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万藻，字文止，临州人（古属于山西）。

万历末，科举考试文章腐烂，万藻与同郡人艾南英、章世纯、陈际泰以兴起斯文为任，将四人著文刊行于世。世人翕然归依，称为“章罗陈艾”。

天启七年，举于乡。崇祯间行保举法，祭酒倪元璐以罗万藻应诏，他推辞不就。福王时，任上杭知县。唐王立，擢礼部主事。

著有《此观堂集》，为时文名家。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6.4.4     于福州

罗万藻，字文止，世纯同县人。

天启七年（1627），举于乡。崇祯中，行保举法，祭酒倪元潞以万藻应诏，辞不就。福王时，为上杭知县。唐王立于闽，擢礼部主事。南英卒，哭而殡之，居数月亦卒。

——《明史》288卷·本传

罗万藻，字文止，临川人。天启七年（1627），举人，幼师汤显祖，囊括百家之言，为文坚洁深秀。与陈际泰，章世纯，艾南英主文炳者四十余年，海内并称。至其深思静力，人人自谓不如也。

著《本守议》数千言，大略言，今天下文武乖方，内外殊适。皆切中时弊，见者咋舌。崇祯中，行保举法，祭酒倪元潞以万藻应诏，辞不就。福王时，为上杭知县，唐王立于闽，擢礼部主事。艾南英卒，哭而殡之，居数月亦卒。有《此观堂集》，祀乡贤祠。

——《抚州府志》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9.15     于福州

罗俊，安福人。景泰六年（1455）七月，以时多灾异，倪敬偕同官吴江盛昶，江阴杜宥，芜湖黄让，安福罗俊，固始汪清上言：“府库之财，不宜无故而予；游观之事，不宜非时而行。曩以斋僧，屡出帑金易米，不知栉风沐雨之边卒，趋事急公之贫民，又何以济之？近闻造龙舟，作燕室，营缮日增，嬉游不少，非所以养圣躬也。章纶、钟同直言见忤，幽锢逾年，非所以昭圣德也。愿罢桑门之供，辍宴佚之娱，止兴作之役，宽直臣之囚。”帝得疏不怿，下之礼部，部臣称其忠爱。帝报闻，然意终不释。未几，诏都御史萧维桢考察其属，谕令去之。御史罢黜者十六人，而（倪）敬等预焉；皆谪为典史，敬得广西宜山。英宗复辞，诏皆授知县。

盛昶等五人，皆进士。……罗俊尝巡按四川，有廉声。仕终南雄知府。（正四品）

——《明史》卷一六二·倪敬附传

罗俊（明史倪敬传）：安福罗俊，常巡按四川，有廉声。

——《四川通志》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9.12     于福州

罗适，字正之，台州宁海人，宋治平三年进士。

为江东令，凡民有讼，曲直径取于前，不以属吏。黎明视事，入夜犹不已。居数月，政化大行，讼者益少，仍出行郊野，所过召其耆老，问以疾苦及所愿欲而不行者，为罢行之。

尝有书与苏文忠公论水利。凡兴复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余顷，岁或干溢，祷群祠，辄应如响，官至提点两浙、京西刑狱。

（有明石简序）。

——《浙江通志》

附：一心为民的北宋政治家罗适

萃草扶桑

宁海徐霞客大道旁有条南门大溪。这条大溪，发源于县西北边境，与新昌县接壤的第一尖山。流经西溪、黄坛，自下又名杨溪，原沿草湖对面的山麓径向东流。今溪南片村的项家、范家、罗家等均在溪北。溪水距县城很远，故道今依稀可辨。今大溪是北宋时我县乡贤罗适任两浙提刑巡视故乡时所改的的道。这只是罗适毕生从事的千百项水利工程的其中之一，其遗泽已使故乡人民受益900余年了！但当代能有几人知道这是他的功绩，又能有几人知道他光辉的一生呢？

罗适祖辈系江西柴桑郡人，父罗皎，曾在大理寺任职，因得罪了权贵，举家南迁。几经周折，最后定居在三门湾畔海游马家。罗适十三岁时得知家乡广润寺有两位学问渊博的僧人，就经常去寺向其求教。这两位僧人就是后来著名的天台宗智者大师的传人智贤、禹昭高僧，他俩讲学钱塘时，听者以千计，均有诗文经籍传世。

罗适既入门潜心于儒学，就要广交良师益友。他二十岁时步行四明（今宁波），拜楼郁为师。楼为奉化人，志操高洁，学行俱优，一时英俊皆在门下。罗适如鱼得水，学习勤奋，得到楼郁独钟，并为其作伐。二十六岁时罗适去湖州，拜在著名学者胡瑗门下。其间结交了当时的著名学士苏轼等，博览群书，相互切磋学问，学业大进。

宋治平二年（1065），罗适三十七岁，考中进士，初仕安徽桐城县尉。桐城地瘠民贫，风化未开。上任伊始，正值时疫猖撅，百姓得病不肯就医，独信巫术，死者接踵。罗适到四乡调查后，召集群巫，怒斥骗术。同时筹集资金，请名医、汇良方、设药局，贫者不收药钱。一时间，救活者逾万人，瘟疫由此得到遏制。他曾熟读医书，有时亲自把诊，根据当时实践积累经验，著成《伤寒救俗方》一书。为了百姓的方便，将药方勒石立碑。“孰活我命？父母罗令”，是桐城百姓在他离任时赠予的最高赞誉之词。

熙宁元年（1068），罗适调任山东泗水县令。该县位于泗水上游，水患频频，旷地数万顷。他到任后亲自下乡勘察地势，然后发动县民开渠排水，变荒田为沃土，招徕外出逃荒者返乡耕种，使数千户家庭得以安居乐业。

元丰元年（1078），罗适徙扬州江都县令。江都近长江，水患年年不断。罗适请教对治水富有经验的苏轼，采用疏浚与筑坝相结合的方法，使多年的水患得到根治。修复了大石湖，改名元丰湖，可灌溉千余顷。是年大熟，江都百姓欢欣鼓舞，均言：“生我黎民罗青天！”

元祐二年（1087），罗适改任开封县令，迁推官，后又任两浙、苏、秀水提刑。凡所到之处，均以劝农事、修水利、平冤狱为主要政事，为避免耕种荒地引起的纠纷，他用王安石的“方田法”，丈量土地，按土地肥瘠征收赋税，使朝廷连年增加田赋，皇帝赏之财物，他均不受，言：“此乃僚吏之功也”。

元祐七年（1092），时任两浙提刑的罗适终于回到了阔别26年之久的故乡。在主爱山永乐寺，禹昭大师告知智贤师父已圆寂。他回想当年广润寺长老谆谆教诲的情景，不由感慨万千。并应禹昭师所嘱，作《永乐院记》。此碑近年已发现，准备置放在新修的寺内。他见到县城缺水，而大溪之水远离城区白白流走，就以提刑身份发文征召，晓谕百姓，动员邑民改溪水从清泉山下流过，经南门外向东。宁海县城从此有了这条亮丽的风景线。罗适望着清澈的溪水绕飞凤山而过，决定在山下筑晚年居住之所，即今溪南罗家村。也许是因他一生与水打交道，对水的情感特别深长之故吧！

