，非务学不能知。臣愿陛下拳拳圣学以正大本，急求所以明人伦之道，则人伦庶乎可明，无异于唐虞三代也。以风俗言之，朱扉一开，燕雀骈集。谀佞诡随者，名之曰变通缄默自便者，目之曰忠厚；直言正色者，非之曰骄激；操心持节者，刺之曰干名。此士夫之风丧也。

陛下诚能塞奔兢之门，杜谄谀之口，奖名节之士，张正直之气，则士夫之风振矣。庶人帝服，倡优后饰。雕梁画栋，惟恐其不华；珍馐绮食，惟恐其不丰；锦绣金玉，惟恐其不多；侏色俪音，惟恐其不足。此奢侈之风盛也。

陛下诚能躬节俭之实，抑浮靡之费，重僭逾之罪，定上下之等，则奢侈之风降矣。典学校之教者，尸虚位而无实行；由科贡之途者，饰虚名而乏实才。此学校之风衰也。陛下诚能重师儒之任，使无实行者不得以滥叨；严科贡之选，使无实才者不得以幸进。则学校之风兴矣。珠宫梵宇，照耀云汉；秃首黄冠，充塞道路。此道、佛之风盛也。

陛下诚能鉴梁武、宋宗之失，斥祸福、报应之论，惟崇乎正道，不惑于邪说，则道、佛之风熄矣。苞苴一入，贱可使贵；贿赂一通，滞可使达。黩货载归，闾里称庆；琴鹤相随，妻子怨谤。此贪黩之风炽也。陛下诚能综核名实，督行劝惩。廉介者必彰而不隐，贪墨者必诛而不赦，则贪黩之风止矣。风俗之厚于上，非务学不能知。臣愿陛下拳拳圣学，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厚山俗之道，则风俗庶乎可厚，无异于唐虞三代也。

以言夫百姓之失所，则征求其锱铢，而尾闾于异端之奉；苛敛至于毫发，而漏卮于宠幸之费。此吾民之困于赋敛者可恤也。

征舸贡舰，动连千夫；工匠兴抬，延及数户。此吾民之困于征役者可恤也。田连阡陌，利累羊羔；家鸡犬豕，惟其所啖。此吾民之困于豪家巨室者可恤也。

囊帛赢金，饫鳞醉酖；市虎门妖，恣其所欲。此吾民之困于贪官、黠吏者可恤也。劫掠践蹂，鸡犬一空；胁持抑逼，肝脑涂地。此吾民之困于兵戈、盗贼者可恤也。

父食其子，夫鬻其妻，壮者散于四方，老弱转于沟壑。此吾民之困于饥馑、流离者可恤也。

百姓之失所，固可恤矣。然恤之道焉，大要在于重守令，急务在于节财赋。守令者，民之父母。守令不重，则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豪猾由此而横，盗贼由此而起。财赋者，民之命脉。财赋不节，则以一而科百，因十而敛千，赋敛由此而苛，征役由此而滥。

欲重守令，在于慎选科贡，疏理监胄，严励风纪，精立选法。欲节财赋，在于简阅军士，沙汰冗官，杜抑私爱，斥绝异端。科贡既慎，则专图侥幸者不得以幸进；监胄既理，则苟延岁月者不得以幸选；风纪既严，则贪淫无状者不得以幸存；选法既精，则政绩不闻者不得以幸迁。而守令自重矣。军士既阅，则老弱无能者不得以幸食；冗食既汰，则备员充位者不得以幸禄；私爱既杜，则贵戚近习之属不得以幸赐；异端既斥，是佛老怪诞之徒不得以幸干。而财赋自节矣，何患百姓之不富庶哉！百姓之富庶，非务学不能知。臣愿陛下拳拳圣学，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富庶百姓之道，则百姓庶乎可富庶，无异于唐虞三代也。

以言夫夷狄之梗化，则虏骄于北，羌黠于西，变诈之不测，侵掠之无常。驱之则不足于兵，守之则不足于食，此西北之夷寇可虑也。阻山川以为固，结流民以为援，神出鬼没，蜂屯蚁聚，此荆襄之夷寇可虑也。丹崖千仞，青壁万重，攻之则虑险，守之则废财，此两广之夷寇可虑也。围聚山岩，浮游乡邑，我进则彼去，我退则彼来，此川蜀之夷寇可虑也。

夷狄之梗化，固可虑矣。然服之有其道焉。大要在于修内治，布恩信；急务在于选将帅，足兵食。内治不修，则根本不固；恩信不布，则人心不服；将帅不选，则敌人不畏，士卒不附；兵食不足，则士气不振，众心不守。

欲修内治，在于戒逸乐，足民用，任君子，退小人；

欲布恩信，在于宥胁从，绥降款；欲得将帅，在于收人望，专委任，戒欺阙；

欲足兵食，在于广屯田，增士兵。逸乐既戒，则主心日正；民用既足，是邦本日固；君子既任，则君策日陈；小人既退，则奸弊日消；胁从既宥，则叛乱日怀；降款既绥，则归附日众；人望既收，则将材日至；委任既专，则将士日奋；欺罔既戒，则赏罚日明；屯田既广，则储蓄日富；士兵既增，则兵力日振。何患夷狄之不宾服哉？夷狄之宾服，非务学不能知。

臣愿陛下拳拳圣学，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宾服夷狄之道，则夷狄庶乎可宾服，无异于唐虞三代也。

嗟乎！陛下拳拳于唐虞三代之治，而臣拳拳勉陛下以唐虞三代之学者。诚以纲之未正，臣不忧也；万目之未举，臣不忧也；人伦之未明，臣不忧也；风俗之未厚，臣不忧也；百姓之未厚，臣不忧也；夷狄之未宾服，臣不忧也。

臣之所忧者，陛下大本虽已至矣，或不能如尧禹汤文武之光明；陛下大学虽已讲矣，或不能如尧舜禹汤文武之精一！陛下由臣之言，持拳拳图治之心，致拳拳为学之力，如尧舜，如禹汤，如文武，则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妖艳之色，淫哇之声，不足以荡此心；便辟之言，侧媚之态，不足以尽此心；沈湎荒淫，盘游之事，不足以荒此心；华丽珍怪奇异之物，不足以侈此心；神仙佛老异端之说，不足以惑此心；土木刑名征伐之类，不足以蛊此心。而大本立矣。

大本既立，由是大纲可正，万目可举。人伦由是而可明，风俗由是而可厚，百姓由是而可富庶，夷狄由是而可宾服，薄海内外由是而可熙和，宗庙社稷由是而可保安，神器由是而可康宁，圣寿由是而可永延，列圣由是而可增光，帝王由是而可匹休。而汉、唐、宋诸君不足以望陛下之下风矣。

