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以国氏，其先曰妘子，国于宜城之墟，后徙于枝江。

春秋时，为楚所灭，及周之季，子孙又徙而南，居于长沙，而蔓延于豫章。

豫章之族既蕃，遂为其郡之望。然历年久远，末流益分，其世系虽或有传，殆难保其无谬也。

今吾泰和罗氏，凡十余族，其称或著或不著，虽其著者，亦各自为谱，而莫能相通。

盖亦有无谱者，然以事理考之，疑皆豫章之支流，而妘子之苗裔也。其谱之有无，称之著不著，要之系乎其人。

若书院之罗，则其著称也久矣。

盖其初祖洞晦，五代时，由邑之中团里来居，迄公五百余年，昭穆相承二十余世，其人之众，殆数千指。往往惇朴质直，力本而知学。虽富不骄，所与婚媾交游，多时之名宗宦族。

兹其所以著称于吾邑也。其族有谱，作于洞晦五世孙弘后。尝累累增修，入国朝又百余年，而谱益大备。则处士（训森注：有文化但未出仕任官职的知识分子，古称：处士）尔辅君及其子仁初，诸孙淑钦辈之力也。

处士盖惓惓以谱牒为重，尝求内翰东里杨公、永丰曾公二、三名贤序之，以授仁初，仁初志欲锓梓，以颁示族人，未果而卒。

淑钦其中子也，乃言于族人曰：予小子其敢不勉。族人皆喜，赞使必成。以予同宗，遂来求为之序。

呜呼！吾宗之族书院也，可不谓有人矣乎。事实不可以伪为，名称不可以幸得。有如尔辅君祖孙三世，皆卓立不群，用能协心以成兹谱，诸父兄弟又皆有以相之，此其忠厚雍睦之风，可想见已。熏蒸浸灌，殆非一朝一夕之故，固宜其族愈蕃，而其称弥著也哉。

余又闻尔辅君尝置祭田、学田及役田，皆所以为维持宗族子孙久远之计，后之人尚克谨承其志，惇孝友，服诗书，益图其远且大者，用以光大其族。则兹谱之传，虽百世未有已也。

余辞不腆，然于序宗家之谱，安得不深致其意哉。

训森谨按：

钦顺公乃第二位从祀孔庙的罗氏哲学思想家，在《整庵存稿》中，仅留下数篇有关罗氏历史的文章，但足以指导《中华罗氏通谱》之编纂。

开宗名义，准确叙述罗氏源流，并对当时“豫章世系”予以评论：其世系虽或有传，殆难保其无谬也。值得各地罗氏修谱者深思：世系中恐有许多与史实不符的谬误，有能力订正者，罗氏之幸，万不可以讹传讹，造成子孙后代困惑。

罗尔辅、罗仁初，罗淑钦，又是一段“祖孙三代修谱”的佳话。江西泰和书院罗氏之所以成为罗氏重要支系之一，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文化传承。

作为哲学家，他说：其谱之有无，称之著不著，要之系乎其人。即：每个支系的声誉，要靠人来维持，没有人才，如何光宗耀祖？

来源：2007年版《中华罗氏通谱》    录入：罗训森    2014.10.2

罗钦顺——论学书信

与王阳明书庚辰夏

昨拜书，后一日始获奉领所惠大学古本、朱于晚年定论二编。珍感！珍感！

某无似，往在南邢，尝蒙诲益。第苦多病，怯于话言，未克倾吐所怀，以求归于一是，恒用为歉。去年夏，士友有以《传习录》见示者。亟读一过，则凡向日所闻，往往具在，而他所未闻者尚多。乃今又获并诚二书，何其幸也！颇惟不敏，再三寻绎，终未能得其旨归，而向日有疑，尝以面请而未决者，复菠集面不可解。深惟执事所以惠教之意，将不徒然。辄敢一二条陈，仰烦开示。率尔之罪，度弘度之能容也。

切详大学古本之役，盖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圣人之意，殆不其然。于是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直以支离目之，曾无所用。夫当仁不让，可谓勇矣。窃惟圣门设教，文行兼资。博学于文，厥有明训。颜渊称夫子之善诱，亦曰“博我以文”。文果内耶？外耶？是固无难辨者。凡程朱之所为说，有戾于此者乎?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顾经既有此文，理当尊信，又不容不有以处之，则从而为之训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其为训如此，要使之内而不外，以会归一卢。亦尝就以此调推之，如曰：“意用于水亲，即事亲之事而格之，正其事亲之事之不正者，以归于正，而必尽夫矢理。”盖犹来及知字，已见其缴绕迂曲而难明矣。容如所训，兹惟大学之始，苟能即本郎物，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而皆尽夫天理，则心亦既正矣，意亦既诚矣。继此，诚意、正心之目，无乃重复堆垒而无用乎?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凡吾之有此身，与夫万物之为万物，孰非出于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观，物固物也，以理观之，我亦物也，浑然一致而已，夫何分于内外乎？所贵乎格物者，正欲即其分之殊夕而有见乎理之一，无彼无此，无欠无余，而实有所统会。夫然后谓之知至，亦即所谓知止，而大本于是乎可立，逮道于是乎可行，白诚正以至于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贯之而无遗矣。然学者之资禀不齐，工夫不等，其能格与否，或浅或深，或迟或速，讵容以一言尽哉？