元符二年（1099），罗适七十一岁，终于告老还乡，朝廷加封其为“朝散大夫”，服五品。还乡后，他仍念念不忘家乡的水利建设，如疏浚城北淮河，重修桐山桥等等。建中靖国元年（1101）农历八月十六，无疾而终，享年七十三岁。

罗适是宁海杰出的政治家，从政三十余年来，先后调任十职，任过五个县的县令，任职期间，竭尽全力为民办实事，政绩卓著，尤其对古代的水利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在江都任职时，兴修水利55处，灌田6000顷。五个府、县为感恩罗适遗泽，均为其建生祠，或誉呼“罗青天”，或绘图像悬挂，这在我县乃至台州地区历代均少见。南宋台州知府尤衮建“三老先生祠”，罗适居首位。明初方孝孺作《洪武宁海志》，称适为“循声茂绩，为吾宁有宋启家第一，”此评价实事求是，毫无夸张修饰之词。

责任编辑    蔡体谅

罗 适 传 略

邵凡户    章以赫

罗适，字正之，号赤城。北宋天圣七年（1029），出生在海游马家山。

曾祖父罗爽，祖籍江西柴桑郡（今九江市）。祖父罗德成，字大才，曾任越州（今绍兴）参军、录事。父罗皎，字允明，人称千二府君，赠中散大夫，娶妻二：前妻吴氏，赠慈溪县君；后妻周氏，赠金华县君。罗适系金华县君所出。娶妻周氏，封永嘉县君。

治平二年（1065），登彭汝砺榜进土（注一），为官三十四载，历十任，六为农官，四为监司（注二），后转朝散大夫，上护军，赐绯服五品。

建中靖国元年（1101）农历八月十六日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崇宁元年（1102）二月初七日，按遗愿葬于出生地海游马家山。崇宁五年八月初十日，周氏夫人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大观元年（1107）八月二十日，合葬于罗适墓。

生男六人，四人夭亡。长子罗璪，为溧阳尉；次子罗球，为太庙斋郎。生女九人，二人早夭。长女嫁陈师渐，次女嫁陈惇，三女嫁王庭筠，四女嫁朱充，四个女婿皆举进士；五女嫁将士郎汤子范，六女、七女尚幼。

渔樵耕读

适父曾任大理寺详事，因不愿违心乱译番书，得罪权贵，举家外逃。几经辗转，定居海游马家山。

宋时海游，乃海角港湾，民以农耕渔樵为生。适幼时，好读书。而乡中无文籍，惟乡先生朱绛，设私塾于天后宫（现三门医院），家传《论语》、《毛诗》，皆无注解。适手写，读之茫然，不知义旨。庆历间，广润寺僧智贤、禹昭二师，皆通儒学，能讲解“五经”（注三）、《论语》。适向其求教，潜心学习，父母鬻衣为其买书，拾薪代灯夜读，茅塞顿开，闻此达彼，由是知虔诚则圣贤门墙可入。

适晨赴瑞云（注四）就读，晚归家，午就餐寺院。因家贫无力付饭资，课余帮寺僧劳动。母亲早晚必送迎于慈母石畔。适一夕迟归，母问其故，适答：“洋庄有人拟写休妻书，数字不明，告之乃迟。”母怒斥之：“你读书应该明礼，岂可助人拆散夫妻？”适遵母训，以理劝谕，促使其夫妻重归于好。

皇祐元年（1049），适已弱冠，步行至四明（今宁波市）拜楼郁为师。郁为奉化人，徙居鄞县，志操高洁，学行美笃，为郡县教授，受鄞县县令王安石礼尊，一时英俊皆集其席下。适与舒直、楼常、俞充、袁谷等皆同师弟子，研磋学问。

适品学兼优，得楼郁器重，为其作伐，娶鄞县富室周氏为妻，亲迎归家。周氏事亲至孝，恪守妇道，妯娌和睦，上下爱悦，姻戚称崇。婚后不久，廪食不继，晨炊将绝，弟妹嗫嗫私语，周氏闻之，取首饰付适，以换菽粟。乐于同艰共苦，适以是自安。

适得妻助，赴湖州拜著名学者胡瑗为师，继续深造。胡瑗字翼之，学者称安定先生，得范仲淹荐，以白衣对崇政殿，授校书郎，以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置经义、治事二斋。其间适结识著名文人苏轼，并与陈贻范，徐中友友善。博览群书，商讨学问，学业大进。

倡医救俗

治平二年，适三十七岁登进士。首任安徽舒州桐城县尉。时疫猖獗，民病不知医，独用巫治，愈演愈烈，尸横村野，惨不忍睹。适念为民父母，当休戚与共。一日召集群巫，怒斥骗术，勒令毁巫所，焚偶像；遍请名医，为民治病，汇集良方，刻石传播，慷解私囊，筹集资金，设立药肆，施药救民。不数月，消除陋习，解脱病痛，救活万民，获得“孰活我命？父母罗令”之赞誉。适亦熟读医书，请教名医，亲自把诊，积累经验，著《伤寒救俗方》行世。

恤民断案

熙宁元年（1068），调任山东兖州泗水县令。县内旷地数万顷，佃民数千户。户部使者欲向佃民榨取规利，适不从。遭使者匣陷，改任著作佐郎，转调济阴县令。时韩魏公以宰相出为相州节度，视民如蒿莱，谏官御史不敢言。独适不计得失，慷慨陈言，触犯权贵，奏劾罢官。济阴父老深感罗令清廉，不忍分饯，哭诉相留者竟达万人。朝廷得悉隐情，令其归辖旧治，谪天平军节度推官。越二年，复官，任开封府陈留县令，摄开封府巡院。时籍吏玩忽职守，关押无辜，敲诈勒索。适至，则首惩黠吏，疏斥无行职员，身自办案。对无辜者、连坐者，尽皆无罪释放，使陈留弊风不月大变。

陈留为交通要道，四方宦游，客死他乡，不能归葬，而旅殡佛庙，残骸破棺累计数千。适请于朝，收葬于县城东南隅。有官于南方溺死，其妻挈孤流亡于道。适收留抚恤，还节衣缩食资助其还乡。上遣内侍刺知德音，皇上嘉奖，誉称陈留为善邑。

元丰间，徙扬州江都县令。隋唐以来，扬州已成著名都市，宋时尤其繁华，权女子乡宦角逐渔利，穷苦百姓：或欠租或稍有触犯，必送县严办。前历七任县令，田赋均收缴不清，诉牒盈庭。适赴任后，白昼私访，入夜阅卷，经调查二月，得悉赋粮不清原因，适用保伍法，集民庑下，给以纸笔，使其自列，核之诉牒，酌情均衡田赋轻重，佃户始安，赋限遂清。适少长田间，广知农事，常出行劝耕，对不务农事的贫民，为其置办耕具，身自督教，收成倍增。

朝廷颁盐法，他郡县皆实行，适独勿听。人为其危之。适却说：“为图爱民，县令之职责，纵然得罪，有何遗憾！”