若大本不立，则虽疲精惫神，以正夫大纲，以举夫万目，以遂数者之效，而快陛下之心，亦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无可为者矣。此臣所以拳拳欲陛下从事于学也。然臣之所谓学者，非稽同合异以为博也，非钩深致远以为奇也，非缡章绘句以为美也。臣之所谓学者，即大学之道也。是学也，即尧舜禹汤文武之学也。其目有八，而各有其要。平天下之要，在于治国；治国之要，在于齐家；齐家之要，在于修身；修身之要，在于正心；正心之要，在于诚意；诚意之要，在于致知格物。宋儒演绎其义，以进告其君曰：齐家之要有四，曰：重匹配，严内治，定国本，教戚属；修身之要有二，曰：谨言行，正威仪；诚意正心之要有二，曰：崇敬畏，戒逸欲；致知格物之要有四，曰：明道术，辨人才，审治体，察人情。

是书也，乃千圣之心法，万古之成规，致治之良图，保邦之大道。陛下必拳拳于此，昼而诵之，夜而思之，亲近儒臣，问质疑义。

毋徒应故事，毋徒闻于耳而不识之于心，毋徒德于人而不践之于己，毋徒勤之于始而或怠之于终，毋徒讲之于百辟云集之时，而即弃之于宫阃深严之地，毋以朝夕而有间，毋以寒暑而有辍。

或摘其要语而列之于屏障，或参以祖训而铭之于座右。考之于经，证之于史。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治，以之而安，以之而盛，以之而寿，即惕然以省之曰：吾今日之所行，有合于此者乎？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乱，以之而危，以之而衰，以之而夭，即惕然以省之曰：吾今日之所为，有类于此者乎？念念在此，念念之外无他念也；事事在此，事事之外无他事也。如此然后可谓之拳拳矣，如此然后所存必正心、所出必正言、所行必正道、所亲必正人，如此然后身无不修、家无不齐、国无不治、天下无不平也！

嗟夫，人主之心，未尝不好治而恶乱也，好安而恶危也，好盛大而恶衰也，好寿而恶夭也。然治常少，乱常多；安常少，危常多；盛常少，衰常多；寿常少，夭常多。往往违其所好，而蹈其所恶！夫岂其本心哉！以其不能拳拳于学，而陷于不知故也。如人之疗病，未尝不爱其生，而卒至于死。亦岂其本心哉！以方书不熟，而用药不精故也。方今天下大势，如人受重病，非不枵且大形犹人也。然内自腹心五脏，外达四肢百骸，无一毫一发不受病。有识者以为寒心，而庸医委之曰安。病者不悟其非，和之曰吾无病也。

昔扁鹊见齐桓侯曰：“君有疾，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如是者三，扁鹊见齐桓侯而走。后五日桓侯疾作，召扁鹊，鹊已逃去。

臣愿陛下以本心为元气，以贤良为明医，以古圣贤经史、祖宗宝训之言为古方、为药石，惧病之将深而豫治之，信任明医，熟察古方，深究脉理，精择药石，节嗜欲，慎防护，日调其元气，急寻其病根之所在而刬除之。则元气日固于内，邪气不攻于外，而百病自消，天年自固。何忧不如尧舜，不如禹汤，不如文武者乎？及今犹可为也，失今不为，臣恐扁鹊望之而走矣，虽噬脐无及也。唐虞三代与我祖宗列圣之大纲无不正，万目无不举，元气本固，客邪难人，病无自而生也。汉、唐、宋诸君，或大纲正而万目不举，或万目举而大纲不正，元气未固，客邪易奸，随病而施药者也。

自唐虞而一代，自三代而汉唐宋，用是道则治，不用是道则乱；用是道则安，不用是道则危；用是道则盛，不用是道则衰；用是道则寿，不用是道则夭；用是道则延长，不用是道则短个。然则是道也，乃世道治乱之所系也，社稷安危之所关也，风俗盛衰之所由也，人主寿夭之所本也，国祚短长之所在也。陛下可不大警于心乎？

《易》曰：“正其心，万事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董仲舒告武帝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臣愿陛下加意于臣之言，毋如武帝不加意于仲舒之言也。苏轼对神宗曰：“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如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如丘山。”今天下，不可谓无事矣，臣愿陛下不视臣言如鸿毛，而视臣言如丘山，则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臣俯拾刍荛，上尘天听，不胜战栗之至。谨对。

评析

罗伦的这篇文章的特色是相当多的。

一是篇幅较长。一般明代的殿试对策文章大都在2000-4000字之间，而罗伦的这篇对策却有万余言，这在当时是较为罕见的。试想，一日之中，上有高官甚至皇帝威坐监考，下有吏员巡回检查，气氛自然紧张；一纸之宽有限，必须用工笔一笔一划地写满蝇头正楷，且不能有涂抹删改的地方，而且格式还须完全正确，要求当然严格；一人一桌，身边无资料，周围无商量，全凭平日苦学之积累，功夫要非一日。洋洋洒洒，文不加点；滔滔汩汩，不能自己。这种驾驭大篇巨制的功夫确实令今人折服。

二是颇有气势。作者以居大位必致大治，致大治必正大本，正大本必务大学为全篇之总摄，然后一以贯之，“溯唐虞迄昭代，上下数千载”，顺承而下，次第言之，“凿凿如日中天，总大纲，悉万目，进退数百王，历历如指诸掌”。气蕴充沛，如水之决堤，轰然而下，排山倒海，略无阻隔，条理舒畅，如书生剧谈，抵掌挥尘，指点江山，考评得失，意气飞扬。文章之承接、转合处，浑然无迹，不觉有斧凿雕饰之象；文章之铺排、夸饰处，水到渠成，不见其人工精炼之痕。奇偶相间、排比叠用，使文章节奏起伏、张弛适度；譬喻巧设、色彩纷呈，使文章绚丽多姿态、形象感人。如此极有气势与文采的对策文章在明代状元卷中确实罕见。

三是极有胆识。策问中只是称“欲正大纲而举万目，使人伦正于上，风俗厚于下。百姓富庶，而无失所之忧。四夷宾服，而无梗化之患。薄海内外，熙然泰和，可以增光祖宗，可以匹休帝王”，却对时弊只字不谈。但是罗伦却极有勇气，在文中列举了大量的现象，对现实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当今天下有四大弊端，即“人伦不明”，“风俗不厚”、“百姓至今有未富庶”，“夷狄至今有未宾服。”而在这四大弊端中，作者所谈到的种种情况也都是十分真实和深刻的。最后作者把产生这四大弊端的原因直接归于帝王身上，认为这是其“不能拳拳于学，而陷于不知故也”。文中用大量的篇幅来直接批评现实，这在明代状元卷中是不多的，而且这种批评又是十分大胆、丝毫不留情面的，这在明代状元卷中也是少见的；而且这种批评又是极其深刻、富有洞察力和卓见的，这在明代状元卷中更是少有的。像这样的文章才应算是真正的时务对策。

总之，这是明代状元卷中屈指可数的佳作，诚如李西涯所评“梅溪、文山而后，不多得矣”。

（苗菁）

明初，状元对策，皆经阁老笔削或自删润，然后入梓。独罗伦一策，未尝改窜一字。盖（罗）伦自掇魁之后，以言忤旨外调，而阁老亦畏其劲直，不敢改削其言也。

初，（罗）伦会试五策，五千余言。泰和尹直原取为会元。主考刘主静。循吉名主经，遂置（罗）伦第三，尹（直）批其所刻一策云：五策五千余言，有学有识，进对大庭非褒然出色者。后其果验。

