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沛，字竹溪，衡州县人。岁贡生，任湘潭学训导，寄居衡阳，品端纤饬，为文古雅朴茂，有先正风味。学使潘宗洛嘉其才，称为慧业文人。

工书法，求笔迹者无虚日。今郡城烟雨池前左右石碑，郡邑人士珍若鼎彝。

——《湖南通志》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4.20     于福州

罗飞，十四年（1277）十二月壬申，潭州行省复阳县，斩首贼罗飞，余党悉平。“宋文天祥与其徒赵孟瀯同起兵，行中书发兵攻之。杀孟瀯，（文）天祥仅以身免。”既而，宋二王称制海中，雷、琼、全、永与潭属县之民文才喻、周隆、张虎、罗飞咸起兵应之。

宋亡，陈宜中、张世杰挟益王是，广王丙据福州，立益王。益王余众破浔州，斩李辰、李福。静江北抵泉、永皆城守，罗飞围永，凡七月不下。判官潘泽民间道来告急，格分兵赴之，殄其众。

——《元史》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8.17     于福州

罗尚，字敬之，一名仲。父（罗）式，牂柯太守。太康末（280~289），为梁州刺史。及赵廞反于蜀，（罗）尚表曰：“（赵）廞非雄才，必无所成，计日听守。（罗）尚少孤，依叔父（罗）宪，善属文。

荆州刺史王戎以（罗）尚及刘乔为参军，并委任之，其败耳。”乃假（罗）尚节，为平西将军（一品），益州刺史，西戎校尉。

性贪少断，蜀人言曰：“尚之所爱，非邪则佞，尚之所憎，非忠则正。富似鲁卫，家成市里；贪如豺狼，无复极已。”又曰：“蜀贼尚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反更为祸。”时李特亦起于蜀，攻蜀，杀赵廞。又攻（罗）尚于成都，（罗）尚退保江阴。初，（罗）尚乞师方岳，荆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孙阜救之，次于江州。岱、阜兵盛，诸为寇所逼者，人有奋志。（罗）尚乃使兵曹从事任锐伪降，因出密宣告于外，克日俱志，遂大破之，斩李特，传首洛阳。特子雄僭号，都于郫城。（罗）尚遣将军隗伯攻之，不克。

俄而（罗）尚卒，（李）雄遂据有蜀土。

——《晋书·第五十七卷》

训森注：据《四川通志》怀帝永嘉四年（310）卒。《晋书·120卷·李特、李流传》中，有大量关于罗尚的资料。罗尚，以平西将军身兼益州、凉州两州刺史，西戎校尉，可谓大权在握。晋时，全国分二十个州。另据隋巴渠伯罗达墓志铭，其奉罗达为先祖。尤见他对罗氏后裔的影响。

先是，惠帝以凉州刺史罗尚为平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门将王敦、上庸都尉义歆、蜀郡太守徐俭、广汉太守辛冉等凡七千余人入蜀。（李）特等闻（罗）尚来，甚惧，使其弟（李）骧于道奉迎，并贡宝物。（罗）尚甚悦，以骧为骑督。（李）特及弟（李）流复以牛酒劳（罗）尚于绵竹。王敦、辛冉并说（罗）尚曰：“（李）特等流人（流动移民），专为盗贼，急宜枭除，可因会斩之。”（罗）尚不纳。冉先与（李）特有旧，因谓（李）特曰：“故人相逢，不告当凶矣。”特深自猜惧。罗尚遣从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

（李）特遣阎式诣罗尚，求申期。（阎）式既至，见冉营寨冲要，谋掩流人，叹曰：“无寇而城，仇必保焉。今而速之，乱将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回，乃辞（罗）尚还绵竹。（罗）尚谓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诸流人，今听宽矣。”式曰：“明公惑于奸说，恐无宽理。弱而不可轻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罗）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绵竹，言于特曰：“（罗）尚虽云尔，然未可必信也。何者？（罗）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拥强兵，一旦为变，亦非（罗）尚所能制，深宜为备。”（李）特纳之。

冉、苾相与谋曰：“罗侯贪而无断，日复一日，流人得展奸计。李特兄弟并有雄才，吾属将为竖子虏。”宜为决计，不足复问之。乃遣广汉都尉曾元、牙门张显、刘并等潜率步骑三万袭特营。罗尚闻之，亦遣督护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缮甲厉兵、戒严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动，待其众半入，发伏击之，杀伤者甚众，害田佐、曾元、张显，传首以示尚、冉。（罗）尚谓将佐曰：“此虏成去矣，而广汉不用吾言，以张贼势，今将若之何！”

于是六郡流人推特为主，……进兵攻冉于广汉。冉众出战，（李）特每破之。（罗）尚遣李苾及费远率众救冉，惮（李）特不敢进。冉智力既窘，出奔江阳。特入据广汉，以李超为太守，进兵攻尚于成都，阎式遗（罗）尚书，责其信用谗构，欲讨流人，又陈（李）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宁益土。（罗）尚览书，知（李）特等将有大志，婴城固守，求救于梁、宁二州。……

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

（罗）尚频为特所败，乃阻长围，缘水作营，自都安至犍为七百里，与特相距。

特之攻张征也，使李骧与李攀、任回、李恭屯军毗桥，以备罗尚。（罗）尚遣军挑战，骧等破之。（罗）尚又遣数千人出战，骧又破之，大获器甲，攻烧其门。流动次成都之北。（罗）尚遣将张兴伪降于（李）骧，以观虚实。

时（李）骧军不过二千人，（张）兴夜归，白尚，（罗）尚遣精勇万人衔枚，随（张）兴夜袭（李）骧营。李攀逆战死，骧及将土奔于流栅，与（李）流并力回攻尚军。尚军乱，败还者十一二。晋梁州刺史许雄，遣军攻特，特陷破之，进击，破（罗）尚水上军，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俭以小城降，（李）特以李瑾为蜀郡太守以抚之。罗尚据大城自守。（李）流进屯江西，（罗）尚惧，遣使求和。

是时，蜀人危惧，并结村保，请命于特，特遣人安抚之。益州从事任明说（罗）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众，在诸村堡，骄怠无备，是天亡之也。可告诸村，密克其日，内外击之，破之必矣。”（罗）尚从之。