元祐间，任两浙提点刑狱，劝农事。为修水利，农民无力负担经费。适来不及上奏，就发常平仓资助。朝廷从轻处理，移京西北路提点刑狱。诏许河北灾区流民数百户去汝州垦荒，有人冒充佃户霸占荒地，有司不能判。适以方田法（注五）处之，流民得以定居垦荒。

适为官务在恤民，戒督属吏，必先廉恕，是非曲直，至则辨察，教条所下，吏服民听，所至称治。北宋元祐六年（1091），宋哲宗颁布敕文，嘉奖罗适改革狱弊。适在宁海县缑城建宝赦堂，供奉敕书，今遗址尚存。

治水兴利

罗适出生地海游，抱山接涂，易涝易旱，时有台风、潮汐之灾。适就学湖州十载，受安定之教，与苏轼为师友。湖州是水网之地，河渠纵横，疏河筑埭建闸，变水害为水利，成为鱼米之乡。适耳染目睹，且得东坡指教，深明以农为本，当以兴修水利为要旨。

适任兖州泗水县令，亲自下乡勘察地势，分析水患根源，督民开渠排水，改造荒地数万顷，使数千农户安居乐业。

徙扬州江都县令，改革弊政，政化大行。走遍全县山山水水，征询老人意见，制订兴修水利规划。请教修水利有丰富经验的苏轼，遇有意见分歧，亦不勉强苟同。采取疏导与筑堤结合，因地制宜施行。亲自率领百姓开渠筑堤，始复大石湖，改名元丰湖，灌田千余顷，是岁大熟，每亩收获粮食成倍增加。治水初见成效，经验推及全县。筑大堤以却潮患，疏泽水而注诸江。计兴修水利55处，溉田6000顷；围塘扩种85万余顷。调任后，江都人民感罗君恩德，共议建生祠于召埭，请著名文人秦观撰写《罗君生祠记》，铭碑勒石，永传不朽。

罗适政绩卓著，擢知开封府开封县，就迁府推官。未几，除提点府界刑狱，兼相度京西等路水利。几邑沟渠失修，终年积水，不能及时下种。适率民疏通渠道，引水入淮，改低洼地为良田，民始不病，岁熟年丰。广济军南里堤有田数千顷，地形倾斜，常遭水患。适进行视察，在下流开渠道，引水入淮，水患始除。适治水有功，朝廷赏之。适推不受，说：“此乃僚吏之力。”

元祐间，任两浙提点刑狱，巡行浙东，定居宁海溪南。他深知台州水利以黄岩最为紧要（时黄岩县含今温岭、椒江），邑境濒海，海潮侵入，地势库卤，内河委蛇曲折，易旱易涝易碱。适亲临黄岩督修，疏导八乡官河90里，沟通大小支流936条，计长75万丈，始创内河分段筑堤建闸，控制水量之技。据明万历《黄岩县志》载：罗适共建六闸，即永气江常串、清混两闸，永宁江支流西江中段西湫闸，沿海永丰、黄望、周洋三闸（今属温岭）。此六闸为台州最早建成之水闸。闸建成后，海潮受阻，河渠畅通，排灌两宜，连岁丰熟，民享其利。“所出秸米甲于一州”，称“黄岩熟，六县足。”

元符二年（1099），罗适七十一岁告老还乡。虽年老力衰，仍效力桑梓，主持改造宁海城南大溪；疏浚城北颜公河，重修桐山石桥。

缑城学祖

罗适不仅政绩卓著，且勤于读书，学识渊博，著有《易解》、《伤寒救俗方》、《赤城集》一百卷。

南宋时，台州太守尤袤建台州州学三老先生祠堂，入祠供奉三人，以罗适为首。永嘉思想家叶适称罗适为：“浙学先河，理学先声。”台州士人闻世，始自罗适。

适资浑厚质直，办事信理直前，不肯为利害俯仰。奖人之善，急人之难，俸禄所入，救人危急，未为子孙打算。秦观赞适是：“学术有本，未通于世故，风节凛然，国仕也！”

适事亲至孝，与兄弟友善，待亲戚交旧鲍信，恩义显著。适登进士后，曾衣锦还乡，父母均亡，伫立慈母石旁，触景生情，悲痛欲绝，赋长诗《慈母石》；“忆昔生我童稚时，家贫逐日图生资。父母衣我宁自寒，父母食我宁自饥。拾薪为我代灯烛，鬻衣为我买诗书。朝夕劝我勤苦读，诫我勿作庸常儿。”并在石前表示决心：“行当竭力事明君，庶可扬名显二亲。”罗适一生，致仕不忘君恩，处事不忘亲情。异母只意欲多得财物，听其自取，从不计较。季弟死，择婿改嫁弟妇，又嫁其女，如亲生一样。大母吴氏娘家中道衰落，适抚育其侄女成人，嫁与士族良家。启蒙老师死，代为教养其子，分俸禄送入太学就读。有使者曾数次侵害罗适，后出使属于部下，疑其不能忘记，怕报复。适笑说：“这些事早已忘了，哪会记恨。”如此义节厚德，不可胜数。平日常与客语：“忧人之忧，然后可以乐其乐。”南宋进士宁海赤城书堂堂长舒岳祥写唐律十一韵赞适是；“文起吾乡秀，心知百代崇。名节台山峻，词章淮海雄。”明初名臣方孝孺编纂洪武《宁海县志》，称适为：“循声茂绩，为吾宁有宋名家第一。”清光绪七年（1881），罗适墓志铭在海游马家山出土，乡民为其重修坟墓，墓碑旁立“北宋名臣”、“缑城学祖”二碑。盖州县之乡贤，推适为首。晚清翰林章枝《谒乡先贤罗赤城先生墓》诗：“台人名世自公始，白屋孤寒跻显仕。循吏归来家四明，思乡温序营故里。”清光绪二十九年创立海游小学时，尊罗适为“缑城学祖”。规定每年清明节，全校师生赴马家山祭扫罗适墓，由老师讲：罗适渔樵耕读、为官清廉、为民造福等故事，勉励学生以先贤为榜样，做品学兼优好学生。

1986年7月，为纪念乡贤，保护古迹，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重修罗适墓。在修墓过程中，于1987年1月3日出土罗适妻周氏墓志铭。1988年修复，经县人民政府批准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注释】

注一：彭汝砺，字器质，饶州鄱阳人，登治平进士第一。

注二：六为农官，四为监司。盖宋时邑令皆兼管句劝农公事。罗适尉桐城，后历泗水令，知济阴、陈留、江都、开封县所谓六为农官也。提点府界刑狱，相度京西水利，提点两浙刑狱，提点京西北路刑狱，所谓四为监官也。