（罗）伦上书论南阳李阁老夺情事，谪福建市舶提举（原文为广东，误）。后李公殁，淳安商公复入阁，言于上，复其官为南京翰林修撰。

时庐陵陈公方卒。士人有为诗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见南阳李，为道罗生已复官。”

先是大臣遭父母之丧，往往多夺情起复，至是著为令，皆得终丧。罗公上疏之力也。

——《吉安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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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6.13     于福州

《罗家将全传》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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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录入：罗训森    2016.4.11    于福州

明·罗洪先

某自有知闻，世有五岳，地之巨者也。及知有所响，则闻观五岳者，人之达者也。已而仕于朝，始闻五岳之礼甚严，而南岳独为最远，非有天子之命，虽王公大人，不可以往；非有祷谒之事，虽牲币不可以献。惟不仕于朝，则又拘于地限，于力或有幸而得至，必其时之偶者也。

某今为田野之民，于分无所严。邻南衡封壤，越八百有余里，载跋涉，历旬朔而后至，又不可为偶。盖于达人之观，窃有志焉，未之能也。夫天垂象地，示形至教莫加焉。尝闻人谈南衡祝融之上，独立无伍，人之仰日月者，至此则见其出入海窍，如弹丸跳跃于肘袂。其云雾涌坌，风力刚烈，扃户不密，即几席皆莾瀁之区。而又千岩万壑，突见侧出崭绝深伏之态，使人心眩而胆悸。

夫积不厚，则所出不奇；蔽障不尽彻，则所见不极远。自古圣云：亡至，教日湮不可易者，惟象与形耳。今将徜徉七十二峰之间，求所谓厚者，视培塿为何，若从而极其所止，穷其所变，以反吾身之所有者，果同耶、异耶？闻之与见，果尽耶、未尽耶？抑未尽者，将阴启而默授之，必有待乎其人，则洪先岂所弃乎？是故，虽非牲币亦可以献矣。呜呼！佑享。

训森注：

状元修家谱，史不多见。罗洪先遵乃父山东副使罗循之嘱咐，用三十多年时间，修成《秀川罗氏族谱》。在《四库全书》、《念庵文集》中，留下大量有关修谱活动的文章。

该文即罗洪先到衡山，拜谒罗氏传说中的祖先——火神祝融公后，所留下的脍炙人口的游记。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6.14    于福州

唐·罗隐

训森按：

唐·罗隐诗名天下，他与邺王罗绍威、四川诗人、员外郎罗衮等人通谱，在当时交通、通讯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创了《罗氏通谱》的先河。

他不但主编《罗氏通谱》，而且应吴越王钱鏐之请，主编《钱氏大宗谱》，在《四库全书》中，其著作中被保存下来。

他为中华姓氏谱牒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是名符其实的“谱牒学”专家。

作为罗氏子孙，理应传承老祖宗罗隐的优良传统，团结兄弟姓氏，为中华姓氏谱牒文化继续做贡献。

由中华罗氏通谱编纂委员会牵头成立的“福建省敦睦姓氏谱牒研究院”，有望传承罗隐编修谱牒的主导思想，结合当代互联网技术等高科技，在姓氏谱牒研究、编纂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

富春侯钱公列传

公讳让，字德高，冲公子，即下邳乌程长林公七世孙，是为一代祖。公雅貌殊众，重瞳美髯，语言钟声，手垂逾膝，博学豪迈，豁达善谋。公因岁朝贺大呼称固之冤，顺帝命虎贲羽林剑戟夹其两腋，左右弯弓向身，问所言枉状。而公直言其由，神色不变。天子即原固罪，公卿大夫莫不叹息。太尉赵峻辟公为西掾，迁黄门选部侍郎。时九江猾寇周生、范容作乱，荡覆淮、泗、徐、扬。有诏公以忠诚亮直，必能尽节，拜广陵太守、征东大将军，持节都督江左门州诸军事。公沉谋内张，羽翼外舒，行阵才接，凶徒瓦解，斩贼帅徐凤、谢安等于阵，范容、周生相缚款者。于是桓帝旌其成功，封富春侯，食邑五千户，佩以金紫。嘉平元年三月十六日薨，春秋六十有三，谥曰哀公。夫人东海徐氏，生三子，曰承，曰京，曰晟。后娶夫人安定皇甫氏，生一子曰躭。葬长兴县平望乡西北梓山，奉朝命绘公遗像于郡祠。

高密侯钱公列传

公讳京，字仲恭，富春侯第二子也。世居长兴，以富春侯荫仕汉本宫舍人、太子洗马，出守高密郡，善政有声，转越骑都尉右将军，谥□。夫人顾氏，合葬长兴雉山。子五，曰徊，曰宝，曰毓，曰化，曰觉，析居于乌程、无锡、昆山、陆安、于潜、吴兴等处，号洗马支下子孙。

司马钱公列传

公讳宝，字叔珍，高密侯第二子也。仕吴为前军司马，以勋陞都尉，转枢密尉将军。娶夫人信安郑氏，生二子，曰椣，曰睦。公与夫人合葬，附高密侯侧。

侍郎钱公列传

公讳睦，字士信，司马公第二子也。勤敏好学，思绍世风。初领本部五官掾，累迁黄门侍郎，改浔阳令。能抑强抚困，蔼为时称，加东郡太守。娶夫人会稽魏氏，生二子：曰秀、曰裔。公与夫人合葬，附高密侯侧。

太常钱公列传

公讳秀，字子宏，侍郎公之长子也。笃志学问，优于《礼经》。仕吴，以尚书郎议官，历太常卿。娶夫人徐氏，生二子，曰广，曰恩。公与夫人合葬，附高密侯侧。

永安钱侯列传

侯讳广，字敬仲，太常公之长子也。性孝友，博通群书，志气高迈。西晋太安中，察孝廉，累迁安远将军。平逆寇石冰等，太尉东海王越表其勋，授以军咨酒、江州刺史，持节生虏将军，都督江东诸军事。时陈敏僭乱，割据江表。公与顾荣、周玘等谋曰：“我等受恩朝廷，爵位至此，安得不以忠义自效？”即乃歃血而盟，结为昆弟，协心奋系，不逾月而贼平。赏典未至，薨于永嘉二年，年五十有四。后二年，赐以丹书，追赠永安侯，食邑二千户，谥曰荘公。娶夫人汝南周氏，生四子，曰维，曰弥，曰智绍，曰继。公与夫人合葬长城北二十五里湖陵山。

预宁钱侯列传

侯讳弥，字德盛，永安侯第二子也。颖悟过人，善属文。袭父荫，仕晋。甫十八，补主簿，累迁散骑常侍，而声誉四驰。调陈州刺史，下车之初，以法诛蠹民豪猾而汲汲于抚字，民甚德之。转辅国大将军，敕授预宁侯。夫人魏氏，生四子：曰玮，曰基，曰纂，曰道济。侯与夫人合葬长城戍山之南。