（任）明，先伪降特，（李）特问城中虚实。（任）明曰：“米谷已欲尽，但有货帛耳。”因求省家，（李）特许之。（任）明潜说诸村，诸村悉听命。还，报（罗）尚，（罗）尚许如期出军，诸村亦许一时赴会。

（太安）二年（303），惠帝遣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孙阜救（罗）尚。（孙）阜已次德阳，（李）特遣（李）荡督李璜助任藏距阜。（罗）尚遣大众奄袭特营，连战二日，众少不敌，（李）特军大败，收合余卒，引趣新繁。（罗）尚军引还，（李）特复追之，转战三十余里，（罗）尚出大军逆战，（李）特军败绩，斩（李）特及李辅、李远，皆焚尸，传首洛阳。……

特既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惧。（李）流与兄子荡、雄收遗众还赤祖，流保东营，荡、雄保北营。（李）流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

时宋岱水军三万，次于垫江，前锋孙阜破德阳，获（李）特所置守将骞硕，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县。罗尚遣督护常深，军毗桥，牙门左汜、黄訇、何冲三道攻北营。（李）流身率（李）荡、（李）雄攻深栅，克之，士众星散。追至成都，（罗）尚闭门自守。（李）荡驰马追击、触倚予被伤死。……

（李）特起兵于蜀，承制，以（李）雄为前将军。（李）流死，（李）雄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都于郫城。罗尚遣将攻（李）雄，雄击走之。李骧攻犍为。断（罗）尚运道，（罗）尚军大馁，攻之又急，遂留牙门罗特固守，（罗）尚委城夜遁。（罗）特开门内（李）雄，遂克成都。……

时李离据梓潼，其部将罗羕、张金苟等杀离及阎式，以梓潼归于罗尚。尚遣其将向奋屯安汉之宜福，以逼雄，雄率众攻奋，不克。时李国镇巴西，其帐下文硕又杀国，以巴西降尚。雄乃引还，遣其将张宝袭梓潼，陷之。会罗尚卒，巴郡乱，李骧攻涪，又陷之，执梓潼太守谯登，遂乘胜讨文硕，害之。雄大悦，赦其境内，改元曰玉衡。

——《晋书》120卷·121卷·李特、李流、李雄等传

（王）戎遣参军罗尚，刘乔领前锋，进攻武昌，吴将杨雍、孙述、江夏太守刘郎各率诣戎降。

以（索）靖才艺绝人，宜在台阁，不宜远出边塞。武帝纳之，擢为尚书郎。与襄阳罗尚、河南潘岳、吴郡顾荣同官，咸器服焉。

（刘弘）时益州刺史罗尚，为李特所败，遣使告急，请粮。（刘）弘移书赡给，而州府纲纪以运道悬远，文武匮乏，欲以零陵一运米五千斛与（罗）尚。（刘）弘曰：“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无异，吾今给之，则无西顾之忧矣。”遂以零陵米三万斛给之。（罗）尚赖以自固。

陈敏寇杨州，引兵欲西上。（刘）弘乃解南蛮，以授前北军中侯蒋超，统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众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领建平、宜都、襄阳三郡兵，屯巴东，为罗尚后继。又加南平太守应詹宁远将军，督三郡水军。

（李）兴，字隽石，亦有文才，刺史罗尚辟别驾。（罗）尚为李雄所攻，使（李）兴诣镇南将军刘弘求救。（李）兴国顾留，为（刘）弘参军而不还。（罗）尚白（刘弘），弘即夺其（李兴）手版而遣之。

（刘沈）迁侍中。于时，李流乱蜀，诏（刘）沈以侍中、假节、统益州刺史罗尚、梁州刺史许雄等以讨流。

——《晋书》

永宁元年（301）八月，益州刺史讨羌，破之。（《晋书》卷四）

永安二年（303）李雄自郫城攻益州刺史罗尚，尚委城而遁，（李）雄尽有成都之地。（《晋书》卷四）

华 阳 国 志

训森注：

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志。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陕西、甘肃、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一部重要的史籍。

（李）特妻，罗氏（妊李雄）梦双虹自门升天，一虹中断。罗曰：”吾二儿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贵。”（李雄称王，年号建兴，称帝后改元晏平。）

永嘉三年（309），罗羕，訇琦东、李离于梓潼（李离，雄弟，太尉）。汉安，今内江，谁登在涪控制内水（涪江），向奋屯汉安，控制中水（沱江），张罗屯平，无控制外水（岷江），此是罗尚的布置。

《晋书、成帝纪》：咸和二年（327）正月，宁州秀才庞遗起兵，攻李雄将任回、李谦等。雄遣其将罗恒，费黑救之（费黑为司马）。

泰宁八年秋，建宁（州）民毛衍，罗屯等反，杀太守邵攀。

《晋书、明帝纪》：咸和九年（334）十月，“班弟玝与其将焦哙，罗凯等并来降。”

罗演等“谋袭（李）期，立（李）班子幽。”（李）班舅罗演为仆射。（舅）罗演与汉王相天水上官澹谋袭期，立班子幽。谋泄，杀（罗演），澹，并诛班母罗（李荡之妻，荡谥广汉壮文公）。

常璩：成汉李势时任散骑常侍，学著作，桓温伐蜀，劝李势降，桓温以为参军，随至建康，曾为罗尚的对立面。

（李）寿从之。阴与长史洛阳罗恒，巴西（解）（鲜）思明共谋据成都，为晋称藩。罗恒盖亦賨人，板楯七姓罗氏之后。

（罗）恒与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劝（李）寿称镇西将军、益州牧，成都王，以龚壮为长史。告下；又劝令送（李）期于晋。

（李寿）遂背思明所陈之什，称汉皇帝，……以（罗）恒为尚书会，思明为广汉太守。“霆震助威，烈风顺义，神诚允畅，日月光明”，此段谓李寿与罗恒，鲜思明等共谋降晋称藩，并曾饮血盟誓。

永和三年（347），春，二月，桓温伐蜀。

（赵）廞募庠党罗安，王利等幼滕。大败。

初，梁州刺史罗尚闻廞反，表廞非雄才，又蜀人不愿为乱，必无同者，事终无成，败亡可计日而俟，惠帝因拜尚平西将军、假节、令护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给卫节兵一千、梁州兵二千，又配上庸都尉义（歆）部千五百人，合四千五百人。罗尚又表请牙门将王敦兵，（几）七千余人入蜀。