惟是圣门大学之教，其道则无以易，此学者所当由之以入，不可诬也。外此戒夸多而斗靡，则溺于外而遗其内；或厌繁而喜径，则局于内而近其外。溺于外而近其内，并学是已；局于内而遗其外，禅学是已。凡为禅学之至者，必自以为明心见性，然于天人物我，未有不二之者，是可谓之有真见乎？使其见之果真，则极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一毛一发皆吾体也，又安肯叛君父，捐妻子，以白陷于禽徽之城哉？今欲援俗学之溺，而未有以深杜禅学之萌，使夫有志于学圣贤者，将或昧于所从，恐不可不过为之虑也。

又详朱子定论之编，盖以其中岁以前所见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于其论举书之数十卷之内，摘此三十余条，其意皆主于向里者，以为得于既悟之余，而断其为定论。斯其所择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谓晚年者，断以何年为定?羸躯病暑，未暇详考，偶考得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时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尔后二年丁酉，而论孟集注或问始成。今有取于答何书者四通，以为晚年定论。至于集注或问，则以为中年未定之说。窃恐考之欠详，而立谕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黄地卿一书，监本止云此是向来差误，别无定本二字。今所编刻，增此二字，当别有据。而序中又变定字为旧字，却未详本字同所指否？朱子有答吕东莱一书，尝及定本之说，然非指集注或问也。凡此，愚皆不能无疑，顾犹未足深论。

窃以执事天资绝出，而日新不已，向来恍若有悟之后，自以为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又以为精明的确，洞然无复可疑，某固信其非虚语也。然又以为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牾，揆之于理，容有是耶？他说姑未敢请，尝读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与张南轩答问书。内第四书，亦自以为其于实体似益精明，因复取凡圣贤之书，以及近世诸老先生之遗语，读而验之，则又无一不合。盖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见洒落处。与执事之所以自序者，无一语不相似也。书中发其所见，不为不明。而卷末一书，提纲振领，尤为详尽。窃以为千圣相传之心学，殆无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独不为执事所取，无亦偶然也耶？若以此二书为然，则论孟集注、学庸章句、或问不容别有一般道理，虽或其间小有出入，自不妨随处明辨也。如其以为未合，则是执事精明之见，决与朱子异矣。凡此三十余条者，不过姑取之以证成高论，而所谓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厘之不同者，为祟于其间，以成牴梧之大隙哉！恐不可不详推其所以然也。

又执事于朱子之后，特推草庐吴氏，以为见之尤真，而取其一说，以附于三十余条之后。窃以草庐晚年所见端的与否，良未易知。盖吾儒昭昭之云，释氏亦每言之，毫厘之差，正在于此。即草庐所见果有合于吾之所谓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间，钻研文义之效，殆所谓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者也？盖虽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纯粹，又早获亲炙于濂溪，以发其吟风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但其所禀，邻于生知，闻一以知十，与他人极力于钻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钻研文义为非，而以堕此科臼为悔？夫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鱼兔之获，而反追咎筌蹄以为多事，其可乎哉！然世之徒事钻研，而不知反说约者，则不可不深有儆于斯言也。抑草庐既有见夫所谓昭昭者，又以不使有须臾之间断，为庶几乎尊之之道，其亦然矣。而下文乃云：“于此有未能，则间于人，学于己，而必欲其至。”夫其须臾之间间断与否，岂他人之所能与?且既知所以尊之之道在此，一有间断则继续之而已，又安得以为未能，而别有所谓学哉?是则见道固难，而体道尤难。道诚未易明，而学诚不可不讲，恐未可安于所见，而遂以为极则也。

某非知道者，然黾勉以求之，亦有年矣。骎寻衰晚，茫无所得，乃欲典一代之英渝学，多见其不知量也。虽然，执事平日相与之意，良不薄矣，虽则驽钝，心诚感慕而乐求教焉。一得之愚，用悉陈之而不敢隐。其他节目，所欲言者颇多，笔砚久疏，收拾不上。然其大要亦略可观矣。伏惟经略之暇，试一觏焉，避赐二言，以决其可否。幸甚！