安远将军钱公列传

公讳玮，字瑞英，预宁侯之长子。好学治书，旁贯庄老，仕晋，累官至右常侍、太子黄门侍郎，出为徐州别驾。治理清恕，抚民如子，致以慈父称之。加安远将军。夫人吴郡陆氏，生五子：曰元孙，曰谘询，曰修道，曰兴德，曰兴道。公与夫人合葬，附预宁侯墓侧。

关内钱侯列传

侯讳兴德，字文灿，安远公第四子。少而明敏，晓达时务，善书札古作，博通天文，仕晋为本郡功曹，迁扬州主簿、员外散骑，转冠军府记室参军，赠关内侯。娶夫人乌程吴氏，生三子：曰安仁，曰伯仁，曰法全。侯与夫人合葬，附预宁侯墓北午西山。

临川钱王列传

王讳伯仁，字德静，关内侯之次子也。温厚端方，酷孝嗜义，贤士大夫咸器重之。刘宋泰始中举孝廉，除王府兵曹参军、员外散骑常侍。萧梁革命，公遂挂冠归隐。天监三年，诏举世家勋德之士。郡守刘浑表称钱氏为望族，自汉以来，公、侯、令、使之贵，名联勋册，文献足征。矧其先世富春侯让图像郡祠，民犹怀之。今伯仁年齿虽暮，而不怠进修、克副勋德之举。由是累征，辞不获已，授扬州刺史。娶夫人吴郡张氏，生五子：曰肃之，曰乐之，曰邕之，曰敬之，曰和之。一女，曰宝媛，适同郡陈文赞，即景帝也。生子霸先，是谓陈高祖。武皇帝追赠为临川王。宝媛以永定元年十月薨，谥孝烈，追尊景皇后。王与夫人墓附高密侯墓西二里。

全威将军给事钱公列传

公讳肃之，字子恭，临川王长子，以父荫仕梁，历职常侍。天监十三年，授员外散骑常侍、全威将军，转给事中。十五年，除邵陵王府文学。娶夫人故鄣王氏。继娶施氏，生一子，曰道始。继娶万氏，生一子，曰道震。公与夫人合葬大义村南十五里东侯山。

开国伯钱公列传

公讳道始，字元德，给事公长子也。自幼嗜学，经史百家，靡不究极其义，而气岸超出伦辈。天监中，辟除王府法曹参军，历仕轻车将军、江州刺史。在任明练治体、剖决如流，奸雄畏其威，窘乏被其泽。虽值慌忙之际，而属邑雍恬。当侯景逼台城时，公与西都太守陈霸先应援，从上江下，败之于金陵。王僧辩欲窘霸先，斩其党杜龛。齐将徐嗣徽入寇，公据要出奇，绝其粮道，以破嗣徽。其累立奇勋如此。与霸先舅姑昆季也。霸先受禅，是为陈武帝。永定元年，上常谕公曰：“卿有佐命勋劳，藩威之良器。然以国戚，恩赍殊薄于众。今天下将定，安忍以繁剧之任浼卿？”遂授扬威将军，充本郡瑞、嘉二陵令，兼本部刺史，俾旋长兴，保护陵寝。薨年六十二。武帝悲悼，罢朝三日。追赠建宁伯，又赠开国伯，食邑五百户，谥定公。娶夫人同郡王氏，合葬东侯山。生子六：曰纂，曰善明，曰望达，曰吉儿，曰智远，曰智昌。分为六枝，号曰“湖头六宅”。

绥安侯钱公列传

侯讳智昌，字子盛，开国伯第六子也。幼而聪慧，文武兼通。陈武帝跃龙之始，侯随父拒杜龛于大义栅一百余日。城垒之地，即侯之宅也。奇谋果决，遂破杜龛。天嘉二年，奉朝命迁吏部尚书，受桂阳王府参计侍郎，转仁威将军，勋封如故。年四十有二卒于京师，诏赠通直散骑常侍、受桂将军，封绥安侯，食邑五百户，诏归权。葬大义村。大业二年，卜迁戍山旧茔。娶夫人吴郡张氏，生子二：曰瓛、曰璡。侯与夫人合葬焉。

开国子钱公列传

公讳献，字贵章，绥安侯之长子。公在髫龀间，暗诵六经。甫学为文，有惊人语。少失怙，哀毁过礼，事母以孝闻。陈至德中，诏征甲门子弟，补本部主簿，移长沙王法曹参军，以功加右卫殿中将军，历晋安县开国子。既而叹曰：“道之不行，时耶？命耶？鹪鹩鼴鼠，不过一枝与盈腹足耳。”遂隐林泉。隋大业中，海寇侵掠郡邑，公仗义率众守御，境赖以安。唐贞观十九年，疾终于私第，年七十有三。娶夫人武康姚氏，生三子：曰元脩，曰元裕、曰元师。公与夫人合葬，附先人绥安侯墓侧。

扬威将军钱公列传

公讳元脩，字文通，开国子之长子。性淳谨笃厚，甘淡泊，以清白自守。唐贞观五年，策试通经，补长兴县博士。七年，诏天下贡民氏族源流。公录谱诣郡，与沈怀远数家连保京师。唐永徽二年，陈硕真谋逆，朝廷诏邻道讨之。吴兴郡守李杭辟公议事。公遂请兵击寇，勦其余党。郡守奏其功，拜高平太守、扬威将军。以仪凤二年疾终，葬附祖绥安侯戍山墓侧。娶夫人高平徐氏，生二子：曰孝憬，曰孝本。

富春公钱公列传

公讳孝憬，字希贞，一字定方，扬威将军长子。幼聪慧，书通八体，射穿七札，躭玩典籍，工于诗歌，一觞一咏，为缙绅所重。年十六，以门荫受富春尉。公以奕世勋阀，族门鼎盛。当大唐创业之后，是天下进贤之时，公独忘情簪笏，雅志高尚，十辟三公府，再以五品征。虽羔雁继来，简书交至，而公终怀止足，高尚不屈，放情岩谷，思全真璞。以为临安土厚水清，包含正气。石镜居前，光分数里；苕溪处后，波漾十寻；九州之庙貌俨然，二月之芳踪宛在。加以金镛之梵宇禅宫，秦王之车辙马迹。羲之、献之之游处，主领犹存；郭生、铨定之真风，乔松尚翠；李八百隐居之地，唐君房仙去之坛。公达识仙机，心通物表，仰察尽天文之变，俯观知地理之宜，乃相县之东南，茅山之下，躬迁祖宅，自此移家，俾子孙大震家声，百代之后，以我为宗，故号“茅山祖”。时浙帅钱塘郡守表公世德堪佐圣朝，诏赴阙庭，将加大用，委州县长吏，备礼以迎。群心叶庆，其俟宠光。如何天违福善之祥，奄有坏梁之叹，忽萦疾恙，俄以寿终，年七十有二，附葬绥安侯祖茔戍山之原。娶夫人瑯琊王氏，生七子：曰师宝、立义、立璀、立琬、师庆、师整、师道。

师宝钱公列传

公讳师宝，字道珪，孝憬公长子。童时通《孝经》、《论语》，尝语亲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圣人之至行也。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此孔门之高节也。惟此二者，吾庶几焉。”遂高谢征辟，覃精载籍，极事亲之道，得乡党之誉。优哉游哉，聊以卒岁。年八十有五，无疾而终。娶吴郡张氏，葬临安县署村大钱墓。生二子：曰仁哲、仁昉。