罗尚：元康末，为梁州刺史。（《华阳国志，大同志》）

（李）荡母罗，擐甲略阵（穿兵甲巡视阵地）。（隗）伯手刃罗，伤目，（罗）壮气益烈。（李）荡策马追退军，为叟长矛所摏死。罗、（李）雄秘不发丧，以安众心。（荡为李特长子）

永嘉二年（308）诏书录（罗）尚讨（李）特功，加散骑常侍（三品），都督二州，进爵夷陵候（二品）。长子，宇，以佩奉车都尉，次子，延寿，骑都尉。

训森注：佩奉车都尉：次子，延寿，骑都尉。佩其印授。奉车骑都尉原为皇帝侍从官，晋时为清贵的闲官。无具体任职。

永嘉四年（310），秋七月，（罗）尚薨于巴郡。尚字敬之，一名仲，字敬真，襄阳人也。历尚书丞。郎，武陵、汝南太宇，徙梁州，临州（来官益州）。

（罗）尚子宇，恚恨（谯）登粮运不给。（皮）素至涪，欲治执事，执事怀惧。冬十有二月，素至巴郡，《通鉴》云，罗宇遣降人天水赵攀、阎兰等夜杀素。

《载记》载：蜀人言曰：“尚之所爱，非邪则侫；尚之所憎，非忠则正。富似鲁卫，家成市里；贪如豺狼，无复极已。”又曰：“蜀贼尚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反更为祸。”

建平都尉暴重杀（罗）宇及（赵）攀。

《通鉴》卷八七：“罗尚子宇及参佐素恶（谯）登，不给其粮，是也。”

三府，即平西将军，益州刺史，西夷校尉。皆罗尚原领，各开府署，置官属。

永嘉六年（312），龙骧将军，江阳太守（犍为）、张启与广汉（太守）罗琦共杀异。启复行三府事，罗琦行巴郡太守……。

建兴元年（313）冬十月，（李）雄遂称成都王，母曰：（王）太后。

李荡王子：含、稚、都、班、玝。

巴东监军，是“监巴东诸军事”的简称。魏晋的高级将领，以“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有时又特加“使特节”、“持节”、“假节”等称号在军事期间有权杀犯军令的人。

荆州刺史宋岱率军入蜀，帮助罗尚镇压流民起义。孙阜为先锋，后宗岱病死，荆州军退。若宗岱不死，则孙阜不会退兵，只要三十日，即可斩李流、李雄首以示众。

——《华阳国志》

罗尚（？～约311），字敬之。罗宪之侄。襄阳人。西晋将领。先为荆州参军。武帝太康末（289）升梁州刺史。后为西平将军、益州刺史。惠帝元康八年（298），略阳、天水等六郡流民10余万人流入益州就食。罗尚逼迫流民限期离境，所设关卡乘机勒索流民财物，激起流民反抗。永宁元年（301），各族流民终于起义，拥李特为首领。罗尚派兵严厉镇压。流民中因有“李特尚可，罗尚杀我”的歌谣。太安二年（303），罗尚遣使向起义军诈降，袭杀李特。李特子李雄继立，建立成国，据有四川。罗尚率军攻李雄，败，卒。

——《湖北省志·人物志稿》

训森注：

罗尚，是《晋书》中记载最多的一位罗姓先人。尤其在西晋政权与蜀地流民李特、李雄的斗争中，起主要作用。（唐）房玄龄在修《晋书》时，不无惋惜，说“尚卒，（李）雄遂据有蜀土。”也就是说如果罗尚没死，李雄就不能在蜀地称帝。据史料，罗尙封夷陵侯。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23    于福州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及第（第三名，俗称探花），授编修。

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以实行教士。未几，奉亲归，因乞终养。刘瑾怒，夺职为民。瑾诛，复官，迁南京太常少卿（正四品），再迁南京吏部右侍郎，入为吏部左侍郎（正三品）。

世宗即位（1522），命摄尚书事。上书言久任，超迁，法当疏通，不报。大礼议起，（罗）钦顺请慎大礼以全圣孝，不报。

迁南京吏部尚书（正二品），省亲乞归。改礼部尚书，会居忧，未及拜。再起礼部尚书，辞。又改吏部尚书，下诏敦促，再辞。许致仕，有司给禄米。

时张总桂萼以议礼骤贵，秉政树党，屏逐正人。（罗）钦顺耻与同列，故屡诏不起。里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

王守仁以心学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师之。（罗）钦顺致书守仁，略曰：“圣门设教，文行兼资，博学于文，厥有明训。如谓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所不尽，必于入门之际，加以格物功夫哉？”

守仁得书，亦以书报，大略谓：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反复二千余言。

（罗）钦顺再以书辩曰：“执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学》以来，未有此论。夫谓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为物也三。谓正其物之心，诚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为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论，以程子格物之训推之，犹可通也。以执事格物之训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论，则所谓物，果何物耶？如必以为意之用，虽极安排之巧，终无可通之日也。又执事论学，书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审如所言，则《大学》当云：“格物在致知”，不当云“致知在格物”与“物格而后知至矣”。书未及达，守仁已殁。

（罗）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谓：“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今人明心之说，混于禅学，而不知有千里毫厘之谬。道之不明，将由于此，钦顺有忧焉。”为著《困知记》，自号整庵。

年八十三卒，赠太子太保（正三品），谥文庄。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本传”

附一：罗整庵自志

整庵罗姓，钦顺名，允升字，吉泰和阙城人也。成化乙酉腊月八日，生于浙东青田官舍。弘治壬子秋，江藩以第一人荐。癸丑，会试礼部，名第七。廷试，蒙孝庙亲擢第一甲第三名，赐进士及第，授官翰林院编修。壬戌夏，升南京国子监司业。乙丑得告，奉侍先公还乡，因疏乞终养，当道持不下。正德戊辰，逆瑾横益甚，夺职为民。庚午秋，瑾伏诛，例还旧职。壬申秋，升南京太常寺少卿。乙亥夏，升南京吏部右侍郎。戊寅，满孝乞休，不允。己卯春，改吏部右侍郎，辞益恳。庚辰夏，有旨：“着上紧到任管事，不准辞”。其年十月履任。辛巳三月，武庙上宾。四月，今上入继大统，万邦胥庆。五月，升本部左侍郎，先后尝连摄部事。壬午夏，升南京部尚书，到任未几，闻先公病甚，疏乞解官侍养。有旨：“准暂回省视”。冬尽抵家，癸未四月，先公竟捐馆。尝有礼书之命，不及拜矣。丁亥春，复以礼部尚书召。疏辞，不允。俄召为吏部尚书，辞益力。奉圣旨：“卿才行素人望久归。近自陈休致，已有旨勉留，如何复有此奏？既情词恳切，准致仕。有司仍月给食米四石，岁拨人夫四名应用。”盖私心雅慕持正，而重于变通。量而后入，亦惟古训之是式耳。何意圣恩弘覆，所以曲成者如是其特，是诚当代之所鲜哉！