注三：“五经”为《易经》、《诗经》、《尚书》、《礼记》、《春秋》。

注四：瑞云，广润寺建在瑞云山麓。

注五：方田法为王安石新法之一，是对当时土地不实，赋税不均的弊病，重新丈量土地，以千步为一方，按照土质肥瘠划分等级，征收税赋。

参考资料：

1．罗适《永乐院记》。

2．秦观《罗君生祠记》。

3．叶适《台州州学三老先生祠堂记》。

4．《台学源流》。

5．《台州府志》第一○四卷。

6．《中国人民大辞典·罗适》。

7．《宝敕堂·敕书》。

8．《罗适墓志铭》。

9．《罗适妻周氏墓志铭》。

10．王应麟《赤城书堂记》。

11．彭春年《重修黄岩诸闸记分》。

12．罗天令《关于罗适史事的几点调查》。

——《罗适史料》，浙江三门文史资料笫五辑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8.15     于福州

罗万藻（？—约1646），明江西临川人，字文止。

天启七年举人。福王时，官上杭知县。唐王擢礼部主事，未几卒。

通经学，与艾南英、章世纯、陈际泰立豫章社，同以八股文名家，时人多宗之，称章、罗、陈、艾。

有《此观堂集》。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19    于福州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及第（第三名，俗称探花），授编修。

迁南京国子监司业，与祭酒章懋以实行教士。未几，奉亲归，因乞终养。刘瑾怒，夺职为民。瑾诛，复官，迁南京太常少卿（正四品），再迁南京吏部右侍郎，入为吏部左侍郎（正三品）。

世宗即位（1522），命摄尚书事。上书言久任，超迁，法当疏通，不报。大礼议起，（罗）钦顺请慎大礼以全圣孝，不报。

迁南京吏部尚书（正二品），省亲乞归。改礼部尚书，会居忧，未及拜。再起礼部尚书，辞。又改吏部尚书，下诏敦促，再辞。许致仕，有司给禄米。

时张总桂萼以议礼骤贵，秉政树党，屏逐正人。（罗）钦顺耻与同列，故屡诏不起。里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潜心格物致知之学。

王守仁以心学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师之。（罗）钦顺致书守仁，略曰：“圣门设教，文行兼资，博学于文，厥有明训。如谓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所不尽，必于入门之际，加以格物功夫哉？”

守仁得书，亦以书报，大略谓：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反复二千余言。

（罗）钦顺再以书辩曰：“执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学》以来，未有此论。夫谓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为物也三。谓正其物之心，诚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为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论，以程子格物之训推之，犹可通也。以执事格物之训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论，则所谓物，果何物耶？如必以为意之用，虽极安排之巧，终无可通之日也。又执事论学，书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审如所言，则《大学》当云：“格物在致知”，不当云“致知在格物”与“物格而后知至矣”。书未及达，守仁已殁。

（罗）钦顺为学，专力于穷理、存心、知性。初由释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谓：“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今人明心之说，混于禅学，而不知有千里毫厘之谬。道之不明，将由于此，钦顺有忧焉。”为著《困知记》，自号整庵。

年八十三卒，赠太子太保（正三品），谥文庄。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本传”

附一：罗整庵自志

整庵罗姓，钦顺名，允升字，吉泰和阙城人也。成化乙酉腊月八日，生于浙东青田官舍。弘治壬子秋，江藩以第一人荐。癸丑，会试礼部，名第七。廷试，蒙孝庙亲擢第一甲第三名，赐进士及第，授官翰林院编修。壬戌夏，升南京国子监司业。乙丑得告，奉侍先公还乡，因疏乞终养，当道持不下。正德戊辰，逆瑾横益甚，夺职为民。庚午秋，瑾伏诛，例还旧职。壬申秋，升南京太常寺少卿。乙亥夏，升南京吏部右侍郎。戊寅，满孝乞休，不允。己卯春，改吏部右侍郎，辞益恳。庚辰夏，有旨：“着上紧到任管事，不准辞”。其年十月履任。辛巳三月，武庙上宾。四月，今上入继大统，万邦胥庆。五月，升本部左侍郎，先后尝连摄部事。壬午夏，升南京部尚书，到任未几，闻先公病甚，疏乞解官侍养。有旨：“准暂回省视”。冬尽抵家，癸未四月，先公竟捐馆。尝有礼书之命，不及拜矣。丁亥春，复以礼部尚书召。疏辞，不允。俄召为吏部尚书，辞益力。奉圣旨：“卿才行素人望久归。近自陈休致，已有旨勉留，如何复有此奏？既情词恳切，准致仕。有司仍月给食米四石，岁拨人夫四名应用。”盖私心雅慕持正，而重于变通。量而后入，亦惟古训之是式耳。何意圣恩弘覆，所以曲成者如是其特，是诚当代之所鲜哉！

平生于性命之理，尝切究心，而未遑卒业。于是谢绝尘绊，静坐山阁，风雨晦冥，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记》，前后凡六卷，并得附录一大卷，所以继续垂微之绪，明斥似是之非，盖无所不用其诚。力之殚矣，心之远矣，亦非有加于分外也。甲辰之冬，行年八十，巡抚、都御史净峯张公岳为请存问之典。乃其为说，欲使缙绅学子，知某以正道、正学为上所尊礼，莫敢不勉率以趋于正。风化所系，诚非浅小。自非道同心契，其见于其言者，孰能若是之深切哉！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吾固知实理之不容易矣。

近得危疾，久而不解，听天所命，何惧何疑？缘素无功业可记，将来不敢以碑铭为大手笔累，乃自誌其生卒之概，刻而藏之，使后世子孙由是而知有我，足矣。初娶同里曾氏，生二子：琰、珝；一女任洁，适万安刘宏，婿、女俱先卒。继娶临潼李氏，生一女端洁，适同邑冻溪尹廷。孙男六人：份、企、佸、偲、位、以；孙女四人，长适蜀江欧阳鈗。曾孙男一人申孙；曾孙女二人。平生微言细行，动辄准绳，家庭子弟当有能记之者。其世系之详，具载于先祖考及先考神道之碑，兹不复出。

（右誌作于丁未夏四月十六日丁酉，越九日乙巳，考终正寝，享年八十有三。葬以戊申春正月十九日丙申。墓在三十都桃冈之原，酉山卯向，去家仅五里）

附二：整庵履历记

余平生无可称述，惟是履历之概，不可不使吾后人知之。居闲无事，时追忆其一二，识之于册，事各系于其年，辞则悉从其实而已。

成化元年乙酉十二月辛巳时加辰，余生于浙东青田之官舍。先公时为其邑教谕，盖六年矣。

五年己丑先公官满还乡。学舍中门巷曲折，归途山行川泛，余略能记之。

七年辛卯春，初入学。夏，先公履安庆教授任。秋，随先祖母王夫人、先母曾夫人赴官所。曾夫人常言：“吾儿初入学便循循守规矩，不与他儿同也。”

十一年乙未先姑父萧贵步先生来访亲，先公留之馆。余从受业，初学作五七言律诗。

十三年丁酉夏，先公应闽藩聘，往考乡试，萧先生亦还乡应举。余独处一斋，读书习字，未尝轻出。间一二日，则往就司训赵先生解释《大学》数条，略能领其大旨。朋辈或相拉游戏，辄辞之，盖性所不好也。