司仪钱公列传

公讳仁昉，字德纯，师宝公次子。性格端秀，识量宏深。少禀清规，早怀干济。举孝廉高第，拜太子司仪郎，迁长城令。躬勤耕织，宾兴学校，疲瘵苏息，逋逃归附，家兴礼乐之风，民知谦让之节。任满阶临，耆老顾盼者千户。登车出境，童稚攀辕者数程。公之仁政感人者如斯。归老家庭，躬耕奉养，载丁艰疾，居丧合礼，清风雅望，今古垂芳，竟以寿终，年八十有一。娶本郡王氏，生三子：曰硕崇、硕琛、硕亶。葬临安县石镜乡钱宅墓次。

检校空钱公列传

公讳硕亶，字文甫，司仪公第三子。生而俊秀，身长七尺，眉舒目明，好学躭书，洞识经史，精于天文历数，兼通地理元奥。常登石镜高峰，视前后山水形势，叹曰：“峰峦拥抱，龙虎盘旋，气象深沉，必出豪杰。钟其运者，其我家子孙乎？”时海内晏如，江左丰阜。公以祖德高尚，忘其轩冕，韬光晦迹，坚隐邱园，玩水寻山，逍遥自适。于是江表知公之名，山林超俗之士，多求访而交游焉。然而稼穑以躬京坻，岁积賙赡三族，给奉燕游，遍及乡党，人莫不感其德者。迨极齿暮，厥德弥芳。寿七十有九，终于正寝。娶夫人本郡陈氏，生三子：曰湛、曰滉、曰沛。公与夫人合葬临安县石镜乡钱宅墓侧。梁朝以元孙进封吴越爵，追赠尚书检校司空，夫人赠太安夫人。

谨按：《钱氏大宗谱》尚有钱沛、钱宙、钱宽列传在首。考隐卒于梁开平二年，不应为乾化已后之文，必非隐作，今皆删去。

1. 清唐仲冕《陶山文录》卷十“校《全唐文》三条”对此谱有考辨，认为“诏谏本无此列传，二十二首未知何处得来，其文法亦不类。跋明明曰‘建炎之乱，宗牒失守’，昭谏即曾奉教撰文，亦亡之矣。钱氏裔孙所补撰也。且二十二首文法如出一手，不独后三首及跋较然当删，即前十九首亦可弗存，以免续貂之诮”。姑存此备考。

（辑自《全唐文》卷八九七）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3.9    于福州

重刻《一峰集》序

明·罗洪先

天地有气，义大和乘，以代其运，阳昏赖以敛其成，震而为雷霆，激而为风飙，而为霜霰，起岛为山岳，奔而为湍澜。其凝于物，为坚金、为完璞、为后凋木，其灵于人为刚严、为果毅、为真遂、为无侧。颇得之而诸欲亡，言之而异端熄，用之而群奸屏、四夷宁。而不用创为万世法。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也。

呜呼！若吾罗大毅公，其将庶几乎！公名满天下，童孺皆能道其行事，至其所得，虽学者不能尽识也。死生之际大矣。公家贫，日中不能举火，而对客谈学不倦。得新衣，遇道殣辄解以痊，而身无完裳。今之言处贫贱者，未必皆困于衣食者也。困于衣食者少矣，至于冻且馁者，益加少矣。公冻馁几于死亡，而一无足以动其中。他尚何有哉！

名位不能使之荣，损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能使之乐，祸患不能使之忧，言论不能使之惑，意气不能使之改，所谓浩然而刚大者，性成然也。非有事于勉强者也。

吾独怪夫学者之为言也，或病其僻，或疑其矫，纚纚乎听之，非不和且平也。语其平生，虽丝发之微，亦足以动心而变色，而犹自以为知道，岂非世教之虑哉。

洪先幼闻公于人，辄有不获执鞭之叹，且欲以身私淑之，然止叹其难能耳，固亦未知求所得也。二、三年来渐悔其谬，于是再读所谓《一峰集》者，不牵章句，不涉蹊径，不执意象，不事雕镵，慨乎其于辞而沛乎，其于气而皎乎。其于先得之心出之言，懦者惭，鄙者惧，然后乃知孟氏之学，至公一明，其言实天地义气之所发也。而乌可视以空文？

为桂林张君思默，以进士来令永丰，首考文献、风历、诸生。闻公之文有遗刻者，请于双江聂君搜辑编次，俾为全集以传，遂因君索言于余。

呜呼！公之所得，不系集之有无与全否也。有欲知吾之浩然者，观于是集，将不为濯热之清风、苏蛰之迅霆也夫！

训森按：

当年，明·状元罗洪先为状元罗伦树碑立传，今天，中华罗氏通谱编纂委员会传承罗洪先优良传统，要为为中华罗氏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罗氏先哲、先贤、先烈，以及宗彦贤达树碑立传！

弘扬祖先业绩，启迪后昆奋进。续修《中华罗氏通谱》是为了构建中华罗氏优秀文化传承体系，让中华罗氏文化代代相传，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阅读原文：http://www.hualuoshi.com/?p=3561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4.10.2

罗钦顺——论学书信

与王阳明书庚辰夏

昨拜书，后一日始获奉领所惠大学古本、朱于晚年定论二编。珍感！珍感！

某无似，往在南邢，尝蒙诲益。第苦多病，怯于话言，未克倾吐所怀，以求归于一是，恒用为歉。去年夏，士友有以《传习录》见示者。亟读一过，则凡向日所闻，往往具在，而他所未闻者尚多。乃今又获并诚二书，何其幸也！颇惟不敏，再三寻绎，终未能得其旨归，而向日有疑，尝以面请而未决者，复菠集面不可解。深惟执事所以惠教之意，将不徒然。辄敢一二条陈，仰烦开示。率尔之罪，度弘度之能容也。

切详大学古本之役，盖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圣人之意，殆不其然。于是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直以支离目之，曾无所用。夫当仁不让，可谓勇矣。窃惟圣门设教，文行兼资。博学于文，厥有明训。颜渊称夫子之善诱，亦曰“博我以文”。文果内耶？外耶？是固无难辨者。凡程朱之所为说，有戾于此者乎?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顾经既有此文，理当尊信，又不容不有以处之，则从而为之训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其为训如此，要使之内而不外，以会归一卢。亦尝就以此调推之，如曰：“意用于水亲，即事亲之事而格之，正其事亲之事之不正者，以归于正，而必尽夫矢理。”盖犹来及知字，已见其缴绕迂曲而难明矣。容如所训，兹惟大学之始，苟能即本郎物，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而皆尽夫天理，则心亦既正矣，意亦既诚矣。继此，诚意、正心之目，无乃重复堆垒而无用乎?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凡吾之有此身，与夫万物之为万物，孰非出于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观，物固物也，以理观之，我亦物也，浑然一致而已，夫何分于内外乎？所贵乎格物者，正欲即其分之殊夕而有见乎理之一，无彼无此，无欠无余，而实有所统会。夫然后谓之知至，亦即所谓知止，而大本于是乎可立，逮道于是乎可行，白诚正以至于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贯之而无遗矣。然学者之资禀不齐，工夫不等，其能格与否，或浅或深，或迟或速，讵容以一言尽哉？