平生于性命之理，尝切究心，而未遑卒业。于是谢绝尘绊，静坐山阁，风雨晦冥，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记》，前后凡六卷，并得附录一大卷，所以继续垂微之绪，明斥似是之非，盖无所不用其诚。力之殚矣，心之远矣，亦非有加于分外也。甲辰之冬，行年八十，巡抚、都御史净峯张公岳为请存问之典。乃其为说，欲使缙绅学子，知某以正道、正学为上所尊礼，莫敢不勉率以趋于正。风化所系，诚非浅小。自非道同心契，其见于其言者，孰能若是之深切哉！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吾固知实理之不容易矣。

近得危疾，久而不解，听天所命，何惧何疑？缘素无功业可记，将来不敢以碑铭为大手笔累，乃自誌其生卒之概，刻而藏之，使后世子孙由是而知有我，足矣。初娶同里曾氏，生二子：琰、珝；一女任洁，适万安刘宏，婿、女俱先卒。继娶临潼李氏，生一女端洁，适同邑冻溪尹廷。孙男六人：份、企、佸、偲、位、以；孙女四人，长适蜀江欧阳鈗。曾孙男一人申孙；曾孙女二人。平生微言细行，动辄准绳，家庭子弟当有能记之者。其世系之详，具载于先祖考及先考神道之碑，兹不复出。

（右誌作于丁未夏四月十六日丁酉，越九日乙巳，考终正寝，享年八十有三。葬以戊申春正月十九日丙申。墓在三十都桃冈之原，酉山卯向，去家仅五里）

附二：整庵履历记

余平生无可称述，惟是履历之概，不可不使吾后人知之。居闲无事，时追忆其一二，识之于册，事各系于其年，辞则悉从其实而已。

成化元年乙酉十二月辛巳时加辰，余生于浙东青田之官舍。先公时为其邑教谕，盖六年矣。

五年己丑先公官满还乡。学舍中门巷曲折，归途山行川泛，余略能记之。

七年辛卯春，初入学。夏，先公履安庆教授任。秋，随先祖母王夫人、先母曾夫人赴官所。曾夫人常言：“吾儿初入学便循循守规矩，不与他儿同也。”

十一年乙未先姑父萧贵步先生来访亲，先公留之馆。余从受业，初学作五七言律诗。

十三年丁酉夏，先公应闽藩聘，往考乡试，萧先生亦还乡应举。余独处一斋，读书习字，未尝轻出。间一二日，则往就司训赵先生解释《大学》数条，略能领其大旨。朋辈或相拉游戏，辄辞之，盖性所不好也。

十四年戊戌春正月，例改题门符。余辄题两语云：“不规规于事为之末，但勉勉于仁义之天。”见者颇加叹赏。三月，先公还任，同官指门符谓先公曰：“令郎已能道此语，何尚不令学举业乎？”先公曰：“欲其多读书尔。”乃遣从丁宗仁先生学。端午日，先生面试论语义二篇，未午呈稿。览毕，见谕曰：“子学文未久，所作遂能合格，且如是其敏。第勉力，不患不远到也。”归，先公令诵所作，良色喜。无何，闻士美、文甫两曾先生具及第。先公因赋二绝句柬丁。其一云：“雅彦龙头真极选，探花又喜见曾追。便须发奋思齐驾，问学工夫可暂离！”其二云：“吾乡多士皆骐骥，逐电奔云不可追。驽劣自惭空老大，还看绿耳与纤离！”时余年方十四，先公属望已不浅矣。丁先生名荣，怀宁庠生，其学行素为公所重，后中成化丁未进士，未授官而卒。

十五年己亥春，得咳疾，久而未愈。先公颇以为忧，医疗勤至。既愈，日授庭训，不及从他师。

十六年庚子春，从王应禛先生学，与戴天锡同窗。天锡长余一岁，颇见推让。其秋，先生及天锡皆中乡举。后先生未仕而卒。天锡亦中丁未进士，累官桂林知府，罢归。冬，先公官满，挈家还乡。

十七年辛丑夏四月，余受醮命，娶于同里曾氏。秋八月，先公赴京。

十八年壬寅春三月，先祖母王夫人卒。冬十月，先公守制来归，丧葬诸事皆命余相守庵叔父理之。

十九年癸卯秋，郡邑取中乡试，比至会城，提学钟公卧病。时生儒未试者七八百人，两司诸公乃合而试之。令严甚，不许属稿。所取仅四之一，余忝首名。

二十年甲辰读书里之双龙观中。

二十一年乙巳夏四月，先公起复，赴京。余始受命理家。

二十二年丙午郡试、提学试、巡按御史试皆叨首选。时提学为瘠茂冯公，奖与尤至。

弘治二年己酉小试，为太守顾公天锡所赏，后为提学敖公静之所黜，论偶失旨故也。

三年庚戌春，赴南雍省侍。至则率季弟允恕读书于率性堂之右厢，凡数月。秋暮方抵家。

五年壬子秋，赴会城应试。八月初七日夜分，吐泻交作。比晓，息仅属，势颇危。日中犹未能食，既而酣睡，入夜精神方稍回。已决意不入场矣，所亲力强之，饭数匙，夹持以往。顾病体不堪重劳，乃谓所亲曰：“日加申，吾当出，宜具粥以需。”竟如所约。三场毕，自度必中，中当不出十名，然不意竟叨首选也。冬十一月，与徐广威同舟北上。至南都，余入省二亲，庆威入省其兄广贤夏官。腊月既望，乃联骑渡江。至徐，买车同载。