十四年戊戌春正月，例改题门符。余辄题两语云：“不规规于事为之末，但勉勉于仁义之天。”见者颇加叹赏。三月，先公还任，同官指门符谓先公曰：“令郎已能道此语，何尚不令学举业乎？”先公曰：“欲其多读书尔。”乃遣从丁宗仁先生学。端午日，先生面试论语义二篇，未午呈稿。览毕，见谕曰：“子学文未久，所作遂能合格，且如是其敏。第勉力，不患不远到也。”归，先公令诵所作，良色喜。无何，闻士美、文甫两曾先生具及第。先公因赋二绝句柬丁。其一云：“雅彦龙头真极选，探花又喜见曾追。便须发奋思齐驾，问学工夫可暂离！”其二云：“吾乡多士皆骐骥，逐电奔云不可追。驽劣自惭空老大，还看绿耳与纤离！”时余年方十四，先公属望已不浅矣。丁先生名荣，怀宁庠生，其学行素为公所重，后中成化丁未进士，未授官而卒。

十五年己亥春，得咳疾，久而未愈。先公颇以为忧，医疗勤至。既愈，日授庭训，不及从他师。

十六年庚子春，从王应禛先生学，与戴天锡同窗。天锡长余一岁，颇见推让。其秋，先生及天锡皆中乡举。后先生未仕而卒。天锡亦中丁未进士，累官桂林知府，罢归。冬，先公官满，挈家还乡。

十七年辛丑夏四月，余受醮命，娶于同里曾氏。秋八月，先公赴京。

十八年壬寅春三月，先祖母王夫人卒。冬十月，先公守制来归，丧葬诸事皆命余相守庵叔父理之。

十九年癸卯秋，郡邑取中乡试，比至会城，提学钟公卧病。时生儒未试者七八百人，两司诸公乃合而试之。令严甚，不许属稿。所取仅四之一，余忝首名。

二十年甲辰读书里之双龙观中。

二十一年乙巳夏四月，先公起复，赴京。余始受命理家。

二十二年丙午郡试、提学试、巡按御史试皆叨首选。时提学为瘠茂冯公，奖与尤至。

弘治二年己酉小试，为太守顾公天锡所赏，后为提学敖公静之所黜，论偶失旨故也。

三年庚戌春，赴南雍省侍。至则率季弟允恕读书于率性堂之右厢，凡数月。秋暮方抵家。

五年壬子秋，赴会城应试。八月初七日夜分，吐泻交作。比晓，息仅属，势颇危。日中犹未能食，既而酣睡，入夜精神方稍回。已决意不入场矣，所亲力强之，饭数匙，夹持以往。顾病体不堪重劳，乃谓所亲曰：“日加申，吾当出，宜具粥以需。”竟如所约。三场毕，自度必中，中当不出十名，然不意竟叨首选也。冬十一月，与徐广威同舟北上。至南都，余入省二亲，庆威入省其兄广贤夏官。腊月既望，乃联骑渡江。至徐，买车同载。

六年癸丑春正月九日，至京师。会试榜出，余名列第七，修撰钱与谦先生所取士也。钱批余论首云：“有相业者作。”士夫往往为余诵之。然录中所刻，乃出钱手，非余本色也。廷试，擢第一甲第三名，赐进士及第。既而闻阁老丘文荘公阅余所对策，过有褒语。徐文靖公覆视颇摘其瑕。余自是益留心于学，皆二公玉成之赐也。释褐，授翰林院编修，阶承事郎。朝退辄闭门读书。天性简直，拙于人事，交游甚寡。凡阅岁贡生及考满训导试卷，未尝过刻，亦不苟容。有执贽求见者，悉坚拒弗纳。每得先公书，亦未尝不以此为戒也。

八年乙卯夏四月，先公以考满到京。居两月，升国子助教，徙居退省堂。间数日，辄一往省。冬十二月，闻母夫人之讣。

九年丙辰春二月，先公乞休得允，遂同舟南还。闰三月抵家，以冬十二月襄事。

十一年戊午春三月，释服。四月，始出邑城谢诸亲友。冬十一月北上。

十二年己未春二月，至京，随复原职。二弟同中进士，遂同居。夏五月，满初考，蒙恩授敕命，进阶文林郎，封先公编修，赠先母孺人，内子亦受孺人之封。

十五年壬戌春，同考礼部会试。得一卷，三场俱优，而藏锋敛锷，意其必困于累举者，颇疑为乡友萧时坚，然不敢以私废公，遂定为本房之冠。主考吴匏庵先生置之首选，及拆卷，乃景陵鲁铎，果丙午举人也。俄充经筵展书官。夏四月升南京国子监司业。先年起蘭谿章公懋为祭酒，公以家难辞。诏推补司业以需，而余适承乏。盖此员缺而不补，垂七十年矣。夏六月，履任。监规积弛，士多放逸，每遇差拨即争辩纷如。余谓：“放心宜收，非管摄之严不可；争风宜息，非积考之精，予夺之公不可。”持此三者甚力，始而怨谤交集，终亦安之，六馆肃如。奏疏言：“下第举人当入南监者，正宜及时作养，顾往往径自回家，虚糜岁月，可惜。请立法以拘制之。”当道虽以为然，然不肯尽从吾所立法，盖惟恐人情不便也。

十六年癸亥春二月，先公至自杭。初，余改官即以迎养请，先公许来一视。过杭，则留仲弟允迪所专使再往乃至。秋八月，大司成章公抵任。未数日，寮属中有间之者，公颇置疑，徐而察之，知所言皆妄，乃深相信。自是凡事必以见咨，余靡不尽心。相处仅逾年，遂相乖隔，然书尺往来不绝。平生寮友之相得者，公其最也。

十七年甲子冬十一月，得告，奉先公还乡。在任将二年，所奖进之士，如吴惠、汪立、王思、陆深、严嵩、董圯、张邦奇、湛若水、杨叔通、陈沂、盛仪、潘鑑、曹琥等，后皆有名，亦自喜其不谬。所愧学力未充，未能相与痛加切磋耳。

十八年乙丑春正月，道杭州，少驻。二月，抵家。秋，疏乞终养。马端肃公时为太宰，谓终养之例，须单丁乃许，今有兄弟三人，然三人皆从宦，情固可推，理宜酌处。乃行原籍查勘。

正德元年丙寅勘文到部，马公已去位，代者漫无可否，倚阁逾年。

二年丁卯春，有为余叩其所以者，该司固云例不合，乃檄有司催余还任。欲再疏，虑旷日弥久，乃以冬十月复莅南雍。时大司成则历城王公敕也。

三年戊辰春二月，将满考，时逆瑾方作威福。南铨忽用其新例，将以余给假始末具奏，或谓还任在新例前两月，勿奏可也。该司虑祸及，不听。野亭刘公时为太宰，谓余：“奏可缓发，子宜以考绩先行；一面瑾，固当无事。”余心知奏上必无全理，然或如所谓，将举其平生而尽弃之，乃逊辞谢曰：“感公厚意，但非力所能及，愿早为发奏，俾某得供子职，为赐多矣。”野亭为之色动。四月，得报除名。闻吏部据南铨奏辞，具新旧例两请，瑾果怒余简伉，竟用新例以示威云。六月抵家，先公泰然如平日。