惟是圣门大学之教，其道则无以易，此学者所当由之以入，不可诬也。外此戒夸多而斗靡，则溺于外而遗其内；或厌繁而喜径，则局于内而近其外。溺于外而近其内，并学是已；局于内而遗其外，禅学是已。凡为禅学之至者，必自以为明心见性，然于天人物我，未有不二之者，是可谓之有真见乎？使其见之果真，则极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一毛一发皆吾体也，又安肯叛君父，捐妻子，以白陷于禽徽之城哉？今欲援俗学之溺，而未有以深杜禅学之萌，使夫有志于学圣贤者，将或昧于所从，恐不可不过为之虑也。

又详朱子定论之编，盖以其中岁以前所见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于其论举书之数十卷之内，摘此三十余条，其意皆主于向里者，以为得于既悟之余，而断其为定论。斯其所择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谓晚年者，断以何年为定?羸躯病暑，未暇详考，偶考得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时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尔后二年丁酉，而论孟集注或问始成。今有取于答何书者四通，以为晚年定论。至于集注或问，则以为中年未定之说。窃恐考之欠详，而立谕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黄地卿一书，监本止云此是向来差误，别无定本二字。今所编刻，增此二字，当别有据。而序中又变定字为旧字，却未详本字同所指否？朱子有答吕东莱一书，尝及定本之说，然非指集注或问也。凡此，愚皆不能无疑，顾犹未足深论。

窃以执事天资绝出，而日新不已，向来恍若有悟之后，自以为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又以为精明的确，洞然无复可疑，某固信其非虚语也。然又以为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牾，揆之于理，容有是耶？他说姑未敢请，尝读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与张南轩答问书。内第四书，亦自以为其于实体似益精明，因复取凡圣贤之书，以及近世诸老先生之遗语，读而验之，则又无一不合。盖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见洒落处。与执事之所以自序者，无一语不相似也。书中发其所见，不为不明。而卷末一书，提纲振领，尤为详尽。窃以为千圣相传之心学，殆无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独不为执事所取，无亦偶然也耶？若以此二书为然，则论孟集注、学庸章句、或问不容别有一般道理，虽或其间小有出入，自不妨随处明辨也。如其以为未合，则是执事精明之见，决与朱子异矣。凡此三十余条者，不过姑取之以证成高论，而所谓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厘之不同者，为祟于其间，以成牴梧之大隙哉！恐不可不详推其所以然也。

又执事于朱子之后，特推草庐吴氏，以为见之尤真，而取其一说，以附于三十余条之后。窃以草庐晚年所见端的与否，良未易知。盖吾儒昭昭之云，释氏亦每言之，毫厘之差，正在于此。即草庐所见果有合于吾之所谓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间，钻研文义之效，殆所谓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者也？盖虽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纯粹，又早获亲炙于濂溪，以发其吟风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但其所禀，邻于生知，闻一以知十，与他人极力于钻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钻研文义为非，而以堕此科臼为悔？夫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鱼兔之获，而反追咎筌蹄以为多事，其可乎哉！然世之徒事钻研，而不知反说约者，则不可不深有儆于斯言也。抑草庐既有见夫所谓昭昭者，又以不使有须臾之间断，为庶几乎尊之之道，其亦然矣。而下文乃云：“于此有未能，则间于人，学于己，而必欲其至。”夫其须臾之间间断与否，岂他人之所能与?且既知所以尊之之道在此，一有间断则继续之而已，又安得以为未能，而别有所谓学哉?是则见道固难，而体道尤难。道诚未易明，而学诚不可不讲，恐未可安于所见，而遂以为极则也。

某非知道者，然黾勉以求之，亦有年矣。骎寻衰晚，茫无所得，乃欲典一代之英渝学，多见其不知量也。虽然，执事平日相与之意，良不薄矣，虽则驽钝，心诚感慕而乐求教焉。一得之愚，用悉陈之而不敢隐。其他节目，所欲言者颇多，笔砚久疏，收拾不上。然其大要亦略可观矣。伏惟经略之暇，试一觏焉，避赐二言，以决其可否。幸甚！

（前言）

罗隐，字昭谏，浙江新城县（今富阳县）人。生于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死于梁太祖开平三年（909年），享年77岁，历文、武、宣、懿、僖、昭、哀七朝，主要活动于宣、懿、僖、昭四朝。

李唐王朝经安史之乱，元气大伤，逐渐崩溃，到唐穆宗（821年即位）后，藩镇进一步割据称雄，互相攻伐；宦官更加飞扬跋扈，完全操有皇帝废立生杀的大权；朝臣（南衙）和宦官（北司）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朋党之争纷变迭起；国防空虚，外族不断入侵；人民惨遭剥削和压迫，不得不揭竿而起。罗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政治腐败的时代。

但是，罗隐仍然亟思有所建树，希望有朝一日能“执大柄而定是非”（《谗书·重序》），以达到“佐国是而惠残黎”的目的（袁英《重刻罗昭谏集跋言》）。他自宣宗大中六年（852年）至僖宗光启三年（887年），十次参加进士考试，均有“有司用公道落去”（《谗书·重序》）。他行卷投书，浪迹天涯，足迹遍及陕西、四川、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然而，他的努力终告失败。自中唐以后，科场竞争愈演愈烈，后来完全为权豪把持，士子及第，或恃门第高贵，或以朋党相干，或赖显宦提携，或靠亲朋援引，甚至趋谒权门，贿赂请托，卖身投靠，无所不用其极，致使一般寒士投效无门。罗隐仕途坎坷，穷愁失意，“十上不中第”，在55岁那年东归吴越，投靠钱鏐。罗隐对唐末社会的腐败、黑暗有较深刻的体验和认识，退而“著私书而疏善恶，期所以警当世而戒将来”（《谗书重序》）。

一

为人才进退用舍而抗争，是罗隐诗文创作的一贯主题。罗隐诗歌中有大量自伤怀抱、感叹不遇之作。他在诗中诉说自己怎样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背井离乡，到长安应试，结果因朝中没有亲贵，只落得“一枝仙桂有风霜”，年复一年，总是不第（《长安秋夜》）。他把权豪子弟比作兰荪，饮受春风催放，春雨滋润；把自己比作几经严霜摧折、凋零殆尽的秋菊，不敢与兰荪争春（《登高咏菊尽》）。他对别人的倚势腾达投以轻蔑（《春风》）；对自己沉诸下位愤愤不平（《病骢焉》）。他经过王昌龄被贬谪的地方，发出了“漫把文章矜后代，可知荣贵是他人”（《过废江宁县》）的叹息。他想到燕昭王築黄金台招揽人才，喊出“浮世近来轻骏骨，高台何处有黄金”（《燕昭王墓》）的愤激之声。他既对自己“尘埃巩洛虚光景，诗酒江湖漫姓名”（《途中寄怀》）的遭遇深怀悲戚；也为他人“太平匡济术，流落在人间”（《题玄同先生草堂》）的命运而深感不平。罗隐的杂文更是蕴籍强烈的愤懑不平之气。他说自己“少而羁窘，自出山二十年，所向推沮，未尝有一得幸于人”（《答贺兰友书》）；又说自己在“风俗玄敛，居位者以先后礼绝，兢进者以毁誉相高，故吐一气，出一词，必与人为行止”的环境里，“不惟性灵不通转，抑亦进退间多不合时态，故开卷则悒悒自负，出门则不知所之，斯亦在地间不可人也”（《投知书》）。天高地厚，简直无处可以容身！