六年癸丑春正月九日，至京师。会试榜出，余名列第七，修撰钱与谦先生所取士也。钱批余论首云：“有相业者作。”士夫往往为余诵之。然录中所刻，乃出钱手，非余本色也。廷试，擢第一甲第三名，赐进士及第。既而闻阁老丘文荘公阅余所对策，过有褒语。徐文靖公覆视颇摘其瑕。余自是益留心于学，皆二公玉成之赐也。释褐，授翰林院编修，阶承事郎。朝退辄闭门读书。天性简直，拙于人事，交游甚寡。凡阅岁贡生及考满训导试卷，未尝过刻，亦不苟容。有执贽求见者，悉坚拒弗纳。每得先公书，亦未尝不以此为戒也。

八年乙卯夏四月，先公以考满到京。居两月，升国子助教，徙居退省堂。间数日，辄一往省。冬十二月，闻母夫人之讣。

九年丙辰春二月，先公乞休得允，遂同舟南还。闰三月抵家，以冬十二月襄事。

十一年戊午春三月，释服。四月，始出邑城谢诸亲友。冬十一月北上。

十二年己未春二月，至京，随复原职。二弟同中进士，遂同居。夏五月，满初考，蒙恩授敕命，进阶文林郎，封先公编修，赠先母孺人，内子亦受孺人之封。

十五年壬戌春，同考礼部会试。得一卷，三场俱优，而藏锋敛锷，意其必困于累举者，颇疑为乡友萧时坚，然不敢以私废公，遂定为本房之冠。主考吴匏庵先生置之首选，及拆卷，乃景陵鲁铎，果丙午举人也。俄充经筵展书官。夏四月升南京国子监司业。先年起蘭谿章公懋为祭酒，公以家难辞。诏推补司业以需，而余适承乏。盖此员缺而不补，垂七十年矣。夏六月，履任。监规积弛，士多放逸，每遇差拨即争辩纷如。余谓：“放心宜收，非管摄之严不可；争风宜息，非积考之精，予夺之公不可。”持此三者甚力，始而怨谤交集，终亦安之，六馆肃如。奏疏言：“下第举人当入南监者，正宜及时作养，顾往往径自回家，虚糜岁月，可惜。请立法以拘制之。”当道虽以为然，然不肯尽从吾所立法，盖惟恐人情不便也。

十六年癸亥春二月，先公至自杭。初，余改官即以迎养请，先公许来一视。过杭，则留仲弟允迪所专使再往乃至。秋八月，大司成章公抵任。未数日，寮属中有间之者，公颇置疑，徐而察之，知所言皆妄，乃深相信。自是凡事必以见咨，余靡不尽心。相处仅逾年，遂相乖隔，然书尺往来不绝。平生寮友之相得者，公其最也。

十七年甲子冬十一月，得告，奉先公还乡。在任将二年，所奖进之士，如吴惠、汪立、王思、陆深、严嵩、董圯、张邦奇、湛若水、杨叔通、陈沂、盛仪、潘鑑、曹琥等，后皆有名，亦自喜其不谬。所愧学力未充，未能相与痛加切磋耳。

十八年乙丑春正月，道杭州，少驻。二月，抵家。秋，疏乞终养。马端肃公时为太宰，谓终养之例，须单丁乃许，今有兄弟三人，然三人皆从宦，情固可推，理宜酌处。乃行原籍查勘。

正德元年丙寅勘文到部，马公已去位，代者漫无可否，倚阁逾年。

二年丁卯春，有为余叩其所以者，该司固云例不合，乃檄有司催余还任。欲再疏，虑旷日弥久，乃以冬十月复莅南雍。时大司成则历城王公敕也。

三年戊辰春二月，将满考，时逆瑾方作威福。南铨忽用其新例，将以余给假始末具奏，或谓还任在新例前两月，勿奏可也。该司虑祸及，不听。野亭刘公时为太宰，谓余：“奏可缓发，子宜以考绩先行；一面瑾，固当无事。”余心知奏上必无全理，然或如所谓，将举其平生而尽弃之，乃逊辞谢曰：“感公厚意，但非力所能及，愿早为发奏，俾某得供子职，为赐多矣。”野亭为之色动。四月，得报除名。闻吏部据南铨奏辞，具新旧例两请，瑾果怒余简伉，竟用新例以示威云。六月抵家，先公泰然如平日。

五年庚午秋八月，更化诏下，复原官。冬，复被南雍之命。

六月辛未春三月，抵任。时大司成则永嘉王公瓒也。五月，上献纳愚忠疏，疏入，留中。秋七月，闻乡郡有警，急遣人奉迎先公，九月至官舍。冬，复迎守庵叔父来居。

七年壬申夏四月，以新例考旧绩，将北上。仲弟允迪使来迎父、叔，余送至嘉兴而别。抵淮安，病弗能前，入疏请告。逾月，回至龙江，寓禅庵以俟报。部书至，乃俾余还任调理。再疏恳之。秋七月，流贼刘六等骤至江上，人争走避，余不得已，复入城。八月得报，升南京太常少卿。知再疏未达，乃复令人入疏。吏部覆奏，奉旨不允。盖余自入春来，觉心气虚怯，状若怔忡然，切欲闲居静养，而连疏不遂。冬十一月，乃勉强供职。

八年癸酉弘治间，尝有诏录开国功臣后。凤阳有郭琥者，奏称滁阳裔孙，过有希望，当道颇难之。再奏乃得冠带。其意未满，复奏乞一官，遂经营得奉祀，盖虚衔也。无何，又欲比徐、杨二王，求立祠祭署。祠祭署隶太常，乃数造太常，请为具奏。河东张公芮为卿，既许之矣，余未闻也。是春及夏，琥又迭来恳请，张公将从之。余曰：“兹事未可轻易。徐、杨二王皆太祖至亲，滁阳则以义合。其追封王爵，或以大国，或以郡，明有差等，故祠祭署自难概设。且当时二署之设以坟，今为琥请，何理也？”张公直视无言，第令琥姑俟之。后察知余意坚不可回，乃已。琥乃自入奏。事下吏部，冢宰邃庵杨公洞烛其情，恶其僭妄，遂请削其奉祀。滁人闻命下，莫不快之，张公犹为余言“邃庵太过”，人性之蔽有如此者！余又考敕赐滁阳王庙碑，已明言王无后。琥虽或有来历，如碑文何！当初似欠参详。以此知当官处事，虽微不可忽也。秋，两京先后缺祭酒，余连被首荐，皆不果用。有一前辈意余将不释然，每见辄致宽慰语，且讽余拙。余颇讶其不相知，因赋三绝句晓之，其卒章云：“伊洛渊源世所宗，高谈性理半雷同。若无上蔡除根力，远隔程门一万重。”及再相见，颇有惭色。