五年庚午秋八月，更化诏下，复原官。冬，复被南雍之命。

六月辛未春三月，抵任。时大司成则永嘉王公瓒也。五月，上献纳愚忠疏，疏入，留中。秋七月，闻乡郡有警，急遣人奉迎先公，九月至官舍。冬，复迎守庵叔父来居。

七年壬申夏四月，以新例考旧绩，将北上。仲弟允迪使来迎父、叔，余送至嘉兴而别。抵淮安，病弗能前，入疏请告。逾月，回至龙江，寓禅庵以俟报。部书至，乃俾余还任调理。再疏恳之。秋七月，流贼刘六等骤至江上，人争走避，余不得已，复入城。八月得报，升南京太常少卿。知再疏未达，乃复令人入疏。吏部覆奏，奉旨不允。盖余自入春来，觉心气虚怯，状若怔忡然，切欲闲居静养，而连疏不遂。冬十一月，乃勉强供职。

八年癸酉弘治间，尝有诏录开国功臣后。凤阳有郭琥者，奏称滁阳裔孙，过有希望，当道颇难之。再奏乃得冠带。其意未满，复奏乞一官，遂经营得奉祀，盖虚衔也。无何，又欲比徐、杨二王，求立祠祭署。祠祭署隶太常，乃数造太常，请为具奏。河东张公芮为卿，既许之矣，余未闻也。是春及夏，琥又迭来恳请，张公将从之。余曰：“兹事未可轻易。徐、杨二王皆太祖至亲，滁阳则以义合。其追封王爵，或以大国，或以郡，明有差等，故祠祭署自难概设。且当时二署之设以坟，今为琥请，何理也？”张公直视无言，第令琥姑俟之。后察知余意坚不可回，乃已。琥乃自入奏。事下吏部，冢宰邃庵杨公洞烛其情，恶其僭妄，遂请削其奉祀。滁人闻命下，莫不快之，张公犹为余言“邃庵太过”，人性之蔽有如此者！余又考敕赐滁阳王庙碑，已明言王无后。琥虽或有来历，如碑文何！当初似欠参详。以此知当官处事，虽微不可忽也。秋，两京先后缺祭酒，余连被首荐，皆不果用。有一前辈意余将不释然，每见辄致宽慰语，且讽余拙。余颇讶其不相知，因赋三绝句晓之，其卒章云：“伊洛渊源世所宗，高谈性理半雷同。若无上蔡除根力，远隔程门一万重。”及再相见，颇有惭色。

十年乙亥夏五月，升南京吏部右侍郎，六月履任。友人曾元之在京师以书见贺，有云：“凡遇员缺，再推而得之者，在他人，人皆曰人也，非天也；在先生今日，人皆曰天也，非人也。”余颇以元之为知言。秋九月，兼摄南京工部事。是月晦，封孺人曾氏卒于官所。余妻贤而不寿，且余乍进乍退，故封号未及有加，心切哀之。冬十月，令子珝扶柩归葬。

十一年丙子春三月，解南京工部事。夏五月，因灾异自陈乞休。冬十一月，再娶临潼李氏。

十二年丁丑秋七月，捧表入贺万寿圣节。次子珝自家来侍行。九月初至京，驾已西幸。既毕事，出至张家湾，乃疏乞归省。至仪真候报，久而未得，乃从浙迤逦西归。溯章江始得报：“有旨，给驿。”无及矣。后十二月抵家。江西归。

十三年戊寅夏六月，还任。冬十二月，满考，即日驰书气休，溯江西归。

十四年己卯春正月抵家。五月，得部咨：“奉圣旨：‘罗钦顺学行老成，着照旧用心办事，所辞不允。’”未几，又得部咨，改吏部。乃再疏乞休。

十五年庚辰秋八月，得部咨：“奉圣旨：‘罗钦顺先因推举改用，成命久下，着上紧到任管事，不准辞。”余以先公年益高，己身又多病，出将未免有悔，若恳请，未必不从。先公稍不怡曰：“儿从宦虽有年，备员而已。今往或可少行其志，何固执乎！”余为之悚然，乃决行计。冬十月，陆行至京履任。后则以满考闻，蒙恩给诰，升授通议大夫，赠封二代及妻室，皆如制。冬十一月，毅皇驻跸通州。二十一日，被旨赴在所供事。二十五日，赐见潞河驿。十二月朔旦，候驾漕运厅前。驾至，偕文武诸大臣及科道官入见，遂劾奏诸反者，请置之法，有旨收系云云，乃叩头而出。堂中惟设御座，旨则司礼监太监由御屏后传出，颇闻故典如此。初九日晚，前行候驾。次日午，驾乃还宫。十一日，大祀天地，奉旨分献北海坛。

十六年辛巳春三月十四日，入奉遗诏。四月二十二日，今上即位。后数日，自陈乞休，不允。太宰晋溪王公被收，余奉旨摄篆首。遵诏条，备查先朝得罪官员，开具职名、事由上请。于是圣恩所及，无间存殁。余初阅司稿，于王廷陈事迹颇欠明，遂据实增入数语云：“王廷陈近因后任缘事，拟降杂职，候到部之日，另行奏请定夺。”其后，言路中有因他事泛及廷陈者，以为吏部庇之，殆传闻初稿之误，亦欠审矣。会推吏部尚书，余所举有白严乔公，六科独不附，曰：“齐某尝有言矣。”余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齐所言固应有见，但众论所归，诸君亦不可不察。”往返数日，竟亦佥同。是月，转左侍郎。秋七月，太宰熊峰石公入管诰敕，余再被旨摄篆。于是，白岩竟代熊峰。大司马幸庵彭公初至，谓先朝故典，新君即位，尝降敕南京内外守备及诸文武衙门，俾其协心计，安根本重地，乃以咨来属余奏请。俄又奏留前任郎中于湛，欲与同事数月，时淇已升陕西参议，余皆不从也。言官尝有所指劾，覆奏一从其实，无敢阿私。诏所罢官有夤缘内监以求进者，奏论其交通害政，请付法司定罪，竟沮之。冬十月望后，白岩始至。十二月，与九卿诸公同上“慎大礼以全圣孝疏”。疏草余所具也。

嘉靖元年壬年春正月，奉敕谕充实录副总裁，赐御宴于礼部。三月，驾幸太学，充分奠官。礼毕，赐羊二只、酒二瓶、实钞三千贯。都御史徐公自湖广驰疏，请起邃庵杨公总制三边。吏、兵二部会题，拟如所请。苏郎中稿来看，余曰：“邃庵乃旧相，即起亦必礼辞，往返须数月。今边报孔亟，李亚卿方在彼行事，利害所系，恐宜三思。”苏以余言告白岩，乃以题本后增二语云：“但见有侍郎李某在彼。伏乞圣裁。”邃庵由是不果起。余尝误为邃庵所知，素尊仰之，但入京逾年，闻诸物论殊籍籍。晓苏之语，非惟事体当然，亦欲以忠于知己者尔。夏四月，升南京吏部尚书。六月，履任。八月，所遣仆子自家来，闻先公病势不解，即驰书乞休，以便养亲。奏，奉圣旨：“卿父既有疾，准暂回省亲，驰驿去。疾愈，上紧还任管事。”十二月抵家。