罗隐认识到，个人的进退用舍、成败荣辱，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他的不遇，是因为他出身寒贱。一个“江左孤根”（《投郑尚书启》）、“族惟卑贱”（《投湖南王大夫启》）的士子，要在唐末官场中争一席位，当然要碰得头破血流。他的不遇，是因为科举制度腐败已极，“难将白发期公道”（《东归》）。他的不遇，是因为统治者自身难保，根本顾不得选拔人材，“天子未能崇典诰，诸生徒欲恋旌旗。”（《寄三衢孙员外》）。总之，他的不遇，是他所处时代造成的。他在《叙二狂生》中就认为祢、阮二人之所以生不逢时、英雄无主，乃是“人难事也”、“时难事也”，是汉衰晋弊的时势使然。

罗隐的坎坷遭遇，在当时带有普遍性。他在《投知书》一文中指责当时“执大柄”者不能为国家罗致人材时说：“而执事者，提健笔为国家朱绿，朝夕论思外，得相如者几人？得王褒者几人？得之而用之者又几，夫昔之招贤养士，不惟吊穷悴而伤冻馁，亦将询稼穑而问安危。”

因此，罗隐的那些自伤怀抱、感叹不遇的诗篇，所抒发的就不仅仅是“卒不离乎一身”（《桐江诗话》）之作（方回《谗书跋》），而是通过个人遭遇的吐诉，表达了当时大多数有抱负、有理想的知识分子的痛苦不幸及其心声，对人才进退用舍的不合理现实进行了批判和抗争。

二

罗隐的诗文对当时的黑暗社会作了广泛的揭露和批判。

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是当时危害人民最深最大的两股黑暗势力。罗隐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了他们。伊尹、周公自古以来被尊为圣人，但罗隐却见前人所未见。他否定伊尹擅权立、放太甲，怀疑周公有谋篡野心，只是迫于舆论，才转而辅佐成王，成了“圣人”。罗隐实质上是针对唐末“君若客旅，臣若豹虎”（《叙二狂生》）的社会现实而发，是对宦官专权、废立生杀皇帝，藩镇反抗中央，妄图“取而代之”的阴谋的揭露和批判。

唐末吏治大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僚士大夫骄奢淫逸、贪婪成性。由进士出身的官僚士大夫，其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曾久困名场，他们一旦显达，便拼命享受。针对这种情况，罗隐在《秦中富人》、《贵游》、《钱》、《金钱花》、《塞外》等诗中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特别是《越妇言》，借古讽今，对那些未通达之前将“匡国致君”、“安民济物”叫得震天价响，而在通达之后“急于富贵”，把国计民生忘得一干二净的官僚士大夫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唐末的社会风气也十分腐败，罗隐在诗文中对此进行了有力的针砭。他痛恨趋谒权门、钻营拍马的宵小之徒，在《堠子》一诗中写道：“终日路歧旁，前程亦可量；未能惭面黑，只有恨头方。”在《刻严陵钓台》一文中，借汉光武当上皇帝之后仍然不忘故旧的事，赞扬了“富贵不易节，而穷达无所欺”，不以富贵穷达论交情的精神，并以此针砭当时的世道人心，说：“今之世俗偷薄，禄位相尚，朝为一旅人，暮为九品官，而骨肉亲戚已有等差矣，况故人乎？”

三

罗隐处境坎坷，却没有沉溺在自伤怀抱、感叹不遇的悲哀中，从他的诗文里，我们能够听到为民生疾苦的呼喊。

“乾坤垫裂三分在，井邑摧残一半空。”（《江亭别饶》）“生灵寇盗尽，方镇改更贫。梦里旧行处，眼前新贵人！”（《乱后逢友》）罗隐写出了战祸频仍、国家残破、人民涂炭的社会现实。而《即事中元甲子》、《秋江》、《送王使君赴苏台》等诗写战祸之惨，尤为真切。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在罗隐的笔下有时表现得十分深刻和沉重。

对于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罗隐也敢于进行正面指责。鉴于钱镠强使西湖渔人每天缴纳鲜鱼数斤，名曰“使宅鱼”，苛酷盘剥劳苦百姓，他写下了有名的讽刺诗《题磻溪垂钓图》，迫使钱镠不得不马上停止征收这种渔税。

罗隐希望官吏能够爱民，关心百姓疾苦。有朋友走马上任，他劝告说：经过战争破坏，国家残破了，非常需要清明正直的官吏来治理，因此不要考虑到边远地区任职条件太差，而首先应该考虑老百姓眼前的生计问题（《送溪州使君》）。他把爱惜老百姓视为评判官吏好坏的一个标准（《送前南昌崔令替任映摄新城县》）。处在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的时代，他经常发出“惟恐乱来良吏少”（《定远楼》）那样充满深切忧虑的呼声。

罗隐的诗文还接触到统治阶级对劳苦百姓的压迫和剥削所造成的贫富悬殊、阶级对立。“尽道丰年雪，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雪》）“不论平地与山尖，无数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蜂》）

四

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进行嘲讽和批判，是罗隐诗文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

罗隐写了很多咏史诗借古讽今，讽刺荒淫误国之君。读他咏杨贵妃的几首诗，更能感觉到这些咏史诗的现实批判性。安史之乱是李唐王朝由鼎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后世的文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大多把一腔怨恨发泄在杨贵妃身上，有意无意地为最高统治者开脱罪责。罗隐的《华清池》、《马嵬坡》等诗，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唐明皇，认为罪责应该由明皇来负。他的见识，在当时确有高人一筹之处。

罗隐还写了不少史论，从历史事件中总结出许多兴亡治乱的经验来。《汉武山呼》指出汉武帝听信前后左右的阿谀奉承，穷极游观，结果弄得“劳师弊俗”、“百姓困穷”。《迷楼赋》指出隋炀帝大权旁落，细人用事，不迷于楼而迷于人，因而导致灭亡。《吴宫遗事》写吴王夫差不听忠谏，喜纳阿谀，重用奸邪，不顾百姓，终于国破身亡。这些都说明罗隐对于兴亡治乱是颇有见识的。而促使他去探求历代兴亡治乱奥妙的原因，就是当时统治阶级从上到下奢侈荒淫、醉生梦死的社会现实。

对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罗隐也敢于表明自己的批判态度。僖宗广明元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僖宗仓惶出逃，沿着玄宗走过的老路，再次逃到四川成都。而且就在国家残破、民不聊生，“乘舆播迁、流离道路”的时候，僖宗还因为喜爱一只驯善的、能跟朝臣们一起上班的猴子，而赐给玩猴伎人一件五品弼袍。对此，罗隐写出了《帝幸蜀》、《感弄猴人赐朱绂》这样充满尖锐嘲讽和强烈愤懑的诗篇。