十年乙亥夏五月，升南京吏部右侍郎，六月履任。友人曾元之在京师以书见贺，有云：“凡遇员缺，再推而得之者，在他人，人皆曰人也，非天也；在先生今日，人皆曰天也，非人也。”余颇以元之为知言。秋九月，兼摄南京工部事。是月晦，封孺人曾氏卒于官所。余妻贤而不寿，且余乍进乍退，故封号未及有加，心切哀之。冬十月，令子珝扶柩归葬。

十一年丙子春三月，解南京工部事。夏五月，因灾异自陈乞休。冬十一月，再娶临潼李氏。

十二年丁丑秋七月，捧表入贺万寿圣节。次子珝自家来侍行。九月初至京，驾已西幸。既毕事，出至张家湾，乃疏乞归省。至仪真候报，久而未得，乃从浙迤逦西归。溯章江始得报：“有旨，给驿。”无及矣。后十二月抵家。江西归。

十三年戊寅夏六月，还任。冬十二月，满考，即日驰书气休，溯江西归。

十四年己卯春正月抵家。五月，得部咨：“奉圣旨：‘罗钦顺学行老成，着照旧用心办事，所辞不允。’”未几，又得部咨，改吏部。乃再疏乞休。

十五年庚辰秋八月，得部咨：“奉圣旨：‘罗钦顺先因推举改用，成命久下，着上紧到任管事，不准辞。”余以先公年益高，己身又多病，出将未免有悔，若恳请，未必不从。先公稍不怡曰：“儿从宦虽有年，备员而已。今往或可少行其志，何固执乎！”余为之悚然，乃决行计。冬十月，陆行至京履任。后则以满考闻，蒙恩给诰，升授通议大夫，赠封二代及妻室，皆如制。冬十一月，毅皇驻跸通州。二十一日，被旨赴在所供事。二十五日，赐见潞河驿。十二月朔旦，候驾漕运厅前。驾至，偕文武诸大臣及科道官入见，遂劾奏诸反者，请置之法，有旨收系云云，乃叩头而出。堂中惟设御座，旨则司礼监太监由御屏后传出，颇闻故典如此。初九日晚，前行候驾。次日午，驾乃还宫。十一日，大祀天地，奉旨分献北海坛。

十六年辛巳春三月十四日，入奉遗诏。四月二十二日，今上即位。后数日，自陈乞休，不允。太宰晋溪王公被收，余奉旨摄篆首。遵诏条，备查先朝得罪官员，开具职名、事由上请。于是圣恩所及，无间存殁。余初阅司稿，于王廷陈事迹颇欠明，遂据实增入数语云：“王廷陈近因后任缘事，拟降杂职，候到部之日，另行奏请定夺。”其后，言路中有因他事泛及廷陈者，以为吏部庇之，殆传闻初稿之误，亦欠审矣。会推吏部尚书，余所举有白严乔公，六科独不附，曰：“齐某尝有言矣。”余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齐所言固应有见，但众论所归，诸君亦不可不察。”往返数日，竟亦佥同。是月，转左侍郎。秋七月，太宰熊峰石公入管诰敕，余再被旨摄篆。于是，白岩竟代熊峰。大司马幸庵彭公初至，谓先朝故典，新君即位，尝降敕南京内外守备及诸文武衙门，俾其协心计，安根本重地，乃以咨来属余奏请。俄又奏留前任郎中于湛，欲与同事数月，时淇已升陕西参议，余皆不从也。言官尝有所指劾，覆奏一从其实，无敢阿私。诏所罢官有夤缘内监以求进者，奏论其交通害政，请付法司定罪，竟沮之。冬十月望后，白岩始至。十二月，与九卿诸公同上“慎大礼以全圣孝疏”。疏草余所具也。

嘉靖元年壬年春正月，奉敕谕充实录副总裁，赐御宴于礼部。三月，驾幸太学，充分奠官。礼毕，赐羊二只、酒二瓶、实钞三千贯。都御史徐公自湖广驰疏，请起邃庵杨公总制三边。吏、兵二部会题，拟如所请。苏郎中稿来看，余曰：“邃庵乃旧相，即起亦必礼辞，往返须数月。今边报孔亟，李亚卿方在彼行事，利害所系，恐宜三思。”苏以余言告白岩，乃以题本后增二语云：“但见有侍郎李某在彼。伏乞圣裁。”邃庵由是不果起。余尝误为邃庵所知，素尊仰之，但入京逾年，闻诸物论殊籍籍。晓苏之语，非惟事体当然，亦欲以忠于知己者尔。夏四月，升南京吏部尚书。六月，履任。八月，所遣仆子自家来，闻先公病势不解，即驰书乞休，以便养亲。奏，奉圣旨：“卿父既有疾，准暂回省亲，驰驿去。疾愈，上紧还任管事。”十二月抵家。

二年癸未春三月，改礼部尚书。夏四月十九日，先公捐馆。

四年乙酉春正月庚申，葬先公天柱冈之阳，奉迁先夫人袝焉。

五年丙戌春正月，具疏遣子珝入京代谢赐祭及营葬恩。

六年丁亥春二月，复起为礼部。辞疏上，奉圣旨：“卿学行简在朕心，推举出乎廷议。礼卿缺员，虚位以待，宜勉承新命，上紧前来供职，再不必辞。”夏五月，改吏部尚书。再疏辞免重任，恳乞休致，奉圣旨：“卿才行素著，人望久归，近自陈休致，已有旨勉留，如何复有此奏？既情词恳切，准致仕，有司仍月给食米四石，岁拨人夫四名应用，该衙门知道。”秋九月，吏部咨到，遂驰书谢恩。冬十一月，纠合族众改作罗氏宗祠，又与二弟协谋市地创作小宗祠。罗氏宗祠乃先公创作，以祀始迁之祖，为会族之处，当时颇病其隘，欲展拓而未能，又欲别祠小宗，而地基弗便。至是，适有机会一时并举，皆所以成先公之志也。是役也，长男琰多效劳云。