二年癸未春三月，改礼部尚书。夏四月十九日，先公捐馆。

四年乙酉春正月庚申，葬先公天柱冈之阳，奉迁先夫人袝焉。

五年丙戌春正月，具疏遣子珝入京代谢赐祭及营葬恩。

六年丁亥春二月，复起为礼部。辞疏上，奉圣旨：“卿学行简在朕心，推举出乎廷议。礼卿缺员，虚位以待，宜勉承新命，上紧前来供职，再不必辞。”夏五月，改吏部尚书。再疏辞免重任，恳乞休致，奉圣旨：“卿才行素著，人望久归，近自陈休致，已有旨勉留，如何复有此奏？既情词恳切，准致仕，有司仍月给食米四石，岁拨人夫四名应用，该衙门知道。”秋九月，吏部咨到，遂驰书谢恩。冬十一月，纠合族众改作罗氏宗祠，又与二弟协谋市地创作小宗祠。罗氏宗祠乃先公创作，以祀始迁之祖，为会族之处，当时颇病其隘，欲展拓而未能，又欲别祠小宗，而地基弗便。至是，适有机会一时并举，皆所以成先公之志也。是役也，长男琰多效劳云。

七年戊子春二月，十三道御史会荐十人，以余为首。忌者大怒，遂穷探其故，既无所得，犹斥三人外补。余前后被荐不啻十数，虽三人被斥，犹或有继之者，盖多采用虚名，不知余实无所长，又衰且病也。往年元山席公亦尝举以自代，平生仅一识面而已。丙戌之夏，因子珝谢恩归，以书见贻，颇论及时事。其为国一念可谓惓惓。然余持论既殊，既令复起，亦安能久于其位也？秋七月，以大礼告成，下诏覃恩，进阶荣禄大夫。冬十一月，编次所著《困知记》为二卷。

八年己丑秋七月初，季弟西野卧病，八月二十五日竟不起。余前后驻邑城凡四十余日。冬十二月甲申，再往视窆。

十年辛卯春二月，杨氏姐寿七十，自往庆之。次子珝以是月赴京谒选。夏四月，会同乡士友于龙福寺议乡约。六月，续著《困知记》一卷成。

十二年癸巳夏五月，又续著《困知记》一卷。

十三年甲午 年七十。生辰将近，亲朋陆续称觞，皆以诗文为侑。次儿珝在京求得寿文一篇、玉带一束，缄书遣使，以初七日抵家，亲朋见之，莫不以为奇事。江右士夫在都下者几十人，人赋一诗为寿，其诗卷题曰：“天寿平格”。诸君之意良厚，然非余所敢当也。

十六年丁酉冬，次儿珝得告归省。

十七年戊戌又著《困知记》一卷，记于是凡三续矣。其冬，筑寿藏于桃冈。故妻曾夫人自龙塘迁葬寿藏之右。事毕乃促珝还朝。

十八年己亥春三月，买得小径中峪山地一片，迁葬外祖考妣，立石识之。外祖考曾府君讳朋止，妣萧氏，其遗胤只存曾孙一人，年已向衰，犹未有子，不得不为之远虑也。初冬，珝升马湖知府，便道过家，留两月乃之任。冢孙偁以疾卒，十二月葬阳村。贤而早死，可哀也！为铭其墓。

二十年辛丑珝自马湖入觐，疏乞侍养，温旨赐允。夏四月抵家。

二十一年壬寅作桃冈书院，去寿藏可百步许。十二月庚子，鸡将鸣，梦中偶得句云：“欲穷太极图中妙，须向姑苏台上推。”未审为何详也。因记二十年前梦中尝得句云：“东海春流吞万壑，南山晴翠耸层霄。”亦未详所谓，漫志之。又记先公官南都时尝梦题竹，亦止记两句：“冰霜岁久琅玕老，雨露春深枝叶繁。”此实先公眉寿征，家庭馀庆之兆也。

二十二年癸卯七月初，得曾孙男，字之曰申孙。

二十三年甲辰年八十。生辰前后，贺客陆续至，视七十时几倍之。

二十四年乙巳夏四月二十六日，巡抚、都宪东崖虞公奉旨及门存问。五月初七日，巡按御史槐川魏公继至。是月十七日遂具疏，令孙男佸赍奉入谢。以八月中至京，疏奏，奉圣旨：“览卿奏谢，朕知道了，礼部知道。”十二月，佸抵家，得部咨知会。

二十五年丙午夏五月，又续著《困知记》一卷。

二十六年丁未

附三：明儒学案师说罗整庵钦顺

愚按，先生之学，始由禅入。从“庭前柏树子”话头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觉为性，以心为本，非吾儒穷理尽性致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说而求之，积二十年久，始有见于所谓性与天道之端，一口打并，则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间，由本而之末，万象纷纭而不乱；自末而归本，一真湛寂而无馀。”因以自附于卓如之见，如此亦可谓苦且难矣。

窃思先生所谓“心目之间”者，不知实在处，而其“本之末”、“末归本”者，又孰从而之之、归之乎？理一分殊，即孔子：“一贯”之旨，其要不离忠恕者，是则道之不远于人心，亦从可决矣。乃先生方齗齗以心性辨儒释，直以求心一路归之禅门，故宁舍置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处理于不内不外之间，另呈一心目之象，终是泛观物理。如此而所云“之之”、“归之”者，亦是听其自之之而自归之，于我无与焉，则亦不自觉其堕于恍惚之见矣。

考先生所最得力处，乃在以道心为性，指未发而言；人心为情，指已发而言。自谓独异于宋儒之见，且云，“于此见得分明，则无往而不合。”试以先生之言思之，心与性情原只是一人，不应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缘先生认定佛氏以觉为性，谓觉属已发，是情，不是性。即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无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于心外，而求之天地万物之表。谓天下无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贯，而后授之诚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是，则几以性为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尝见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内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犹之理与气；而其终不可得而分者，亦犹之乎理与气也。先生既不与宋儒天命、气质之说，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谓“理即气之理”，是矣，独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气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理气是一，则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于一分一合之间终有二焉，则理气是何物，心与性情是何物！天地间既有个合气之理，又有个离气之理，既有个离心之性，又有个离性之情，又乌在其为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释氏本心”，自是古人铁案。先生娓娓言之，可为大有功于圣门。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于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为释。先生不免操因噎废食之见，截得界限分明，虽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实免抛自身之藏。

考先生于格物一节，几用却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后即说心，说性，说理气，一字不错，亦只是说得是，形容得著，于坐下毫无受用。若先生庄一静正，德行如浑金璞玉，不愧圣人之徒，自是生质之美，非关学力。先生尝与阳明先生书云：“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诚意正心”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呜呼！如先生者，真所谓“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门，且在终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质，早寻向上而进之，宜其优入圣域，而惜也，仅止于是！虽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厘之差，而终之苦难一生，扰扰到底者，几乎千里之谬。盖至是而程朱之学亦弊矣。由其说，将使学者终其身无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后得，而得已无几，视圣学几为绝德，此阳明氏所以作也。