罗隐对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揭露和批判，并没有停留在他们的奢侈浪费、荒淫误国上，而是触及到了（当然是不自觉的）他们的阶级本质。自古以来，封建帝王都打着“安天下”、“救黎庶”的旗号，来取得统治地位。罗隐的《英雄之言》一文，说刘邦、项羽这类“英雄”，由于“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因而看到秦皇宫殿“靡曼骄崇”，秦始皇“峻宇逸游”，便产生了“居宜如是”、“可取而代”的思想，却又要打着“救彼涂炭”的堂皇旗号。而“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正是“盗”异于常人之处，这就是说，西刘、楚籍非英雄也，盗而已矣！罗隐在这里借题发挥，把矫言饰性的最高封建统治者打着拯救民众的旗号，实际上则干着营私自肥勾当的卑劣心理和强盗本质，无情地揭露出来。

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罗隐在揭露最高封建统治者荒淫误国的罪行及其强盗本质的同时，还探索扭转时局、变革社会的途径。他在《辨害》一文里就指出“顺大道而行”，就不能“尽规矩而进”；“救天下”就不能“全礼义”。对于当时时局的解决办法，已经不是“叩马而谏”，而是非“佐盟津之师”不可了，也就是说，需要吊民伐罪，来一次大的变革。罗隐的这一思想，结合随后爆发的黄巢起义来看，是很值得注意的。

五

罗隐的诗文创作，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性质。诗到晚唐，流派众多，风格各异，流风一直延及唐末。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对诗文有不同的运用（有的将它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武器，有的则只当作谋取科第仕进的敲门砖）以及继承不同流派的风格，从不同的角度谋求艺术创新之外，主要原因是诗人们在政治局势纷乱，阶级战斗激烈的唐末社会现实面前，态度很不一致，因而表现出来的创作倾向，也就各不相同。有的粉饰太平，歌吟虚幻；有的躲到社会的一角，冷僻空寂，寻幽访隐，而于社会动乱则不置一词；有的流连风景，优游岁月，全不把国计民生放在心上；有的虽然也偶尔感念时事，心存天下，但终于栖隐林泉，全身乱世；有的虽然也有伤时忧国之心，起救苍生之意，而终于沉缅于绮罗香泽之中，写尽闺阁艳情；有的则承长吉余绪，搜奇猎异，惨淡经营，极力创造幽奇诡秘的意境。此外，还有的诗人专力创作咏史诗，他们以历代兴抒发对当时现实的感慨。但是，上述种种流派都不能，即使能，也不够大胆地直面人生，写出民生疾苦，为改革现实社会而抗争、呼喊。能够这样做的有皮日休、罗隐、杜荀鹤、聂夷中、曹邺、陆龟蒙、于汶、司马扎、刘驾、邵谒等现实主义流派诗人。《一瓢诗话》在论到罗隐时说：“罗昭谏为三罗之杰，调高韵响，绝非晚唐琐屑，当与韦端己同日而语。”，他是多少看出了罗隐的诗文不同于一般唐末诗人的作品的这一特点的。当然，在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中，罗隐又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他很少象皮日休、杜荀鹤那样把劳动人民的生活作为直接的、具体的描写对象。他的诗所写的不是具体的、直接的社会生活事件，而主要是那个时代的矛盾冲突、思想情绪。这是抒情诗反映社会现实的基本形式，在研究、评价抒情诗时，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

罗隐诗文的讽刺艺术是相当突出的。《旧五代史·罗隐本传》说他的诗“多所讥讽”。《唐才子传》说他“诗文几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由此可知，罗隐的诗文多所讥讽，前人的评价是一致的。他善于借助历史题材讽刺现实。他的“史论”，思想犀利，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深刻观察和分析，敏锐地抓住事物的本质，所以能够超越前人，有所创见。而且文章中心突出、文字简约、笔锋凌厉，具有投枪、匕首的战斗作用。同时，作者能够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采掘史料，以史论政，使他的史论带有明显的政论性质。他的咏史诗，能够“别行一路”、别出新意，大多能从新的角度作翻案文字，做到“案”翻得有理；“新”，有高人一筹的见识。这就使得他的咏史诗，思想丰富、讽刺深刻。而且主旨常常以议论出之，更增强了批判现实的战斗性。

用寓言和故事刻画形象、说明道理，也是罗隐常用的手法之一。《说天鸡》寥寥数笔，勾勒出了“天鸡”行尸走肉、徒有其表的丑恶形象，借以讽刺那些徒然以貌骄人，其实百无一能的官僚士大夫，的确收到了形象生动、言简意赅的艺术效果。《越妇言》把一个嫌贫爱富的历史故事，信手拈来，借题发挥，构成了一篇嘲讽官僚士大夫的绝妙文章。这些说明罗隐是一名善于采用寓言和故事以表达主题的高手。

罗隐的讽刺诗文之所以写得深刻，有思想性，有强大的讽刺艺术力量，是与他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分不开的。罗隐能够于个人成败、家国兴亡之中，看出一定的社会政治原因，他把它称之为“时”。这指的当然不是唯心主义的“命运”，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势。这种客观形势不以人的愿望为转移，他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这在《叙二狂生》、《西施》、《筹笔驿》等诗文中都表现得相当明确。

罗隐的诗文创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糟粕，这是应该予以剔除的。罗隐虽然对唐末社会现实和最高统治者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是，当强大的农民起义要推翻李唐王朝时，他却又流露出对它的留恋和行将灭亡的悲哀，从而在诗文中表现了对农民的某种敌视态度。这种思想情绪集中地表现在《中元甲子以辛丑驾幸蜀四首》和《与招讨宋将军书》里。这正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他身上的反映。他世界观中的进步因素，并没有改变他的地主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

由于仕途失意，罗隐有时也流露消极出世的思想。他在《自贻》和《水边偶题》等诗中，把秦皇汉武的事业功名，个人的穷达荣辱视为过眼烟云，表现出心灰意冷、厌弃人间的思想情绪。

罗隐的诗文在艺术上也有粗疏浮泛之处。有不少诗歌脱口而出，格调不高，缺乏意境创造。《漫天岭》、《白角篦》、《自遣》都属于这一类。而《广陵妖乱志》则近乎荒诞，非严肃之作。

尽管罗隐诗文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缺陷，但绝不能以偏概全，将他一笔抹煞，如《石洲诗话》说他“极负诗名，而一望荒芜，实无足采”，显然是不公平的。前人对罗隐评价比较公允的，应数明人胡震亨。他在《唐音癸织》卷八中说：“罗昭谏酣情饱墨，出之几不可了，未少佳篇，奈为浮渲所掩。然论笔材，自在伪国诸吟流上。”我们今天来看罗隐的诗文，应该说，它是比较广泛地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的，龙其是他的讽刺诗和杂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我国文学史上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罗隐集》的整理校辑，得到了吴世昌先生、乔象钟先生和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同志们的指导与帮助，谨致以衷心的谢意。

注：作者待补。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4.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