七年戊子春二月，十三道御史会荐十人，以余为首。忌者大怒，遂穷探其故，既无所得，犹斥三人外补。余前后被荐不啻十数，虽三人被斥，犹或有继之者，盖多采用虚名，不知余实无所长，又衰且病也。往年元山席公亦尝举以自代，平生仅一识面而已。丙戌之夏，因子珝谢恩归，以书见贻，颇论及时事。其为国一念可谓惓惓。然余持论既殊，既令复起，亦安能久于其位也？秋七月，以大礼告成，下诏覃恩，进阶荣禄大夫。冬十一月，编次所著《困知记》为二卷。

八年己丑秋七月初，季弟西野卧病，八月二十五日竟不起。余前后驻邑城凡四十余日。冬十二月甲申，再往视窆。

十年辛卯春二月，杨氏姐寿七十，自往庆之。次子珝以是月赴京谒选。夏四月，会同乡士友于龙福寺议乡约。六月，续著《困知记》一卷成。

十二年癸巳夏五月，又续著《困知记》一卷。

十三年甲午 年七十。生辰将近，亲朋陆续称觞，皆以诗文为侑。次儿珝在京求得寿文一篇、玉带一束，缄书遣使，以初七日抵家，亲朋见之，莫不以为奇事。江右士夫在都下者几十人，人赋一诗为寿，其诗卷题曰：“天寿平格”。诸君之意良厚，然非余所敢当也。

十六年丁酉冬，次儿珝得告归省。

十七年戊戌又著《困知记》一卷，记于是凡三续矣。其冬，筑寿藏于桃冈。故妻曾夫人自龙塘迁葬寿藏之右。事毕乃促珝还朝。

十八年己亥春三月，买得小径中峪山地一片，迁葬外祖考妣，立石识之。外祖考曾府君讳朋止，妣萧氏，其遗胤只存曾孙一人，年已向衰，犹未有子，不得不为之远虑也。初冬，珝升马湖知府，便道过家，留两月乃之任。冢孙偁以疾卒，十二月葬阳村。贤而早死，可哀也！为铭其墓。

二十年辛丑珝自马湖入觐，疏乞侍养，温旨赐允。夏四月抵家。

二十一年壬寅作桃冈书院，去寿藏可百步许。十二月庚子，鸡将鸣，梦中偶得句云：“欲穷太极图中妙，须向姑苏台上推。”未审为何详也。因记二十年前梦中尝得句云：“东海春流吞万壑，南山晴翠耸层霄。”亦未详所谓，漫志之。又记先公官南都时尝梦题竹，亦止记两句：“冰霜岁久琅玕老，雨露春深枝叶繁。”此实先公眉寿征，家庭馀庆之兆也。

二十二年癸卯七月初，得曾孙男，字之曰申孙。

二十三年甲辰年八十。生辰前后，贺客陆续至，视七十时几倍之。

二十四年乙巳夏四月二十六日，巡抚、都宪东崖虞公奉旨及门存问。五月初七日，巡按御史槐川魏公继至。是月十七日遂具疏，令孙男佸赍奉入谢。以八月中至京，疏奏，奉圣旨：“览卿奏谢，朕知道了，礼部知道。”十二月，佸抵家，得部咨知会。

二十五年丙午夏五月，又续著《困知记》一卷。

二十六年丁未

附三：明儒学案师说罗整庵钦顺

愚按，先生之学，始由禅入。从“庭前柏树子”话头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觉为性，以心为本，非吾儒穷理尽性致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说而求之，积二十年久，始有见于所谓性与天道之端，一口打并，则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间，由本而之末，万象纷纭而不乱；自末而归本，一真湛寂而无馀。”因以自附于卓如之见，如此亦可谓苦且难矣。

窃思先生所谓“心目之间”者，不知实在处，而其“本之末”、“末归本”者，又孰从而之之、归之乎？理一分殊，即孔子：“一贯”之旨，其要不离忠恕者，是则道之不远于人心，亦从可决矣。乃先生方齗齗以心性辨儒释，直以求心一路归之禅门，故宁舍置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处理于不内不外之间，另呈一心目之象，终是泛观物理。如此而所云“之之”、“归之”者，亦是听其自之之而自归之，于我无与焉，则亦不自觉其堕于恍惚之见矣。

考先生所最得力处，乃在以道心为性，指未发而言；人心为情，指已发而言。自谓独异于宋儒之见，且云，“于此见得分明，则无往而不合。”试以先生之言思之，心与性情原只是一人，不应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缘先生认定佛氏以觉为性，谓觉属已发，是情，不是性。即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无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于心外，而求之天地万物之表。谓天下无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贯，而后授之诚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是，则几以性为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尝见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内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犹之理与气；而其终不可得而分者，亦犹之乎理与气也。先生既不与宋儒天命、气质之说，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谓“理即气之理”，是矣，独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气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理气是一，则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于一分一合之间终有二焉，则理气是何物，心与性情是何物！天地间既有个合气之理，又有个离气之理，既有个离心之性，又有个离性之情，又乌在其为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释氏本心”，自是古人铁案。先生娓娓言之，可为大有功于圣门。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于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为释。先生不免操因噎废食之见，截得界限分明，虽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实免抛自身之藏。

考先生于格物一节，几用却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后即说心，说性，说理气，一字不错，亦只是说得是，形容得著，于坐下毫无受用。若先生庄一静正，德行如浑金璞玉，不愧圣人之徒，自是生质之美，非关学力。先生尝与阳明先生书云：“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诚意正心”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呜呼！如先生者，真所谓“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门，且在终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质，早寻向上而进之，宜其优入圣域，而惜也，仅止于是！虽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厘之差，而终之苦难一生，扰扰到底者，几乎千里之谬。盖至是而程朱之学亦弊矣。由其说，将使学者终其身无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后得，而得已无几，视圣学几为绝德，此阳明氏所以作也。

——《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一

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吉之泰和人。弘治壬子，乡试第一。明年，进士及第，授翰林编修。擢南京国子司业。时章枫山先生为祭酒，皆正己率物，太学一时之盛。奉亲归家，因疏乞终养。逆瑾怒，夺职为民。瑾诛，复职。由南京太常少卿升南京礼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转左侍郎，拜南京吏部尚书，改入礼部。丁父忧。服阕，起原官。未至，改吏部。具疏固辞，于是得旨致仕。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诏赐祭葬，赠太子太保，谥文荘。先生家居，每平旦，正衣冠，升学古楼，群从入，叙揖毕，危坐观书。虽独处，无惰容。食恒二簋，居无台榭，燕集无声乐。林希元曰：“先生自发身词林以至八座，其行己居官，如精金美玉，无得致疵。”