——《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一

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吉之泰和人。弘治壬子，乡试第一。明年，进士及第，授翰林编修。擢南京国子司业。时章枫山先生为祭酒，皆正己率物，太学一时之盛。奉亲归家，因疏乞终养。逆瑾怒，夺职为民。瑾诛，复职。由南京太常少卿升南京礼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转左侍郎，拜南京吏部尚书，改入礼部。丁父忧。服阕，起原官。未至，改吏部。具疏固辞，于是得旨致仕。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诏赐祭葬，赠太子太保，谥文荘。先生家居，每平旦，正衣冠，升学古楼，群从入，叙揖毕，危坐观书。虽独处，无惰容。食恒二簋，居无台榭，燕集无声乐。林希元曰：“先生自发身词林以至八座，其行己居官，如精金美玉，无得致疵。”

先生自叙为学云：“昔官京师，逢一老僧，漫问：‘何由成佛？’渠亦漫举禅语为答：‘佛在庭前柏树子。’意其必有所谓，为之精思达旦，揽衣将起，则恍然而悟，不觉流汗通体。既而得证道歌，读之若合符节。自以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后官南雍，圣贤之书未尝一日去手，潜玩久之，渐觉就实。始知前所见者，乃此心虚灵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体认，积数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而确乎有以自信。”

盖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谓：“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轇轕，而卒不克乱，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即朱子所谓“理与气是二物”、“理弱气强”诸论，可以不辩而自明矣。

第先生之论心性，颇与其论理气自相矛盾。夫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也。人受天之气以生，只有一心而已，而一动一静，喜怒哀乐，循环无已。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恭敬处自恭敬，当是非处自是非，千头万绪，轇轕纷纭，历然不能昧者，是即所谓性也。初非别有一物，立于心之先，附于心之中也。先生以为，“天性正于受生之初，明觉发于既生之后，明觉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则性体也，心用也。性自人生以上，静也；心是感物而动，动也。性是天地万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为此心之主，与“理能生气”之说无异，于先生理气之论，无乃大悖乎！岂理气是理气，心性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

虽然，心性之难明，不自先生始也。夫心只有动静而已，“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动静之谓也。情贯于动静，性亦贯于动静。故喜怒哀乐，不论已发未发，皆情也，其中和，则性也。今以“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为性，已发之和为情，势不得不先性而后心矣。性先心后，不得不有罅隙可寻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心也。仁、义、礼、智，指此心之即性也。非先有仁、义、礼、智之性，而后发之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也。（观此，知李见罗道性编亦一偏之论）凡人见孺子入井而怵惕，嘑蹴而不屑，此性之见于动者也。即当是静，而性之为怵惕不屑者，未尝不在也。凡动静者，皆心之所为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觉自然，自有条理之心，而別求所谓性，亦犹舍屈伸往来之气，而別求所谓理矣。朱子虽言“心统性情”，毕竟以未发属之性，已发属之心，即以言心性者言理气，故理气不能合一。先生之言理气，不同于朱子，而言心性则于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说耳。

先生以释氏有见于明觉自然，谓之知心：不识所谓天地万物之理，谓之知性。羲以为释氏亲亲，仁民爱物，无有差等，是无恻隐之心也；取与不辨，而行乞布施，是无羞恶之心也，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是无辞让之心也；无善无恶，是无是非之心也。其不知性者，由于不知心尔。然则其所知者，亦心之光影而非实也。高景逸先生曰：“先生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呜呼，先生之功伟矣！

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县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卒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曾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因与权阉刘瑾不合，被废为民。刘瑾被诛后复职，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丁父忧后，不愿做官，里居二十多年，潜心著书，著有《困知记》及续记、再续、三续、四续共七卷，《整庵存稿》二十卷。

罗钦顺时，明朝政治黑暗腐化，宦官当权，贪污盛行，民不聊生。在哲学领域，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在当时占居统治地位。因此，罗钦顺表面上仍自称道学家，推崇程、朱，但实质上却利用程、朱的术语，偷换概念，和程、朱理学进行斗争。

罗钦顺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理”是由于“气”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的规律，不是神秘莫测、主宰一切的东西。《困知记》卷上云：“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千条万绪，纷纭轇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又“续记”卷上云：“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上述论述明确说明物质的“气”是世界的本原，它有内在的运动特性；“理”不过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理只是气之理”，不能离开气而单独存在。

《困知记》卷下还进一步阐发：“气聚而生，形而为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气散而死，终归于无，无此物即有无此理”；“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谓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长，事物之终始，莫不皆然。”这里强调“理”不能离开事物单独存在，事物消亡时，它的“理”也就不存在。天地间万物在生长消亡着，而聚散的规律就在万物的内部，并非超乎万物的聚散之上另有主宰万物聚散的“理”存在。

附：《困知记》选录

自夫子赞《易》，始以穷理为言。理果何物也哉？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轇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夫《易》乃两仪四象八卦之总名，太极则众理之总名也；云“《易》有太极”，明万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则一本之为万殊也；斯固自然之机，不宰之宰，夫岂可以形迹求哉？斯义也，惟程伯子言之最精，叔子与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说具在，必求所以归于至一斯可矣。程伯子尝历举《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一阴一阳之谓道”数语，乃从而申之曰：“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学者试以此言潜玩精思，九九自当有所见。谓叔子小有未合者，刘元承记其语有云：“所以阴阳者道”，又云：“所以阖辟者道”。窃详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来只此是道”之语观之，自见浑然之妙，似不须更着所以字也。所谓朱子小有未合者，盖其言有云：“理与气决是二物”，又云：“气强理弱”，又云：“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似此类颇多。惟《答柯国材》一书有云：“一阴一阳往来不息，即是道之全体”，此语最为直截，深有合于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见，不知竟以何者为定论也。

《乐记》所言欲与好、恶，与《中庸》喜、怒、哀、乐，同谓之七情，其理皆根于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较重，盖惟天生民有欲，顺之则喜，逆之则怒，得之则乐，失之则哀，故《乐记》独以“性之欲”为言。欲未可谓之恶，其为善为恶，系于有节与无节尔。

理，一也。必因感而后形，感则两也。不有两，即无一。然天地间无适而非感应，是故无适而非理。

命之理一而已矣，举阴阳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为万象；性之理一而已矣，举仁义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为万事。万象虽众，即一象而命之全体存焉；万事虽多，即一事而性之全体存焉。

理只是气之理，当于气之转折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便是转折处也。夫往而不能不来，来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极”，此之谓也。若于转折处看得分明，自然头头皆合。程子尝言：“天地间只有一个感应而已，更有甚事！”夫往者感而来者应，来者感则往者应，一感一应，循环无已，理无往而不存焉，在天在人一也。天道惟是至公，故感遇有常而不忒；人情不能无私欲之累，故感应易忒而靡常。夫感应者，气也，如是而感则如是而应；有不容以毫发差者，理也，适当其可则吉，反而去之则凶，或过焉或不及焉则悔且吝，故理无往而不定也。然此多是就感应处说，须知此心虽寂然不动，其冲和之气自为感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谓“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须臾之间”。此则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为性者也。愚故尝曰：“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5.5.11    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