先生自叙为学云：“昔官京师，逢一老僧，漫问：‘何由成佛？’渠亦漫举禅语为答：‘佛在庭前柏树子。’意其必有所谓，为之精思达旦，揽衣将起，则恍然而悟，不觉流汗通体。既而得证道歌，读之若合符节。自以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后官南雍，圣贤之书未尝一日去手，潜玩久之，渐觉就实。始知前所见者，乃此心虚灵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体认，积数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而确乎有以自信。”

盖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谓：“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轇轕，而卒不克乱，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即朱子所谓“理与气是二物”、“理弱气强”诸论，可以不辩而自明矣。

第先生之论心性，颇与其论理气自相矛盾。夫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人受天之气以生，只有一心而已，而一动一静，喜怒哀乐，循环无已。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恭敬处自恭敬，当是非处自是非，千头万绪，轇轕纷纭，历然不能昧者，是即所谓性也。初非别有一物，立于心之先，附于心之中也。先生以为，“天性正于受生之初，明觉发于既生之后，明觉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则性体也，心用也。性自人生以上，静也；心是感物而动，动也。性是天地万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为此心之主，与“理能生气”之说无异，于先生理气之论，无乃大悖乎！岂理气是理气，心性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

虽然，心性之难明，不自先生始也。夫心只有动静而已，“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动静之谓也。情贯于动静，性亦贯于动静。故喜怒哀乐，不论已发未发，皆情也，其中和，则性也。今以“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为性，已发之和为情，势不得不先性而后心矣。性先心后，不得不有罅隙可寻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心也。仁、义、礼、智，指此心之即性也。非先有仁、义、礼、智之性，而后发之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也。（观此，知李见罗道性编亦一偏之论）凡人见孺子入井而怵惕，嘑蹴而不屑，此性之见于动者也。即当是静，而性之为怵惕不屑者，未尝不在也。凡动静者，皆心之所为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觉自然，自有条理之心，而別求所谓性，亦犹舍屈伸往来之气，而別求所谓理矣。朱子虽言“心统性情”，毕竟以未发属之性，已发属之心，即以言心性者言理气，故理气不能合一。先生之言理气，不同于朱子，而言心性则于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说耳。

先生以释氏有见于明觉自然，谓之知心：不识所谓天地万物之理，谓之知性。羲以为释氏亲亲，仁民爱物，无有差等，是无恻隐之心也；取与不辨，而行乞布施，是无羞恶之心也，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是无辞让之心也；无善无恶，是无是非之心也。其不知性者，由于不知心尔。然则其所知者，亦心之光影而非实也。高景逸先生曰：“先生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呜呼，先生之功伟矣！

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县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卒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曾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因与权阉刘瑾不合，被废为民。刘瑾被诛后复职，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丁父忧后，不愿做官，里居二十多年，潜心著书，著有《困知记》及续记、再续、三续、四续共七卷，《整庵存稿》二十卷。

罗钦顺时，明朝政治黑暗腐化，宦官当权，贪污盛行，民不聊生。在哲学领域，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在当时占居统治地位。因此，罗钦顺表面上仍自称道学家，推崇程、朱，但实质上却利用程、朱的术语，偷换概念，和程、朱理学进行斗争。

罗钦顺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理”是由于“气”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的规律，不是神秘莫测、主宰一切的东西。《困知记》卷上云：“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千条万绪，纷纭轇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又“续记”卷上云：“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上述论述明确说明物质的“气”是世界的本原，它有内在的运动特性；“理”不过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理只是气之理”，不能离开气而单独存在。

《困知记》卷下还进一步阐发：“气聚而生，形而为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气散而死，终归于无，无此物即有无此理”；“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谓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长，事物之终始，莫不皆然。”这里强调“理”不能离开事物单独存在，事物消亡时，它的“理”也就不存在。天地间万物在生长消亡着，而聚散的规律就在万物的内部，并非超乎万物的聚散之上另有主宰万物聚散的“理”存在。

附：《困知记》选录

自夫子赞《易》，始以穷理为言。理果何物也哉？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轇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夫《易》乃两仪四象八卦之总名，太极则众理之总名也；云“《易》有太极”，明万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则一本之为万殊也；斯固自然之机，不宰之宰，夫岂可以形迹求哉？斯义也，惟程伯子言之最精，叔子与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说具在，必求所以归于至一斯可矣。程伯子尝历举《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一阴一阳之谓道”数语，乃从而申之曰：“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学者试以此言潜玩精思，九九自当有所见。谓叔子小有未合者，刘元承记其语有云：“所以阴阳者道”，又云：“所以阖辟者道”。窃详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来只此是道”之语观之，自见浑然之妙，似不须更着所以字也。所谓朱子小有未合者，盖其言有云：“理与气决是二物”，又云：“气强理弱”，又云：“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似此类颇多。惟《答柯国材》一书有云：“一阴一阳往来不息，即是道之全体”，此语最为直截，深有合于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见，不知竟以何者为定论也。

《乐记》所言欲与好、恶，与《中庸》喜、怒、哀、乐，同谓之七情，其理皆根于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较重，盖惟天生民有欲，顺之则喜，逆之则怒，得之则乐，失之则哀，故《乐记》独以“性之欲”为言。欲未可谓之恶，其为善为恶，系于有节与无节尔。

理，一也。必因感而后形，感则两也。不有两，即无一。然天地间无适而非感应，是故无适而非理。

命之理一而已矣，举阴阳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为万象；性之理一而已矣，举仁义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为万事。万象虽众，即一象而命之全体存焉；万事虽多，即一事而性之全体存焉。

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极”，此之谓也。若于转折处看得分明，自然头头皆合。程子尝言：“天地间只有一个感应而已，更有甚事！”夫往者感而来者应，来者感则往者应，一感一应，循环无已，理无往而不存焉，在天在人一也。天道惟是至公，故感遇有常而不忒；人情不能无私欲之累，故感应易忒而靡常。夫感应者，气也，如是而感则如是而应；有不容以毫发差者，理也，适当其可则吉，反而去之则凶，或过焉或不及焉则悔且吝，故理无往而不定也。然此多是就感应处说，须知此心虽寂然不动，其冲和之气自为感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谓“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须臾之间”。此则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为性者也。愚故尝曰：“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11    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